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現正是香港經濟轉型的良機?

筆者在本欄4月的文章，指出影響香港超過半個世紀的「積極不干預」管治理念，間接導致香港經濟產業單一，社會缺乏向上流機會，認為現在是時候改弦易轍，另覓有效的方法以協助創造多元化的產業及勞工職位。本文將從以下三大範疇，探討在特區政府的經濟政策推動下，為何未來數年是本港經濟轉型的良機。

工業化換代

首先，筆者認為現時是本港以產學研互動及高端工業帶動的經濟轉型最可能成功的時候。

自前特首梁振英先生在2016年《施政報告》中首次提出香港再工業化以來，特區政府雖已透過創新及科技局、科學園及生產力促進局等機構，分別以直接資助、技術支援及租務減免等方式，推動數以千計的再工業化項目，但香港本地生產總值（GDP）中工業佔比仍然少於1%，相比分別透過不同高端製造業而使GDP中工業佔比超過20%的亞洲另外三小龍──新加坡、南韓及台灣，香港再工業化仍大有空間發展，進度亦有望改善。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第三次工業革命由資訊科技帶動，讓生產鏈的每一部分更容易承包給外國供應商，使全球分工更為有效。在九十年代前，中國經濟開始對外迅速開放，多年來經濟改革也令生產力大幅提高，加上大量勞動人口從農村釋放出來，香港廠商自然把握時機，把大部分生產線轉移到珠三角地區。在高峰期，香港廠商在當地僱用超過300萬名員工，實現所謂「前店後廠」的生產模式，同時逐漸地把香港工業掏空。

即便如此，過去數年以物聯網 （IoT）智能生產為主導的第四次工業革命，如能加以有效利用，即可協助香港實現再工業化。

廠商可利用人工智能、大數據、3D 打印等技術，發掘更具靈活性的產品服務化機會，提升生產效率，減低生產及庫存成本，克服多年來因租金及工資成本高昂而未能發展高科技工業的障礙。依賴貫穿供應鏈夥伴流程的「工業4.0」技術，中小企業便能參與全球更精密的生產分工。

舉例來說，廠商可考慮運用智能生產技術，製造在港研發的高增值產品，如有矯形作用的眼鏡片、智能手錶、醫療器材及用品，目標是走高質量路線，迎合國內及亞洲區內日益擴大的中產市場。當需要提升產量的時候，還可利用物聯網技術，聯繫區內其他生產基地，有彈性地增加供應，滿足市場需要。

在區內，香港優勢在於擁有大量基礎研發人才及經驗、較穩健的保障知識產權的制度，以及世界一流的航運及空運設施。

港商可憑仗這些優勢，參與全球高端產品生產鏈上游研發及下游精密配件最後組裝部分，利用物聯網智能生產技術，靈活地出口全球。

繼在2019年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中支持香港在區內發揮其現有優勢，如金融、航運、貿易，亦強調再工業化的需要及能力，中央政府在今年《十四五規劃綱要》中表明支持香港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

在國家政策及工業4.0科技創造的協同效應下，筆者對香港經濟轉型感到樂觀。

新世界秩序

在中美角力在可預見的將來仍然持續的形勢下，地緣政治仍會充滿不確定性。加上在冠狀病毒病疫情後，各國政府將施行政策，加強必需品及關鍵零部件供應的抵禦性。在敏感科技領域方面（如5G），亦相信會在不同地區出現各自不同的標準。基於全球新常態，企業須為未來自然災害或國際關係惡化所帶來的衝擊作好準備，因此會更着重產地分散，減少因降低生產成本而集中在某一地方生產。因此，環球貿易將會變得區域化、碎片化，削弱以往大規模生產的優勢，各地中小企參與全球供應鏈的機會反而增加；香港的廠商亦應會受惠於這貿易鏈重組的過程。

至於不少在美國工作的華裔科學家及科研人才，或會因針對華人的偏頗性執法，受到日益不公平的對待，而打算重回亞洲工作。特區政府應把握此一機會，增加誘因，積極成立招攬人才計劃，吸引這批境外傑出人才來港工作，貢獻本地及區內的科研發展以至經濟轉型。特區政府在《2021–22年度財政預算案》宣布，年內將撥款支持大學招聘國際創科人才；毗鄰科學園的「創新斗室」（InnoCell），快將為創科社群提供低於市價但具備智能科技的住宿和協作空間，都是值得鼓舞的開始，成功的話可考慮加強支援力度。

另外，中央政府為迎接這些新時代挑戰，在今年的「十四五」規劃中強調雙循環經濟政策。在內循環方面，政策會加強內需及生產鏈完整性；在外循環方面，將鞏固中國與亞洲其他地區的商貿關係，特別是去年11月由15個亞太地區國家共同簽訂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是全球規模最大的自貿協議，預計10年內可創造一個在亞洲超過10億人口的中產消費市場。相信雙循環會為作好準備的本港企業及人才帶來莫大機遇，而香港的貿易格局及形勢將有重大轉變，有關當局應協助港商有效轉型，打進新興市場。

新經濟政策思維

最近筆者重讀1997年出版的Made by Hong Kong一書，合著者是8位來自母校麻省理工學院政治以至核工程等不同領域的學者，他們接受香港商界邀請，在1995至96年期間訪問了為數共350名商家及機構，然後執筆為香港經濟進行分析及獻計。筆者認識多年的美國經濟學家Andrew Bernard，就親自透露為了這項研究，短短兩年從波士頓來港達20次。

研究針對六大產業，包括生物科技、電子、資訊科技、成衣及紡織、資本市場，以及其他製造業。8位學者都認定香港需要加強工業發展，走高技術知識型工業路線，並提出六大建議：

1）香港經濟須加強在產品及生產工序的創新能力，工業界應與大學加強合作，以及建立公司品牌形象。政府和業界均須大幅增加研發的投資水平，特別是在應用研究方面。

2）為提升香港工業勞動力的能力，高等教育界應着力培訓應用科學及產品研發、設計人才，並提升中小學生的英語水平。

3）加強保護知識產權的公共機構，鼓勵本地及外國企業在港從事科研及創新。

4）鼓勵創辦新技術型企業，特別建議當時還在構思階段中的科學園，應為初創及早期發展技術型企業，創建一個去中心化的「虛擬」網絡。

5）讓更多技術人才加入政府，建立輪流機制，聘請業界及學界專家擔任政府設立的臨時但全職行政職位。

6）加強吸引國內和海外技術人才來港工作，包括改善移民政策，以及資助外來專業人士在港的房屋及生活支出。

24年前的建議，在今天香港不單適用，更是急需。無奈地，麻省理工團隊期待香港出現的經濟轉型並無發生，因為香港自五十年代第一次經濟轉型以來，雖歷經多次波動，但仍長期受惠於各種全球政經改變所帶來的紅利。首先是1978年前內地經濟尚未完全開放時，香港擔當中西橋樑的紅利。隨後在中國逐漸開放的同時，香港作為中間人所抽取的國際紅利，包括外資在1990年代初，透過本港打入國內市場的紅利；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的貿易紅利；以及過去十多年國內資金經香港「走出去」的紅利。

在大時代的巨輪下，加上正如呂大樂教授在其著作《尷尬：香港社會還未進入一國兩制的議題》中論及，香港社會在九七回歸後，對政策改變普遍存在恐懼感，任何需要大刀闊斧、改變經濟政策的方案，都會受制於港英年代起已主宰經濟命脈的不干預方針這個「舒適區域」。然而，當香港經濟面臨近20年來出現的深層次結構性問題，例如土地及房屋供求失衡及產業單一之際，社會各界（包括一些財經界精英）也開始公開承認，「小政府大市場」的不干預政策實屬過時。因此，筆者對香港經濟出現第三次轉型抱有希望。

過去20年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相信連卓有遠見的Made by Hong Kong作者，在1997年也意想不到。時移世易，香港當前的經濟政策不但應配合中國整體經濟規劃，更須對粵港澳大灣區經濟發展產生協同及回補作用，締造雙贏局面。

但在這些基本原則上，20多年前以上8位麻省理工教授的建議，雖大都未獲特區決策者積極採納，卻仍具劃時代意義，足以啟發如何設計香港經濟轉型的藍圖。

鄧希煒教授
港大經管學院經濟學教授、香港經濟及商業策略研究所副總監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九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十四五」規劃和香港機遇

今年是中國「十四五」規劃的開局之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在3月11日通過的《十四五規劃綱要》，在香港社會引起前所未有的關注。這一方面是因為香港的發展必須融入國家大局漸成社會共識，另一方面則由於本地經濟模式已走到盡頭，當前亟須轉型尋找出路。因此不難理解，為什麼與以往對國家五年規劃的態度截然不同，這次社會各界都在積極思考，如何從「十四五」規劃中理解國家未來五年的發展方向和戰略布局，進而順勢為香港經濟創造新優勢。

「十四五」規劃作為國家發展戰略和宏觀經濟政策的關鍵文件，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對香港經濟發展的影響也確實會非常深遠。然而，由於本港經濟形態特殊，而對國家經濟運行又缺乏足夠了解，要準確理解「十四五」規劃及其對香港的意義，並非易事。

新規劃打造新契機

中國的五年規劃是一個與時俱進的歷程。隨着內地改革開放，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過程中，原屬計劃經濟時代的指令性「五年計劃」，逐漸演變為在市場經濟中發揮引導作用的「五年規劃」，成為政府中長期經濟發展的綱領性文件，重點在訂定未來五年的發展目標和理念，明確發展方針和主線，部署有全局意義的戰略任務。

作為一個宏大全面的戰略藍圖，五年規劃需要有全局性和前瞻性；作為一個引領全國的行動綱領，也需要有目標導向和問題導向，並有很高的統籌協調性；作為一個龐大的戰略體系，更經過各方充分研究討論，除了整體規劃外，還包括專項規劃、區域規劃和年度規劃，從不同層面分解落實到位。由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發改委）前副主任徐憲平所編著的《國家發展戰略與宏觀政策》，對改革開放以來數十年間內地社會、經濟的發展，從多角度作出深入闡釋，甚具參考價值。【註】

「十四五」規劃是中國政府面臨百年未見之變局，針對未來發展的系統性戰略謀劃與布局。如果希望掌握國家發展規劃的精髓，借助此一歷史性機遇實現經濟轉型，香港特區必先從下列三大範疇入手。

思維須轉型

本地經濟一直以來奉行自由放任、政府不干預的經濟模式，對經濟長期發展自然缺乏系統性戰略思考。然而，舊的經濟形態和模式已經無以為繼，政府理應承擔起經濟轉型的領軍責任，對長期經濟發展具備戰略性思維，此為政府轉型的關鍵環節。

在5月14日港大經管學院舉辦的「香港經濟前景展望」研討會中，201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羅莫（Paul Romer）教授在其主題演講中指出，無論是應對金融危機、遏制全球疫情蔓延，抑或解決經濟深層次矛盾，政府都應該發揮更強而有力的作用，這正在成為全球的共識。過去一段時間流行的「小政府大市場」管治哲學，已無法應對當代全球重要挑戰，必然會被逐漸摒棄。研討會上，眾多學者及嘉賓對此表示認同和支持，認為特區政府確需放棄積極不干預的理念，承擔起應盡的歷史責任。

「十四五」規劃是國家未來幾年的發展方向和藍圖，體現了全局戰略的系統思考。香港一方面必須深刻理解如何在全國發展戰略中起到更積極的作用，另一方面也要自我檢視，主動策劃適合本港長遠發展的戰略規劃。這些都有賴管治團隊具有全局戰略的思維，但也正是特區政府長期受制於舊有管治模式下嚴重缺乏的一環。身處新時代，面對新挑戰，要是依然慣性地「長於執行、疏於思考，徒有戰術、缺乏戰略」，甚至「無勇無謀」地無為而治，則香港經濟轉型就毫無希望。

《十四五規劃綱要》出台後，國內省市各部門都根據規劃精神，逐級制定切合自身情況的五年規劃。特區政府如果未能結合國家的全局發展戰略拿出「香港方案」，歷史性機遇難免淪為歷史性遺憾。

組織須轉型

在一貫的管治模式下，特區政府處理經濟事務的部門，基本上都是負責執行的行政部門，缺乏政策研究協調和戰略制定的功能。反觀內地，「十四五」規劃由國家發改委牽頭制定，然後與眾多相關經濟發展部門和各級研究組織反覆討論磋商。其他經濟戰略、政策的制定過程中，發改委同樣擔當統籌協調規劃的角色。若涉及更重大的政策，國務院還有更高層面的政策協調機制，來統領國家發改委、財政部、人民銀行等等。在政策研究方面，國家層面有國務院研究室、國家級智庫和高等院校研究院等研究力量；至於部委層面，人民銀行、財政部、商務部等都設有相應的組織架構。

在市場經濟國家，經濟發展戰略和重大經濟政策同樣需要強而有力的組織架構。以美國為例，經濟政策由全國經濟委員會（National Economic Council）統籌，該會主任往往是頂尖經濟學家或者資深經濟政策專家，委員會成員則包括副總統及各主要相關經濟部門負責人。另外設有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由知名經濟學家組成，為政府提供專業、中立的政策研究，同時協調各部門參與經濟政策的制定。

美國經濟政策研究的整體實力強大，聯邦儲備局在宏觀經濟和金融方面研究力量之強、水平之高，全球罕有其匹。又如負責反壟斷的聯邦貿易委員會，也聘用相當數量的優秀經濟學家。

聚焦香港的經濟政策研究，無論政府內外都相當薄弱。本地各大學對此普遍重視不夠、投入不多，而公營架構內高質量的經濟政策研究也近乎空白。政策的協調和戰略的制定可謂乏善足陳，並無相應的組織架構和機制。

放眼未來，特區政府應建立一個高層次的「經濟發展委員會」，負責制定整體政策及戰略規劃和協調；另設一個高水平的「經濟政策研究委員會」，掌管嚴謹的前瞻性研究諮詢和政策解決方案。有了這種組織架構的支撐，才足以構建戰略性思維，而有望對接國家規劃。

人才須轉型

新型戰略思維和管治模式轉型，還需以大量專業研究人才和新型管治人才配合。香港經濟政策研究存在着人才斷代、後繼無人的現象，務須從三方面彌補。第一，積極確保高等院校重視和優化經濟政策研究。第二，竭力吸引具備良好學術訓練和研究能力的人才加入政策研究機構。第三，加強培育本地優秀經濟學人。

在經濟管治人才方面，應着重培養戰略思維、全局眼光、專業能力和創新意識。一方面要對現有優秀人才進行全方位的專業培訓，並提升其領導能力。政府一度設想的政府官員培訓機構和計劃，似乎未能有效執行。另一方面則應利用本港的國際化優勢，以更加開放的心態，吸納各方精英加入管治團隊。這方面可以借鑑新加坡等東亞國家的經驗，推行「政府優秀人才培養計劃」，每年定量選拔傑出青年到國際知名大學攻讀博士學位，學成後按規定回港在政府或公營機構工作。

特區管治班子常被詬病為缺乏擔當勇氣、創新意識和戰略思維。香港能否抓住時代機遇，搭上國家發展快車，並走出社會和經濟的困局，重塑東方之珠的輝煌經濟，都全繫於能否從速培養出一批新型經濟管治人才。

註：徐憲平等，《國家發展戰略與宏觀政策》上下冊，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

蔡洪濱

港大經管學院院長兼經濟學講座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二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巨額經濟紓困計劃的利弊

針對2019冠狀病毒病大流行危機，繼美國國會2020年先後通過總值2.3萬億和9000億美元的紓困法案，今年3月，總統拜登又簽署總值1.9萬億美元的「美國救援計劃法案」，共佔美國本地生產總值（GDP）的24%，數目之大，就連2009年為應付金融危機推出的8000億美元經濟刺激方案，也顯得相形見絀。

提振經濟不易

據紐約聯邦儲備銀行對消費者支出的調查【表】，綜觀三輪紓困措施，美國消費者平均會將35.2%的援助金用作償還債務，38.4%作為儲蓄，用作消費的只佔26.5%。2020年美國信用卡債務減少近830億美元，跌幅佔全國信用卡債務12%。儘管2021年1月消費支出按月增長2.4%，為7個月來最大增幅，但同期個人收入已增長10.1%，可見該國消費還未回到疫前水平，世紀一遇的疫災令消費者趨向謹慎。

表：美國家庭從經濟刺激方案獲派款項用途

資料來源：紐約聯邦儲備銀行消費者預期調查

更有甚者，1.9萬億美元紓困方案或為經濟帶來長期損失。其主要爭議之一是方案將減低產出缺口（output gap，亦即潛在GDP與實際出現GDP之差），並可能引發通脹壓力。美國前財長薩默斯（Lawrence Summers）認為，全球金融海嘯後，美國在2009至2019年這10年間，經濟復甦步伐為第二次大戰以來最慢。他最近又在《華盛頓郵報》撰文，指正當美國經濟預期快速增長，而消費需求仍未復元，私人儲蓄更大量過剩之際，9000億和1.9萬億美元的兩項刺激經濟計劃實在過於龐大。另一邊廂，拜登政府則顯然主張刺激經濟力度愈猛愈好。

2019至2020年，美國GDP下降了3.5%，遠低於大多數經濟學家在疫情爆發時的預測。考慮到2020年下半年強勁的經濟增長，GDP的產出缺口估計約為GDP的4%。薩默斯和其他經濟學家並無否定需要更多財政刺激措施，但須考慮數額、時機和性質等因素。在疫後經濟繼續復甦的大前提下，1.9萬億美元的方案已佔美國GDP的9%，遠超出了4%的產出缺口。事實上，高於4%的增長就可能導致經濟過熱，引發通脹壓力。

提防通脹隱憂

聯儲局在2020年8月調整通脹政策，把過往2%的長遠通脹目標，由上限改為平均數值，亦即通脹率可在2%水平上下調節。至於有關維持此一平均通脹目標的具體時段，聯儲局則未有任何行政上的方針。

聯儲局近期似乎已經擺脫了對通脹的擔憂。2021年3月，聯儲局將本年經濟增長預測從去年12月的4.2%上調至6.5%，並將通脹預期上調至2.2%，失業率則從5%下調至4.5%；同時預測2022年經濟增長達3.3%、通脹率2%、失業率3.9%。由於近10年美國的勞動力參與率偏低，故此聯儲局也不太顧慮失業率下降導致工資上漲。

鑑於估計經濟快速復甦，即使2021年通脹加速，聯儲局仍不打算收緊貨幣政策，並計劃直至2024年將利率目標維持在近零水平；主要論點是會導致長期通脹緊縮的因素，例如人口老齡化、技術創新和全球化等，仍在發揮作用。該局主席鮑威爾在國會作證時表示，他並不擔心近期長期債券收益率上升，指出這類債券的表現似乎反映出市場對經濟前景日益樂觀。

但與此同時，M2貨幣供應量由2010至2019年期間，每年以5.8%增長，自2020年2月以來，則已飆升27%至4.2萬億美元。這是1943年以來貨幣供應量的最大增幅，主因是聯儲局資產負債表規模增加3.3萬億美元。目前的M2貨幣供應速度仍然處於歷史性低水平，但如果貨幣供應速度加快，則會導致通脹上升。

部分商品的通貨膨脹亦正加劇。疫情令生產能力降低，工廠難以交付貨物，供應鏈投入價格因原材料短缺、運輸成本上升和商品價格攀升而上揚，導致今年1月生產者價格指數（Producer Price Index，簡稱PPI）按月上升1.3%，2月上升0.5%，3月上升1%，至4月又上漲了1.3%，將12個月的增幅推高至5%，為10年來增幅之冠。企業亦逐漸通過向消費者提高價格，以收回增加的成本。因應需求驅動而供應緊張的經濟往往引發通貨膨脹。

赤字預算作風

商界及金融市場普遍認為疫情不可能於短期內完全消失，但專業投資者當前所憂慮的市場風險並非疫情，而是通貨膨脹。債券投資者恐怕債券價格下跌，而不分青紅皂白拋售債券，導致美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在近期暴漲。雖然是次債券危機並未如2013年債券恐慌時嚴重；當年美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在大概短短4個月內就已攀升到1.2%，債券增長速度更為劇烈，反觀目前國債收益率升至1.37%，則歷時近7個月。

在疫災或會重燃的陰影下，美國股市亦在聯儲局4月貨幣政策會議紀錄發布後大幅下跌，恐慌指數一度飆升20%。聯儲局部分官員似乎已準備在經濟復甦加快速度下，考慮改變貨幣政策，調整資產購買的步伐。

對於近年來背負廉價債務借款人，尤其是主權政府和企業而言，高利率都將構成負擔。2020年，各國政府因刺激經濟而增加的財政債務達16.3萬億美元，增幅為20%。同年美國政府的公共債務亦上升3萬億美元以上，佔GDP的120%，若包括第三輪的1.9萬億美元方案，GDP佔比更達130%，為二戰後的最高水平（二戰以來的75年間，美國政府有63年出現預算赤字）。

長遠而言，美國難免因債務負擔沉重的趨勢而引起經濟隱憂。國會預算辦公室預計，至2051年，單是聯邦政府的債務將倍增至GDP的202%。自疫症爆發以來，該國企業承擔的新債務共1.5萬億美元。2020年，基於房屋按揭、學生和汽車貸款增加，美國家庭債務增長2.9%至14.6萬億美元。可幸的是利率低企，借款人的償債能力尚見強勁。

面對頗大的利率和通脹風險，關鍵在於通脹上升屬暫時性、周期性抑或結構性。雖然通脹趨升足以令債務貶值，可用較便宜的美元還債，但高利率卻會增加借款人及企業的再融資成本，並削弱其融資能力，對經濟前景自然構成威脅。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及當前疫症大流行後的經濟復甦都有賴央行長期保持低利率政策，但通貨膨脹帶來的高利率卻會窒礙復甦。為應對冠狀病毒病造成的經濟災難，美國政府被迫推出史上最大規模的紓困方案。方案雖對重啟經濟能收一時之效，但債務上升、公共財政惡化，以及通脹壓力等長期後遺症，絕對不容忽視。

謝國生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金融學首席講師、新界鄉議局當然執行委員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一年五月二十六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未來的香港教育

隨着時代發展，學校裏學到的知識容易變得過時，同時互聯網的普及化，又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學習機會，未來的教育會是怎麼樣的？由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出版的Back to the Future of Education: Four OECD Scenarios for Schooling一書中，提出了四個不同的假設情景給我們思考。第一是假設未來形勢基本不變，正規教育繼續擴張，配合其他方面的轉變。另外三種假設情景就較為新穎，甚至帶點天方夜譚的感覺，包括「教育外判」（education outsourced）、學校轉型（schools as learning hubs）及隨時學習（learn-as-you-go）；這意味着傳統的學校制度瓦解，學習變得多樣化、個人化。到底香港未來的教育會變成怎樣？這是一個與當前社會息息相關的問題。

5月14日，香港大學經管學院與香港經濟及商業策略研究所合辦「香港經濟前景展望」研討會，內容涵蓋五大範疇，筆者負責主持最後有關教育、社會平等及流動性的討論環節，由黃英琦女士、程介明教授、陳易希先生和院長蔡洪濱教授先後發言。雖然歷時短短一個小時，內容卻極其豐富，筆者在這裏作一個扼要的介紹，並分享一些個人感想。

時代變了

黃英琦女士指出，過去和未來的不同之處，可以歸納為下列四點：第一，生育率下降導致老年化，社會的需求隨人口結構改變，人要為壽命延長後的日子妥作安排。第二，氣候突變改變全球。第三就是我們將永遠處於beta狀態，猶如電腦軟件的試用版（beta version），許多事情都變動不居，難以定格。第四，舊工作消失，新工作隨之出現。

黃女士提出應該尊重學生的好奇心，教育要多元化，要培養學生的創業精神，以後大學聯招的名額應該大為削減，騰出名額招收來自不同學習背景的學生。要發展出多樣性的教育，還須靠相關活動帶動，目前她就正在進行一項由賽馬會贊助的項目，培訓一批休學10星期的老師，讓他們回到學校之後，在教學上加以創新。

程介明教授補充解釋學習和教育的區別，學習（learning）是人類與生俱來的天性，而教育（education）或教育制度，則是西方工業化後的產物，是社會為個人而設的。時代變了，教育也應該改變。現在教育有待改進的地方，首先是沒有保護和鼓勵學生的好奇心。他打了一個比方，說我們需要的是二十一世紀的教育，可惜大學當局和老師抱持的卻仍是二十世紀的思維，而家長的想法更停留在十九世紀！

知行之別

陳易希先生介紹了他自己的個人經歷，小時候學業成績十分差勁，但是特具好奇心，對發明很感興趣。在開明的家庭和友善的老師鼓勵下，參與各種比賽，一步一步自我提升。他又分享了自己的學習心得，包括怎樣通過親身經歷去提高能力，例如在發明過程中發現自己在數學方面的不足，或如何努力鍛煉溝通技巧，把腦海中的意念清晰向別人表達等等，而不是僅僅學習學校規定的課程，這也許就是程教授所說的「知」（knowing）和「行」（doing）的分別，教育應要幫助學生提高「行」的能力，而非只幫他們「知」，畢竟今時今日，同學用谷歌在網上搜尋一番，就已幾乎無所不知。

蔡洪濱院長表達了他對本地教育和整體社會的樂觀看法，不過他也慨嘆作為金融中心，香港在教育和研究發展方面仍遠遠及不上國際水平。2016年，香港花在教育的公共開支僅佔本地生產總值（GDP）3.3%，低於OECD平均5.1%和以色列5.8%的水平。研發開支更只佔GDP的0.8%，反觀以色列的相應佔比高達4.5%。鑑於以色列與香港相比，同樣天然資源不足，人口規模亦相若，他深信若當局能增撥教育和研發經費，定當有利於本港經濟的長遠發展。

筆者對於當日各嘉賓表現出的熱誠十分佩服，也極為贊同他們的看法，這裏補充幾點個人的意見。第一，多樣化是好的，但這些改變往往對資源充足者裨益較大。互聯網的發達，的確讓一些有準備的人更方便更好地學習知識，但是對於條件不足者，這些變化會否拉闊貧富學生之間在學習表現的差別？通過12年學校教育，再經香港中學文憑考試（HKDSE）進入大學，仍然是家境清貧子弟最可靠而又力所能及的出路，若把基於HKDSE成績取錄的大學名額大幅縮減，是否有違公平原則？這些問題都是在教育改革中所必須考慮的。

第二，筆者設想，未來的香港教育界仍將有一批主流學校，其中雖然都會注入新元素，但其大部分課程和教授方式大概與以往相近，而同時增加的非主流學校，其課程和辦學方式，卻可能會與主流學校相當不同。筆者認為教育改革宜「貪新不忘舊」，「貪新」指勇於大膽嘗試，「不忘舊」就是不必一窩蜂革新，值得保留的舊方法就應該加以保留，同時認真研究怎樣在已有的基礎上做得更好。

第三，筆者十分認同好奇心的重要，但是認為也應該重視培養健全人格。生命中難免遇到或大或小的逆境，其中只有部分純屬不幸，而一般來說，希望愈大，挫折愈大。如果沒有應付逆境的能力，就不能走得遠。此外，我們也須具備知難而退的智慧，雖說天生我才必有用，但是大多數人從定義上來說都是平庸的，舉例說我是一個五音不全的人，卻有成為偉大音樂家的心願，要社會上設法成全我這個夢想，就是一種浪費，對我也是一種誤導。如果好奇心是人的一條腿，那麼健康的心理質素和智慧則是另一條腿，我們靠兩條腿才能走路，一條腿是走不遠的。

未來的教育將會是怎樣的？筆者認為它很可能是目前教育制度的延伸，但是一定會加入很多新成份，社會各界人士的參與也肯定會增加。程教授根據自己的發現，呼籲與會者思考如何在這個過程中作出貢獻，本文讀者也不妨細想他的心聲。

趙耀華 港大經管學院副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一年五月十九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以經濟學分析如何消滅新冠疫情

疫情已經肆虐了一段時間。儘管部分國家和地區的新增感染個案下降，但仍然有部分國家和地區的形勢令人擔憂。若要復甦經濟和消滅病毒，我們必須依靠疫苗。僅靠戴口罩和保持社交距離來壓制病毒的傳播，既不現實，也難以讓市民無限期接受。

截至2021年4月，以通過第三階段臨床試驗為標準，有14種疫苗獲至少一個國家批准使用，可進行大規模接種（如【圖1】）。數據顯示，幾款疫苗都能達到60%以上的保護率 【註1】：在美國獲批的輝瑞（復必泰）和莫德納疫苗在未感染人群中產生的有效性高於90%；根據這份報告 【註2】，接種率領先的以色列，其R值已經從接種開始時接近1.5，降至0.5附近，即一個感染者在以色列只能平均傳染給0.5個人。這個數字反映，廣泛接種疫苗有助對抗新冠肺炎。但是，如果全世界的疫苗產能無法跟上需求，那麼我們將無法戰勝病毒。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估算，在2020至2021年間，新冠肺炎造成的全球GDP損失達12萬億美元，平均每月GDP損失5000億美元。據卡斯蒂略及其合作者在2021年發表在《科學》雜誌的文章 【註3】表示，目前年產量為30億劑疫苗的產能可為全球帶來17.4萬億美元的經濟效益，平均每劑的效益高於5800美元。如果擴大產能，使年產量增加至10億劑，每劑疫苗的額外效益能達到989美元，遠遠高於只有40美元的疫苗價格。與病毒造成的全球經濟停滯和生產力下降相比，製造疫苗所需要付出的產能和製造成本微不足道。如果可以讓足夠多的人口接種疫苗，實現群體免疫，那麼我們就可以擺脫疫情。筆者認為人類已經有所需的資源對付新冠肺炎，接下來應從激勵供需入手，在保證產量充足的同時，鼓勵市民接種疫苗。

增加疫苗供應

【圖1】新冠肺炎疫苗發展概況

資料來源：Gavi- The vaccine alliance: https://www.gavi.org/vaccineswork/covid-19-vaccine-race

筆者建議，擴大疫苗供應的第一步是放寬疫苗原材料的貿易。疫苗的生產是複雜而全面的，需要多種技術和原材料。目前，超過69個國家已限制個人防護裝備和其他醫療用品出口。雖然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保障國內有足夠的醫療用品供應，但這種做法不僅傷害進出口商，也阻礙疫苗的生產，所以最終仍會損害該國的利益。

第二個重點是，鼓勵廠商開放專利。目前，世貿組織正在就疫苗專利豁免問題進行談判。雖然部分國家支持開放疫苗專利，但部分藥廠則認為疫苗供應的瓶頸並不在於專利本身，所以拒絕開放相關專利。實際上，筆者也理解藥廠憂慮開放專利會帶來損失，因此以「瓶頸不在專利本身」作為藉口拒絕開放疫苗專利。筆者認為有一種解決方案不單可確保製藥公司獲得利潤，同時也願意暫時開放專利。首先，發達國家的政府可提出與藥廠簽訂大規模訂單，為低收入國家換取短期專利豁免權。從【圖1】我们能看大量疫苗臨床研究，據彭博報道，到今年年底，將有六到八種新的疫苗可能會完成臨床研究並接受監管審查。目前在提供疫苗的藥廠應該意識到現時的壟斷局面很快會被新的競爭者打破。新的疫苗會隨着時間逐漸出現，若果現階段的疫苗廠商能未雨綢繆，趁仍有壟斷地位時確保來自高收入國家的大量訂單，則其日後要面對的競爭將會減少。只要少數疫苗龍頭願意開放專利，即可達成這個目標。

增加需求

從需求的角度來講，每個國家或地區面臨的考驗都不一樣。以香港為例，香港的疫苗接種計劃已於2月26日正式啟動，5月7日 【註4】前接種量已達1662100劑。但按比例來計，只有13.41%的市民接種了第一針，遠低於英國的51.46%，也落後於鄰近的新加坡。【圖2】顯示了不同國家和地區接種至少一劑疫苗的總人口比例。因此，對接種的低需求是香港目前的主要挑戰。

【圖2】不同國家和地區接種至少一劑疫苗的總人口比例

資料來源：Our World in Data: https://ourworldindata.org/covid-vaccinations

從福利經濟學的角度來看，大多數接種計劃的目的是建立和維持群體免疫力，這是一重要公共資源，保護相關人群因過敏等原因無法接種（Dawson，2004）【註5】。接種疫苗後，個體的患病率下降，因而整個群體中染病的人數減少，無法接種者接觸到病患的概率因而減低。假設沒有政府干預，接種的費用與副作用將會由接種者承擔。因為當個人在選擇接種時多數只考慮到自己和家人的成本和效益，而不會考慮社會中那些無法接種者，也會忽略疫情對別人造成的經濟損失。因此願意接種的人數可能就達不到群體免疫所需要的最低數目。要增加接種人數，就需要政府介入。

因為個人得益與社會總體利益之間有顯著的差別（經濟學家稱之為正外部性），福利經濟學家建議應該為這種行為提供補貼，以色列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註6】。以色列以補貼的方式鼓勵市民接種，鼓勵措施包括允許已接種的人進入餐廳、酒店甚至出國。除了國家給予獎勵外，地方政府也提供補貼鼓勵公眾接種。例如在耶路撒冷，市長莫西．萊昂（Moshe Leon）發起了一項針對年輕人的接種獎勵計劃，為11至12年級的學生舉行「接種疫苗比賽」，勝出學校可以免費獲得文化體育活動門票。

另一方面，以色列還向拒絕接種疫苗的人「徵稅」，提高其生活和活動成本。雖然接種本應是公眾的自願行為，但一些地方政府對拒絕接種疫苗的人施加了一定的限制，例如盧德市市長威脅使用一系列措施制裁反疫苗者，包括政府停止為他們提供服務，禁止其子女上學，限制他們進入市場。

社交媒體在接種疫苗的議題上也發揮了一定作用。以色列政府一直在努力清除有關疫苗接種的謠言。謠言和誇大的副作用是阻止市民接種疫苗的主要原因，【註7】因此以色列衞生部成立了數位工作組打擊錯誤訊息，防止虛假資訊廣泛傳播。另一方面，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身先士卒，成為全以色列首名接種者。【註8】此後，民意調查顯示，三分之二的民眾希望跟隨總理接種疫苗。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栢良醫生建議政府，邀請流行歌手姜濤呼籲公眾接種疫苗。筆者認為這個建議很好，也希望更多KOL能參與，若社交媒體上每個人都爭做疫苗大使，以通過接種疫苗和分享接種經驗鼓勵親友接種疫苗，我們一定能戰勝疫情。

企業方面，僱主可以通過提供半天有薪假，讓員工接種疫苗；酒店也可向已完成接種兩劑疫苗的民眾提供Staycation折扣，保險公司也可向這些民眾提供續保折扣。這些措施可以創造更安全的工作環境，增加額外營業，讓企業也能從中得益。

政府應盡快加強為市民提供接種誘因，也可以放寬已接種者的社交距離限制。筆者不是醫療專家，不宜提出具體方案。但我堅信如果沒有強而有力的激勵措施，香港就不可能達到群體免疫。何栢良醫生也強調唯有提供誘因令更多人接種新冠疫苗，才可突破疫情不斷反反覆覆的惡性循環。

結論

我們以經濟學提供戰勝疫情的解決方案。在供應方面，透過交換條件說服廠商開放專利，並放寬原材料出口限制，同時擴大產能，向全球民眾公平提供疫苗。在需求方面，政府應該盡快為市民提供接種誘因。此外，商家可以向已接種疫苗的市民提供優惠，KOL可以身體力行，呼籲公眾接種，並鼓勵每個人都成為疫苗大使。

人類能徹底戰勝病毒的時間不多，希望我們能好好把握機會。根據生物學家Sophie Gryseels在《自然》期刊的說法，現時人類大量感染新冠肺炎，病毒有數百萬種渠道從人轉移到動物身上。若病毒擴散到野生動物身上，則人類將無法根除它 【註9】。

【註1】 https://www.yalemedicine.org/news/covid-19-vaccine-comparison

【註2】 https://www.statista.com/chart/24611/estimated-covid-19-reproduction-number

【註3】 Castillo, J. C., Ahuja, A., Athey, S., Baker, A., Budish, E., Chipty, T., … & Więcek, W. (2021). Market design to accelerate COVID-19 vaccine supply. Science, 371(6534), 1107-1109.

【註4】 Official data is collected from the government of Hong Kong: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105/07/P2021050700867.htm

【註5】 Dawson, A. (2004). Vaccination and the prevention problem. Bioethics, 18(6), 515-530.

【註6】 Israeli mayors offer gifts, incentives, for people getting vaccinated (Mazal Mualem): https://www.al-monitor.com/originals/2021/02/israel-ultra-orthodox-arabs-east-jerusalem-coronavirus.html

【註7】 Israel fights online misinformation on vaccination campaign (Middle East Online): https://middle-east-online.com/en/israel-fights-online-misinformation-vaccination-campaign

【註8】 Israel starts Covid vaccine drive as Facebook groups taken down (Reuters in Jerusalem):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20/dec/20/facebook-takes-down-groups-spreading-lies-about-covid-vaccine-in-israel

【註9】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21-00531-z

房育輝教授
港大經管學院教授（管理及商業策略、經濟學）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一年五月十二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人口老化 危中有機

社會主義是如何來到中國的

自從國安法通過以來，香港特區進入了一國兩制2.0階段，香港人有需要進一步認識國情，現在中國實施的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追本溯源，究竟社會主義如何來到中國？

1914年6月28日，塞爾維亞一個狂熱青年在波斯尼亞首府薩拉熱窩，開槍打死奧匈帝國皇儲斐迪南大公，引起一連串強烈反應，最終演變成全面戰爭，參戰國分成同盟國和協約國兩大陣營（史稱「第一次世界大戰」，實為事後相對於「第二次世界大戰」而言，當時在中國則稱為「歐戰」）。同盟國包括德國、奧匈帝國、鄂圖曼土耳其帝國和保加利亞，而協約國則包括英國、法國、俄羅斯、意大利、美國、塞爾維亞以及日本、中國。

抵抗外敵

日本在1894年的甲午戰爭和1905年的日俄戰爭，分別打敗清政府和俄羅斯帝國之後，對中國和西太平洋仍虎視眈眈。歐戰爆發之後，日本以曾簽訂英日同盟條約為由參加協約國陣營，並於1914年8月27日向德國宣戰，向山東青島（即德國在亞洲最大的軍港）發動戰爭。同年11月7日，德軍投降，日本佔領膠州灣。

中國的北洋政府隨即向日本政府提出從青島撤軍的要求，不僅不得要領，反遭日本駐華公使於1915年1月18日，向總統袁世凱提出了所謂《二十一條》，要求中國進一步賦予日本在華的影響力，削弱中國的主權。北洋政府最後簽署的是《二十一條》輕量版的《中日民四條約》。事件曝光以後，舉國嘩然，抗議不斷。

北洋政府和日本秘密談判過程中，事情逐漸透露出來，有說是北洋政府有意為之，希望列強能夠干預，使得日本不能得逞。這甚有可能，因為事實上有例在先，中國在甲午戰爭失敗後簽訂《馬關條約》，須將遼東割讓給日本，但在德、法、俄三國干預之下，日本把遼東交還中國，亦即「三國干涉還遼」事件。

北洋政府於1917年4月15日加入協約國，向同盟國宣戰。中國士兵雖然沒有實際參戰，只是提供後勤補給，亦得以戰勝國身份，參與1919年在凡爾賽宮舉行的巴黎和會。可惜事與願違，和會後簽訂的《凡爾賽條約》，卻把德國在山東的利益交了給日本！

1919年5月4日，北京的大學生上街抗議，火燒趙家樓，北洋政府大舉逮捕涉事大學生，隨即演變成全國抗議運動，展開有名的「五四運動」。（在美國的調停下，中國和日本以及其他七個國家在1922年美國華盛頓開會達成協議，將青島歸還中國，不過這已是後話。）

反傳統思潮

五四運動爆發前幾年，中國思想界已出現反儒家的思潮，例如反對婦女纏足，提倡男女平等，以至劃時代的白話文運動，當時又以《新青年》雜誌為文化運動的核心。該雜誌既有陳獨秀、李大釗、胡適、錢玄同四支健筆，而魯迅的短篇小說影響力也很大。毛澤東幾年後回憶五四運動，亦稱陳獨秀為「思想界的大明星」、「五四運動的總司令」。

俄羅斯羅曼諾夫帝國是西方列強中的一個後進國家，到了1917年初，由於連年戰爭，疲憊不堪，士兵厭戰，爆發了二月革命，沙皇尼古拉二世下台，帝制瓦解，但是新成立的臨時政府仍然繼續尼古拉二世的戰役，民怨持續發酵，終於爆發另一場革命，推翻了臨時政府，那就是舉世聞名的俄國十月革命。領導革命的是列寧和以托洛茨基為首的布爾什維克（布爾什維克是俄語多數派的意思，實際上是指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在1903年的一次黨大會中分裂出來，以列寧為首的那一派。）

李大釗受十月革命鼓舞，先後發表《法俄革命之比較觀》、《庶民的勝利》、《布爾什維克的勝利》、《新紀元》等文章和演講，大力歌頌。五四運動期間，陳獨秀被捕入獄，李大釗既奔走營救，寫下了《我的馬克思主義觀》、《再論問題與主義》等文章，又組織成立馬克思學術研究會，系統地介紹並研究馬克思主義的科學體系，推動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

筆者重讀這些文章，覺得並非有特別深度，社會主義或馬克思主義得以受到當時知識界和年輕人關注，我覺得主要基於以下兩個原因。

蘇俄的助力

第一，十月革命後在俄國成立的政權，不但聲稱代表勞苦大眾，還有自己一套的民族政策，通過《俄羅斯各族人民權利宣言》，宣布俄羅斯境內各個民族地位平等，可以民族自決，包括成立獨立國家的權利。這對於備受列強壓迫的中國，特別有吸引力。

其後俄羅斯與其他幾個爆發了革命的鄰近政權，在1922年組成蘇聯，以憲法規定加盟共和國有權獨立出去，而烏克蘭和白俄羅斯既屬蘇聯的一部分，卻都是聯合國的創始成員，其會員資格一直維持至今，這都說明當時的十月革命後的俄羅斯和蘇聯對民族，主權，國家等等範疇的特殊觀點。

和中國相關的事件則牽涉中國東方鐵路（不同時期有不同名字）。1896年（光緒22年），清政府和俄羅斯帝國簽訂《中俄密約》，同意俄國從西伯利亞通過中國東三省建設一條鐵路到海參崴，鐵路原本由兩國政府合辦，但清廷積弱，實際上由俄國管理，於是東北的心臟地帶出現一個規模遠比普通租界大得多，而不受中國管轄的國中之國。

1917年十月革命後的俄國革命政權，不僅沒有宣布繼承沙俄的權利，反而宣布廢除沙俄與中國簽訂的不平等條約，以及俄國在華的特權，包括無條件將中東鐵路交還中國。這種做法都使得中國有識之士刮目相看。

第二，同樣重要的原因，是革命後成立的俄國和後來成立的蘇聯，能夠為提供強大的財政、物資，以至軍事上的幫助，以便中國尋求統一和獨立自主。中國共產黨的最早組織在1920年8月在上海成立，翌年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1923年1月，孫中山與蘇聯代表越飛會面，發表聯合聲明，開始聯俄容共政策，同年6月中國共產黨決定全體黨員以個人名義加入中國國民黨，這一切都是為北伐和統一中國作準備。

孫中山在1925年初逝世前，其總理遺囑就說：「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積四十年之經驗，深知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

社會主義就是這樣來到中國的，「平等待我」就是關鍵所在。至於布爾什維克黨支持民族平等的政策到底是權宜之計，還是真心相信的原則立場，又是否陳義過高，不切實際？那就是另一個課題了。

影響香港半世紀的積極不干預經濟哲學

已故港英政府財政司郭伯偉所倡議的不干預政策（non-interventionism），自上世紀六十年代起，一直被奉為香港經濟政策的核心價值，至今已逾半個世紀。他任內曾反對為莘莘學子提供免費教育，更反對政府對經濟作詳細統計及研究，以免政府基於數據而對經濟作出干預！這種今天看來顯得極端的自由放任（laissez-faire）方針，卻因七十年代香港經濟的蓬勃發展，廣被視為最適用於香港這個開放型小經濟體。

自由放任非萬應靈丹

到了七十年代中期，財政司夏鼎基為此經濟政策冠以「積極」一詞。正如夏鼎基多次澄清，其意思並非「積極地不干預」，而是積極地權衡社會及經濟的利害後，選擇性地參與經濟活動，特別是基建投資；期間的九年免費教育、十年建屋計劃以及地鐵興建工程，都是最佳例子。嚴格來說，不干預自由放任的施政理念，早在七十至八十年代，已在香港名存實亡。無奈地，在回歸後還有不少人認為，要維持自由經濟市場有效地運作，特區政府仍然應「積極地不干預」市場。

美國傳統基金會對如此理解自由經濟應會大表支持。最近基金會將香港從其《經濟自由度指數》中除名，引起坊間及政府官員熱烈討論，不少香港人感到惋惜。但筆者認為，從經濟長遠發展而言，值得深思的反而是作為全球貧富最懸殊城市之一，擁有最高房價的香港，過去是否付出了太高的代價，來捍衞「最自由經濟體」這一光環？

根據傳統基金會的排名準則，幾乎任何形式的政府干預（包括稅收和再分配，政府穩定政策以及公共壟斷），都屬不利經濟發展的因素。但須知遇到市場失效，政府理應作出合理干預，此實為經濟學常識。

以新冠肺炎大流行為例，英國首相約翰遜當初以為不用政府規管，亦能達致群體免疫，但後來面對疫情一發不可收拾時，也不得不承認政府還須大力干預。控制傳染病牽涉公共利益，不能單靠自由市場的運作。至於接種疫苗，亦因牽涉到集體行動的困難，而引致市場失效，可見個體理性不一定能在集體行為中體現。

新冠肺炎重創全球經濟，世界各地政府及時推出紓緩經濟措施，若按美國傳統基金會的標準而言，國際社會都難免因窒礙自由經濟而遭詬病。

自由市場的正常運作，有賴健全的監管制度，以及各種應對市場失靈的政策工具。當前不少發達國家的政府，正研究疫後的社會新契約，尋求在國家與公民之間更公平的風險分配，以及推行迫切的福利調整。不少西方學者已廣泛討論，認為自八十年代，歐美帶領的「超全球化」（hyperglobalization）潮流下，新自由主義共識瀰漫全球，社會不均隨之加劇，個人在健康和退休保障等領域承擔過大風險。這些現象（包括自英國殖民時代以來，香港一直受其熏陶的自由主義）早應加以糾正，無奈正當本地經濟水深火熱，一個美國智庫的過時指數仍然受市民大眾注目。

矯枉過正有利有弊

同屬開放型小經濟體的新加坡，近二十多年勝過香港表現的經濟環節，幾乎都跟「大政府」的積極干預有關。例如新加坡不但有更卓越的公共住房計劃，經濟也更多元化，其中高端製造業（包括電子、製藥、航空航天工程）佔該國GDP的18%。

但話說回來，過度干預市場會令市場效率下降。芝加哥大學經濟學教授謝長泰在1998年發表的研究就指出，在七十至八十年代，新加坡的全要素生產力（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平均增長，不單遠低於另外三個亞洲小龍，更為負數，意味着政府過分干預可能導致其生產率偏低，某些行業更出現產能過剩的情況。

反之，自七十年代初至九十年代末，香港政府採取積極不干預政策，其經濟亦能高速增長，但實情與中國及全球政經大氣候變化有着密切關係。香港在七十年代先取得內地經濟還未市場化的紅利，及後則受惠於國內經濟改革開放。其後20年，環球處於「超全球化」的階段。美國在冷戰時期為了抗衡前蘇聯，在七十年代中與中國重新建交，雙方關係一直改善，至千禧年後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而達至高峰。在這全球政經背景下，低稅率及不干預政策，自然有利於香港扮演中國及區內對外貿易及資產流動的超級中介角色。

經濟策略亟待改變

然而正因這種看似順理成章的不干預思維，香港政府一直忽視長遠經濟規劃，缺乏人才、人口及產業三方面的政策。本港很多廠家因市場推動，已把大部分工業生產，甚至研發，轉移到珠江三角洲（現時屬粵港澳大灣區），以致工業在香港GDP及就業中佔比均下跌至不足2%；缺乏工業活動，一方面限制了技術和研發成果向市場轉移，未能惠及市民及加強香港競爭力，另一方面令經濟過度依賴服務業，尤其是金融和貿易，使香港經濟更易受到外圍經濟環境波動影響。

過往特區政府所強調的四大經濟支柱，除金融外，其餘行業佔香港整體的就業百分比大多逐年下降；離職者不少投身到低工資的服務行業。這些服務行業也因未能為新入職者提供在職培訓及技術積累的機會，削弱其向上流動的潛力，令貧富懸殊加劇。

即使是在過去數十年絕少提及工業政策的美國，情況也出現變化。美國總統拜登和國會雙方都已開始提出產業政策，尤其是在半導體領域。例如今年年初，美國國會頒布法例，配合地方政府對半導體建廠、研發和人員培訓的激勵措施。拜登亦宣布會監察半導體、電池和製藥等行業的供應鏈漏洞。類似這些針對高科技工業的政策，其實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者Jonathan Gruber 及Simon Johnson 早在年前合著的Jump-starting America 一書中已提到。

始於九十年代初、持續十多年的「超全球化」太平盛世下，源自港英政府的「大市場，小政府」、不干預的管治原則對於香港當時的經濟發展，還可算合適。但時移世易，環球經濟已經歷超過10年的「逆全球化」洗禮，加上中美角力，以及內地經濟、金融市場持續開放，香港要繼續依靠超級中介活動來推動經濟發展，談何容易。

正如筆者去年10月在本欄〈香港第三次經濟轉型，還等什麼？〉一文中論及，香港必須進行經濟轉型，善用環球疫情及中美摩擦的壓力，以及國家雙循環策略帶來的機遇。特區政府應以創造多元化及具向上流動性的就業機會為核心，有系統地推出政策，為足以對社會產生明顯正面溢出效應的公司和個人提供誘因，從而帶動包容性及可持續的經濟發展。

特區政府近年對高科技產業的關注、對吸引外地人才及培訓本地科技人才的決心，以及啟動再工業化的舉措，都是好的開始，令人鼓舞。但要做到經濟有效轉型，政府決策者及市民必先重新審視「積極不干預」理念，是否依然適合現時香港的經濟形勢；在政府與市場之間，是否可以找到更理想的平衡。

鄧希煒教授
港大經管學院經濟學教授、香港經濟及商業策略研究所副總監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一年四月十四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新冠疫災下的破產清盤潮

新冠肺炎大流行引發的經濟衰退年內揮之不去，為抗疫紓困，特區政府曾推出多輪措施，金額超過3000億元，包括失業支援計劃、保就業計劃及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並提出立法改⾰建議，允許財困公司在得到主要債權⼈同意下，透過法庭以外的「臨時監管」（provisional supervision）和「企業拯救」（corporate rescue）以促使公司重整。

根據破產管理署統計資料，2020年個人破產呈請合共8693宗，按年增加6.6%；下半年較上半年有所緩和，下跌6.7%至4196宗。但強制公司清盤的呈請下半年則大幅增加31%至255宗，2020年總數為449宗，按年增加7.2%；2021年首兩月，清盤呈請已達92宗，創4年新高。

經濟難關 今昔對比

整體而言，疫情下個人破產及強制公司清盤嚴重程度，並未如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2003年沙士疫情或2008年金融海嘯。如【圖1】、【圖2】所示，全年個人破產及強制公司清盤數目，2002年分別為26922和1430宗；沙士疫症期間分別為22092及1451宗；金融海嘯期間則分別為11620和624宗；2009年更分別惡化至15784及759宗。

本港過往失業率與公司清盤及個人破產數目關係頗為密切，1998至2020年，兩者相關系數分別為0.81及0.54。整體失業率在2002及2003年分別為7.3%及7.9%；2008及2009年則分別為3.5%及5.3%；2020年更從2009年的2.9%飆升至7.2%。有別於以往，新冠疫情下雖然失業率急升，但有賴政府一連串紓困措施，整體破產數目並未大幅攀升。

資料來源：香港特區破產管理署

資料來源：香港特區破產管理署

在2017至2020年間，接近九成破產者月入低於2萬元；超過六成屬40歲以上，50歲以上者約佔35%。負債水平方面，超過76%破產者負債60萬元以下；負債高於100萬元者在2017及2020年的佔比分別為10.3%和9%。過去4年間，租住公共房屋的破產者佔比為53%至59%，租住私人樓宇者則介乎40%至46%之間，而屬私人住宅業主的破產者只佔大約1%【圖3】。

資料來源：香港特區破產管理署

信貸資料服務機構諾華誠信（Nova Credit）預測，未來12個月的個人破產率為0.21%，以全港540萬信貸人口計算，估計破產者約11340人。影響這個預計破產率的關鍵因素包括本地生產總值（GDP）及全港客戶存款總值。政府統計處最新發布以2020年計，全年GDP實質下跌6.1%。金融管理局數據顯示，全港客戶存款總計由10月的15.71萬億元跌至11月14.64萬億元，降幅6.8%。

破產之路 有跡可尋

2017至2020年，個人破產的原因繁多，如【圖4】所示，首三大原因依次是「收入未能應付基本開支」（48.1%）、「超支」（32.2%）、2020年更包括「無業或失業」（27.6%）。由於近年本地樓價高昂，因「負資產」而破產者比率極低，僅佔0.16%。

至於與營業相關的因素，計有「業務欠佳及營業額下降」（2.7%）、「營運成本高昂」（2%）、「管理不善及失當」（1.7%）、「投資失利」（1.4%）等。有趣的是，基於「現金流問題」而破產的比例甚低，只得0.8%，其中已涵蓋資金不足、貸款人撤回信貸以及壞賬等因素。

資料來源：香港特區破產管理署

由此推論，因為營商失敗而導致個人破產的佔比相當低。個人破產的主因多與經濟環境及個人理財能力有關。經濟因素主要是失業或無業，以及收入低而入不敷支；個人理財問題涉及超支、賭博、投機、過度借貸和被詐騙。

2021年1月，公司強制清盤呈請有54宗，按年升近29%，按月增加35%，是8個月以來次高。2021年首2個月則有92宗，按年升幅近1.2倍。企業決定是否清盤視乎對前景的信心，清盤數字或可滯後至年中才達高峰。

導致企業清盤破產的原因較為複雜。一般包括宏觀經濟及外圍政治經濟情況轉差，疫情令企業訂單大減，造成生產停頓或產品滯銷，窒礙公司現金流，以致周轉不靈。公司雖然每年營業額都有正增長，但扣除營運成本後，毛利往往接近零，甚或連年虧損。

疫情初期，財政比較穩健而信用較佳的企業，尚可動用銀行預留的信用額度，以解燃眉之急，但長遠而言，公司的流動資金很快耗盡，若有銀行債務的話，每每出現拖欠還款或違約的情況。為了解決債務及營運資金問題，公司唯有把仍然可以用作抵押貸款的資產向銀行借貸；此等資產用盡時，就只能寄望於新訂單。

公司出現財政問題的明顯市場訊號，莫如管理高層如財務總監、公司秘書、董事忽然辭職，或公司經常撤換核數師。

企業不保 難振經濟

當公司的財務信貸問題漸露，而即將到期的債務高企，亦會衍生項目投資的錯判。

公司或偏向投資於高風險、透明度較低的項目，不惜孤注一擲，但求以賭博心態扭轉劣勢。即使面對有利可圖而風險水平合理的投資項目，由於大部分所得的利潤將用於償還債務，令新股本回報無期，股東難免意興闌珊，以致白白放棄優質投資項目，令公司翻身無望。

疫情下銀行借貸謹慎，解決公司財困的另一途徑是配股集資，但本地市場理想項目畢竟有限，要在外地巿場另覓項目，卻往往因企業管治水平參差，項目估值缺乏根據，而隨時令項目估值偏高，特別是仍未有現金流可供估值，如大數據、環保科技發展等。縱然有現金流作為估值基礎，但礙於不同地域的審核差異，財務報表亦未必可靠。再者，雖則項目有收益保障，卻會因出現違約時難以追討損失，或令投資最終泡湯。

更有甚者，企業管治水平低的公司，掌權人較易靠投資外地「高估值」項目而把公司資金外移，藉以從中取利。若管理層盲從，董事局又未盡責提出質詢，結果只會是公司蒙受損失，加重財務負擔而加速倒閉。

隨着疫苗接種逐漸普及，新冠疫情本應有望縮短，卻因病毒變種可能引發新一波疫情，政府於是再度收緊防疫措施。鑑於不少中小企收入勢將無以為繼，而政府亦不可能無限度推出刺激措施，一旦「保就業」等援助計劃完結，不排除公司清盤將會大增，導致失業及個人破產情況惡化。

要走出困局，政府和社會各界必須攜手合作，盡快全面重啟經濟。

謝國生 港大經管學院金融學首席講師、新界鄉議局當然執行委員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中國經濟發展的剪影

上月國家統計局公布2020年中國的本地生產總值（GDP）增加了2.3%，是全球少數同年錄得正增長的國家之一。兩星期前李克強總理宣布今年GDP的增長目標為6%，這亦表示中國已經進入了後疫情時代，經濟活動全面正常化。

本文將從幾方面勾畫出中國內地的發展成果，筆者曾在本欄回顧中國內地、香港、澳門、台灣的一些現況 【註1】，讀者不妨參考對照。下文所用數據固然力求準確，但由於來源不一，某些出處就此從略。

高等教育發展

內地各大學自1999年開始擴大招生，1998年的入學新生才108萬人，之後不斷增加，2019秋天入學新生人數達到914萬；毛入學率（gross enrolment ratio）從2015年的40%提高到2019年的51.6%；2020年本科畢業生就有874萬人；可見國內的大學教育已經全面普及化。

高等教育的毛入學率，等於該年度入學新生總人數，除以中學畢業之後5年的年齡組別人數。由於學制（例如三年制與四年制之別）或學生背景（如重讀生、超齡生、學生人數亦包括碩士博士等非本科生）各有不同，使用這個比率進行國際對比時，就須加倍留意。歸根究柢，對於衡量一個國家高等教育的普及性，它無疑是一個簡明的指標。

高等教育普及顯示勞動力普遍提高，經濟發展得以走上一個新的台階。

全球大學排名

內地的一些大學，近年也屢屢在世界排名榜中位居前列，在2021年的QS世界大學排名中（更新日期2020年6月），百大就佔了好幾所：清華大學（第15位）、北京大學（23）、復旦大學（34）、上海交通大學（47）、浙江大學（53）和中國科學技術大學（93）；至於香港特區，香港大學、科技大學、中文大學、城市大學和理工大學則分別排名第22、27、43、48和75。

2021年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學排名中，內地院校上榜的就有清華大學（第20位）、北京大學（23）、復旦大學（70）、中國科學技術大學（87）、浙江大學（94）和上海交通大學（100）；香港特區方面，香港大學位居39，而中文大學、科技大學則並列第56位。

PISA測試成績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舉行的學生能力國際評估計劃（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簡稱PISA）每三年一度，旨在評核各參與國家及經濟體15歲學生在閱讀、數學和科學的能力。

根據規定，每個參與國家及經濟體隨機選出5000名學生參加，中國內地第一次參加是2008年，學生來自上海，成績一鳴驚人，在三科中都位列第一。在最近一次2018年的評核中，內地代表來自北京、上海、江蘇、浙江，其成績也是三個範疇都排名第一。緊隨的是新加坡、澳門、香港。

對於中國年輕人有此佳績，我們固然感到鼓舞，但亦不應自滿。因為北京、上海、江蘇、浙江都是中國最發達的地方，而被選出的學校和學生大概是當地優秀之列，尖子成績並不反映一般中國學生的能力。對於這類國際評核的比較結果，我們不宜過分認真。

同樣道理，內地有幾所大學能夠位列全球100名之內，當然可喜，但它們在全國各省所有高等教育機構中畢竟是鳳毛麟角。倒是香港特區有半數公帑資助大學，可以名列世界頭百大，實屬難得，希望大家好好珍惜。

能源開發步伐

根據國際能源組織（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2018年，中國的能源生產較1990年增加了190.9%，電力總需求增加1078.9%，二氧化碳的總排放量增加356.2%。

該組織的網站資料顯示，2018年，中國的能源消費佔全球人口22%，能源燃燒產生的二氧化碳量，則為全球總量的29%。中國自2010年起在能源效率方面大為提高，若非如此，就會在2018年多耗用25%的能源。

從【圖1】可見1990至2018年間，中國能源的來源變化。煤一直是中國能源的最主要來源，雖然2018年其佔比低於2011年，但相對於1990年還是有所增加。石油是第二大來源，其於2018年的佔比仍然高於1990年。生物燃料和廢物發電所佔的比重則明顯下降。至於再生能源一環，水力發電起步最早，核能、風能、太陽能則發展得較遲，雖急起直追，其佔比總和仍不及水力發電。【圖2】則顯示各類能源的使用量，煤和石油的重要性一直在增加。

根據國策，新能源使用將會持續急速上升。3月19日，中國南方電網就宣布，「從5個方面提出21項措施，將大力推動供給側能源清潔替代」，「到2025年，將推動南方五省區新能源新增裝機1億千瓦，達到1.5億千瓦。到2030年，推動南方五省區新能源再新增裝機1億千瓦，達到2.5億千瓦。」【註2】 換言之，內地計劃在10年內新能源發電能力將會增加4倍，但由於新能源比重基數偏低，煤仍將是最重要的發電來源。

【圖1】

資料來源：https://www.iea.org/countries/china

【圖2】

資料來源：https://www.iea.org/countries/china

科技創新產值

中國的科技發展有目共睹。華為受到各國制裁，反映出該集團在5G技術上的競爭優勢。我們也可以從另一個側面，看到中國的科技發展如何備受投資者青睞。女股神Catherine Wood旗下的幾隻交易所買賣基金（Exchange Traded Fund；簡稱ETF），以ARKK（ARK innovation ETF）為首，屬主動型ETF，主要投資於受惠於顛覆性創新產品及服務的企業，涵蓋基因革命、工業革命、次世代互聯網，以及金融科技革新等範疇。根據3月19日的資料，ARKK現在持有56隻股票，筆者以目測發現，其中中國內地股票就包括百度、貝殼、騰訊、虎牙，合共佔有該ETF資產總值的7.25%，如果再加上Zoom（其創辦人在中國出生和接受教育），則佔比更達10.22%。【註3】
上述各點只是一個剪影，而非全面的論述，然而單看這些成就，就足見中國將晉身中等收入國家的高級階段。

註1： 2019年1月9日〈海峽兩岸四地發展回顧〉，趙耀華，《信報》

註2： https://www.csg.cn/xwzx/2021/gsyw/202103/t20210318_318106.html

註3： https://ark-funds.com/wp-content/fundsiteliterature/holdings/ARK_INNOVATION_ETF_ARKK_HOLDINGS.pdf (搜索日期 22/3/2021）

趙耀華 港大經管學院副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二十四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