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对全球发起的对等关税战，到明天便整整一年。去年的4月2日，他在白宫玫瑰园意气风发地宣布当天是美国的“解放日”，说多年来其他国家通过贸易掠夺美国，当天是美国以对等关税(reciprocal tariffs)来还击的时候。所谓对等，并非指相同税率，而是“你不仁、我不义”的意思。他还计算好对每个经济体征收的税率，包括接近南极洲无人居住的赫德及麦当劳群岛。随后的大半年，国际经济的焦点都集中在美国和其他经济体、特别是中国、的关税谈判。

特朗普对关税的功能深信不疑，认为是对外国的“必杀技”。在他看来，对等关税是他任内经济和外交政策的主要基石。他除了在社交媒体上侃侃而谈外，还罕有地在本年1月30日在《华尔街日报》发表评论，题为《我的关税让美国重回正轨》(“My tariffs have brought America back”) 【注1】。这似乎是他在总统任内在纸媒发表意见的唯一一次。虽然内容是惯性的自吹自擂，经不起事实查证，但也反映出对等关税在他心中的重要性。毕竟，上一次如此大动作的关税政策，要追溯到1930年美国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Smoot-Hawley Tariff Act)。当时胡佛总统对进口的二万种商品提高关税，引起外国的以牙还牙，互相厮杀后全球贸易额在数年内迅速缩减三分之二，加深了经济大萧条的困境。既然有前车之鉴，为何还要推行对等关税?下面是较多被提及的几个动机。

首先是上面提到的消除贸易逆差。美国的逆差在2025年为0.91万亿美元，和2024年的 0.90万亿比较，看不出对等关税实施了8个月的作用。但这数字包括商品贸易和服务贸易。美国多年来在服务贸易方面都有顺差，特朗普当然不认为这是美国掠夺外国的结果。由于关税不施用于服务贸易，若只看商品贸易，美国的逆差由2024年的1.20万亿增加至2025年的1.23万亿美元，不跌反升。其中或有众多企业在解放日前大量进口增加库存的结果，但即使如此，大幅度针对各经济体的关税，并不能取消美国的商品贸易逆差。从宏观的角度看，贸易逆差归根究底是全国消费过高的结果，包括政府、企业和家庭消费，也包括对本国和外国产品的消费。关税对这些消费总值的影响不大，特别是美国政府的开支。美国联邦政府在1976至2025的50年中，平均开支是GDP的21.2%，去年增加至23.1%，而今年的估计是23.3%，十年后2036年的估计更达到24.4%。特朗普2.0开始时还有找马斯克负责“政府效率部”(DOGE)削减政府开支，但该部门约大半年后便无声消失。

另一个政策目的是重振美国制造业。美国制造业的萎缩，如造船业的式微，或会影响到国家安全。然而，关税并非解决问题的良方。首先是美国制造业相当依赖进口的半工业制成品，平均约产值的 30%，一些行业如制药业更高于50%。关税增加了美国生产商进口这些半工业产品的价格，推高生产成本。关税原意是保护本国工业，结果是损人害己。美国半工业产品的最大进口来源是中国，稍高于20%，如果关税是曾经出现过的125%，对美国工业生产商的影响可想而知。这大概是除了中国限制稀土出口外，特朗普对中国退让的一个原因。

和制造业有关的是制造业的就业。关税会为美国制造业工人从外国工人手中夺回工作岗位，这是自特朗普1.0以来的政经神话，曾帮他获得大量选票。然而，就业数据显示，美国制造业的就业人数 从去年4月的1266万轻微下跌至本年2月的1253万，并没有因对等关税上升，但同期的制造业产值则有增加，较少的劳动力生产较多的产值，反映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美国多年来制造业工人的数目持续下降，除了竞争力不及冒起的发展中国家外，主要是生产技术的进步替代了劳动力。即使不考虑技术创新，若要以增加关税来抵消美国和发展中国家制造业工人工资的差距，那有关税率可能达到不切实际的数百个百分点，对经济来说是得不偿失。

对等关税的另一个目的是财政收入，这解释了为何特朗普将税网撒至全球每一角落，包括美国与之有贸易顺差的英国和澳洲。据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数字【注2】，2025年1月至2026年1月的13个月内，美国的关税收入为2900亿美元。同期，美国联邦政府财政赤字为3.72万亿美元。美国政府多年来入不敷支、财赤增长高于经济增长的状况，远非关税可以扭转。和这个议题有关的，是税款来自外国还是美国。特朗普多次强调税款由外国出口商支付，但哈佛大学的一份研究，则计算出约94%关税来自美国进口商和消费者【注3】。今年2月底的一次调查显示【注4】，70%的美国人认为关税拉高了他们的生活成本，即使共和党选民也有64%这样看。在当前中东战局的影响下，物价难以在今年下降，而中东战局也是特朗普搞出来的戏码。通胀是两年前总统大选中特朗普和共和党大胜民主党的主要原因。今年年底的中期选举，共和党不知会失去多少国会议席。

对特朗普而言，关税是可以随时用来威迫外国、满足一己索求的有效工具。他在上述《华尔街日报》的文章中，自诩以关税威胁外国，为美国在不到一年内争取到18万亿外国投资。这个数字是他的夸张陈述，但在关税谈判中，确实有外国承诺在美国投资，换取美国减低关税的情况，如日本和韩国。然而，有关的报道都很少涉及详细内容，如外国承诺的投资如何落实、何时落实、通过政府还是私营企业去做等等，其中或有外国忽悠特朗普的成分。不过更重要的，是国际投资属资本帐项目。在对外收支会计中，若央行不介入外汇市场，资本帐和经常帐的总和应等于零。外国在美国投资，美国的资本帐上便有顺差，反映在经常帐中便是逆差。经常帐中的主要项目是贸易，经常帐逆差的背后极大可能就是贸易逆差。可以这样理解，外国在美国投资，需要先有美元。这些美元从何而来？还得靠出口到美国，也就是美国的外贸逆差。换句话说，特朗普胁逼外国在美国投资，结果会造成美国的贸易逆差，这和他想减少贸易逆差的意愿直接矛盾。

本年2月20日，美国高等法院裁定美国总统没有权力引用《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nternational Emergency Economic Powers Act) 来征收关税，大大压缩了他挥舞关税大棒的空间。他在数天后以1974年贸易法案第122条款作为法律根据，继续征收平均约13%的关税，低于之前的平均16% ，但同时面对150天的期限。

总的来说，特朗普的对等关税来势汹汹，但雷声大雨点小，效果远低于他的预期或妄想。 除了中国外，美国的其他主要贸易伙伴，都没有还击美国的能力和智慧，因此没有出现1930年代在关税上的你来我往，全球经济未至因对等关税陷入泥淖。据世界银行估计，去年全球经济的增长率为2.7%，只略低于2023和2024年的2.8%。然而，对等关税明显突出美国的单边主义，消耗了美国的国际信用，与及进一步指出国际贸易规则和WTO 的失效。上星期在喀麦隆举行的WTO第14次部长级会议中，即使众多成员都表示出改革WTO的强烈意愿，但因意见分歧、群龙无首，最终没有达致共识。回头再看中东的局面，当前的世界，已迈入了大立之前的大破，望可早日否极泰来。

【注1】https://www.wsj.com/opinion/donald-j-trump-my-tariffs-have-brought-america-back-2248391b

【注2】https://www.piie.com/research/piie-charts/2025/trumps-tariff-revenue-tracker-how-much-us-collecting-which-imports-are

【注3】https://gopinath.scholars.harvard.edu/publication/incidence-tariffs-rates-and-reality-0

【注4】https://www.theguardian.com/us-news/2026/mar/13/trump-tariffs-poll

陆炎辉教授
港大经管学院荣誉副教授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六年四月一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本年贺岁片《夜王》自大年初一2月17日在香港上映，短短一个月，名利双收，叫好又卖座。以本地收入超过9000万元的佳绩，《夜王》既成为香港史上贺岁电影开画票房冠军，亦登上港产片票房第五位。

凭借幽默的风格，吸引眼球的题材，加上累积的口碑，《夜王》从原定计划中的两广地区，在2月23日扩大到全国公映，内地票房至今已冲破1.5亿元人民币。

市道低迷  仍能突围

《夜王》的成功之所以值得庆祝，不仅是因为其票房收入远超制作成本和宣传开支，而是能够在整体疲软、竞争异常激烈的市道中表现突出，实属难能可贵。随着Netflix、Disney+等串流媒体盛行，全球消费者愈来愈远离电影院。按2024年总入场人次与年中人口估算，香港人在年内平均只进电影院看2.5场电影；无独有偶，大洋彼岸的美国人在2025年平均只观影2.2次。如何争取成为消费者手中的这两张戏票，是世界各地电影业都面对的棘手难题。

这边厢是持续疲弱的市场需求，那边厢却是白热化的业界竞争。与《夜王》同期上映的贺岁片除了另一港产片《金多宝》，还有来自内地的《镖人》、《飞驰人生3》和《惊蛰无声》等。竞争对手来势汹汹，不仅资金多、排片广，甚至明星阵容都大大超过了《夜王》。反观2025年的全球电影市场，票房名列前茅的影片几乎都来自耳熟能详的知识产权（IP）角色，比如《疯狂动物城2》，《Minecraft：我的世界大电影》，《魔法坏女巫：第二章》。

既没有顶流IP助力，亦欠缺巨额资金投入，《夜王》的异军突起，不禁让人对近年没落的港产片重拾旧望。1980至90年代，香港曾经是仅次于荷里活与宝莱坞的世界第三大电影产地，但随着电影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串流媒体兴起和观众口味转变，香港电影业渐走下坡。

抚今追昔，有意重整旗鼓的片商又能从中借鉴到什么呢？

昔日辉煌  今时之鉴

自1960年代开始，香港已是东亚重要的电影出口中心，到1980至90年代的黄金时代，孕育出包括《英雄本色》、《喋血双雄》、《警察故事》、《重庆森林》、《春光乍泄》，以及周星驰所代表的“无厘头”系列等佳作。1982年起，港产片首次在票房上压过进口片，1993年全年产量多达186部，影响力亦同步飙升。

香港电影当年的辉煌成就归功于影片高度商业化，明星演员与知名导演相得益彰，以及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文化。一方面，业界透过制片、发行、放映的高效率协同，并结合完善的东南亚发行网，促成标准化生产和影片类型快速迭代，既实现了规模经济，又能满足消费者的多样化口味。

另一方面，高度商业化促成人才培养。黄金年代的演员培训制度造就了周润发、周星驰、张曼玉、梁朝伟等影帝影后，在王家卫、许鞍华、吴宇森、徐克等顶级导演的加持下，本地作品不单有了量更有了质。明星扩大电影的社会号召力，导演提升国际影展给予的评价，双管齐下，香港电影的国际影响力逐渐增强。而香港独特的历史和移民都市文化，加上粤语俚语的流行，让本地影片将“东方式表达”与“西方式叙事”一炉共冶，浑然天成，既能在全球华人中产生共鸣，也能与欧洲影展和北美市场沟通无阻。

夜场变职场  颓势转优势

纵使目前电影业的峥嵘岁月已成历史，但是《夜王》的票房成绩似乎可以让我们看到港产片的出路。首先，剧本十分引人入胜，尤其对中国内地的观众而言，夜总会的故事可谓极具香港特色；但如何让这种“有味”题材登上大雅之堂呢？细想戏中情节，不难发现其实夜场的商业管理和职场分别不大，无论是满足老板的业绩要求，还是激励鞭策员工，甚至对客户的个人化服务，即使从未去过夜场的观众亦一看便懂。

其次，《夜王》是粤语片，不少金句只有用广东话俚语才能充分表达意思，像“葵芳”这样的笑梗，也只有熟悉香港地名的观众才会捧腹大笑。在某程度上，这种方言和本地文化为《夜王》的爆火带来一定阻碍，毕竟内地大部分观众对粤语十分陌生，对香港大多数地名亦一无所知。离开了语境文化，《夜王》的魅力便可能大打折扣，这正是本来计划只在港澳和两广地区公映的原因之一。

意想不到的是，影片巧妙地扭转劣势。通过社交媒体的宣传，在市民大众购票前，就已破解戏中金句的语言障碍，更让观众体会到广东话俚语的创意巧思和香港文化的生动有趣。戏中女公关葵芳一句“四舍五入，我今年19岁”，马上使葵芳地铁站变成网红打卡点，也让人联想到石澳健康院的大树和都爹利街煤气灯曾因周星驰的《喜剧之王》一炮而红。

《夜王》里的欢哥说：“世界艰难，但我哋无惊过，我哋从来都未容易过嘅，系咪？但系如果一定要熄灯，我哋一定饮到最后。”港产片的世界同样艰难，笔者却深信有香港特色的电影一定不会熄灯——愈行愈难，愈难愈行！这就是香港精神。

范亭亭博士
港大经管学院市场学首席讲师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六年三月二十五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近几年来，生成式人工智能（AI）的发展几乎可以用“来势汹汹”来形容。从写作、设计、程式开发，到客服、行销、金融分析与医疗辅助，愈来愈多企业在至少一个业务环节导入生成式AI。个人与企业也开始使用这些工具进行创意设计、图像处理、内容生成等以往高度依赖人类专业能力的任务。

发展AI以人类福祉为首

当科技渗透速度如此之快，我们必须问一个更根本的问题：我们希望AI把人带向哪里？如果只是追求效率与成本优化，那么它终究只是工具；但如果它能够促进人类的能力成长、提升组织韧性，并且维护人类的价值与尊严，那它才真正成为一种文明进步的力量。这正是以人为本的AI所关注的核心。

所谓“以人为本”，并不是反对自动化，也不是否定科技创新，而是强调AI的设计、部署与管治，应当以人的发展为中心。为什么这个概念如此重要？因为生成式AI正在重塑知识工作的本质。过去，自动化主要取代的是重复性与常规性任务；如今，生成式AI开始进入创意设计、策略分析与决策支持等非常规任务领域。

企业生产力显著提升，但同时也出现新的隐忧：员工会否因过度依赖AI而出现去技能化（de-skilling）？组织会否逐渐失去自身的知识资产？人类会否在与AI协作中受到被取代的威胁？当AI开始触及认知与创意领域，对人类的影响已不单是效率一环，而是能力结构与价值感的问题。

港大经管学院数字经济与创新研究所（IDEI）及其人机智能（HAI）实验室，提出一个清晰的管治视角——在AI推动组织创新的过程中，若要真正“以人为本”，就不能只看财务回报与科技成熟度，而更应关注四大要点：绩效、学习、创造力、尊严。

绩效提升有赖标注功能

IDEI-HAI的研究显示，在某些销售场景中，即使尚未整合顶尖最佳实践的生成式AI售前系统，也能提升整体绩效。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提升主要来自中低绩效员工的表现获改善。

对高绩效员工而言，早期版本的AI反而可能产生压制效果，因为系统输出的标准化建议限制了其原本的专业判断与创新发挥。当系统升级并加入标注功能后，高绩效员工得以在AI基础上进一步优化建议，整体绩效才得以全面提升。从这个发现可见，AI的设计细节决定谁受益、谁被削弱。如果缺乏审慎管治，AI可能拉阔差距，而非缩小差距。

人类学习能力会否遭削弱

人类认知可分为两种模式。系统一：直觉、快速、自动化; 系统二：分析、深思、需要投入认知资源。生成式AI倾向强化系统一的快速反应模式，使任务变得更轻松。然而，若长期依赖这种自动化辅助，人类可能减少深度思考，导致能力退化。这种去技能化效应可能带来两个风险，除了员工在劳动市场中更容易被替代， 组织亦逐渐丧失自身的知识积累，形成组织遗忘（organizational forgetting）。

HAI实验室提出的解方并非拒绝AI，而是优化设计，例如透过“刻意反思”提示，引导使用者思考机器的推理逻辑；在任务完成后进行事后反思，总结人机协作经验；采用“人在环中”（human-in-the-loop）模式，确保人类判断力持续参与。

事实上，AI若设计得当，不仅不会削弱学习，反而有助知识保留。

人机协作增强创造力

IDEI 在艺术与创意产业的研究中发现，数字艺术家使用生成式AI，能够提升其原创作品的市场价值，包括提升审美品质、强化渐进式创新、增强内容创作能力、建立社群声誉。然而，这种提升往往属于渐进式创新，不一定带来颠覆性突破。

在团队层面，生成式AI透过两种机制提升创造力，一、焦点编织（focus weaving），稳定并深化既有构想；二、差距识别（gap spotting），发现盲点并延展思路。

尤其在处理非结构化资料时，这种效果更加显著。因此，AI并不是创造力的对手，而是重新组织创造过程的力量。

人类尊严会否受损

这大概是最深层的问题。当自动化取代常规劳动，个体可能失去透过工作获得的价值感与目标感，也就是获得性尊严。在人机协作中，若AI主导创意过程，人可能质疑自身是否仍具独特价值。

研究显示，AI带来的偶然灵感能提升构思表现，从而增强尊严感；反之，若AI导致认知固化，让人产生可以被取代的感觉，则尊严感会下降。换句话说，尊严并不取决于是否使用AI，而在于人是否仍然感受到主体性与贡献感。

从企业案例看管治实践

在某全球领先的黄金开采企业案例中，企业导入无人化运输系统、数字孪生与AI预测性维护，同时将数字战略与核心价值观——安全、可持续、诚信、包容、责任——紧密结合。更重要的是，他们提供技能再培训与岗位重置，减少员工抗拒，强调以人为本的AI。最终不仅提升生产率，也延长矿场寿命并降低碳排放。

另一大型矿业公司则透过资本配置框架避免为科技而科技，建立AI中心，加强变革管理与“人在环中”机制，实现真正的人机协同。这些案例说明，成功的AI转型，不只是科技升级，而是组织能力与价值观的升级。

在科技浪潮中守住人类核心

生成式AI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问题不在于要不要使用AI，而在于如何设计与管治AI。“以人为本”并非口号，而是一套涵盖上述四大要点的具体框架。在绩效方面，关乎“我们做得更好了吗”；在学习方面，系于“我们变得更强了吗”；在创造力方面，聚焦“我们想得更远了吗”；在尊严方面，则应对“我们仍然是主体吗”。

随着生成式AI深入组织与社会结构，我们必须扪心自问：在通过AI变强的同时，是否仍然是有自主性、安全感、有意义、可持续的个人与组织？这不仅是企业管理的课题，更是全球在数字时代必须共同面对的文明选择。

方钰麟教授
港大经管学院数字经济与创新研究所所长、创新及资讯管理学教授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六年三月十八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预测市场（prediction market）是以进行预测为目的而产生的一种投机市场。输赢绑定某一特定事件（如美国和以色列空袭伊朗）或参数（如明日股市升跌），最终结果决定取得的金钱价值。假设市场认为伊朗战胜的机会率是75%，此指数的价值就是$75，如伊朗真的胜出，指数价值便会升至$100，即有关事件已100%发生了。

预测市场平台的匿名用户可对未来各种事件下注，不须缴付交易费，资金主要来自投资者。

基于结果的期权产品成新战场

预测市场渐受追捧，Polymarket 与 Kalshi  在上月的总交投量创下175 亿美元的新高位。传统交易所也考虑发展相关功能，例如纳斯达克已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提交申请，计划推出与旗下纳斯达克100 指数挂钩的二元结构产品，交易价格将依市场对特定结果发生机会率的判断而波动。

纽约证券交易所母公司洲际交易所（ICE）去年宣布对 Polymarket 投资约 20 亿美元，芝加哥期权交易所（CBOE）母公司CBOE Global Markets 则传出正评估重新推出“全有或全无”（all-or-nothing）期权合约。

Polymarket、Kalshi等预测市场平台，大多属于商品期货监管制度，由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负责。纳斯达克提出上述申请，在产品创新的背后意味着金融市场的态度转变；若申请顺利通过，二元期权将成为传统证券交易所的崭新产品，相信预测市场需遵照较高的合规标准。

不可不察的是，若纳斯达克的新型合约产品获准纳入 SEC 的监管范围，可能成为首次让预测型交易工具进入传统证券市场架构的重要里程碑。至于从商品期货走进证券制度的发展，亦难免令 SEC 与 CFTC 之间的管辖界线再次成为关注核心。SEC 近期指出，预测市场或出现管辖权责重叠的情况，可见仍须协调监管。

内幕交易阴影挥之不去

从传媒报导和社交平台讨论或可推断，在地缘政治市场中不乏内幕交易。今年 1 月，一个新开的平台帐户押注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下台，短短1天之内，就赚了超过 40 万美元。此一事件促使美国众议员提出《2026 年金融预测市场公共诚信法案》，计划禁止联邦官员交易与政府政策挂钩的预测市场合约。该平台提供的是透明资讯，让用户参考，抑或服务掌握机密的人，以便他们透过买卖资讯获利？

预测市场为尚未发生的事件定价，其中有一重要假设：进入市场的资讯公开，但公告缺乏系统，如民调结果和公司业绩报告。预测市场若涉及有人掌握他人不知且无法知道的资讯，等同将资讯不对称货币商品化。只要包含泄露的机密情报或政府内部时间表而令预测准确，不论在任何具有公共意义的层面而言，就已不再是资讯市场，而是秘密交易的黑暗场所。

形同赌博冲击道德底线

预测市场从边缘的新奇事物，发展为公私营金融机构不能忽视的独立融资生态系统。彭博市场去年的调查显示，虽然传统交易员认为预测市场上的金融产品具有持久生命力，但亦指出其中存在赌博与投资之间的模糊界线。

Polymarket 几年前就曾因未经注册营运而被禁，并须向 CFTC 支付140 万美元罚款，直到最近才获批准，重返美国市场。同时，众议院内多名民主党议员支持托雷斯（Ritchie Torres）所提出的法案，拟禁止政府内部人员利用非公开资讯在预测市场进行交易，皆因押注的时机反映实属内幕交易，并非纯粹按公开资讯作出预测。

尽管市场备受法律、政治压力多重挑战，参与热度却未见减少。事实上，预测市场正由体育博彩扩展至企业盈利数据等不同范围，传统赌博公司和对冲基金更正安排专家，透过低效定价进行交易。

去年，Polymarket 定出一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否在 7 月前穿西装的合约，吸引了数亿美元的庞大交易量。最后泽连斯基身穿名牌黑色外套和长裤亮相，但预测市场的投票结果却显示他穿的不是西装。背后原因，在于少数大型代币持有者对相反结果押下巨额资金，由于他们掌握足够投票权，足以推动一个对自己有利的决议。

顾名思义，预测市场无关于发现真相，其功能只在达成一个结算方案。大多数参与者相信什么是事实毫不重要，最终有效的结果由系统认定，而当中每多牵涉资金、权力的斗争。利益愈大，涉及的各方势力自然愈多，引发争议就不足为奇。

灰色地带的法律风险

参与者对地缘政治事件押注之际，军事机密情报在公开前往往只有少数人知悉，因而造成严重资讯不对称。市场平台容许高度匿名性，容易吸引特权知情者提前进行内幕交易。究竟是非法内幕交易还是合法预测，加以判断殊非易事，反映预测市场在法规监管方面有待加强。

预测市场通过拓展交易的范围，使几乎任何事物都可交易，扩大了有价值内幕信息的来源。举例来说，某中学设有“谁将成为毕业舞会舞王? ”的预测市场。你的朋友是全级最受欢迎的人，私下告知你无法参加舞会。 若你利用此信息进行交易，会否构成内幕交易？在法律层面，这系于是否欺诈性违反承诺，任何此类承诺需按你和朋友之间的信息披露情境，而非基于对公司的明确义务或正式协议而定，以致提出内幕交易的诉讼障碍重重。

谢国生教授
港大经管学院金融学教学副教授、新界乡议局当然执行委员

何敏淙
香港大学附属学院经济及商学学部助理学部主任、香港大学附属学院讲师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六年三月十一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环顾全球，垃圾分类回收已成为城市管治不可回避的一环。过去10年，特区政府通过“绿在区区”计划和“绿绿赏”积分制度，在全港建立起社区回收网络，推动市民把回收行为融入日常生活。

本年4月1日，“绿绿赏”将全面电子化，并接入更多市场奖赏平台，但这次升级能否真正促进回收系统从“称重积分”走向“价值激励”？

数据向好  结构未变

在都市固体废物按量收费仍未全面实施的情况下，“绿在区区”及其配套的“绿绿赏”计划，在鼓励市民培养回收习惯、构建社区网络方面担当重要角色。自2018年全面推行以来，全港已设立12个回收环保站、82个回收便利点及约600个回收流动点。电子化升级后，市民可通过手机应用程式管理积分、兑换奖赏，政府和营运机构也得以收集更精细的参与数据，为将来优化政策提供基础。

香港的资源回收率近年有所改善，整体都市固体废物回收率由2020年约28%回升至2024年的34%，但仍显著低于《香港资源循环蓝图2035》提出的约55%中期目标，以至欧盟2023年约48%的都市废物平均回收率【注1】。更为关键的是，香港约八成回收物料仍依赖出口作循环再造【注2】，可见本地回收业支撑不足。

图1  2020-2024 年都市固体废物、家居废物及工商业废物回收率

资料来源：环境保护署

从“称重”到“价值”的错位

为何积分升级难以一劳永逸？必须审视回收行为的经济逻辑。

一、回收的正面界外效应仍未真正内部化。市民花时间分类、送往回收点，带来的是减少填埋压力、节约资源和减缓污染等社会收益，但实际获得的回报有限且分散，长期激励不足，随手丢弃反而来得省事。垃圾征费计划迟迟未落实，也是市民对回收“热度消退”的原因。

二、激励本身存在“价值错配”和“形式错配”的双重问题。积分计划以重量计算【图2】，而非与环境价值挂钩。纸张与金属的减碳减污效益差异巨大，而不同电器对环境的边际影响不一，但积分几乎相同，很难吸引市民优先回收高环境效益物料。再者，礼品选择有限、兑换流程不够透明，也削弱了积分计划的吸引力。

图 2 “绿绿赏”积分计划

资料来源：环境保护署

三、资讯不透明侵蚀了公众信任。前端分类规则复杂，后端处理过程对市民而言却是“黑箱”；回收物是否真被再造以至最终去向，均欠清晰描述。看不到实在结果，投入时间和精力就容易被视为“沉没成本”，久而久之自然影响参与意愿。

简言之，积分设计未能有效反映环境价值，更未能与制度、产业和资讯透明度形成合力。

制度设计扩大回收价值

在日本，《容器包装再生利用法》通过生产者延伸责任（extended producer responsibility），明确要求包装生产和流通企业须支付再商品化的相关费用。在严格源头分类配合下，日本指定塑胶瓶再商品化率长期维持在约85%的高位，实现了从产品设计到资源再生的闭环。

台湾的“四合一”模式，将政府、社区、回收商与基金串联起来。上游生产商按规则缴费，基金用于补贴下游回收及处理环节，减轻对财政长期补贴的依赖。

德国在塑胶瓶和铝罐采用押金退还安排则通过简单直接的经济信号将“瓶子有没有拿去退”变成一目了然的选择题，回收率因此长期维持在约九成的高水平，并与生产者责任制度结合，推动发展高品质的闭环回收产业链。

综观上述各地的经验，回收率可通过各种措施，让环境价值在各个环节被看见、被计算、被分享。

凸显数据和价值的全方位政策

“绿绿赏”全面电子化升级，有助香港探索“价值激励”，尤其可在下列四大层面推动转型。

首先，以社区为基础，打造普惠的行为激励计划，并进一步增加回收站点密度，进一步延长日常开放时间。在源头，应通过与学校、屋苑及社福机构合作，将垃圾分类教育常态化，并结合实际回收活动。电子化转型亦须兼顾长者及不熟悉数字工具人士，提供所需协助。

借助电子平台数据，可为市民推送个性化减废减碳报告、展示社区排名与成绩徽章等；“助推”策略有利于将积分从单一奖励转化为持续反馈，使回收内化为日常习惯。

其次，用环境价值重塑积分规则，精准引导回收行为。应摆脱单纯按重量计分，建立基于环境效益的差异化积分计划。不妨引入环境效益系数，综合考虑物料的碳足迹、本地再生价值和处理成本，为不同回收品类设定不同积分，让高碳排、可再利用价值高的物料（如塑胶瓶、金属及特定电器）获得更吸引的积分回报。由此既可引导市民调整回收优先顺序，也能量化市民绿色行为的生态价值，日后与碳减排核算对接。

第三，构建开放的绿色积分与责任机制，联通消费场景和生产端。“绿绿赏”应从封闭式礼品兑换走向开放式绿色积分生态，一方面拓展与超市、公共交通等日常消费场景对接，提升积分的使用价值; 另一方面探索与绿色生活奖赏平台（如“碳钱包”）本地机制及碳普惠平台互联互通，参考内地城市记录社区回收行为对应的减排量，为未来参与更广泛的绿色金融与碳市场活动预留接口。

再者，可针对塑胶瓶、铝罐等高价值、高流通物料，试点生产者延伸责任与押金退还措施，由行业负责运营，政府负责标准和监管，更可为回收再造业提供稳定、优质的再生原料。

最后，以数据和科技重塑管治模式，提升透明度与信任。可考虑将部分合约与资助安排，从“购买服务量”转向“购买行为改变成果”，把人均回收量、高价值物料占比以及稳定参与者比例等结果性指标纳入绩效评估，设立专项奖励，鼓励营运方开展数据驱动的社区干预实验。选择部分重点回收物品，运用溯源与可视化工具追踪其从投放、运输到回收再造的路径，并结合“垃圾的一生”等参观及教育活动，让市民直观了解回收物被“用到哪里去”，通过线上数据透明加线下体验的方式，巩固公众对回收系统的信任。

回收数量转为价值先行

“绿在区区”的下一站，不应仅仅着眼于回收更多，而是通过更精细的激励设计、更开放的积分生态、更透明的运作流程和更注重成效的营运模式，让回收真正成为连接市民、社区与绿色产业的焦点。

从“称重积分”走向“价值激励”，意味着不单把回收视为被动的“减害行为”，而是将其纳入香港绿色发展与应对气候变化的制度布局。全面电子化既是科技升级，也是数据积累与行为研究的新起点。若能善用这一机会，香港有望在社区回收这一看似琐碎的领域，订立一套兼具环境效益、社会信任与社区参与的长期机制，为“资源循环、迈向零废”的愿景提供更坚实的基础。

注1： https://www.eea.europa.eu/en/analysis/indicators/waste-recycling-in-europe

注2：https://www.wastereduction.gov.hk/sites/default/files/resources_centre/waste_statistics/msw2024_tc.pdf

何国俊教授
香港大学赛马会基金经济学教授、香港大学赛马会环球企业可持续发展研究所所长

王芑丹女士
香港大学赛马会环球企业可持续发展研究所专职研究员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六年三月四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香港是一个高度发达的经济体，其本地生产总值（GDP）近94% 均来源于服务业。然而，在现时的服务业结构下，存在一个“二元结构陷阱”：一方面是就业机会稀缺的高附加值行业；另一方面则是附加值较低的大众行业【表】。这反映香港需要加强发展能够提供广泛就业机会的高增值服务业。

表   2024年香港四大支柱行业概况

数据来源: 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

金融业：银行精英驱动增长

2000 至 2024 年期间，金融业一枝独秀，占香港GDP 比例从 12.8% 翻倍至 26.2%，但占全港就业人数比率仅从5.3%微升至 7.2%。2024年，金融业的人均增加价值高达308万元，远高于其他行业，形成了一小撮富裕精英。

从各子行业看，银行业始终是引领增长的火车头，2011至2024年期间，其GDP占比由9.3%翻倍至18.9%；反观其占总就业人数的比例始终稳定在2.6%至2.7%左右，清晰反映银行业蓬勃与就业市场关系不大。

相较之下，2024年，其他金融服务(包括证券经纪、资产管理、融资租赁公司和投资及控股公司) 占整体就业人数2.7%，略高于银行业的2.6%；但其GDP占比只有3.9%，远低于银行业的18.9%，可见金融业内部也存在明显的二元结构。至于保险业，其就业人数和GDP占比分别为1.9%和3.5%。

受惠于近期外资对中国科技发展的信心乃至消费走出通缩的寄望，香港金融业的发展仍然值得期待。展望将来，中环仍是外国资本和内资企业的最佳交汇地，金融业在内资企业的出海浪潮中，将持续为本地经济创造庞大增值，并带来可观税收。事实上，在经历数年低潮后，金融业已重拾繁荣。2023年底至2025 年底，港股总市值由31万亿元大涨至47.4 万亿元；股份集资总额由1,560亿元飙升至6,444亿元，其中首次公开招股(IPO)集资额由463亿元暴涨至2,858亿元。

贸易及物流：陷入增长困境

贸易及物流曾是第一大产业，其GDP占比由2005年的28.5%降至 2024 年的 18.9%，占总就业人口比例则由24.4%下跌至15.0%。部分原因在于电商兴起，以及地缘政治因素驱使企业采取“中国+1”策略，导致本港转口功能弱化。尽管如此，该产业的GDP占比和就业人数占比仍位居次席。

分拆来看，2005至2024年期间，贸易业的GDP占比由23.4%减至15.3%，就业人数占比由18.6%下降至10.4%。同期，与贸易业深度绑定的物流业同样呈现下降趋势，其GDP占比由5.1%下降至3.6%，就业人数占比由5.8%跌至4.6%。随着数字贸易平台、智能仓储系统和高增值供应链管理的发展，预料贸易及物流业将由劳动密集型转向资本与技术密集型，这或进一步对就业市场造成压力。

在货运方式而言，不计新冠疫情期间，近年航空和陆路的份额同样大致维持在40%以上，而海运份额则持续降至不足10%。一方面反映香港集中转口半导体、电子产品、生物制药等高增值商品，另一方面反映香港与内地之间经贸关系紧密。

香港国际机场多年被列作全球最繁忙的国际货运机场，货运量于2025年已高达 507 万公吨。凭借高效的航空物流网络，香港正逐步转型为全球关键中间产品与核心技术的分拨中心，持续深化其与先进制造业和创新驱动型价值链的连结。

从数据上看，本地海运业无疑陷入困境。港口货柜吞吐量从2015年的2,007 万个标准货柜单位萎缩至 2025 年的1,291 万个。根据世界航运理事会 (World Shipping Council) ，香港的港口货柜吞吐量于2024年下滑至全球第12位。究其原因，一是近年邻近港口城市凭借基建升级和成本优势，使香港难以维持效率溢价；二是受到近岸外包和供应链区域化所影响。尽管如此，香港仍正在积极把握海事金融、航运管理等高端航运服务的发展机遇。

专业服务及其他工商业支援服务：面临内卷化与 AI 替代挑战

专业服务及其他工商支援服务业呈现出吊诡的背离现象，其 GDP 占比由 2016 年的12.5%持续降至2024年的10.3%，但同期占总就业人数比例则从14%升至15.8%，反映该行业的劳工市场或存在内卷化趋势。

分拆来看，2000至2024年期间，工商业支援服务(专业服务除外)的GDP占比由7.2%降至5.7%，占总就业人数比例却由7.3%升至8.9%。专业服务的GDP占比由3.3%增至4.6%，占总就业人数比例亦由3.9%攀升至6.9%。

众所周知，专业服务高级从业员的待遇向来丰厚。总就业人数占比高于GDP占比的现象，或反映专业服务业包含大量负责标准化、重复性工作的初级职位。在内卷化叠加人工智能（AI）取代白领工作的趋势下，广大初级从业员恐怕即将面对凛冬。

旅游业：憧憬全面复苏

由于具备显著的经济外溢效应，旅游业往往被视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香港旅游业的黄金时代始于 2003 年内地开放“自由行”，游客量从 2004 年的 2,181 万人次激增至 2018 年 6,515 万人次的历史巅峰，消费总额亦由 668 亿元大翻数倍至 2,723 亿元。然而，此一增长势头在2019 年戛然而止。

在后疫情时代，香港旅游业并未完全复苏。2024年，旅游业占GDP 与总就业比例分别为 4.3% 与 2.8%，逊于 2013 年全盛时期的7.3%和5%。尽管同年访港旅客回升至约 4,520 万人次（或高峰期的 70%左右），但其中过半为不过夜旅客，其境内消费开支为279亿元，远低于过夜旅客的1,205亿元。这种“人头多、消费低”的现象，既显示较高增值的长途旅客复苏缓慢，亦可能意味着不过夜旅客的数据混杂了近年兴起的跨境通勤者。

展望将来，随着特区政府大力推行盛事经济和本地大型场馆等基建愈趋完善，社会热切期待旅游业能够重拾昔日兴旺。2025年，访港旅客进一步回升至约4,990万人次，已展现出积极的复苏势头。

发挥金融优势  促成经济转型

回顾近20多年的经济发展，香港四大支柱行业在广泛创造优质就业机会方面，已尽显疲态。金融业(特别是银行业)虽高歌猛进，为本地经济和公共税收作出巨大贡献，但同时仅能为极少数精英提供就业机会。贸易及物流业虽仍为GDP和就业作出重要贡献，但发展趋势未许乐观。此外，专业服务及其他工商业支援服务业不单陷入“GDP占比降、就业占比升”的内卷化困局，还面临 AI 取代白领职位的冲击。旅游业虽见复苏，但消费模式的转变或使其难回巅峰。

种种迹象预示，香港亟须建立一个更具包容性的经济发展模式，让金融业的繁荣带动各行各业生产力的提升。例如已相对成功的绿色金融，应持续助力香港成为区内绿色经济转型的重要引擎。今后仍须聚焦探索金融业如何支持贸易融资、数字贸易，以及科技研发、知识产权融资等经济活动。

香港作为一个成熟经济体，亦需要开拓更多高增值服务业。GDP增长未必是衡量幸福社会的唯一指标；新型工业的增长能为社会创造优质就业机会，亦应予以重视。创科产业的成败，决定香港未来10年能否实现第3次经济转型和包容性增长，其意义不止于GDP增长的“繁荣”，更关乎整体社会获得感的“稳定”。

邓希炜教授
香港大学协理副校长、港大经管学院副院长、冯国经冯国纶基金经济学教授

张超艺先生
香港大学香港经济及商业策略研究所高级研究助理

黄钰琪女士
香港大学香港经济及商业策略研究所研究助理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六年二月二十五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坐在龙虎山下的办公室内，窗外是薄扶林郁郁葱葱的绿意，远处则是维多利亚港若隐若现的波光。这里是香港学术与财富交汇的高地，也是观察这座城市经济脉络的最佳视窗。

自去年底，一个源自电子游戏的词汇“斩杀线”（kill line），在太平洋两岸的社交网络上疯传。在美国，它用以形容那些年薪虽高但储蓄微薄的家庭，一旦遭遇裁员或急病，生活瞬间处于崩塌的临界点;在中国内地，则更多指向“35岁失业+高额房贷”的残酷现实。

作为经济学教员，笔者不禁在想：香港的中产阶级，是否也正面临一条隐形“斩杀线”？

如果说美国中产死于消费信贷，内地中产困于烂尾楼与职场年龄歧视，那么香港中产的“斩杀线”，则是一场更为复杂、关于资产价格通缩与经营杠杆过高的完美风暴。

“斩杀线”如何划界

在香港，定义中产从来并不容易。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收入定义在这里显得过于苍白。在主流语境下，香港中产不仅意味着一份每月六位数的家庭收入，更蕴含一套标准资产组合：太古城或黄埔花园的私人住宅、子女的直资或国际学校学额、外籍家庭佣工，以及高端医疗保险。

所谓“斩杀线”，在香港语境并不是指跌入贫穷线之下，而是指中产生活方式瞬间瓦解。

这条线通常由两个核心变数交叉而成：负资产与现金流中断（cash flow disruption）。当按揭物业市值跌破未偿还贷款额，且家庭流动性枯竭而无法支撑高昂的固定开支，就会立刻触发斩杀机制。

中产头上三把刀

第一刀：资产价格的双杀

先聚焦于资产。过去20年，香港中产的财富信仰建基于楼价的单边上涨。然而，这一信仰正在经历痛苦的修正。

根据中原城市领先指数，香港楼价已从2021年的历史高位（约191点）回落至2024年底的137-145点水平，跌幅约25%。对于在2019至2022年高位入市的家庭来说，这不单是帐面亏损，更是实质性的资产缩水。

尤其触目惊心的数据来自金融管理局。截至2024年第四季末，香港负资产住宅按揭宗数虽然从第三季的40,713宗微跌至38,389宗，但仍处于近20年来的高位，涉及金额高达1,951亿元。

这就构成了“斩杀线”的第一个条件：资产被锁定。在负资产状态下，业主无法通过出售房产来套现救急，因为卖楼所得不足以偿还银行贷款。一旦需要资金周转，这笔曾经最大的财富顿然成为最大的负债。

第二刀：极高的“经营杠杆”

如果说楼价下跌是慢性失血，那么高昂的固定生活成本则是致命一击。在企业估值中，营运杠杆（operating leverage）经常用来衡量固定成本对利润的影响；香港中产家庭的营运杠杆无疑极高。

以一个典型的中产四口之家为例。住房方面，即使不供楼，管理费、差饷也是刚性支出。若需供楼，月供动辄4、5万元。教育一环则是香港中产最无法割舍的“护城河”。2024-25学年，多所国际学校学费上调，部分学校的中学学费已突破20万元，还未包括债券（debenture）和建校费（capital levy）。此外，其他支出包括外佣薪金、保险费、养车成本。

从这种高固定成本结构可见，家庭收入只要出现轻微波动（例如花红取消、一方降薪），净现金流就会迅速转负。有别于美国中产因通胀和信用卡债务的困境，香港中产的压力源于对阶层滑落的极度恐惧。一旦断供国际学校，孩子转回津贴学校，在不少家长眼中等同于社会性死亡。

第三刀：人力资本的重新估值

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刀，来自收入不确定性。

经济学上，将一个人的未来收入折现到现在，称为“人力资本”。过去，金融、法律、专业服务界的高薪，都建基于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的独特地位。

然而，随着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和人工智能技术的渗透，许多中产职位的“护城河”逐渐缩窄。金融界的裁员潮、企业架构的精简，令许多年薪百万的中产突然发现，自己的人力资本估值被市场下调了。

当负资产（无法卖楼）遇上失业（现金流中断），“斩杀线”就被触发了。这不仅仅是破产问题，而是几十年来积累的社会资本和家庭未来清零。

问题症结的解方

作为学者，笔者不希望只贩卖焦虑。香港中产面临的困境，本质上是资产配置过度集中与巨集观经济周期转换的错配。

过去市民一直惯于利用高杠杆买入单一资产（房屋），并假设收入会永远增长。去杠杆周期来临时，这种策略却显得尤其脆弱。

对于个人，不妨考虑变阵自强：

一、重构资产负债表：降低对房产的依赖，增加流动资产。汇丰银行2023年的新中产报告指出，香港中产认为拥有637万元流动资产才算达标。此一门槛虽然听起来很高，但保持至少12个月的现金流储备是穿越周期的底线。

二、管理经营杠杆：审视家庭的高固定成本。教育投资固然重要，但仍需量力而行。

三、投资自己：在人工智能时代，提升不可替代的技能，保住现金流（工资）比资产增值更重要。

对于政策制定者，笔者同样有三大建议：

一、正视负资产的社会风险。虽然目前的拖欠比率（0.13%-0.15%）仍处于低位，但这更多是银行网开一面和中产死扛的结果。政府应鼓励银行在处理负资产个案时保持弹性，避免因机械式“call loan”（追讨贷款）引发系统性恐慌。

二、降低中产的“育儿通胀”。香港的低生育率与极高的育儿成本直接相关。政府除了发放2万元生育津贴这种“杯水车薪”外，应考虑对中产家庭的教育开支（包括私立和国际学校学费）扩大免税额，或者通过政策引导降低私立教育的通胀率。

三、产业多元化是根本。只有当香港不只依赖金融和地产两个高薪引擎，中产阶级的收入来源才能多样化，从而降低对单一行业周期的敏感度。

化催命符为警世钟

站在龙虎山下，看着眼下依然繁忙的维多利亚海港，我依然对香港保持乐观。这座城市经历过无数次金融风暴，每一次都能从废墟中重建繁荣。

“斩杀线”的存在，是对过往激进杠杆模式的一种警示。对于香港中产而言，穿越这条线的关键，不在于祈祷楼市V形反弹，而在于重新审视财富的定义——真正的财富，不是帐面上的房产估值，而是即使风雨飘摇，依然拥有选择生活方式的自由与底气。

马年将至，冀望每一位在狮子山下奋斗的香港人，都能继续善于应变；尽管“斩杀线”来势汹汹，仍得以化险为夷。

章逸飞博士
港大经管学院经济学高级讲师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六年二月十一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在全球新能源汽车的补能进化史中，换电技术（battery-swapping technology）经历了一场戏剧性的重生。早在2007年，以色列公司Better Place就构想了自动化换电的蓝图，试图通过物理更换电池消除续航焦虑。2013年，美国电动车生产商特斯拉（Tesla）曾高调演示了90秒换电技术，速度完胜燃油车加油。

然而，这项技术随后被行政总裁马斯克束之高阁。彼时特斯拉的逻辑很简单：对于绝大多数拥有固定停车位的私家车车主，低成本的充电桩足以满足需求。

历史螺旋式发展的启示

在此背景之下，“充电派”与“换电派”之争持续数年；历史却一直在螺旋式上升。近年来，以宁德时代为代表的中国企业，将换电模式的重心从全场景覆盖，精准收窄至高频运营的商用车场景。相关趋势在重型卡车领域尤其明显，内地市场2025年上半年的电动重卡销量中，换电模式已占30%。[i]

这一历史转折对于寸土寸金、节奏极快的香港意味深长，说不定是打破商用车电动化僵局的一把金钥匙。

高效补能与电网调峰双赢

要理解为何换电适合商用车，必须回归技术原理。换电的核心在于将“车辆补能”与“电池充电”这两个过程，在时间与空间上进行解耦（decoupling）。换电站的机械臂可以在3至5分钟内完成更换电池，速度与传统燃油车的加油体验高度趋同。

至于对电网的冲击则更为关键。充电技术的优势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灵活性与广泛性；换电技术的优势则在于极致的补能效率，以及对土地资源的高效利用。在技术层面而言，随着800伏特高压快充平台的普及，充电速度虽在提升，但对电网造成的瞬时功率冲击也随之指数级增加，电网往往需进行昂贵的增容改造，造成“峰上加峰”的压力。

反观换电技术，换电站本质上是一个巨大的分布式储能单元。它可以利用夜间低谷电价为备用电池充电，在日间高峰期为车辆换电，不仅规避了对电网的瞬时冲击，甚至能参与电网调峰。虽然换电面临标准统一的挑战，但作为城市能源节点的潜力正逐渐显现。

商用车电动化的结构性挑战

首先是政策目标与现实的落差。特区政府承诺争取在205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作为碳排放主力的商用车（的士、巴士、小巴及货车）因此必须积极电动化。[ii]数据则显示，尽管电动私家车数量激增，商用车的电动化比率却极低。

其次是燃料成本的经济帐失效。这是一个常被忽视的重点，本港私家车电动化进展神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汽油税极高，转用电动车能节省巨额燃料费。相反，商用车主要使用柴油，且享有免税或低税优惠[iii]，足见商用车转用电力的运营成本节省幅度，远不如私家车显著，主动转型的经济诱因自然偏低。

最后是右軚市场的供应链壁垒。香港是右軚市场，且山多路窄的道路环境极其特殊。全球原设备制造商在开发商用电动车时，往往优先满足左軚车的主流市场。为香港市场单独订制研发右軚车型，成本高昂且周期长，进一步限制香港市场的车型选择。

的士能源补给的新契机

香港的士奉行“停人不停车”的极限运营模式，市区的士日均行驶路程保守估计达400至500公里，是私家车的10倍以上。这就造成一个物理上的死结：若采用充电模式，考虑到充电及排队时间，司机每天需耗费1到2小时在补能上，每天或损失约300至500元的营收机会成本。这正是尽管政府通过新能源运输基金提供资助，的士司机仍对电动车冷感的核心原因。

换电模式将单次补能时间压缩为3至5分钟，速度与石油气相近。此外，香港的士车型高度单一且标准化，这为单一标准电池包的推广提供了理想的规模效应基础，亦促使宁德时代等能源巨头开始加以探索。

巴士换电突围之道

如果说的士的痛点是时间，那么专营巴士的痛点则是重量。全球巴士客运的繁重程度，莫过于香港的双层巴士，满载动辄逾130人，加上空调负荷，况且还需频繁攀爬如柴湾道、薄扶林道等大斜路。

若采用充电模式，为保证整天300公里的续航，巴士需搭载超过450千瓦时的电池，重量可达3至4吨。受到香港法规对车辆总重的严格限制，每增加1吨电池重量，就须减少载客约15名[iv]，不但直接削减巴士公司的票务收入，甚至导致高峰期运力不足。

换电方案则能提供“车电分离”的明智策略：采用“小电池+高频换”模式，例如仅搭载满足半天运营的电池，利用中午回场时间快速更换。这能大幅减轻车重，恢复载客量，以化解运营商最核心的盈利顾虑。

开创绿色交通橱窗

香港商用车的电动化困境，实为极高能源密度需求与极低土地或时间资源供给之间的矛盾。充电模式在私家车方面的成功无法简单移植。定量的能耗对比清晰表明，必须引入一种能量补给效率远高于充电的技术，才能够缩窄这一供求鸿沟。

以“空间换时间”的换电站，为这座高密度城市提供了解难思路。未来的香港绿色交通蓝图，应是一个“充换互补”的多元生态。通过在政策层面给予换电模式合理的土地与法规支持，香港不仅能解决自身的环保痛点，更能以超级联系人的角色，向世界示范一套适用于超大型高密度城市的绿色交通解决方案。

万智玺 教授
港大经管学院创新及资讯管理学教授
港大经管学院创新及资讯管理学学术领域主任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六年二月四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图片来源：特斯拉（Tesla）

回望过去5年，全球汽车产业经历了上半场的剧变，期间的竞争主题是“能源定义汽车”，即电池技术与续航里程的竞赛。展望未来5年之下半场，其焦点无可争议将转向“演算法定义汽车”，即人工智能、大数据与算力驱动的智能驾驶技术。根据摩根士丹利的预测，到2030年，采用部分或全自动驾驶技术的车辆将创造高达 2000 亿美元的市场规模。

优势与局限并存

目前香港市面上普及的新能源汽车绝大多数仍停留在L2级（部分自动化）阶段，系统仅提供辅助，驾驶者仍须手不离軚、眼不离路；若出现交通事故，亦必须承担完全的法律责任。

2025年4月，中国电动车公司小鹏汽车选择在香港启德邮轮码头举办全球品牌发布会，宣布L3级智能驾驶功能的量产时间表。L3即自动驾驶级别第3级（有条件自动化），在特定的设计运行范围内运作；系统可以完全接管车辆的横向与纵向控制，并负责目标识别与事件回应。此举作为迈入高阶智能辅助驾驶技术的分水岭，标志着香港率先为中国智能驾驶技术接轨全球右軚车市场。

面向智能驾驶的下半场，香港正好发挥其独特的“双重性”：城内拥有全球路况最复杂、交通密度最高、人车博弈最激烈的道路网络。依山而建的狭窄蜿蜒道路，构成了检验智能驾驶演算法稳健性的绝佳场景。另一方面，尽管特区政府早在 2017 年便公布了《香港智慧城市蓝图》，但当下香港街头依然由传统燃油车和辅助功能受限的电动车主导。不同于内地以产业换市场、以补贴促技术的积极模式，香港长期遵循安全至上、主要依靠市场力量的政策逻辑。这种完善的监管环境，结合香港作为中国唯一实行右軚驾驶的地区，构成连接中国技术与全球右軚市场的显著优势。

释放本地智驾潜能

借鉴人工智能产业的增长元素，可将智能驾驶在香港的发展壁垒拆解为以下公式：

智能化 = 算力 × 数据 × 算法

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及公安部的资料，截至2024年底，中国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已突破40%，一线城市如深圳更远超此数。而在智能驾驶功能的使用率上，内地领先智能车品牌的用户高速导航辅助驾驶（Navigate on Autopilot；简称NOA）渗透率已超过50%。相比之下，香港目前辅助驾驶的典型体验仅限于巡航控制、车道保持等功能。智能驾驶沙盒测试的范围相对局限，极其缺乏本地资料训练闭环，并且依赖云端算力。

另一方面，香港虽然在算力硬体（如超算中心）上起步较晚，但拥有极具价值的“异质性”与“高熵值”数据。破局的关键在于将道路场景视为一种战略资源。通过有序引导车企进行数据采集，建立高质量的交通场景数据集，授权给合规车企进行训练。谁拥有更多高质量的香港驾驶数据，谁就能在右軚市场的演算法竞争中占据主导地位。如何在确保资料脱敏的前提下，建立一个闭环的科研与训练专用资料通道，允许智能驾驶资料在两地合规流通，也许就是驱动右軚试验的重要引擎。

特斯拉的智能辅助驾驶（Full Self-Driving；简称FSD）是目前全球公认的量产智能驾驶标杆。通过影子模式，特斯拉车辆在后台运行FSD演算法，与人类驾驶员的操作进行比对。假使演算法判断该左转而人类却直行，这个差异资料就会被上传，用于修正模型。FSD在内地针对“加塞”、电动自行车横穿、施工路段进行了海量针对性训练，因此具备聚焦于内地驾驶习惯的风格演算法。

即便如此，FSD在本港迟迟未能部署全自动驾驶功能，技术上的重要原因包括缺乏对应的算法训练和针对右軚形式习惯演算法。对于依赖神经网路的端到端模型而言，简单的图像镜像翻转并不能解决左右軚的差异，因为人类司机的观察习惯、盲区分布、让行规则（如环岛顺时针）完全不同。此外，演算法的当地语系化还涉及对港式驾驶的理解。演算法需要学习香港司机的潜规则，例如在红隧入口的拉链式汇入，这需要极强的博弈演算法支援，而非简单的规则遵守。

化被动为主动的契机

中国新能源汽车正在大举进军海外，特别是右軚市场（英国、澳洲、日本、泰国、印尼等）。目前，内地所有测试场和研发中心几乎全是左軚环境。比亚迪、小鹏等智驾车企要出海右軚市场，面临巨大的研发适配成本。如果在内地建设模拟右軚测试场，成本高且无法模拟真实的城市复杂路况。

香港是目前中国管辖范围内，唯一具备极度复杂城市路况、法治环境完善，以及右軚驾驶的城市；不应只是消费市场，而更应成为中国智驾出海的右軚研发中心与起飞跑道。通过积极开放资料和测试环境，香港有望持续吸引头部车企以及领先的智驾科企（如，百度Apollo）落户设立智能驾驶研发部。这不仅带来高薪科技就业，更能让香港在全球汽车产业链中，从终端变为中枢。

智能驾驶的未来已临近；在遥远的矽谷、宽阔的深南大道以外，理应呈现在中环的繁忙、旺角的喧嚣和新界的广阔之中。香港拥有右軚试验场的战略定位，在智能驾驶的下半场正蓄势待发，可从旁观者的角色升级为领航员。这不仅是技术的胜利，更是香港城市精神的再一次进化。

万智玺 教授
港大经管学院创新及资讯管理学教授
港大经管学院创新及资讯管理学学术领域主任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六年一月二十八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笔者上周深入剖析了香港电动汽车充电市场面临的结构性矛盾：土地资源极度稀缺且电力容量受限；依赖“堆砌硬体”的粗放式增长殊不明智。当务之急，在于构建一个根据不同场景和用户需求精准配置、异构化的充电基础设施网络：快慢并存，精准接轨。

毋庸置疑，充电网络至关重要。“快慢并存”解决的是物理空间的资源配置问题，“精准接轨”则须靠资讯空间的数据流动来实现。

将负担转化为资源

推动能执行需求响应（demand response）的智能充电技术，可将充电行为从电网的负担转为可调度的资源。根据国际可再生能源署的定义，智能充电是通过数据连接，使电动车的充电周期能够适应电力系统状况和车主用能需求。这条技术路径可以分两个主要阶段：一是V1G，即单向智能充电（unidirectional smart charging），透过单向功率调控，电网可远程控制充电时间和速率，如延迟充电、降低功率。二是V2G，即车辆到电网（vehicle to grid），目前仍处于商业化探索模式，旨在实现电动车不仅可以从电网充电，还可将电池中的电能反向输送回电网。

要理解智能充电的实践价值，最直接的方式是考察在超大规模市场中的领先企业。中国内地拥有全球最庞大、竞争最激烈的公共充电市场，截至2025年11月，公共充电桩数量已超过462.5万个【注1】。这种规模效应催生了在科技、运营和安全管理方面全球领先的运营商。

首先发挥关键作用的是提供资讯集成的地图运营商。以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为代表的互联网平台，得益于底层地理数据的全方位立体整合，成为内地绝大部分电动车用户获得较为完整实时资讯的入口。这些地图平台利用其在用户导航使用习惯上的优势，成功推动主流充电运营商提供整合所需的实时数据。电动车用户不必在不同充电运营商的应用程式之间反复切换加以比较，而只需在地图应用程式中搜索充电站，不仅即时看到位置，还能一键取得场站规模、设备状态、实时价格及用户评价等全维度资讯，并完成从找桩、导航到支付的全链路闭环 。

目前，香港的充电市场高度碎片化，虽然环境保护署推出了“EV充电易”流动应用程式，整合全港公共充电资讯，但大部分私营运营商不提供实时资讯、且支付介面和用户账户系统没有整合联通。无论是通过政策法规鼓励市场化运营促进资讯集成，抑或是借助数据信托完成行业整合，必须构建一个足够集成的标准化资料平台。在实际操作层面，香港《个人资料（私隐）条例》对数据收集和使用有严格规管，特别是针对物理追踪。如何建立一个既符合合规要求、又能服务香港车主的多方充电数据平台，仍是有待积极解决的难题。

内地经验可资借鉴

地图运营商须理顺资讯实时整合，先进的充电运营商则致力于高效地解决时空匹配问题。在这一领域，内地的特来电、星星充电和小桔充电等平台展示了如何利用人工智能算法和数字化科技来预测、响应和调节充电需求。其中，小桔充电源于中国最大出行平台滴滴出行的生态系统，是一个自下而上、由市场竞争和海量数据原生驱动的运营商。

根据官方网站数据，截至 2024 年底，小桔充电已累计提供超过 10 亿次充电服务；其中最核心、最高频的用户，正是滴滴平台上的网约车司机——有稳定需求，对充电时间成本和价格亦最敏感。滴滴平台利用其海量的车辆轨迹数据，分析和预测营运车辆和充电需求的时空分布，可通过算法，实时向网约车司机的应用程式限时优惠，吸引司机前往指定充电站补能。

此类智能运营以价格杠杆引导需求，去匹配闲置的充电桩供给，从而实现网络的全域优化。凭借预测和实时调度的运营能力，先进的充电运营商能开发出需求响应模式的虚拟电厂，从而参与电力市场交易结算；因此不单是服务能源的消耗者，更成为电力市场的积极单元，参与调峰填谷和辅助服务。

转型大势创造机遇

聚焦香港，的士和小巴都正在经历电动化转型。这类车辆行驶路线相对固定、充电需求规律且频次高，是最理想的可预测负荷。政府应引导市场，专为私家车、的士、网约车、小巴等建立智能充电平台，利用实时数据和人工智能优化其补能路径，减少在繁忙时段占用快充资源的情况，同时为未来的V2G试点打下基础 。

建设香港成为面向国际的电动车产业示范窗口，不在于简单激励更多、更新科技的充电桩，而在于构建“基建 + 演算法 + 数据”的生态闭环。香港的电动化转型，已驶入一片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深水区。从最初解决“揾位难”的硬体铺设，到如今面对“等位烦”的系统性困局，一个健康的充电生态，理应是一个与城市肌理和市民生活节奏深度融合的有机体，既承认亦尊重不同场景下的需求差异，同时使能源和公共资源精准地服务整体社会。

万智玺 教授
港大经管学院创新及资讯管理学教授
港大经管学院创新及资讯管理学学术领域主任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六年一月二十一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