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ng Kong’s Institutional Edge in a Fragmented World
在地緣政治的持續衝擊下，近年各國日益重視安全風險，全球經貿格局從一體化自由貿易轉向碎片化。在此變局中，中國經濟展現強大韌性，加速從世界工廠升級為科技強國; 中企出海已成為國際商業趨勢，深度融入各地經濟發展與人民生活之中。這不僅為香港帶來了第三次經濟轉型的窗口，更提供了實現包容性增長的契機。
特區政府目前正編制「五年規劃」，主動告別「小政府、大市場」的傳統思維，積極發揮一國兩制下的制度優勢。香港以粵港澳大灣區及「一帶一路」作為切入點，可望成為連結國家新型工業與全球市場的「超級增值人」。
國際政經格局已由單極轉向多極化結構。從「美國優先」到「新華盛頓共識」，再到特朗普向全球徵稅，美國的保護主義傾向日益顯著。不少企業為應對風險，採取分散生產佈局的「中國+1」策略，以及避免依賴單一消費市場的「美國+1」策略。這種資源再分配的趨勢，顯著促進了東盟等新興經濟體的增長。
與此同時，中國在人工智能、先進製造及新能源等領域，已展現出舉足輕重的影響力。美國的壓制政策不但未能遏制中國崛起為工業強國，反而倒逼其供應鏈透過技術創新與積極出海，穩健邁向高端化及國際化。
在國際合作層面，全球北方繼續主導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傳統國際組織; 而全球南方則積極發展新興組織，例如「金磚+」、上海合作組織，以及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等。
在經貿格局碎片化下，香港憑藉一國兩制基礎，既了解社會主義，亦熟悉資本主義，其服務價值更顯珍貴。作為中國境內的一個特別行政區，香港實行與國際商業範式高度接軌的普通法制度，加上多年來積累的商業聲譽、經貿網絡，以及穩定的營商環境，不難成為備受各方信賴的合作平台。
從國家層面看，近年內地經濟轉向高質量發展，為香港開拓新增長曲線帶來重大機遇。2025年，中國全社會研發經費接近 4 萬億元，穩居世界第二；有效發明專利突破500萬件；根據《專利合作條約》（Patent Cooperation Treaty；簡稱PCT）提出的國際專利申請量連冠6年。與此同時，規模以上高技術製造業、裝備製造業、數字產品製造業及清潔能源發電量均錄得約 9%的高增長。由此可見，以創新、數字、綠色為特徵的「新質生產力」正驅動國內經濟增長。
對此，香港可增添助力。一方面，透過建設國際創科中心，匯集國際高端創新要素，在攻克關鍵核心技術方面提供增值。另一方面，善用金融業優勢，建設區域知識產權貿易中心，服務國家提高知識產權變現能力，並為國家科技和綠色產業募集國際資金。這些舉措均有利於拓展本港高增值服務業的寬度。
當前國家正積極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2025 年，全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突破 50 萬億元，服務性消費支出已佔居民人均消費支出逾 46%。作為全球貨物貿易第一大國，進出口總值約達 45.5 萬億元，與「一帶一路」國家的貿易佔比已過半。中國高技術產品的出口價值更錄得逾 13%的高增長，已佔出口總額近 20%，其中「新三樣」(新能源汽車、鋰電池、光伏) 的出口大增約 27%。
國家「十五五」規劃提出要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和強大國內市場，並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重點工作方針包括促進服務業優質高效發展、大力提振消費、擴大有效投資，以及提升貿易投資合作質量和水平等。香港擁有一國兩制與國際化獨特性，相信其服務業大有可為。一方面，內地消費升級需要國際領先的品質標準對接服務；另一方面，國家不斷增長的進出口貿易，有利於鞏固香港作為國際轉口港的地位。除此之外，人民幣國際化也需要一個便捷、值得信賴的平台。國內綠色商品走向世界是大勢所趨，香港在環境、社會及管治（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簡稱ESG ）認證與綠色金融方面的優勢將會得到充分發揮。
面對環球碎片化經貿格局，香港在「十五五」時期須強化「超級增值人」角色，成為助力國家發展的賦能平台。為此，金融服務的升級是首要切入點。離岸人民幣業務不能僅停留在資金儲備功能，更應滿足實體經濟的投融資需求。透過豐富人民幣產品、將人民幣櫃台納入「港股通」及增發「點心債」等舉措，香港將有效提升離岸人民幣的流動性與收益率，擴大作為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的功能。
在深度融入大灣區產業鏈的過程中，香港可擔任賦能者角色。例如在上游建設國際科研人才高地，聚焦攻克「卡脖子」技術難題；在中游與下游，則憑藉國際化檢測認證服務和經貿網絡，助力中企佈局全球。在配套服務方面，從知識產權保障與商品化、品牌建設、市場營銷到貿易融資等，香港均可為灣區產業鏈增值。大學作為這一進程中的創新引擎，透過為研究人員和學生提供優質的學術環境，孕育具備國際化視野的專才。這些專才在社會中創造產業價值，將基礎研究成果轉化為優質產品，將複雜的國際法規轉化為合規流程，將ESG知識轉化為企業的全球聲譽。
香港之所以能發揮「引資引智」作用，實有賴於其在金融和高等教育等領域的顯著優勢。與國際接軌的金融體系，加上為全球資本提供可預期的投資環境，無疑令香港成為國際資金配置中國優質資產的首選地。而其蜚聲國際的高等教育，則是吸引全球頂尖人才的引力場。本地大學作為知識創新和人才培養的樞紐，能夠在經管、創科、醫療及法律等領域，擔當國際優質資源與國家需求之間的接口，最終可協助提升內地商品及服務的質量。
隨着中國經濟與科技實力與日俱增，中企走向世界雖是大勢所趨，但在全球碎片化時代中，也必然面臨更多挑戰，特別是文化與制度之間的隔閡。一國兩制下的香港，既在法律制度、商業慣例及消費者習慣等各方面與海外市場相似，又與內地關係緊密，足以成為中企出海的理想試點。中企不但可在香港試行商業模式，還可積累跨境運營與合規經驗，為出海增添信心。
近年香港各界在中央政府的鼎力支持下，均積極謀求新發展。筆者相信，香港定能完成區域（由全球北方延伸至全球南方）、功能（由聯繫窗口發展成賦能平台）及產業（由金融拓展至創科與綠色經濟）的三重升級【註】，將時代賦予的發展機遇轉化為實實在在的經濟增長，為廣大市民創造優質的就業機會。
【註】：筆者鄧希煒於《紫荊論壇》2026年3月27日發表《對接「十五五」 善用全球大變局促進香港第三次經濟轉型》一文中，首次提出此一概念。
鄧希煒教授
香港大學協理副校長、港大經管學院副院長、馮國經馮國綸基金經濟學教授
張超藝先生
香港大學香港經濟及商業策略研究所高級研究助理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六年四月二十二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