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等關稅一周年  製造仍弱貿赤升

特朗普對全球發起的對等關稅戰，到明天便整整一年。去年的4月2日，他在白宮玫瑰園意氣風發地宣佈當天是美國的「解放日」，說多年來其他國家通過貿易掠奪美國，當天是美國以對等關稅(reciprocal tariffs)來還擊的時候。所謂對等，並非指相同稅率，而是「你不仁、我不義」的意思。他還計算好對每個經濟體徵收的稅率，包括接近南極洲無人居住的赫德及麥當勞群島。隨後的大半年，國際經濟的焦點都集中在美國和其他經濟體、特別是中國、的關稅談判。

特朗普對關稅的功能深信不疑，認為是對外國的「必殺技」。在他看來，對等關稅是他任内經濟和外交政策的主要基石。他除了在社交媒體上侃侃而談外，還罕有地在本年1月30日在《華爾街日報》發表評論，題為《我的關稅讓美國重回正軌》(“My tariffs have brought America back”) 【註1】。這似乎是他在總統任內在紙媒發表意見的唯一一次。雖然內容是慣性的自吹自擂，經不起事實查證，但也反映出對等關稅在他心中的重要性。畢竟，上一次如此大動作的關稅政策，要追溯到1930年美國的《斯姆特-霍利關稅法案》(Smoot-Hawley Tariff Act)。當時胡佛總統對進口的二萬種商品提高關稅，引起外國的以牙還牙，互相廝殺後全球貿易額在數年內迅速縮減三分之二，加深了經濟大蕭條的困境。既然有前車之鑑，為何還要推行對等關稅?下面是較多被提及的幾個動機。

首先是上面提到的消除貿易逆差。美國的逆差在2025年為0.91萬億美元，和2024年的 0.90萬億比較，看不出對等關稅實施了8個月的作用。但這數字包括商品貿易和服務貿易。美國多年來在服務貿易方面都有順差，特朗普當然不認爲這是美國掠奪外國的結果。由於關稅不施用於服務貿易，若只看商品貿易，美國的逆差由2024年的1.20萬億增加至2025年的1.23萬億美元，不跌反升。其中或有眾多企業在解放日前大量進口增加庫存的結果，但即使如此，大幅度針對各經濟體的關稅，並不能取消美國的商品貿易逆差。從宏觀的角度看，貿易逆差歸根究底是全國消費過高的結果，包括政府、企業和家庭消費，也包括對本國和外國產品的消費。關稅對這些消費總值的影響不大，特別是美國政府的開支。美國聯邦政府在1976至2025的50年中，平均開支是GDP的21.2%，去年增加至23.1%，而今年的估計是23.3%，十年後2036年的估計更達到24.4%。特朗普2.0開始時還有找馬斯克負責「政府效率部」(DOGE)削減政府開支，但該部門約大半年後便無聲消失。

另一個政策目的是重振美國製造業。美國製造業的萎縮，如造船業的式微，或會影響到國家安全。然而，關稅並非解決問題的良方。首先是美國製造業相當依賴進口的半工業製成品，平均約產值的 30%，一些行業如製藥業更高於50%。關稅增加了美國生產商進口這些半工業產品的價格，推高生產成本。關稅原意是保護本國工業，結果是損人害己。美國半工業產品的最大進口來源是中國，稍高於20%，如果關稅是曾經出現過的125%，對美國工業生產商的影響可想而知。這大概是除了中國限制稀土出口外，特朗普對中國退讓的一個原因。

和製造業有關的是製造業的就業。關稅會為美國製造業工人從外國工人手中奪回工作崗位，這是自特朗普1.0以來的政經神話，曾幫他獲得大量選票。然而，就業數據顯示，美國製造業的就業人數 從去年4月的1266萬輕微下跌至本年2月的1253萬，並沒有因對等關稅上升，但同期的製造業產值則有增加，較少的勞動力生產較多的產值，反映出勞動生產率的提高。美國多年來製造業工人的數目持續下降，除了競爭力不及冒起的發展中國家外，主要是生產技術的進步替代了勞動力。即使不考慮技術創新，若要以增加關稅來抵消美國和發展中國家製造業工人工資的差距，那有關稅率可能達到不切實際的數百個百分點，對經濟來說是得不償失。

對等關稅的另一個目的是財政收入，這解釋了為何特朗普將稅網撒至全球每一角落，包括美國與之有貿易順差的英國和澳洲。據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的數字【註2】，2025年1月至2026年1月的13個月內，美國的關稅收入為2900億美元。同期，美國聯邦政府財政赤字為3.72萬億美元。美國政府多年來入不敷支、財赤增長高於經濟增長的狀況，遠非關稅可以扭轉。和這個議題有關的，是稅款來自外國還是美國。特朗普多次強調稅款由外國出口商支付，但哈佛大學的一份研究，則計算出約94%關稅來自美國進口商和消費者【註3】。今年2月底的一次調查顯示【註4】，70%的美國人認為關稅拉高了他們的生活成本，即使共和黨選民也有64%這樣看。在當前中東戰局的影響下，物價難以在今年下降，而中東戰局也是特朗普搞出來的戲碼。通脹是兩年前總統大選中特朗普和共和黨大勝民主黨的主要原因。今年年底的中期選舉，共和黨不知會失去多少國會議席。

對特朗普而言，關稅是可以隨時用來威迫外國、滿足一己索求的有效工具。他在上述《華爾街日報》的文章中，自詡以關稅威脅外國，為美國在不到一年內爭取到18萬億外國投資。這個數字是他的誇張陳述，但在關稅談判中，確實有外國承諾在美國投資，換取美國減低關稅的情況，如日本和韓國。然而，有關的報道都很少涉及詳細內容，如外國承諾的投資如何落實、何時落實、通過政府還是私營企業去做等等，其中或有外國忽悠特朗普的成分。不過更重要的，是國際投資屬資本帳項目。在對外收支會計中，若央行不介入外匯市場，資本帳和經常帳的總和應等於零。外國在美國投資，美國的資本帳上便有順差，反映在經常帳中便是逆差。經常帳中的主要項目是貿易，經常帳逆差的背後極大可能就是貿易逆差。可以這樣理解，外國在美國投資，需要先有美元。這些美元從何而來？還得靠出口到美國，也就是美國的外貿逆差。換句話說，特朗普脅逼外國在美國投資，結果會造成美國的貿易逆差，這和他想減少貿易逆差的意願直接矛盾。

本年2月20日，美國高等法院裁定美國總統沒有權力引用《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International Emergency Economic Powers Act) 來徵收關稅，大大壓縮了他揮舞關稅大棒的空間。他在數天後以1974年貿易法案第122條款作為法律根據，繼續徵收平均約13%的關稅，低於之前的平均16% ，但同時面對150天的期限。

總的來說，特朗普的對等關稅來勢洶洶，但雷聲大雨點小，效果遠低於他的預期或妄想。 除了中國外，美國的其他主要貿易夥伴，都沒有還擊美國的能力和智慧，因此沒有出現1930年代在關稅上的你來我往，全球經濟未至因對等關稅陷入泥淖。據世界銀行估計，去年全球經濟的增長率為2.7%，只略低於2023和2024年的2.8%。然而，對等關稅明顯突出美國的單邊主義，消耗了美國的國際信用，與及進一步指出國際貿易規則和WTO 的失效。上星期在喀麥隆舉行的WTO第14次部長級會議中，即使眾多成員都表示出改革WTO的強烈意願，但因意見分歧、群龍無首，最終沒有達致共識。回頭再看中東的局面，當前的世界，已邁入了大立之前的大破，望可早日否極泰來。

【註1】https://www.wsj.com/opinion/donald-j-trump-my-tariffs-have-brought-america-back-2248391b

【註2】https://www.piie.com/research/piie-charts/2025/trumps-tariff-revenue-tracker-how-much-us-collecting-which-imports-are

【註3】https://gopinath.scholars.harvard.edu/publication/incidence-tariffs-rates-and-reality-0

【註4】https://www.theguardian.com/us-news/2026/mar/13/trump-tariffs-poll

陸炎輝教授
港大經管學院榮譽副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六年四月一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世界艱難  《夜王》照行

本年賀歲片《夜王》自大年初一2月17日在香港上映，短短一個月，名利雙收，叫好又賣座。以本地收入超過9000萬元的佳績，《夜王》既成為香港史上賀歲電影開畫票房冠軍，亦登上港產片票房第五位。

憑藉幽默的風格，吸引眼球的題材，加上累積的口碑，《夜王》從原定計劃中的兩廣地區，在2月23日擴大到全國公映，內地票房至今已衝破1.5億元人民幣。

市道低迷  仍能突圍

《夜王》的成功之所以值得慶祝，不僅是因為其票房收入遠超製作成本和宣傳開支，而是能夠在整體疲軟、競爭異常激烈的市道中表現突出，實屬難能可貴。隨着Netflix、Disney+等串流媒體盛行，全球消費者愈來愈遠離電影院。按2024年總入場人次與年中人口估算，香港人在年內平均只進電影院看2.5場電影；無獨有偶，大洋彼岸的美國人在2025年平均只觀影2.2次。如何爭取成為消費者手中的這兩張戲票，是世界各地電影業都面對的棘手難題。

這邊廂是持續疲弱的市場需求，那邊廂卻是白熱化的業界競爭。與《夜王》同期上映的賀歲片除了另一港產片《金多寶》，還有來自內地的《鏢人》、《飛馳人生3》和《驚蟄無聲》等。競爭對手來勢洶洶，不僅資金多、排片廣，甚至明星陣容都大大超過了《夜王》。反觀2025年的全球電影市場，票房名列前茅的影片幾乎都來自耳熟能詳的知識產權（IP）角色，比如《瘋狂動物城2》，《Minecraft：我的世界大電影》，《魔法壞女巫：第二章》。

既沒有頂流IP助力，亦欠缺巨額資金投入，《夜王》的異軍突起，不禁讓人對近年沒落的港產片重拾舊望。1980至90年代，香港曾經是僅次於荷里活與寶萊塢的世界第三大電影產地，但隨着電影市場競爭日益激烈，串流媒體興起和觀眾口味轉變，香港電影業漸走下坡。

撫今追昔，有意重整旗鼓的片商又能從中借鑒到什麼呢？

昔日輝煌  今時之鑑

自1960年代開始，香港已是東亞重要的電影出口中心，到1980至90年代的黃金時代，孕育出包括《英雄本色》、《喋血雙雄》、《警察故事》、《重慶森林》、《春光乍洩》，以及周星馳所代表的「無厘頭」系列等佳作。1982年起，港產片首次在票房上壓過進口片，1993年全年產量多達186部，影響力亦同步飆升。

香港電影當年的輝煌成就歸功於影片高度商業化，明星演員與知名導演相得益彰，以及這座城市獨一無二的文化。一方面，業界透過製片、發行、放映的高效率協同，並結合完善的東南亞發行網，促成標準化生產和影片類型快速迭代，既實現了規模經濟，又能滿足消費者的多樣化口味。

另一方面，高度商業化促成人才培養。黃金年代的演員培訓制度造就了周潤發、周星馳、張曼玉、梁朝偉等影帝影后，在王家衛、許鞍華、吳宇森、徐克等頂級導演的加持下，本地作品不單有了量更有了質。明星擴大電影的社會號召力，導演提升國際影展給予的評價，雙管齊下，香港電影的國際影響力逐漸增強。而香港獨特的歷史和移民都市文化，加上粵語俚語的流行，讓本地影片將「東方式表達」與「西方式敘事」一爐共冶，渾然天成，既能在全球華人中產生共鳴，也能與歐洲影展和北美市場溝通無阻。

夜場變職場  頹勢轉優勢

縱使目前電影業的崢嶸歲月已成歷史，但是《夜王》的票房成績似乎可以讓我們看到港產片的出路。首先，劇本十分引人入勝，尤其對中國內地的觀眾而言，夜總會的故事可謂極具香港特色；但如何讓這種「有味」題材登上大雅之堂呢？細想戲中情節，不難發現其實夜場的商業管理和職場分別不大，無論是滿足老闆的業績要求，還是激勵鞭策員工，甚至對客戶的個人化服務，即使從未去過夜場的觀眾亦一看便懂。

其次，《夜王》是粵語片，不少金句只有用廣東話俚語才能充分表達意思，像「葵芳」這樣的笑梗，也只有熟悉香港地名的觀眾才會捧腹大笑。在某程度上，這種方言和本地文化為《夜王》的爆火帶來一定阻礙，畢竟內地大部分觀眾對粵語十分陌生，對香港大多數地名亦一無所知。離開了語境文化，《夜王》的魅力便可能大打折扣，這正是本來計劃只在港澳和兩廣地區公映的原因之一。

意想不到的是，影片巧妙地扭轉劣勢。通過社交媒體的宣傳，在市民大眾購票前，就已破解戲中金句的語言障礙，更讓觀眾體會到廣東話俚語的創意巧思和香港文化的生動有趣。戲中女公關葵芳一句「四捨五入，我今年19歲」，馬上使葵芳地鐵站變成網紅打卡點，也讓人聯想到石澳健康院的大樹和都爹利街煤氣燈曾因周星馳的《喜劇之王》一炮而紅。

《夜王》裏的歡哥說：「世界艱難，但我哋無驚過，我哋從來都未容易過嘅，係咪？但係如果一定要熄燈，我哋一定飲到最後。」港產片的世界同樣艱難，筆者卻深信有香港特色的電影一定不會熄燈——愈行愈難，愈難愈行！這就是香港精神。

范亭亭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市場學首席講師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六年三月二十五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效率以外：生成式AI為何應以人為本

近幾年來，生成式人工智能（AI）的發展幾乎可以用「來勢洶洶」來形容。從寫作、設計、程式開發，到客服、行銷、金融分析與醫療輔助，愈來愈多企業在至少一個業務環節導入生成式AI。個人與企業也開始使用這些工具進行創意設計、圖像處理、內容生成等以往高度依賴人類專業能力的任務。

發展AI以人類福祉為首

當科技滲透速度如此之快，我們必須問一個更根本的問題：我們希望AI把人帶向哪裡？如果只是追求效率與成本優化，那麼它終究只是工具；但如果它能夠促進人類的能力成長、提升組織韌性，並且維護人類的價值與尊嚴，那它才真正成為一種文明進步的力量。這正是以人為本的AI所關注的核心。

所謂「以人為本」，並不是反對自動化，也不是否定科技創新，而是強調AI的設計、部署與管治，應當以人的發展為中心。為什麼這個概念如此重要？因為生成式AI正在重塑知識工作的本質。過去，自動化主要取代的是重複性與常規性任務；如今，生成式AI開始進入創意設計、策略分析與決策支持等非常規任務領域。

企業生產力顯著提升，但同時也出現新的隱憂：員工會否因過度依賴AI而出現去技能化（de-skilling）？組織會否逐漸失去自身的知識資產？人類會否在與AI協作中受到被取代的威脅？當AI開始觸及認知與創意領域，對人類的影響已不單是效率一環，而是能力結構與價值感的問題。

港大經管學院數字經濟與創新研究所（IDEI）及其人機智能（HAI）實驗室，提出一個清晰的管治視角——在AI推動組織創新的過程中，若要真正「以人為本」，就不能只看財務回報與科技成熟度，而更應關注四大要點：績效、學習、創造力、尊嚴。

績效提升有賴標註功能

IDEI-HAI的研究顯示，在某些銷售場景中，即使尚未整合頂尖最佳實踐的生成式AI售前系統，也能提升整體績效。值得注意的是，這種提升主要來自中低績效員工的表現獲改善。

對高績效員工而言，早期版本的AI反而可能產生壓制效果，因為系統輸出的標準化建議限制了其原本的專業判斷與創新發揮。當系統升級並加入標註功能後，高績效員工得以在AI基礎上進一步優化建議，整體績效才得以全面提升。從這個發現可見，AI的設計細節決定誰受益、誰被削弱。如果缺乏審慎管治，AI可能拉闊差距，而非縮小差距。

人類學習能力會否遭削弱

人類認知可分為兩種模式。系統一：直覺、快速、自動化; 系統二：分析、深思、需要投入認知資源。生成式AI傾向強化系統一的快速反應模式，使任務變得更輕鬆。然而，若長期依賴這種自動化輔助，人類可能減少深度思考，導致能力退化。這種去技能化效應可能帶來兩個風險，除了員工在勞動市場中更容易被替代， 組織亦逐漸喪失自身的知識積累，形成組織遺忘（organizational forgetting）。

HAI實驗室提出的解方並非拒絕AI，而是優化設計，例如透過「刻意反思」提示，引導使用者思考機器的推理邏輯；在任務完成後進行事後反思，總結人機協作經驗；採用「人在環中」（human-in-the-loop）模式，確保人類判斷力持續參與。

事實上，AI若設計得當，不僅不會削弱學習，反而有助知識保留。

人機協作增強創造力

IDEI 在藝術與創意產業的研究中發現，數字藝術家使用生成式AI，能夠提升其原創作品的市場價值，包括提升審美品質、強化漸進式創新、增強內容創作能力、建立社群聲譽。然而，這種提升往往屬於漸進式創新，不一定帶來顛覆性突破。

在團隊層面，生成式AI透過兩種機制提升創造力，一、焦點編織（focus weaving），穩定並深化既有構想；二、差距識別（gap spotting），發現盲點並延展思路。

尤其在處理非結構化資料時，這種效果更加顯著。因此，AI並不是創造力的對手，而是重新組織創造過程的力量。

人類尊嚴會否受損

這大概是最深層的問題。當自動化取代常規勞動，個體可能失去透過工作獲得的價值感與目標感，也就是獲得性尊嚴。在人機協作中，若AI主導創意過程，人可能質疑自身是否仍具獨特價值。

研究顯示，AI帶來的偶然靈感能提升構思表現，從而增強尊嚴感；反之，若AI導致認知固化，讓人產生可以被取代的感覺，則尊嚴感會下降。換句話說，尊嚴並不取決於是否使用AI，而在於人是否仍然感受到主體性與貢獻感。

從企業案例看管治實踐

在某全球領先的黃金開採企業案例中，企業導入無人化運輸系統、數字孿生與AI預測性維護，同時將數字戰略與核心價值觀——安全、可持續、誠信、包容、責任——緊密結合。更重要的是，他們提供技能再培訓與崗位重置，減少員工抗拒，強調以人為本的AI。最終不僅提升生產率，也延長礦場壽命並降低碳排放。

另一大型礦業公司則透過資本配置框架避免為科技而科技，建立AI中心，加強變革管理與「人在環中」機制，實現真正的人機協同。這些案例說明，成功的AI轉型，不只是科技升級，而是組織能力與價值觀的升級。

在科技浪潮中守住人類核心

生成式AI已成為不可逆轉的趨勢。問題不在於要不要使用AI，而在於如何設計與管治AI。「以人為本」並非口號，而是一套涵蓋上述四大要點的具體框架。在績效方面，關乎「我們做得更好了嗎」；在學習方面，繫於「我們變得更強了嗎」；在創造力方面，聚焦「我們想得更遠了嗎」；在尊嚴方面，則應對「我們仍然是主體嗎」。

隨着生成式AI深入組織與社會結構，我們必須捫心自問：在通過AI變強的同時，是否仍然是有自主性、安全感、有意義、可持續的個人與組織？這不僅是企業管理的課題，更是全球在數字時代必須共同面對的文明選擇。

方鈺麟教授
港大經管學院數字經濟與創新研究所所長、創新及資訊管理學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六年三月十八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預測市場靠眼光還是內幕

預測市場（prediction market）是以進行預測為目的而產生的一種投機市場。輸贏綁定某一特定事件（如美國和以色列空襲伊朗）或參數（如明日股市升跌），最終結果決定取得的金錢價值。假設市場認為伊朗戰勝的機會率是75%，此指數的價值就是$75，如伊朗真的勝出，指數價值便會升至$100，即有關事件已100%發生了。

預測市場平台的匿名用戶可對未來各種事件下注，不須繳付交易費，資金主要來自投資者。

基於結果的期權產品成新戰場

預測市場漸受追捧，Polymarket 與 Kalshi  在上月的總交投量創下175 億美元的新高位。傳統交易所也考慮發展相關功能，例如納斯達克已向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提交申請，計劃推出與旗下納斯達克100 指數掛鉤的二元結構產品，交易價格將依市場對特定結果發生機會率的判斷而波動。

紐約證券交易所母公司洲際交易所（ICE）去年宣布對 Polymarket 投資約 20 億美元，芝加哥期權交易所（CBOE）母公司CBOE Global Markets 則傳出正評估重新推出「全有或全無」（all-or-nothing）期權合約。

Polymarket、Kalshi等預測市場平台，大多屬於商品期貨監管制度，由美國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CFTC）負責。納斯達克提出上述申請，在產品創新的背後意味着金融市場的態度轉變；若申請順利通過，二元期權將成為傳統證券交易所的嶄新產品，相信預測市場需遵照較高的合規標準。

不可不察的是，若納斯達克的新型合約產品獲准納入 SEC 的監管範圍，可能成為首次讓預測型交易工具進入傳統證券市場架構的重要里程碑。至於從商品期貨走進證券制度的發展，亦難免令 SEC 與 CFTC 之間的管轄界線再次成為關注核心。SEC 近期指出，預測市場或出現管轄權責重疊的情況，可見仍須協調監管。

內幕交易陰影揮之不去

從傳媒報導和社交平台討論或可推斷，在地緣政治市場中不乏內幕交易。今年 1 月，一個新開的平台帳戶押注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下台，短短1天之內，就賺了超過 40 萬美元。此一事件促使美國眾議員提出《2026 年金融預測市場公共誠信法案》，計劃禁止聯邦官員交易與政府政策掛鉤的預測市場合約。該平台提供的是透明資訊，讓用戶參考，抑或服務掌握機密的人，以便他們透過買賣資訊獲利？

預測市場為尚未發生的事件定價，其中有一重要假設：進入市場的資訊公開，但公告缺乏系統，如民調結果和公司業績報告。預測市場若涉及有人掌握他人不知且無法知道的資訊，等同將資訊不對稱貨幣商品化。只要包含洩露的機密情報或政府內部時間表而令預測準確，不論在任何具有公共意義的層面而言，就已不再是資訊市場，而是秘密交易的黑暗場所。

形同賭博衝擊道德底線

預測市場從邊緣的新奇事物，發展為公私營金融機構不能忽視的獨立融資生態系統。彭博市場去年的調查顯示，雖然傳統交易員認為預測市場上的金融產品具有持久生命力，但亦指出其中存在賭博與投資之間的模糊界線。

Polymarket 幾年前就曾因未經註冊營運而被禁，並須向 CFTC 支付140 萬美元罰款，直到最近才獲批准，重返美國市場。同時，眾議院內多名民主黨議員支持托雷斯（Ritchie Torres）所提出的法案，擬禁止政府內部人員利用非公開資訊在預測市場進行交易，皆因押注的時機反映實屬內幕交易，並非純粹按公開資訊作出預測。

儘管市場備受法律、政治壓力多重挑戰，參與熱度卻未見減少。事實上，預測市場正由體育博彩擴展至企業盈利數據等不同範圍，傳統賭博公司和對沖基金更正安排專家，透過低效定價進行交易。

去年，Polymarket 定出一個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會否在 7 月前穿西裝的合約，吸引了數億美元的龐大交易量。最後澤連斯基身穿名牌黑色外套和長褲亮相，但預測市場的投票結果卻顯示他穿的不是西裝。背後原因，在於少數大型代幣持有者對相反結果押下巨額資金，由於他們掌握足夠投票權，足以推動一個對自己有利的決議。

顧名思義，預測市場無關於發現真相，其功能只在達成一個結算方案。大多數參與者相信什麼是事實毫不重要，最終有效的結果由系統認定，而當中每多牽涉資金、權力的鬥爭。利益愈大，涉及的各方勢力自然愈多，引發爭議就不足為奇。

灰色地帶的法律風險

參與者對地緣政治事件押注之際，軍事機密情報在公開前往往只有少數人知悉，因而造成嚴重資訊不對稱。市場平台容許高度匿名性，容易吸引特權知情者提前進行內幕交易。究竟是非法內幕交易還是合法預測，加以判斷殊非易事，反映預測市場在法規監管方面有待加強。

預測市場通過拓展交易的範圍，使幾乎任何事物都可交易，擴大了有價值內幕信息的來源。舉例來說，某中學設有「誰將成為畢業舞會舞王? 」的預測市場。你的朋友是全級最受歡迎的人，私下告知你無法參加舞會。 若你利用此信息進行交易，會否構成內幕交易？在法律層面，這繫於是否欺詐性違反承諾，任何此類承諾需按你和朋友之間的信息披露情境，而非基於對公司的明確義務或正式協議而定，以致提出內幕交易的訴訟障礙重重。

謝國生教授
港大經管學院金融學教學副教授、新界鄉議局當然執行委員

何敏淙
香港大學附屬學院經濟及商學學部助理學部主任、香港大學附屬學院講師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六年三月十一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綠綠賞，如何「賞」？ 數據驅動社區回收轉型

環顧全球，垃圾分類回收已成為城市管治不可迴避的一環。過去10年，特區政府通過「綠在區區」計劃和「綠綠賞」積分制度，在全港建立起社區回收網絡，推動市民把回收行為融入日常生活。

本年4月1日，「綠綠賞」將全面電子化，並接入更多市場獎賞平台，但這次升級能否真正促進回收系統從「稱重積分」走向「價值激勵」？

數據向好  結構未變

在都市固體廢物按量收費仍未全面實施的情況下，「綠在區區」及其配套的「綠綠賞」計劃，在鼓勵市民培養回收習慣、構建社區網絡方面擔當重要角色。自2018年全面推行以來，全港已設立12個回收環保站、82個回收便利點及約600個回收流動點。電子化升級後，市民可通過手機應用程式管理積分、兌換獎賞，政府和營運機構也得以收集更精細的參與數據，為將來優化政策提供基礎。

香港的資源回收率近年有所改善，整體都市固體廢物回收率由2020年約28%回升至2024年的34%，但仍顯著低於《香港資源循環藍圖2035》提出的約55%中期目標，以至歐盟2023年約48%的都市廢物平均回收率【註1】。更為關鍵的是，香港約八成回收物料仍依賴出口作循環再造【註2】，可見本地回收業支撐不足。

圖1  2020-2024 年都市固體廢物、家居廢物及工商業廢物回收率

資料來源：環境保護署

從「稱重」到「價值」的錯位

為何積分升級難以一勞永逸？必須審視回收行為的經濟邏輯。

一、回收的正面界外效應仍未真正內部化。市民花時間分類、送往回收點，帶來的是減少填埋壓力、節約資源和減緩污染等社會收益，但實際獲得的回報有限且分散，長期激勵不足，隨手丟棄反而來得省事。垃圾徵費計劃遲遲未落實，也是市民對回收「熱度消退」的原因。

二、激勵本身存在「價值錯配」和「形式錯配」的雙重問題。積分計劃以重量計算【圖2】，而非與環境價值挂鉤。紙張與金屬的減碳減污效益差異巨大，而不同電器對環境的邊際影響不一，但積分幾乎相同，很難吸引市民優先回收高環境效益物料。再者，禮品選擇有限、兌換流程不夠透明，也削弱了積分計劃的吸引力。

圖 2 「綠綠賞」積分計劃

資料來源：環境保護署

三、資訊不透明侵蝕了公眾信任。前端分類規則複雜，後端處理過程對市民而言卻是「黑箱」；回收物是否真被再造以至最終去向，均欠清晰描述。看不到實在結果，投入時間和精力就容易被視為「沉沒成本」，久而久之自然影響參與意願。

簡言之，積分設計未能有效反映環境價值，更未能與制度、產業和資訊透明度形成合力。

制度設計擴大回收價值

在日本，《容器包裝再生利用法》通過生產者延伸責任（extended producer responsibility），明確要求包裝生產和流通企業須支付再商品化的相關費用。在嚴格源頭分類配合下，日本指定塑膠瓶再商品化率長期維持在約85%的高位，實現了從產品設計到資源再生的閉環。

台灣的「四合一」模式，將政府、社區、回收商與基金串聯起來。上游生產商按規則繳費，基金用於補貼下游回收及處理環節，減輕對財政長期補貼的依賴。

德國在塑膠瓶和鋁罐採用押金退還安排則通過簡單直接的經濟信號將「瓶子有沒有拿去退」變成一目了然的選擇題，回收率因此長期維持在約九成的高水平，並與生產者責任制度結合，推動發展高品質的閉環回收產業鏈。

綜觀上述各地的經驗，回收率可通過各種措施，讓環境價值在各個環節被看見、被計算、被分享。

凸顯數據和價值的全方位政策

「綠綠賞」全面電子化升級，有助香港探索「價值激勵」，尤其可在下列四大層面推動轉型。

首先，以社區為基礎，打造普惠的行為激勵計劃，並進一步增加回收站點密度，進一步延長日常開放時間。在源頭，應通過與學校、屋苑及社福機構合作，將垃圾分類教育常態化，並結合實際回收活動。電子化轉型亦須兼顧長者及不熟悉數字工具人士，提供所需協助。

借助電子平台數據，可為市民推送個性化減廢減碳報告、展示社區排名與成績徽章等；「助推」策略有利於將積分從單一獎勵轉化為持續反饋，使回收內化為日常習慣。

其次，用環境價值重塑積分規則，精準引導回收行為。應擺脫單純按重量計分，建立基於環境效益的差異化積分計劃。不妨引入環境效益系數，綜合考慮物料的碳足跡、本地再生價值和處理成本，為不同回收品類設定不同積分，讓高碳排、可再利用價值高的物料（如塑膠瓶、金屬及特定電器）獲得更吸引的積分回報。由此既可引導市民調整回收優先順序，也能量化市民綠色行為的生態價值，日後與碳減排核算對接。

第三，構建開放的綠色積分與責任機制，聯通消費場景和生產端。「綠綠賞」應從封閉式禮品兌換走向開放式綠色積分生態，一方面拓展與超市、公共交通等日常消費場景對接，提升積分的使用價值; 另一方面探索與綠色生活獎賞平台（如「碳錢包」）本地機制及碳普惠平台互聯互通，參考內地城市記錄社區回收行為對應的減排量，為未來參與更廣泛的綠色金融與碳市場活動預留接口。

再者，可針對塑膠瓶、鋁罐等高價值、高流通物料，試點生產者延伸責任與押金退還措施，由行業負責運營，政府負責標準和監管，更可為回收再造業提供穩定、優質的再生原料。

最後，以數據和科技重塑管治模式，提升透明度與信任。可考慮將部分合約與資助安排，從「購買服務量」轉向「購買行為改變成果」，把人均回收量、高價值物料佔比以及穩定參與者比例等結果性指標納入績效評估，設立專項獎勵，鼓勵營運方開展數據驅動的社區干預實驗。選擇部分重點回收物品，運用溯源與可視化工具追蹤其從投放、運輸到回收再造的路徑，並結合「垃圾的一生」等參觀及教育活動，讓市民直觀了解回收物被「用到哪裡去」，通過線上數據透明加線下體驗的方式，鞏固公眾對回收系統的信任。

回收數量轉為價值先行

「綠在區區」的下一站，不應僅僅着眼於回收更多，而是通過更精細的激勵設計、更開放的積分生態、更透明的運作流程和更注重成效的營運模式，讓回收真正成為連接市民、社區與綠色產業的焦點。

從「稱重積分」走向「價值激勵」，意味着不單把回收視為被動的「減害行為」，而是將其納入香港綠色發展與應對氣候變化的制度布局。全面電子化既是科技升級，也是數據積累與行為研究的新起點。若能善用這一機會，香港有望在社區回收這一看似瑣碎的領域，訂立一套兼具環境效益、社會信任與社區參與的長期機制，為「資源循環、邁向零廢」的願景提供更堅實的基礎。

註1： https://www.eea.europa.eu/en/analysis/indicators/waste-recycling-in-europe

註2：https://www.wastereduction.gov.hk/sites/default/files/resources_centre/waste_statistics/msw2024_tc.pdf

何國俊教授
香港大學賽馬會基金經濟學教授、香港大學賽馬會環球企業可持續發展研究所所長

王芑丹女士
香港大學賽馬會環球企業可持續發展研究所專職研究員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六年三月四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第三次經濟轉型關鍵時刻：從四大支柱產業說起

香港是一個高度發達的經濟體，其本地生產總值（GDP）近94% 均來源於服務業。然而，在現時的服務業結構下，存在一個「二元結構陷阱」：一方面是就業機會稀缺的高附加值行業；另一方面則是附加值較低的大眾行業【表】。這反映香港需要加強發展能夠提供廣泛就業機會的高增值服務業。

表   2024年香港四大支柱行業概況

數據來源: 香港特區政府統計處

金融業：銀行精英驅動增長

2000 至 2024 年期間，金融業一枝獨秀，佔香港GDP 比例從 12.8% 翻倍至 26.2%，但佔全港就業人數比率僅從5.3%微升至 7.2%。2024年，金融業的人均增加價值高達308萬元，遠高於其他行業，形成了一小撮富裕精英。

從各子行業看，銀行業始終是引領增長的火車頭，2011至2024年期間，其GDP佔比由9.3%翻倍至18.9%；反觀其佔總就業人數的比例始終穩定在2.6%至2.7%左右，清晰反映銀行業蓬勃與就業市場關係不大。

相較之下，2024年，其他金融服務(包括證券經紀、資產管理、融資租賃公司和投資及控股公司) 佔整體就業人數2.7%，略高於銀行業的2.6%；但其GDP佔比只有3.9%，遠低於銀行業的18.9%，可見金融業內部也存在明顯的二元結構。至於保險業，其就業人數和GDP佔比分別為1.9%和3.5%。

受惠於近期外資對中國科技發展的信心乃至消費走出通縮的寄望，香港金融業的發展仍然值得期待。展望將來，中環仍是外國資本和內資企業的最佳交匯地，金融業在內資企業的出海浪潮中，將持續為本地經濟創造龐大增值，並帶來可觀稅收。事實上，在經歷數年低潮後，金融業已重拾繁榮。2023年底至2025 年底，港股總市值由31萬億元大漲至47.4 萬億元；股份集資總額由1,560億元飆升至6,444億元，其中首次公開招股(IPO)集資額由463億元暴漲至2,858億元。

貿易及物流：陷入增長困境

貿易及物流曾是第一大產業，其GDP佔比由2005年的28.5%降至 2024 年的 18.9%，佔總就業人口比例則由24.4%下跌至15.0%。部分原因在於電商興起，以及地緣政治因素驅使企業採取「中國+1」策略，導致本港轉口功能弱化。儘管如此，該產業的GDP佔比和就業人數佔比仍位居次席。

分拆來看，2005至2024年期間，貿易業的GDP佔比由23.4%減至15.3%，就業人數佔比由18.6%下降至10.4%。同期，與貿易業深度綁定的物流業同樣呈現下降趨勢，其GDP佔比由5.1%下降至3.6%，就業人數佔比由5.8%跌至4.6%。隨着數字貿易平台、智能倉儲系統和高增值供應鏈管理的發展，預料貿易及物流業將由勞動密集型轉向資本與技術密集型，這或進一步對就業市場造成壓力。

在貨運方式而言，不計新冠疫情期間，近年航空和陸路的份額同樣大致維持在40%以上，而海運份額則持續降至不足10%。一方面反映香港集中轉口半導體、電子產品、生物製藥等高增值商品，另一方面反映香港與內地之間經貿關係緊密。

香港國際機場多年被列作全球最繁忙的國際貨運機場，貨運量於2025年已高達 507 萬公噸。憑藉高效的航空物流網絡，香港正逐步轉型為全球關鍵中間產品與核心技術的分撥中心，持續深化其與先進製造業和創新驅動型價值鏈的連結。

從數據上看，本地海運業無疑陷入困境。港口貨櫃吞吐量從2015年的2,007 萬個標準貨櫃單位萎縮至 2025 年的1,291 萬個。根據世界航運理事會 (World Shipping Council) ，香港的港口貨櫃吞吐量於2024年下滑至全球第12位。究其原因，一是近年鄰近港口城市憑藉基建升級和成本優勢，使香港難以維持效率溢價；二是受到近岸外包和供應鏈區域化所影響。儘管如此，香港仍正在積極把握海事金融、航運管理等高端航運服務的發展機遇。

專業服務及其他工商業支援服務：面臨內捲化與 AI 替代挑戰

專業服務及其他工商支援服務業呈現出弔詭的背離現象，其 GDP 佔比由 2016 年的12.5%持續降至2024年的10.3%，但同期佔總就業人數比例則從14%升至15.8%，反映該行業的勞工市場或存在內捲化趨勢。

分拆來看，2000至2024年期間，工商業支援服務(專業服務除外)的GDP佔比由7.2%降至5.7%，佔總就業人數比例卻由7.3%升至8.9%。專業服務的GDP佔比由3.3%增至4.6%，佔總就業人數比例亦由3.9%攀升至6.9%。

眾所周知，專業服務高級從業員的待遇向來豐厚。總就業人數佔比高於GDP佔比的現象，或反映專業服務業包含大量負責標準化、重複性工作的初級職位。在內捲化疊加人工智能（AI）取代白領工作的趨勢下，廣大初級從業員恐怕即將面對凜冬。

旅遊業：憧憬全面復甦

由於具備顯著的經濟外溢效應，旅遊業往往被視為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香港旅遊業的黃金時代始於 2003 年內地開放「自由行」，遊客量從 2004 年的 2,181 萬人次激增至 2018 年 6,515 萬人次的歷史巔峰，消費總額亦由 668 億元大翻數倍至 2,723 億元。然而，此一增長勢頭在2019 年戛然而止。

在後疫情時代，香港旅遊業並未完全復甦。2024年，旅遊業佔GDP 與總就業比例分別為 4.3% 與 2.8%，遜於 2013 年全盛時期的7.3%和5%。儘管同年訪港旅客回升至約 4,520 萬人次（或高峰期的 70%左右），但其中過半為不過夜旅客，其境內消費開支為279億元，遠低於過夜旅客的1,205億元。這種「人頭多、消費低」的現象，既顯示較高增值的長途旅客復甦緩慢，亦可能意味着不過夜旅客的數據混雜了近年興起的跨境通勤者。

展望將來，随着特區政府大力推行盛事經濟和本地大型場館等基建愈趨完善，社會熱切期待旅遊業能夠重拾昔日興旺。2025年，訪港旅客進一步回升至約4,990萬人次，已展現出積極的復甦勢頭。

發揮金融優勢  促成經濟轉型

回顧近20多年的經濟發展，香港四大支柱行業在廣泛創造優質就業機會方面，已盡顯疲態。金融業(特別是銀行業)雖高歌猛進，為本地經濟和公共稅收作出巨大貢獻，但同時僅能為極少數精英提供就業機會。貿易及物流業雖仍為GDP和就業作出重要貢獻，但發展趨勢未許樂觀。此外，專業服務及其他工商業支援服務業不單陷入「GDP佔比降、就業佔比升」的內捲化困局，還面臨 AI 取代白領職位的衝擊。旅遊業雖見復甦，但消費模式的轉變或使其難回巔峰。

種種跡象預示，香港亟須建立一個更具包容性的經濟發展模式，讓金融業的繁榮帶動各行各業生產力的提升。例如已相對成功的綠色金融，應持續助力香港成為區內綠色經濟轉型的重要引擎。今後仍須聚焦探索金融業如何支持貿易融資、數字貿易，以及科技研發、知識產權融資等經濟活動。

香港作為一個成熟經濟體，亦需要開拓更多高增值服務業。GDP增長未必是衡量幸福社會的唯一指標；新型工業的增長能為社會創造優質就業機會，亦應予以重視。創科產業的成敗，決定香港未來10年能否實現第3次經濟轉型和包容性增長，其意義不止於GDP增長的「繁榮」，更關乎整體社會獲得感的「穩定」。

鄧希煒教授
香港大學協理副校長、港大經管學院副院長、馮國經馮國綸基金經濟學教授

張超藝先生
香港大學香港經濟及商業策略研究所高級研究助理

黃鈺琪女士
香港大學香港經濟及商業策略研究所研究助理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六年二月二十五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香港中產面對斬殺線有何出路

坐在龍虎山下的辦公室內，窗外是薄扶林鬱鬱蔥蔥的綠意，遠處則是維多利亞港若隱若現的波光。這裏是香港學術與財富交匯的高地，也是觀察這座城市經濟脈絡的最佳視窗。

自去年底，一個源自電子遊戲的詞彙「斬殺線」（kill line），在太平洋兩岸的社交網絡上瘋傳。在美國，它用以形容那些年薪雖高但儲蓄微薄的家庭，一旦遭遇裁員或急病，生活瞬間處於崩塌的臨界點;在中國內地，則更多指向「35歲失業+高額房貸」的殘酷現實。

作為經濟學教員，筆者不禁在想：香港的中產階級，是否也正面臨一條隱形「斬殺線」？

如果說美國中產死於消費信貸，內地中產困於爛尾樓與職場年齡歧視，那麼香港中產的「斬殺線」，則是一場更為複雜、關於資產價格通縮與經營槓桿過高的完美風暴。

「斬殺線」如何劃界

在香港，定義中產從來並不容易。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收入定義在這裏顯得過於蒼白。在主流語境下，香港中產不僅意味着一份每月六位數的家庭收入，更蘊含一套標準資產組合：太古城或黃埔花園的私人住宅、子女的直資或國際學校學額、外籍家庭傭工，以及高端醫療保險。

所謂「斬殺線」，在香港語境並不是指跌入貧窮線之下，而是指中產生活方式瞬間瓦解。

這條線通常由兩個核心變數交叉而成：負資產與現金流中斷（cash flow disruption）。當按揭物業市值跌破未償還貸款額，且家庭流動性枯竭而無法支撐高昂的固定開支，就會立刻觸發斬殺機制。

中產頭上三把刀

第一刀：資產價格的雙殺

先聚焦於資產。過去20年，香港中產的財富信仰建基於樓價的單邊上漲。然而，這一信仰正在經歷痛苦的修正。

根據中原城市領先指數，香港樓價已從2021年的歷史高位（約191點）回落至2024年底的137-145點水平，跌幅約25%。對於在2019至2022年高位入市的家庭來說，這不單是帳面虧損，更是實質性的資產縮水。

尤其觸目驚心的數據來自金融管理局。截至2024年第四季末，香港負資產住宅按揭宗數雖然從第三季的40,713宗微跌至38,389宗，但仍處於近20年來的高位，涉及金額高達1,951億元。

這就構成了「斬殺線」的第一個條件：資產被鎖定。在負資產狀態下，業主無法通過出售房產來套現救急，因為賣樓所得不足以償還銀行貸款。一旦需要資金周轉，這筆曾經最大的財富頓然成為最大的負債。

第二刀：極高的「經營槓桿」

如果說樓價下跌是慢性失血，那麼高昂的固定生活成本則是致命一擊。在企業估值中，營運槓桿（operating leverage）經常用來衡量固定成本對利潤的影響；香港中產家庭的營運槓桿無疑極高。

以一個典型的中產四口之家為例。住房方面，即使不供樓，管理費、差餉也是剛性支出。若需供樓，月供動輒4、5萬元。教育一環則是香港中產最無法割捨的「護城河」。2024-25學年，多所國際學校學費上調，部分學校的中學學費已突破20萬元，還未包括債券（debenture）和建校費（capital levy）。此外，其他支出包括外傭薪金、保險費、養車成本。

從這種高固定成本結構可見，家庭收入只要出現輕微波動（例如花紅取消、一方降薪），凈現金流就會迅速轉負。有別於美國中產因通脹和信用卡債務的困境，香港中產的壓力源於對階層滑落的極度恐懼。一旦斷供國際學校，孩子轉回津貼學校，在不少家長眼中等同於社會性死亡。

第三刀：人力資本的重新估值

最後也是最關鍵的一刀，來自收入不確定性。

經濟學上，將一個人的未來收入折現到現在，稱為「人力資本」。過去，金融、法律、專業服務界的高薪，都建基於香港作為超級聯繫人的獨特地位。

然而，隨着全球地緣政治格局的變化和人工智能技術的滲透，許多中產職位的「護城河」逐漸縮窄。金融界的裁員潮、企業架構的精簡，令許多年薪百萬的中產突然發現，自己的人力資本估值被市場下調了。

當負資產（無法賣樓）遇上失業（現金流中斷），「斬殺線」就被觸發了。這不僅僅是破產問題，而是幾十年來積累的社會資本和家庭未來清零。

問題癥結的解方

作為學者，筆者不希望只販賣焦慮。香港中產面臨的困境，本質上是資產配置過度集中與巨集觀經濟周期轉換的錯配。

過去市民一直慣於利用高槓桿買入單一資產（房屋），並假設收入會永遠增長。去槓桿周期來臨時，這種策略卻顯得尤其脆弱。

對於個人，不妨考慮變陣自強：

一、重構資產負債表：降低對房產的依賴，增加流動資產。滙豐銀行2023年的新中產報告指出，香港中產認為擁有637萬元流動資產才算達標。此一門檻雖然聽起來很高，但保持至少12個月的現金流儲備是穿越周期的底線。

二、管理經營槓桿：審視家庭的高固定成本。教育投資固然重要，但仍需量力而行。

三、投資自己：在人工智能時代，提升不可替代的技能，保住現金流（工資）比資產增值更重要。

對於政策制定者，筆者同樣有三大建議：

一、正視負資產的社會風險。雖然目前的拖欠比率（0.13%-0.15%）仍處於低位，但這更多是銀行網開一面和中產死扛的結果。政府應鼓勵銀行在處理負資產個案時保持彈性，避免因機械式「call loan」（追討貸款）引發系統性恐慌。

二、降低中產的「育兒通脹」。香港的低生育率與極高的育兒成本直接相關。政府除了發放2萬元生育津貼這種「杯水車薪」外，應考慮對中產家庭的教育開支（包括私立和國際學校學費）擴大免稅額，或者通過政策引導降低私立教育的通脹率。

三、產業多元化是根本。只有當香港不只依賴金融和地產兩個高薪引擎，中產階級的收入來源才能多樣化，從而降低對單一行業周期的敏感度。

化催命符為警世鐘

站在龍虎山下，看着眼下依然繁忙的維多利亞海港，我依然對香港保持樂觀。這座城市經歷過無數次金融風暴，每一次都能從廢墟中重建繁榮。

「斬殺線」的存在，是對過往激進槓桿模式的一種警示。對於香港中產而言，穿越這條線的關鍵，不在於祈禱樓市V形反彈，而在於重新審視財富的定義——真正的財富，不是帳面上的房產估值，而是即使風雨飄搖，依然擁有選擇生活方式的自由與底氣。

馬年將至，冀望每一位在獅子山下奮鬥的香港人，都能繼續善於應變；儘管「斬殺線」來勢洶洶，仍得以化險為夷。

章逸飛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經濟學高級講師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六年二月十一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商用車電動化從「充電陷阱」到「換電突圍」的破局解方

在全球新能源汽車的補能進化史中，換電技術（battery-swapping technology）經歷了一場戲劇性的重生。早在2007年，以色列公司Better Place就構想了自動化換電的藍圖，試圖通過物理更換電池消除續航焦慮。2013年，美國電動車生產商特斯拉（Tesla）曾高調演示了90秒換電技術，速度完勝燃油車加油。

然而，這項技術隨後被行政總裁馬斯克束之高閣。彼時特斯拉的邏輯很簡單：對於絕大多數擁有固定停車位的私家車車主，低成本的充電樁足以滿足需求。

歷史螺旋式發展的啟示

在此背景之下，「充電派」與「換電派」之爭持續數年；歷史卻一直在螺旋式上升。近年來，以寧德時代為代表的中國企業，將換電模式的重心從全場景覆蓋，精準收窄至高頻運營的商用車場景。相關趨勢在重型卡車領域尤其明顯，內地市場2025年上半年的電動重卡銷量中，換電模式已佔30%。[i]

這一歷史轉折對於寸土寸金、節奏極快的香港意味深長，說不定是打破商用車電動化僵局的一把金鑰匙。

高效補能與電網調峰雙贏

要理解為何換電適合商用車，必須回歸技術原理。換電的核心在於將「車輛補能」與「電池充電」這兩個過程，在時間與空間上進行解耦（decoupling）。換電站的機械臂可以在3至5分鐘內完成更換電池，速度與傳統燃油車的加油體驗高度趨同。

至於對電網的衝擊則更為關鍵。充電技術的優勢在於基礎設施建設的靈活性與廣泛性；換電技術的優勢則在於極致的補能效率，以及對土地資源的高效利用。在技術層面而言，隨着800伏特高壓快充平台的普及，充電速度雖在提升，但對電網造成的瞬時功率衝擊也隨之指數級增加，電網往往需進行昂貴的增容改造，造成「峰上加峰」的壓力。

反觀換電技術，換電站本質上是一個巨大的分布式儲能單元。它可以利用夜間低谷電價為備用電池充電，在日間高峰期為車輛換電，不僅規避了對電網的瞬時衝擊，甚至能參與電網調峰。雖然換電面臨標準統一的挑戰，但作為城市能源節點的潛力正逐漸顯現。

商用車電動化的結構性挑戰

首先是政策目標與現實的落差。特區政府承諾爭取在2050年之前實現碳中和，作為碳排放主力的商用車（的士、巴士、小巴及貨車）因此必須積極電動化。[ii]數據則顯示，儘管電動私家車數量激增，商用車的電動化比率卻極低。

其次是燃料成本的經濟帳失效。這是一個常被忽視的重點，本港私家車電動化進展神速，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汽油稅極高，轉用電動車能節省巨額燃料費。相反，商用車主要使用柴油，且享有免稅或低稅優惠[iii]，足見商用車轉用電力的運營成本節省幅度，遠不如私家車顯著，主動轉型的經濟誘因自然偏低。

最後是右軚市場的供應鏈壁壘。香港是右軚市場，且山多路窄的道路環境極其特殊。全球原設備製造商在開發商用電動車時，往往優先滿足左軚車的主流市場。為香港市場單獨訂製研發右軚車型，成本高昂且周期長，進一步限制香港市場的車型選擇。

的士能源補給的新契機

香港的士奉行「停人不停車」的極限運營模式，市區的士日均行駛路程保守估計達400至500公里，是私家車的10倍以上。這就造成一個物理上的死結：若採用充電模式，考慮到充電及排隊時間，司機每天需耗費1到2小時在補能上，每天或損失約300至500元的營收機會成本。這正是儘管政府通過新能源運輸基金提供資助，的士司機仍對電動車冷感的核心原因。

換電模式將單次補能時間壓縮為3至5分鐘，速度與石油氣相近。此外，香港的士車型高度單一且標準化，這為單一標準電池包的推廣提供了理想的規模效應基礎，亦促使寧德時代等能源巨頭開始加以探索。

巴士換電突圍之道

如果說的士的痛點是時間，那麼專營巴士的痛點則是重量。全球巴士客運的繁重程度，莫過於香港的雙層巴士，滿載動輒逾130人，加上空調負荷，況且還需頻繁攀爬如柴灣道、薄扶林道等大斜路。

若採用充電模式，為保證整天300公里的續航，巴士需搭載超過450千瓦時的電池，重量可達3至4噸。受到香港法規對車輛總重的嚴格限制，每增加1噸電池重量，就須減少載客約15名[iv]，不但直接削減巴士公司的票務收入，甚至導致高峰期運力不足。

換電方案則能提供「車電分離」的明智策略：採用「小電池+高頻換」模式，例如僅搭載滿足半天運營的電池，利用中午回場時間快速更換。這能大幅減輕車重，恢復載客量，以化解運營商最核心的盈利顧慮。

開創綠色交通櫥窗

香港商用車的電動化困境，實為極高能源密度需求與極低土地或時間資源供給之間的矛盾。充電模式在私家車方面的成功無法簡單移植。定量的能耗對比清晰表明，必須引入一種能量補給效率遠高於充電的技術，才能夠縮窄這一供求鴻溝。

以「空間換時間」的換電站，為這座高密度城市提供了解難思路。未來的香港綠色交通藍圖，應是一個「充換互補」的多元生態。通過在政策層面給予換電模式合理的土地與法規支持，香港不僅能解決自身的環保痛點，更能以超級聯繫人的角色，向世界示範一套適用於超大型高密度城市的綠色交通解決方案。

萬智璽 教授
港大經管學院創新及資訊管理學教授
港大經管學院創新及資訊管理學學術領域主任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六年二月四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Photo source: Tesla

驅動香港成為全球右軚自動車市場的超級跑道

回望過去5年，全球汽車產業經歷了上半場的劇變，期間的競爭主題是「能源定義汽車」，即電池技術與續航里程的競賽。展望未來5年之下半場，其焦點無可爭議將轉向「演算法定義汽車」，即人工智能、大數據與算力驅動的智能駕駛技術。根據摩根士丹利的預測，到2030年，採用部分或全自動駕駛技術的車輛將創造高達 2000 億美元的市場規模。

優勢與局限並存

目前香港市面上普及的新能源汽車絕大多數仍停留在L2級（部分自動化）階段，系統僅提供輔助，駕駛者仍須手不離軚、眼不離路；若出現交通事故，亦必須承擔完全的法律責任。

2025年4月，中國電動車公司小鵬汽車選擇在香港啟德郵輪碼頭舉辦全球品牌發布會，宣布L3級智能駕駛功能的量產時間表。L3即自動駕駛級別第3級（有條件自動化），在特定的設計運行範圍內運作；系統可以完全接管車輛的橫向與縱向控制，並負責目標識別與事件回應。此舉作為邁入高階智能輔助駕駛技術的分水嶺，標誌着香港率先為中國智能駕駛技術接軌全球右軚車市場。

面向智能駕駛的下半場，香港正好發揮其獨特的「雙重性」：城內擁有全球路況最複雜、交通密度最高、人車博弈最激烈的道路網絡。依山而建的狹窄蜿蜒道路，構成了檢驗智能駕駛演算法穩健性的絕佳場景。另一方面，儘管特區政府早在 2017 年便公布了《香港智慧城市藍圖》，但當下香港街頭依然由傳統燃油車和輔助功能受限的電動車主導。不同於內地以產業換市場、以補貼促技術的積極模式，香港長期遵循安全至上、主要依靠市場力量的政策邏輯。這種完善的監管環境，結合香港作為中國唯一實行右軚駕駛的地區，構成連接中國技術與全球右軚市場的顯著優勢。

釋放本地智駕潛能

借鑑人工智能產業的增長元素，可將智能駕駛在香港的發展壁壘拆解為以下公式：

智能化 = 算力 × 數據 × 算法

根據中國汽車工業協會及公安部的資料，截至2024年底，中國新能源汽車滲透率已突破40%，一線城市如深圳更遠超此數。而在智能駕駛功能的使用率上，內地領先智能車品牌的用戶高速導航輔助駕駛（Navigate on Autopilot；簡稱NOA）滲透率已超過50%。相比之下，香港目前輔助駕駛的典型體驗僅限於巡航控制、車道保持等功能。智能駕駛沙盒測試的範圍相對局限，極其缺乏本地資料訓練閉環，並且依賴雲端算力。

另一方面，香港雖然在算力硬體（如超算中心）上起步較晚，但擁有極具價值的「異質性」與「高熵值」數據。破局的關鍵在於將道路場景視為一種戰略資源。通過有序引導車企進行數據採集，建立高質量的交通場景數據集，授權給合規車企進行訓練。誰擁有更多高質量的香港駕駛數據，誰就能在右軚市場的演算法競爭中佔據主導地位。如何在確保資料脫敏的前提下，建立一個閉環的科研與訓練專用資料通道，允許智能駕駛資料在兩地合規流通，也許就是驅動右軚試驗的重要引擎。

特斯拉的智能輔助駕駛（Full Self-Driving；簡稱FSD）是目前全球公認的量產智能駕駛標杆。通過影子模式，特斯拉車輛在後台運行FSD演算法，與人類駕駛員的操作進行比對。假使演算法判斷該左轉而人類卻直行，這個差異資料就會被上傳，用於修正模型。FSD在內地針對「加塞」、電動自行車橫穿、施工路段進行了海量針對性訓練，因此具備聚焦於內地駕駛習慣的風格演算法。

即便如此，FSD在本港遲遲未能部署全自動駕駛功能，技術上的重要原因包括缺乏對應的算法訓練和針對右軚形式習慣演算法。對於依賴神經網路的端到端模型而言，簡單的圖像鏡像翻轉並不能解決左右軚的差異，因為人類司機的觀察習慣、盲區分布、讓行規則（如環島順時針）完全不同。此外，演算法的當地語系化還涉及對港式駕駛的理解。演算法需要學習香港司機的潛規則，例如在紅隧入口的拉鍊式匯入，這需要極強的博弈演算法支援，而非簡單的規則遵守。

化被動為主動的契機

中國新能源汽車正在大舉進軍海外，特別是右軚市場（英國、澳洲、日本、泰國、印尼等）。目前，內地所有測試場和研發中心幾乎全是左軚環境。比亞迪、小鵬等智駕車企要出海右軚市場，面臨巨大的研發適配成本。如果在內地建設模擬右軚測試場，成本高且無法模擬真實的城市複雜路況。

香港是目前中國管轄範圍內，唯一具備極度複雜城市路況、法治環境完善，以及右軚駕駛的城市；不應只是消費市場，而更應成為中國智駕出海的右軚研發中心與起飛跑道。通過積極開放資料和測試環境，香港有望持續吸引頭部車企以及領先的智駕科企（如，百度Apollo）落戶設立智能駕駛研發部。這不僅帶來高薪科技就業，更能讓香港在全球汽車產業鏈中，從終端變為中樞。

智能駕駛的未來已臨近；在遙遠的矽谷、寬闊的深南大道以外，理應呈現在中環的繁忙、旺角的喧囂和新界的廣闊之中。香港擁有右軚試驗場的戰略定位，在智能駕駛的下半場正蓄勢待發，可從旁觀者的角色升級為領航員。這不僅是技術的勝利，更是香港城市精神的再一次進化。

萬智璽 教授
港大經管學院創新及資訊管理學教授
港大經管學院創新及資訊管理學學術領域主任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六年一月二十八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從「搵位難」到「等位煩」——香港充電破局之智能化

筆者上周深入剖析了香港電動汽車充電市場面臨的結構性矛盾：土地資源極度稀缺且電力容量受限；依賴「堆砌硬體」的粗放式增長殊不明智。當務之急，在於構建一個根據不同場景和用戶需求精準配置、異構化的充電基礎設施網絡：快慢並存，精準接軌。

毋庸置疑，充電網絡至關重要。「快慢並存」解決的是物理空間的資源配置問題，「精準接軌」則須靠資訊空間的數據流動來實現。

將負擔轉化為資源

推動能執行需求響應（demand response）的智能充電技術，可將充電行為從電網的負擔轉為可調度的資源。根據國際可再生能源署的定義，智能充電是通過數據連接，使電動車的充電周期能夠適應電力系統狀況和車主用能需求。這條技術路徑可以分兩個主要階段：一是V1G，即單向智能充電（unidirectional smart charging），透過單向功率調控，電網可遠程控制充電時間和速率，如延遲充電、降低功率。二是V2G，即車輛到電網（vehicle to grid），目前仍處於商業化探索模式，旨在實現電動車不僅可以從電網充電，還可將電池中的電能反向輸送回電網。

要理解智能充電的實踐價值，最直接的方式是考察在超大規模市場中的領先企業。中國內地擁有全球最龐大、競爭最激烈的公共充電市場，截至2025年11月，公共充電樁數量已超過462.5萬個【註1】。這種規模效應催生了在科技、運營和安全管理方面全球領先的運營商。

首先發揮關鍵作用的是提供資訊集成的地圖運營商。以高德地圖和百度地圖為代表的互聯網平台，得益於底層地理數據的全方位立體整合，成為內地絕大部分電動車用戶獲得較為完整實時資訊的入口。這些地圖平台利用其在用戶導航使用習慣上的優勢，成功推動主流充電運營商提供整合所需的實時數據。電動車用戶不必在不同充電運營商的應用程式之間反覆切換加以比較，而只需在地圖應用程式中搜索充電站，不僅即時看到位置，還能一鍵取得場站規模、設備狀態、實時價格及用戶評價等全維度資訊，並完成從找樁、導航到支付的全鏈路閉環 。

目前，香港的充電市場高度碎片化，雖然環境保護署推出了「EV充電易」流動應用程式，整合全港公共充電資訊，但大部分私營運營商不提供實時資訊、且支付介面和用戶賬戶系統沒有整合聯通。無論是通過政策法規鼓勵市場化運營促進資訊集成，抑或是借助數據信託完成行業整合，必須構建一個足夠集成的標準化資料平台。在實際操作層面，香港《個人資料（私隱）條例》對數據收集和使用有嚴格規管，特別是針對物理追蹤。如何建立一個既符合合規要求、又能服務香港車主的多方充電數據平台，仍是有待積極解決的難題。

內地經驗可資借鑑

地圖運營商須理順資訊實時整合，先進的充電運營商則致力於高效地解決時空匹配問題。在這一領域，內地的特來電、星星充電和小桔充電等平台展示了如何利用人工智能算法和數字化科技來預測、響應和調節充電需求。其中，小桔充電源於中國最大出行平台滴滴出行的生態系統，是一個自下而上、由市場競爭和海量數據原生驅動的運營商。

根據官方網站數據，截至 2024 年底，小桔充電已累計提供超過 10 億次充電服務；其中最核心、最高頻的用戶，正是滴滴平台上的網約車司機——有穩定需求，對充電時間成本和價格亦最敏感。滴滴平台利用其海量的車輛軌跡數據，分析和預測營運車輛和充電需求的時空分布，可通過算法，實時向網約車司機的應用程式限時優惠，吸引司機前往指定充電站補能。

此類智能運營以價格槓桿引導需求，去匹配閒置的充電樁供給，從而實現網絡的全域優化。憑藉預測和實時調度的運營能力，先進的充電運營商能開發出需求響應模式的虛擬電廠，從而參與電力市場交易結算；因此不單是服務能源的消耗者，更成為電力市場的積極單元，參與調峰填谷和輔助服務。

轉型大勢創造機遇

聚焦香港，的士和小巴都正在經歷電動化轉型。這類車輛行駛路線相對固定、充電需求規律且頻次高，是最理想的可預測負荷。政府應引導市場，專為私家車、的士、網約車、小巴等建立智能充電平台，利用實時數據和人工智能優化其補能路徑，減少在繁忙時段佔用快充資源的情況，同時為未來的V2G試點打下基礎 。

建設香港成為面向國際的電動車產業示範窗口，不在於簡單激勵更多、更新科技的充電樁，而在於構建「基建 + 演算法 + 數據」的生態閉環。香港的電動化轉型，已駛入一片機遇與挑戰並存的深水區。從最初解決「搵位難」的硬體鋪設，到如今面對「等位煩」的系統性困局，一個健康的充電生態，理應是一個與城市肌理和市民生活節奏深度融合的有機體，既承認亦尊重不同場景下的需求差異，同時使能源和公共資源精準地服務整體社會。

萬智璽 教授
港大經管學院創新及資訊管理學教授
港大經管學院創新及資訊管理學學術領域主任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六年一月二十一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