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届全运会今日正式开幕！ 11位港大精英运动员学生及毕业生，将会代表香港出战。当中5位代表，包括陈铭泰、杨文蔚、蔡俊彦、范琳娜和张朗然都是来自我们港大经管学院。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

罗尼.米凯利（Roni Michaely）教授在环球金融界是一位家喻户晓的知名学者。米凯利教授曾在以色列证券局（Israel Securities Authority） 担任管理职务，他同时亦是以色列一家出色的金融初创企业 — Tipranks的董事和早期投资者。米凯利教授卓越的成就和资历深厚的背景获港大经管学院管理层的青睐和信任，对他委以重任，未来将在以色列成立一所创业及创新研究中心，为我们学院进军中东以及欧洲市场跨出重要的一步。

以纯粹的好奇心驱动

米凯利教授笑言自己的学术生涯启发来自一组简单不过的基础金融理论：「莫迪尼亚尼．米勒定理是现代资本结构理论的基础。它背后的原理非常简单，单纯就指在不考虑税项、破产成本及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企业的价值在一个有效率的市场里，并不会因为企业融资方式改变而受影响。简单来说，一家公司的价值，就只是其商品价格中的一个的函数。这套简单、有效而不失优雅的理论为现代的金融市场奠定基础，所以我想，这么简单？那我倒不如继续进修金融学。」

大众普遍认为学者的生活平淡如水，但对米凯利教授而言，探索知识的道路，就好比经营初创企业一样刺激。他说：「在知识的前沿推进，为人类的未来启发新的思维，这就是『突破』。」米凯利教授一直专注研究利益冲突如何影响企业的财务决策。通过利用不同的方法及理论模型，他在此领域享负盛名，并自1996年起便在学界屡获殊荣。

评论可持续发展投资（SRI）基金

米凯利教授近年进行了一系列有关企业和金融从业员在应对气候突变问题上的表现。随着气候问题和社会资源分配不均等问题日益严重，有声音要求企业和资产管理公司在为股东创造价值的同时应顾及环境保育，以及持份者的福祉，而非单纯追求高利润。故市场上开始出现不同类型的SRI基金。这些基金一般会采取三种不同的策略：第一，他们会单纯地投资在向来积极改善环境、社会、企业管治（ESG）的企业上。米凯利教授认为这是一种取易不取难的行为，因为基金经理并不需要进行任何后续工作；第二，基金为履行他们的信托责任，积极参与旗下企业的治理，特别是在制定环境政策方面；第三，有些基金只是挂着SRI的名号进行投资活动。他们不会寻找拥有优良ESG表现的企业投资，亦不会鼓励旗下企业在ESG上更进一步。他们就只是单纯地「漂绿」自己。故米凯利教授联同另外三名学者，就着相关的议题进行了一项研究，旨在探讨市面上的SRI基金，究竟会采用上述三种策略中的那一种为多：究竟这些基金只是投资在向来积极推动环境保护和社会责任的企业上，抑或基金经理会积极地与他们旗下的企业合作，在环境保护和社会责任方面更上一层楼。而研究发现，这些基金会直接投资在一些在ESG方面已经表现得（相对而言）出色的企业上。

透过各种测试，研究发现SRI基金会主动投资一些积极保护环境和推动社会责任的企业上。一般而言，SRI基金会持有一些排污量低，而且愿意投资在减排科技的企业。除此之外，SRI基金亦会持有一些员工满意度高（比如一些在企业文化、在职发展空间、和薪酬福利方面获员工给予高评价的企业），工业意外率低的企业上。最后，SRI基金的资产组合中，旗下企业在董事局性别和种族多元方面也较为丰富。总的来说，SRI基金给予投资者的资产组合，均由在环境保护和社会责任方面表现已相当出色的企业组成。

但研究亦显示，SRI基金并不会进一步提升旗下企业在环保和社会责任方面的表现。研究团队发现，这些企业在获SRI基金投资前后，他们在环保和社会责任方面的表现并没有发生任何改变。在进行一系列的数据分析以后，研究团队证明这个「零变化」的现象并非因为统计学问题、缺乏长期数据或基金持股份额多寡等因素所导致。SRI基金从根本上完全无法改变旗下企业的行为规范。

米凯利教授认为基金经理应该更主动地向企业出谋献策。例如，在周年会议上向董事局提交建议书，或与私下与董事们商讨各类的可持续发展计划。在2021年6月，SRI基金 Engine No.1，便成功说服天然气巨头埃克森美孚（ExxonMobil）修改其环境保护政策。

米凯利教授指出，SRI 基金可以透过减持股份等手段逼使旗下企业进行改革。他说：「基金经理若要证明自己由衷地希望改变企业的环境和社会政策，间接或直接的方法其实也有很多种。比方说，他们可以直接与企业的管理层对话，也可以透过传媒向市场『放风』，指出这些公司并非这么『可持续』，并以撤资减少持股等手段令企业进行改革。」 由于市场上的投资者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议题越趋重视，米凯利教授希望他的研究能对这些SRI基金施加压力，鼓励他们在提升旗下企业在环保和社会责任方面多走一步。

从以色列带来创新和创业思维

米凯利教授拥有丰富的学术及商业经验，为什么会选择来到香港？原来他一直有意向东发展。对米凯利教授而言，香港作为连接东西的桥梁、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对环球经济与日俱增的重要性、以及香港大学在学界的威望等因素，都在他的考虑之列。港大除了学术地位优越，同时亦是通往东方和内地学界的大门。故此，米凯利教授选择加入港大经管学院可谓理所当然。

米凯利教授的加盟对港大经管学院的发展意义重大。他除了拥有卓越的学术成就外，他对教学的热诚和强大的实战经验，定必能大大提升港大经管学院在国际上的知名度和声望。学院正积极拓展网络，从而加强我们的影响力。香港大学北京中心经已启用，而我们正稳步推进开设深圳和越南中心。随着米凯利教授的加入，学院将受惠于他对高科技初创企业的认识，以及他在以色利、亚洲、以及欧美等地的强大人际网络和声望，并为学院西进中东，甚至拓展至欧洲市场带来更多机会。

以色列建立港大创新中心，为环球市场注入创业和创新的动能，是一件非常具挑战性的项目，而米凯利教授亦对之非常期待。这项计划的主要目标，是促进香港和内地，与以色列的企业家（在不久的将来甚至会扩展至欧洲的企业家）之间的交流。中心的落成能强化地区在创新和企业家精神方面的发展，以及帮助港大学者与世界各地的持分者建立合作关系。

米凯利教授相信中心的落成，能打破以色利和香港之间的地域隔阂，有利两地的学生丶学者、企业家和商界领袖进行知识交流。以色列是「创业之国」，其年轻一代富有创业家精神。米凯利教授希望可以将家乡积极进取的特质带来香港，为香港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米凯利教授总结道：「对我来说，这是一趟非常刺激的旅程。我很期待与港大优秀的学者合作、尽早展开我的教学工作、并与香港和中国内地的商界精英交流。我相信在以色成立港大创新中心，将会为所有持分者带来莫大的裨益。我非常高兴能够参与其中。」

自70年代布雷顿森林制度 (Bretton Woods System)崩溃，国际外汇市场开始进入汇价浮动的新时代，汇价波幅亦因此成为国际贸易中的主要风险之一。随着90年代全球化加速、全球供应链扩张，外汇风险对跨国企业在投资、贸易、以及融资活动的影响亦与日俱增。

有鉴于学界缺乏针对外汇风险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实证研究，港大经管学院金融学助理教授王自干博士联同来自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奥林学院 (Olin School of Business) 的Mark P. Tylor教授和浙江大学经济学院金融学系的许奇博士，一同研究分析来自44个国家的4082家跨国企业，由1987年至2017年间的资本支出数据。

团队定义外汇风险为（一）某经济体的主权货币由固定汇率转为浮动汇率，以及（二）某经济体的主权债券评级被下调。团队发现外汇风险明显令跨国企业减少资本支出。数据显示，外汇风险每增加一个标准偏差，企业的资本开支（相对其年初总资产值）比例便会下降2.9%。研究亦显示在开放的经济体系（即活跃于国际贸易的经济体）中，跨国企业因外汇风险而减少资本支出的情况更为显著。然而企业只要积极使用外汇衍生工具，便能有效地对冲风险。

王博士以两个并不互斥的原因解释为何外汇风险与资本支出成反比。首先，假设跨国企业都是理性的决策者，当市场汇价波幅加剧时，他们便会意识到延迟或局部延迟投资计划所得的实际期权收益，将会比继续推行投资计划的机会成本高。与此同时，跨国企业会增加他们的预防性储蓄以维持他们的日常运作。外汇风险的水平每上升一个标准偏差，跨国企业便会增加他们的现金持有比例1.6%。这个现象对于受财务限制的跨国企业而言尤其显著。另一个有趣的发现是，外汇风险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多在一年后才会出现，在第二年便会开始逐步逆转，并在第三年完全消失。

此论文为少数探讨外汇风险对跨国企业投资行为影响的研究之一。现时人民币国际化如箭在弦，加上央行数字货币亦在不同国家中开始试行，一连串不可预测的因素有可能会为市场带来重大的外汇风险。故此，是次的研究发现在可预见的将来依然极具价值。

金敦泓博士是一名理论金融经济学家，专长于证券设计及资产管理等领域。在牛津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后，金博士于2020年八月以金融学助理教授的身份加入港大经管学院。

踏上完善自我之途

金博士认为，当排除个人好恶而想要做一些于人于世有价值的事，很多选择都是殊途同归的。 她曾结识很多学术界的朋友和师长，有感于其见地与格局，学养丰厚而不矜不伐，令她选择了治学。

她借用现代小说家威廉·萨默塞特·毛姆在其著作《刀锋》中的一段话：「如果一个人变得纯洁完善，风骨就会名闻遐迩，追求真理的人自然会接近。如果我照自己的意思过活，也可能影响别人，就算只是投石入池的涟漪，也会引发另一道涟漪，再引发第三道涟漪。说不定有些人觉得我过得幸福平静，到头来又把所学传给他人。」而作为老师，这种责任更多是潜移默化的。

因为教学对象在研究生及以上，金博士认为，教研究生应该有不同的考虑，旨在让学生形成有别于本科时的目标和眼界，和对未来更精准的判断。 对她的学生，金博士有两项寄语：其一，本科时可以摄取最多的知识，探索所有的方向，是浪漫而随性的；而研究生的针对性会大幅提高，选择会因为影响着未来短期或长期的人生而变得慎重。 其二，金融作为应用学科，择业时难免伴随着浮躁。想保留纯粹的理想，又想获得与之相称的社会报偿，重点便在于如何最大程度地使二者调和。比起短期趋利而贸然进入一个传统的上升轨道重复枯燥的工作，作为老师更应该让学生建立放眼全局的想法和实力，在了解整个市场的前提下选择真正喜欢的方向。

探索金融学的旷阔原野

作为一个专注于理论模型设计的学者，金博士认为理论的价值，在于能够塑造出一套连贯和清晰的框架，连结和归类不同的实证例子，解释他们之间的关联。金博士起步于数学领域，故喜欢模型的思辨和证明的直觉。

理论研究之外，金博士亦关注后危机时代开放式基金的流动性管理和宏观稳定效用。 研究基于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提供的机密数据，并在国际知名的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中发表。

开放式基金的一个结构特征是提供流动性，因其承诺投资者日赎回权。故开放式基金流动性错配带来的潜在脆弱性和抛售成本或可对整个经济构成重大威胁。

钟情「港味」的金博士

金博士酷爱艺术、文学、古典音乐、军事和历史。对她而言，香港不单是一个利于进行金融学研究的应许之地，其独特的历史文化和人情味，让她置身其中可以学到很多：「我个人的兴趣与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艺术息息相关。而香港作为东西汇萃的桥梁，亦相当吸引。」

有感于香港大学的百年根基，与其年轻、生意盎然的经管学院之间的碰撞，金博士说：「这里金融方向的团队整体年轻活跃，研究方向全面，更兼同事们文质炳焕，人品贵重，有许多值得我学习之处。」

承接7月首节研讨会的成功，港大经管学院与香港总商会携手举办的经济重启在线研讨会系列 第二节 「Small Government: Time for a Rethink?」 于2021年8月17日（星期二）圆满结束。

是次的环节回顾了香港政府行之已久的「小政府、大市场」策略，港大经管学院金融学讲座教授、亚洲环球研究所所长陈志武教授与香港狮子山学院前主席苏兆明先生于会上进行了精彩的讨论，探讨香港是否需要更多的政府干预以重拾公众信任及推动社会公义。活动由香港总商会的经济政策委员会主席苗学礼先生主持。

米尔顿・佛利民 (Milton Friedman) 于30年前到访香港时曾说：「如果想了解自由市场的真正运作方式，这里就是最佳选择。」能获得著名经济学大师的高度评价 ，主要由于香港政府一直被认为对市场只有最低程度的干预。然而，与此同时，由于财富分配不均和破坏环境等后果，一直以来亦有不少的声音呼吁香港应重新思考是否继续奉行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定位。

苏兆明先生在致辞时指出，香港现今的「自由放任政策」(laissez-faire approach) 实与 30 年前大相径庭，政府控制、管理及干预相比于1970年代明显地增加。他认为目前的香港或暂未需要更多的政府干预，以免损害香港在个人和商业方面一直比西方社会更优秀的经济自由。因此，香港不应生搬硬套其他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 (OECD) 国家的做法，而应寻找最适合的方式，采取恰当的民生措施以改善生活水平，确保经济可持续增长。

陈教授亦同意香港政府应避免过度干预，以免令香港失去其原有的吸引力。教授更以个人经历由浅入深作出分析，并建议可考虑将权力授予立法会当选议员而非让私人机构或协会来决定「游戏规则」，因为私人机构容易过度关注销售业绩，有时候或会忽视社会的整体利益。

在小组讨论及问答环节中，几位嘉宾更深入地探讨与政府干预相关的话题：例如政府支出限制只能占20% GDP 的约束；是否应对社会不同行业作出的不同程度的干预等等。会上亦有就陈志武教授和苏兆明先生所提出的见解作进一步的讨论，包括为何过多的干预会损害香港的吸引力、以及公务员或企业家何者能成为更好的决策者等。

下一节的在线研讨会系列将于 9 月 20 日举行，届时将由港大经管学院经济学副教授赵耀华博士和惠誉评级的董事兼首席中国分析师（主权评级）费安德先生探讨香港的税收制度及公共财政的可持续性。

A team of two students from HKU Business School won the top 10 in World Asian Case Competition 2021. Themed on “Creating unforgettable, lifelong experiences for students”, the competition requires participants to research on a selected Asian company that has achieved significant success and became globally powerful brands. Competing teams were expected to highlight certain milestones that contributed to the brand’s tremendous success and give breakthrough strategies that can help the company overcome difficulties and challenges in their business model.

World Asian Case Competition (WACC) is an annual international case competition organised by the Academy of Asian Business. It was divided into three parts, namely (i) short proposal in around 400 words, (ii) final proposal in around 10,000 words, and (iii) final presentation for around 15 minutes.

Advisor:

Dr. Winnie Leung, Assistant Dean (Undergraduate),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lso one of the awardees of Best Advisor Award.

Team Member:

Miss Kakkar Sana, BEcon&Fin, Year 3
Mr. Sharma Jayant, BBA(IBGM), Year 3

 (The team comprises 1 more team member from the Faculty of Science,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tudents sharing:

“Participating in the World Asia Case Competition 2021 gave me an effective platform to demonstrate and further hone my communication and collaboration skills. This experience gave me the opportunity to learn from and compete with elite teams from renowned Universities around the globe, and enabled me to gain exposure to multiple perspectives. I was very grateful to my advisor and fellow team members for making this an extremely memorable experience for me. I look forward to participating in more of such competitions in the future.”   – Sharma Jayant, BBA(IBGM)

“The World Asian Case Competition 2021 gave me the opportunity to be a part of an active and engaged process and interact with like-minded people throughout the journey. This allowed me to gain a multifaceted view of the world as I draw from each participant’s perspectives and experiences. Being engaged in fruitful discussions with other competing teams also inspired me to think outside the box and come up with new ideas. Most importantly, I enjoyed exploring interesting case topics, researching global trends and honing my presentation, case cracking and analytical skills. I believed this experience was truly rewarding and would definitely prove to be a turning point for my future.”   – Kakkar Sana, BEcon&Fin

来自新加坡的发展经济学家林家德博士立志利用他的所学所得推动环球经济增长和发展，长远解决贫穷问题。充满活力且年轻的林博士在2020年8月加入港大经管学院，成为学院的经济学助理教授，开展他与本地学者积极进行知识交流的旅程。

以跨学科知识研究发展经济学

自1950年起，发展经济学家一直致力研究窒碍发展中国家往上流动的成因。当时的研究仍流于理论层面，但时至今日，发展经济学已逐渐往实证研究的方向进发。林博士说：「以我自己为例，发展经济学家经常要进行实地考察，并与不同学科的学者丶地区组织，甚至地方的政治领袖紧密合作。」林博士觉得能够亲身与当地社群互动，在前线观察及研究学术理论在现实中实践的情况，是令他不断探索发展经济学的原动力。他说：「我会形容这是一个非常生动的学科，尤其是当越来越多来自不同研究背景的经济学家也开始对发展经济学的议题感兴趣。」

在访谈中，林博士与我们分享了他跟香港大学的一段渊源：「在攻读研究生课程期间，我细阅了很多由龚启圣教授撰写的研究论文。香港大学是亚洲地区研究发展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的中心之一，且规模日益壮大，因此我相当荣幸能够加入这个大家庭。」

政治酬金越高，政治领袖的表现越理想？

林博士在2019年编写他的博士论文时，花了半年时间在印度尼西亚的西爪哇一带，为超过190条村庄的965位村民，进行了历史回溯研究。

论文旨在研究政治酬金与政治领袖表现之间的关系。林博士告诉我们，西爪哇拥有独特的历史背景，所以当地的政治领袖是由部落村长担任。他进一步解释：「这些村长并非无酬服务或以现金支薪，他们管理村落的报酬，是村落农地的耕作权。村长有义务向村民佃农。村民将会代村长收成农作物，并把部分的贩卖收益缴付村长作为政治收入。」

林博士指出：「村长们所管控的土地规模是固定不变的，所以他们的政治收入也可以说，同样是固定不变的。这与我们认识的政治人物不同。以国会议员的政治酬金为例，很多时候也是有政党领袖自行决定如何调整。」因此，西爪哇的情况正好避免了经济学中「内生变量」而引致政治酬金研究有所误差的问题。这个问题主要是由于政客经常调整政治酬金水平，而这些调整与政客的表现又有所关联，以致学者难以判断他们的政治酬金如何影响他们的工作表现。

经过深入调查，林博士发现收入越高的村长，他们的村落也普遍较为富裕，村落的开发程度也相对较高。研究证明了村长的收入，与村落的夜间照明丶儿童存活率和村民的人均教育年龄等发展指标，都有着正面的关系。林博士补充：「证据显示，这些掌控着农地耕作权的村长对村落的发展举足轻重。村落的发展进度与政治领袖的物质奖励之间存在着正面的关系，这就是鼓励村长们努力工作的原动力。」

该项研究已于世界银行博客中发表，突出了足够的政治酬金对农村发展的重要性。林博士希望这项研究能为区内的研究员和决策者提供指引，为农村基层公务员设计更好的薪酬待遇。

与香港本地学者加强交流

除醉心于研究工作外，林博士同时亦致力促进本地的学术合作和知识交流。随着本地的防疫措施逐渐放宽，林博士联同 John Klopfer 博士和朴商润博士，于今年6月举办了「第一届香港实证微观经济学工作坊」，旨在为本地的经济学者提供一个平台，分享他们的研究成果。

林博士表示：「大家对这场工作坊的反应热烈，踊跃地分享自己的研究成果。这也证明香港在进行高质量经济学研究方面，在亚太区中的进展何谓一日千里。再者，能够邀请到来自本地其他大学的学者一同交流，我相信绝对能促进本地学府之间的良性竞争。我们绝对需要进行更多相关的活动，促进知识交流。」

他相信这场工作坊能够深化本地学者之间的合作关系，并集结本地的经济学智慧，为香港社会、亚太地区，甚至国际社会出谋献策，产生正面的影响。

研究显示指数基金未能有效监察旗下企业　引致投资者与公司管理层权力失衡

被动型指数基金 (Index Fund) 在过去三十年间渐趋普及，改变了美国以至世界各地的投资方式。指数基金在1990 年仅占所有互惠基金资产不到 1%，然而到了 2018 年，所占比率已经增长至30% 以上，价值超过 6 万亿美元，成为了不少美国公司的最大股东。

指数基金投资的兴起，带动了投资者对监管及企业管治方面的关注。港大经管学院教授（金融学）Roni Michaely及另外几位教授共同参与的一项研究发现，与主动型基金相比，指数基金监管能力较为不足，并倾向将权力授予公司管理层，因而对企业管治及公司价值产生负面影响。长远或令权力进一步从投资者转移到公司管理层上，影响投资者的利益。

是项研究由Roni Michaely教授，联同犹他大学埃克尔斯商学院 (University of Utah Eccles School of Business) 的 Davidson Heath 和 Matthew Ringgenberg ，以及迈阿密大学赫伯特商学院 (University of Miami Herbert Business School) 的 Daniele Macciocchi 完成。该论文更将刊登于知名的金融学术研究期刊「金融研究评论」(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Michaely 教授表示：「股东若不满某些公司的管理，可通过投票、与管理层沟通或出售股票三种方式表达。为更有效评估和比较指数基金和主动型基金的监管行为，我们使用了由 2004 年至 2018 年美国股票互惠基金和交易所买卖基金的综合数据，为以上三项监控渠道逐一分析。」

首先在投票方面，当遇上具争议性的问题时，指数基金有 54.3% 的议案由公司管理层投票决定，相反主动型基金却只有 47.3%。而研究更发现未有证据显示，指数基金曾透过有效的方式公开或私下接触其投资组合公司。即使指数基金持有的公司股份比例更高，在年度股东大会上所提交的议案数量或类型亦不会改变，甚至顺利通过的议案数目更少。最后，就出售股票方面，研究亦观察到即使在失去股东投票权后，指数基金也不会减持股份，而主动型基金则相反，可见指数基金未有透过撤资表达对公司管理的不满。

经过多方面的研究及测试后，结果反映指数基金的监管表现较主动型基金弱。Michaely 教授阐述：「相对于逐渐被取代的主动型基金，指数基金缺乏动力投放资源于昂贵的监管之上。此外，数据亦一致显示当指数基金取代主动型基金时，企业管治并没有改善，甚至进一步恶化。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指数基金投资的兴起将权力从投资者转移到公司管理人员身上。」

现时世界各地的监管机构，均致力寻求更有效监管企业管理的方法，因而是次的研究结果在政策制定方面具有重要的影响力，亦厘清了指数基金是改善企业管治的良好监察者的误解。另外，市场上亦曾有建议指，可利用更大的投票权奖励长期投资者。然而，由于指数基金亦属长期投资者，根据本次的研究结果（指数基金监管能力不足）可见，赋予指数基金更大的投票权的实际结果与预期中的效果背道而驰：公司监管更少、管理层权力更大。随着被动型投资持续增长，监管企业管理层的权力更趋重要，藉以平衡投资者与公司管理层之间的利益。

研究全文（只供英文版本）：
Do Index Funds Monitor?
https://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3259433

吴延晖博士生于广东，心系中港两地。他于2020年1月正式加入港大经管学院，任职经济学、管理及商业策略副教授。吴博士希望能以自身独到的研究方法和学术知识，为港大经管学院的蓬勃发展出一份力。

从记者到学者

大学本科毕业后，吴博士任职于内地一家知名报社当财经记者。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对研究社会议题的兴趣与日俱增。「可以观察到社会的方方面面，这是当记者最好的回报，但以新闻报导来认识社会毕竟深度有限。面对越来越多的困惑，我决定重启我的学术生涯，希望透过学术研究来认识社会，为社会问题寻找解决方案。」吴博士说。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吴博士地探索了一系列他认为重要的社会问题，涵括大众传媒的政治角色、企业内部的激励设计、以及信息技术和全球化对人才回报和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等议题。

寻找电子时代的经济增长点

吴博士深信不疑的一点是，在破坏性创造过程中孕育的科技创新，是经济持续繁荣的原动力。他指出：「要理解破坏性创新如何推动经济发展，一个中心问题就是市场竞争如何影响破坏性创新的进程。对这个问题，经济学家在以制造业为基础的传统行业里已经找到比较清楚的答案，但对新兴的电子经济，我们却知之甚少。」

吴博士最近的一项研究重点集中在所谓的「零工经济」上。在过去十年间，市场上的「零工」，例如独立承包商丶自由工作者丶以及散工等的人数在世界许多经济体中持续攀升。他认为，这股趋势，是信息技术发展，特别是在线平台在经济活动中大行其道的结果。因此，研究市场竞争如何影响「零工」们的经济行为以及平台市场的产品创新对理解未来经济有重大意义。

吴博士研究的一大特色是以小见大：从细致的微观资料入手，层层剖析，最终寻求大问题的答案。在一篇新近的论文中，吴博士深入分析中国网络小说作家每天的写作行为，从而探讨网络平台对技术创新的作用。吴博士发现当市场竞争加剧，以版权费为酬金从而跟平台利润分成的作者，他们的作品在原创性和文章质量方面会有显著的提升；但市场竞争对以文章字数为酬金而为平台雇用的作者影响甚微。这一结果说明，激励机制的设计，关乎市场竞争能否鼓励零工经济中的创新活动。

更令人惊讶的是，平台企业往往偏心于以字数为酬金的作者，在书籍推广上给予他们极大的扶持，从而间接打压以版权为酬金的作者。当平台吸引越来越多的作者时，小说之间的竞争日益加剧，而平台的偏见也随之加深，市场上的创新动能终趋衰减。有鉴于「零工经济」是草根阶层的创新摇篮，吴博士希望他的研究能为决策者在设计市场监管机制上提供指引。

吴博士未来的研究方向将致力探讨零工经济在中国的兴起，对就业、教育、以及社会流动性的影响。他计划采取机器学习和实地试验相结合的方法来破除研究上的重重困难。

为香港经济发展出谋划策

吴博士对研究社会转型中的经济问题充满热情。处于经济转型的香港自然引发他极大的兴趣。他说：「毫无疑问，许多现有的经济学理论和实证工作对香港的经济发展有借鉴意义，但香港是独一无二的，所以我们需要探讨解决香港经济问题的新方案。」

吴博士认为，研究香港经济的当务之急应当从微观资料入手，把企业、家庭、个人的分析组织起来，最终汇总出一副清晰的香港经济图像。他说：「如果缺乏这样一副图像，我们就很难为香港的经济把脉，更难找到促进香港经济转型切实可行的方法。」

港大经管学院与香港总商会合办的在线研讨会首节已于 7 月13日以现场参与及在线直播两种模式进行。

踏入20周年的里程碑，港大经管学院于今年举办不同类型的活动以突破学术界限、创造知识前沿，冀为本地、亚洲以及世界带来正面影响。由今年7月开始，学院与香港总商会(HKGCC) 携手推出线上研讨会系列，旨在为香港社会当前迫在眉睫的问题出谋献策，并进一步引起社会对不同经济问题的讨论，长远提振本地经济。

首节的在线研讨会已于7月13日举行，主题为「重塑香港经济」(Reinventing Hong Kong’s Economy)，更有超过250名嘉宾透过现场及在线模式参与。研讨会上，港大经管学院经济学教授邓希炜教授和德意志银行首席经济学家Michael Spencer 博士探讨香港经济在疫后可行的发展方向。会议由香港总商会的经济政策委员主席苗学礼先生主持。

会上，Michael Spencer 博士首先分析了香港面临的一些主要挑战，包括人口老化问题、气候变化和全球贸易所占比例下降等等。而就未来趋势方面，他预计未来香港与中国内地之间将再无边境之分，而本地楼价亦将持续高企。对于香港的这些挑战和变化，他建议香港应加大科研方面开支，迎接新的「知识型经济」社会，投放更多资源在高端服务、先进科技以及知识产权相关的活动之上。

港大经管学院经济学教授邓希炜在研讨会上分享了他对本地经济的看法。

邓教授指：「香港自 1949 年的『超全球化』时期以来，一直以其中介角色享有经济红利。然而，它现正面临着去全球化（或称为『慢球化』(slowbalisation)）的巨大挑战，而其作为中国内地开拓国外市场的中介地位亦日渐减弱。」他同时列举了本港正面对的其他挑战，包括贫富悬殊、收入与支出不平衡、过度依赖金融业、劳动力流动性低和房屋短缺等等。

他于会上就这一连串的挑战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他提到，「第三次经济转型需要思维上的改变，以及从供应及需求方面解决人才短缺问题。再工业化的实行已经逼在眉睫，这将对改善社会不平等、增加工作流动性、为其他行业创造正面的界外效应、完善研究与制造的生态系统以及促进香港融入大湾区方面，有莫大的裨益。」

小组讨论环节中两位讲者亦探讨了不少经济领域上的热门话题，就经济脱钩、合约保证和四大支柱产业等方面分享了他们的个人见解。会议在问答环节后圆满结束，苗学礼先生以历久常新的谚语为是次的研讨会作结，并寄语香港人：「作最好的计划，做最坏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