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w Should Enterprises Respond to the Increasing Risks of Climate Change and Natural Disaster?

企業怎應對氣候變化和自然災害風險

 

隨着全球溫度變暖,極端炎熱的天氣日益嚴重,乾旱、山火等自然災害發生頻率愈來愈高。同時,溫度上升加劇水的蒸發,導致極端降雨以及颱風更加常見,氣候變化所導致的自然災害不斷增多。

根據中國國家應急管理部資料,2023年全年中國大約有9500萬人受到不同程度的自然災害影響,直接經濟損失超過3000億元人民幣。與過去5年的均值相比,房屋倒塌數量上升將近一倍,直接經濟損失上升13%。今年上半年,中國的洪澇災害和山泥傾瀉事故頻發,超過300人因災死亡或失蹤,緊急轉移安置達85.6萬人次。

極端天氣事件日益頻繁,不僅為人民生活帶來深重苦難和嚴重影響,亦為各行各業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挑戰。最近,筆者的研究團隊對中國所有上市公司以及其所有子公司的氣候災害風險進行評估,並研究了各種極端天氣(包括極端高溫、極端低溫、颱風、洪水、乾旱)如何影響這些企業的績效。

 

資產回報率下降

 

通過分析約4000家非金融上市公司和這些公司擁有的超過14萬家子公司近20年的資料,我們發現氣候災害對中國上市公司的負面影響很大。根據我們估算,中國每年因各種氣候災害導致企業平均資產回報率(ROA)降低了大約0.62個百分點,而中國企業的ROA在過去20年的均值大約是4.7%。

僅極端高溫每年就會令中國上市企業的ROA降低大約0.37個百分點。我們的研究估計,如果全國各地極端高溫天氣(日平均氣溫超過攝氏32度)增加10天,上市企業的ROA便會降低1.38個百分點。在此研究基礎上,我們還構建了「中國上市公司氣候相關風險指數」來衡量企業受到氣候災害的影響。

 

須預防供應斷鏈

 

這些極端氣候災害具體是怎樣影響企業的績效?眾所皆知的是,某些極端災害,例如洪水和颱風等,能夠直接導致生產中斷和設備損壞,從而影響企業的生產能力。在這些災害特別嚴重時,甚至可能導致供應鏈中斷,影響企業的生產計劃。我們的研究進一步發現,即使是那些不具有毀壞基礎設施能力的極端氣候風險,例如極端高溫和低溫,也會顯著影響企業的生產率。這主要是因為在極端溫度下,設備維修成本和應急措施成本都會提高;與此同時,員工的工作效率也會因為工作環境的不適而顯著降低。

此外,很多行業的收入是非常依賴於適合的自然條件。例如,在氣候惡劣時,人們外出需求減少,零售業和服務業的業績都會降低。最後,資本市場也更關注極端氣候災害對企業的影響。在那些自然災害頻發的地區,投資者因擔憂企業前景,從而影響企業在資本市場的表現,並導致其股價波動及融資成本上升等問題。

面對如此巨大的氣候災害成本,企業如何應對?企業如何能綜合提高其應對極端氣候災害的能力,以及降低各種氣候風險的影響?筆者認為,企業應該從氣候風險評估和管理、基礎設施建設、極端天氣監測預警、氣候保險和綠色生產等多方面着手。

首先,企業應該充分評估氣候變化和極端天氣對其生產和業務帶來的影響,以便制定應對預案。具體來說,企業需要綜合分析極端天氣可能對生產、供應鏈、員工生產率、設備營運效率、營收等方面帶來的負面影響,並制定相應對策。例如,採用多元化的供應商體系可以降低供應鏈中斷的風險,確保在面臨極端天氣時能夠及時調整生產計劃,減少損失。

其次,企業應該加強其基礎設施韌性,提高抗風險能力。例如,企業可對建築物、排水設施、應急供電等設施進行加固和升級,確保在極端天氣事件發生時能夠迅速恢復生產。此外,企業在新建工廠或分支機構時,其所在地理位置的氣候相關風險,也應該成為選址時的重要考量。

第三,企業的風險管理部門應該把極端天氣監測和預警納入工作範疇。企業的風險管理部門應該關注氣候變化和極端天氣的動態資訊,加強氣象預警服務,及時採取應對措施,以降低災害對企業的影響。與此同時,企業還需建立應急回應機制,加強與政府、行業協會,以及研究機構的合作,不斷總結應對氣候變化和極端天氣的經驗,調整和完善應對策略,確保企業在未來遇到氣候災害時能夠有效降低損失。

 

氣候保險減損失

 

第四,氣候保險也是企業應對氣候變化和極端天氣的重要手段。購買氣候保險可以為企業提供經濟保障,減輕相關損失。例如,市場已有多種保險產品覆蓋極端氣候災害對農業企業的影響。對工業企業而言,產業中斷保險、物業保險等都是其抵禦氣候風險災害的重要保險產品。

最後,除了努力適應氣候變化外,企業也應該以積極行動減緩氣候變化。例如,若有更多企業能在生產過程中推廣環保技術和採用能源效益較高的生產方式,以降低溫室氣體排放,我們將來面對的氣候風險災害將會顯著減少。同時,企業可加強內部培訓,提高管理層和員工對氣候變化和極端天氣的認識,培養綠色生產的意識。

企業也應該積極參與應對氣候變化的行動,與政府、社區、研究機構共同努力,推動減緩氣候變化的工作。這些行動,不僅有助於提高企業自身應對氣候風險時的能力,也會顯著提升其ESG表現,從而更受資本市場的青睞。

 

何國俊教授
港大經管學院經濟學教授、香港大學賽馬會環球企業可持續發展研究所所長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四年八月七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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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Should Enterprises Respond to the Increasing Risks of Climate Change and Natural Disaster?

企業怎應對氣候變化和自然災害風險

 

隨着全球溫度變暖,極端炎熱的天氣日益嚴重,乾旱、山火等自然災害發生頻率愈來愈高。同時,溫度上升加劇水的蒸發,導致極端降雨以及颱風更加常見,氣候變化所導致的自然災害不斷增多。

根據中國國家應急管理部資料,2023年全年中國大約有9500萬人受到不同程度的自然災害影響,直接經濟損失超過3000億元人民幣。與過去5年的均值相比,房屋倒塌數量上升將近一倍,直接經濟損失上升13%。今年上半年,中國的洪澇災害和山泥傾瀉事故頻發,超過300人因災死亡或失蹤,緊急轉移安置達85.6萬人次。

極端天氣事件日益頻繁,不僅為人民生活帶來深重苦難和嚴重影響,亦為各行各業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挑戰。最近,筆者的研究團隊對中國所有上市公司以及其所有子公司的氣候災害風險進行評估,並研究了各種極端天氣(包括極端高溫、極端低溫、颱風、洪水、乾旱)如何影響這些企業的績效。

 

資產回報率下降

 

通過分析約4000家非金融上市公司和這些公司擁有的超過14萬家子公司近20年的資料,我們發現氣候災害對中國上市公司的負面影響很大。根據我們估算,中國每年因各種氣候災害導致企業平均資產回報率(ROA)降低了大約0.62個百分點,而中國企業的ROA在過去20年的均值大約是4.7%。

僅極端高溫每年就會令中國上市企業的ROA降低大約0.37個百分點。我們的研究估計,如果全國各地極端高溫天氣(日平均氣溫超過攝氏32度)增加10天,上市企業的ROA便會降低1.38個百分點。在此研究基礎上,我們還構建了「中國上市公司氣候相關風險指數」來衡量企業受到氣候災害的影響。

 

須預防供應斷鏈

 

這些極端氣候災害具體是怎樣影響企業的績效?眾所皆知的是,某些極端災害,例如洪水和颱風等,能夠直接導致生產中斷和設備損壞,從而影響企業的生產能力。在這些災害特別嚴重時,甚至可能導致供應鏈中斷,影響企業的生產計劃。我們的研究進一步發現,即使是那些不具有毀壞基礎設施能力的極端氣候風險,例如極端高溫和低溫,也會顯著影響企業的生產率。這主要是因為在極端溫度下,設備維修成本和應急措施成本都會提高;與此同時,員工的工作效率也會因為工作環境的不適而顯著降低。

此外,很多行業的收入是非常依賴於適合的自然條件。例如,在氣候惡劣時,人們外出需求減少,零售業和服務業的業績都會降低。最後,資本市場也更關注極端氣候災害對企業的影響。在那些自然災害頻發的地區,投資者因擔憂企業前景,從而影響企業在資本市場的表現,並導致其股價波動及融資成本上升等問題。

面對如此巨大的氣候災害成本,企業如何應對?企業如何能綜合提高其應對極端氣候災害的能力,以及降低各種氣候風險的影響?筆者認為,企業應該從氣候風險評估和管理、基礎設施建設、極端天氣監測預警、氣候保險和綠色生產等多方面着手。

首先,企業應該充分評估氣候變化和極端天氣對其生產和業務帶來的影響,以便制定應對預案。具體來說,企業需要綜合分析極端天氣可能對生產、供應鏈、員工生產率、設備營運效率、營收等方面帶來的負面影響,並制定相應對策。例如,採用多元化的供應商體系可以降低供應鏈中斷的風險,確保在面臨極端天氣時能夠及時調整生產計劃,減少損失。

其次,企業應該加強其基礎設施韌性,提高抗風險能力。例如,企業可對建築物、排水設施、應急供電等設施進行加固和升級,確保在極端天氣事件發生時能夠迅速恢復生產。此外,企業在新建工廠或分支機構時,其所在地理位置的氣候相關風險,也應該成為選址時的重要考量。

第三,企業的風險管理部門應該把極端天氣監測和預警納入工作範疇。企業的風險管理部門應該關注氣候變化和極端天氣的動態資訊,加強氣象預警服務,及時採取應對措施,以降低災害對企業的影響。與此同時,企業還需建立應急回應機制,加強與政府、行業協會,以及研究機構的合作,不斷總結應對氣候變化和極端天氣的經驗,調整和完善應對策略,確保企業在未來遇到氣候災害時能夠有效降低損失。

 

氣候保險減損失

 

第四,氣候保險也是企業應對氣候變化和極端天氣的重要手段。購買氣候保險可以為企業提供經濟保障,減輕相關損失。例如,市場已有多種保險產品覆蓋極端氣候災害對農業企業的影響。對工業企業而言,產業中斷保險、物業保險等都是其抵禦氣候風險災害的重要保險產品。

最後,除了努力適應氣候變化外,企業也應該以積極行動減緩氣候變化。例如,若有更多企業能在生產過程中推廣環保技術和採用能源效益較高的生產方式,以降低溫室氣體排放,我們將來面對的氣候風險災害將會顯著減少。同時,企業可加強內部培訓,提高管理層和員工對氣候變化和極端天氣的認識,培養綠色生產的意識。

企業也應該積極參與應對氣候變化的行動,與政府、社區、研究機構共同努力,推動減緩氣候變化的工作。這些行動,不僅有助於提高企業自身應對氣候風險時的能力,也會顯著提升其ESG表現,從而更受資本市場的青睞。

 

何國俊教授
港大經管學院經濟學教授、香港大學賽馬會環球企業可持續發展研究所所長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四年八月七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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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Implementation and Prospect of Sustainable Public Procurement

國際可持續公共採購的實踐與展望

 

在2002年8月的可持續發展世界首腦會議上,可持續公共採購(Sustainable Public Procurement)概念首度被提出。此後,這一概念逐漸成為可持續生產和消費領域的關注焦點,並被納入公共採購制度的嶄新政策方向和推動全球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實踐範疇。聯合國環境規劃署和聯合國經濟與社會事務部更將之視為馬拉喀什全球氣候行動夥伴關係(Marrakech Partnership for Global Climate Action)的關鍵一環。

何謂可持續公共採購?這是一種將環境、社會和經濟效益互相結合的採購策略,旨在通過政府採購活動促進可持續發展。傳統的公共採購主要集中在成本、品質和滿足需求,而可持續公共採購在此基礎之上,更強調環境、社會和經濟效益的平衡,使公營部門可以有效支援可持續發展目標,推動環境保護、社會福利和經濟增長。

在亞洲,日本於1992年率先推出《環保採購法例》,規定所有政府部門必須每年提交相關基本方針、預算和事項。每個採購決策都應建立在明確的數據標準上,以便提供客觀指標,可見日本對可持續採購非常嚴謹和重視。

市民的認同和支持,足令推行環保政策事半功倍。日本政府每年進行公眾諮詢,以便適當調整採購項目。例如當局曾經採購超過4萬個滅火筒,其中99.1%符合官方標準:滅火筒的液體至少40%符合再造物料成份的標準,經過完善的收集和處理流程,同時使用再造塑膠。採購完成後,政府會持續監管,透過追蹤每年符合標準的滅火筒數量,以檢討成效。通過這場大規模的環保公共採購,符合當局要求的滅火筒在本國市場佔比從2006年的46%上升至2013年的67.3%。

歐盟同樣是較早期就施行可持續公共採購,在2001至2010年期間,先後頒布了各項法例來完善制度,並給予成員國足夠靈活性,以致大部分成員國在2012年已經制定了相關條例和國家計劃。過半數成員國已落實可持續採購,當中德國、荷蘭和芬蘭表現最為積極。歐盟亦會以相關條例規範成員國實踐可持續採購。

在採購過程中,歐盟十分重視產品生命周期理念和分析方式,鼓勵廠家公開有關資訊。計算產品生命周期成本,有助於政府在兼顧環境和經濟效益的同時,避免只着眼於價格,而忽視生態效益顯著但初始成本較高的綠色產品或服務。

許多歐盟成員國政府部門都能成功運用產品或服務生命周期成本的概念。以德國漢堡為例,該市的環境部門決定以一個節能燈泡取代兩個普通燈泡的比例,替換所有燈泡。這一措施每年可減少45吉瓦時電力消耗,相當於減少2700噸二氧化碳排放。若每千瓦時電費節省5歐分,這個替換方案就可為漢堡節省22.5萬歐羅的電費開支。

可持續公共採購不僅帶來可量化的實際改變,也能對各個產業鏈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例如,希臘政府與7個地方政府聯合採購再生紙,再生紙的採購成本因而下降:每包500張紙的售價由2.9歐羅下降至2.34歐羅,減幅約為20%,進而帶動綠色市場的發展。因此,供應商不僅減少了有關開支,同時也提升了產品品質。從源頭推廣綠色產品,足以改變消費趨勢。減少廢物排放,自然也有利於社會環境和生態保護。

 

內地與香港的實踐經驗

 

中國政府近年致力於加大綠色低碳產品採購力度,並從建築業着手,提升全民的環保意識。鑑於目前全國建築全過程碳排放超過50億噸,佔碳排放總量一半,而材料的碳排放量尤甚。有見於此,財政部、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工業和信息化部於2022推出《關於擴大政府採購支持綠色建材促進建築品質提升政策實施範圍的通知》,在包括北京等48個市轄區實施政府採購政策,支持使用綠色建材,以促進建築品質。綠色建材具有節能、減排、安全、便利和可循環再用的優點,足以大幅減低建築時的自然能源消耗及其對生態環境的影響。各城市可先由部分項目開始施行,累計一定經驗後逐步擴大範圍,目標於2025年落實全國政府採購工程項目政策。

香港亦以促進環境保護和可持續發展為目標,積極推廣綠色採購,鼓勵在工務工程項目上使用可循環再造及環保材料。基於綠色材料成本可能高於傳統材料,政府要求各部門評估,並且替企業承擔因使用綠色材料而導致的額外成本,通過經濟誘因鼓勵企業予以採用。

在監管方面,特區政府訂定在工務工程項目中使用綠色材料的政策和指導原則,為採購流程提供了清晰的框架,並設跨部門工作小組,負責監督綠色規格的採用、審查常用產品和服務的採購,以及推廣綠色材料在工務工程項目中的使用。除此之外,當局採用了試用、早期實施階段和全面實施優先使用的3階段流程,確保新回收和其他綠色材料在技術上和在市場上的可行度。這一系列舉措不僅有利於減少廢物產生,還能推動企業採取更環保的生產和營運方式,從而提升其環境、社會及管治的表現。

企業作為政府可持續採購的供應商和合作夥伴,扮演着至關重要的角色。放眼未來,可持續公共採購可以使企業不斷推動綠色產品和服務的創新,以滿足政府部門在採購過程中對環保、節能、社會責任等方面的要求。這將惠及企業的競爭力,並為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作出貢獻。

為了滿足可持續採購的要求,企業將更加關注綠色供應鏈管理,確保其產品和服務在整個生命周期中盡量減少對環境和社會的影響。這包括對原材料、生產過程、運輸、銷售和回收等環節的全面考慮,以降低資源消耗和污染排放。隨着可持續公共採購理念的普及和政策推廣,企業將有機會拓展新的市場領域,包括綠色建築、節能交通和可再生能源等,既為企業帶來蓬勃商機,亦促進社會可持續發展,締造雙贏局面。

 

章逸飛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經濟學高級講師

江梓茵女士
港大經管學院本科生

葉梓淇女士
港大經管學院本科生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四年八月一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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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Regulatory Measures for Borderless Investment

投資無疆界 規管新安排

 

一般市民也許並不為意,香港正進入第三代互聯網(Web 3.0)時代。特區政府近年積極推動Web 3.0發展,而數碼港今年5月宣布在「數碼港投資者網絡」之下成立「Web 3.0投資圈」,以促進相關投資項目。此等與時並進的新猷有賴於網絡安全和對消費者、投資者的保障。

Web 3.0的來臨會為市民的生活和投資方式帶來什麼改變?虛擬資產市場是全球金融城市必爭之地,香港憑藉其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自能在市場上佔一席位,而特區政府在扶植業界發展之餘,則必須制定一套量體裁衣的監管架構。

 

虛擬投資的陷阱

 

虛擬資產是Web 3.0生態圈的重要板塊。近年虛擬資產騙案不時出現,警務處反詐騙協調中心2023年12月的數據顯示,以數量排名依次為投資騙案、求職騙案及電話騙案,當中投資騙案升幅較為顯著【表】。

 

虛擬資產市場一再發生大規模詐騙事件,難免令部分投資者對新經濟產生戒心。去年一場JPEX金融大案,瞬間加深港人對虛擬資產投資的認識,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因而定期公布虛擬資產交易平台的可疑名單,以及正在申請牌照的服務提供者名單。

 

新興金融的優勢

 

在傳統金融市場上,投資活動依賴人際互動。由於擔心競爭對手或會模仿,公司有權拒絕披露其交易模式的細節,形成資訊不對稱(Asymmetric Information)。現代金融市場高效運作,極為複雜,因此有必要在投資關係中加入契約信任(Contractual Trust),意即一方相信另一方會履行合約義務。契約使投資者能準確地評估風險和回報,有助於各方評估風險,包括受託人的潛在收益和損失。

科技日新月異,亦為金融界帶來翻天覆地的改變。去中心化金融(Decentralized Finance,簡稱DeFi)屬新興金融技術,不必依賴傳統金融中介機構,而能提供金融服務,為傳統金融體系提供更具成本效益、更安全的替代方案。DeFi複製了許多傳統金融服務,包括交易所、借貸、保險和資產管理,但不受制於中央機構。再者,DeFi的信任機制建基於智能合約,是區塊鏈上一組制定協議的程式碼,從而降低成本和人為錯誤的可能性,可彌補傳統金融制度的不足。

 

盛夏突轉寒冬

 

基於預期回報率高及投資的靈活性,DeFi在2020至2021年是加密資產中增長最快的領域。這段期間被稱為「DeFi盛夏」(DeFi Summer),DeFi產品和服務的市值從2020年6月的45億美元激增到2021年11月的1665億美元,創下歷史新高。同時,與DeFi協議連結的加密資產錢包總數,從約20萬個增至約500萬個【註1】

然而,隨着主要加密資產服務提供商先後倒閉,暴露了散戶如何輕易地被一些不合邏輯的高回報所吸引,而加密貨幣的極高匿名性質亦易被不法之徒利用,市場脆弱的一面逐漸浮現,投資情緒隨之轉為負面,於是迎來「加密寒冬」(Crypto Winter)。

加密資產價格從2021年底的高峰下跌,幅度高達75%,而DeFi的市值到2022年底下跌至320億美元【圖】。然而,DeFi仍是加密資產生態系統中的一個小分支;截至2024年3月,DeFi市場市值為1137億美元,僅佔加密資產總市值(2.73萬億美元)的4.1%。

 

DeFi先天不足與潛在風險

 

顯而易見,DeFi市場欠缺保障投資者的周全措施。DeFi和加密資產市場發展迅速,加上無分國界,監管流於分散。DeFi的特點是可從借貸和交易平台獲得高槓桿【註2】,藉此在投入一定的初始資金後,購買更多資產;但當債務最終需要減少,由於投資虧損或抵押品貶值,投資者就會被迫拋售資產,對價格造成進一步的下行壓力,以致2022年DeFi市值下跌時,投資者損失慘重。

與此同時,區塊鏈的無國界性也衍生了合規和合法性問題,各司法管轄區在DeFi市場的立法和執法方面缺乏凝聚力。由於DeFi和加密資產市場具全球性,DeFi實體、參與者和活動往往跨越多個管轄區,監管標準也就鬆緊不一;不合規的營運商和服務提供者得以鑽空子,遷往監管薄弱或毫無監管的國家,而金融監管機構亦難以收集相關訊息,大大窒礙對投資者的保障。

加密資產欠缺統一定義和分類標準,令各國金融監管機構在分析和鑑定各種加密資產產品的真偽時挑戰重重。由於智能合約不可篡改,智能合約程式碼中一旦存在錯誤或漏洞,後果就不堪設想。金融智能合約若出現糾紛,追索權亦難以行使。

 

規管方向與投資者保障

 

針對DeFi以至整個虛擬資產市場,環球金融當局都在提倡「相同活動、相同風險、相同監管」的原則,對於性質和風險一樣的業務活動,監管都一視同仁,以確保所有企業公平競爭。管治產生問題,皆因聲稱為分散式的DeFi協議實屬集中式,而引起虛假陳述和道德風險。所有DeFi平台都有中央管理框架,概述如何設定策略和營運優先事項,其中以「管治代幣」持有者(通常是平台開發者)為本的集中化要素,可以作為承認DeFi平台類似公司等法律實體的基礎。

此外,國際組織也針對DeFi市場的獨特性提出具體建議,以降低DeFi對金融穩定造成的風險。金融穩定委員會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強調持續監察DeFi發展及嚴防其外溢風險的重要性。國際證券事務監察委員會組織則要求對「DeFi安排」行使重大控制或影響的關鍵參與者解決利益衝突、重大風險和披露問題。由於DeFi仍處於發展初階,專門針對DeFi活動的法規仍不多見,相關的例子是阿布扎比國際金融中心金融服務監管局在2023年發布的基礎法規(DLTFR 2023),臚列有關DeFi的條文。

特區政府認同虛擬資產的合法性及其在金融業的角色,並歡迎服務提供者在香港落戶,同時強調設立適時和必要的防範措施。香港金融學院行政總裁馮殷諾表示,去中心化金融和元宇宙相關的新興科技,與更廣泛的虛擬資產和Web 3.0發展息息相關,有望為金融服務業帶來各種機遇。市場參與者則認為,明確的監管框架、強大的金融基礎設施和網絡,以及具備區塊鏈相關技能的人才,對促進本港DeFi和虛擬資產市場的進一步發展至關重要。

 

【註1】 Hong Kong Institute for Monetary and Financial Research. “Decentralised Finance: Current Landscape and Regulatory Developments”. HKIMR Applied Research Report No.1/2024.

【註2】 Aramonte, S., Huang, W., & Schrimpf, A. (2021). “DeFi risks and the decentralisation illusion”. BIS Quarterly Review.

 

謝國生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金融學首席講師、新界鄉議局當然執行委員

章頴芝女士
香港大學附屬學院高級講師、經濟及商學部助理主任

何敏淙先生
香港大學附屬學院講師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四年七月二十四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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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Regulatory Measures for Borderless Investment

Perhaps unbeknownst to the locals, Hong Kong is already entering the Web 3.0 era. Not only has the SAR Government been actively promoting its development in recent years, but in May 2024, Cyberport also announce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Web 3.0 Investors Circle” under Cyberport Investors Network to facilitate related investment. These progressive initiatives hinge on web security and protection for online consumers and investors.

How will the advent of Web 3.0 impact the ways people live and invest? The virtual-asset market is the holy grail for financial cities around the globe. With its status as a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re, Hong Kong is set to secure its place in the market. In addition to supporting the sector’s development, the SAR Government, for its part, should formulate a custom-made regulatory framework.

 

Beware of virtual-investment traps

 

Virtual assets are part and parcel of the Web 3.0 ecosystem. Recent years have seen an upward trend of virtual-asset scams. Data for December 2023 of the Anti-Deception Coordination Centre of the Hong Kong Police Force illustrates that the top three most common investment frauds are investment fraud, employment fraud, and telephone fraud, with investment fraud showing a soaring rate of increase (see Figure).

The recent occurrence of a series of serious fraud cases in the virtual-asset market has been cause for alarm for some investors. The massive financial fraud case involving JPEX in 2023 turned out to be a crash course in virtual-asset investment for Hongkongers. The Securities and Futures Commission thus regularly publishes a list of suspicious virtual-asset trading platforms and a list of service providers applying for a licence to operate a virtual-asset trading platform.

 

Advantages of new financial products

 

On a traditional financial market, investment activities rely on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 In order to avoid imitation by competitors, companies have the right to refuse disclosing details of their business models, leading to asymmetric information. Owing to high-efficiency operations and complexity of the modern-day financial market, it is necessary to integrate contractual trust into investment relations, which is the trust in the other party to fulfil their contractual obligations. A contract enables investors to accurately evaluate risks and returns, assisting all parties in assessing risks, including potential profits and losses of trustees.

The rapid advancement of technology has also brought about earth-shattering changes to the financial sector. As an emerging financial technology, decentralized finance (DeFi) can provide financial services without relying on traditional financial intermediaries, offering more cost-effective and safer alternative solutions to the conventional financial system. DeFi retains various traditional financial services, including exchange, lending, insurance, and asset management, yet it is unbeholden to any central authority. In addition, the trust mechanism of DeFi is based on smart contracts, which are program codes used to formulate contracts. By minimizing costs and potential human errors, it helps to address inadequacies of the conventional financial system.

 

Overnight change from summer to winter

 

Thanks to high expected returns and flexible investment options, DeFi became the fastest growing sector of crypto assets from 2020 to 2021, referred to as the “DeFi Summer”. The market capitalization of DeFi products and services skyrocketed from US$4.5 billion in June 2020 to US$166.5 billion in November 2021, marking a historical high. Meanwhile, the total number of crypto-asset wallets leaped from about 200,000 to around 5 million (see 【Note 1】).

However, the bankruptcy of major crypto-asset service providers one after another revealed how easily retail investors could be lured by the promise of unrealistically substantial returns. The complete anonymity of cryptocurrencies makes them exploitable by criminals, progressively exposing the underbelly of the market. As a consequence, the negative shift in investor sentiment ushered in the “Crypto Winter”.

The price of crypto assets plummeted by 75% from the peak in late 2021 while Defi’s market capitalization fell to US$32 billion by the end of 2022 (see Figure). Nevertheless, DeFi so far represents but a relatively small portion within the crypto-asset ecosystem. With its market value standing at US$113.7 billion as of March 2024, DeFi merely accounted for 4.1% (US$2.73 trillion) of the total market capitalization of crypto assets.

Figure Market capitalization of crypto assets and DeFi

Source: Statista and Trading View; authors’ calculations

Inherent flaws and potential risks of DeFi

There is evidently a lack of comprehensive investor-protection measures for the DeFi market. While DeFi and the crypto-asset market have been undergoing rapid growth, regulatory measures have yet to be standardized across countries because of their cross-border nature. Characterized by its access to high leverage from lending and trading platforms (see 【Note 2】), DeFi enables investors to purchase more assets after making an initial investment. However, when it becomes necessary to decrease the debt, due to investment loss or collateral depreciation, investors would be forced to sell their assets, exerting further downward pressure on prices. That explains why investors suffered huge losses when the DeFi market crashed in 2022.

At the same time, the cross-border nature of blockchain has also given rise to compliance and legitimacy issues while there is a lack of cohesion in legislation and law enforcement in different jurisdictions. The worldwide nature of DeFi and the crypto-asset market means that DeFi entities, participants, and related activities often straddle national borders, with varying rigidity of regulatory standards among them. Operators and service providers failing to comply can thus seek to take advantage of loopholes and relocate to countries with minimal or zero regulation. This also makes it difficult for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o gather relevant information, posing a big hurdle to investor protection.

The absence of standardized definitions and classifications of crypto assets has created enormous challenges for the world’s financial regulators in analysing and verifying the authenticity of different crypto-assets products. Given the immutability of smart contracts, any errors or loopholes in the contract’s programming code could have dire consequences. Besides, legal recourse is elusive in the event of disputes derived from financial smart contracts.

 

Regulatory approaches and investor protection

 

With regard to DeFi and the entire virtual-asset market, financial authorities around the world are upholding the principle of “same activity, same risk, same regulation”. By affording the same treatment to business activities of the same nature and with the same risk, this practice ensures fair competition for all companies. Governance issues often arise with DeFi agreements which claim to be decentralized but are in fact centralized, resulting in false claims and moral hazards. All DeFi platforms have a central management framework which outlines how to formulate strategies and operational priorities. The centralized element, based on governance token holders (usually platform developers), can serve as the basis for recognizing DeFi platforms as legal entities similar to companies.

In addit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have made specific recommendations regarding the unique nature of the DeFi market to minimize financial stability risks. The 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 and the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stress the importance of constant monitoring of Defi’s development and stringent prevention of its spillover risks. Th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Securities Commissions requires key participants with significant control of or impact on DeFi arrangements to resolve conflict of interests, major risks, and disclosure-related problems. Since DeFi is still in its infancy, there have been few regulations targeting DeFi activities. A relevant example is the “DLT Foundations Regulations 2023” introduced by the Financial Services Registration Authority of the Abu Dhabi Global Market in 2023, consisting of provisions related to DeFi.

The Hong Kong SAR Government embraces the legitimacy of virtual assets and their role in the financial sector. Service providers are welcome to establish operations here, ensuring they have timely and necessary preventive measures in place. According to Mr Enoch Fung, CEO of the Hong Kong Academy of Finance, emerging technologies related to DeFi and the metaverse, which are inextricably linked to the growth of virtual assets and Web 3.0, are likely to bring opportunities to the financial services industry. To market participants, a clear regulatory framework, powerful financial infrastructure and networks, and people with blockchain-related skills are crucial to the future prospects of DeFi and the virtual-asset market in Hong Kong.

 

【Note 1】 Hong Kong Institute for Monetary and Financial Research. “Decentralised Finance: Current Landscape and Regulatory Developments”. HKIMR Applied Research Report No.1/2024.

【Note 2】 Aramonte, S., Huang, W., & Schrimpf, A. (2021). “DeFi risks and the decentralisation illusion”. BIS Quarterly Review.

 

Dr. Maurice K.S. Tse
Principal Lecturer in Finance

Ms. Vivian Cheung
HKU SPACE College Senior Lecturer

Mr. Clive Ho
HKU SPACE College Lecturer

 

(This article was also published on July 24, 2024 in the “Lung Fu Shan” column of the Hong Kong Economic Jour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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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ding Hong Kong’s Place in the World of English

香港人說不好英語了嗎

 

香港人注重外界對香港的看法,自然關注各種世界排名。最令人振奮的是,這片彈丸之地的高等院校在多個世界大學排名榜都表現不俗,與歐美諸多名校幾可並駕齊驅。港人對此津津樂道之時,另一個教育排名卻鮮有人提,也就是英語水準的排名。

EF English First在去年年底公布2023年EF英語能力指標測試報告,在不包括英國、美國、加拿大、澳洲的113個國家和地區當中,香港名列29,在亞洲23個國家和地區中則排名第4,遠遜新加坡(全球排名第2,亞洲居首),也落後於菲律賓(全球排名第20,亞洲第2)和馬來西亞(全球排名第25,亞洲第3)【註1】

上述測試結果對於曾是英聯邦掌上明珠、當下力爭國際大都會前茅的香港,自然不盡如人意。其中最令人憂心的是,18至20歲年齡組別的英文水平不斷滑坡,這跟筆者在香港大學任教的印象頗為吻合;觀乎經濟學、工商管理學、金融學的本科生當中,不少本港學生因為英語欠佳,以至上課沉默寡言、作業詞不達意,落後於國際學生和部分內地生。

一個人是否堪稱人才,一座城是否堪稱名城,不能單以英文水平來論英雄。在亞洲,與香港一般發達的地區,便有兩個迥然相異的例子:新加坡和日本。

「新」式英語 自成一派

揶揄新加坡人說英語「土氣」,筆者並非始作俑者,更無貶損之意。英國廣播公司在1986年推出頗為流行的電視系列,名為The Story of English,還曾獲得艾美獎。其中一集內容有關英語在亞洲的命運,稱新加坡英文為Singlish。據說,當時不少新加坡人頗為憤慨,引以為恥。建國總理李光耀在1999年的公開演說中,大力鼓勵國民學好標準英語,藉此加深新加坡人了解世界,也便於世界加深了解新加坡【註2】

英國人對Singlish的揶揄,成為刺激新加坡人改善英文的動力。政府官員被要求上特別培訓班,學好標準英文,《海峽時報》請英文專家寫語言專欄,旨在推廣標準英語學習;舉國上下,掀起了學英語的熱潮。與此同時,英文在新加坡本土化,新加坡人對「土氣」英語也毫不在意了。有文化人還寫起「新」式英詩,以「car here, car there」之類的Singlish入詩,趣味盎然。

新加坡方言眾多,沒有強大的本土語言,在政府的宣導下形成普通話主內,英語主外的格局。這個雙語模式對該國的經濟崛起,功不可沒。新冠肺炎疫情過後,新加坡和香港成為國際學者來往的重鎮。筆者聽到不少著名學者說,在新加坡的語言環境中感覺更加自在。

日式英語無聲勝有聲

與新加坡人人說英語截然相反,日本人基本不說英語。日本人素來以文明細心出名,到日本旅遊不難體會當地人待客的熱情和體貼。可惜的是,交流是個極大的障礙。大城市的藥店有很多中國留學生打工,交流不成問題,但除此之外,酒店也好,餐廳也好,很難找到英文能夠說得達意之人。某年寒冬,筆者到大阪出差,在車站問路。結果整個車站陸續出來5、6個工作人員,每人看了一下筆者手中的地址,滿臉笑容地講着一模一樣的日語,筆者則是自始至終地一頭霧水。最後,站內一位大叔甘冒風雪,堅持帶着筆者走了10幾分鐘,一直送到目的地才自行回去。

不說大阪這樣的工業城市,即便是京都這樣的首善之區、舉世聞名的旅遊城市,能用英文交流的日本人也是少之又少。每每滿懷熱情走進一家古色古香的店舖,店裏的姑娘極其認真地用日語為顧客介紹,看見對方不明白,一遍又一遍不厭其煩地講解。所謂精誠所至,金石為開,聽多幾遍日語,琢磨幾下肢體語言,有時也會碰上豁然開朗的時刻。只是筆者認為,把工匠精神放在對遊客的導購上,似乎不太值得。

日本人為什麼說不好英文?筆者就此問題多方問了日本友人。最常聽到的解釋是,日語和英語是全世界最相反的語言,所以日本人學起英語特別困難。

這讓筆者想起著名數學家、日本首位菲爾茲獎(Fields Medal)得主小平邦彥的傳記。小平因為解決數學上的一些難題,在二戰之後應邀到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訪學。此君無論怎樣努力也說不好英語,上課時只在黑板上寫公式、推證明,不給學生做口頭講解。沒料到這種獨特的無聲勝有聲的授課風格,竟然大受學生歡迎,因為英美教授講得太快,學生跟不上節奏。小平在其傳記中還提到一個笑話,說另外一位旅美日本科學家,朝永振一郎(1965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的英語變好,是因為把牙齒都拔光,換成一副美國製造的假牙。

像小平、朝永這樣的天才英語都說不好,何況常人!足見日語確實與英語勢不兩立。然而筆者對這個解釋不甚以為然,皆因日本友人當中,也不乏英語流利之人。究其原因,還是在日本說英語的經濟回報不高所致。日本經濟出口遠大於進口,本土產品質量高,國民對外國產品興趣不大,也不時興送兒女到歐美留學,所以對英文並無親近之感。再者,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就有個精英階層,把歐美科學知識和文化藝術的最新潮流翻譯成日文,迅速本土化。所以,儘管市民大眾英文說得磕磕巴巴,日本卻是世界吸收西方文化養分最好的國家之一,不僅在科技一環人才輩出,而且在音樂、建築、藝術領域也出現過不少風靡西方的大師級人物。

港式英語亦中亦西亦本土

新加坡人和日本人對英文的態度都頗為徹底。一個是全盤接受,就算有些土氣也把英語轉化成大眾語言;一個是基本拒絕,由精英階層負責把世界先進的科技文化本土化。相形之下,香港人說英語卻要雜亂得多,南腔北調,應有盡有。有操倫敦牛劍腔或者紐約波士頓標準美語的,有南亞、東南亞風味的,有江浙滬口音的,更有本地廣東腔調的。

本來語言多元化是好事,但缺乏主心骨,加上日常生活的消解,就容易出現雜亂無章的情況。上世紀的香港,學好英文是社會向上流動的重要途徑,普通民眾都樂於學習。加上有中英文俱佳的老輩文化人,孜孜不倦地敦促港人多加努力,由此漸成風氣。如今學英文的環境比從前不知好上幾倍,可惜缺乏動力和示範效用,年輕人不願意在語言方面下工夫,自然學不好英文。

今時今日,西洋人嫌香港太洋,中國人嫌香港太中,而香港人則嫌香港太不本土。香港要實現中西合璧,應當從語言做起,社會各界攜手宣導年輕人學好中英雙語。

語言不是此消彼長的關係,雙語掌握得當,加上根深柢固的粵語,香港人方能享有海納百川的獨特港式優勢。

 

註1: https://www.ef.com/assetscdn/WIBIwq6RdJvcD9bc8RMd/cefcom-epi-site/reports/2023/ef-epi-2023-english.pdf

註2: https://www.nas.gov.sg/archivesonline/data/pdfdoc/1999081404.htm

 

吳延暉教授
港大經管學院經濟學、管理及商業策略副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四年七月十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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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zing Hong Kong’s Overall Economic Situation with Data – Part Two

數據剖析香港金融及旅遊宏觀市場

過去數十年來,香港憑藉優越的地理位置、對國際貿易和投資的開放、穩健的銀行業、健全的監管架構、活躍的股票市場,促進了投資者和外國企業對本地金融服務的需求,推動特區發展成為國際金融中心。

地緣政治挑戰 金融亟需調整

受聯繫匯率制度影響,香港的貨幣供應和利率走向大致跟隨美國聯邦儲備局的貨幣政策步伐【圖1】。

換句話說,為了維持港元匯率穩定,特區政府放棄了貨幣政策的自主權,不能以之應對經濟波動和潛在資產價格的通脹風險。另外,港元兌其他貨幣匯率亦會跟隨美元上落【圖2】,從而影響進出口表現。

二十一世紀初,香港作為中國外來投資的主要門戶,在全球一體化和跟中國內地股票市場融合的背景下,持續吸引投資者,反映在香港恒生指數、股票交易量和市值的增長趨勢【圖3】。

此外,香港作為國家流動資本的門戶,也促進了貸款和墊款的成長。香港能為尋求國際融資的內地企業、擬投資內地的外國企業提供中介服務,有助於本港建立借貸平台和擴展跨境借貸活動。香港健全的法律架構和良好的監管環境亦增加貸款機構的信心,有助於帶動貸款和墊款增長。這些金融服務支持了香港貿易、房地產和製造業等領域的發展。

香港享有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處於中國內地門戶的戰略位置,以及金融管理局和香港交易所推動債務證券市場的效用,吸引了跨國公司和金融機構等債務證券發行人和投資者,為擴張、收購、再融資等各種目的來港尋求資金,促進香港成為東南亞地區重要的債務發行中心【圖4】。

不得不察的是,近年中美的地緣政治,或會影響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本地金融市場近年經歷長時間整固,尤其反映在股票市場的總市值和集資總額從相對高位顯著下跌。金融業能在多大程度上作出調整、在金融科技和資產管理今後發展如何,將決定香港能否鞏固並維持其領先亞洲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旅客消費模式 因社媒現轉變

香港東西文化交匯的城市發展、完善的交通基建、作為購物天堂及國際會議展覽中心的美譽,在近數十年來吸引各地休閒及商務旅客絡繹而至,推動旅遊業發展。這些因素都反映在訪港旅客(主要是內地旅客)長期以來的上升趨勢【圖5及圖6】。

然而,2010年代起,社交媒體的興起使旅客更容易獲取香港旅遊資訊和分享經驗,加上鄰近地區的劇烈競爭,逐漸改變訪港旅客的旅遊和消費模式。

自2010年代中期起,訪港旅客的人均消費開始呈現下跌趨勢,其中主因在於人均購物消費的跌勢【圖7及圖8】。

2019年的社會事件和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重創旅遊業,疫後訪港旅客不論人數或人均消費均未能回復至2010年代高峰水平。

可以預期,從旅遊業的形象和定位、旅遊設施和服務對全球旅客的吸引度、產業政策和管理架構,以至國際政治環境方面,本地旅遊業界勢將面臨重重挑戰,若要發展重拾正軌,端賴政府和市民攜手努力。

 

何志培博士
港大经管学院经济学讲师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四年七月十八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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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zing Hong Kong’s Overall Economic Situation with Data – Part Two

Over the past few decades, thanks to its prime geographical location, open access to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vestment, robust banking sector, sound regulatory framework, and vibrant stock market, Hong Kong has facilitated the demand for local financial services from investors and foreign companies. The city has thus successfully evolved into a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re.

Pressing need for financial adjustments amid geopolitical challenge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Linked Exchange Rate System, Hong Kong’s money supply and interest rate movements mostly mirror the US Federal Reserve’s monetary policy decisions (see Figure 1).

Figure 1 Hong Kong monetary base and money supplies M1, M2, M3 (HK$ in trillions)

In other words, to maintain the stability of Hong Kong’s exchange rates, the SAR Government has relinquished its monetary policy autonomy. This in turn compromises its ability to address economic fluctuations and the potential risk of asset price inflation. In addition, the exchange rate of the Hong Kong dollar to other currencies will also fluctuate with the US dollar (see Figure 2), thus influencing the SAR’s import and export performance.

Figure 2 Trade-weighted exchange rate and HK-RMB exchange rate

At the turn of the 21st century,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globalization and its integration with the Mainland stock markets, Hong Kong continued to lure investors with the help of its status as the main gateway to China for foreign investments. This is evidenced by the rising trends of the SAR’s Hang Seng Index, stock trading volume, and market capitalization (see Figure 3).

Figure 3 Hang Seng Index

Furthermore, Hong Kong’s role as China’s window for international liquidity has also contributed to the growth in loans and advances. Hong Kong is well-equipped to provide intermediary services for Mainland enterprises seeking international financing as well as for foreign companies looking to invest in the Mainland. This has been conducive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local lending platforms and expansion of cross-border financing activities. The sophisticated legal system and ideal regulatory environment have boosted the confidence of lenders, thus fostering an increase in loans and advances. These financial services have in turn supported the development of Hong Kong’s trade, real estate, and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Hong Kong boasts the status as a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re, a strategic location as the bridge to Mainland China, and the constructive role of the Hong Kong Monetary Authority and the HKEX as a twin engine of the debt securities market. Hence, securities issuers and investors including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financial institutions have been flocking to the city in search of funding for business expansion, acquisitions, refinancing, etc. This has enabled Hong Kong to become a major debt issuance centre for the Southeast Asia region (see Figure 4).

Figure 4 New issuances of HKD debt securities (HK$ in billions)

It is noteworthy that recent years have seen China-US geopolitics pose a potential impact on Hong Kong’s standing as a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re. The local financial market has undergone consolidation in recent years, as evidenced by the relatively steep fall of the total market value and total funds raised in the stock market. The extent of adjustment by the financial sector and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Fintech and asset management will determine whether Hong Kong can reinforce and maintain its status as a leading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re in Asia.

Social media-induced change in tourist spending patterns

With its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s a city where East meets West, its accessible transport infrastructure, and its reputation as a shopping paradise and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and exhibition centre, Hong Kong has been a preferred destination for leisure and business traveller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for decades, fuelling the growth of the local tourism industry. These factors are reflected in the long-term upward trend in inbound visitors, who are primarily from the Mainland (see Figures 5–6).

Figure 5 Monthly overnight visitor arrivals (in thousands)

Figure 6 Monthly same-day visitor arrivals (in thousands)

Since the 2010s, however, the emergence of social media has made it more convenient for visitors to obtain travel information about Hong Kong and to share their experiences. Fierce competition from neighbouring regions has also effected a gradual change to the travel and consumption patterns of inbound visitors.

From the mid-2010s onwards, per-capita spending of visitors to Hong Kong began to show an adverse trend mainly due to a continued decline in per-capita shopping expenditure (see Figures 7–8).

Figure 7 Per-capita overnight visitor spending (HK$)

Figure 8 Per-capita same-day visitor spending (HK$)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social incident in 2019 and the COVID-19 pandemic in 2020, which dealt a serious blow to the local tourism industry, Hong Kong has yet to see a return to the peak levels of visitor arrivals and per-capita spending recorded during the 2010s.

It is foreseeable that Hong Kong’s tourism industry is bound to face challenges, ranging from its image and positioning, the attractiveness of tourist facilities and services to global travellers, to industry policy and management structure, and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nvironment. For the industry to get back on track, a concerted effort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general public is indispensable.

Dr. Chi Pui Ho
Lecturer in Economics

(This article was also published on July 18, 2024 in the “Lung Fu Shan” column of the Hong Kong Economic Jour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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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zing Hong Kong’s Overall Economic Situation with Data – Part One

數據剖析香港物業市場大局

數據如山,如何拆解香港的宏觀經濟大局?現今數據科學盛行,不同人士透過不同數據,運用不同方法,比較不同參考點,各自達至涇渭分明的結論。筆者認為,要掌握經濟的發展大局,需要運用經濟時間序列,以一目了然的圖表作切入點,結合一致的相關理論,才能呈現各個經濟範疇的發展趨向和前景。因篇幅所限,本文上篇將根據香港物業市場數據,利用圖表分析這些市場歷來的表現和今後所面對的挑戰;下篇則會就金融領域和旅遊業作出分析。

樓價長遠續上漲

眾所周知,住宅物業市場在過去數十年迅速騰飛;儘管期間出現一些波動,但長期趨勢是住屋需求增加、樓價上揚。【圖1】顯示自2004年低谷至2021年高峰,本港整體樓價上漲近6倍。驅動樓價上升的主因之一是經濟發展。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和商貿樞紐,香港吸引了大量海外企業和人才,造成對住宅單位需求甚殷,因而推動樓價向上。

Analyzing Hong Kong's Overall Economic Situation with Data

另一因素是土地供應有限。香港人口超過750萬,且持續增長;而新住宅開發空間有限,單位落成量減少【圖2】。基於住屋供不應求,買家競爭激烈的情況,自然推動樓價攀升。多年來,自置居所比率僅維持在大約五成水平【圖3】。

Analyzing Hong Kong's Overall Economic Situation with Data Analyzing Hong Kong's Overall Economic Situation with Data

在2010年代,為免熾熱的市場氣氛進一步推高樓價,特區政府施行多項辣稅和監管措施抑制需求,以致期間樓市成交量顯著下跌【圖4】。然而,各項辣稅已在2024年撤銷。

Analyzing Hong Kong's Overall Economic Situation with Data

利率走向、市場氣氛、政府政策等因素,都會導致樓市波動。長期而言,香港的經濟增長和土地供應量不足,將會繼續帶動長遠樓價上漲。樓市發展仍是經濟增長的一大動力,政府既要防止樓價持續居高不下而使市民置業困難之餘,亦須避免一如1997年般樓市大跌,因而引發長期經濟衰退的風險。

非住宅近期受壓

至於非住宅物業市場,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其低稅制、健全的法律制度和透明的監管框架招徠了中國內地公司、跨國企業和金融機構來港拓展業務,增加對寫字樓的需求。

在零售舖位方面,香港位處通往中國內地和其他東南亞市場的戰略位置,吸引尋求在區內開展業務的國際零售商落戶。訪港旅客(尤其是內地旅客)有助刺激零售舖位的需求,尤其是銅鑼灣和尖沙咀等購物熱點。此外,本港的高人均收入亦有助推動高端和奢侈品牌零售舖位的發展。

在分層工廠大廈方面,由於土地供應不足、樓價高企,這些容納製造、倉儲等多種輕工業活動的多層工業建築,為中小企、創意及文化產業、創科企業等提供租金可負擔且便於營運的場所。凡此種種,都促使非住宅物業的需求和長遠價格上漲【圖5至圖7】。

 

Analyzing Hong Kong's Overall Economic Situation with Data Analyzing Hong Kong's Overall Economic Situation with Data

Analyzing Hong Kong's Overall Economic Situation with Data

 

隨着非住宅物業價格持續飆升,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愈來愈難以負擔高昂租金。同時,地緣政治引致營商環境變差、內地旅客消費模式改變,以及來自粵港澳大灣區日益激烈的競爭,使近年非住宅物業價格受壓,寫字樓和零售舖位均錄得高水平的空置率【圖8】。

Analyzing Hong Kong's Overall Economic Situation with Data

 

何志培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經濟學講師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四年七月一十七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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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zing Hong Kong’s Overall Economic Situation with Data – Part One

In face of a mountain of data, how best to dissect the macroeconomic situation of Hong Kong? With the prevalence of data science today, different data and methods are adopted by individual researchers, together with different reference points for comparison, ultimately leading to a range of divergent conclusions. In order to get a full pictur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t is essential to begin with economic time series, augmented with clear diagrams and tables. By applying relevant theories, we can chart the growth trends and forecast future prospects in various economic sectors. Due to the limited space of this column, I will concentrate on analyzing the historical performance and future challenges of the property market, utilizing graphs based on market data. In the next article, I will delve into the financial sector and tourism industry.

Long-term upward trend of housing prices

It is widely acknowledged that the local residential property market has undergone rapid growth in the past few decades. Despite periods of fluctuation, both housing demand and property prices have kept increasing in the long term. Figure 1 shows that from its low point in 2004 to its peak in 2021, the overall housing price level surged by six times. One of the driving forces behind the property price hike was economic growth. As a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re and business hub, Hong Kong has attracted a large inflow of foreign enterprises and talent, creating a strong housing demand that has kept pushing property prices up.

Figure 1 Residential property price index

Another rationale behind the price rise is limited land supply. With a population exceeding 7.5 million and still on the increase, Hong Kong is plagued by not only space shortage for new housing developments but also a decline in the number of housing units completed (see Figure 2). Local housing prices have been soaring due to undersupply of housing units and intense competition among buyers. For decades, the homeownership rate has remained at around 50% (see Figure 3).

Figure 2 Total completions of residential flats

Figure 3 Share of domestic households by housing type (%)

During the 2010s, to stem the housing price hike driven by a red-hot market, the SAR Government introduced several rounds of so-called “spicy measures” and regulatory responses aimed at curbing housing demand. Subsequently, residential transactions shrank significantly (see Figure 4). However, all these “harsh measures” were scrapped in 2024.

Figure 4 Number of sale and purchase agreements of flats

 

Market fluctuations could result from such factors as interest rate movements, market sentiment, government policy, etc. In the long run, economic growth and land undersupply are bound to drive up housing prices in Hong Kong. Given that housing market development is still a major economic growth engine, the SAR Government must ensure that steep property prices do not put homeownership beyond the reach of the general public while also minimizing the risk of a long-term economic recession similar to the one triggered by the housing market crash in 1997.

Non-residential market under near-term pressure

As for the non-residential property market, Hong Kong being a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re offers a string of advantages, ranging from a low tax-rate regime, a sound legal system, to a transparent regulatory framework. These have been a magnet for attracting Mainland corporations,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and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o expand their businesses in the SAR, thus lifting the demand for office space.

In terms of retail premises, retailers from around the world are drawn to set up shop in Hong Kong by its strategic location as a gateway to the Mainland and Southeast Asian markets. Inbound visitors (especially those from the Mainland) are instrumental in stimulating demand for retail outlets, particularly in shopping hot spots such as Causeway Bay and Tsim Sha Tsui. In addition, the high income of Hongkongers is also conducive to the development of retail premises for high-end and luxury brands.

Owing to limited land supply and high property costs, private flatted factories that accommodate light industrial activities, including manufacturing and warehousing, provide affordable and convenient premises for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SMEs), creative and cultural industries, innovation and science enterprises, etc. All these factors contribute to the demand and long-term price rise in the non-residential market (see Figures 5–7).

Figure 5 Private offices price and rental indexes

Figure 6 Private retail price and rental indexes

Figure 7 Private flatted factories price and rental indexes

With the continued surge in non-residential property prices, companies (particularly SMEs) will find the property rent more unaffordable than ever. Moreover, deteriorating business environment due to geopolitics, changing consumption pattern among Mainland visitors, and intense competition from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have put pressure on non-residential property prices in recent years. Amid this backdrop, Hong Kong has experienced increased vacancy rates in both offices and retail outlets (see Figure 8).

Figure 8 Total vacancy rate of non-residential properties (%)

Dr. Chi Pui Ho
Lecturer in Economics

(This article was also published on July 17, 2024 in the “Lung Fu Shan” column of the Hong Kong Economic Jour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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