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RROR告訴我 一張門票值多少

男子組合MIRROR的演唱會即將開始，全城早已掀起搶票潮，粉絲卻苦於一票難求。即使另加兩場特別場，採用實名制售票，依然無法阻止黃牛黨瘋狂炒票。公開發售的門票瞬間售罄，有本地傳媒報道，二手市場上的黃牛票竟被炒到40多萬元，粉絲們自然叫苦連天。

事實上黃牛黨炒票不僅僅發生在演唱會，因應新冠疫情回穩，康文署上月重開康體設施時，也出現了「炒場」的情況。針對炒賣行為，該署職員通過抽查方式，以核實租用者為場地使用人。

物以罕為貴

一票難求，說明供不應求。經濟學裏，供應和需求就如同蹺蹺板的兩邊，而調節平衡的就是價格。比如奢侈品牌的限量手袋，當想買的人多於店內的貨量，手袋就會漲價，直到價格高到人們望「袋」興嘆的時候，需求和供應就平衡了。

雖然價格的調節功能強，卻不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演唱會門票就屬特殊商品之列。與奢侈手袋不同，演唱會是一種體驗，其價值是由台上的表演者和台下的觀眾共同決定的。如果只聽音色，Apple Music也許更勝一籌；如果只為看明星，電視熒幕無疑清楚得多。演唱會的真正魅力，來自台上台下彼此互動，每場的高潮部分往往是全場大合唱。所以無論是歌星或觀眾，都不希望看到場面冷冷清清。如果任由市場價格飆升，縱使供求平衡了，卻變成曲高和寡，拒粉絲於千里之外。

更重要的是，明星之所以成為明星，是因為有眾多粉絲的喜愛。這種死心塌地的支持給歌星帶來演唱會收入之餘，還包括廣告代言、音樂銷售、商場活動等進賬。如果演唱會的高票價傷了粉絲的心，粉絲也會棄之而去，歌星也將光環不再。要是歌手和主辦單位為了短期的演唱會收益，犧牲了長期的財源，豈不是檢了芝麻丟了西瓜，因小失大？

加場不加價的成功特例

因此，雖然價格可以有效率地平衡供需，但不能簡單直接地套在演唱會的門票銷售上。黃牛市場的炒票現象，不僅浪費了粉絲熬夜輪候的時間，對消費者不利，也損害了歌星和主辦單位的長期利益，釀成「三輸」局面。事實上，苦於黃牛炒風的不單是香港的粉絲，放眼全球，只要有巨星演出，就不免有黃牛炒票。

如何解決這個「國際性」問題呢？解鈴還須繫鈴人。要使失衡的蹺蹺板恢復平衡，可走的路無非兩條。一、增加供應，比如MIRROR增加演唱會的場次。而採用這個辦法的表表者，就是美國鄉謠歌手Garth Brook。他在2014至2017年的巡迴演唱會（覆蓋79個城市，一共390場演出），門票因定價低至70美元而供不應求；為了保證粉絲買到票，只要售出總票數80%，就會立刻多加場次。

粉絲身份如何辨真假

他曾說：「我害怕沒有觀眾，也害怕全場爆滿。」上述為順應需求而增加供應的做法，被戲稱為「Garth模式」，他本人也藉此創下美國歷史上最暢銷的單人演唱會紀錄【註1】。當然，不是每個歌手都有精力和時間效法，因為除了表演，還有創作、宣傳、廣告代言、公益等眾多活動，實在難以面面俱到。

既然蹺蹺板裏供應一方難以解決問題，那麼另一邊的需求方又如何？如何保證粉絲的需求得到滿足，其實是一個怎樣識別誰是粉絲誰是黃牛的問題。兩者之間，一個追星，一個逐利，不僅買票的目的不同，平日的行為也大相逕庭。

粉絲會在各種社交媒體上關注歌星，購買專輯和有關商品，在各種網站上追蹤偶像的動態；黃牛則很少有這樣的行為。若能以此判斷購票人是否真粉絲，就可以有效防止門票落入黃牛手中，而這恰恰是美國最大演唱會門票銷售平台Ticketmaster所採用的粉絲查證（Verified Fan）系統。

2017年，Ticketmaster為了打擊二手門票市場，開發並採用這個系統。消費者在選定演唱會之後，需要註冊個人資料，以便系統通過一定的演算法，來判斷購票者有多大可能是真正粉絲。一旦被認定是粉絲，買到票的機率就會大大增加。雖然Ticketmaster並沒有披露粉絲查證系統的具體演算法，但就宣稱95%經此系統售出的門票，沒有流出二手市場【註2】。

許多歐美歌手都紛紛採用這個系統，包括Taylor Swift、Ed Sheeran等等。在粉絲查證系統啟用之前，Taylor Swift 2015年舉行世界巡演，售出門票中有30%出現在二手市場；至2018年，她的世界巡演運用了這個系統，最終只有5%的門票流出二手市場。雖然Ticketmaster的這套演算法並非完美，也不能保證每個粉絲都能買到票，但的確在一定程度上打擊了黃牛黨炒票。

魔高一尺 道高一丈

除此之外，演唱會主辦單位經常採用其他方法來打擊黃牛黨。比如Jay Z和Taylor Swift都借用航空公司以浮動定價賣機票的方式，根據購票者的買票時間，愈接近演唱會的舉行時間，票價就愈低【註3】。這種浮動定價的策略讓提早用機器搶票的黃牛黨無利可圖，大大提升歌手和主辦單位的收益。

在疫情期間不斷發展的線上直播音樂會，也給歌手提供了一個增加演出的途徑。雖然這類音樂會不可媲美現場打成一片的互動，但可以在不過度增加藝人時間和工作量的情況下，擴充供應，緩解眾多粉絲一票難求的煩惱。

再者，正因為線上音樂會不能完全取代實體音樂會，這種增加的供應不會過多地降低粉絲對實體演唱會的需求。

對於備受熱捧的歌星和忠實粉絲來說，不失為一種雙贏的權宜之計。隨着虛擬實境技術日新月異，線上音樂會也會讓屏幕另一邊的粉絲感受到更多的真實和互動。

解決一票難求的棘手問題，既有賴平衡供求的蹺蹺板原理，又繫於科學的創新和技術的進步。相信在不久的將來，MIRROR粉絲們離偶像的距離可逐漸拉近。一票雖難求，擁戴價更高。

【註1】：Alan B. Krueger, Rockonomics: What the Music Industry Can Teach Us About Economics (and Our Future) (London: John Murray Press, 2019), Chapter 6.

【註2】：https://www.theverge.com/ 2018/2/7/16923616/

【註3】：https://access.intix.org/Full-Article/the-highest-grossing-us-tour-of-all-time-used-slow-ticketing

范亭亭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高級講師（市場學）

周文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副教授（管理及商業策略）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二十九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椅子經濟學：內捲、躺平和機會管理

今年哈佛大學的畢業典禮上，校長巴科（Lawrence Bacow）提到由於受疫情和供應鏈影響，校內摺椅短缺，要不是員工足智多謀，可能一半畢業生得坐在地上。巴科以椅子作為比喻，目的是向畢業生提出希望和挑戰。

椅子代表職位、榮譽等有價值但稀缺的事物。哈佛的畢業生往往不愁沒有椅子，別人甚至會給他們讓座，或令他們誤以為坐上椅子是理所當然的事。他向這群畢業生提出挑戰：在將來的日子裏也給別人留一張椅子；利用自身所受的良好教育，為其他人創造機會。

機會供求的機制

經濟學強調市場，講究用價格機制調節需求和供給。用經濟學的邏輯，坐在地上的學生可以出高價來買坐上椅子的權利；如果最後仍然坐在地上，非因椅子不夠，只因不願意付這個價錢。當然，用價格機制來調節畢業禮椅子的分配並不合適。市場能否作為調節供需的手段，部分取決於社會價值觀，部分取決於市場效率。當交易資訊不清楚透明，又或基於各式各樣的交易成本，就會降低市場效率，難免出現椅子供不應求的情況。

對於大學畢業生來說，就業機會可謂極其重要的一張椅子，是否找到工作，有時得看運氣。以雙簧管演奏家為例，由於樂團職位有限，求職從來不易；但在2005年，當不少資深雙簧管演奏家退休，把位置騰了出來，無疑是從天而降的禮物，部分年輕雙簧管演奏家甚至獲得多家樂團的工作邀約。

觀乎今年在中國內地的畢業生，運氣恐怕就沒那麼好。受新冠疫情和相關政策的影響，就業機會相信比往年大為遜色，以致不少應屆畢業生一職難求，失業率上升；更重要的是，他們職業生涯中的整體收入也會受到影響。

內捲以至躺平的隱憂

經濟學家發現，如果學生畢業時遇上經濟蕭條，即使找到了工作，職業選擇也往往不盡人意。基於加拿大的數據，這些學生和畢業逢時的學生相比，不但起薪較低，就算10年之後，其工資還是低5個百分點。至於美國的數據則顯示，經濟蕭條年份畢業生的工資在15年之後依然偏低。史丹福大學經濟學家Paul Oyer發現，該校在經濟不景時期畢業的工商管理碩士，更難在華爾街找到工作，其職業生涯總收入因而減少大概150萬至500萬美元。

職場音樂椅的代價

另一個決定畢業生整個職業發展的因素，在於任職機構所提供的機會。年輕畢業生能否有良好的事業發展，很大程度上視乎晉升空間，如果機構不斷壯大和創造嶄新機會，員工亦可同步成長，就能實現雙贏。即使機構不再發展，但若有足夠多的員工退休，騰出足夠職位，年輕畢業生也可以逐步晉升，職業生涯可望穩定發展。否則，在僧多粥少的情況下，年輕員工可能被迫彼此廝殺，拚命內捲，爭取有限的晉升機會。當他們發現這樣的內捲得不償失，躺平就成了一部分人的選擇。

雖然大眾媒體對內捲和躺平的討論多如牛毛，有關方面的經濟學研究卻相對匱乏，背後原因不一而足，但其中一個就是經濟學對於「椅子」（晉升機會）這個概念不甚重視。事實上，傳統經濟學認為，一個機構內晉升空間的多少，對於年輕人的職業生涯無甚影響。這雖然聽起來違反常識，但經濟學的邏輯是，如果一個機構的晉升機會少，員工可以另謀高就。在勞動力市場上，基於各機構之間對人才的競爭，畢業生不管在哪裏，都會有差不多的薪酬和職業發展──金子無論在哪裏都會發光。

這個經濟學邏輯是否正確？事實上，出問題的往往不是邏輯，而是邏輯的基礎，也就是其中的假設：勞動力市場相對有效，員工轉職成本不高。然而這個假設是否適用，要視乎機構性質。比如說，在家族企業內部，家族成員轉職到其他企業的成本恐怕不會小。至於對整個勞動力市場而言，這個假設是否合適，機構內部的晉升機會對員工有沒有影響？這就需要由數據來說話。

可惜數據並不容易找，因為有關企業內部「椅子」多少對員工影響的研究中，存在「內生性」問題，亦即雞生蛋或蛋生雞的問題。具體來說，問題的源頭是因為椅子的多少，一定程度上可由機構控制。當研究者發現在椅子少的機構裏，年輕員工晉升得慢，也許結論並非是椅子影響晉升，而是因為員工不特別在乎晉升，所以機構不需要多提供椅子。

在筆者和合作者最近期獲《經濟研究評論》（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接納的論文中，就有幸找到了合適的數據，利用意大利社會保障研究所（Italian Social Security Institute）提供所有意大利私營企業的資料，研究了機構內部晉升機會對員工職業生涯的影響。2011年，當時剛組閣的意大利政府對退休金制度進行了閃電式改革（Fornero Reform），不少原本即將退休的員工一下子不得不延遲退休，導致空出來的職位較預期為少。換句話說，在不受機構控制的情況下，椅子一下子變少了。

我們的研究發現，當退休年齡延長時，其他員工的收入的確會受到影響。以一間30人的小型企業為例，如果一名員工因為退休金改革要多工作兩年，其他員工每人每年的工資收入增長會降低2.7個百分點。在改革後的4年間，員工的總收入減少約800歐羅。這個數字也許不算很大，但若公司僱主本身增長緩慢，則員工所受影響會更大一些，4年間的總收入將減少約2000歐羅。至於55歲以上接近退休但沒有直接被改革影響的員工，對他們的影響其實更大，4年間的總收入將減少約3600歐羅。此外，如果延遲退休的是管理人員，則其他員工的晉升概率每年下降約10個百分點。

為新血的前途鋪路

我們的研究聚焦於延遲退休對員工職業生涯的影響；另一個相關的問題是，當晉升機會變少，機構的內部結構和表現會不會產生變化？從所得意大利的數據中，有關企業內部和企業表現的數據部分可惜不夠詳盡。但筆者和合作者2018年發表於《勞動經濟學期刊》（Journal of Labour Economics）的理論研究，就曾對這個問題進行了初步的探索。晉升機會不夠之際，年輕基層人員士氣低下，為了加以激勵，公司一方面不得不提升年輕基層人員的工資；另一方面亦會刻意創造機會，晉升過多的員工。這些升職機會並不是因為企業生產效率的需要，而只是創造椅子，讓年輕員工看到希望。但結果是，機構頭重腳輕，效率低下。我們的理論研究還發現，有些情況下，最佳的人才管理制度是限定退休年齡。這樣可以保證有足夠多的椅子騰出來，以激勵和吸引優秀的年輕員工，現實中也有很多例子足以證明這一點。不少以人才為關鍵才能（core competency）的公司，要求合夥人在60出頭就退休，即使他們還年富力強。不少大學也對教授的退休年齡有成文和不成文的規定；著名的布爾巴基數學學派（Bourbaki School of Mathematics），規定成員不能超過50歲。

人才管理制度對於增長放緩的機構尤其重要。在創業初期，到處都是機會，業務在增長，員工也不愁找不到好椅子。可當增長速度一旦慢下來，尤其是長期高速增長的機構，往往發現位高權重而又能力出眾的決策者還很年輕，遠遠未到退休年齡。這時候，怎樣找到好的機制來公平有效地分配稀缺的晉升機會，怎樣吸引並激勵優秀的員工，對機構能否持續良好穩定運作就非常重要了。

一種方法是靠機構文化，就像哈佛校長所說的，資深員工可以主動把椅子騰出來；另一種方法是靠制度，用制度的方式把椅子騰出來。戰略學者重視動態能力（dynamic capability）這個概念，用來解釋為什麼有些企業能夠長盛不衰。在筆者看來，其中的關鍵點就是椅子的分配制度和文化，它們才是機構長盛不衰的核心。

李晉教授
港大經管學院教授（管理及商業策略、經濟學）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二十二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狗屁工作與華麗浪費

開宗明義，這個俗得近乎粗鄙又雅得有點詩意的標題，不完全是筆者原創。《狗屁工作理論》（Bullshit Jobs: A Theory）是在2018年出版便迅速竄紅的社會科學書，內容痛斥當下歐美社會衍生出無數可有可無卻又報酬豐厚的狗屁工。作者是已故美國人類學者格雷伯（David Graeber），字裏行間怒氣沖天，不惜用上打手（goon）及幫閒（flunky）這些帶有羞辱性的詞彙。

至於華麗浪費（splendid waste）則出自亨利詹姆士手筆，這位名作家寫道：「人生在世……所作所為，無非華麗浪費」（life… is capable… of nothing but splendid waste）；筆者以此借喻人才浪費現象，比如文學博士畢業生在快餐店當服務生，科研人員跑到物流公司當倉務員。一方面是狗屁工充斥職場，一方面則是大材小用，這雖談不上所謂的資本主義危機，卻反映了現代社會的困窘之處，不僅歐美特有，也是中國經濟和香港社會面臨的現實問題。

反工作為何成潮流？

格雷伯這本暢銷書中，大的論調並無新意，沿用的還是新舊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制度的批判，強調資本和僱主對勞工的剝削以及人被工作所奴役造成的異化；但其引人注目之處，在於把炮火對準一個被罵為「沒有理想、不問價值、無助社會」卻又高薪優越的社會階層，認為這些人不僅是辛勤工作的普羅大眾的敵人，亦是經濟效率低下的罪魁禍首。按照作者的定義，企業高管、金融精英、政府官員，甚至大學教授等，大都得打進「狗屁工」的行列。這就難免引起爭論，反擊格雷伯者毫不客氣，認為「狗屁工作」的論調無非是誇大其詞的叫囂。

《狗屁工作理論》的批判在社會引起巨大反響，背後有着深層原因，最直接的就是財富分配不均日益加劇，特別是工薪階層的相對貧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美國迎來黃金30年的經濟增長，勞工生產力與薪酬的增長大致上吻合。但自1980年開始，勞工薪酬逐漸落後於生產力的增長，彼此差距愈來愈大；到2000年以後，儘管生產力持續增長，勞工薪酬反而完全停滯不前，整體工資總額佔國民收入的比重愈來愈低。與此同時，資本家、企業高管、金融法律等專業精英的收入卻連番上漲。在這個背景下，美國爆發「佔領華爾街」社會運動，歐洲各國也湧現種種要求「均貧富」的聲音；中國的民眾相對溫和，但也不時鬧出大廠員工抵制「996」工作制、平凡人家選擇「躺平」的風潮。

結構失調導致人才泡沫

2019冠狀病毒病肆虐期間，美國政府採用大水漫灌的財政政策來解決需求危機，企業則紛紛推行遠端工作模式，不料卻引發「反工作」（Antiwork）浪潮。究其原因，一是不用上班也有錢拿；二是疫情下的多艱人生令人反思工作的意義；三是遠端工作提供了上班模式的多樣性。自從疫災爆發，美國出現了「大辭職潮」（The Great Resignation），以致企業人手招聘不足，經濟恢復乏力。直到去年下半年，這場公共衞生危機漸受管控，美國勞工荒才得以稍微緩和，但新的勞資關係卻又應運而生。最近，許多大公司的工人紛紛以反剝削的名義組織工會，向企業要求加薪和增添福利。這將對美國的就業和經濟前景產生深遠的影響。

儘管人工飛漲，美國企業在招聘人才方面還是困難，在中國則呈現相反現象：工人不斷降薪，還是難以找到工作。根據國家教育部2021年年底發布的資料，預計今年內地的高校畢業生人數將再創歷史紀錄，高達1076萬。而繼校外教育培訓機構備受規範之後，整個互聯網行業也迎來寒冬，美團、小紅書、鬥魚、B站等知名網上大平台近期紛紛緊縮，動輒裁員兩三成，其他不少行業也凋敝不興。這樣的就業情況下，誰還有叫罵狗屁工作的底氣？怪不得出現高學歷人才屈尊低就的華麗浪費。去年，北大、清華博士畢業生爭搶中學教師職位的新聞，激發關於人才配置扭曲的熱烈討論；今年，內地頻頻出現名校博士碩士畢業生排隊應聘基層政府職位，高才低就已變成習以為常，不再是新聞了。

內地人才與職位匹配錯位，由諸多因素造成，其中最直接者無疑是綿綿不絕的疫情，加上政府嚴厲的管控措施，造成經濟緊縮，對人才需求劇降。隨着疫情減緩，近期各個地方政府的經濟優惠措施紛紛出台，相信可在短期內緩和矛盾，然而導致人才就業失調的長期因素不容忽視。從供給角度，內地的高等教育界規模龐大，最頂尖部分在過去20年突飛猛進，可惜不少地區性大學還是相當落後，培養出來的所謂高端人才難以從事高端工作，只能低配去爭搶普通的工作。從需求來看，疫情和地緣政治造成一些外國企業撤離中國，加上民營經濟受到一定擠壓，導致市場對人才多樣性的需求不足。

一個勞動力市場出現嚴重錯配，人才泡沫化，很大程度上反映社會創造財富的機會不均。在這個意義上，外國資本、民營經濟的發展不單純是生產效率的問題，而是為市民提供更多創業致富機遇的問題。在一個機會嚴重不均的社會，難免會造成在經濟好的時候，工作就成狗屁，經濟差之際，工作就成華麗浪費。

建設一座提供優質工作的城市

聚焦香港，薪酬優厚的職位集中在以金融業為主的高端服務業。在貧富懸殊變本加厲的困局下，這個行業免不了被詬病為對實體經濟有害無益的寄生蟲、滿口謊言的老千，甚至有從業者也自嘲在打狗屁工。只是疫情之下，面臨巨大的失業壓力，市民自然沒底氣痛罵狗屁工作。另一方面，香港人素來務實，人才流動性很強，勞動力市場自我調節大致得當，還不至於出現華麗浪費。

值得警惕的是，當前特區經濟面對兩大轉型，一是所謂「脫虛入實」，加大實體經濟特別是高科技產業的比重；二是融入大灣區的區域經濟一體化，直接面向內地市場。由於大轉型仍處於說得多、做得少的階段，所以普羅大眾並未覺得有什麼震盪，一旦轉型進入實質性階段，勞動力市場勢將大洗牌。本地現有人才結構不足以支撐嶄新的經濟結構，人才職位錯配在所難免，造成華麗浪費也就不足為奇。

依筆者管見，香港要在經濟結構的調整過程中減少陣痛，成功升級換代，應當立足於建設一座提供優差的城市。所謂優差，除了待遇可觀之外，還要讓人能夠安心相待，滿懷希望。只要能夠創造出一大批這樣的工作，目前不少經濟難題和社會困境自會迎刃而解。如何建設這樣的香港？這是筆者近期的一個研究課題，歡迎有興趣、有洞見的讀者加入共同討論。

吳延暉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副教授（經濟學、管理及商業策略）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二年六月十五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推動香港邁向國際化的新高度

香港作為亞洲國際都會、環球金融中心，近年備受各種因素影響，有黯然失色之虞。在慶祝回歸25周年之際，新一屆特區政府即將開啟新篇，一大挑戰是如何保持和發揚香港的國際化優勢。

候任行政長官李家超以「全面提升競爭實力」作為四大施政綱領之一，列舉多項相關措施提升香港國際化優勢，可見對此高度重視。這一課題進程之艱巨、意義之重大，確是決定香港未來發展的重中之重，必須認真思考和應對。

保持國際化對本港內地愈發重要

當前百年未有的大變局之下，香港作為聯繫中外的國際都會，其獨特作用和意義不會減弱，只會日漸加強。

中美競爭力比併和博弈現已成為世界政經主線，新冠疫情和俄烏戰爭更催化了其中的分化和重構。上月中，美國總統拜登動作頻頻，先是召集東盟10國到華府開會，隨後出訪南韓日本，期間啟動印太經濟框架。5月26日，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在喬治華盛頓大學發表演講，指明中國為該國的最大對手，「中國是全球唯一國家，既有重塑國際秩序的意圖，並在經濟、外交、軍事和技術方面日益增強實力，而足以實現此一意圖」；講詞亦系統闡述了對華競爭戰略。

面對波詭雲譎的政經局勢，中國經濟的外循環和高水準的對外開放，都需要香港產生更大作用、作出更大貢獻。

國際化深植於香港基因之中，從歷史維度看，這座城市一直是聯通中外的重要橋樑，在很多特殊時期發揮了獨特的效果。無論是在冷戰期間中外隔絕時期，還是中國剛開始改革開放的年代，香港都順應時勢，成為中外資金、貿易及人員往來的通道，服務了國家也成就了自己，作出貢獻之餘，亦從中受惠。

在新時代保持國際化特色，做好超級聯繫人的角色，對於特區而言，既是歷史性機遇，也是歷史性使命。若能貫徹「一國兩制」的穩健基礎，成功發揮聯通中外的橋樑作用，香港的前景就會光明寬闊。

香港的國際地位在於作為接通國家的橋樑，不管金融商業抑或其他領域的交流合作，和內地的聯接愈緊密和通暢，其對國際的價值和吸引力就愈大。

保持國際化以服務國家發展大局

基於各種原因，香港回歸後在有些方面和內地的聯繫並沒有變得更緊密。與此同時，隨着改革開放不斷深化，內地直接聯繫海外的效率大大提升，香港的國際競爭力自然相對下降。我的同事陶志剛教授等學者的研究顯示，由於對於內地需求的了解和掌握不足，過去20年本港在協助內地企業進口中，所佔份額持續縮減，錯過了借力內地進口蓬勃增長的良機。

因此，積極融入祖國的社會經濟發展，深入理解不同層次的需求，不斷加強各種聯繫和合作，香港才能為世界各地聯通中國發揮更大功能，為其國際化增加價值。

另一方面，作為中國的一個城市，香港對於國家的特殊意義，在於其接連全球的獨特優勢。香港保持國際化特色，成為中國經濟外循環的一個關鍵樞紐，以及高水準對外開放的一個重要平台及視窗，足以對國家的發展貢獻所長，相信這個定位更將日形重要。香港自身的發展，理應圍繞這個定位，在以國際化優勢服務國家發展的大前提下，加強自身優勢，開拓嶄新領域，打造獨特的競爭力。

保持國際化須靠堅持完善「兩制」

在守牢「一國」底線的基礎上，香港保持國際化的關鍵，在於堅持完善「兩制」。香港國際化之所以能夠獨秀於亞洲，除了歷史沿革以及背靠祖國的地利外，仗賴的就是「兩制」的核心、法治和自由市場。

法治予人安全的保證，自由市場則提供平等機會；兩者造就了本港國際金融和國際貿易的繁榮，使香港得以成為亞洲國際都會，吸引各地人士定居發展，形成了國際多元的文化底色。接軌國際的生活環境和條件，加上機遇處處，讓香港這顆東方明珠能夠長期閃耀於世界。

由於全球局勢變幻莫測，風險和不確定性驟然大增，人們紛紛尋找相對安全的地方避險。比如在第五波疫情下，居港的一些外籍人士遷往新加坡等地的意向提高，很大程度上是避險心理使然。香港制度基礎保持穩健，為市民提供穩定的預期和基本的保障，在動盪的歲月尤其重要。

在國際化領域更上層樓

一個地方如果法治不彰、政策多變，充滿各種不確定性，自會給人極大的不安全感，最終影響資本和人才的去留。因此，只有堅持完善法治和自由市場，香港才能鞏固國際化的既有優勢，在新時代提升國際競爭力。

保持國際化的原有優勢之餘，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應當積極面對寰宇政經形勢的變化，加強國際推廣和宣傳，主動拓展合作和聯繫，銳意增強國際競爭力。至於着力重點，筆者謹提出以下建議。

一、 擴大國際金融中心的影響，力爭成為亞洲新興經濟體和中東國家的主要國際融資平台。香港成熟高效的市場、國際化的優勢、地緣和經濟往來的基礎，都是拓展這些市場的有利條件。打進這些新市場將大大提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二、 在打造國際創科中心和中外文化交流中心過程中，開創國際化的新內涵，增加國際化的新內容。無論是創科還是文化領域，香港需要積極聯接中國內地和國際的資源，走出去，然後引進來，逐漸形成聚集效應，建成具備吸附力的開放中心。最近，香港大學支持其經管學院在創業之國以色列成立了「港大特拉維夫創新中心」，目標就是聯接香港、以色列、大灣區的創新創業資源，以期形成中外互通的創新創業生態。

三、 廣開門戶，凝聚國際優秀人才。紐約、倫敦之所以是舉世公認的國際大都會，在於能夠吸引全球傑出人才前往工作和生活。香港作為國際化城市的資源優勢有目共睹，雖也有各種優才計劃，但特區政府吸納人才的總體思路仍不夠清晰，部分獎勵措施也不夠精細。

舉例來說，香港縱有高品質的國際化大學，但在吸引亞洲區內的優秀年輕人留學方面卻乏善可陳：不僅不如美國、英國，也顯著落後於新加坡、澳洲等。特區政府對大學招收非本地學生的限額乃屬作繭自縛，理應盡快讓大學自主決定，因為非本地生絕大部分是自費，不僅並無造成公共財政負擔，反而可為本港增加資源，帶來各種經濟好處。

此外，香港應該積極走出去，致力和其他國家和地區的教育界合作。最近，在大學的支持下，港大經管學院在胡志明市成立了「港大越南中心」，一方面希望和越南商界建立緊密的聯繫，為其培養國際化管理人才；另一方面透過和越南學界合作，助其提升教學和研究。通過融入越南社會，可望提升香港大學的聲譽，吸引當地優秀青年赴港升學。

為吸引國際上最優秀的學生前來留學，特區政府應結合社會力量，考慮設置牛津大學羅德獎學金之類的獎勵項目，提供優厚的留學條件。再者，放寬工作簽證對於吸引國際優才也至關重要。

總括而言，若能以積極開放的方式，增強香港對國際人才的吸引力，讓特區成為國際人才求學和創業的上選之地，同時亦為本地年輕人提供更多機會，以確保香港在全球人才競爭中不落人後，東方之珠就自會愈發璀璨。

蔡洪濱教授
港大經管學院院長兼經濟學講座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二年六月八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虛實並濟 銀行大勢

香港金融管理局2017年9月就針對金融業數碼化，以「智慧銀行新紀元」為題，推出多項倡議；隨後於2021年6月公布「金融科技2025」策略，迎向銀行業要以科技為基礎的未來，旨在促進銀行採用科技、增強數據基礎設施、支持不斷發展的數碼生態系統。繼2017年清晰表達把虛擬銀行引進本港之後，該局翌年即發出《虛擬銀行的認可》指引修訂本；虛擬銀行須遵守適用於傳統銀行的同一套監管規定，在合乎其運作性質及所承擔的銀行業風險情況下，維持最少3億元繳足款股本。

香港的虛擬銀行計劃別具特色，包括：一、規定銀行不設實體分支機構，所有服務以互聯網或其他形式的電子傳送途徑提供。二、促進金融包容性（financial inclusion）。三、容納大型科技公司和金融科技公司參與所有權結構。四、維持風險和技術中立的監管框架。

2020年，8家虛擬銀行在港全面營運【表】，令特區正式步入金融科技的新時代。截至同年12月，其存款總額約為158億元，佔銀行業存款總額的0.11%。虛擬銀行存款額中，以眾安銀行和Mox Bank佔比最大，分別為38%和33%。基於開業初期須投巨資於辦公設備、員工成本、資訊技術等，並以較高的存款利率招徠客戶，從【表】可見，虛擬銀行紛紛出現稅前虧損，但隨着客戶數量和存款總額增加，假以時日，可望達致收支平衡，甚至盈利。

資料來源：Hong Kong Banking Report 2021，畢馬威

勢頭冒現 由西至東

虛擬銀行熱潮始於歐洲和美國，至今席捲中國、日本、新加坡、南韓等亞洲地區。目前，中國內地有19家非國有銀行，其中一些沒有實體分行，因此被歸類為虛擬銀行；2020年，其總資產為1.25萬億元人民幣，其中微眾銀行和網商銀行共佔高達52%的市場份額。

至於日本，虛擬銀行主要包括在2000年代初成立的PayPay。新一代的虛擬銀行卻並無完整的銀行執照，只能提供單一金融服務，例如借記卡、信用卡、匯款等，透過替代數據開發自身（或採用第三方）的創新銀行系統和信貸模式，主要開發類似社交媒體或遊戲的應用程式，有別於2000年代所採用的傳統銀行核心銀行系統和信貸模式。

時至今日，在某些地區，女性和年輕人仍是傳統銀行忽略的客戶群體，尤具金融包容性的虛擬銀行則可補此不足。Chen等（2022）的研究指出，在設有虛擬銀行的地區中，最大的用戶群體介乎25至34歲以及35至44歲，其中女性佔重要比例。以南韓為例，女性客戶比例為49%，而當地虛擬銀行Kakao的女性用戶佔比更達57%。

亞洲第一家數碼銀行Jibun Bank早於2008年在日本成立。女性客戶在該國所有虛擬銀行總客戶中佔比超過三分之一，顯示虛擬銀行對年輕及女性用戶有一定吸引力。

創意服務 破舊立新

虛擬銀行借助科技無遠弗屆的優勢，向客戶提供全天候數碼化服務，一律在線進行。服務對象集中於零售業及中小企業，範圍涵蓋基本零售銀行服務、商業和個人客戶的存款和貸款。由於採用數碼技術，除可降低作業成本之外，兼具以下競爭力。首先，既可根據平台上客戶的大數據調整產品，從而吸引新客戶，亦可和其他公司合作，以改善客戶介面。舉例來說，客戶可以使用支付處理平台（如Stripe、Venmo），在線發送和接收款項，以及使用電子錢包（如支付寶、PayMe），通過掃描二維碼方式來增值和進行支付。這種在線接觸客戶的技術，將有助於金融業開拓新市場。

年輕一代熱中於探索新技術應用，無疑是虛擬銀行的潛在客戶群，因而產生不少相關促銷活動，以便及早鞏固其市場影響力。例如某大虛擬銀行的推廣計劃，可讓客戶優先訂購人氣男團MIRROR演唱會門票，就曾哄動一時。由於營運成本較低，虛擬銀行或會透過推出五花八門的優惠和高達幾厘的優厚存款利率吸客。

科技為本 以長補短

據世界銀行統計，在其企業調查數據庫中的16.4萬家公司中，約有89%的公司在金融機構擁有支票或儲蓄賬戶，但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公司擁有銀行貸款或信貸額度。經濟學指出，信貸市場經常出現貸款人和借款人之間的資訊不對稱（information asymmetry）問題，而傳統實體銀行往往要求貸款人以有形抵押品作為貸款擔保。事實上，世界銀行企業調查全球數據庫的最新證據顯示，超過70%的受訪公司需要抵押品才能從正規金融系統貸款。

若傳統實體銀行無法區分借款人的風險水平，則會以提高利率增加風險溢價，從而減低損失。優質借款人因借貸成本過高而卻步，便會產生劣幣驅逐良幣的逆向選擇（adverse selection）惡果，市場只餘下高風險借款人，導致利率上升和貸款減少，銀行營運成本大增。

資訊不對稱和高昂的營運成本，亦窒礙傳統銀行向低利潤、高風險客戶提供服務。虛擬銀行正好掌握此一契機；利用大數據、物聯網、人工智能等創造「資訊資本」，降低交易成本，並減輕借款人和貸款人之間的資訊不對稱，以及對有形抵押品的依賴。這亦有助於改善風險評估和監控，而小額融資亦可以更為靈活，可根據客戶的信貸狀況及需求而提供貼身服務。

認清隱患 前途可期

至於虛擬銀行控股公司的多樣性，參與銀行業的公司種類愈多，就愈須在促進創新和包容性之間取得平衡，在維護金融穩定及充分競爭的同時，又要保護客戶群權益和市場誠信，以免不法之徒有可乘之機。其次，虛擬銀行既採用數據技術，數據分析是人工智能的支柱，但社會偏見卻易於嵌入人工智能中，以致破壞金融系統的包容性，何況人工智能算法亦難以百分之百滿足「公平」原則。

目前設於香港的虛擬銀行與其他現有銀行接受相同的監管，須由本地註冊銀行營運。大股東須為信譽良好，並為受香港或其他地方有關當局監管的銀行或金融機構，這有助於維持創新和競爭市場的環境，同時確保最終用戶不必承擔不當風險。然而，金融管理局在監管中採用以風險為本和技術中立的方法，着眼於促進金融包容性和創新，以提供更佳的客戶體驗。因此，在實施監管框架時，如何認清金融活動中的交易性質及風險至關重要。

展望未來，虛擬銀行將會繼續利用數碼技術優勢，開發多元化產品和服務以吸引客戶，例如財富管理服務、各類促銷計劃（如購物折扣），以及為客戶提供具競爭力的存款利率，與傳統銀行競爭。其目標客戶群亦將不只局限於年輕一代，進而包括積蓄較多並愈來愈樂於接受虛擬金融服務的長者。

參考文獻：

Chen, S., D’Silva, D., Packer F., & Tiwari, S. （2022）, “Virtual Banking and Beyond”, BIS Papers, No. 120, January 2022.

謝國生港大經管學院金融學首席講師、新界鄉議局當然執行委員

章穎芝 香港大學附屬學院講師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二年五月二十五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無差異曲線與產品設計策略

無差異曲線圖是一個經濟學工具，分析消費者如何將固定的預算分配在不同的產品上，從而達到最大的效益，相信曾修讀經濟學的讀者會對以下的典型無差異曲線圖感到熟悉。

圖一: 典型無差異曲線圖

修改模型可作商業應用

這個工具對於了解消費者如何選擇不同產品提供了理論基礎，但在商業模型中欠缺廣泛應用。筆者對典型無差異曲線模型稍作修改，使之適用於指導商業產品或服務設計。

我們依照消費者對某一產品的偏好構建一張無差異曲線圖【圖1】，其中橫軸和豎軸分別代表該產品不同的產品特徵。在無差異曲線圖上的任何一點，都代表了該產品的特徵組合 【註1】。以手機為例，我們用橫軸代表它的硬件規格水平，豎軸則代表軟件實施水平，而每一條無差異曲線代表了某一個消費者願意支付的最高價格。接下來我們將闡釋具有不同產品特徵的手機如何享有相同的價值。【圖2】闡釋了不同特徵組合的手機所對應的消費價值。

圖2: 多特徵商品的無差異曲線圖

在【圖2】中，手機1號是蘋果的旗艦手機，手機2號是蘋果的迷你版本手機（iPhone SE）。兩者具備同樣的軟件系統，但旗艦版本iPhone的硬件規格明顯高於迷你版本。手機3號是使用Windows手機系統的諾基亞Lumia 1020 【註2】。相比手機2號，手機3號有較高規格的硬件裝備，但在軟件系統上處於劣勢，因為Windows手機系統缺少應用程式的支援。在本文簡化的模型中，我們假設手機2號與3號對於消費者而言有相同的產品價值，所以它們處於同一條無差異曲線上。手機4號則代表純功能性手機（feature phone），在軟硬件上都處於絕對劣勢。

另一個無差異曲線圖的特點就是不同種類消費者的無差異曲線常常具有不同的斜率。對於更注重軟件系統的消費者，提升軟件質素能更有效提升客戶的滿意度，因此這類消費者的無差異曲線一般會較扁平。而對於同時着重軟硬件質素的消費者，他們的無差異曲線應該更接近負45度對角線。【圖3】顯示了兩種消費者的無差異曲線圖作對比。

圖3: 不同偏好消費者的無差異曲線圖及其斜率對比

接下來我們將引入等成本曲線概念。等成本曲線刻畫了一間公司在提供各種產品/服務特徵組合所對應的成本。排除戰略因素的考慮，公司的商業決策在於既定成本下如何選擇產品特徵組合，從而達到目標顧客價值最大化。

圖4: 一個簡單的產品設計模型

以手機為例，如【圖4】所示，以1000的預算，手機製造商可以通過設計產品B為消費者提供2000元的消費價值。其他的產品特徵組合如產品A，同樣需要1000元的成本，卻只能為目標客戶提供1500元的消費價值。

接下來，我們將進一步使用無差異曲線圖來應付產品設計中的一項重要的挑戰：設計打手品牌。根據哈佛商業評論的定義，「打手品牌是指用於與低價對手進行競爭，從而保護公司高端產品線的子品牌」。然而，打手品牌的設計方案往往非常具有挑戰性，而且風險極大。首要風險是有可能導致與原品牌的自相殘殺。「打手品牌很容易造成對高端品牌原有客戶的反向吞噬。」另一個風險在於無法有效地打壓低端競爭者。【圖5】概括了設計打手品牌所面臨的挑戰︰

圖 5：打手品牌與潛在的自相殘殺

假設一間公司現有的高端品牌正面對一個低端產品線的競爭者。【圖5】中的橫軸代表了該行業的產品定位，產品質量從左至右依次提高。若現有公司成立打手品牌1，其質素不如競爭者，因此無法有效打擊。若成立打手品牌2，其質量比競爭者高，但同時對現有高端品牌產生威脅。

我們發現如果該產品線存在多種產品特徵，而高端顧客與低端顧客對於各種產品特徵的偏好不同，利用無差異曲線圖便可設計有效的打手品牌。我們以一個哈佛商學院的經典商業案例作實際闡釋。

德國著名的紡紗機品牌Saurer在中國是高端產品線的行業龍頭。在高端市場中，紡織機生產商對於紡織機的功能有各方面的要求，包括紡織機械的核心技術如機械性能、可靠性及生產效率等；另一方面生產商也會在意一些額外功能，如自動化或人體工學設計。然而，低端市場的生產商往往只在意提高產量的核心功能，因此低端客戶的無差異曲線會較高端客戶更加扁平。

Saurer在中國市場的成功，導致有不少國內紡織機生產商爭相效仿它的設計。這些國產競爭者通過在價格上的優勢，吸引了不少低端客戶，並在產品質量上持續提升，威脅到了Saurer的市場統治力。因此Saurer迫切地需要設計打手品牌來應對來自低端市場的激烈競爭。

圖 6: 兩種潛在打手品牌之比較

【圖6】的藍色無差異曲線代表了低端客戶的偏好，而黑色無差異曲線代表了高端客戶。倘若Saurer推出打手品牌1號，相比低端競爭者，將在低端市場全面佔優。然而，打手品牌1號也將在高端市場上比競爭對手的產品更受客戶青睞，因為其所在的黑色無差異曲線位於低端競爭者所在的黑色無差異曲線上方。如果原有的低端競爭產品已對Saurer Volkmann CompactTwister紡紗機構成了威脅，那麼打手品牌1號必然對於自身高端品牌構成更大威脅，造成自相殘殺的現象。

提供需求曲線理論基礎

Saurer應如何更有技巧地設計打手品牌呢？打手品牌2號顯然是一個既能擊敗國產競爭者，又能不威脅到自身高端品牌的選項。由於1號與2號均處於同一條藍色無差異曲線上，它們對於低端客戶的吸引力都比國產競爭者高，而兩者在打擊競爭者有同樣效果。但對於高端客戶而言，這兩款產品卻天差地別。2號在高端客戶看來甚至不如低端的競爭者，因為它所在的黑色無差異曲線的價值比競爭產品所在的黑色無差異曲線低。2號具備理想的打手品牌應有的所有特質，它能夠有效地在低端市場打擊競爭者，而不會在高端市場上對自家品牌Volkmann CompactTwister紡紗機造成威脅。具體而言，打手品牌2號在突出了核心技術的同時，削減了對低端客戶不必要的附加功能，從而成為一款更專注更有重心的產品。由於保持了出色的核心工藝，Saurer品牌也不用擔心推出低端產品會對自身品牌聲譽造成影響。有趣的是，Saurer甚至給這款打手產品命名為「Volkmann專注版」。

無差異曲線圖是經濟學領域中重要的理論工具。它提供了需求曲線的理論基礎，因此被廣泛用來分析價格與收入對於消費者需求的影響。然而該概念卻較少被應用於其他的商業領域。通過本文，筆者將此理論概念應用在一個實際的商業策略裏，並希望將來在產品設計領域能開發更多基於此概念的應用，包括如何在紅海市場裏設計創新的藍海產品。

【註1】：在典型無差異曲線圖裏，每一點代表兩件產品的組合。在這裏，每一點代表一件產品中兩項產品特徵的組合。

【註2】：諾基亞Lumia 1020由於更貼合手機3號的產品描述，因此被用作闡釋之用。然而該款手機相較於圖中的其他款式已較為過時，非同一時代的產品。

參考文獻：

Ritson, Mark (2009), “Should you launch a fighter brand?,”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87(10).

Ryans, Adrian (2005), “Saurer: The China Challenge (A),” IMD-5-0688. Lausanne, Switzerland: The Case Center, IMD.

Ryans, Adrian (2005), “Saurer: The China Challenge (B),” IMD-5-0689, Lausanne, Switzerland: The Case Center, IMD.

房育輝 港大經管學院教授（管理及商業策略、經濟學）

孟曉璇 港大經管學院講師（經濟學）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二年五月十八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打造香港成ESG都會 邁向零碳經濟

「環境、社會及管治」（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簡稱ESG）近年成為全球熱門話題。近日環球金融市場備受時局動盪影響，市民因受「息誘」，對綠色債券趨之若鶩，但對其背後意義及對經濟的影響，到底有多少認識？

本文就此探索香港成為綠色金融中心的3個範疇：（1）可持續融資可否創造股東價值？（2）香港要成為綠色金融中心的關鍵；（3）綠色金融怎樣成為香港年輕一代及經濟的新出路？

企業、社會、公民的三贏戰略

ESG準則意指在決策過程中將環境、社會和管治因素結合全方位的企業行動，一併考慮。以往很多公司都認為，ESG和綠色舉措純粹對社會和環境有益，並視之為資源消耗和業務開支，但事實上，ESG和綠色金融可以成為可持續投資。

ESG作為業務戰略，打贏人才爭奪戰、與客戶建立聯繫、創造社交媒體Sound bites、展現對公司所在地社區的關顧，和配合監管機構的合作態度，在均富和共富主張當道之際尤其重要。哈佛商學教授Theodore Levitt指出，不論任何企業，最終目的不外乎「尋求並挽留」客戶。要達此目標，企業必須能夠提供令客戶稱心滿意的產品或服務，務求導致消費者養成對有關產品和服務的依賴。ESG突出之處正正在於有助維持這種競爭優勢，其中除了涉及全力宣傳，向消費者灌輸產品或服務的優點之外，還涵蓋將消費者與企業彼此的價值觀和期望互相結合，並積極塑造企業在大眾心目中的正面形象。

香港作為亞洲第三大及全球第五大證券市場，近年舉債活動激增，隨之而來的一大趨勢就是綠色和可持續融資，主要以綠色債券作為公共機構和私人公司的融資工具，較為人所知的例子包括香港機場管理局為資助擴建第三條跑道發行綠債、港鐵為新鐵路項目發行綠債等。ESG評估亦已被香港交易所納入《上市規則》，ESG報告實踐則分為「遵守或解釋」和「推薦」兩部分。換言之，香港上市公司報告應合乎標準，並披露超出規定的內容。

ESG屬資產而非負累

在逆全球化時代，商業環境一直處於混亂狀態。目前，企業較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積極尋找新方向及目的，不斷進化以求生存或轉型。根據《哈佛商業評論》2015年一項名為The Business Case for Purpose的調查，美國企業高管一致認為公司存在目的之概念正在迅速改變，必須超越股東價值。受訪企業超過八成的高管認為，與員工具有共同目的，且不只是專注於利潤的組織，在轉型工作中會更加成功，亦擁有更多敬業的員工和更忠誠的客戶，並且更能創新及轉型變革。但是，只有少於一半的受訪公司正在積極尋找相關目的。

不少新一代寧願犧牲一些工資，也希望能找到一份有意義的工作，賺錢之餘也能為社會作點貢獻，所以願意承擔社會責任的公司，可減少員工流失，幫助解決年輕人就業問題。研究亦發現，相對於缺乏ESG的同類公司，具ESG的公司股票價值較高，現金流及風險評級亦較理想。雖然「先有雞還是先有蛋」難以實證判斷，但ESG準則似乎適合用作公司管理表現的指標，且能為股東創造價值。

此外，由於專門追蹤ESG表現的公司的ESG導向型基金和總資產管理規模（Assets under management；簡稱AUM）予以支持，令ESG友好型股票供不應求，價格飆升。根據美銀美林2019年一份報告中表示，近5年來，與ESG相關的AUM在各種資產管理策略中增速最高，複合年增長率（CAGR）超過70%。安聯投資研究顯示，截至2020年，ESG AUM已超過35萬億元（美元．下同），亦即全球每100元的AUM，便有30元與ESG相關。

以港鐵公司為例（利申：筆者均與港鐵無任何合作關係），其2021年年報按港交所《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指南》的披露要求出版可持續發展報告。不僅如此，港鐵公司還通過參考全球報告倡議標準（GRI Standards）及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定下「三個主要目標」，即「社會共融」、「發展及機遇」以及「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以協調有關ESG工作。

2021年4月，港鐵發表可持續發展報告，從中可見該公司在幾方面有所改善。例如，相比2020年，港鐵在港業務耗水量減少5%，殘疾僱員佔比從3.4%增至3.7%。儘管這些ESG安排並非處於創收前沿，但因能減少來自不同利益相關者的潛在負面後果，而足以改善長期財務的可持續表現。

再者，公司還利用綠色金融產品為股東增值。截至2020年年底，港鐵一共發行了15項綠色債券，將ESG納入公司的融資及決策過程。對於大部分融資主體而言，發行綠色債券要比發行普通債券利率為低，有助減低融資成本。同時，由於綠色融資要求公司對項目投資有一定的ESG友好措施，綠色金融除了對股東，也能為整體社會創造價值，如港鐵興建南港島線（東段）採用環保設計，整條鐵路每年可減少約2.1萬公噸二氧化碳排放量，為零碳經濟作出貢獻。

又如渣打銀行推出可持續發展儲蓄戶口，承諾儲蓄用於環保及可持續發展項目，包括綠色金融和可持續發展基建。該儲蓄年利率比一般的年利率為高，通過計劃投資者能追求投資回報之餘同時為環保和社會帶來益處；渣打可以捉緊綠色金融的商機和提升企業形象，有助吸納Z世代及千禧後新客戶；同時投資回報更高的可再生能源和氣候變化新項目，為社會帶來環境效益，是為三贏計劃。

助推轉型成綠色金融中心

香港作為發展綠色債券市場的先驅之一，是亞洲首個簽署綠色債券承諾的地區，體現出特區政府對環境的承擔。

對於政策制定者，加強ESG相關披露已經是全球銀行和金融投資的大趨勢，監管者應鼓勵更多上市和非上市公司將ESG披露作為經營策略，對接全球市場，吸引更多外資。此外，香港更需思考作為國家超級聯繫人，如何為內地企業綠色金融「走出去」上市籌資引入資金。

香港成為可持續融資及經濟中心，綠色金融作為新興產業，在亞洲有大量機遇，有助創造擁有向上流動力的良好就業，協助香港經濟轉型。

未來會有更多公司希望進入綠金賽道，由綠色金融、投資、ESG報告和審計，社區關係和企業社會責任供應鏈等等，需要大量ESG專才。根據國際可再生能源機構2020年最新報告，可再生能源產業在全球創造了1150萬個就業機會。這份報告還預測，到2050年，工作崗位將增加到4200萬個。匯豐「2021永續融資及投資調查」發現，40%亞洲機構投資者因缺乏專業知識或符合資格人才而難以對ESG投資，只有39%投資者制定有ESG投資或企業政策，落後於歐洲的91%及美國的72%。新一代如果能把握產業的初期冒起階段，相信晉升機會不少。

要把香港建設為綠色金融中心，筆者建議落實下列措施：

（1） 引入更多開放式基金型公司，吸引不同類型私募基金在香港成立和營運。

（2） 特區政府作為主要市場監管者，應提倡降低各種互惠基金和交易所買賣基金的管理費。香港很多綠色基金和交易所買賣基金的收費都在1%以上，反觀歐美等成熟的綠色金融市場收費則通常低於1%，相對之下未免缺乏吸引力。

（3） 構建碳市場官方平台，利用本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提供專業的ESG以及「遵守或解釋」標準和審計，並為國際投資者與內地企業穿針引線。

（4） 加速教育和培養ESG與綠色金融人才，皆因現時雖不乏有意開發ESG相關機會的公司，但是符合有關官方標準和市場的人才卻嫌不足。

香港若能夠順應ESG和綠色金融之勢，為我們的下一代創造更多具有高流動性的新工作，鞏固其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自能穩步邁向可持續發展的綠色經濟。

鄧希煒教授
亞洲環球研究所總監、港大經管學院經濟學教授

林康聖
港大經管學院導師、香港經濟及商業策略研究所附屬研究員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二年五月十一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時勢造就 情騙橫流

交友應用程式的流行和針對新冠疫情而實施的社交距離措施為人際關係帶來重大變化。近年欺詐案在香港特區層出不窮，升勢不止。筆者相信這與疫情期間流行網上聊天交友不無關係。

詐騙如棋局局新

根據香港警方的資料，詐騙案在這兩年間大幅飆升；在2021年共計19249宗，較2020年增加3696宗，升幅幾近25%。

從【表】可見，電話騙案、網上情緣騙案和投資騙案升幅較為顯著。在2021年上半年發生的822宗網絡情緣騙案共涉及款額2.9億港元，受害者85%為女性。在2021年，全年共錄得1659宗網絡情緣騙案，比2020年增加83%，涉及款額約6億港元之多。

資料來源：香港警務處反詐騙協調中心

情騙趨勢全球化

根據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的資料，近5年來在美國發生的網上情緣騙案涉及的金額高達13億美元，為各類詐騙案之最。在2021年，損失金額更創5.47億美元新高，較2020年激增近八成【圖1】。網上情緣騙案的平均損失金額亦逐年遞增，在2020及2021年分別為9300及9768美元。

資料來源：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

委員會的報告亦指出，愛情騙案對長者造成的損失最大。在2019年，60至79歲的年齡組別的損失超過8000萬美元，年齡80歲以上的受害者的損失金額為330萬美元。在2020年，趨勢持續，70歲以上的年齡組別最高的個人損失金額中位數，達9475美元。

在新加坡方面，2021年共報告了1099宗網上情緣騙案，遞增走勢持續【圖2】；損失金額從2011年的230萬美元上升至2020年的3310萬美元，平均損失金額則由2015年的31168美元增至2020年的40218美元。

澳洲競爭與消費者委員會的Scam watch數據顯示，在2021年共接獲的3424宗情緣騙案中，47.8%受害者為女性，50.1%為男性。損失金額達5618萬澳元，女性損失共約3202萬澳元（約佔總額57%），高於男性約2412萬澳元之數。從【圖3】可見，45至64歲組別最受影響，所涉騙案共1111宗；55歲以上人士損失最大，平均超過25萬澳元。

資料來源：澳洲競爭與消費者委員會

疫下社交新常態

至於英國，根據英國行業機構UK Finance的統計資料，在2020年1至11月期間，愛情騙案較去年同期增加了20%，受害者的平均損失為7850英鎊。由於社交距離限制，愈來愈多人在2020年轉戰網上約會，網戀騙案也隨之增加。英國的Online Dating Association估計，在英國第一次封城期間，超過230萬市民曾使用約會應用程式，64%的受訪者視之為單身者的救生圈。

網上約會日益普及，亦讓犯罪分子有機可乘。英國反詐騙行動機構（Action Fraud）在2019年的報告指出，愛情騙案受害者的平均年齡為50歲，63%的受害者是女性，而她們的平均損失金額是男性受害者的兩倍。

根據英國國家統計局（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的數據，在2020年4至6月期間，超過40%的英國人因為疫情而在家工作，而總工作時間比前3年減少約20%。期間許多實體零售店的顧客流量減少，但網上銷售額在2020年2至4月期間卻增長了46.8%。

互聯網的普及改變了人的工作和休閒活動模式，亦助長了網絡罪案，而這股歪風在新冠疫情肆虐下尤甚。針對互聯網使用量的升勢與網上騙案增多之間的關係，英國學者Kemp等（2021）利用反詐騙行動機構的數據進行分析，發現在2020年3至5月期間，網絡犯罪和欺詐案急劇上升。

從經濟學角度分析網上騙案

騙徒以浪漫手法「釣愚」（phishing），和受害者發展網戀後，便會以投資計劃、資金周轉或解決財務困難等藉口誘使對方轉賬至其離岸銀行戶口。至於具體的騙術類型，從經濟學角度可理解為：

1.龐氏騙局

紀錄片《Tinder詐騙王》中主角Simon Leviev冒充以色列鑽石大王的兒子，在交友軟件Tinder上先鎖定目標，然後和受害者到五星級酒店約會，以私人飛機款待來製造富豪假象；又裝作被敵人追蹤，要求受害者向財務公司或信用卡公司借貸助其解困。如此手法跟龐氏騙局如出一轍，利用首名受害者的金錢以供其炫富之用，繼而騙取其他受害者。據估計，自2017年以來，Leviev已成功詐騙了超過1000萬美元。

類似行騙手法亦曾在本港出現，受害者為一名年長女士，她誤墮「假冒官員」電話騙局，從2020年8月至2021年1月，分多次將2.5億港元存入騙徒提供的銀行戶口。警方在本案拘捕的一名涉案78歲男子，他本身也是電騙受害者，被騙徒以2萬港元利誘，布下一個又一個的龐氏騙局。

2.資訊不對稱

在《釣愚：操縱與欺騙的經濟學》（Phishing for Phools: The Economics of Manipulation and Deception）合著書中，兩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卡洛夫（George A. Akerlof）和席勒（Robert J. Shiller）指出詐騙源於資訊不對稱，具有資訊優勢的一方（騙徒）往往能從中漁利；資訊較貧乏的一方（受害者）則不免吃虧。

網戀騙案中，受害者一般從社交平台獲得騙徒的資料，難以準確辨別真偽；在這樣的監護關係（wardship relationship）中，受害者很容易處於被監視的位置，不斷被騙徒灌輸不對稱資訊而受騙。

3.非理性行為

書中亦觸及受害者的非理性行為，亦即騙徒利用人性的弱點，誘使受害者墮入情網，使其無法自拔。

把自己畢生的積蓄拱手送給一個從網上認識的陌生人，屬非理性行為。英國萊斯特大學的心理學家Monica Witty在《互聯網上的真相、謊言和信任》（Truth, Lies and Trust on the Internet）一書中對網戀進行探討。她認為由於雙方之間的認識不深，加上互聯網有利個人盡情表達自我，容易發展出高度親密的超人際關係，但同時亦容易營造出不真實的理想形象，產生心理學中的「確認偏見」（confirmation bias）。受害者往往因而疏於防範，輕信騙徒；這種自動墮入圈套的非理性行為，也就是騙徒容易得手的關鍵。

總括而言，網戀騙徒往往透過虛假訊息「釣愚」，利用受害者的心理弱點進行詐騙，為受害人帶來經濟損失，造成感情傷害。要提防受騙，除了確保個人資料安全，更重要的是明辨慎思，以便識破包裝完美的假象。

經濟學巨擎凱恩斯就曾說過：「無論是對是錯，經濟學家與政治哲學家的觀念，都總比常人所理解的更有份量。」經濟學家觀察到資訊落差所產生的市場失靈，每每使人在自由市場經濟決策過程中，作出錯誤決定。所以，多參考經濟學者之言，並學習其思維，相信對於防止受騙大有幫助。

參考文獻：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Protecting Older Consumers 2019–2020”, 18 October 2020.

Kemp, S., Buil-Gil, D., Moneva, A., Miró-Llinares, F., & Díaz-Castaño, N. (2021), “Empty Streets, Busy Internet: A Time-Series Analysis of Cybercrime and Fraud Trends During COVID-19”,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riminal Justice, 73 (4), 480–501.

謝國生 港大經管學院金融學首席講師、新界鄉議局當然執行委員

章穎芝 香港大學附屬學院講師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二年四月二十七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香港需要堅韌甚於剛強

近日筆者與親友以及同事、學生交流，始終離不開兩個問題。一是新冠疫情過後，香港會恢復到疫前那樣嗎？二是這段期間離開香港的人，有多少會回來呢？一波波疫情下來，不少人對未來悲觀了許多，不敢預期明天會更好，但求至少可以回到從前；這種心態大概不是香港人獨有。

韌性比剛強更稀缺

所謂時代的一粒灰，落到個人頭上便是一座山。任何社會經受重大波折，生活其中的個人都不免心生惶恐。本地經濟能否迅速恢復到以前的穩健，甚或更上層樓，取決於整體社會的堅韌程度。

一個社會是否堅韌，靠的不是個人的忍耐力和企業的適應力，而是整個社會的協調運作，特區政府的施政對此至關重要。

在經濟學中，韌性（resilience）指的是一個社會在遭受挫折之後，能否快速恢復經濟民生的能力。與此相比，剛強（robustness）指的是在外力衝擊下仍足以保持穩健的能力。

當前國家競逐富強，個人追求財富，經濟強勁增長自然成為社會的首要目標。哪個經濟體能夠咬定青山不放鬆，無論經受多少經濟周期的跌宕起伏，都能堅定不移地追求本地生產總值高增長，便為世之楷模。然而，當新冠疫情之類的巨大天災人禍陡然而至，再穩健的經濟體也給打個七零八落。

建設韌性社會難度極高

危機之下，社會的短板顯露無遺：關鍵民生物資短缺、醫療資源擠兌、中小企業倒閉、低收入者生活艱辛、老弱者缺乏照顧。一個有韌性的社會，在這些問題出現未幾就能加以解決，讓社會迅速回復正常。這種能力比起扛住一時外力衝擊的剛強更加難得。

既然韌性社會如此難能可貴，為什麼不見政府在這方面多加倡導多加建設呢？因為建設韌性並非無本生意，社會需要付出代價。舉個簡單的例子，疫情乍起，禁足令下，市民需要囤積生活必需品。超市商舖要應付突然倍增的需求，就必須儲蓄富餘的庫存，甚至不惜過度囤貨。複雜一點的例子是疫情衝擊下的供應鏈斷裂。許多企業原本所採取精準調配的及時管理（just in time）模式，卻不得不讓位予東拆西借的應急管理（just in case）模式；後者的成本要比前者高得多。

面對百年一遇的公共衞生危機，各種社會問題一觸即發，要照顧好各個範疇，有賴強大的公共財政。香港歷經幾波疫情的洗禮，還能保持經濟穩定，社會秩序井然，民眾安居樂業，跟其根基厚實、特區政府儲備充足不無關係。美國疫情後期經濟強勁復甦，一定程度上得益於美國政府的「直升機撒錢」（helicopter money）政策，維持了需求的韌性，但其中造成的資源浪費卻也無可奈何。

建設韌性社會的另一棘手之處，在於面對市場失靈，政府將如何干預？當社會面臨系統性衝擊，一是不確定性大升，前景莫測，市場難以定價，風險無法分散。二是對醫療、物流之類的需求劇增，但公共產品的供給卻因為價格管制和按需分配的規限而彈性極低，稍微失調便面臨擠兌的風險。三是人人自危之下，稍有風吹草動，少數人的行為便會引發大眾的連鎖反應，出現嚴重的負面界外效應（negative externality）。這種情況下，市場失靈無可避免，政府不得不積極干預。

維護社會韌性的政策

政府在危機時刻干預經濟，維護社會韌性責無旁貸，但也面臨三大挑戰。一是在現代公民社會，政府不能硬靠強權，而應透過游說的方式來引導公眾行為。如果政府缺乏公信力，就算三令五申要民眾少聚集，不囤貨，勤戴口罩，接種疫苗，也只會言者諄諄，聽者藐藐，政令難以奏效。綜觀北美洲、歐洲乃至亞洲，疫情控制較好、民怨較少的地區，多半政府公信力都較強。筆者以為，特區政府歷來強調執行力，現在應當重點增強公信力。

政府干預的另一問題是政策剛性。得以高效執行的政策往往具備清晰的目標，但是一旦指標化，政策就容易趨於剛性。比如說，抗疫「清零」政策確實有利於全面動員社會資源，並且協調各種措施從而有效管控疫災。然而，當「清零」政策與科學防疫相悖，卻又被定為能上不能下的硬指標，各種經濟民生問題便接踵而來。更糟糕的是，政策剛性往往壓抑市場發揮作用，弱化經濟彈性，問題一旦出現便難以糾正。

韌性促進長期增長

政府干預的一大弊端來自政府行為政治化。在英美式的民主國家，政治化往往體現在政府為了討好選民，而制定短期有利但長期有害的政策。依筆者之見，目前美國出現揮之不去的通脹，跟民主黨把政策作為取悅選民的工具不無關係。在以威權體制為主要管治方式的國家，政治化則體現於地方政府對自上而下的指令盲目服從，甚至想方設法去迎合教條主義的政治口號。這樣一來，政治掛帥，不僅導致政策目標單一化，政策執行顧此失彼，而且社會形成政治高壓，抑制自由度和創造力，社會韌性也就無從談起。

必須強調的是，筆者並不認為堅韌與剛強對立相斥，而是認為當兩者出現衝突的時候，退一步保持堅韌比只顧勇往直前更重要。事實上，一個堅韌社會對經濟的長期增長更為有利。這是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學者Markus Brunnermeier在最近發表的一本著作The Resilient Society中提出的一個主要觀點。他指出經濟增長的泉源來自科技創新，而創新必有風險，一個有韌性的社會能助企業家或創新者渡過難關，以免他們一蹶不振。這樣，韌性社會形成的保護機制，便成為創新型經濟活動中不可或缺的一環。

細想一下，這個觀點對香港發展高科技不無啟發。金融行業雖然規模龐大，市場活躍，但存在兩大不可忽視的弱點。其一，香港金融市場同時受到國際金融市場和內地經濟環境的制約，發展被動，韌性不足。其二，本地風險投資缺乏活力，金融業對特區經濟的作用守成有餘，但推動創新力度則嫌不足。因此，香港經濟能否向高科技轉型，很大程度取決於金融業能否增強經濟韌性。

人才是增強社會韌性的根本

建設一個韌性社會需要諸多條件，包括產業協調發展、社會環境寬鬆、政府增強公信力、市民提高公共意識；這一切都離不開人才。大量經濟學研究證明，人力資本富裕的地方，不僅經濟增長率較高，而且在經濟周期的波動中，也能較快地走出蕭條困境。最明顯的例子莫過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日本，其主要城市雖在戰時遭受摧毀，全國上下仍能靠着雄厚的人力資本，從滿目瘡痍中快速實現復興。

聚焦本港，在人才方面正面臨兩大問題。一是近兩年出現人才流失的跡象；二是本地人才青黃不接，年輕一代缺乏新時代所需的知識結構。兩者都是迫於眉睫的問題。然而，從近日報章評論看來，特區政府似對人才問題重視不足，筆者將在本欄另文加以剖析。

吳延暉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副教授（經濟學、管理及商業策略）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二年四月二十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減碳政策下的中國電力發展

專家普遍認為，現時的氣候危機在很大程度上是工業革命的後遺症。工業生產會排放大量溫室氣體暖化地球，如果我們未能將升溫幅度控制在不高於工業革命以前1.5至2攝氏度之內，地球很可能在2100年就不宜人類居住。為此，我們必須在2050年以前將全球碳排放降回至2005年的水平。

造成溫室效應的氣體稱為「溫室氣體」，主要是燃燒化石燃料時所產生的二氧化碳，因此減低碳排放是為地球降溫的主要手段。

2015年的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COP21）達成《巴黎協定》，近200個與會國家同意在2050年前達到碳中和的目標。協定中的最重要一環是簽署國家承諾就淨零目標推動國內立法，從而確保全人類在達成這共同目標上的步伐一致。

中國的碳達峰及碳中和政策

在2020年9月22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聯合國大會中向全世界宣布：「中國將提高國家自主貢獻力量，採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爭於2030年前達到峰值，努力爭取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在去年10月26日，國務院發表《2030年前碳達峰行動方案》，聚焦2030年前碳達峰目標，對推進有關工作列出具體行動。

2030年達到碳達峰，意指每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會逐年增加至2030年，此後排放量會逐年減少。人類除了懂得排放二氧化碳，也懂得回收二氧化碳（譬如植樹）；中國要在2060年達到碳中和，即屆時年度二氧化碳排放量和年度二氧化碳的回收量需要剛好互相抵消。

碳達峰的前景光明抑或黯淡，可說是見仁見智。從今年到2030年底的9年間，要是碳排放以每年2%的速度增長，中國的年度排放量將會較2011年增加19.5%。

由於中國從2020年開始已經成為全世界二氧化碳排放量佔比最高的國家（在2020年就處於30%水平；見【圖1】），在這個基礎上繼續增加排放並非微不足道的事情。

根據國務院這份文件，中國力爭在2060年把全國能源生產中的80%轉為非化學生產能源。到2030年，風力發電和太陽能發電的總產能目標為1200 GW。

筆者認為這些目標並非空中樓閣。根據國家電力局今年初的預測，到年底為止，中國的電力產能會有超過一半為非化石電力。年底全部電力產能估計為2600 GW，非化石電力產能更會達到1300GW（【註】）！近數十年來中國電力生產各個來源的變化可見【圖2】。

非化石能源供應的不確定性

不過，在新能源發電中，由於核能發電（嚴格來說不算新能源）有其危險性，故不能胡亂擴充；水力發電有賴天然的地理條件而難以人為增長；風力發電和光伏發電固然可作考慮，但兩者都相對不穩定：風力發電產能不穩且丈賴天氣因素。相反，燃煤發電並沒有這些問題，而且供應穩定，其作為輔助燃料的地位難以完全被取代。

中國在去年第四季出現慳電風潮。此前國內實行「市場煤、計劃電」，就是煤價市場化，價格隨市場供求而變，但電力價格則由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發改委）等官方機構監控。由於全球經濟漸從新冠疫情中復甦，對中國產品需求大增，導致國際煤價急升，中國的煤價亦然。

發電廠由於發電售價受到規管，不能轉嫁成本予用戶，甚至出現虧損。舉例說，全國最大的煤電廠華能國際不僅錄得全年虧損，以每股虧損計算，就超過其過去5年的每股盈利的總和！

煤價在去年下半年急升，發電廠為了避免虧損，寧願「躺平」，所以才會出現家居限電的情況。及後發改委採取了3項措施來應對電廠的龐大虧損：第一，允許基準電價上下浮動20%，高耗能則不設上限；第二，加速批准新煤礦場投產；第三，盡力壓抑煤價，並且規定電廠和煤礦商多採用長期協議來穩定煤價。

如何能保證煤電廠不會嚴重虧損，是確保中國能源供應的重要議題。筆者對發改委上述3項措施有以下意見。

放開電價以保電力供應

筆者認為准許電價浮動是正確的一步，但目前的做法並不徹底。首先電價仍設有上限，即煤電廠仍有可能出現虧損，這會導致兩個問題：第一，電廠可能拉閘限電，影響民生甚至經濟活動；第二，電力價格若能充分反映成本價格，就能提供誘因令消費者減少電力消費（如改用低耗能的電器）。低效能的工廠停產，汰弱留強。現在電力價格設有上限，這種資源調配的功能就失掉了。

目前電價調整並沒有明確的方程式，宜增加其透明度。電力價格應該由兩部分組成，一部分是基本價格，另一部分是燃料調整費。前者可在每年定期估算未來全年原料價格，從而訂定合理價格。後者則根據每月燃料價格的變化，作出機械式的調整；這方面可以參考香港的做法。

無上限增加電費這個可能性，當然不會受市民歡迎。政府可以為生活困難的人士提供支援，更好的做法是安排定額補貼，抵消電價上升的影響。市民可把這些補貼購買電力或進行其他消費。以現金補貼代替專項補貼是更有效率的方法，這是經濟學入門課的內容。

對於政府壓抑煤電價格和簽訂長期協議，筆者認為此舉對壓抑煤炭價格的長遠效用有限，只是權宜之計。

首先，長期協議的價格不能長期偏離現貨價格，現貨價格上升，長期協議的價格也會隨之調整。長期協議的真正作用是提高煤炭供應和價格的透明度，以及減少電力成本的波動性。

若以為去年煤炭價格上升是生產商操控的結果，政府以主動壓抑價格的方式作出干預就可算合理，但筆者並不認為如此，也沒有看到坊間有任何類似的懷疑。既然煤價上升是供求關係的結果，故增加煤炭產量才是正確方向（放開電價也是降低對煤炭的需求，緩解煤價的壓力，不過筆者估計這個作用不會很明顯）。

去年煤價大幅上升，現在仍然在高位，但大幅上升是不是就相等於價格高昂？就等於不合理？如是者，是否就應該干預？筆者並不確定。煤有兩個主要用途：發電（動力煤）和作為冶鋼等工業用途（焦煤）。煤價上升，可淘汰低效率的焦煤用家（如鋼廠、鋁廠）。

由於世界各地經濟在去年逐漸復甦，經濟活動增加，加上補充庫存之需，大大增加了對煤的需求。假以時日，煤價最終會穩定下來，甚至可能大幅度下降，這一切由市場決定。

總括而言，為了應對全球暖化，內地政府已經訂立了2030年達到碳達峰和2060年達到碳中和的目標，以非化石能源來代替化石能源是其中一項重要措施。根據年初的估計，今年底國內的電力產能將有一半為非化石能源（風電、太陽能、核能），但是投資非化石能源需時需錢，而且這些能源供應有其本質上的不確定性，因此在一段很長的時間，煤電依然會是中國電力供應的重要組成部分。保證煤電供應穩定就成為中國能源政策的重中之重。中國在能源發展方面，要貪新不忘舊。在應對全球暖化之餘，北京政府還須着眼於發展新能源車輛。礙於篇幅所限，有機會另文再談。

【註】：路透，2022年1月28日（https://www.reuters.com/world/china/non-fossil-fuels-forecast-be-50-chinas-power-capacity-2022-2022-01-28/）

趙耀華 港大經管學院經濟學副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二年四月十三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