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生成式人工智能（AI）迅速普及，正在同时改变诈骗犯罪的手法与防骗工作的模式。骗徒如今能以更低成本、更快速度制作极为逼真的虚假内容，假冒亲友上司、投资专家甚至政府机构，诱使目标对象转帐、披露敏感资料或批准高风险交易。

过往建立于声音、影像或单一身份验证基础的信任机制，正备受前所未有的挑战。作为高度数码化及国际化的金融中心，香港亦难以避免AI诈骗风险急升所造成的冲击。

根据香港警务处公布的2024年罪案数字，诈骗案涉及金额约92亿元，为数44,480宗，占整体罪案约47%，其中约62%属网上诈骗。近年诈骗案持续高企，是推高全港罪案数字的主因。同年亦录得接近34万宗科技罪案。显而易见，AI驱动的网络攻击及诈骗活动将成为未来的重要风险来源。

生成式AI能快速制作图文、影音，以及自动化互动内容，其中语音模仿（voice cloning）技术能仿造特定人士的声音，而深度伪造（deepfake）则可合成人物的面部表情、声线，结合起来，就能冒充名人或目标对象的亲友。部分深伪软件甚至在地下市场低价贩售，诈骗活动的规模效应也因此扩大。

2024年初，香港发生一宗涉款约2亿元的深伪视像会议诈骗案，引起国际广泛关注。据报，一名财务职员先收到看似公司财务总监的电邮，其后被邀参与网上会议，其中多名与公司高层及同事外貌极为相似的人士出席，令该名员工误信指示属真实授权，最终完成巨额转帐。

该事件充分反映，在深伪技术的冲击下，“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已不再足以作为身份认证的可靠依据。有关损失并不因企业系统遭黑客入侵，而是骗徒利用深伪技术加强传统社交工程攻击，成功突破目标对象的信任防线。

事实上，骗徒不难从社交媒体短片或公开活动录像取得声音样本，透过AI生成几可乱真的声音内容。有家长就曾接到模仿子女声音的求助电话，对方借口遭遇意外而要求立即汇款，家人在情绪波动下往往来不及查证真伪，只好照办。

踏入AI时代，诈骗已逐步渗透至投资决策、企业管理及金融活动等关键领域。新一代高危诈骗场景更包括电子商务和求职平台。在电子商务方面，不法之徒利用生成式AI快速建立仿冒网站、利用社交媒体广告吸引流量，消费者误以为可信，在付款后才发现货不对办，其信用卡资料甚至被盗用。至于求职方面，骗徒会假扮知名企业招聘，使用AI模拟初步面试，进一步要求应征者预缴培训费用，或提供银行帐户以作所谓“薪资测试”。

随着转数快等即时支付工具日益普及，资金转移速度大幅提升之馀，亦收窄了金融机构识别和拦截可疑交易的时间窗口。近年拟真度高的合成身份诈骗手法，导致传统身份验证机制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Deloitte金融服务研究中心预测，在生成式AI推动下，美国因欺诈活动造成的损失可能由2023年的123亿美元，上升至2027年的400亿美元。

除了直接财务损失外，支付欺诈亦带来调查成本、客户补偿责任、监管压力及品牌声誉受损等连锁影响。对商户而言，大量伪冒交易、退单与身份盗用事件更可能削弱消费者对数码支付系统的信心。因此，金融机构必须在提高支付效率与确保交易安全之间谋求平衡。

有鉴于生成式AI日益被应用于诈骗活动的自动化、精准化和跨境扩散，金融业亦致力引入AI技术以升级其防诈能力，例如分析大量交易数据、登入纪录、地理位置及用户行为模式，从中识别异常活动。当有关资料与用户日常习惯明显不符，系统能即时提高风险评级，要求额外验证或暂停交易。

2025年，Mastercard与《金融时报》旗下Longitude的全球调查，将防诈表现较佳的机构归类为“领先群组”（leaders），约占受访样本的17%。这类机构在即时交易监测、跨渠道诈骗侦测、预测模型等范畴持续取得投资回报。

不可不察的是，要AI模型发挥防骗功能，必须依赖数据品质、持续监察及完善治理机制。机构亦需确保个人资料保障、保留人工复核渠道，以及实施有效的申诉和补救机制。

由AI驱动的诈骗活动层出不穷，单靠科技不足以保障安全。当深度伪造、语音模仿、资料分析与社交工程手法互相结合，诈骗已由简单的资讯欺骗演变为精准操控人类情绪与决策的系统性风险。因此，应对之策不能只依赖个人警觉，而必须为涵盖科技、制度、教育与跨机构合作的综合工程。

从市民角度出发，凡涉及金钱转移、个人资料、登入凭证或机密文件的要求，即使来自熟悉声音或逼真影像，也应透过其他可信渠道加以核实。“先查证、后行动”的习惯，无疑是不可或缺的数码生存技能。

对企业而言，则必须把付款审批、多重身份验证及员工培训制度化，避免单靠个别员工的经验与警觉管理风险。平台营运商应加强侦测及移除伪冒帐户、诈骗广告和AI生成内容，而金融机构则须持续整合帐户安全、身份验证、交易监控与客户教育。

最后，政府、教育机构及社区组织应积极推动数码素养教育，协助长者、学生、求职者及中小企了解AI诈骗的运作模式和常见警号。

归根究柢，应用AI进行诈骗的症结，在于信任机制失灵。过去人们习惯透过声音、影像、文件及身份标志判断真伪，但当这些讯号都可透过低成本方式复制和生成，传统上“耳闻目睹才算真”的验证模式便不再可靠。未来防诈工作必须聚焦于建构新型信任框架。唯有制度化验证、多层防护和持续教育，才能全面筑起保卫数码信任与金融安全的保护屏障。

谢国生教授
港大经管学院金融学教学副教授、新界乡议局当然执行委员

何敏淙先生
香港大学附属学院经济及商学学部助理学部主任、香港大学附属学院讲师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六年八月二十六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