媒体报导

港大经管学院助理教授党矗（Ivy Dang）早前针对网恋平台的偏好差异进行研究，发现执着于“梦中情人”的理想条件，可能让用户错失真正合适的伴侣。她也指出，过多的个人信息并不一定有助于配对成功，反而可能导致用户过早筛选潜在对象，降低配对机会。

踏入2025年，中国人工智能（AI）领域取得标志性突破。 深度求索（DeepSeek）推出的R1模型，以557万美元的超低训练成本（仅为GPT-4的5%）媲美美国OpenAI o1模型的性能表现。

初创企业往往是创新、就业和经济增长的驱动力。随着香港正重新思考其创新及科技发展策略，我们需要从一个注重质量的企业层面微观经济角度来构建香港初创企业生态圈的发展路径。在第五章中，Alberto Moel教授探讨了生态圈结构与初创企业生命周期的关系，发现初创生态圈在中途的「存亡谷」阶段最为薄弱，这也是初创企业最需要支持的阶段。由于在香港，科技创业仍然知之甚少，研究亦往往与业界需求脱节，以致难以衍生出成熟的产品和市场。此外，本地商学院与早期研发工作之间缺乏互动和融合，现有的加速器和孵化器计划亦未能提供有利于长期增长的工具。

随着科技和网络发展，拼车服务势必向自动化及智能化方向迈进。笔者透过研究不同定价模式和匹配机制，为网约车平台建议提升拼车盈利的策略。

2024–2025年度首8个月的赤字为1,432亿元（已包括发行债券收入）；罗兵咸永道估算全年赤字为948亿元，而财政储备将下降至6,398亿元，相当于约10个月政府开支，属有记录以来最低水平，最高峰曾达28个月水平。若公共财政继续入不敷支，并无措施出台扭转趋势，估算未来4年赤字亦将居高不下。政府必须尽快全面检讨支出，同时在管理财政及其对公众的影响之间小心取得平衡。

除了退休，香港市民另一个持续关注的问题是城市的住房负担能力。自2010年以来，香港已连续14年被评为全球住房最难以负担的市场。在第四章中，何汉梁先生、洪雨林先生和王柏林教授通过分解人口、价格和建筑数据，来衡量香港住房负担能力危机的分配效应。研究显示，2006年至2016年间，大型公共房屋使大量本地家庭免遭私楼住房支出急升影响。然而，随着私楼住房支出上升，公共房屋错配问题频生，私楼租户的人口显著增加。面积较小私楼单位的楼价和租金则不成比例地增加，造成这类单位价格飙升，年轻租户承担了不成比例的重担，逐渐缺乏在香港住房阶梯向上流动的能力。持续缺乏可负担住房正阻碍香港吸引境外人才和投资，对本港经济极为不利。

随着中国于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香港的转口港地位逐渐减弱，尤其是在中药材的进出口方面。邓希炜教授指出，内地港口快速发展，令香港在这一行业的依赖性降低。他提到，内地的生产力不断提高，运输成本也持续下降。例如，香港处理一个货柜的成本约为2,000美元，需停留三到五天，而在深圳或上海，成本可以减半甚至更多。随着港口自动化和数位转型，香港面临的不仅是内地的竞争，还有来自亚洲其他港口的挑战。 邓教授强调，过去依赖转口贸易的行业必须寻找新的出路。他表示，「2000年左右，每一元来到香港再转口，我们可以赚取大概五毫；今时今日一元来香港再转口，大概只剩下两毫。」反映竞争加剧和成本压力增加，导致利润逐渐降低。他指出，这不仅影响中药材的出口，整体上出口都有类似情况，显示出香港在全球贸易格局中所面临的挑战。

强积金是香港的强制性公积金计划，旨在为居民提供基本的退休保障。在过去25年里，强积金对香港普惠金融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成功鼓励了家庭参与证券市场。然而，其年化回报率偏低的问题一直备受批评。随着积金易平台即将推出，不同强积金计划将可以整合到统一数码制度中，这正好提供一个有利的契机，以对香港的主要退休储蓄制度作出重大改进。 关颖伦教授、Thomas Maurer教授及太明珠教授分析了导致强积金表现欠佳的三个主要原因：资产配置过于保守，限制了收益潜力；部分强积金产品质量不高，管理或投资策略存在缺陷；以及高昂的费用，直接侵蚀了投资者的回报。针对这些问题，他们向政府提出了以下建议：首先，政府可以修订预设投资策略以进一步降低费率，同时积金局亦可以邀请收费较低的新服务供应商进入市场。其次，政府应积极监察资产配置，透过采取规定性措施、推广理财教育及筛选强积金资讯，协助市场参与者了解强积金复杂的投资产品空间。第三，政府可以开拓强积金的产品空间，引入更多元化的投资选择。最后，积金局应提高数据透明度，并善用其数据资源进行分析。

本港强积金（MPF）回报备受打工仔关注，港大经管学院金融学副教授太明珠表示，MPF存在「高收费、低回报」问题，现时香港MPF体系为自由市场，若港府能够更积极参与，或有助成员获得更佳的投资回报，此亦是新加坡等地的做法。 存在高收费低回报问题 学院提出两种可考虑的方案供社会讨论，一是由政府自行提供非牟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