貿易數碼化促進中小企及包容性經濟發展

中小企業往往是一個經濟體的基石。以香港為例，中小企絕大部分是10人以下的微型企業，但佔全港企業總數的98%，提供46%的就業職位。而在內地，接近八成的勞動人口在中小企工作。雖然其盈利率及對國內生產總值貢獻未如大企業，但對穩定經濟、創造就業以至創新都十分重要。如去年本港的第五波疫情期間，大量中小企業倒閉，不但導致香港多個核心商業區的商舖空置率居高不下，更令失業率大幅攀升至勞動人口的一成。

但要扶持中小企發展談何容易。在擴充業務的過程中它們常遇上諸多挑戰，盈利率及風險承受力偏低，特別在經濟環境不景氣時。由於規模小，中小企的談判籌碼一般不多，資金及人力資源有限，要與全球供應鏈不同環節的參與者建立連結，可謂困難重重。

雪上加霜的是，金融機構也因對中小企施加了額外的限制，導致企業的融資門檻大幅升高。愈趨嚴格的循規程序要求，包括近年來應用廣泛的KYC（Know-Your-Client，認識你的客戶）及AML（Anti-Money Laundering，打擊洗錢）要求，令中小企難以獨自負擔。亞洲開發銀行的數據顯示，中小企的貿易融資申請有大約45%會遭到傳統金融機構的拒絕，而大企業的拒絕率則只有17%。資金短缺導致中小企的發展困難，大部分只能停留在當地以保證資金充足，難以真正融入全球市場。

數碼化成助力中小企成長關鍵

數碼化對於企業發展（尤其是中小企）的重要性早已成為共識。充足和及時的數據分析可幫助企業調整生產模式，對於資本及人力資源有限的中小企而言，數碼化理應是精準提高生產力的良方。可惜，由於科技發展愈趨複雜及精細，很多中小企難以跟上，與大企業的差距亦因而擴大。

因此，各地政府開始討論如何推動貿易數碼化。在一個高度數碼化的貿易環境中，每一個環節的每一個行動，其訊息的傳輸都是通過實時、自動化的數據傳輸完成，毋須依賴紙張文件的傳遞。在此過程中收集的數據可用於供應鏈的追溯、分析及調查，進一步提升效率。這些交易數據可成為評估企業穩健性的重要標準，金融機構可以憑藉充足的數據來評估企業的信譽度及安全性，減少企業自身的調查負擔，大幅降低融資成本。

若這些數據可以保持透明公開，傳統金融機構以外的其他貸款人也可利用這些數據來評估風險。國際商會（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ICC）的一項調查顯示，數碼化可以令貿易融資的成本降低35%。低廉的成本可讓中小企貸款人便捷地參與融資，增加其貸款機會和資金來源。

政府及公營部門應當積極反應

貿易數碼化將會為環球貿易帶來一次重要變革，其所需技術其實早已發展成熟，被很多大型企業應用多時。例如包括蘋果在內的很多大型企業近年來選擇採用的及時化生產策略（Just-In-Time，JIT），在大幅降低成本的同時，對數據的實時性和準確性有很高的要求。JIT之所以成為可能，正是由於物聯網的發展和廣泛應用。直至2021年底，全球已有超過百億的設備接入物聯網，亞馬遜等公司早在幾年前已經開始提供中小企業亦適用的物聯網建設服務。另一例子是因加密貨幣而受廣泛關注的區塊鏈技術。區塊鏈的透明度及安全性降低了供應鏈溯源的難度，在追溯產品碳排放或供應商訊息很有幫助。

技術不成問題，目前中小企最缺乏的是推行有針對性的產業政策，以提升全球供應鏈內的連結性與互用性。這些發展不但能為中小企業打開參與全球貿易的空間，亦能為整體社會帶來可觀的經濟收益。

阻礙數碼化進程的因素有很多方面，而其中一個因素是政府及公營機構對數碼化的態度相對保守。如何推動公營部門積極轉型數碼化，並為貿易數碼化做好準備，已經成為很多國際組織及各國政府的核心議題。包括G7、G20及亞太經合組織在內等多個組織，都在嘗試推動各自組織成員國的數碼化轉型。其中比較知名的例子有由聯合國發起，旨在敦促各國承認電子交易紀錄的《電子可轉讓示範紀錄法》（Model Law on Electronic Transferable Records，MLETR），以及針對亞太地區的《亞洲及太平洋跨境無紙貿易便利化框架協定》（Framework Agreementon Facilitation of Cross-border Paperless Trade in Asia and the Pacific）。截至2022年9月，有7個國家已批准採用MLTER，另有多個國家已在積極試驗並承諾會盡快完成批准手續。

建立數碼ID制度 提高通用性

數碼化的另一個主要障礙是缺少在整個貿易融資領域通用的標準及規範。雖然在供應鏈的不同環節有某些文檔及標準可以通用，但不同的國家，甚至同一國家的不同行業，經常會設置不同的要求，且互相不承認對方的標準。這一點對於業務跨越多個國家的企業而言是很大的負擔，對於無力負擔這種成本的中小企，就只能選擇停留在本地市場，或在極有限的選擇當中挑選標準要求相同的市場。因此，即使數碼化所需技術已經成熟，數據傳輸亦不成問題，目前僅有約1%的跨國貿易是以高度數碼化的方式進行。

金融領域內的數碼化進行相對較快。調查顯示，有超過60%的跨國銀行及30%的本地銀行稱他們已經將供應鏈至少部分數碼化。尤其是2020年疫情的突然發生，更令很多銀行下定決心大幅加快數碼化。而隨着金融機構的數碼化程度愈高，不同系統之間的標準差異所造成的障礙就愈多。企業在多個系統內同時運作會面對很多障礙，逐漸產生了一個個數據互不流通的所謂「數據孤島」（Data Silos）。

要解決統一標準和認證的問題，其中一個被廣泛認同的提案是建立通用的數碼ID制度。早在2021年6月，歐盟委員會已經提出建立針對個人及企業的數碼ID框架。數碼ID建立的目的在於加強不同貿易個體之間的連結。每一個中小企都會擁有專屬的數碼ID，數碼ID內儲存有該企業的資格認可、金融信譽等級及其他相關的訊息。貸款人或投資者通過查詢企業的數碼ID，可以快速了解該企業的重要訊息。透明的訊息會大幅降低貸款過程所需的時間及調查成本，從而令中小企業有更多機會獲得資金支持。

若數碼ID得到廣泛的應用，貸款將會變得更自由。來自不同行業、地區甚至外國的資本都可以透過數碼ID評估風險，進而選擇是否進行貸款。多樣化的資金來源及較低的門檻會成為中小企擺脫規模局限的關鍵。而要達至此效果，首先需要政府部門及監管機構重新審視當前的監管條例，為更多不同類型的貸款者提供一個既安全又便捷的參與渠道。

推進數碼化 應對未來挑戰

在數碼時代，數據如同新的流通貨幣，而數據的流通和應用則是經濟發展的必要條件。據估計，僅G7國家，貿易數碼化在2019 年至2026年間可以通過降低貿易成本而帶來9萬億美元的額外收入。數碼化更可以解決新興國家普遍存在的缺少認證紀錄、數據不齊全等痛點，縮小目前高達1.7萬億美元的貿易融資缺口。在未來的數十年內，數碼化會成為全球社會面對各種挑戰的主要解決手段。在解決包括貧困、收入不平等、氣候變化等種種問題上，數碼化的潛力不可小覷。基於目前技術及國際已有的通用標準，貿易高度數碼化的要求並不算太高，多數國家可以在數年至十數年時間內完成轉型。

在此階段，香港也應該把握機會，盡快推進政府及公私營機構的數碼化，在應對新局面中搶得先機。香港可以參照上述提到的MLETR等國際標準的指引，由推行無紙化貿易開始，令電子紀錄與紙張文檔擁有同樣的法律效力，節省中小企業在行政手續上的成本及時間。作為世界級的貿易中心，若香港能率先實現貿易無紙化，定能令亞洲乃至全球企業受益。

當大企業通過自身的貿易網絡達成數據流通，中小企卻受到規模、監管、准入條件等種種限制。鑑於中小企在促進平等及提高收入方面扮演重要角色，助力中小企進行數碼化理應成為經濟政策中的優先事項。

鄧希煒教授
亞洲環球研究所總監、馮國經馮國綸基金經濟學教授

龍淑儀小姐
亞洲環球研究所研究員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三年二月十五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家族辦公室在香港的前景及機遇

香港特首李家超在其首份《施政報告》中設定目標，在2025年年底前，要吸引不少於200個家族辦公室在香港開設營業部或擴大業務。

家族辦公室的發展對香港經濟有重大益處。首先，私人財富管理的高端性質有助提高資產管理規模（Assets under management, AUM），亦是企業家和商業項目投資資金的重要來源。其次，發展家族辦公室可以拓展專業化的金融與非金融服務，包括投資管理、財務規劃、遺產和稅務規劃、慈善投資、禮賓服務等。無論是相應業務的內包還是外包，均創造高增值的工作崗位。

在過去3年，受內地的抗疫政策和旅遊限制影響，香港私人財富管理（PWM）行業明顯波動。然而，與此同時，其他亞洲金融中心如新加坡，在發展家族辦公室方面取得了長足進步，為香港的私人財富管理行業帶來了競爭壓力。本文將探討香港可以採取哪些策略和行動來促進PWM行業的發展，以及與內地全面通關後PWM行業面臨的機遇與挑戰。

面臨的挑戰與應對策略

據香港電台報道【註1】，香港一家族辦公室的董事總經理Juen Lee表示：「2022年第一季度，其新加坡辦公室的每日交易額為8.9億美元，香港為165億美元。且香港上市公司的總市值是新加坡的8倍。」

香港作為全球第三大上市集資地，理應具備成為亞洲財富管理中心的天然優勢，並擁有蓬勃發展的家族辦公室行業。

然而，新加坡在過去兩三年間在發展家族辦公室方面取得的亮麗成績。新加坡的家族辦公室數量從2020年的400家增加到2021年的700家。據南華早報報道，律師事務所私人財富和家族辦公室業務聯席主管Loh Kia Meng預計，新加坡在去年年底前本應有1500個家族辦公室成立。該報道還指出中國超級富豪花80萬美元買一瓶威士忌、花6.1萬美元買雪茄和每年花67萬美元成為Sentosa高爾夫俱樂部會員的軼事。在去年9月，新加坡更取代香港成為世界第三大金融中心。

儘管新加坡和香港在吸引富豪資本方面存在競爭，但在筆者看來，這行業的發展空間足以容納香港和新加坡。在亞洲，約36%的家族辦公室的資產管理規模超過10億美元，而85%的亞洲億萬富翁仍在領導其家族企業，這意味着亞洲仍處於代際財富轉移的風口【註2】。據市場估計，今年上半年香港擁有1.5萬位超過3000萬美元淨資產的人士（超高淨值人士，UHNWIs）。

根據政府提交立法機關的文件，香港是世界上擁有最多超高淨值人士的城市。一家總部位於香港，並在新加坡和中國內地設分公司的家族辦公室的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關志敏在接受CityWire Asia【註2】訪問時指出，美國大約有40%的銀行資產管理規模由專業資產管理公司或家族辦公室管理。在歐洲，這一比例接近30%，但在亞洲僅為5%。這意味着香港家族辦公室行業具有非常大的成長空間。

港府支持下的行業生態

筆者認為，在試圖改變超高淨值人士選擇新加坡家族辦公室的想法的同時，也應該想辦法吸引仍在猶豫選擇香港或內地的富豪來港。短期內後者可能更有效，這是因為決心選擇移居新加坡的人可能已經權衡了諸多因素，而香港政策的調整不一定能改變其想法。反之，當我們成功吸引本來計劃留在內地的超高淨值家庭定居香港後，將更容易吸引那些考慮移居新加坡的人。

為促進家族辦公室業務在香港的發展，香港特區政府在2022年的《施政報告》中，公布了針對香港單一家族辦公室（SFO）所管理的家族投資控權工具（FIHV）的稅務寬減稅收優惠制度立法草案（即FIHV稅制）。自2022/23課稅年度（YOA）起，在滿足相關條件的情況下，FIHV稅制將為超高淨值個人及其家庭成員從FIHV相關交易中取得的應課稅利潤提供0%的稅率。

有利的稅收政策對家族辦公室的發展至關重要。筆者期待新稅收政策的出台，能吸引更多超高淨值人士來港設立家族辦公室。正如去年的《施政報告》所述，政府努力將香港轉變為充滿活力的藝術文化中心的舉措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作為亞洲頂級的藝術品拍賣中心，香港將受益於中國超級富豪對收藏的熱情。根據胡潤百富1月份發布的《2022胡潤至尚優品——中國高淨值人群品牌傾向報告》，92%高淨值人士有收藏習慣，比去年上漲22%。珠寶翡翠（55%）仍然是最受高淨值人群青睞的收藏品，較去年上升28%。名錶（49%）增加23%。中國書畫（44%）增加20%。

此外，收藏古典家具、西畫雕塑和瓷雜的比例均有所提升，尤其是古典家具的收藏熱情上漲了19%。

中國高淨值人士的收藏習慣

資料來源：《2022胡潤至尚優品—中國高淨值人群品牌傾向報告》

香港若要促進財富管理行業的發展，制定相關有利政策支援行業生態是非常重要。其中，高科技產業和創業文化的培養是該生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許多家族辦公室正在尋找直接投資或PE投資機會。為了滿足大量家族辦公室的投資需求，我們需要提供更多的投資機會，例如ESG、綠色融資等。私人財富管理公會（PWMA）的調查顯示，愈來愈多的PWMA成員正在尋找綠色投資機會。

培養行業專才同樣重要。亞洲地區的億萬富翁人數不斷增加，家族辦公室需要聘請具有管理家族財務、資產、繼任計劃和法律事務技能的專家。儘管香港具有充沛的人才儲備，隨着超高淨值人士來港數量的增加，我們還需要吸引和培養更多人才為其提供服務。筆者建議以公私合作的模式組建培訓機構，借鑑新加坡財富管理學院（Singapore Wealth Management Institute）的經驗並加以改進，為從業人員提供嚴謹而實用的培訓。教職員工可由頂尖學者和權威政府與行業專家組成，提供財富管理、資產管理、家族辦公室營運、家族傳承規劃、信託服務等方面的職業認證。

內地通關後的機遇

香港的私人財富管理行業自2021年以來一直受到負面影響。

資料來源：Statista

但隨着2023年初香港與內地之間全面恢復正常往來，預計該行業將很快重回正軌。筆者樂觀地認為，內地仍有巨大的經濟復甦、增長的潛力，以及大量的投資機會。

隨着我們的關口重新開放，許多希望靠近中國大陸的內地超高淨值家庭將會來港生活以及建立他們的家庭和家族辦公室。根據彭博資訊報道【註3】，全面取消病毒旅行限制可能會給香港（的家族辦公室）帶來進一步的推動力。」筆者對該行業持樂觀態度的另一個原因是香港政府對該行業的大力支持，部分通過直接制定政策，部分通過金融服務發展局（FSDC）和香港投資推廣署旗下的FamilyOfficeHK來推動。金融服務發展委員會已經完成了一系列關於香港和內地家族辦公室富有洞察力的研究，並為香港家族辦公室的發展提供了有效的政策建議；FamilyOfficeHK則通過鑑別有潛力的服務提供商，提供簽證申請、就業和教育相關建議，幫助家族辦公室在香港順利開展業務。

註1：RTHK, “Family offices find a home in HK,” 2022-12-24.

註2：Peter Shadbolt “Asia’s family offices: Singapore vs Hong Kong – which city is better?”, CityWire Asia, 15 MAR, 2022

註3：Bloomberg Intelligence, “Family offices could turn to HK as tax diverges with Singapore”, Bloomberg Professional Services, December 07, 2022

房育輝教授
港大經管學院管理及商業策略、經濟學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三年二月八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美國重陷債務上限泥沼

過去半個世紀以來，除了金融危機和新冠肺炎期間，美國聯邦政府的開支和收入佔GDP的比例都相對穩定，平均分別為20.8% 和17.3%。這兩者的差距即為財政赤字，由政府發債填補。雖然每年新發行國債在GDP的比例改變不大，但由於GDP隨着經濟增長而上升，發債的數額自然有所增加，累積起來還沒償還的國債總值便一直擴大，屢屢觸及國會訂立的上限。上月19日，美國國債又再達到上限（目前是31.4萬億美元），民主、共和兩黨將在國會如何爭論和處理，遂成為未來數月的一個政經議題。

美國的國債上限始於1917年。在此之前，財政部每次發債都須先得到國會批准。第一次大戰期間，國會為簡化程序，改為訂立國債上限。自1960年至今，美國國會已經對這個上限作了78次的調整，平均每年一次多，其中49次在共和黨總統任內，29次在民主黨總統任內。這次若再度提高，似乎最正常不過，但由於美國政治愈趨兩極化，兩黨鬥爭激烈，加上國際政經局勢不明朗，自然引起較多關注。

過去因國會沒有及時解決國債上限而導致的問題，多是政府員工被強制休假，如1995年克林頓任內和2018年特朗普任內，後者持續了約一個月，是歷史上最長的一次。2011年奧巴馬任內，共和黨控制參議院，與民主黨討價還價，要減少聯邦政府赤字才通過提高國債上限 ，情況與今天相約，當時的爭論使標普降低美國國債評級，引起股票市場的震盪。

在國會做出新的決議之前，財政部不能繼續發債。現時財政部長耶倫只能採取特別措施，調配不同的政府賬項，擠出資金來應付日常開支。這當然並不是長久之計，她在給國會的信件中表明，估算到今年6月便無以為繼，到時必須調高國債上限，又或將上限擱置，不然聯邦政府的一些運作便須停擺，政府員工拿不到工資，市民領取不到社會福利或退休金，承包政府項目的企業收不到合約註明的費用等等。對全球經濟和金融影響巨大的，自然是美國政府沒有經費就舊債還款付息，可能導致美國歷史上第一次債務違約。

倘違約環球股市冧

美國政府債務若出現違約的可能性，投資者自然減少持有，導致利率上升，特別是短期利率。若債務違約真的發生，美債的信貸風險必然大幅增加。美債市場是全球金融體系的核心市場，這個市場的崩潰對全球的經濟金融活動自然是災難性的，影響亦會波及以美債為抵押品的其他市場。

美國財政部在面對上述2011年債務上限時，曾制定一個應急方案。根據這個方案，美國政府會避免債務違約。債務期滿時會拍賣同等面值的債務以維持債務總額不變，並按時支付利息，不足的款項由延後其他開支來填補。換句話說，當時美國政府有計劃在經費拮据時優先償還債務。

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簡稱CBO）估計【註1】 ，若不改變債務上限，同時又按時付出債務利息的話，其他政府開支需要削減20%。但在實際操作時，由於稅務收入在不同月份有一定的波動，要確保按時還債，其他開支需削減多於20%。但無論這個比例的高低，都會受到法律的挑戰。美國法律並沒有明確說明，在財政部經費不足時，誰有優先獲得付款的權利，也沒有說明誰有權去作有關決定。嚴格來說，政府員工的工資、長者的退休金或承包商應得的款項等，也是政府的欠債。若政府因先還國債而延後對有關人士的付款，也等於間接提高了國債上限。

同樣是環繞着債務定義來解決國債上限問題的另一個建議，是讓財政部鑄造一枚面值一萬億美元的白金硬幣，與聯儲局兌換一萬億美元的貨幣以作開支。由於財政部發行的不是債務，並不違反國債上限。雖然白金硬幣的面值遠高於它的內在價值，但這並不是主要問題。問題在於這明顯是財政赤字貨幣化，通過央行發鈔給財政部作開支。有報道指拜登幕僚曾經討論這個建議，或許反映出按正常程序在國會解決國債上限問題的困難，但是財政部長耶倫表示不會採取這個建議，聯儲局也不會接受有關安排。

不升債限須削開支

美國的國債上限並沒有很大的實質經濟意義，提高上限不等於增加財政赤字，沒有上限也不等於財政赤字可以無限大。有沒有財政赤字及赤字多少，按每年的財政預算和當年的經濟狀況決定，而每年的財政預算都需要國會審核和通過。目前全球各個經濟體中，除美國外，只有丹麥政府有國債上限的規定，但丹麥並沒有以之作為國內政治交易的議題。

據CBO估計，若不提高國債上限，那在本年度便須削減政府開支或增加稅收1.5萬億美元，在隨後十年的有關數字則為14萬億美元。以美國目前的情況，在內要重振製造業、翻新基礎建設、應付氣候變化、處理收入和財富不均，在外要與中俄抗衡、抑止已呈現褪色的國際影響力等，無論是民主黨或共和黨的議員，都應該清楚提高國債上限的重要性，問題是兩黨如何討價還價及需時多久而已。

民主黨在參議院有51個議席，略多於共和黨的49席，除非如上一次得到共和黨同意以簡單多數票作決定，不然需要60票才能通過立法提高國債上限，那便需要爭取9位或以上的共和黨議員倒戈支持。問題更大的是眾議院，去年年底的中期選舉後，共和及民主兩黨分別佔222及213議席，其後有一位民主黨議員離世，共和黨目前有10票優勢。此外，共和黨議員麥卡錫要經過15輪投票才得到議長席位，要對黨內強烈反對增加政府開支的黨友投桃報李，不然只要其中一人動議，即可啟動罷免其議長職務。換句話說，美國國會今年討論國債上限的變數比以前多。雖然美國政府因債務上限而減少開支甚至債務違約的概率仍然較低，但是掉以輕心的一時誤判，後果可以相當嚴重。

美債供需此長彼消

比國債上限更具經濟意義的，是聯邦政府財政在未來的演變。據CBO的估計，在2023至2032年的10年間，平均開支會佔GDP的23.2%，收入則佔18.1%，兩者分別高於之前50年的20.8%和17.3%，但財政缺口則從GDP的3.5%上升至5.1%。假設沒有上限，美國國債會迅速膨脹。但全球對美國政府債券的需求會否作相應的增加呢？

根據2021年年底的數字【註2】，美國聯邦政府債務總額約30萬億美元，其中7萬億美元是聯邦政府之間的相互借貸，23萬億美元是公眾人士持有（debt held by the public），後者的三分之二屬國內投資者，三分之一屬外國投資者。美國國內持有國債最多的，是通過美債市場調控貨幣政策的聯儲局，約有6萬億美元，主要是4次量化寬鬆的結果。聯儲局按計劃縮表的話，持有的美債將會減少。其他國內持有國債的主要是金融機構，對國債的需求視乎業務的發展和資產組合，大概不會增加很快。

至於外國的美債投資者，主要是日本和中國，但兩國最近都大量減持美債。中國持有美國國債高峰時是2013年年底的略高於1.3萬億美元，但至去年11月底只剩餘8700億美元【註3】。2022年11月，外國持有美國債務總值比一年前減少了4585億美元之多。這或許因美元大幅升值，有些央行賣美元來穩定匯率。又或許因地緣政治的迅速演變，有些國家分散投資，減少持有美元資產。總的來說，可以預期美債需求的增長會低於供應的增長，美元的實質利率有回升的趨勢。

註1：https://www.cbo.gov/system/files/2022-05/57950-Outlook.pdf

註2：https://www.pgpf.org/blog/2022/09/the-federal-government-has-borrowed-trillions-but-who-owns-all-that-debt

註3：https://ticdata.treasury.gov/Publish/mfh.txt

陸炎輝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榮譽副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三年二月一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通關路上 蓄勢復常

香港特區實施長達3年的嚴控新冠疫情措施後，隨着2022年過去而成為歷史。鑑於去年本地經濟表現遜於預期，加上環球局勢不明朗等因素，特區政府將全年實質本地生產總值（GDP）下調至負3.2%。

踏入新的一年，本地經濟仍有待全面復甦，但隨着後疫情時代到臨，除了恢復對外交通，與內地通關的時間表亦已見眉目，社會正邁向全面復常，香港GDP有望於今年重上正增長軌道。

水晶球的預示

繼反映企業營商信心的採購經理指數（英文簡稱PMI）去年年底錄得49.6，創4個月以來新高後，各界普遍預期，通關後營業額將會反彈一成，帶動金融市場交投轉趨活躍，有助於增加企業投資意欲。預測本港PMI在未來數月升勢持續，或會衝破50。信貸評級機構標普亦指出，同期本港商業活動為4個月來首度擴張。即使原料和人工成本上漲，預期本港經濟今年仍會增長2.8%，扭轉去年收縮3%的弱勢。

本月初，香港大學發表2023年高頻宏觀經濟預測，指出縱使不少發達經濟體實施貨幣緊縮政策以抗通脹，而窒礙本港上半年經濟發展，但就業市場將受惠於與內地恢復通關，預期首季實質GDP增加1%【圖】，全年則可望恢復正增長，增幅料為2.5%。

資料來源：香港大學香港經濟及商業策略研究所

香港失業率曾在2021年2月攀升至7.2%，就業不足率增至4%，兩者刷新2003年沙士以來新高。失業率至今已回落至3.7%，連續6個月下跌，重返2020年初新冠疫情爆發前的水平；預料與內地通關得以進一步下降至0.5%，而恢復全民就業狀態。

內地動態清零防疫政策維持了1016日，比任何國家都要長，卻能於短短數周內作出大幅度改變。部分經濟活動或會因而急劇反彈，但疫情仍處於蔓延階段，國家經濟還需一段時間才會全面復甦。

神州大門重開

動態清零期間，雖然內地人民收入普遍下降，但儲蓄率高企，據法國巴黎銀行估計，2023年家庭消費將增長9%，通關開放亦紓緩房地產等行業的困境，去年11月放寬了房地產開發商的融資渠道，有助於改善行內債務違約問題，並盡量使售出單位得以落成。

中國復甦無疑可提振全球經濟增長，但其石油使用量約佔全球五分之一，精煉銅、鎳和鋅佔一半，而鐵礦石則佔六成以上，重新開放後難免會增加全球對商品的需求及對商品價格的壓力，是否會推高通脹或利率，則屬未知之數。

中外復甦阻力

香港逐漸放鬆防疫措施半年以來，復甦動力始終不足，主因是特區作為大灣區連接國際的樞紐，仍需內地注入經濟動力。內地的復常時間表來得早於預期，有利於刺激疲弱多時的消費，經濟增長可望由去年約3%升至5%，成為2023年環球經濟的一個亮點。但這一切都有待內地熬過「解禁回潮」（Exit Wave），即放寬防疫措施以致確診病例再度激增；歐美相關經驗顯示，為期約需3至6個月。

當前歐美通脹高企，涉及如去全球化等多個結構因素，不易化解。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今年全球通脹將由去年8.8%回落到6.5%。面對高通脹，歐美央行貨幣政策已全面收緊，美國聯邦儲備局在2022年加息425個基點，本年仍有繼續加息的可能。這樣的貨幣政策將不利於香港經濟。在聯繫匯率制度下，美元加息迫使資金流動性收縮，對本地經濟活動造成壓力。即使加息步伐放緩，息口高企相信將維持一段時間，年內歐美難逃衰退。

俄烏衝突歷時幾近一年，令國際能源與糧食供應鏈遭到破壞。衝突既難望於短期內解決，今年仍將對世界經濟帶來震盪。全球供應鏈的調整現正在加速，趨向本土化、區域化、分散化。美國總統拜登在2022年8月簽署《晶片與科學法案》（CHIPS and Science Act），以提供數百億美元促進半導體的研究和製造，透過吸引大公司落戶美國，建立自身的半導體供應鏈。

中美兩國持續的戰略競爭將加快全球科技脫鈎，對經濟增長和國際金融市場走勢影響深遠。在高通脹的壓力下，本年中美經貿摩擦或有機會緩和，雙邊對話可望加強，但美國制華的姿態難以徹底扭轉，對香港經濟前景並非好事。

另一方面，嚴厲防疫措施曾令部分外資公司撤出香港。根據投資推廣署的統計調查，亞太地區總部數目連跌3年，按年減少46間（3.2%），而駐港公司跌穿9000間，為4年新低。其中不少地區總部遷往新加坡，部分曾因內地通關無期而撤銷地區總部。經濟學人智庫最新研究指出，香港對跨國企業的吸引力正在下降。與新加坡相比，特區在本地安全及政治穩定有所不及。特區當局理應着力填補金融人才流失，以會計業為例，香港會計師公會的資料顯示，2022年流失率錄得11%，部分大型金融機構更高達30%。

善用區內優勢

顯而易見，目前利好因素主要來自內地市場，其他地區均有下跌跡象。歐洲經濟衰退和美國處於加息周期等難免削弱當地人的消費意欲。通脹急升推高物價及生產成本，主要國家大舉加息抗通脹，既加重企業利息開支，亦影響銷情。高度依賴西方市場的出口型經濟將面臨重大挑戰。

不過，近年中國與東盟加深合作，互為最大貿易夥伴，加上內地今年勢將催谷內需，相信可以抗衡歐美的經濟衝擊。若要重踏增長之路，香港必須聚焦內地與東盟，包括全速推行與大灣區融合等發展計劃。恢復通關可以惠及本港各行各業，同時亦有助於香港再度發揮作為國家超級聯繫人的角色，逐步重拾國際航空樞紐地位。

面對歐美經濟或會影響本港企業業務和整體經濟復甦，企業可藉粵港澳大灣區及《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拓展內地、東盟及其他市場。現時亞洲國家增長相對較快，東盟無疑是另一出口增長的亮點。

綜觀本地近期發展，特區政府放寬對訪港旅客的檢疫安排，足以為服務輸出增添動力，儘管金融狀況收緊或會抵消部分正面效應，但若疫情持續穩定受控，經濟活動就能正常化。萬眾期待的中港通關更是香港打造經濟復甦的契機，除了繼續強化自身所長之外，更要致力發揮國家賦予「一國兩制」的獨特優勢，在「十四五」規劃為香港定位的經濟發展領域中提升國際競爭力。

謝國生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金融學首席講師

何敏淙先生
香港大學附屬學院講師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三年一月十八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膠袋加價夠唔夠辣

新年伊始，本地消費者無論在超級市場還是便利店，如果要購買塑膠購物袋，要付出比之前貴一倍的價格。根據香港特區政府剛修訂的《產品環保責任條例》和《產品環保責任（塑膠購物袋）規例》，每個塑膠購物袋的收費由最低5角增至最低1元，並取消現時對盛載冰凍或冷凍食品的塑膠購物袋的豁免。這是自2009年推行塑膠購物袋收費計劃以來首次漲價，是項優化措施目的是減少對環境的污染。

從5角到1元，雖然價格翻倍，但有市民認為加幅不痛不癢，對制止濫用塑膠購物袋難以奏效。早前也有議員在立法會會議上提出加價至2元，但其決議案被否決。到底應該如何對塑膠購物袋收費，才能達到保護環境的目標呢？

公共物品不比商品

假設環境是一件商品，把對環境的污染比作對環境這種商品的消費，那麼有消費就有價格。可是環境與其他商品不同，消費一盒朱古力只會影響購買者本身的利益，得享口福之餘，或有體重增加的煩惱；消費塑膠製品卻不僅影響購買者本身的利益，例如攜帶方便，也會影響到其他人和物種的利益。人類從1950年代開始生產的塑膠製品高達630億噸，其中只有9%被回收，12%被焚化，剩餘的79%都成為白色污染（white pollution）。這些白色污染被遺棄在土地和海洋裏，不僅成為讓海豹窒息而死的兇手，也化為極其微小的塑膠顆粒，進入生物體內，甚至出現在我們的餐桌上【註1】 。

在經濟學中，環境被稱為「公共物品」（public goods），經消費後形成界外效應（externality）。正如汽車廢氣的界外效應是損害非駕駛者的健康，塑膠製品的界外效應則損害非塑膠製品使用者以及連塑膠製品都不知為何物的動物的利益。

那麼，為公共物品定價時，就不僅要考慮購買者本身的利益，也應計算界外效應的大小，更要釐清誰應該為此埋單。

應由誰來付鈔？

經濟學認為帶來界外效應的一方應該埋單。那麼，塑膠製品消費者理應為塑膠製品產生的污染埋單。世界上包括中國在內的30個國家在境內對使用塑膠袋的消費者強制收費【註2】，但需要為污染埋單的只有消費者麼？消費者走進商店，若所有商品都用塑膠包裝，就沒有購買環保包裝的選擇，可見要求消費者單獨為白色污染埋單毫不公平；總值高達3.75萬億美元的塑膠製品產業鏈【註3】，包括生產、使用和銷售塑膠製品的所有企業，一律應共同負責。日本、澳洲和意大利等為數共43個國家，要求生產塑膠製品的企業負責清理、回收和循環再用【註2】。世界知名企業包括可口可樂、寶潔、麥當勞以及本港品牌莎莎也主動宣布減少或禁用不可回收的塑膠包裝，取而代之以可回收或可重複使用的材料【註1】。香港特區政府也正在籌備推展「塑膠飲料容器生產者責任計劃」，要求生產商承擔收集塑膠飲料容器的責任。筆者期待政府出台更有效的政策，以助更多企業承擔起減少塑膠包裝對環境污染的責任。

怎樣定價才算合理

確定了由誰來埋單，那麼價格應該是多少才合理呢？商品的價格與其價值密切相關。要是純粹考慮塑膠製品對於環境的污染，當然應立即予以禁止，但眼下塑膠製品無處不在，例如超市裏的雞蛋盒到辦公桌上的滑鼠，甚至是每天使用的牙膏牙刷。塑膠之所以被廣泛使用，因為輕便耐用，具備良好的密封性。生產一公斤以石油或天然氣為原料的原生塑料（virgin plastic）會排放2至3公斤的二氧化碳，與生產同等重量的鋼鐵所排放的二氧化碳相當【註1】。

不過，同樣的產品，消費者會選用輕便的塑膠還是笨重的鋼鐵呢？如果一味污名化塑膠，對塑膠製品定價過高，消費者和廠商被迫使用性能較差或者不方便的材料，給生產和生活帶來的成本也不容忽視。

試想一下，如果超市裏的食品被禁止使用塑膠包裝，食品保存期會大大縮短，變質的食品不僅有損健康，丟棄的食品也會釀成大量浪費，對環境帶來更嚴重的污染。

定價不僅涉及公平地釐定塑膠製品的價值，還要公平地顧及塑膠製品的消費者。經濟學利用價格敏感度來量度漲價與消費者購買量的關係。相比於低收入的消費者，高收入者對於膠袋從5角提高至1元並不敏感。

如果只通過五花八門的方式來「懲罰」購買膠袋的消費者，那麼被罰的可能大多是低收入一群，而導致低收入消費者為白色污染埋單，高收入消費者則坐享其成。

如何讓不同收入的消費者公平地分擔環境責任，也是定價塑膠製品的考慮因素。同一道理，政府在制定生產者責任計劃之際，也需要考慮徵收塑膠製品污染稅對不同企業的影響，「一刀切」未免扼殺搖籃中的中小企業。

為後世着想

小小一個塑膠袋，看似簡單，其定價卻大有講究。關鍵繫於化繁為簡，回到2009年香港特區政府對塑膠袋徵費的初衷，用意不在於懲罰消費者，更不是為了增加財政收入。

無論收費5角抑或1元，都是為了提醒消費者，濫用膠袋會污染共同生活的環境，今日的資源浪費將嚴重威脅子孫後代的生存。

只要我們改變消費習慣，少用一個塑膠袋，循環再用購物袋，不濫用，不浪費，我們的天空會更藍，我們孩子的笑容會更加燦爛。

註1：”Too much of a good thing”, The Economist, 3 March 2018, page 55–57.

註2：”Legal Limits on Single-Use Plastics and Microplastics: A Global Review of National Laws and Regulations”,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 5 December 2018.

註3：”Lacking flexibility”, The Economist, 27 July 2019, page 58.

范亭亭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市場學高級講師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三年一月十一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停滯不前的拉丁美洲經濟

最近兩宗有關足球運動的新聞，大概受到不少球迷關注。其一是以球王美斯為主力的阿根廷國家足球隊在兩周前第三度贏得世界盃，16年後再將大力神盃從歐洲捧回南美洲。其二是為巴西三奪世界盃的另一球王比利在上星期因病離世。對一些香港人來說，足球是南美洲的主要聯想；對南美洲、特別是巴西和阿根廷的人來說，足球是國家的驕傲；對當地很多青少年來說，足球是個人前途和家人生活的主要出路。但南美洲足球運動的蓬勃，或許掩蓋了經濟長期停滯不前的現實。

為方便討論，這裏將南美洲擴至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包括了墨西哥和中美洲國家。世界銀行的數據把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Latin America and Caribbean）作為一個區域列出。按有關資料，這地區在2021年佔全球人口的8.3%及GDP的7.7%，即人均收入略低於全球的平均值。

經濟發展的重要目標是增加生產和收入，發展的快慢可以以人均收入是否接近或追上高收入國家（如美國）的水平為指標，即有沒有與後者「趨同」（convergence）。若果以此為指標，以購買力恒等的匯率來計算，拉美經濟一個多世紀以來沒有改善，甚至有些下滑。

按Maddison Project Database 2020【註】 的數據，在1860年拉丁美洲的人均收入是美國的36%，但隨後一直低於30%，在上世紀八十及九十年代更接近20%。這個比例沒有改變，不等於沒有經濟增長，只是經濟增長的步伐與美國相同，沒有拉近和美國的差距。這個比例下跌，則表示與美國的經濟距離愈來愈遠。還好，拉美經濟在本世紀有些少好轉，根據世界銀行的統計，該區的人均收入在2021年稍為升至美國的25%水平。

阿根廷墮中等收入陷阱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包括33個國家，它們的經濟表現自然有一定的參差，但總的來說，除了個別幾個國家之外，人均收入與美國水平相比，多年來並沒有很大的變化。

第一個比較特別的是阿根廷。阿根廷曾經是拉丁美洲收入最高的國家，從十九世紀到上世紀三十年代，人均收入約為美國的50%至60%，也是巴西的4倍到5倍。但自經濟大蕭條後，阿根廷的經濟有些一蹶不振，平均收入和美國比較逐步下跌，最近幾十年都在美國的30%上下，沒有什麼進步，可以說是掉進中等收入陷阱的最明顯例子。

第二個比較特別的國家是智利，它的人均收入在五十年代初是美國的40%，隨後下跌至九十年代初的20%，然後再回升至近十年的40%。智利的經濟發展有一段特別的插曲，就是社會黨在1970年選舉獲勝，領導人阿連德（Allende）成為智利第28任總統，是拉丁美洲首位通過民選執政的馬克思主義者，他上任後實施企業國有化及價格管制等政策。在美國的後院搞社會主義，自然不容於美國政府。通過中央情報局的幕後策劃和協助，智利軍人皮諾契特（Pinochet）在1973年發動政變推翻阿連德，並開始了長達17年的軍政府統治。

皮諾契特上台後重用一些在美國芝加哥大學畢業的經濟學者主理經濟事務，後者被統稱為「芝加哥男孩」（Chicago boys）。眾所周知，芝加哥經濟學派的主導思想為自由市場，政府在經濟活動的角色應減至最低，因此智利的經濟政策在數年內出現了180度的改變。

由阿連德上台的1970年到皮諾契特下台的1990年，智利的人均收入與美國比較，主要趨勢都是下降。在軍政府統治期間，一方面市場是開放了，但另一方面，權貴資本主義（crony capitalism）也愈趨嚴重，很多以前的國有企業在私有化過程中都落到和政府有關的人手上。以市場為主導的經濟政策，沒有很快的推動經濟，要到八十年代中後期，智利的經濟才拾級而上，成為拉丁美洲表現最好的經濟體。

亞太人均收入追貼美國

和拉丁美洲不同，亞太區經濟體的人均收入與美國相比持續上升，也就是愈來愈追上美國的水平。以亞洲四小龍為例，四個經濟體合起來計算的人均收入在1950年只達到美國的12%，但到2012年已經上升至78%。其中香港的人均收入已經和美國差不多，有些年份還超過美國。

拉丁美洲和亞太區經濟表現的不同，背後的原因很多，亦相當複雜。簡單來說，首先是發展策略的不同。二戰後至八十年代，拉美經濟體比較多依靠保護政策和進口替代來發展國內產業，而亞太區則以出口導向為主。比較兩種策略，後者更着重市場力量，汰弱留強、提升效率。

第二個主要分別，是拉丁美洲的宏觀調控政策常有失誤，導致通脹高企、匯率波動及債務危機等，給經濟帶來震盪和不確定性。雖然亞洲在上世紀末也出現過金融風暴，但總的來說，數十年來宏觀經濟的表現優於拉丁美洲。以1987至2021年的平均通脹為例，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的通脹率比東亞及太平洋地區高63%。

「華盛頓共識」推行自貿

說到拉丁美洲的宏觀調控，自然要提及「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拉美經濟經歷過數十年宏觀失控的折騰、特別是八十年代的債務危機後，逐漸接受一系列新的經濟政策。1989年，美國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ion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經濟學者約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列出十項有關政策，並統稱為「華盛頓共識」。這些政策包括自由貿易、容許外資進入、國企私有化、保護產權、利率和匯率市場化，及嚴謹控制政府財政等等。

總的來說，就是新自由主義下的經濟政策，也是位於美國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主導思想。威廉姆森的原意是描述性的，以華盛頓共識這個名詞去概括上述政策，但這個名詞很快就變成指導性的，即經濟發展必須依據這些政策，特別是冷戰結束後，「華盛頓共識」似乎是經濟發展的唯一方程式。其後，由於中國的發展道路並不跟從「華盛頓共識」，有外國學者拋出「北京共識」來描述中國的發展政策，但中國政府和學界都不用這個名詞。

九十年代至今已三十多年，拉丁美洲的經濟或許比以前採用更多有關的建議。比如開放貿易，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外貿佔生產總值的比例，已由1990年的33%增加至2021年的55%，和東亞及太平洋的56%相若，但拉丁美洲的人均收入仍然和美國維持原有的差距，即長期停留在美國水平的20%至30%。

除了上述的發展策略和宏觀調控外，拉丁美洲的經濟發展還受制於很多其他因素，如區內的整合不足、出口產品單調、強烈的民粹主義、嚴重的收入不均等。邁入2023年，在眾多負面因素下，全球經濟不容樂觀，在缺乏明顯優勢的情況下，拉丁美洲亦難獨善其身。

【註】https://www.rug.nl/ggdc/historicaldevelopment/maddison/releases/maddison-project-database-2020?lang=en

陸炎輝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榮譽副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三年一月四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體育催化 產業昇華

在新冠肺炎的影響下，卡塔爾仍成功主辦舉世矚目的世界盃，令全球觀眾盡情投入一股足球熱潮。觀乎今屆賽事，亞洲球隊如日本和南韓表現出色，香港足球發展卻停滯不前，相形見絀。特區政府必須提供更多誘因，吸引投資者注入更多資源，才有望為本地足運帶來生機。香港理應乘此熱潮，追上體育產業化的國際潮流，達致相關產品多元化和效益最大化。

體育發展指標

政府近年來一直積極推動體育發展，2021年的《施政報告》提出加強落實體育普及化、精英化和盛事化，2022年10月行政長官李家超公布的《施政報告》中，亦將「推動體育發展」列作建設「健康活力香港」內容之一。另一方面，啟德體育園項目預期在2023年底竣工；這是本地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體育基建，面積約28公頃，耗資約300億港元，提供世界級的多用途設施，包括5萬座位的主場館以及可容納約5000名觀眾的公眾運動場，足以舉辦各式各樣世界級的活動。

2021年12月，香港青年協會旗下的「青年創研庫」發表「促進產業化推動體育發展」研究報告，指出本港體育發展主要依靠政府資源，不足以應付大規模發展的需要。若能運用市場資源，令體育事業和產品產生協同效應，效益更大，長遠能促進市民健康和帶動經濟增長。報告認為，政府應將體育產業納入資歷架構，並透過過往資歷認可機制，確立體育產業從業員的專業性，以提升人才發展。

以日本為例，自本世紀開始，體育資助制度趨向雙軌化，來自私人機構的資金有增無減；在2020年東京奧運會摘下27枚金牌，成績僅次於中美兩國。同年該國的體育廳向選定的體育總會推出配對計劃，物色合適的企業作為夥伴，從而建立商業網絡和進行市場推廣工作。

經濟得失啟示

2020年，全球體育贊助市場價值估計為570億美元，預計2027年將增至近900億美元（Gough, 2021）。在體育贊助中產生最大收入的行業包括金融服務、技術和汽車行業。就區域而言，北美洲更製造了全球超過三分之一的體育贊助收入。

話說回來，世上沒有穩賺不賠的生意，而成本超支在主辦國際盛事的城市中亦已成為常態【表】，牛津大學的Bent Flyvbjerg和Allison Stewart對舉辦奧運會成本超支的研究發現，成本超支情況極為嚴重。2016年里約熱內盧奧運會的成本近140億美元，超支352%；2014年索契冬季奧運會原耗資218.9億美元，超支289%；2012年倫敦奧運會則略低於150億美元，超支76%。估計東京奧運會因延遲一年舉行，使日本損失28億美元，其中三分之二由公共資金支付。申辦委員會當初預計成本為73億美元，但最終巨額超支，成本高達220億美元。

各主辦國在奧運會結束後出現龐大財政赤字和數十年債務，已屬司空見慣。既然如此，各國為何還要爭相申辦奧運？

【表】成本超支的奧運會

資料來源：Statista, Bent Flyvbjerg and Allison Stewart

國際品牌效應

主辦奧運會可以為國家帶來長期的經濟效益，而且體育運動早已深入人心，是個人、組織、城市和國家風采的一種表現方式，也可以作為國際間的外交途徑。2022年體育全球市場報告提及，世界體育市場總值預計將從2021年的3549.6億美元升至2022年的5014.3億美元，複合年增長率為41.3%。增長主要是由於商業機構重新安排業務，並從新冠肺炎的影響中恢復過來；預計到2026年總值將達7078.4億美元，複合年增長率為9%。

全球化進程和相關研究加強了公共外交和國家品牌概念在國際關係中的重要性。從歷史上看，舉辦此類世界體育盛事是國家榮譽，並可作為新興大國登上世界舞台的標誌。世界體育盛事是中心舞台，不僅讓職業運動員代表國家在比賽中追求卓越，更為主辦國向外國宣傳其民族身份和文化。國際足球協會（FIFA）和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等機構經常強調，體育公認在改善金融增長和國際關係方面有積極貢獻。國家品牌有助於構建人們對有關國家的觀感，可與外交相連；品牌夠吸引，外交政策自然可事半功倍，足以為該國打造有說服力的正面形象，進而帶動旅遊和商業發展。

「體產」並駕齊驅

毋庸置疑，香港具備舉辦國際比賽的經驗與優勢，例如賽馬會本月舉辦的浪琴香港國際賽事，總獎金高達1.1億港元，吸引了45匹來自本港、日本、法國、德國、愛爾蘭、澳洲及新加坡等7個地區的良駒參賽，香港賽駒在其中3項一級賽奪冠。事實上，本地賽駒的數目只佔全球0.8%，能夠取得如此佳績，證明水準已臻精英化，可與賽馬強國的賽駒一較高下。

浪琴香港國際賽是全球馬壇一年一度的盛事之一，在各地賽馬界及馬迷心中享有崇高地位。過去兩年的香港國際賽並未受新冠疫情影響，依然如常舉行，今年更受惠於特區政府進一步放寬防疫措施，規模尤其盛大，吸引了4.5萬名觀眾入場，創出3年以來新高，投注額達17.29億港元。體育足以發揮的經濟效益絕對不容忽視。

早前的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報告提出，就建設體育強國列為2035年總目標之一，將「廣泛開展全民健身活動，加強青少年體育工作，促進群眾體育和競技體育全面發展」。國務院今年7月發布全民健身計劃，表明2025年要帶動國家體育產業總規模達5萬億元人民幣，即全國生產總值的5%。

新一年即將到臨。展望未來，香港將與澳門及廣東省攜手舉辦2025年的全運會，這是讓香港體育產業化更上層樓的重要契機。同時，特區政府應制定具體的長遠體育發展策略，吸引更多機構及私人投資，令體育界和產業界齊頭並進。

參考文獻：
Flyvbjerg, B., and Stewart, A., “Olympic Proportions: Cost and Cost Overrun at the Olympics 1960-2012”, SSRN Electronic Journal SSRN Journal. (2012) Said Business School Working Papers.

Gough, C. (2021), “Sports sponsorship – Statistics & Facts”, Statistia, October 1, 2021.

Sports Global Market Report 2022, The Business Research Company. February 2022.

謝國生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金融學首席講師

章穎芝女士
香港大學附屬學院講師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用經濟與戰略角度看ESG的共享價值

企業應該在多大程度上參與提高社會福利的活動，一直是公共政策領域和金融市場上的熱門話題。過去十年，企業對環境、社會和治理（ESG）的發展，已經成為趨勢。治理與責任研究所（Governance & Accountability Institute）指出，在2020年，92%的標準普爾500指數公司發布了可持續發展和企業責任報告，而在2011年卻少於20%。

根據《2022年普華永道資產和財富演變進程》報告顯示，全球資產管理公司在ESG相關的資產管理規模（AUM）於2021年間高達18.4萬億美元，並預計在2026年增加至33.9萬億美元。ESG資產有望在五年內佔全球資產管理規模總額的21.5%。此外，目前有超過3000家機構投資者和服務供應商簽署了負責任投資原則（PRI）。在香港交易所，公開上市的發行人需要發布ESG報告，其中包括董事局對ESG問題的監督、管理ESG的策略，以及披露對ESG相關目標的審查進度。

一個有關ESG的經濟問題是，公司在對社會做「好事」的同時，能否做一盤「好」的生意？這篇文章將提出一個理論來回答這個問題，並引用研究結果及案例，來證實這個論點。

行善經濟能否做好生意

情景1：想像在一個不追求ESG的營商環境下，消費者、投資者和其他持份者並不關心行善或環境保護，那麼公司將資源投放在ESG是一個兩難的取捨，因為用於為社會做善事或者環境保護上的資源，可以選擇分配給持份者，例如：公司可調低價格讓消費者受惠、提高員工薪酬和福利或者向股東支付更多股息。在這個情況下，對股東負責的管理層會選擇以最低的成本，來滿足政府和監管機構的基本要求，或者應對公眾的壓力。

情景2：各持份者對社會公益和環境保護有強烈的訴求，公司在追求社會公益及環境保護時，和公司利益沒有根本的衝突，這個營商環境便有利於ESG。假設公司有1000個具社會責任感和在意企業有否行善的潛在消費者，公司若從這群消費者中的每人收取額外1美元，並花費800美元為這些消費者做「好事」，基於規模經濟，這項投資極有可能比1000個消費者每人單獨花1美元取得更好成果。這是一個雙贏的局面：公司獲得額外200美元的利潤，同時滿足了消費者對「行善」的訴求。此外，這個活動可為公司吸引更多有心「行善」的潛在客戶。同樣的邏輯，對ESG充滿熱情的員工願意在ESG表現突出的公司以較低的報酬工作，追求ESG的投資者也願意接受投資較低回報的公司。

根據以上簡單的分析，如果政府要推廣ESG，應投入更多的資源來推動大眾對ESG的關注，讓他們以消費者、員工或投資者的身份，來鼓勵企業追求ESG。

此外，一些實證研究有探討參與ESG是否能幫助公司取得更好的業績。這些研究各有差異，根據Rockefeller資產管理公司和紐約大學Stern可持續商業中心的聯合研究，58%的研究證實可持續發展投資對企業財務業績（運營指標，如ROE或ROA）具正面影響，而只有13%和8%的研究記錄了中性或負面影響。當涉及到對投資績效的影響時（從投資者的角度來看，如夏普比率），大約有一半的研究發現可持續發展投資有積極或中性的作用，28%的研究記錄了不明確的結果，只有不到15%的研究聲稱是負面影響。

除了運營和財務成本效益分析，投資ESG可能為公司帶來其他有利的方面。例如，從組織的角度來看，參與善舉可能對人才戰略產生積極影響，可能有助於公司僱用、保留和激勵員工。根據普華永道的報告，88%的千禧一代會根據ESG/CSR的表現是否優秀來選擇僱主，如果公司的ESG/CSR表現不符合他們的期望，86%的人將考慮離開。Mercer也報告了類似的結果。人力資源管理協會（SHRM）的一項研究顯示，公司若擁有卓越的可持續發展計劃，相比這方面較弱的公司，享有更多優勢，例如：55%的公司士氣更好、43%的公司業務流程更有效率、43%的公司公眾形象更好及38%的公司員工忠誠度更高。

以上各項研究結果表明，現時的商業環境比較有利於EGS，而ESG的舉措確實可以實現雙贏。

追求融合抑或戰略性ESG

如果公司決心發展ESG，應如何制定戰略？借鑑哈佛商學院教授Michael E. Porter和Mark R. Kramer於2006年撰寫關於企業社會責任的研究，企業對ESG的追求應該是有選擇性的和戰略性的，這樣才能產生最大的積極影響，創造雙贏。

具體來說，戰略性的ESG是指公司的ESG戰略應該與其核心商業目標和核心競爭力相結合，業務可同時創造商業價值和積極的社會變革，並融入日常的商業文化和運營中。

這裏有兩個策略可以幫助企業實現融合的ESG戰略。首先是「由內而外的策略」，公司要識別關鍵利益相關者真正關心的事，透過改革價值鏈活動而帶來積極的社會影響。近年，歐盟提出的迴圈經濟正和這種戰略提倡的相符合，為了保護環境而提倡資源迴圈使用、減少浪費及降低碳排放。以優衣庫為例，公司在其核心業務中瞄準了回收和延長產品壽命的戰略，因而制定了一個向下回收的計劃，以「關閉迴圈」。當優衣庫生產新羽絨服時，它重新思考了設計（哪些原材料可以被回收）、所有權（從「消費者」轉變為「使用者」）和材料走向。優衣庫開發了一種移除羽絨的方法，並加工製成新的羽絨商品，有別於傳統的羽絨回收的方法，主要是去除和重新使用被子中的羽絨。優衣庫花了6年時間使舊羽絨服回收得以大規模實現，並於2020年11月在日本市場推出「再生羽絨服」，其中的羽絨及羽毛，全部來自2019年起在日本回收的62萬件羽絨商品。除此之外，由內而外的戰略為企業提出了一個明確的框架，開始着手發展ESG。企業首先要確定運營在主要活動（如進貨和出貨的物流、運營、市場和銷售、售後服務）和支持活動（如採購、技術開發、人力資源管理等）中的積極或消極的社會影響，然後企業可以在整個活動中清除消極影響並加強積極影響。很明顯，優衣庫致力於在售後服務方面清除其浪費。

另一種是「由外而內的策略」。這種策略可以帶來積極的社會變化，同時也能增強公司的競爭優勢。在這裏，這些社會問題是指外在環境中一些對公司在其經營地競爭力的基本驅動力有顯著影響的問題。公司可以通過Michael Porter提出的四個相關條件來發展他們的競爭優勢，包括投入條件、相關和支持產業條件、當地需求條件以及公司戰略和競爭條件。例如，由特斯拉和優步等牽頭的零排放運輸協會（Zero Emission Transportation Association），旨在提高消費者使用新能源汽車的獎勵，鼓勵汽油動力汽車退役，並提倡更嚴格的排放和性能標準。這就是一個同時為減少碳排放做出貢獻，亦為自己創造更好競爭條件的例子。

綜合來看，筆者認為，打算對ESG作出貢獻的企業不需要解決所有的社會與環境問題，而應該關注創造共享價值的領域。其他的問題，留給更能創造共享價值的企業去幫忙解決 。

雖然ESG在企業中很流行，但不是所有的公司都有能力在ESG上作比較顯著的貢獻，特別是以價格敏感的消費者為目標客戶的公司。消費者行為中的「意圖-行動差距」研究表明，很少消費者對環保產品和服務持積極態度，並堅持不懈地掏腰包。例如，快時尚公司Shein，其模式中根深柢固的做法就是浪費，但可以帶來最低的價格，許多年輕消費者還沒有準備好減少購買量，並為每件產品支付更多費用以減輕對環境的危害。這類公司處於情景1，因此他們在ESG上的支出是一個兩難選擇，Shein講述的ESG故事是一個單薄的策略。除非它轉變現有的商業模式，吸引不一樣的顧客群，否則不可能走出這個困境。

有公司納入業務核心價值

另一方面，也有比較少數從一開始就以目標為導向的公司。這些公司將其可持續發展的願景和使命置於其業務戰略的核心，並將其完全融入到他們所做的每一件事中。Patagonia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經過多年的經營，它為自己創造了情景2。Patagonia不僅在企業可持續發展和環境責任方面長期開闢新領域，而且還吸引了一批真正關心環境而龐大的穩定粉絲群。關於其宗旨和消費者基礎，生態行動主義始終是Patagonia宗旨的核心，並且毫不猶豫地一直堅持「可持續創新」的立場。可以佐證的一個例子是，在2011年的感恩節，該品牌製作了一個名為「不要買這件夾克」的廣告，旨在讓客戶了解時裝業對環境的影響，關注過度消費問題。Patagonia的另一個廣告教育名為「Crude Awakening（粗暴的喚醒）」，它呼籲客戶為2015年在加州Refugio State Park附近的漏油事件採取行動，使用#CrudeAwakening來宣傳這個問題。它的宣傳有助於加州三項新法案的通過，以防止海上鑽探。

此外，Patagonia的創始人Yvon Chouinard自1973年創立以來，一直將可持續發展放在品牌的首位。他最近捐出了價值30億美元的公司持有權，該公司於2022年9月14日宣布今後Patagonia的所有利潤，每年約1億美元，將用於資助應對氣候變化和推進荒野保護的工作。兩者都證明他對ESG的追求是以目的為導向，並能夠創造出比那些只響應社會號召或只為滿足監管要求而做的事情，帶來更大的影響。

房育輝教授
港大經管學院管理及商業策略、經濟學教授

孟曉璇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經濟學研究助理教授

余雪霏女士
港大經管學院管理及商業策略系在讀博士生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電價大幅上漲的健康成本

受俄烏戰爭及全球通脹升溫等因素影響，各國能源價格不斷飆升。在11月22日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會議上，香港特區政府與中華電力有限公司（中電）及香港電燈有限公司（港燈）進行了周年電費檢討，2023年本地電價將大幅上漲。供應九龍、新界等地區電力的中電每度電價格增至1.54元，較2022年1月的電價上漲19.8%；供應港島等地區電力的港燈更將電價按年上調45.6%，增至每度電1.97元。

電價大幅上漲引發爭議

正當整體經濟下行壓力增加，兩大電力公司作為公共事業機構的加價方案，難免引發社會的激烈爭議，尤其是將高額成本轉嫁給用戶的這一行為，更惹來市民極度不滿。

香港電價由「基本電價」和「燃料調整費」兩部分組成，因基本電價保持不變，電價上漲主要由燃料調整費增加所致。能源諮詢委員會前委員、世界綠色組織行政總裁余遠騁曾表示，由於產油國減產和俄烏軍事衝突導致能源價格上漲，兩家電力公司的燃料收入無法抵消燃料開支升幅，合計共需墊付數十億元，造成燃料調整費按月升勢自本年持續至2023年。

立法會議員陳克勤則批評，能源緊張和國際形勢觸發的電力成本上升，已經通過不斷上調的燃料調整費悉數轉嫁給市民：港燈的燃料調整費由2022年1月的0.273元/度升至12月的0.801元/度，中電的燃料調整費由2022年1月的0.386元/度升至12月的0.573元/度【圖】。現行制度下，電力公司毋須承擔燃料價格波動的風險，政府補貼與電力公司持續漲價的現象已是畸形。事實上，電力公司應負起社會責任，與市民共同分擔燃料調整費的上調幅度。

高昂能源價格的健康代價

能源和電價顯著上漲，除了影響民生之外，還會產生什麼其他重要的影響？最近的兩項經濟學實證研究探討了其中不可忽視的健康代價：更多人將死於極端氣溫。

首先介紹一項關於天然氣價格與冬季低溫死亡的研究。澳洲蒙納士大學（Monash University）的Janjala Chirakijja、美國普林斯頓大學（Princeton University）的Seema Jayachandran以及美國西北大學（Northwestern University）的Pinchuan Ong研究了美國家庭供暖價格死亡率的影響【註1】。眾所周知，身處寒冷環境是美國冬季死亡率達到峰值的原因之一，較高的供暖價格則會增加人們處於低溫致命的風險。此外，高昂的能源費用還會通過減少其他促進健康的開支而影響健康。三位研究人員分析了從2000至2010年，作為家庭供暖主要能源的天然氣和電力價格在美國不同區域的變化，發現較高的供暖價格會顯著提高冬季的死亡率，其主要影響是導致更多由心血管和呼吸系統疾病引起的死亡。美國在2000年前後天然氣價格較低，是項研究發現期間每年避免了超過1.1萬人死於寒冷。

與美國相比，香港冬季較短，嚴寒情況亦較少出現，死於極端低溫的個案並不算多，因此Chirakijja等人的研究發現也許對香港借鑑意義有限，但夏天炎熱，極端高溫導致死亡則較常見。究竟有沒有關於電價與高溫死亡的研究呢？

筆者與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的Takanao Tanaka合作的一篇論文，對這一問題提供了答案【註2】。研究以日本為對象，發現在福島核事故後，由於公眾對核能的恐慌，日本政府關停了所有核電站，導致全國大規模電力短缺。夏季是日本的用電高峰，為了避免電網斷電，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減少民眾用電的政策，包括顯著提高電價，並通過各種宣傳呼籲大眾節約用電，尤其是要減少空調的使用。通過分析日本各個地區節能目標和電價的差異，我們的研究發現，節能政策導致日本每年過早死於高溫的人數增加了超過7700人，造成了巨大的健康成本。

相較於日本，香港的夏季溫度更高，持續時期更長，因此極端高溫帶來的健康威脅也更大。可以預見，如果電價上漲導致民眾不得不減少夏季製冷用電，在香港的高溫下，社會的健康風險將大幅提升。屆時很可能出現因極端高溫導致的死亡大幅增加。對於低收入階層來說，這一現象或更為嚴重。

由於電力公司的燃料調整費是與香港特區政府商討的結果，電力公司也是在法理框架下運作，很難改變現狀。如果電價持續上漲，政府必須持續為市民（尤其是低收入階層）提供補貼。

現行電費補貼計劃將持續至2023年5月，這一計劃已經持續3年，但補貼數額自2021年起至今一直維持不變（首11個月每月80元、第12個月120元）。相較於不斷增長的電價，不變的補貼數額在未來對升斗市民的幫助將愈來愈小。

多渠道應對電價上漲

至於政府自2019年起為期60個月的電費紓緩計劃，也將於2023年12月結束，如果不再延續，用電成本將會更加沉重。因此，為了降低高額電價帶來的健康風險，政府應考慮將已有的電費補貼計劃加以調整，對中低收入家庭提供更高的電費補助。

然而，提高補貼只能短期解決能源和電力價格大幅上漲帶來的問題。長期來看，更重要的是做到開源節流。從開源的角度，雖然國際形勢導致的供電成本上升不可避免，但中電和港燈也可以主動尋求其他獲取電力渠道。多年來，香港電力約80%自行生產，剩下部分從內地進口。如果供電成本持續上升，那麼從經濟角度考慮，通過多渠道進口電力等降低成本措施，對香港社會來說是更好的選擇。

隨着內地穩步推進碳中和計劃，清潔能源將成為發電的主要來源，而且清潔電力價格會比傳統電力更加低廉。從環境保護的角度來看，進口更多清潔電力來替代目前主要依靠化石能源發電，也會是更佳的選擇。除此之外，應大力拓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在海浪發電、太陽能發電等領域進行規模化研究和拓展，多方面保障能源安全。

節流方面，香港應該首先解決在很多行業都普遍存在的能源浪費現象。例如，諸多報道曾指出，很多場所夏季室內空調溫度過低，造成了大量的電力浪費。一些大型商場室內溫度長期低於攝氏18度，甚至令人不適；有人於是調侃香港能夠被稱為購物天堂是有理由的：商場有這麼充足的空調，連結賬都必須跑起來才不會血液凝固。對此，香港可考慮通過提高建築物能源效益（buildings energy efficiency）、對不同機構實施差異化定價、對高耗電用戶徵收附加費等手段，促使商業機構和企業合理用電、節約用電。而對於普羅大眾而言，則要引導大家多用節能電器（可提供相應政策支持或者直接補貼），從而提高社會總體的能源使用效率。長期來看，補貼和推廣節能電器的使用，亦是比直接補貼電費更好的政策選擇。主要原因是中低收入家庭通常會因為預算有限而更多地購買高能耗電器（因高耗能電器價格相對節能電器較低），但這類電器的長期使用成本反而更高。

【註1】Janjala Chirakijja, Seema Jayachandran, and Pinchuan Ong. Inexpensive heating reduces winter
mortality. No. w25681.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2019.

【註2】 He, Guojun, and Takanao Tanaka. “Energy Saving Can Kill: Evidence from the Fukushima Nuclear
Accident.”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Applied Economics, Forthcoming.

何國俊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經濟學、管理及商業策略副教授

美國的降低通脹法案

去年9月，美、英兩國為了抑制中國在印太地區的影響力，表示會幫助澳洲發展8艘核動力潛艇，澳洲遂取消了原本向法國購買660億美元潛艇的訂單，美、法兩國因此鬧得不愉快。俄烏戰爭後，北約制裁俄羅斯的能源出口，歐洲須向美國購入天然氣，但價格卻是美國境內的4倍，法國總理馬克龍曾因此猛烈抨擊美國從盟友身上發戰爭財。至上星期，馬克龍到美國進行國事訪問，在國會圖書館會見民主、共和兩黨議員時，再度批評美國，但這次是針對拜登在8月16日簽署生效的《降低通脹法案》（Inflation Reduction Act，下稱IRA）。

美國的IRA引起一些盟友極為不滿，並非因為美國要加息抗通脹，帶動美元升值，吸取了其他地方的資金。事實上，IRA並不涉及聯儲局和貨幣政策。這個法案對外國的影響，主要在貿易和投資方面。總的來說，IRA反映出美國高度的保護主義，其程度使馬克龍形容為對外國有「超級侵略性」（Super Aggressive）。

促進高增值產業

IRA可以說是拜登於2021年提出的「重建美好未來」（Build Back Better，下稱BBB）的縮減版。拜登在2020年競選總統時已有BBB的口號，上任後亦提出BBB法案，涉及2萬億美元，投資在基礎建設、環保及其他社會項目。規模之大，被認為是自1930年代羅斯福總統新政後最大的美國重建計劃。這個法案先於去年11月在民主黨控制的眾議院通過，本來亦可在參議院由作為主席的副總統投下決定性的贊成票通過，但西弗吉尼亞州民主黨參議員曼欽（Joe Manchin）突然反對，使BBB法案胎死腹中。由於參議院內民主黨和共和黨各佔50席，Manchin的倒戈使人認為這個法案難以翻身。然而，今年7月突然傳出曼欽與民主黨參議院領袖舒默（Chuck Schumer）秘密磋商並且達成共識，將原先的BBB法案裁減和修訂，演變成如今的IRA，而IRA亦迅速在兩院通過，並由拜登簽署。

IRA包羅的範疇甚廣，包括促進美國高增值產業的投資、激發尖端科技的研發、應付氣候變化、減少聯邦政府財赤、降低處方藥物價格等等。這個法案在各行業的投資總額達到3937億美元，其重點放在綠色能源上，單是這一項已佔了2506億美元。這些投資可以減低能源價格和增加綠色能源的生產，使美國在2030年的碳排放比2005年減少約40%。各項投資加上其他開支，總額達5000億美元。另一方面，IRA將為美國政府帶來7370億美元的收入，有助減少財赤達2370億美元。收入的來源主要有三方面：第一是通過改革處方藥物的定價機制，減少醫療補助計劃的開支；第二是向利潤超過10億美元的企業徵收最低15%的稅收，如果有關企業本來就繳付這個稅率便不受影響；第三是加強稅局執法和徵稅的效率。

拜登政府宣稱IRA是美國歷史上在氣候和能源方面最大的投資，這個法案也算是拜登在內政上的一項成就，使他在民意支持率持續偏低的情況下扳回些少分數，甚至是上個月中期選舉中沒有出現所謂共和黨紅色浪潮（Red Wave）的一個原因。然而，民主黨在是次選舉中失去眾議院的控制權，拜登在餘下的任期內要通過另一個重要的法案並不容易，因此IRA很可能是他任內最主要的立法。

IRA是名為降低通脹的法案，法案內有可能降低物價或通脹的渠道，包括上面提到的改革處方藥物價格、發展綠色能源、和減少財赤，但這些措施加起來對通脹的影響成疑。如財政赤字，最近幾年美國聯邦政府的財赤每年均高於一萬億美元，去年更高於兩萬億，而IRA整個計劃運作約十年才減少財赤達2370億美元，對通脹的影響輕微。按賓夕法尼亞大學禾頓商學院的財政預算模型（Penn-Wharton Budget Model）的預測，IRA會在首十年中期減少通脹0.1%，但這個估算在統計上與零並無差別。法案對通脹沒有什麼影響，但仍然以降低通脹為名，可能是年中時美國通脹已迅速上升，拜登政府為了表示有所作為，忽悠國民而不理會法案名不符實。

重設先進製造業

IRA的一個核心考慮是重設美國境內的先進製造業，以配合新時代對高科技和低碳的需求。但在發展電動汽車方面，則引起一些美國盟友的不滿。美國雖然有特斯拉（Tesla）在電動車行業早着先機，但美國消費者採用電動車的比例不高。這或許與美國消費者偏好大型汽車和多作長途駕駛，以及美國汽油價格相對其他國家便宜有關。去年美國汽車銷售總數中，電動車只佔5%，而在中國及歐洲，這個比例均接近17%。

和很多國家一樣，美國政府也補貼購買電動車的消費者，鼓勵由舊能源汽車過渡至電動車。每輛電動車的補貼額最高可達7500美元，而每家製造商有出售20萬輛電動車的補貼上限。美國的製造商如特斯拉和通用汽車，早已用盡配額，而歐洲和南韓出口到美國的電動車數量較少，本應還有配額繼續獲得補貼，提高在美國市場的競爭力。不過，IRA出台後，情況便出現很大的變化。首先是取消了每家製造商的補貼上限，其次是補貼只適用於在北美洲組裝的電動車。這樣，外國製造商即時喪失了剩餘的配額，若要繼續取得相關補貼，便需在美國設廠生產。

此外，美國政府對電動車的補貼，還有汽車電池原材料的規定。電池中的礦物材料，如鋰、鈷、鎳等，須來自美國或和美國有自由貿易協議的國家，而電池的零件如電極等，須來自北美洲。中國現時供應了全球一半以上的電動車電池，但中美兩國並沒有自由貿易協議，IRA的有關部分明顯是抑制中國在電動車行業的發展，同時亦為其他製造商增添困難。

向盟友威逼利誘

相對歐洲而言，或許南韓對IRA更為不滿。一個原因是，南韓除了IRA外，還受到拜登另一個法案的嚴重影響，就是《芯片和科學法案》（CHIPS and Science Act）。美國通過這個法案，對南韓及其芯片公司威逼利誘，為美國利益服務。另一個原因是，美國和南韓有自由貿易協議，而IRA違反了自由貿易協議中的「國民待遇」（National Treatment）。後者指南韓的產品到了美國，應該和美國產品得到同樣待遇。若美國的電動車有補貼，南韓的也應該有。按美國貿易代表官方網頁上的資料，歐盟或其成員國和美國都沒有自由貿易協議。和美國達成自由貿易協議的國家並不多，南韓是其中少數之一，英國和日本都沒有。

美國現時的工業政策甚為明顯，就是將影響未來大國競爭的高科技盡收國內，及打壓和收窄中國發展有關科技的空間。目前中美和歐洲三大經濟體的關係有着微妙的演變。歐洲已因俄烏戰爭被美國主導的北約拉進水深火熱之中，IRA嚴重地加深了美歐之間的嫌隙。另一方面，中美間的對抗在習拜會談後表面上稍為降溫。同時，更多歐洲領導人表示不會和中國經濟脫鈎。傳聞馬克龍會在明年初訪問中國，成果如何，值得關注。

陸炎輝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榮譽副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七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