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你把喝剩的半支蒸馏水倒掉，然后把胶樽连盖带标签投进街角的啡色桶。对你而言，这支胶樽的故事到此为止；但它有颇大机会并不会通往回收再造之路，而是被送到堆填区。

故事从 2024 年的两组数字说起。一方面，香港废塑胶弃置量由 2023年每日 2,120 公吨下降至 1,885 公吨，跌幅 11.1%【注1】。《2023年产品环保责任（修订）条例》下，首阶段管制即弃胶产品于 2024 年实施，加上优化塑胶购物袋收费计划等“走塑”措施，正在发生作用。另一方面，塑胶的循环再造量同期由 128,200 公吨大幅下跌至 101,500 公吨，跌幅超过两成，大约等于 1,800 架双层巴士的重量。

源头丢弃少了，但收回来再造的更少。减塑已取得进展，为何回收却退步？

不妨沿着回收链3个环节，逐一排查。

首先是出口。环境保护署在解释跌幅时引述了《巴塞尔公约》修正案下全球进口管制趋严的背景。但过去几年香港塑胶回收几乎从不依赖外运，立法会研究指本港“几近所有回收塑胶均在本港处理”【注2】，2024 年塑料出口量仅约 1 万公吨【注3】，远不足以解释这 26,700 公吨跌幅。

其次是本地处理。目前本港唯一的准食品级胶樽回收设施，能将废樽转化成再生聚酯（rPET ），每月最高处理量约1200 公吨，理论上足以消化全港约一半的饮品胶樽销售量。但自2022年投产以来，该厂的回收量不足，2025年只占处理能力的4成。由此可见，瓶颈不在能否处理，而在实际回收量。

排除了这两个因素，跌幅显然就在最前端。胶樽要么根本没被市民投入回收箱，要么在投入之后，却因污染过重而被当垃圾处理。前者关乎“量”，后者涉及“质”；两者都指向同一问题——市民如何处理废胶樽，以及生产商如何设计产品。

1990 年代末，政府推出蓝、黄、啡三色回收桶，让市民建立了分类概念，可惜始终未触及污染一环。一旦胶樽混入食物残渣、纸巾或残留液体，纯度下降，后续每一步骤的成本便逐级上升。当整桶物料污染过重，前线承办商在成本效益权衡下，只能当作垃圾处理。本港回收再造设施产能过剩的原因之一正在于此——即使收到废胶樽，也往往因污染而无法达到准食品级标准。

至于产品设计方面，一支胶樽能否“重生”，其实被装瓶那刻已写好一大半。无色透明 PET 最为理想，杂色樽身、聚氯乙烯（PVC）标签、整樽包覆的长标签，都会大幅削弱再造价值。日本长期透过行业自律，达至胶樽以无色透明 PET 为主流。2022 年实施的《塑胶资源循环促进法》更把生命周期纳入综合管理；市民回收时主动除去标签与樽盖，使后端进料纯度极高。

反观香港，由于缺乏监管与行业标准，生产商侧重货架上的视觉吸引力，毋须为产品善后承担任何经济责任。樽身用色繁杂、标签形制不一，不少从源头便已注定无法再生。这实际上是把生产端成本，变相转嫁给整体社会与后端回收系统。

显而易见，两端都缺乏价格讯号。生产商设计在包装过程中，并未考虑回收成本；市民丢掉胶樽时，容器洁净与否、是否归还回收点，也无关自身钱包。要让分散的个人决策重新与环境目标接轨，可在供给方与需求方同时提供讯号。

供给方有两个工具。一、《生产者责任计划》的收费可分档釐定，难以回收的设计收费较高，无色透明、单一材质、易撕标签者则予以减免。可参考欧盟《包装及包装废物法规》（Packaging and Packaging Waste Regulation 2025/40）与英国《塑胶包装税》（Plastic Packaging Tax）对“可回收性等级”的做法。二、在消费层面配以按金退还，为归还与否标价，使交回胶樽不再只是环保善举，而成为一项经济诱因。德国对特定饮料塑胶瓶实施每樽 0.25 欧元（约港币两元）的按金制度，已足以将这类瓶子回收率推高至九成以上。香港不必照搬，但即使以每樽 0.5 至 1 港元起步，相信已足以改变市民的回收行为。

不可不察的是，若无人购买 rPET，本地再造设施仍会吃不饱。原因在于 rPET 成本通常高于原生 PET（virgin PET），后者的环境界外效应（environmental externality）未被定价。需求方因此必须强化，在《生产者责任计划》中加入“强制再生含量递增表”，例如 2027 年起，本地售卖的饮品胶樽须含至少 15% 本地 rPET，至2030 年则提升至 30%。现时部分本地饮品品牌已采用百分之百本地再造 rPET 制樽，证明技术上可达标；缺的只是让这个选择从少数品牌的自愿行动，变成整个行业的规定动作。

三项工具合起来，便构成一个完整的闭环。差别征费把成本压回设计端，按金退还把成本聚焦于回收点，强制再生含量则令市场关注 rPET 。当3道讯号同时到位，就有足够诱因令生产商改良设计、市民把胶樽洁净归还，回收商因而获得充足的洁净物料，加以再造出售。

2024 年塑胶回收量下滑，并非源于外围出口管制，也非本地处理能力不足，而是回收链前端的供应与质素双双失守，以及后端市场仍未为再生物料留位。当源头减塑开始见效、本地处理设施又长期闲置，夹在中间的这道断裂，正是香港塑胶闭环从量走向质必须补上的一环。将收费因应回收难易程度分级、引入按金退还、规定再生含量标准，可同时发出供给与需求两方所欠缺的价格讯号；但制度设计是否足够精细，将决定讯号能否贯穿由公共回收桶到再生处理线的链条。

在制度尚未落实之前，人人不妨多花几秒钟，倒干残液、取下樽盖、撕去标签。这不会解决所有问题，但它是在这条长长回收链上，每个市民都可尽力参与的唯一环节。而香港塑胶闭环的真正考验，也正始于这两秒的选择——以及制度能否让这两秒，值得被付出。

注1：环境保护署：《香港固体废物监察报告——2024 年的统计数字》，2025 年 12 月。

注2：立法会秘书处资料研究组：《香港废物回收面对的挑战》，2024 年 5 月。

注3：环境保护署：《审核 2025–26 年度开支预算管制人员对立法会议员初步问题的答复》。

鸣谢

本文获业界郑倩薇女士提供行业资料，特此致谢。

何国俊教授
香港大学赛马会基金经济学教授、香港大学赛马会环球企业可持续发展研究所所长

王芑丹女士
香港大学赛马会环球企业可持续发展研究所专职研究员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六年七月八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