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江失健筆 本港缺奇才

上周末，幾位朋友談起文壇現狀，大嘆香港連失健筆，人才凋零。去年年中倪匡仙逝，年底走了西西，今年年初劉紹銘過身；加上老病的、封筆的、歸隱的、出走的，昔日風流，盡被雨打風吹去。筆者好文，聽了心有戚戚。然而在大多數人眼裏，文人畢竟只屬少數，縱使文壇花果飄零，在社會上也僅能泛起一點漣漪。

香港正當一片搶人才的熱潮，文化圈的損失看來無足輕重，至少不是當務之急。這種想法，似乎無可厚非，但其實不然。一個城市的文化底蘊和創造力，決定其氣質風貌，對吸引人才可謂舉足輕重。

投才所好 文化吸力

人力資本是經濟學的核心概念。經濟學家研究各種人力資本的載體，包括體力勞動者、技術工人、企業家、商人、職業經理人、科技工作者等等，唯獨欠缺文化人和藝術家。這主要是因為這個群體的投入產出方式難以衡量，無從客觀釐定，並非他們對經濟活動不重要。武俠小說一代宗師金庸以及粵語流行曲教父黃霑，為香港所創造的經濟價值並不亞於商業大亨或者金融巨擘。更重要的是，文藝領域的奇才足以影響其他領域的人才對一個城市的偏好。

每年年初是本地大學經濟院系向全球廣發英雄帖，大舉招聘教授的季節。來香港的應聘者，往往也是新加坡幾所大學的重點關注對象。獅城和本港的科研實力旗鼓相當，大學老師薪酬接近，在城市環境和生活質量上差別不大。決定勝負的，離不開與文化相關的軟環境。領略了香港的美食美景之後，應聘者難免會問，最近有哪些音樂名家前來演出，哪位本地作家的新著作面世，發生了什麼風雅的奇聞逸事？

一個城市的文化氛圍，不僅對大學招聘至關重要，對搶奪其他領域的人才也不容忽視。多倫多大學的佛羅里達（Richard Florida）教授曾經寫過一本頗有影響力的書，名為《創意階層的興起》（The Rise of the Creative Class）。他認為，以高科技和文藝工作者為中心的創意階層，是現代城市活力的源泉，也是經濟增長的引擎。然而，這個階層恰恰是飛來飛去的人群，正是「揀盡寒枝不肯棲」。要讓這些人棲居下來，一個城市必須富有創造性的精神特質（creative ethos），而這些人的積極參與，則又進一步鞏固城市的創意文化。當創意階層在社會上佔一定比例，這個城市就會脫胎換骨，一飛沖天。

創意文化 追本溯源

佛羅里達教授的想法跟所謂的快樂學習法一樣，自然極為誘人，也切中不少經濟高速增長城市的文化願景。近年來，內地主要城市的政府紛紛提出發展文化產業、興建創意園的綱領。特區政府在這方面算是先行一步，從2000年開始，就陸續推出創意智優計劃和文化發展基金等計劃，銳意把香港打造成亞洲的創意之都。時至2020年，創意產業的增加值約佔香港本地生產總值的2.3%。儘管這個比例不盡如人意，特區政府不減對創意產業的支持，但不得不審視的問題是，香港發展創意經濟的根基在哪裏？

由於高度的商業化和文化的獨特性，香港在許多內地人眼裏一直是文化的荒郊野嶺；就算有文化，也僅僅限於金庸、古龍、倪匡，以及眾多娛樂明星創造的通俗文化。20年前，筆者第一次來港，就是戴着這樣的有色眼鏡。在出差的最後一天，正準備到時代廣場買一支數碼錄音筆，剛好路過銅鑼灣的商務印書館，抱着開卷有益的心理進去閒逛。不料這一駐足竟讓筆者對香港文化界大為改觀。

記得當時在書店連站六七個小時，翻閱一本又一本張五常、林行止的大作，最後又意猶未盡地看了半本董橋，外加半本跟香港淵源頗深的陳之藩。離港之時，錄音筆沒買成，港產墨客騷人大大小小的著作倒是買了一堆。回到內地與文友特別舉行了一次閱讀會，大夥從此不再宣稱香港為文化荒漠。

此後的很長一段時間，每次來港，筆者總能驚喜地發現本地文化的耀眼之處，從文學到音樂影視，以至視覺藝術，都頗有獨到之處。難能可貴的是，香港文藝的創造力並非來自廟堂，而更多的是源於民間，為行走江湖之中的奇才所創。這樣的文化產品，根基更深，原創性更強，影響力也更廣。

另闢蹊徑 廣納人才

香港在文化方面的創造力，固然得益於百年來的中西交匯，更歸功於社會自由開放之風。過去數十年，香港一直是兩岸三地文化人的聚散地，南來北往中，碰撞出林林總總的新想法和新思維。

近幾年中西摩擦增多，交流減少，加上粵語文化萎縮，本港人才流失，文化的原創力也就減弱了許多。這也許是創意行業未能蓬勃發展的一個原因。事實上，業界所急需的不是政府的資金扶持，而是新的文化創造者。

為了應對各地搶人才的競爭，特區政府去年底推出「高端人才通行證（高才通）計劃」。儘管近日出現了有案底科技人員一度輕易獲批、內地人藉此來港生育等爭論，政府招賢納士的決心和舉措還是可圈可點。是項計劃的標準一看學歷，二看金錢，未免過於狹隘，有人甚至質疑，特區政府到底是愛才還是愛財。在筆者看來，「高才通」的標準適用於科技和財經人才，卻難以適用於其他範疇的人才，尤其是文化人才。

特區政府不妨另闢蹊徑，開通引進文化人才的特殊通道。當然，這是短期的權宜之計；長遠而言，理應努力營造自由多元、兼容並蓄的文化氛圍，以便培育本港和吸引外地的文化奇才。

吳延暉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經濟學、管理及商業策略副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三年三月八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制裁──美國的外交武器

俄烏戰爭已持續一整年。戰爭開始時，很多人預期俄羅斯可以在短期內達到其軍事目的，但這卻是高估了俄軍的戰鬥力和低估了烏軍的士氣。目前看來，雙方都沒有致勝的把握，亦無認真和談的意願，難以預測戰事還要維持多久。另一方面，西方國家對俄羅斯出兵烏克蘭的即時反應，是實施多種嚴苛的經濟和金融制裁。當時預期這些制裁會嚴重打擊俄羅斯經濟，使其一蹶不振。俄羅斯經濟雖然受到相當大的破壞，但沒有預期般崩潰。國際貨幣基金在2022年4月的《世界經濟展望》中預期俄羅斯GDP會在去年下跌8.5%，但在今年1月同樣的報告中則估計只會減少2.2%。

經濟金融制裁的效用備受爭議，亦視乎情況而定。有研究審視過往的案例【註1、註2】，概括出成功制裁的一些因素。

傷敵一千自損八百

首先是制裁必須快速果斷，使對方難以迴避；與這一點有關的是，制裁須在短時間內達致效果，不給予對方尋找解決辦法的機會。時間愈長，迴旋愈多，制裁的效果自然打了折扣。其二是目標要簡單，如不應期望制裁可以迫使對方作重大的政治或制度改革。第三是制裁與被制裁兩者要有一定的經濟聯繫，不然制裁措施無處着力。若雙方沒有什麼貿易往來，自然談不上限制對方的進出口。但反過來說，若雙方經貿往來頻繁，制裁對方同時會損人害己。

一個經濟制裁比較有效的例子是，2012年美國和歐盟及其他國家大力制裁伊朗，迫使其放棄發展核武器的計劃。具體的措施包括限制伊朗出口石油、凍結其海外資產、禁止企業與伊朗的商貿往來等等。伊朗隨後因龐大的經濟壓力，於2015年同意簽訂協議，拆除有關核設施，並開放予國際機構檢視，以換取制裁的紓緩。若以是否達到美國的目的來衡量，這次對伊朗的制裁是成功的。

這個例子也突顯了有效制裁的兩個因素：第一是美國需要與盟友合作才能把握勝算。參與對伊朗制裁的，除了美國和歐盟之外，還有加拿大、澳洲、挪威、瑞士、日本及南韓等，同時亦牽涉到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可以說是對伊朗的「大包圍」。

然而，特朗普在2018年總統任內，以有關協議未能嚴謹約束伊朗發展新型武器為理由而單方面退出，並對伊朗重施金融及石油制裁。這使歐盟及其他國家處於尷尬境地，她們仍留在協議中，其國內企業理應可繼續和伊朗商業往來，但這會否觸犯美國的長臂管轄，是個重要的考慮。法國的阿爾斯通公司（Alstom，《美國陷阱》一書的內容）和中國的華為（孟晚舟事件）都是前車之鑑。美國單方面退出協議後，伊朗也無視協議的約束而繼續其核計劃，美伊關係遂再次惡化。

第二是美國若要成功制裁，便須透過機制將制裁帶來的經濟壓力，轉化為接受美國條件的政治決定。在伊朗這個例子中，伊朗人民面對制裁導致的數年經濟負增長，選出了在競選時表示願意與美國談判的魯哈尼（Rouhani）為總統，才有日後的協議。不過，由於經濟制裁會傷敵一千但自損八百，受制裁者固然會因過度損傷而屈服，但實施制裁的，也或會因自己的損傷而放棄制裁。

自從美歐對俄羅斯實施制裁，歐洲經濟便首當其衝，一年下來，歐洲各地民眾的生活每況愈下，紛紛上街示威和罷工。由於歐洲經濟在短期內難有轉機，當地民眾的不滿情緒難以排解，或者會影響之後對俄羅斯的制裁。

美元主導跨境支付

制裁是強控其他國家、企業或個人的資源運用，以及限制其經濟活動，並非新鮮事物。然而，頻密地以制裁其他國家來達到個別國家的經濟和外交目的，則是最近幾十年的事情，而美國是最活躍和最有準備的制裁者。

經濟金融制裁已經成為美國慣用的外交武器，在利誘脅迫和軍事行動之間的一個慣性選擇。若將制裁分為金融和非金融的話，隨着金融全球化的演變，涉及金融制裁的案例佔所有制裁約60%。美國是使用金融制裁最多的國家，主要原因是她掌握了最有效的工具，就是美元霸權和全球的主要金融渠道，如跨境支付的訊息系統SWIFT（The Society for Worldwide Interbank Financial Telecommunication）。

美元在全球金融的支配地位眾所皆知。按國際清算銀行的數字【註3】，即使美國貿易只佔全球貿易的10%，卻有50%全球貿易以美元定價。在外匯市場的交易中，有90%涉及美元。此外，美元在全球央行的外匯儲備中佔60%，在跨境貸款中佔50%。如此種種，要避開美元不受美國制裁殊不容易。

跨境支付需要位於不同國家的付款人和收款人各自銀行都得到清晰準確和可確認的支付指示才可進行。

在上世紀中期，有關訊息主要通過電傳系統（Telex）發布。但由於電傳的內容沒有規格，每宗交易往往需要多次訊息交換來核證準確性和合法性，成本甚高。到七十年代各國相繼開放資本賬，增加了國際資金往來，SWIFT遂在1973年應運而生。SWIFT既非銀行亦非結算系統，它主要是傳遞支付訊息的機構，並發展標準化的語法規則（syntax）以降低交易成本。至去年11月，每天平均處理4480萬個訊息，是全球支付的主要環節。

SWIFT在比利時成立，原則上按比利時和歐盟法律辦事。上文提到美國在2012年制裁伊朗，當時美國立法授權美國總統制裁任何幫助伊朗銀行傳遞金融訊息的機構或個人，包括SWIFT。隨後歐盟也有類似法例，所以SWIFT便將有關伊朗銀行在系統中除名。

然而，2018年美國退出和伊朗的核協議後恢復對伊朗的制裁，即使歐盟仍在協議中，SWIFT也附和美國對伊朗的制裁。因為若SWIFT也受到美國制裁，將會對全球經濟造成重大影響。這個理由有些似是而非，按這個邏輯，美國可以隨時迫使SWIFT對付自己的競爭對手或敵人。

替代機制應運而生

俄烏戰爭後西方制裁俄羅斯的項目甚多，在金融領域上包括禁止俄羅斯銀行使用SWIFT、禁止本國銀行與俄羅斯作商業活動及凍結俄羅斯央行在海外的資產等，每招都有大殺傷力。可是，在其他國家眼裏，制裁措施愈嚴苛，愈要找出對策，避免將來可能被制裁時的困境。美國運用金融制裁的力度愈大，替代機制的產生愈快，到頭來削弱了金融制裁這件武器的威力。

事實上，在跨境支付方面，已出現好幾個新系統，包括俄羅斯的System for Transfer of Financial Messages（SPFS）和中國的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Cross-Border Interbank Payments System，CIPS）。雖然這些系統已在運作中，但是規模還不能與有50年歷史的SWIFT相比。

至於美元霸權，亦逐漸受到各方面的挑戰，如一些石油和大宗商品以非美元交易、金磚國家提出以商品為本位的儲備貨幣單位、各國央行電子貨幣的研發和試用、阿根廷和巴西推出共同貨幣促進貿易的想法等等，即使在短期內未能成事或考慮仍有不周，在在都反映出全球要淡化美元霸權的思考。

已故麻省理工學院著名經濟學教授魯迪·多恩布什（Rudiger Dornbusch）有一句名言：「在經濟領域中，事情比人們所想的較遲發生，但發生時的步伐比人們所想的更快。」

註1：Hufbauer, G., Schott, J. and Oegg, B. (2009) Economic Sanctions Reconsidered, 3rd edn. Washington, DC: Peter G.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註2：Demarais, A. (2022) Backfire: How Sanctions Reshape the World Against U.S. Interest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註3：https://www.bis.org/publ/qtrpdf/r_qt2212f.htm

陸炎輝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榮譽副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三年三月一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慎防投資變「殺豬」

典型的加密貨幣騙局通常涉及網上情緣，稱為「殺豬盤」。這個內地網絡流行用語指騙徒利用社交平台尋找行騙對象（「豬」），然後與之建立網上關係（「養豬」），起初以少許回報作為甜頭，最終從受害人身上騙得巨額錢財（「殺豬」）後，就逃之夭夭。

網騙猖獗不止

香港警方於2022年首10個月接獲1309宗網戀騙案【表】，較2021年同期下跌4.6個百分點，但受害人損失款項的總額卻增加近1億元至5.78億元，升幅高達20個百分點。當中有近一半，即638宗同時涉及傳統的投資騙案，金額較2021年同期高出兩成，女性受騙比例由95%跌至80%，男性受害人比例則升。

類似情況亦出現在傳統網上投資騙案，2022年首10個月共錄得1503宗，較2021年同期飆升90%，亦是近4年最多；涉及款項高達7.7億元，較去年同期激增105個百分點，其中個案涉款最高達2000萬元，較情緣騙案多500萬元。

根據警方分析，騙徒犯案手法有所改變，現時有一半騙徒會假扮專業投資者，尤其是虛擬資產與加密貨幣的投資專家，與素未謀面的受害人在網上建立情侶關係，再以「低風險、高回報」的機會，誘使對方進入假冒的投資平台滙款，最終墮入騙局。騙案多屬集團式經營，透過冒充虛擬貨幣交易平台，進行網上情緣、投資、求職等多範疇詐騙，部分成員身處海外，在短期內將騙款滙走，增加警方調查難度。

警方在2023年2月首10天已偵破74宗騙案，涉款1.04億元。其中一宗網絡愛情兼投資騙案，損失高達2700萬元。女事主去年在社交平台認識騙徒並發展成為情侶，騙徒推薦「高回報投資機會」，協助她在虛假投資平台開設戶口，要求事主存款到不同收款戶口，訛稱作投資用，而平台的客服人員會以交稅、收取手續費等藉口，哄騙事主必須先繳額外費用，才可取回本金。

虛擬罪行溫床

有別於傳統網絡詐騙中涉及受到反洗黑錢相關法例嚴格監管的交易，加密貨幣及其託管平台及交易所的法規尚未健全，而世界各地執法機構的應對經驗有待加強，以致騙徒得以乘虛而入。

虛擬貨幣和加密貨幣都並非由中央銀行或政府機構發行的電子貨幣。常見的加密貨幣包括比特幣、以太坊（ETH）、泰達幣（USDT）、幣安幣（BNB）、艾達幣（ADA）等。

初創公司往往利用加密貨幣來賺取較豐厚的利潤。虛擬貨幣則透過區塊鏈技術、複雜的密碼學原理來控制交易，相關資料分散儲存於不同雲端，因此有去中心化的特色。然而，正因為其繁雜性，加密貨幣市場難以監管，一般投資者對虛擬貨幣所知有限，歹徒因而有機可乘。

騙術花樣百出

首次代幣發行（Initial Coin Offering，簡稱ICO）：類似股市的新股認購，是一種用於融資和推出新加密貨幣的眾籌方式。

透過發行虛擬貨幣來集資，可減少監管審核，簡化集資流程；但不少投資者為求「搵快錢」，忽略其中風險而受騙。

ICO目前仍不受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及各國金融機構監管，受騙者不易追討損失。況且一般人都可以發起ICO，投資者就更無保障。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的資料顯示，從2020年10月到2021年3月，加密貨幣騙案受害人數為約7000人，損失金額超過8000萬美元，比2019年同期的數字大幅增加。

加密貨幣詐騙手法層出不窮，維卡幣（OneCoin）創始人伊格納托娃（Ruja Ignatova）就以龐氏騙局伎倆得手而見稱。當局發現原來維卡幣並沒有具備相關的區塊鏈技術，資料庫內容可輕易修改；在全球吸金40多億美元後，這個自稱「加密幣女王」（Cryptoqueen）的主謀於2017年年底開始銷聲匿跡，2022年被美國聯邦調查局列入全球十大通緝犯。

場外交易（over the counter）：指買家與賣家私底下的交易。投資者可能因為貪小便宜而與對方進行場外交易，騙徒誘使買方到指定地點進行現金交易，其實搶劫其錢財。由於任何人都可以透過電腦直接與他人交易，買賣過程若使用虛擬貨幣兌換法定貨幣，也就缺乏監管。

撥開虛擬迷霧

虛假網站：不法之徒甚至會偽造一個與知名投資公司同名的應用程式，哄騙受害人以漸進式手法買入加密貨幣，假稱獲利後即誘使他們轉移加密貨幣到其錢包，以小利讓對方泥足深陷。當受害人要求從賬戶中提取利潤，則被要求投入更多資金，才可把賬戶「解凍」。

加密貨幣屬新興虛擬商品，部分投資者或對其前景有所憧憬，但卻不太了解箇中性質、風險、運作及交易方法，加上其匿名性質，難以追蹤資金。

騙徒藉加密貨幣進行勒索、詐騙、網戀騙案、虛假投資等犯罪行徑，更有利於其隱藏身份和洗黑錢。

加密貨幣在香港被視作虛擬商品，欠缺實物或發行人支持，有關投資既不受法律保障，投資者所持有的加密貨幣更有被黑客盜取之虞。由於大部分加密貨幣平台辦事處設於外地，因此不受本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監管。若加密貨幣平台破產、停止運作或被黑客入侵，投資者亦不受投資者賠償基金所提供的50萬元保障。即使投資者把加密貨幣存於加密貨幣錢包，仍然可能面對技術故障等風險而蒙受損失。一旦遺失私人密碼，就更無法證明其對有關加密貨幣的擁有權，而永遠無從追討一切損失。

一言以蔽之，投資者應只使用可靠、具規模的加密貨幣交易平台和加密貨幣錢包。切勿經非官方App Store的方式，如使用來歷不明的鏈結下載任何加密貨幣交易平台，以防有詐；投資者亦應避免投資於資料不詳或發行公司形跡可疑的加密貨幣。加密貨幣的估值透明度偏低，導致投資不熟悉的加密貨幣風險極高。俗諺有云：「便宜莫貪。」在虛擬世界投資是一門新學問，萬不能掉以輕心。

謝國生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金融學首席講師

何敏淙先生
香港大學附屬學院講師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三年二月二十二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貿易數碼化促進中小企及包容性經濟發展

中小企業往往是一個經濟體的基石。以香港為例，中小企絕大部分是10人以下的微型企業，但佔全港企業總數的98%，提供46%的就業職位。而在內地，接近八成的勞動人口在中小企工作。雖然其盈利率及對國內生產總值貢獻未如大企業，但對穩定經濟、創造就業以至創新都十分重要。如去年本港的第五波疫情期間，大量中小企業倒閉，不但導致香港多個核心商業區的商舖空置率居高不下，更令失業率大幅攀升至勞動人口的一成。

但要扶持中小企發展談何容易。在擴充業務的過程中它們常遇上諸多挑戰，盈利率及風險承受力偏低，特別在經濟環境不景氣時。由於規模小，中小企的談判籌碼一般不多，資金及人力資源有限，要與全球供應鏈不同環節的參與者建立連結，可謂困難重重。

雪上加霜的是，金融機構也因對中小企施加了額外的限制，導致企業的融資門檻大幅升高。愈趨嚴格的循規程序要求，包括近年來應用廣泛的KYC（Know-Your-Client，認識你的客戶）及AML（Anti-Money Laundering，打擊洗錢）要求，令中小企難以獨自負擔。亞洲開發銀行的數據顯示，中小企的貿易融資申請有大約45%會遭到傳統金融機構的拒絕，而大企業的拒絕率則只有17%。資金短缺導致中小企的發展困難，大部分只能停留在當地以保證資金充足，難以真正融入全球市場。

數碼化成助力中小企成長關鍵

數碼化對於企業發展（尤其是中小企）的重要性早已成為共識。充足和及時的數據分析可幫助企業調整生產模式，對於資本及人力資源有限的中小企而言，數碼化理應是精準提高生產力的良方。可惜，由於科技發展愈趨複雜及精細，很多中小企難以跟上，與大企業的差距亦因而擴大。

因此，各地政府開始討論如何推動貿易數碼化。在一個高度數碼化的貿易環境中，每一個環節的每一個行動，其訊息的傳輸都是通過實時、自動化的數據傳輸完成，毋須依賴紙張文件的傳遞。在此過程中收集的數據可用於供應鏈的追溯、分析及調查，進一步提升效率。這些交易數據可成為評估企業穩健性的重要標準，金融機構可以憑藉充足的數據來評估企業的信譽度及安全性，減少企業自身的調查負擔，大幅降低融資成本。

若這些數據可以保持透明公開，傳統金融機構以外的其他貸款人也可利用這些數據來評估風險。國際商會（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ICC）的一項調查顯示，數碼化可以令貿易融資的成本降低35%。低廉的成本可讓中小企貸款人便捷地參與融資，增加其貸款機會和資金來源。

政府及公營部門應當積極反應

貿易數碼化將會為環球貿易帶來一次重要變革，其所需技術其實早已發展成熟，被很多大型企業應用多時。例如包括蘋果在內的很多大型企業近年來選擇採用的及時化生產策略（Just-In-Time，JIT），在大幅降低成本的同時，對數據的實時性和準確性有很高的要求。JIT之所以成為可能，正是由於物聯網的發展和廣泛應用。直至2021年底，全球已有超過百億的設備接入物聯網，亞馬遜等公司早在幾年前已經開始提供中小企業亦適用的物聯網建設服務。另一例子是因加密貨幣而受廣泛關注的區塊鏈技術。區塊鏈的透明度及安全性降低了供應鏈溯源的難度，在追溯產品碳排放或供應商訊息很有幫助。

技術不成問題，目前中小企最缺乏的是推行有針對性的產業政策，以提升全球供應鏈內的連結性與互用性。這些發展不但能為中小企業打開參與全球貿易的空間，亦能為整體社會帶來可觀的經濟收益。

阻礙數碼化進程的因素有很多方面，而其中一個因素是政府及公營機構對數碼化的態度相對保守。如何推動公營部門積極轉型數碼化，並為貿易數碼化做好準備，已經成為很多國際組織及各國政府的核心議題。包括G7、G20及亞太經合組織在內等多個組織，都在嘗試推動各自組織成員國的數碼化轉型。其中比較知名的例子有由聯合國發起，旨在敦促各國承認電子交易紀錄的《電子可轉讓示範紀錄法》（Model Law on Electronic Transferable Records，MLETR），以及針對亞太地區的《亞洲及太平洋跨境無紙貿易便利化框架協定》（Framework Agreementon Facilitation of Cross-border Paperless Trade in Asia and the Pacific）。截至2022年9月，有7個國家已批准採用MLTER，另有多個國家已在積極試驗並承諾會盡快完成批准手續。

建立數碼ID制度 提高通用性

數碼化的另一個主要障礙是缺少在整個貿易融資領域通用的標準及規範。雖然在供應鏈的不同環節有某些文檔及標準可以通用，但不同的國家，甚至同一國家的不同行業，經常會設置不同的要求，且互相不承認對方的標準。這一點對於業務跨越多個國家的企業而言是很大的負擔，對於無力負擔這種成本的中小企，就只能選擇停留在本地市場，或在極有限的選擇當中挑選標準要求相同的市場。因此，即使數碼化所需技術已經成熟，數據傳輸亦不成問題，目前僅有約1%的跨國貿易是以高度數碼化的方式進行。

金融領域內的數碼化進行相對較快。調查顯示，有超過60%的跨國銀行及30%的本地銀行稱他們已經將供應鏈至少部分數碼化。尤其是2020年疫情的突然發生，更令很多銀行下定決心大幅加快數碼化。而隨着金融機構的數碼化程度愈高，不同系統之間的標準差異所造成的障礙就愈多。企業在多個系統內同時運作會面對很多障礙，逐漸產生了一個個數據互不流通的所謂「數據孤島」（Data Silos）。

要解決統一標準和認證的問題，其中一個被廣泛認同的提案是建立通用的數碼ID制度。早在2021年6月，歐盟委員會已經提出建立針對個人及企業的數碼ID框架。數碼ID建立的目的在於加強不同貿易個體之間的連結。每一個中小企都會擁有專屬的數碼ID，數碼ID內儲存有該企業的資格認可、金融信譽等級及其他相關的訊息。貸款人或投資者通過查詢企業的數碼ID，可以快速了解該企業的重要訊息。透明的訊息會大幅降低貸款過程所需的時間及調查成本，從而令中小企業有更多機會獲得資金支持。

若數碼ID得到廣泛的應用，貸款將會變得更自由。來自不同行業、地區甚至外國的資本都可以透過數碼ID評估風險，進而選擇是否進行貸款。多樣化的資金來源及較低的門檻會成為中小企擺脫規模局限的關鍵。而要達至此效果，首先需要政府部門及監管機構重新審視當前的監管條例，為更多不同類型的貸款者提供一個既安全又便捷的參與渠道。

推進數碼化 應對未來挑戰

在數碼時代，數據如同新的流通貨幣，而數據的流通和應用則是經濟發展的必要條件。據估計，僅G7國家，貿易數碼化在2019 年至2026年間可以通過降低貿易成本而帶來9萬億美元的額外收入。數碼化更可以解決新興國家普遍存在的缺少認證紀錄、數據不齊全等痛點，縮小目前高達1.7萬億美元的貿易融資缺口。在未來的數十年內，數碼化會成為全球社會面對各種挑戰的主要解決手段。在解決包括貧困、收入不平等、氣候變化等種種問題上，數碼化的潛力不可小覷。基於目前技術及國際已有的通用標準，貿易高度數碼化的要求並不算太高，多數國家可以在數年至十數年時間內完成轉型。

在此階段，香港也應該把握機會，盡快推進政府及公私營機構的數碼化，在應對新局面中搶得先機。香港可以參照上述提到的MLETR等國際標準的指引，由推行無紙化貿易開始，令電子紀錄與紙張文檔擁有同樣的法律效力，節省中小企業在行政手續上的成本及時間。作為世界級的貿易中心，若香港能率先實現貿易無紙化，定能令亞洲乃至全球企業受益。

當大企業通過自身的貿易網絡達成數據流通，中小企卻受到規模、監管、准入條件等種種限制。鑑於中小企在促進平等及提高收入方面扮演重要角色，助力中小企進行數碼化理應成為經濟政策中的優先事項。

鄧希煒教授
亞洲環球研究所總監、馮國經馮國綸基金經濟學教授

龍淑儀小姐
亞洲環球研究所研究員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三年二月十五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家族辦公室在香港的前景及機遇

香港特首李家超在其首份《施政報告》中設定目標，在2025年年底前，要吸引不少於200個家族辦公室在香港開設營業部或擴大業務。

家族辦公室的發展對香港經濟有重大益處。首先，私人財富管理的高端性質有助提高資產管理規模（Assets under management, AUM），亦是企業家和商業項目投資資金的重要來源。其次，發展家族辦公室可以拓展專業化的金融與非金融服務，包括投資管理、財務規劃、遺產和稅務規劃、慈善投資、禮賓服務等。無論是相應業務的內包還是外包，均創造高增值的工作崗位。

在過去3年，受內地的抗疫政策和旅遊限制影響，香港私人財富管理（PWM）行業明顯波動。然而，與此同時，其他亞洲金融中心如新加坡，在發展家族辦公室方面取得了長足進步，為香港的私人財富管理行業帶來了競爭壓力。本文將探討香港可以採取哪些策略和行動來促進PWM行業的發展，以及與內地全面通關後PWM行業面臨的機遇與挑戰。

面臨的挑戰與應對策略

據香港電台報道【註1】，香港一家族辦公室的董事總經理Juen Lee表示：「2022年第一季度，其新加坡辦公室的每日交易額為8.9億美元，香港為165億美元。且香港上市公司的總市值是新加坡的8倍。」

香港作為全球第三大上市集資地，理應具備成為亞洲財富管理中心的天然優勢，並擁有蓬勃發展的家族辦公室行業。

然而，新加坡在過去兩三年間在發展家族辦公室方面取得的亮麗成績。新加坡的家族辦公室數量從2020年的400家增加到2021年的700家。據南華早報報道，律師事務所私人財富和家族辦公室業務聯席主管Loh Kia Meng預計，新加坡在去年年底前本應有1500個家族辦公室成立。該報道還指出中國超級富豪花80萬美元買一瓶威士忌、花6.1萬美元買雪茄和每年花67萬美元成為Sentosa高爾夫俱樂部會員的軼事。在去年9月，新加坡更取代香港成為世界第三大金融中心。

儘管新加坡和香港在吸引富豪資本方面存在競爭，但在筆者看來，這行業的發展空間足以容納香港和新加坡。在亞洲，約36%的家族辦公室的資產管理規模超過10億美元，而85%的亞洲億萬富翁仍在領導其家族企業，這意味着亞洲仍處於代際財富轉移的風口【註2】。據市場估計，今年上半年香港擁有1.5萬位超過3000萬美元淨資產的人士（超高淨值人士，UHNWIs）。

根據政府提交立法機關的文件，香港是世界上擁有最多超高淨值人士的城市。一家總部位於香港，並在新加坡和中國內地設分公司的家族辦公室的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關志敏在接受CityWire Asia【註2】訪問時指出，美國大約有40%的銀行資產管理規模由專業資產管理公司或家族辦公室管理。在歐洲，這一比例接近30%，但在亞洲僅為5%。這意味着香港家族辦公室行業具有非常大的成長空間。

港府支持下的行業生態

筆者認為，在試圖改變超高淨值人士選擇新加坡家族辦公室的想法的同時，也應該想辦法吸引仍在猶豫選擇香港或內地的富豪來港。短期內後者可能更有效，這是因為決心選擇移居新加坡的人可能已經權衡了諸多因素，而香港政策的調整不一定能改變其想法。反之，當我們成功吸引本來計劃留在內地的超高淨值家庭定居香港後，將更容易吸引那些考慮移居新加坡的人。

為促進家族辦公室業務在香港的發展，香港特區政府在2022年的《施政報告》中，公布了針對香港單一家族辦公室（SFO）所管理的家族投資控權工具（FIHV）的稅務寬減稅收優惠制度立法草案（即FIHV稅制）。自2022/23課稅年度（YOA）起，在滿足相關條件的情況下，FIHV稅制將為超高淨值個人及其家庭成員從FIHV相關交易中取得的應課稅利潤提供0%的稅率。

有利的稅收政策對家族辦公室的發展至關重要。筆者期待新稅收政策的出台，能吸引更多超高淨值人士來港設立家族辦公室。正如去年的《施政報告》所述，政府努力將香港轉變為充滿活力的藝術文化中心的舉措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作為亞洲頂級的藝術品拍賣中心，香港將受益於中國超級富豪對收藏的熱情。根據胡潤百富1月份發布的《2022胡潤至尚優品——中國高淨值人群品牌傾向報告》，92%高淨值人士有收藏習慣，比去年上漲22%。珠寶翡翠（55%）仍然是最受高淨值人群青睞的收藏品，較去年上升28%。名錶（49%）增加23%。中國書畫（44%）增加20%。

此外，收藏古典家具、西畫雕塑和瓷雜的比例均有所提升，尤其是古典家具的收藏熱情上漲了19%。

中國高淨值人士的收藏習慣

資料來源：《2022胡潤至尚優品—中國高淨值人群品牌傾向報告》

香港若要促進財富管理行業的發展，制定相關有利政策支援行業生態是非常重要。其中，高科技產業和創業文化的培養是該生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許多家族辦公室正在尋找直接投資或PE投資機會。為了滿足大量家族辦公室的投資需求，我們需要提供更多的投資機會，例如ESG、綠色融資等。私人財富管理公會（PWMA）的調查顯示，愈來愈多的PWMA成員正在尋找綠色投資機會。

培養行業專才同樣重要。亞洲地區的億萬富翁人數不斷增加，家族辦公室需要聘請具有管理家族財務、資產、繼任計劃和法律事務技能的專家。儘管香港具有充沛的人才儲備，隨着超高淨值人士來港數量的增加，我們還需要吸引和培養更多人才為其提供服務。筆者建議以公私合作的模式組建培訓機構，借鑑新加坡財富管理學院（Singapore Wealth Management Institute）的經驗並加以改進，為從業人員提供嚴謹而實用的培訓。教職員工可由頂尖學者和權威政府與行業專家組成，提供財富管理、資產管理、家族辦公室營運、家族傳承規劃、信託服務等方面的職業認證。

內地通關後的機遇

香港的私人財富管理行業自2021年以來一直受到負面影響。

資料來源：Statista

但隨着2023年初香港與內地之間全面恢復正常往來，預計該行業將很快重回正軌。筆者樂觀地認為，內地仍有巨大的經濟復甦、增長的潛力，以及大量的投資機會。

隨着我們的關口重新開放，許多希望靠近中國大陸的內地超高淨值家庭將會來港生活以及建立他們的家庭和家族辦公室。根據彭博資訊報道【註3】，全面取消病毒旅行限制可能會給香港（的家族辦公室）帶來進一步的推動力。」筆者對該行業持樂觀態度的另一個原因是香港政府對該行業的大力支持，部分通過直接制定政策，部分通過金融服務發展局（FSDC）和香港投資推廣署旗下的FamilyOfficeHK來推動。金融服務發展委員會已經完成了一系列關於香港和內地家族辦公室富有洞察力的研究，並為香港家族辦公室的發展提供了有效的政策建議；FamilyOfficeHK則通過鑑別有潛力的服務提供商，提供簽證申請、就業和教育相關建議，幫助家族辦公室在香港順利開展業務。

註1：RTHK, “Family offices find a home in HK,” 2022-12-24.

註2：Peter Shadbolt “Asia’s family offices: Singapore vs Hong Kong – which city is better?”, CityWire Asia, 15 MAR, 2022

註3：Bloomberg Intelligence, “Family offices could turn to HK as tax diverges with Singapore”, Bloomberg Professional Services, December 07, 2022

房育輝教授
港大經管學院管理及商業策略、經濟學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三年二月八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美國重陷債務上限泥沼

過去半個世紀以來，除了金融危機和新冠肺炎期間，美國聯邦政府的開支和收入佔GDP的比例都相對穩定，平均分別為20.8% 和17.3%。這兩者的差距即為財政赤字，由政府發債填補。雖然每年新發行國債在GDP的比例改變不大，但由於GDP隨着經濟增長而上升，發債的數額自然有所增加，累積起來還沒償還的國債總值便一直擴大，屢屢觸及國會訂立的上限。上月19日，美國國債又再達到上限（目前是31.4萬億美元），民主、共和兩黨將在國會如何爭論和處理，遂成為未來數月的一個政經議題。

美國的國債上限始於1917年。在此之前，財政部每次發債都須先得到國會批准。第一次大戰期間，國會為簡化程序，改為訂立國債上限。自1960年至今，美國國會已經對這個上限作了78次的調整，平均每年一次多，其中49次在共和黨總統任內，29次在民主黨總統任內。這次若再度提高，似乎最正常不過，但由於美國政治愈趨兩極化，兩黨鬥爭激烈，加上國際政經局勢不明朗，自然引起較多關注。

過去因國會沒有及時解決國債上限而導致的問題，多是政府員工被強制休假，如1995年克林頓任內和2018年特朗普任內，後者持續了約一個月，是歷史上最長的一次。2011年奧巴馬任內，共和黨控制參議院，與民主黨討價還價，要減少聯邦政府赤字才通過提高國債上限 ，情況與今天相約，當時的爭論使標普降低美國國債評級，引起股票市場的震盪。

在國會做出新的決議之前，財政部不能繼續發債。現時財政部長耶倫只能採取特別措施，調配不同的政府賬項，擠出資金來應付日常開支。這當然並不是長久之計，她在給國會的信件中表明，估算到今年6月便無以為繼，到時必須調高國債上限，又或將上限擱置，不然聯邦政府的一些運作便須停擺，政府員工拿不到工資，市民領取不到社會福利或退休金，承包政府項目的企業收不到合約註明的費用等等。對全球經濟和金融影響巨大的，自然是美國政府沒有經費就舊債還款付息，可能導致美國歷史上第一次債務違約。

倘違約環球股市冧

美國政府債務若出現違約的可能性，投資者自然減少持有，導致利率上升，特別是短期利率。若債務違約真的發生，美債的信貸風險必然大幅增加。美債市場是全球金融體系的核心市場，這個市場的崩潰對全球的經濟金融活動自然是災難性的，影響亦會波及以美債為抵押品的其他市場。

美國財政部在面對上述2011年債務上限時，曾制定一個應急方案。根據這個方案，美國政府會避免債務違約。債務期滿時會拍賣同等面值的債務以維持債務總額不變，並按時支付利息，不足的款項由延後其他開支來填補。換句話說，當時美國政府有計劃在經費拮据時優先償還債務。

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簡稱CBO）估計【註1】 ，若不改變債務上限，同時又按時付出債務利息的話，其他政府開支需要削減20%。但在實際操作時，由於稅務收入在不同月份有一定的波動，要確保按時還債，其他開支需削減多於20%。但無論這個比例的高低，都會受到法律的挑戰。美國法律並沒有明確說明，在財政部經費不足時，誰有優先獲得付款的權利，也沒有說明誰有權去作有關決定。嚴格來說，政府員工的工資、長者的退休金或承包商應得的款項等，也是政府的欠債。若政府因先還國債而延後對有關人士的付款，也等於間接提高了國債上限。

同樣是環繞着債務定義來解決國債上限問題的另一個建議，是讓財政部鑄造一枚面值一萬億美元的白金硬幣，與聯儲局兌換一萬億美元的貨幣以作開支。由於財政部發行的不是債務，並不違反國債上限。雖然白金硬幣的面值遠高於它的內在價值，但這並不是主要問題。問題在於這明顯是財政赤字貨幣化，通過央行發鈔給財政部作開支。有報道指拜登幕僚曾經討論這個建議，或許反映出按正常程序在國會解決國債上限問題的困難，但是財政部長耶倫表示不會採取這個建議，聯儲局也不會接受有關安排。

不升債限須削開支

美國的國債上限並沒有很大的實質經濟意義，提高上限不等於增加財政赤字，沒有上限也不等於財政赤字可以無限大。有沒有財政赤字及赤字多少，按每年的財政預算和當年的經濟狀況決定，而每年的財政預算都需要國會審核和通過。目前全球各個經濟體中，除美國外，只有丹麥政府有國債上限的規定，但丹麥並沒有以之作為國內政治交易的議題。

據CBO估計，若不提高國債上限，那在本年度便須削減政府開支或增加稅收1.5萬億美元，在隨後十年的有關數字則為14萬億美元。以美國目前的情況，在內要重振製造業、翻新基礎建設、應付氣候變化、處理收入和財富不均，在外要與中俄抗衡、抑止已呈現褪色的國際影響力等，無論是民主黨或共和黨的議員，都應該清楚提高國債上限的重要性，問題是兩黨如何討價還價及需時多久而已。

民主黨在參議院有51個議席，略多於共和黨的49席，除非如上一次得到共和黨同意以簡單多數票作決定，不然需要60票才能通過立法提高國債上限，那便需要爭取9位或以上的共和黨議員倒戈支持。問題更大的是眾議院，去年年底的中期選舉後，共和及民主兩黨分別佔222及213議席，其後有一位民主黨議員離世，共和黨目前有10票優勢。此外，共和黨議員麥卡錫要經過15輪投票才得到議長席位，要對黨內強烈反對增加政府開支的黨友投桃報李，不然只要其中一人動議，即可啟動罷免其議長職務。換句話說，美國國會今年討論國債上限的變數比以前多。雖然美國政府因債務上限而減少開支甚至債務違約的概率仍然較低，但是掉以輕心的一時誤判，後果可以相當嚴重。

美債供需此長彼消

比國債上限更具經濟意義的，是聯邦政府財政在未來的演變。據CBO的估計，在2023至2032年的10年間，平均開支會佔GDP的23.2%，收入則佔18.1%，兩者分別高於之前50年的20.8%和17.3%，但財政缺口則從GDP的3.5%上升至5.1%。假設沒有上限，美國國債會迅速膨脹。但全球對美國政府債券的需求會否作相應的增加呢？

根據2021年年底的數字【註2】，美國聯邦政府債務總額約30萬億美元，其中7萬億美元是聯邦政府之間的相互借貸，23萬億美元是公眾人士持有（debt held by the public），後者的三分之二屬國內投資者，三分之一屬外國投資者。美國國內持有國債最多的，是通過美債市場調控貨幣政策的聯儲局，約有6萬億美元，主要是4次量化寬鬆的結果。聯儲局按計劃縮表的話，持有的美債將會減少。其他國內持有國債的主要是金融機構，對國債的需求視乎業務的發展和資產組合，大概不會增加很快。

至於外國的美債投資者，主要是日本和中國，但兩國最近都大量減持美債。中國持有美國國債高峰時是2013年年底的略高於1.3萬億美元，但至去年11月底只剩餘8700億美元【註3】。2022年11月，外國持有美國債務總值比一年前減少了4585億美元之多。這或許因美元大幅升值，有些央行賣美元來穩定匯率。又或許因地緣政治的迅速演變，有些國家分散投資，減少持有美元資產。總的來說，可以預期美債需求的增長會低於供應的增長，美元的實質利率有回升的趨勢。

註1：https://www.cbo.gov/system/files/2022-05/57950-Outlook.pdf

註2：https://www.pgpf.org/blog/2022/09/the-federal-government-has-borrowed-trillions-but-who-owns-all-that-debt

註3：https://ticdata.treasury.gov/Publish/mfh.txt

陸炎輝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榮譽副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三年二月一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通關路上 蓄勢復常

香港特區實施長達3年的嚴控新冠疫情措施後，隨着2022年過去而成為歷史。鑑於去年本地經濟表現遜於預期，加上環球局勢不明朗等因素，特區政府將全年實質本地生產總值（GDP）下調至負3.2%。

踏入新的一年，本地經濟仍有待全面復甦，但隨着後疫情時代到臨，除了恢復對外交通，與內地通關的時間表亦已見眉目，社會正邁向全面復常，香港GDP有望於今年重上正增長軌道。

水晶球的預示

繼反映企業營商信心的採購經理指數（英文簡稱PMI）去年年底錄得49.6，創4個月以來新高後，各界普遍預期，通關後營業額將會反彈一成，帶動金融市場交投轉趨活躍，有助於增加企業投資意欲。預測本港PMI在未來數月升勢持續，或會衝破50。信貸評級機構標普亦指出，同期本港商業活動為4個月來首度擴張。即使原料和人工成本上漲，預期本港經濟今年仍會增長2.8%，扭轉去年收縮3%的弱勢。

本月初，香港大學發表2023年高頻宏觀經濟預測，指出縱使不少發達經濟體實施貨幣緊縮政策以抗通脹，而窒礙本港上半年經濟發展，但就業市場將受惠於與內地恢復通關，預期首季實質GDP增加1%【圖】，全年則可望恢復正增長，增幅料為2.5%。

資料來源：香港大學香港經濟及商業策略研究所

香港失業率曾在2021年2月攀升至7.2%，就業不足率增至4%，兩者刷新2003年沙士以來新高。失業率至今已回落至3.7%，連續6個月下跌，重返2020年初新冠疫情爆發前的水平；預料與內地通關得以進一步下降至0.5%，而恢復全民就業狀態。

內地動態清零防疫政策維持了1016日，比任何國家都要長，卻能於短短數周內作出大幅度改變。部分經濟活動或會因而急劇反彈，但疫情仍處於蔓延階段，國家經濟還需一段時間才會全面復甦。

神州大門重開

動態清零期間，雖然內地人民收入普遍下降，但儲蓄率高企，據法國巴黎銀行估計，2023年家庭消費將增長9%，通關開放亦紓緩房地產等行業的困境，去年11月放寬了房地產開發商的融資渠道，有助於改善行內債務違約問題，並盡量使售出單位得以落成。

中國復甦無疑可提振全球經濟增長，但其石油使用量約佔全球五分之一，精煉銅、鎳和鋅佔一半，而鐵礦石則佔六成以上，重新開放後難免會增加全球對商品的需求及對商品價格的壓力，是否會推高通脹或利率，則屬未知之數。

中外復甦阻力

香港逐漸放鬆防疫措施半年以來，復甦動力始終不足，主因是特區作為大灣區連接國際的樞紐，仍需內地注入經濟動力。內地的復常時間表來得早於預期，有利於刺激疲弱多時的消費，經濟增長可望由去年約3%升至5%，成為2023年環球經濟的一個亮點。但這一切都有待內地熬過「解禁回潮」（Exit Wave），即放寬防疫措施以致確診病例再度激增；歐美相關經驗顯示，為期約需3至6個月。

當前歐美通脹高企，涉及如去全球化等多個結構因素，不易化解。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今年全球通脹將由去年8.8%回落到6.5%。面對高通脹，歐美央行貨幣政策已全面收緊，美國聯邦儲備局在2022年加息425個基點，本年仍有繼續加息的可能。這樣的貨幣政策將不利於香港經濟。在聯繫匯率制度下，美元加息迫使資金流動性收縮，對本地經濟活動造成壓力。即使加息步伐放緩，息口高企相信將維持一段時間，年內歐美難逃衰退。

俄烏衝突歷時幾近一年，令國際能源與糧食供應鏈遭到破壞。衝突既難望於短期內解決，今年仍將對世界經濟帶來震盪。全球供應鏈的調整現正在加速，趨向本土化、區域化、分散化。美國總統拜登在2022年8月簽署《晶片與科學法案》（CHIPS and Science Act），以提供數百億美元促進半導體的研究和製造，透過吸引大公司落戶美國，建立自身的半導體供應鏈。

中美兩國持續的戰略競爭將加快全球科技脫鈎，對經濟增長和國際金融市場走勢影響深遠。在高通脹的壓力下，本年中美經貿摩擦或有機會緩和，雙邊對話可望加強，但美國制華的姿態難以徹底扭轉，對香港經濟前景並非好事。

另一方面，嚴厲防疫措施曾令部分外資公司撤出香港。根據投資推廣署的統計調查，亞太地區總部數目連跌3年，按年減少46間（3.2%），而駐港公司跌穿9000間，為4年新低。其中不少地區總部遷往新加坡，部分曾因內地通關無期而撤銷地區總部。經濟學人智庫最新研究指出，香港對跨國企業的吸引力正在下降。與新加坡相比，特區在本地安全及政治穩定有所不及。特區當局理應着力填補金融人才流失，以會計業為例，香港會計師公會的資料顯示，2022年流失率錄得11%，部分大型金融機構更高達30%。

善用區內優勢

顯而易見，目前利好因素主要來自內地市場，其他地區均有下跌跡象。歐洲經濟衰退和美國處於加息周期等難免削弱當地人的消費意欲。通脹急升推高物價及生產成本，主要國家大舉加息抗通脹，既加重企業利息開支，亦影響銷情。高度依賴西方市場的出口型經濟將面臨重大挑戰。

不過，近年中國與東盟加深合作，互為最大貿易夥伴，加上內地今年勢將催谷內需，相信可以抗衡歐美的經濟衝擊。若要重踏增長之路，香港必須聚焦內地與東盟，包括全速推行與大灣區融合等發展計劃。恢復通關可以惠及本港各行各業，同時亦有助於香港再度發揮作為國家超級聯繫人的角色，逐步重拾國際航空樞紐地位。

面對歐美經濟或會影響本港企業業務和整體經濟復甦，企業可藉粵港澳大灣區及《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拓展內地、東盟及其他市場。現時亞洲國家增長相對較快，東盟無疑是另一出口增長的亮點。

綜觀本地近期發展，特區政府放寬對訪港旅客的檢疫安排，足以為服務輸出增添動力，儘管金融狀況收緊或會抵消部分正面效應，但若疫情持續穩定受控，經濟活動就能正常化。萬眾期待的中港通關更是香港打造經濟復甦的契機，除了繼續強化自身所長之外，更要致力發揮國家賦予「一國兩制」的獨特優勢，在「十四五」規劃為香港定位的經濟發展領域中提升國際競爭力。

謝國生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金融學首席講師

何敏淙先生
香港大學附屬學院講師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三年一月十八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膠袋加價夠唔夠辣

新年伊始，本地消費者無論在超級市場還是便利店，如果要購買塑膠購物袋，要付出比之前貴一倍的價格。根據香港特區政府剛修訂的《產品環保責任條例》和《產品環保責任（塑膠購物袋）規例》，每個塑膠購物袋的收費由最低5角增至最低1元，並取消現時對盛載冰凍或冷凍食品的塑膠購物袋的豁免。這是自2009年推行塑膠購物袋收費計劃以來首次漲價，是項優化措施目的是減少對環境的污染。

從5角到1元，雖然價格翻倍，但有市民認為加幅不痛不癢，對制止濫用塑膠購物袋難以奏效。早前也有議員在立法會會議上提出加價至2元，但其決議案被否決。到底應該如何對塑膠購物袋收費，才能達到保護環境的目標呢？

公共物品不比商品

假設環境是一件商品，把對環境的污染比作對環境這種商品的消費，那麼有消費就有價格。可是環境與其他商品不同，消費一盒朱古力只會影響購買者本身的利益，得享口福之餘，或有體重增加的煩惱；消費塑膠製品卻不僅影響購買者本身的利益，例如攜帶方便，也會影響到其他人和物種的利益。人類從1950年代開始生產的塑膠製品高達630億噸，其中只有9%被回收，12%被焚化，剩餘的79%都成為白色污染（white pollution）。這些白色污染被遺棄在土地和海洋裏，不僅成為讓海豹窒息而死的兇手，也化為極其微小的塑膠顆粒，進入生物體內，甚至出現在我們的餐桌上【註1】 。

在經濟學中，環境被稱為「公共物品」（public goods），經消費後形成界外效應（externality）。正如汽車廢氣的界外效應是損害非駕駛者的健康，塑膠製品的界外效應則損害非塑膠製品使用者以及連塑膠製品都不知為何物的動物的利益。

那麼，為公共物品定價時，就不僅要考慮購買者本身的利益，也應計算界外效應的大小，更要釐清誰應該為此埋單。

應由誰來付鈔？

經濟學認為帶來界外效應的一方應該埋單。那麼，塑膠製品消費者理應為塑膠製品產生的污染埋單。世界上包括中國在內的30個國家在境內對使用塑膠袋的消費者強制收費【註2】，但需要為污染埋單的只有消費者麼？消費者走進商店，若所有商品都用塑膠包裝，就沒有購買環保包裝的選擇，可見要求消費者單獨為白色污染埋單毫不公平；總值高達3.75萬億美元的塑膠製品產業鏈【註3】，包括生產、使用和銷售塑膠製品的所有企業，一律應共同負責。日本、澳洲和意大利等為數共43個國家，要求生產塑膠製品的企業負責清理、回收和循環再用【註2】。世界知名企業包括可口可樂、寶潔、麥當勞以及本港品牌莎莎也主動宣布減少或禁用不可回收的塑膠包裝，取而代之以可回收或可重複使用的材料【註1】。香港特區政府也正在籌備推展「塑膠飲料容器生產者責任計劃」，要求生產商承擔收集塑膠飲料容器的責任。筆者期待政府出台更有效的政策，以助更多企業承擔起減少塑膠包裝對環境污染的責任。

怎樣定價才算合理

確定了由誰來埋單，那麼價格應該是多少才合理呢？商品的價格與其價值密切相關。要是純粹考慮塑膠製品對於環境的污染，當然應立即予以禁止，但眼下塑膠製品無處不在，例如超市裏的雞蛋盒到辦公桌上的滑鼠，甚至是每天使用的牙膏牙刷。塑膠之所以被廣泛使用，因為輕便耐用，具備良好的密封性。生產一公斤以石油或天然氣為原料的原生塑料（virgin plastic）會排放2至3公斤的二氧化碳，與生產同等重量的鋼鐵所排放的二氧化碳相當【註1】。

不過，同樣的產品，消費者會選用輕便的塑膠還是笨重的鋼鐵呢？如果一味污名化塑膠，對塑膠製品定價過高，消費者和廠商被迫使用性能較差或者不方便的材料，給生產和生活帶來的成本也不容忽視。

試想一下，如果超市裏的食品被禁止使用塑膠包裝，食品保存期會大大縮短，變質的食品不僅有損健康，丟棄的食品也會釀成大量浪費，對環境帶來更嚴重的污染。

定價不僅涉及公平地釐定塑膠製品的價值，還要公平地顧及塑膠製品的消費者。經濟學利用價格敏感度來量度漲價與消費者購買量的關係。相比於低收入的消費者，高收入者對於膠袋從5角提高至1元並不敏感。

如果只通過五花八門的方式來「懲罰」購買膠袋的消費者，那麼被罰的可能大多是低收入一群，而導致低收入消費者為白色污染埋單，高收入消費者則坐享其成。

如何讓不同收入的消費者公平地分擔環境責任，也是定價塑膠製品的考慮因素。同一道理，政府在制定生產者責任計劃之際，也需要考慮徵收塑膠製品污染稅對不同企業的影響，「一刀切」未免扼殺搖籃中的中小企業。

為後世着想

小小一個塑膠袋，看似簡單，其定價卻大有講究。關鍵繫於化繁為簡，回到2009年香港特區政府對塑膠袋徵費的初衷，用意不在於懲罰消費者，更不是為了增加財政收入。

無論收費5角抑或1元，都是為了提醒消費者，濫用膠袋會污染共同生活的環境，今日的資源浪費將嚴重威脅子孫後代的生存。

只要我們改變消費習慣，少用一個塑膠袋，循環再用購物袋，不濫用，不浪費，我們的天空會更藍，我們孩子的笑容會更加燦爛。

註1：”Too much of a good thing”, The Economist, 3 March 2018, page 55–57.

註2：”Legal Limits on Single-Use Plastics and Microplastics: A Global Review of National Laws and Regulations”,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 5 December 2018.

註3：”Lacking flexibility”, The Economist, 27 July 2019, page 58.

范亭亭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市場學高級講師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三年一月十一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停滯不前的拉丁美洲經濟

最近兩宗有關足球運動的新聞，大概受到不少球迷關注。其一是以球王美斯為主力的阿根廷國家足球隊在兩周前第三度贏得世界盃，16年後再將大力神盃從歐洲捧回南美洲。其二是為巴西三奪世界盃的另一球王比利在上星期因病離世。對一些香港人來說，足球是南美洲的主要聯想；對南美洲、特別是巴西和阿根廷的人來說，足球是國家的驕傲；對當地很多青少年來說，足球是個人前途和家人生活的主要出路。但南美洲足球運動的蓬勃，或許掩蓋了經濟長期停滯不前的現實。

為方便討論，這裏將南美洲擴至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包括了墨西哥和中美洲國家。世界銀行的數據把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Latin America and Caribbean）作為一個區域列出。按有關資料，這地區在2021年佔全球人口的8.3%及GDP的7.7%，即人均收入略低於全球的平均值。

經濟發展的重要目標是增加生產和收入，發展的快慢可以以人均收入是否接近或追上高收入國家（如美國）的水平為指標，即有沒有與後者「趨同」（convergence）。若果以此為指標，以購買力恒等的匯率來計算，拉美經濟一個多世紀以來沒有改善，甚至有些下滑。

按Maddison Project Database 2020【註】 的數據，在1860年拉丁美洲的人均收入是美國的36%，但隨後一直低於30%，在上世紀八十及九十年代更接近20%。這個比例沒有改變，不等於沒有經濟增長，只是經濟增長的步伐與美國相同，沒有拉近和美國的差距。這個比例下跌，則表示與美國的經濟距離愈來愈遠。還好，拉美經濟在本世紀有些少好轉，根據世界銀行的統計，該區的人均收入在2021年稍為升至美國的25%水平。

阿根廷墮中等收入陷阱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包括33個國家，它們的經濟表現自然有一定的參差，但總的來說，除了個別幾個國家之外，人均收入與美國水平相比，多年來並沒有很大的變化。

第一個比較特別的是阿根廷。阿根廷曾經是拉丁美洲收入最高的國家，從十九世紀到上世紀三十年代，人均收入約為美國的50%至60%，也是巴西的4倍到5倍。但自經濟大蕭條後，阿根廷的經濟有些一蹶不振，平均收入和美國比較逐步下跌，最近幾十年都在美國的30%上下，沒有什麼進步，可以說是掉進中等收入陷阱的最明顯例子。

第二個比較特別的國家是智利，它的人均收入在五十年代初是美國的40%，隨後下跌至九十年代初的20%，然後再回升至近十年的40%。智利的經濟發展有一段特別的插曲，就是社會黨在1970年選舉獲勝，領導人阿連德（Allende）成為智利第28任總統，是拉丁美洲首位通過民選執政的馬克思主義者，他上任後實施企業國有化及價格管制等政策。在美國的後院搞社會主義，自然不容於美國政府。通過中央情報局的幕後策劃和協助，智利軍人皮諾契特（Pinochet）在1973年發動政變推翻阿連德，並開始了長達17年的軍政府統治。

皮諾契特上台後重用一些在美國芝加哥大學畢業的經濟學者主理經濟事務，後者被統稱為「芝加哥男孩」（Chicago boys）。眾所周知，芝加哥經濟學派的主導思想為自由市場，政府在經濟活動的角色應減至最低，因此智利的經濟政策在數年內出現了180度的改變。

由阿連德上台的1970年到皮諾契特下台的1990年，智利的人均收入與美國比較，主要趨勢都是下降。在軍政府統治期間，一方面市場是開放了，但另一方面，權貴資本主義（crony capitalism）也愈趨嚴重，很多以前的國有企業在私有化過程中都落到和政府有關的人手上。以市場為主導的經濟政策，沒有很快的推動經濟，要到八十年代中後期，智利的經濟才拾級而上，成為拉丁美洲表現最好的經濟體。

亞太人均收入追貼美國

和拉丁美洲不同，亞太區經濟體的人均收入與美國相比持續上升，也就是愈來愈追上美國的水平。以亞洲四小龍為例，四個經濟體合起來計算的人均收入在1950年只達到美國的12%，但到2012年已經上升至78%。其中香港的人均收入已經和美國差不多，有些年份還超過美國。

拉丁美洲和亞太區經濟表現的不同，背後的原因很多，亦相當複雜。簡單來說，首先是發展策略的不同。二戰後至八十年代，拉美經濟體比較多依靠保護政策和進口替代來發展國內產業，而亞太區則以出口導向為主。比較兩種策略，後者更着重市場力量，汰弱留強、提升效率。

第二個主要分別，是拉丁美洲的宏觀調控政策常有失誤，導致通脹高企、匯率波動及債務危機等，給經濟帶來震盪和不確定性。雖然亞洲在上世紀末也出現過金融風暴，但總的來說，數十年來宏觀經濟的表現優於拉丁美洲。以1987至2021年的平均通脹為例，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的通脹率比東亞及太平洋地區高63%。

「華盛頓共識」推行自貿

說到拉丁美洲的宏觀調控，自然要提及「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拉美經濟經歷過數十年宏觀失控的折騰、特別是八十年代的債務危機後，逐漸接受一系列新的經濟政策。1989年，美國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ion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經濟學者約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列出十項有關政策，並統稱為「華盛頓共識」。這些政策包括自由貿易、容許外資進入、國企私有化、保護產權、利率和匯率市場化，及嚴謹控制政府財政等等。

總的來說，就是新自由主義下的經濟政策，也是位於美國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主導思想。威廉姆森的原意是描述性的，以華盛頓共識這個名詞去概括上述政策，但這個名詞很快就變成指導性的，即經濟發展必須依據這些政策，特別是冷戰結束後，「華盛頓共識」似乎是經濟發展的唯一方程式。其後，由於中國的發展道路並不跟從「華盛頓共識」，有外國學者拋出「北京共識」來描述中國的發展政策，但中國政府和學界都不用這個名詞。

九十年代至今已三十多年，拉丁美洲的經濟或許比以前採用更多有關的建議。比如開放貿易，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外貿佔生產總值的比例，已由1990年的33%增加至2021年的55%，和東亞及太平洋的56%相若，但拉丁美洲的人均收入仍然和美國維持原有的差距，即長期停留在美國水平的20%至30%。

除了上述的發展策略和宏觀調控外，拉丁美洲的經濟發展還受制於很多其他因素，如區內的整合不足、出口產品單調、強烈的民粹主義、嚴重的收入不均等。邁入2023年，在眾多負面因素下，全球經濟不容樂觀，在缺乏明顯優勢的情況下，拉丁美洲亦難獨善其身。

【註】https://www.rug.nl/ggdc/historicaldevelopment/maddison/releases/maddison-project-database-2020?lang=en

陸炎輝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榮譽副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三年一月四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體育催化 產業昇華

在新冠肺炎的影響下，卡塔爾仍成功主辦舉世矚目的世界盃，令全球觀眾盡情投入一股足球熱潮。觀乎今屆賽事，亞洲球隊如日本和南韓表現出色，香港足球發展卻停滯不前，相形見絀。特區政府必須提供更多誘因，吸引投資者注入更多資源，才有望為本地足運帶來生機。香港理應乘此熱潮，追上體育產業化的國際潮流，達致相關產品多元化和效益最大化。

體育發展指標

政府近年來一直積極推動體育發展，2021年的《施政報告》提出加強落實體育普及化、精英化和盛事化，2022年10月行政長官李家超公布的《施政報告》中，亦將「推動體育發展」列作建設「健康活力香港」內容之一。另一方面，啟德體育園項目預期在2023年底竣工；這是本地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體育基建，面積約28公頃，耗資約300億港元，提供世界級的多用途設施，包括5萬座位的主場館以及可容納約5000名觀眾的公眾運動場，足以舉辦各式各樣世界級的活動。

2021年12月，香港青年協會旗下的「青年創研庫」發表「促進產業化推動體育發展」研究報告，指出本港體育發展主要依靠政府資源，不足以應付大規模發展的需要。若能運用市場資源，令體育事業和產品產生協同效應，效益更大，長遠能促進市民健康和帶動經濟增長。報告認為，政府應將體育產業納入資歷架構，並透過過往資歷認可機制，確立體育產業從業員的專業性，以提升人才發展。

以日本為例，自本世紀開始，體育資助制度趨向雙軌化，來自私人機構的資金有增無減；在2020年東京奧運會摘下27枚金牌，成績僅次於中美兩國。同年該國的體育廳向選定的體育總會推出配對計劃，物色合適的企業作為夥伴，從而建立商業網絡和進行市場推廣工作。

經濟得失啟示

2020年，全球體育贊助市場價值估計為570億美元，預計2027年將增至近900億美元（Gough, 2021）。在體育贊助中產生最大收入的行業包括金融服務、技術和汽車行業。就區域而言，北美洲更製造了全球超過三分之一的體育贊助收入。

話說回來，世上沒有穩賺不賠的生意，而成本超支在主辦國際盛事的城市中亦已成為常態【表】，牛津大學的Bent Flyvbjerg和Allison Stewart對舉辦奧運會成本超支的研究發現，成本超支情況極為嚴重。2016年里約熱內盧奧運會的成本近140億美元，超支352%；2014年索契冬季奧運會原耗資218.9億美元，超支289%；2012年倫敦奧運會則略低於150億美元，超支76%。估計東京奧運會因延遲一年舉行，使日本損失28億美元，其中三分之二由公共資金支付。申辦委員會當初預計成本為73億美元，但最終巨額超支，成本高達220億美元。

各主辦國在奧運會結束後出現龐大財政赤字和數十年債務，已屬司空見慣。既然如此，各國為何還要爭相申辦奧運？

【表】成本超支的奧運會

資料來源：Statista, Bent Flyvbjerg and Allison Stewart

國際品牌效應

主辦奧運會可以為國家帶來長期的經濟效益，而且體育運動早已深入人心，是個人、組織、城市和國家風采的一種表現方式，也可以作為國際間的外交途徑。2022年體育全球市場報告提及，世界體育市場總值預計將從2021年的3549.6億美元升至2022年的5014.3億美元，複合年增長率為41.3%。增長主要是由於商業機構重新安排業務，並從新冠肺炎的影響中恢復過來；預計到2026年總值將達7078.4億美元，複合年增長率為9%。

全球化進程和相關研究加強了公共外交和國家品牌概念在國際關係中的重要性。從歷史上看，舉辦此類世界體育盛事是國家榮譽，並可作為新興大國登上世界舞台的標誌。世界體育盛事是中心舞台，不僅讓職業運動員代表國家在比賽中追求卓越，更為主辦國向外國宣傳其民族身份和文化。國際足球協會（FIFA）和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等機構經常強調，體育公認在改善金融增長和國際關係方面有積極貢獻。國家品牌有助於構建人們對有關國家的觀感，可與外交相連；品牌夠吸引，外交政策自然可事半功倍，足以為該國打造有說服力的正面形象，進而帶動旅遊和商業發展。

「體產」並駕齊驅

毋庸置疑，香港具備舉辦國際比賽的經驗與優勢，例如賽馬會本月舉辦的浪琴香港國際賽事，總獎金高達1.1億港元，吸引了45匹來自本港、日本、法國、德國、愛爾蘭、澳洲及新加坡等7個地區的良駒參賽，香港賽駒在其中3項一級賽奪冠。事實上，本地賽駒的數目只佔全球0.8%，能夠取得如此佳績，證明水準已臻精英化，可與賽馬強國的賽駒一較高下。

浪琴香港國際賽是全球馬壇一年一度的盛事之一，在各地賽馬界及馬迷心中享有崇高地位。過去兩年的香港國際賽並未受新冠疫情影響，依然如常舉行，今年更受惠於特區政府進一步放寬防疫措施，規模尤其盛大，吸引了4.5萬名觀眾入場，創出3年以來新高，投注額達17.29億港元。體育足以發揮的經濟效益絕對不容忽視。

早前的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報告提出，就建設體育強國列為2035年總目標之一，將「廣泛開展全民健身活動，加強青少年體育工作，促進群眾體育和競技體育全面發展」。國務院今年7月發布全民健身計劃，表明2025年要帶動國家體育產業總規模達5萬億元人民幣，即全國生產總值的5%。

新一年即將到臨。展望未來，香港將與澳門及廣東省攜手舉辦2025年的全運會，這是讓香港體育產業化更上層樓的重要契機。同時，特區政府應制定具體的長遠體育發展策略，吸引更多機構及私人投資，令體育界和產業界齊頭並進。

參考文獻：
Flyvbjerg, B., and Stewart, A., “Olympic Proportions: Cost and Cost Overrun at the Olympics 1960-2012”, SSRN Electronic Journal SSRN Journal. (2012) Said Business School Working Papers.

Gough, C. (2021), “Sports sponsorship – Statistics & Facts”, Statistia, October 1, 2021.

Sports Global Market Report 2022, The Business Research Company. February 2022.

謝國生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金融學首席講師

章穎芝女士
香港大學附屬學院講師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