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制度优势破局全球碎片化时代
在地缘政治的持续冲击下,近年各国日益重视安全风险,全球经贸格局从一体化自由贸易转向碎片化。在此变局中,中国经济展现强大韧性,加速从世界工厂升级为科技强国; 中企出海已成为国际商业趋势,深度融入各地经济发展与人民生活之中。这不仅为香港带来了第三次经济转型的窗口,更提供了实现包容性增长的契机。
特区政府目前正编制“五年规划”,主动告别“小政府、大市场”的传统思维,积极发挥一国两制下的制度优势。香港以粤港澳大湾区及“一带一路”作为切入点,可望成为连结国家新型工业与全球市场的“超级增值人”。
国际政经格局已由单极转向多极化结构。从“美国优先”到“新华盛顿共识”,再到特朗普向全球征税,美国的保护主义倾向日益显著。不少企业为应对风险,采取分散生产布局的“中国+1”策略,以及避免依赖单一消费市场的“美国+1”策略。这种资源再分配的趋势,显著促进了东盟等新兴经济体的增长。
与此同时,中国在人工智能、先进制造及新能源等领域,已展现出举足轻重的影响力。美国的压制政策不但未能遏制中国崛起为工业强国,反而倒逼其供应链透过技术创新与积极出海,稳健迈向高端化及国际化。
在国际合作层面,全球北方继续主导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传统国际组织; 而全球南方则积极发展新兴组织,例如“金砖+”、上海合作组织,以及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
在经贸格局碎片化下,香港凭借一国两制基础,既了解社会主义,亦熟悉资本主义,其服务价值更显珍贵。作为中国境内的一个特别行政区,香港实行与国际商业范式高度接轨的普通法制度,加上多年来积累的商业声誉、经贸网络,以及稳定的营商环境,不难成为备受各方信赖的合作平台。
从国家层面看,近年内地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为香港开拓新增长曲线带来重大机遇。2025年,中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接近 4 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有效发明专利突破500万件;根据《专利合作条约》(Patent Cooperation Treaty;简称PCT)提出的国际专利申请量连冠6年。与此同时,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及清洁能源发电量均录得约 9%的高增长。由此可见,以创新、数字、绿色为特征的“新质生产力”正驱动国内经济增长。
对此,香港可增添助力。一方面,透过建设国际创科中心,汇集国际高端创新要素,在攻克关键核心技术方面提供增值。另一方面,善用金融业优势,建设区域知识产权贸易中心,服务国家提高知识产权变现能力,并为国家科技和绿色产业募集国际资金。这些举措均有利于拓展本港高增值服务业的宽度。
当前国家正积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2025 年,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突破 50 万亿元,服务性消费支出已占居民人均消费支出逾 46%。作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进出口总值约达 45.5 万亿元,与“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占比已过半。中国高技术产品的出口价值更录得逾 13%的高增长,已占出口总额近 20%,其中“新三样”(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 的出口大增约 27%。
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和强大国内市场,并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重点工作方针包括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大力提振消费、扩大有效投资,以及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等。香港拥有一国两制与国际化独特性,相信其服务业大有可为。一方面,内地消费升级需要国际领先的品质标准对接服务;另一方面,国家不断增长的进出口贸易,有利于巩固香港作为国际转口港的地位。除此之外,人民币国际化也需要一个便捷、值得信赖的平台。国内绿色商品走向世界是大势所趋,香港在环境、社会及管治(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简称ESG )认证与绿色金融方面的优势将会得到充分发挥。
面对环球碎片化经贸格局,香港在“十五五”时期须强化“超级增值人”角色,成为助力国家发展的赋能平台。为此,金融服务的升级是首要切入点。离岸人民币业务不能仅停留在资金储备功能,更应满足实体经济的投融资需求。透过丰富人民币产品、将人民币柜台纳入“港股通”及增发“点心债”等举措,香港将有效提升离岸人民币的流动性与收益率,扩大作为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的功能。
在深度融入大湾区产业链的过程中,香港可担任赋能者角色。例如在上游建设国际科研人才高地,聚焦攻克“卡脖子”技术难题;在中游与下游,则凭借国际化检测认证服务和经贸网络,助力中企布局全球。在配套服务方面,从知识产权保障与商品化、品牌建设、市场营销到贸易融资等,香港均可为湾区产业链增值。大学作为这一进程中的创新引擎,透过为研究人员和学生提供优质的学术环境,孕育具备国际化视野的专才。这些专才在社会中创造产业价值,将基础研究成果转化为优质产品,将复杂的国际法规转化为合规流程,将ESG知识转化为企业的全球声誉。
香港之所以能发挥“引资引智”作用,实有赖于其在金融和高等教育等领域的显著优势。与国际接轨的金融体系,加上为全球资本提供可预期的投资环境,无疑令香港成为国际资金配置中国优质资产的首选地。而其蜚声国际的高等教育,则是吸引全球顶尖人才的引力场。本地大学作为知识创新和人才培养的枢纽,能够在经管、创科、医疗及法律等领域,担当国际优质资源与国家需求之间的接口,最终可协助提升内地商品及服务的质量。
随着中国经济与科技实力与日俱增,中企走向世界虽是大势所趋,但在全球碎片化时代中,也必然面临更多挑战,特别是文化与制度之间的隔阂。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既在法律制度、商业惯例及消费者习惯等各方面与海外市场相似,又与内地关系紧密,足以成为中企出海的理想试点。中企不但可在香港试行商业模式,还可积累跨境运营与合规经验,为出海增添信心。
近年香港各界在中央政府的鼎力支持下,均积极谋求新发展。笔者相信,香港定能完成区域(由全球北方延伸至全球南方)、功能(由联系窗口发展成赋能平台)及产业(由金融拓展至创科与绿色经济)的三重升级【注】,将时代赋予的发展机遇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增长,为广大市民创造优质的就业机会。
【注】:笔者邓希炜于《紫荆论坛》2026年3月27日发表《对接“十五五” 善用全球大变局促进香港第三次经济转型》一文中,首次提出此一概念。
邓希炜教授
香港大学协理副校长、港大经管学院副院长、冯国经冯国纶基金经济学教授
张超艺先生
香港大学香港经济及商业策略研究所高级研究助理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六年四月二十二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