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报导

港大经管学院金融学副教授刘洋接受《灼见名家》访问时表示2025/26年度的财政预算案属预料之中，并且认为香港的财政状况依然健康。他表示政府审慎处理财政预算，形容政府削减开支的行动很快，对政府能有效控制和减少日常开支感乐观，相信经营开支再略降就能解决问题。 刘教授强调，政府在资金运用上需综合考量社会与经济效益，以及应加速推动长远项目发展，例如北部都会区及大学科研项目。他指出，这些计画需由政府提供基础科研资源及设施建设支持，方能有效吸引人才。不过，他建议政府不要投资“风险企业”，强调“香港一向是小政府，要继续保持好”。 至于香港政府利用法定机构自行发债来推动好的项目发展，例如机场管理局和市区重建局，刘教授认为这能够带动经济增长和增加就业机会。他提到，香港的发债计划应保持简单易明，较易让市民有信心入手认购。 刘洋强调公共财政应以“抓大放小”的原则来考量，认为太花时间人力钻研和实行削减一些占用实质资源较少的项目，例如长者交通优惠，可能更不划算。他亦不主张公务员减薪，认为这会影响工作积极性。

香港经济目前正面临转型的种种挑战，尤其在地缘政治风险日益增大的背景下，这些困难尤为明显。尽管如此，港大经管学院副院长及亚洲环球研究所总监邓希炜教授接受TVB、有线新闻及香港电台等访问时，表示依然乐观。他指出，最新的财政预算案中包含了多项针对经济转型的措施，以及进取的减开支方案。他认为，分析香港财政时，必须区分短期和长期的影响。 邓教授对政府每年能减少2%经常性开支表示有信心，并相信在4年内可达成7%的减幅。对于社会福利、医疗卫生及教育三大方面开支均超过1000亿，他表示如新加坡一样，香港亦面对人口老化等问题，所以在以上三方面开支难免有大幅增长。 在债务方面，邓教授指出，香港的债务占GDP约10%，这比新加坡超过170%的债务比例要健康得多。他预期未来1-2年内息口不会上升，发行10-15年期的债券以支持长期的基建投资是一个非常合理的做法。 邓教授强调政府在理财方面需保持审慎，未来每年减少经常性开支，加上不同基金的整合，将为政府带来可观的收入，他亦指出，虽然基金回拨固然令财赤减少，但回拨基金亦令投资产生的回报减少。他认为，全球最低税和最低补足税可能每年为政府带来约150亿元的税收，但这也可能影响香港的竞争力，因此需谨慎评估外资流失的风险。最后，他指出，推动文化产业和吸引非国内游客将有助于提升香港的经济贡献。

在第七章中，周昭泷教授探讨了与人工智能相关的三大层面 — 香港的竞争力、劳动力市场和安全考量。 首先，要保持香港在全球的竞争力，各行各业都不能忽视人工智能的应用。面对其他亚太区城市的激烈竞争以及中美科技战，香港必须制定独特的策略，在基础研究和实际应用方面积累实力。其次，作者观察到这次的人工智能浪潮可能会对高技能、高收入工作造成影响。人工智能也将深远影响国际和本地的劳动力市场，在复杂的相互作用环境中，取代和创造林林总总的工作。第三，人工智能可能会对社会构成一定的安全问题，例如发生失误、遭受黑客攻击、病毒和软件程式错误、存在偏见及歧视等。因此，政府责无旁贷，应教育公众有关人工智能的力量和风险，并制定关于人工智能使用责任和伦理考量的规例和指引。

港大经管学院今年初曾发表研究报告，指港府可充分利用债券计划额度发债融资，其团队成员兼该学院副院长（对外事务）邓希炜表示，从经济学角度看，并没有政府债务占GDP比率超出某水平便对经济构成危险的共识，现时政府未偿还债务占比未达到需要关注的水平，香港有空间再发逾千亿元债券，估计新一个财政年度发行额或与去年相若，如果融资所得是匹配长期基建支出，发行年期愈长愈好，即使未来相关比率逐步增至20%，依然具发债空间，关键是市场吸收程度和利息成本考虑。

19世纪末，经济学家维尔弗雷多·帕累托（Vilfredo Pareto）观察到意大利80%的财富集中在20%的人手中。这一现象后来被美国管理学者约瑟夫·朱兰（Joseph Juran）进一步发展，推论出著名的“80/20法则”：80%的结果（输出）往往归于20%的投入（输入）。

港大经管学院金融学副教授刘洋在接受《香港01》访问时，谈及香港的财政状况。刘教授指出，公众对财政储备的疑虑虽然普遍存在，但即使目前的高赤字持续，政府的财政储备仍可持续约五年，这显示出香港的财务状况相对可控。刘教授强调，与其他经常出现持续赤字的发达经济体相比，香港的债务情况是可控的，且政府通常能够用收入抵消开支，持续赤字的风险不高。

港大经管学院金融学讲座教授陈志武评论道：“归根结底，现实情况是，中国的私营企业在政府需要推动经济增长或稳定经济时，发挥着重要的价值。”

由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Kaname Akamatsu）在1930年代提出的“雁行理论”（Flying Geese Paradigm），描述东亚国家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升级发展。雁行理论指出，作为“领头雁”的日本率先完成工业化，并通过外国直接投资带动其他国家发展，令东亚经济形成了一种相互依存、梯度推进的产业分工体系，其结构有如天空中的雁群。此理论在二战后几十年的经济实践中得到验证，日本企业全球扩张的策略不但塑造了东亚制造业的格局，也成为后来中国、南韩等国家企业全球化之范本。

在歷史上一直是國際上重要貿易樞紐的香港，正面臨着來自亞洲其他貨運港口的發展、跨境電子商貿的興起，以及新冠疫情和地緣政治緊張局勢所造成的挑戰。越來越多的公司採取「中國+N」策略來擴展生產網絡和降低風險。 隨著中國及其周邊國家在亞洲推動工業發展，港大經管學院副院長及亞洲環球研究所總監鄧希煒教授認為香港必須重新定義其戰略策略性定位，專注成為中國與新興經濟體之間的門戶，識別在區域供應鏈中具有比較優勢的環節，並通過把握新全球化趨勢來應對地緣政治緊張局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