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港大经管学院

从新闻媒体到社交平台，从科技达人到在校学生，铺天盖地的话题都聚焦于ChatGPT。激动之余，大家不禁开始担忧，机器都能聊天了，还要人来做什么？ ChatGPT可以编写程式，科技部门是不是要解散？ ChatGPT可以写文章，作家、编辑会否饭碗不保？ ChatGPT看来无所不晓，那么孩子还须上学么？

求知若渴的范亭亭博士立志以大数据和数理模型探索和解释消费者的行为。在2021年12月，范博士加入我们学院任职市场学高级讲师。

Accessibility of Electric Vehicle (EV) charging stations is an important factor for adoption of EV, which is an effective green technology for reducing carbon emissions. Recognizing this, many governments are contemplating ideas for achieving EV adoption targets, such as constructing extra EV charging stations directly or offering subsidies to entice automakers to construct more EV charging stations. To achieve these targets, governments need to coordinate with automakers to ensure that the total number of charging stations is planned optimally. We study this coordination problem by considering the interactions among the government, automakers, and consumers, our equilibrium analysis yields three major results. First, both the government and the automaker should build extra EV charging stations when their construction costs are independent. Simultaneously, the government should offer a per-station subsidy to the automaker only when the adoption target and the construction cost are both high. However, when the construction costs are dependent, the government should delegate the construction to the automaker by offering a per-station subsidy. Second, when the government considers consumer purchase subsidy as an extra lever, we find that the purchase subsidy for consumers is more cost-effective than offering a per-station subsidy to the automaker. Third, the structure of the optimal government policy remains the same regardless of whether the government's goal is to improve EV adoption or consumer welfare. Our results can serve as guidelines for governments when contemplating coordination with automaker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EV charging stations to improve EV adoption as well as consumer welfare further.

中国在不同县市实施的最低工资政策有所不同。此研究透过使用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工业普查数据，探讨最低工资政策如何影响资本投资。利用最低工资政策在县市边界的不连续性，我们发现最低工资政策会增加资本投资。企业的劳动密集度越高，技术提升空间越大，以及企业无法将劳动成本转嫁予消费者时，其对于最低工资政策所作出的投资反应越大。研究中一项基于县市管辖权变化的自然实验进一步确定了最低工资与资本投资的因果关系。

目前的研究大多专注于企业行政人员的职业相关资历。然而，他们的工余活动其实也能带来启示。以首席执行官驾驶私人飞机这项高风险嗜好作为新的考量因素，此研究借银行贷款合同的情况探讨信贷利益相关者就首席执行官的高风险嗜好对企业评价的影响。研究利用于1993年至2010年，就多个行业的美国大型上市机构首席执行官所获得的数据，发现以驾驶私人飞机为嗜好的首席执行官所领导的企业在申请银行贷款时，无论是要取得担保、订立更多契约，还是获得银团贷款，往往都会产生更高的贷款成本。这主要是因为银行认为此等企业的违约风险较高，而首席执行官在企业扮演越重要的角色，及/或他在决策方面有更大的控制权时，情况尤甚。配合实地采访和实验，我们的研究结果对于使用不同设计的内生变量检查（如Heckman 两阶段模型、倾向性评分匹配法、双重差分模型，以及干扰变量的影响阈值等）的稳健性相当重要。

透过被动方式管理的指数基金现时持有美国近三成的股权基金资产，这股趋势令人联想到其对企业的管治和监察所带来的影响。我们最新的研究发现，与主动型基金相比，指数基金在监察上较为逊色：(1) 他们普遍不会否决企业管理层所提出具争议性的政策；(2) 缺乏证据证明他们会主动地公开或私下与企业管理层协调互动；(3) 他们对其投资组合内公司的董事独立性和薪酬绩效敏感性贡献较少。总而言之，指数基金的崛起降低了受益所有人与企业管理层之间的利益一致性，并把企业的控制权由投资者手中转移到企业管理层。

自从国安法通过以来，香港特区进入了一国两制2.0阶段，香港人有需要进一步认识国情，现在中国实施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追本溯源，究竟社会主义如何来到中国？

已故港英政府财政司郭伯伟所倡议的不干预政策（non-interventionism），自上世纪六十年代起，一直被奉为香港经济政策的核心价值，至今已逾半个世纪。他任内曾反对为莘莘学子提供免费教育，更反对政府对经济作详细统计及研究，以免政府基于数据而对经济作出干预！这种今天看来显得极端的自由放任（laissez-faire）方针，却因七十年代香港经济的蓬勃发展，广被视为最适用于香港这个开放型小经济体。

拜登上台后，白宫摒除了特朗普时期夸夸其谈、不干实事的作风，各种政策重上轨道，特别是应付新冠肺炎和处理肺炎带来的经济后遗症，都显得积极进取。也许由于压制疫情和提振经济是当务之急，其他政策都要让路。以外交政策为例，拜登在上任约两个星期后才在国务院作简单的阐释，但其中有关外贸方面着墨不多。不过，我们仍可以从拜登在竞选时对有关问题的论述、和他上台后执行的政策，了解他的政府怎样处理美国的外贸问题。

新冠肺炎虽然对全球经济造成一定的打击，但人类的创新精神却从来没有因疫情而减退。 11月14日，港大经管学院院长蔡洪滨教授及其博士毕业论文导师兼202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史丹福大学米尔格龙教授（Paul Robert Milgrom）同获邀出席第十一届财新峰会「重建全球信任」，讨论有关拍卖理论的发展及市场设计研究的未来。米尔格龙教授开场便向大家简述由他的研究团队开发、获得诺贝尔奖委员会青睐的全新拍卖模式。该模式为整个美国电视行业带来全面革新，展示米尔格龙教授在理论应用层面上的卓越成就。

港大经管学院副教授贾轼博士及其研究团队发明了一个算术模型，利用手提电话的使用数据准确追踪及预测新冠肺炎的传播，以及了解民众对疫情的反应。

以时间为单位量度客户的耐性并计算危机率，已成为运营管理中重要的一环。这项技术能帮助企业优化客户服务中心的运作，如人手分配及编更事宜等等。当客户申请服务时，他们的耐性将会随时间推移产生改变。现行的数据收集系统有时候无法观察到客户服务中心提供服务的确切时间，故此我们开发了一个TunT（Transform-unTransform）的估计程式，把这个复杂的难题简化为回归分析的问题。我们为客户服务中心不同的服务时间进行分类，并使用均值匹配转换，对相关的数据进行转换，从而使我们能简单地表现出异方差－变异数函数。然后我们把非参数回归分析的技术应用在转换后的数据上。最后，我们会对估计出来的回归函数进行转换，计算出原始危机率。在我们的模拟计算中，我们利用客户服务中心的数据（实验组）与医疗保险计划中的数据（控制组）进行对比。研究证明，与现行方法相比，我们的模型能得出更准确的危机估计值，帮助企业优化人手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