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屆全運會今日正式開幕！11位港大精英運動員學生及畢業生，將會代表香港出戰。當中5位代表，包括陳銘泰、楊文蔚、蔡俊彥、范琳娜和張朗然都是來自我們港大經管學院。讓我們一起為他們加油！

田徑

• 陳銘泰（工商管理學學士〔會計及財務〕）
• 楊文蔚（工商管理學學士）

劍擊

• 蔡俊彥（工商管理學學生〔會計及財務〕）
• 范琳娜（經濟金融學學生）

獨木舟

• 張朗然（經濟金融學學士，學位教師教育文憑學生）

羅尼.米凱利（Roni Michaely）教授在環球金融界是一位家喻戶曉的知名學者。米凱利教授曾在以色列證券局（Israel Securities Authority） 擔任管理職務，他同時亦是以色列一家出色的金融初創企業 — Tipranks的董事和早期投資者。米凱利教授卓越的成就和資歷深厚的背景獲港大經管學院管理層的青睞和信任，對他委以重任，未來將在以色列成立一所創業及創新研究中心，為我們學院進軍中東以及歐洲市場跨出重要的一步。

以純粹的好奇心驅動

米凱利教授笑言自己的學術生涯啟發來自一組簡單不過的基礎金融理論：「莫迪尼亞尼．米勒定理是現代資本結構理論的基礎。它背後的原理非常簡單，單純就指在不考慮稅項、破產成本及資訊不對稱的情況下，企業的價值在一個有效率的市場裏，並不會因為企業融資方式改變而受影響。簡單來說，一家公司的價值，就只是其商品價格中的一個的函數。這套簡單、有效而不失優雅的理論為現代的金融市場奠定基礎，所以我想，這麼簡單？那我倒不如繼續進修金融學。」

大眾普遍認為學者的生活平淡如水，但對米凱利教授而言，探索知識的道路，就好比經營初創企業一樣刺激。他說：「在知識的前沿推進，為人類的未來啟發新的思維，這就是『突破』。」米凱利教授一直專注研究利益衝突如何影響企業的財務決策。通過利用不同的方法及理論模型，他在此領域享負盛名，並自1996年起便在學界屢獲殊榮。

評論可持續發展投資（SRI）基金

米凱利教授近年進行了一系列有關企業和金融從業員在應對氣候突變問題上的表現。隨著氣候問題和社會資源分配不均等問題日益嚴重，有聲音要求企業和資產管理公司在為股東創造價值的同時應顧及環境保育，以及持份者的福祉，而非單純追求高利潤。故市場上開始出現不同類型的SRI基金。這些基金一般會採取三種不同的策略：第一，他們會單純地投資在向來積極改善環境、社會、企業管治（ESG）的企業上。米凱利教授認為這是一種取易不取難的行為，因為基金經理並不需要進行任何後續工作；第二，基金為履行他們的信託責任，積極參與旗下企業的治理，特別是在制定環境政策方面；第三，有些基金只是掛著SRI的名號進行投資活動。他們不會尋找擁有優良ESG表現的企業投資，亦不會鼓勵旗下企業在ESG上更進一步。他們就只是單純地「漂綠」自己。故米凱利教授聯同另外三名學者，就著相關的議題進行了一項研究，旨在探討市面上的SRI基金，究竟會採用上述三種策略中的那一種為多：究竟這些基金只是投資在向來積極推動環境保護和社會責任的企業上，抑或基金經理會積極地與他們旗下的企業合作，在環境保護和社會責任方面更上一層樓。而研究發現，這些基金會直接投資在一些在ESG方面已經表現得（相對而言）出色的企業上。

透過各種測試，研究發現SRI基金會主動投資一些積極保護環境和推動社會責任的企業上。一般而言，SRI基金會持有一些排污量低，而且願意投資在減排科技的企業。除此之外，SRI基金亦會持有一些員工滿意度高（比如一些在企業文化、在職發展空間、和薪酬福利方面獲員工給予高評價的企業），工業意外率低的企業上。最後，SRI基金的資產組合中，旗下企業在董事局性別和種族多元方面也較為豐富。總的來說，SRI基金給予投資者的資產組合，均由在環境保護和社會責任方面表現已相當出色的企業組成。

但研究亦顯示，SRI基金並不會進一步提升旗下企業在環保和社會責任方面的表現。研究團隊發現，這些企業在獲SRI基金投資前後，他們在環保和社會責任方面的表現並沒有發生任何改變。在進行一系列的數據分析以後，研究團隊證明這個「零變化」的現象並非因為統計學問題、缺乏長期數據或基金持股份額多寡等因素所導致。SRI基金從根本上完全無法改變旗下企業的行為規範。

米凱利教授認為基金經理應該更主動地向企業出謀獻策。例如，在周年會議上向董事局提交建議書，或與私下與董事們商討各類的可持續發展計畫。在2021年6月，SRI基金 Engine No.1，便成功說服天然氣巨頭埃克森美孚（ExxonMobil）修改其環境保護政策。

米凱利教授指出，SRI 基金可以透過減持股份等手段逼使旗下企業進行改革。他說：「基金經理若要證明自己由衷地希望改變企業的環境和社會政策，間接或直接的方法其實也有很多種。比方說，他們可以直接與企業的管理層對話，也可以透過傳媒向市場『放風』，指出這些公司並非這麼『可持續』，並以撤資減少持股等手段令企業進行改革。」 由於市場上的投資者對企業社會責任的議題越趨重視，米凱利教授希望他的研究能對這些SRI基金施加壓力，鼓勵他們在提升旗下企業在環保和社會責任方面多走一步。

從以色列帶來創新和創業思維

米凱利教授擁有豐富的學術及商業經驗，為什麼會選擇來到香港？原來他一直有意向東發展。對米凱利教授而言，香港作為連接東西的橋樑、中國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對環球經濟與日俱增的重要性、以及香港大學在學界的威望等因素，都在他的考慮之列。港大除了學術地位優越，同時亦是通往東方和內地學界的大門。故此，米凱利教授選擇加入港大經管學院可謂理所當然。

米凱利教授的加盟對港大經管學院的發展意義重大。他除了擁有卓越的學術成就外，他對教學的熱誠和強大的實戰經驗，定必能大大提升港大經管學院在國際上的知名度和聲望。學院正積極拓展網絡，從而加強我們的影響力。香港大學北京中心經已啟用，而我們正穩步推進開設深圳和越南中心。隨著米凱利教授的加入，學院將受惠於他對高科技初創企業的認識，以及他在以色利、亞洲、以及歐美等地的強大人際網絡和聲望，並為學院西進中東，甚至拓展至歐洲市場帶來更多機會。

以色列建立港大創新中心，為環球市場注入創業和創新的動能，是一件非常具挑戰性的項目，而米凱利教授亦對之非常期待。這項計畫的主要目標，是促進香港和內地，與以色列的企業家（在不久的將來甚至會擴展至歐洲的企業家）之間的交流。中心的落成能強化地區在創新和企業家精神方面的發展，以及幫助港大學者與世界各地的持分者建立合作關係。

米凱利教授相信中心的落成，能打破以色利和香港之間的地域隔閡，有利兩地的學生丶學者、企業家和商界領袖進行知識交流。以色列是「創業之國」，其年輕一代富有創業家精神。米凱利教授希望可以將家鄉積極進取的特質帶來香港，為香港經濟發展注入新的活力。

米凱利教授總結道：「對我來說，這是一趟非常刺激的旅程。我很期待與港大優秀的學者合作、盡早展開我的教學工作、並與香港和中國內地的商界精英交流。我相信在以色成立港大創新中心，將會為所有持分者帶來莫大的裨益。我非常高興能夠參與其中。」

自70年代布雷頓森林制度 (Bretton Woods System)崩潰，國際外匯市場開始進入匯價浮動的新時代，匯價波幅亦因此成爲國際貿易中的主要風險之一。隨著90年代全球化加速、全球供應鏈擴張，外匯風險對跨國企業在投資、貿易、以及融資活動的影響亦與日俱增。

有鑒於學界缺乏針對外匯風險對企業投資行爲的實證研究，港大經管學院金融學助理教授王自干博士聯同來自聖路易斯華盛頓大學奧林學院 (Olin School of Business) 的Mark P. Tylor教授和浙江大學經濟學院金融學系的許奇博士，一同研究分析來自44個國家的4082家跨國企業，由1987年至2017年間的資本支出數據。

團隊定義外匯風險為（一）某經濟體的主權貨幣由固定匯率轉爲浮動匯率，以及（二）某經濟體的主權債券評級被下調。團隊發現外匯風險明顯令跨國企業減少資本支出。數據顯示，外匯風險每增加一個標準差，企業的資本開支（相對其年初總資產值）比例便會下降2.9%。研究亦顯示在開放的經濟體系（即活躍於國際貿易的經濟體）中，跨國企業因外匯風險而減少資本支出的情況更為顯著。然而企業只要積極使用外匯衍生工具，便能有效地對沖風險。

王博士以兩個並不互斥的原因解釋為何外匯風險與資本支出成反比。首先，假設跨國企業都是理性的決策者，當市場匯價波幅加劇時，他們便會意識到延遲或局部延遲投資計劃所得的實際期權收益，將會比繼續推行投資計劃的機會成本高。與此同時，跨國企業會增加他們的預防性儲蓄以維持他們的日常運作。外匯風險的水平每上升一個標準差，跨國企業便會增加他們的現金持有比例1.6%。這個現象對於受財務限制的跨國企業而言尤其顯著。另一個有趣的發現是，外匯風險對企業投資行爲的影響多在一年後才會出現，在第二年便會開始逐步逆轉，並在第三年完全消失。

此論文為少數探討外匯風險對跨國企業投資行爲影響的研究之一。現時人民幣國際化如箭在弦，加上央行數字貨幣亦在不同國家中開始試行，一連串不可預測的因素有可能會為市場帶來重大的外匯風險。故此，是次的研究發現在可預見的將來依然極具價值。

金敦泓博士是一名理論金融經濟學家，專長於證券設計及資產管理等領域。在牛津大學取得博士學位後，金博士於2020年八月以金融學助理教授的身份加入港大經管學院。

踏上完善自我之途

金博士認為，當排除個人好惡而想要做一些於人於世有價值的事，很多選擇都是殊途同歸的。 她曾結識很多學術界的朋友和師長，有感於其見地與格局，學養豐厚而不矜不伐，令她選擇了治學。

她借用現代小說家威廉·薩默塞特·毛姆在其著作《刀鋒》中的一段話：「如果一個人變得純潔完善，風骨就會名聞遐邇，追求真理的人自然會接近。如果我照自己的意思過活，也可能影響別人，就算只是投石入池的漣漪，也會引發另一道漣漪，再引發第三道漣漪。說不定有些人覺得我過得幸福平靜，到頭來又把所學傳給他人。」而作為老師，這種責任更多是潛移默化的。

因為教學對象在研究生及以上，金博士認為，教研究生應該有不同的考量，旨在讓學生形成有別於本科時的目標和眼界，和對未來更精準的判斷。 對她的學生，金博士有兩項寄語：其一，本科時可以攝取最多的知識，探索所有的方向，是浪漫而隨性的；而研究生的針對性會大幅提高，選擇會因為影響著未來短期或長期的人生而變得慎重。 其二，金融作為應用學科，擇業時難免伴隨著浮躁。想保留純粹的理想，又想獲得與之相稱的社會報償，重點便在於如何最大程度地使二者調和。比起短期趨利而貿然進入一個傳統的上升軌道重複枯燥的工作，作為老師更應該讓學生建立放眼全局的想法和實力，在了解整個市場的前提下選擇真正喜歡的方向。

探索金融學的曠闊原野

作為一個專注於理論模型設計的學者，金博士認為理論的價值，在於能夠塑造出一套連貫和清晰的框架，連結和歸類不同的實證例子，解釋他們之間的關聯。金博士起步於數學領域，故喜歡模型的思辨和證明的直覺。

理論研究之外，金博士亦關注後危機時代開放式基金的流動性管理和宏觀穩定效用。 研究基於英國金融行為監管局提供的機密數據，並在國際知名的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中發表。

開放式基金的一個結構特徵是提供流動性，因其承諾投資者日贖回權。故開放式基金流動性錯配帶來的潛在脆弱性和拋售成本或可對整個經濟構成重大威脅。

鍾情「港味」的金博士

金博士酷愛藝術、文學、古典音樂、軍事和歷史。對她而言，香港不單是一個利於進行金融學研究的應許之地，其獨特的歷史文化和人情味，讓她置身其中可以學到很多：「我個人的興趣與中國傳統文化和西方藝術息息相關。而香港作為東西匯萃的橋樑，亦相當吸引。」

有感於香港大學的百年根基，與其年輕、生意盎然的經管學院之間的碰撞，金博士說：「這裏金融方向的團隊整體年輕活躍，研究方向全面，更兼同事們文質炳煥，人品貴重，有許多值得我學習之處。」

承接7月首節研討會的成功，港大經管學院與香港總商會攜手舉辦的經濟重啟線上研討會系列 第二節 「Small Government: Time for a Rethink?」 於2021年8月17日（星期二）圓滿結束。

是次的環節回顧了香港政府行之已久的「小政府、大市場」策略，港大經管學院金融學講座教授、亞洲環球研究所所長陳志武教授與香港獅子山學院前主席蘇兆明先生於會上進行了精彩的討論，探討香港是否需要更多的政府干預以重拾公眾信任及推動社會公義。活動由香港總商會的經濟政策委員會主席苗學禮先生主持。

米爾頓・佛利民 (Milton Friedman) 於30年前到訪香港時曾說：「如果想了解自由市場的真正運作方式，這裡就是最佳選擇。」能獲得著名經濟學大師的高度評價 ，主要由於香港政府一直被認為對市場只有最低程度的干預。然而，與此同時，由於財富分配不均和破壞環境等後果，一直以來亦有不少的聲音呼籲香港應重新思考是否繼續奉行自由市場資本主義的定位。

蘇兆明先生在致辭時指出，香港現今的「自由放任政策」(laissez-faire approach) 實與 30 年前大相逕庭，政府控制、管理及干預相比於1970年代明顯地增加。他認為目前的香港或暫未需要更多的政府干預，以免損害香港在個人和商業方面一直比西方社會更優秀的經濟自由。因此，香港不應生搬硬套其他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OECD) 國家的做法，而應尋找最適合的方式，採取恰當的民生措施以改善生活水平，確保經濟可持續增長。

陳教授亦同意香港政府應避免過度干預，以免令香港失去其原有的吸引力。教授更以個人經歷由淺入深作出分析，並建議可考慮將權力授予立法會當選議員而非讓私人機構或協會來決定「遊戲規則」，因為私人機構容易過度關注銷售業績，有時候或會忽視社會的整體利益。

在小組討論及問答環節中，幾位嘉賓更深入地探討與政府干預相關的話題：例如政府支出限制只能佔20% GDP 的約束；是否應對社會不同行業作出的不同程度的干預等等。會上亦有就陳志武教授和蘇兆明先生所提出的見解作進一步的討論，包括為何過多的干預會損害香港的吸引力、以及公務員或企業家何者能成為更好的決策者等。

下一節的線上研討會系列將於 9 月 20 日舉行，屆時將由港大經管學院經濟學副教授趙耀華博士和惠譽評級的董事兼首席中國分析師（主權評級）費安德先生探討香港的稅收制度及公共財政的可持續性。

A team of two students from HKU Business School won the top 10 in World Asian Case Competition 2021. Themed on “Creating unforgettable, lifelong experiences for students”, the competition requires participants to research on a selected Asian company that has achieved significant success and became globally powerful brands. Competing teams were expected to highlight certain milestones that contributed to the brand’s tremendous success and give breakthrough strategies that can help the company overcome difficulties and challenges in their business model.

World Asian Case Competition (WACC) is an annual international case competition organised by the Academy of Asian Business. It was divided into three parts, namely (i) short proposal in around 400 words, (ii) final proposal in around 10,000 words, and (iii) final presentation for around 15 minutes.

Advisor:

Dr. Winnie Leung, Assistant Dean (Undergraduate),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lso one of the awardees of Best Advisor Award.

Team Member:

Miss Kakkar Sana, BEcon&Fin, Year 3
Mr. Sharma Jayant, BBA(IBGM), Year 3

 (The team comprises 1 more team member from the Faculty of Science,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tudents sharing:

“Participating in the World Asia Case Competition 2021 gave me an effective platform to demonstrate and further hone my communication and collaboration skills. This experience gave me the opportunity to learn from and compete with elite teams from renowned Universities around the globe, and enabled me to gain exposure to multiple perspectives. I was very grateful to my advisor and fellow team members for making this an extremely memorable experience for me. I look forward to participating in more of such competitions in the future.”   – Sharma Jayant, BBA(IBGM)

“The World Asian Case Competition 2021 gave me the opportunity to be a part of an active and engaged process and interact with like-minded people throughout the journey. This allowed me to gain a multifaceted view of the world as I draw from each participant’s perspectives and experiences. Being engaged in fruitful discussions with other competing teams also inspired me to think outside the box and come up with new ideas. Most importantly, I enjoyed exploring interesting case topics, researching global trends and honing my presentation, case cracking and analytical skills. I believed this experience was truly rewarding and would definitely prove to be a turning point for my future.”   – Kakkar Sana, BEcon&Fin

來自新加坡的發展經濟學家林家德博士立志利用他的所學所得推動環球經濟增長和發展，長遠解決貧窮問題。充滿活力且年輕的林博士在2020年8月加入港大經管學院，成為學院的經濟學助理教授，開展他與本地學者積極進行知識交流的旅程。

以跨學科知識研究發展經濟學

自1950年起，發展經濟學家一直致力研究窒礙發展中國家往上流動的成因。當時的研究仍流於理論層面，但時至今日，發展經濟學已逐漸往實證研究的方向進發。林博士說：「以我自己為例，發展經濟學家經常要進行實地考察，並與不同學科的學者丶地區組織，甚至地方的政治領袖緊密合作。」林博士覺得能夠親身與當地社群互動，在前線觀察及研究學術理論在現實中實踐的情況，是令他不斷探索發展經濟學的原動力。他說：「我會形容這是一個非常生動的學科，尤其是當越來越多來自不同研究背景的經濟學家也開始對發展經濟學的議題感興趣。」

在訪談中，林博士與我們分享了他跟香港大學的一段淵源：「在攻讀研究生課程期間，我細閱了很多由龔啟聖教授撰寫的研究論文。香港大學是亞洲地區研究發展經濟學和政治經濟學的中心之一，且規模日益壯大，因此我相當榮幸能夠加入這個大家庭。」

政治酬金越高，政治領袖的表現越理想？

林博士在2019年編寫他的博士論文時，花了半年時間在印尼的西爪哇一帶，為超過190條村莊的965位村民，進行了歷史回溯研究。

論文旨在研究政治酬金與政治領袖表現之間的關係。林博士告訴我們，西爪哇擁有獨特的歷史背景，所以當地的政治領袖是由部落村長擔任。他進一步解釋：「這些村長並非無酬服務或以現金支薪，他們管理村落的報酬，是村落農地的耕作權。村長有義務向村民佃農。村民將會代村長收成農作物，並把部分的販賣收益繳付村長作為政治收入。」

林博士指出：「村長們所管控的土地規模是固定不變的，所以他們的政治收入也可以說，同樣是固定不變的。這與我們認識的政治人物不同。以國會議員的政治酬金為例，很多時候也是有政黨領袖自行決定如何調整。」因此，西爪哇的情況正好避免了經濟學中「內生變量」而引致政治酬金研究有所誤差的問題。這個問題主要是由於政客經常調整政治酬金水平，而這些調整與政客的表現又有所關聯，以致學者難以判斷他們的政治酬金如何影響他們的工作表現。

經過深入調查，林博士發現收入越高的村長，他們的村落也普遍較為富裕，村落的開發程度也相對較高。研究證明了村長的收入，與村落的夜間照明丶兒童存活率和村民的人均教育年齡等發展指標，都有著正面的關係。林博士補充：「證據顯示，這些掌控著農地耕作權的村長對村落的發展舉足輕重。村落的發展進度與政治領袖的物質獎勵之間存在著正面的關係，這就是鼓勵村長們努力工作的原動力。」

該項研究已於世界銀行博客中發表，突出了足夠的政治酬金對農村發展的重要性。林博士希望這項研究能為區內的研究員和決策者提供指引，為農村基層公務員設計更好的薪酬待遇。

與香港本地學者加強交流

除醉心於研究工作外，林博士同時亦致力促進本地的學術合作和知識交流。隨著本地的防疫措施逐漸放寬，林博士聯同 John Klopfer 博士和朴商潤博士，於今年6月舉辦了「第一屆香港實證微觀經濟學工作坊」，旨在為本地的經濟學者提供一個平台，分享他們的研究成果。

林博士表示：「大家對這場工作坊的反應熱烈，踴躍地分享自己的研究成果。這也證明香港在進行高質量經濟學研究方面，在亞太區中的進展何謂一日千里。再者，能夠邀請到來自本地其他大學的學者一同交流，我相信絕對能促進本地學府之間的良性競爭。我們絕對需要進行更多相關的活動，促進知識交流。」

他相信這場工作坊能夠深化本地學者之間的合作關係，並集結本地的經濟學智慧，為香港社會、亞太地區，甚至國際社會出謀獻策，產生正面的影響。

研究顯示指數基金未能有效監察旗下企業　引致投資者與公司管理層權力失衡

被動型指數基金 (Index Fund) 在過去三十年間漸趨普及，改變了美國以至世界各地的投資方式。指數基金在1990 年僅佔所有互惠基金資產不到 1%，然而到了 2018 年，所佔比率已經增長至30% 以上，價值超過 6 萬億美元，成為了不少美國公司的最大股東。

指數基金投資的興起，帶動了投資者對監管及企業管治方面的關注。港大經管學院教授（金融學）Roni Michaely及另外幾位教授共同參與的一項研究發現，與主動型基金相比，指數基金監管能力較為不足，並傾向將權力授予公司管理層，因而對企業管治及公司價值產生負面影響。長遠或令權力進一步從投資者轉移到公司管理層上，影響投資者的利益。

是項研究由Roni Michaely教授，聯同猶他大學埃克爾斯商學院 (University of Utah Eccles School of Business) 的 Davidson Heath 和 Matthew Ringgenberg ，以及邁阿密大學赫伯特商學院 (University of Miami Herbert Business School) 的 Daniele Macciocchi 完成。該論文更將刊登於知名的金融學術研究期刊「金融研究評論」(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Michaely 教授表示：「股東若不滿某些公司的管理，可通過投票、與管理層溝通或出售股票三種方式表達。為更有效評估和比較指數基金和主動型基金的監管行為，我們使用了由 2004 年至 2018 年美國股票互惠基金和交易所買賣基金的綜合數據，為以上三項監控渠道逐一分析。」

首先在投票方面，當遇上具爭議性的問題時，指數基金有 54.3% 的議案由公司管理層投票決定，相反主動型基金卻只有 47.3%。而研究更發現未有證據顯示，指數基金曾透過有效的方式公開或私下接觸其投資組合公司。即使指數基金持有的公司股份比例更高，在年度股東大會上所提交的議案數量或類型亦不會改變，甚至順利通過的議案數目更少。最後，就出售股票方面，研究亦觀察到即使在失去股東投票權後，指數基金也不會減持股份，而主動型基金則相反，可見指數基金未有透過撤資表達對公司管理的不滿。

經過多方面的研究及測試後，結果反映指數基金的監管表現較主動型基金弱。Michaely 教授闡述：「相對於逐漸被取代的主動型基金，指數基金缺乏動力投放資源於昂貴的監管之上。此外，數據亦一致顯示當指數基金取代主動型基金時，企業管治並沒有改善，甚至進一步惡化。因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指數基金投資的興起將權力從投資者轉移到公司管理人員身上。」

現時世界各地的監管機構，均致力尋求更有效監管企業管理的方法，因而是次的研究結果在政策制定方面具有重要的影響力，亦釐清了指數基金是改善企業管治的良好監察者的誤解。另外，市場上亦曾有建議指，可利用更大的投票權獎勵長期投資者。然而，由於指數基金亦屬長期投資者，根據本次的研究結果（指數基金監管能力不足）可見，賦予指數基金更大的投票權的實際結果與預期中的效果背道而馳：公司監管更少、管理層權力更大。隨著被動型投資持續增長，監管企業管理層的權力更趨重要，藉以平衡投資者與公司管理層之間的利益。

研究全文（只供英文版本）：
Do Index Funds Monitor?
https://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3259433

吳延暉博士生於廣東，心繫中港兩地。他於2020年1月正式加入港大經管學院，任職經濟學、管理及商業策略副教授。吳博士希望能以自身獨到的研究方法和學術知識，為港大經管學院的蓬勃發展出一份力。

從記者到學者

大學本科畢業後，吳博士任職於內地一家知名報社當財經記者。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對研究社會議題的興趣與日俱增。「可以觀察到社會的方方面面，這是當記者最好的回報，但以新聞報導來認識社會畢竟深度有限。面對越來越多的困惑，我決定重啟我的學術生涯，希望透過學術研究來認識社會，為社會問題尋找解決方案。」吳博士說。在攻讀博士學位期間，吳博士地探索了一系列他認為重要的社會問題，涵括大眾傳媒的政治角色、企業內部的激勵設計、以及資訊技術和全球化對人才回報和收入不平等的影響等議題。

尋找電子時代的經濟增長點

吳博士深信不疑的一點是，在破壞性創造過程中孕育的科技創新，是經濟持續繁榮的原動力。他指出：「要理解破壞性創新如何推動經濟發展，一個中心問題就是市場競爭如何影響破壞性創新的進程。對這個問題，經濟學家在以製造業為基礎的傳統行業裡已經找到比較清楚的答案，但對新興的電子經濟，我們卻知之甚少。」

吳博士最近的一項研究重點集中在所謂的「零工經濟」上。在過去十年間，市場上的「零工」，例如獨立承包商丶自由工作者丶以及散工等的人數在世界許多經濟體中持續攀升。他認為，這股趨勢，是資訊技術發展，特別是線上平台在經濟活動中大行其道的結果。因此，研究市場競爭如何影響「零工」們的經濟行為以及平台市場的產品創新對理解未來經濟有重大意義。

吳博士研究的一大特色是以小見大：從細緻的微觀資料入手，層層剖析，最終尋求大問題的答案。在一篇新近的論文中，吳博士深入分析中國網路小說作家每天的寫作行為，從而探討網路平台對技術創新的作用。吳博士發現當市場競爭加劇，以版權費為酬金從而跟平台利潤分成的作者，他們的作品在原創性和文章品質方面會有顯著的提升；但市場競爭對以文章字數為酬金而為平台僱用的作者影響甚微。這一結果說明，激勵機制的設計，關乎市場競爭能否鼓勵零工經濟中的創新活動。

更令人驚訝的是，平台企業往往偏心於以字數為酬金的作者，在書籍推廣上給予他們極大的扶持，從而間接打壓以版權為酬金的作者。當平台吸引越來越多的作者時，小說之間的競爭日益加劇，而平台的偏見也隨之加深，市場上的創新動能終趨衰減。有鑑於「零工經濟」是草根階層的創新搖籃，吳博士希望他的研究能為決策者在設計市場監管機制上提供指引。

吳博士未來的研究方向將致力探討零工經濟在中國的興起，對就業、教育、以及社會流動性的影響。他計畫採取機器學習和實地試驗相結合的方法來破除研究上的重重困難。

為香港經濟發展出謀劃策

吳博士對研究社會轉型中的經濟問題充滿熱情。處於經濟轉型的香港自然引發他極大的興趣。他說：「毫無疑問，許多現有的經濟學理論和實證工作對香港的經濟發展有借鑒意義，但香港是獨一無二的，所以我們需要探討解決香港經濟問題的新方案。」

吳博士認為，研究香港經濟的當務之急應當從微觀資料入手，把企業、家庭、個人的分析組織起來，最終匯總出一副清晰的香港經濟圖像。他說：「如果缺乏這樣一副圖像，我們就很難為香港的經濟把脈，更難找到促進香港經濟轉型切實可行的方法。」

港大經管學院與香港總商會合辦的線上研討會首節已於 7 月13日以現場參與及線上直播兩種模式進行。

踏入20週年的里程碑，港大經管學院於今年舉辦不同類型的活動以突破學術界限、創造知識前沿，冀為本地、亞洲以及世界帶來正面影響。由今年7月開始，學院與香港總商會(HKGCC) 攜手推出線上研討會系列，旨在為香港社會當前迫在眉睫的問題出謀獻策，並進一步引起社會對不同經濟問題的討論，長遠提振本地經濟。

首節的線上研討會已於7月13日舉行，主題為「重塑香港經濟」(Reinventing Hong Kong’s Economy)，有超過250名嘉賓透過現場及線上模式參與。研討會上，港大經管學院經濟學教授鄧希煒教授和德意志銀行首席經濟學家Michael Spencer 博士探討香港經濟在疫後可行的發展方向。會議由香港總商會的經濟政策委員主席苗學禮先生主持。

會上，Michael Spencer 博士首先分析了香港面臨的一些主要挑戰，包括人口老化問題、氣候變化和全球貿易所佔比例下降等等。而就未來趨勢方面，他預計未來香港與中國內地之間將再無邊境之分，而本地樓價亦將持續高企。對於香港的這些挑戰和變化，他建議香港應加大科研方面開支，迎接新的「知識型經濟」社會，投放更多資源在高端服務、先進科技以及知識產權相關的活動之上。

港大經管學院經濟學教授鄧希煒在研討會上分享了他對本地經濟的看法。

鄧教授指：「香港自 1949 年的『超全球化』時期以來，一直以其中介角色享有經濟紅利。然而，它現正面臨著去全球化（或稱為『慢球化』(slowbalisation)）的巨大挑戰，而其作為中國內地開拓國外市場的中介地位亦日漸減弱。」他同時列舉了本港正面對的其他挑戰，包括貧富懸殊、收入與支出不平衡、過度依賴金融業、勞動力流動性低和房屋短缺等等。

他於會上就這一連串的挑戰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議。他提到，「第三次經濟轉型需要思維上的改變，以及從供應及需求方面解決人才短缺問題。再工業化的實行已經逼在眉睫，這將對改善社會不平等、增加工作流動性、為其他行業創造正面的界外效應、完善研究與製造的生態系統以及促進香港融入大灣區方面，有莫大的裨益。」

小組討論環節中兩位講者亦探討了不少經濟領域上的熱門話題，就經濟脫鉤、合約保證和四大支柱產業等方面分享了他們的個人見解。會議在問答環節後圓滿結束，苗學禮先生以歷久常新的諺語為是次的研討會作結，並寄語香港人：「作最好的計劃，做最壞的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