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法拉布與江湖破局

近年美國民意兩極化，許多社會重大問題如槍械管制、墮胎等難以化解。民眾的分歧，本該以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在國會通過立法來解決，但這一原則常常無法奏效。少數派的拿手絕活是「拉布」，亦即通過長時間發言、討論，阻止對某項法案投票以至法案的通過。從古羅馬到當今各國議會，包括香港特區立法會的不同黨派，都使用過這種手段。美國國會參眾兩院則只有參議院可以拉布，這自然成為法案通過的重要關卡。

如果拉布受大多數議員反對，其實也可強制終止，叫做「剪布」。美國參議院有100名議員，根據《議事規則》，剪布的門檻是全數議員的60%（60人）。若要修改《參議院規則》，過程同樣可以拉布，而這個剪布的門檻須達三分之二，即須至少67名議員支持。

拉布降低立法的效率，世界各國的政策法律因而常常跟不上瞬息萬變的社會發展，甚至成為社會進步的絆腳石。面對如此政治頑疾，到底有何對策？65年前美國政治的一樁舊案，可以給人一些啟發。

種族隔離與民權

美國南北戰爭之後，黑奴解放，但是種族歧視在南方仍然非常嚴重。雖然最高法院下令學校不得實行種族隔離，但受到南方各州政府和白人民眾的強烈抵抗。最有名的例子就是阿肯色州州長禁止小石城的9名黑人高中生上學，總統艾森豪威爾不得不派遣第101空降師士兵予以護送。雖然當時全國支持種族隔離的人屬少數，但因實行聯邦制，強調尊重各州的自主權，聯邦政府無法逼迫南方就範。多年前南北之間之所以兵戎相向，也是因為彼此的矛盾無法通過辯論或憲法和平解決。

艾森豪威爾意識到，必須釜底抽薪，給予黑人選舉權。在1870年通過的憲法第15條修正案，保證所有公民的投票權不受種族限制，但是南方州份利用種種辦法，阻撓黑人投票。除了暴力騷擾、職場刁難，州政府還為選民登記設置了很高的識字門檻和刁難性的考試，又以徵收人頭稅為先決條件。人頭稅與入息稅不同，不論收入高低都必須繳交，對絕大部分本已低收入的黑人來說，無疑百上加斤。所以到了1957年，雖然黑人在南方不少選區佔人口多數，但在整個南方的選民登記率只有20%。有鑑於此，總統於1957年向國會提交法案，希望從聯邦層面確保少數族裔的選舉權。在國會辯論時，這個法案受到南方集團強烈抵制。在參議院100個席位中，雖然南方11個州只有22名參議員，但其影響力卻遠高於這一比例，幾乎所有重要委員會的主席都是南方人，並且以拉布為終極武器。南方集團以區區22人之力，在南北戰爭結束後近一個世紀，成功阻擋歷史進程。

詹森的高招

始料不及的是，解開這一死結的偏偏是個南方人──得克薩斯州參議員詹森（Lyndon B. Johnson）。身為參議院多數黨（民主黨）領袖，詹森有意問鼎總統寶座，如果《民權法案》在參議院遭遇拉布，不管結果如何，他在黨內和民間的威信都會大受打擊，而難望當選總統。詹森的天才，就在於找到折衷方案，通過兩個關鍵的修正案，將法案初稿所賦予的聯邦權力削減殆盡，從而成功說服南方集團不進行拉布，法案最終成功通過。

這個1957年的《民權法案》，當時許多人很不滿意，但現在看來，它有極其重要的意義。作為美國自1875年以來通過的首個《民權法案》，縱使幾乎毫無約束力，卻打破了近百年的僵局，歷史的大潮開始衝擊國會裏的保守勢力。由於詹森在南方集團的重大影響力，被甘迺迪挑選為總統競選的搭檔，1960年成為副總統。1963年甘迺迪遇刺後，詹森順理成章成為總統，任內推動通過1964、1965、1968年一系列民權法案，在美國史上深具里程碑的意義。

政治就是妥協，這句話老生常談，實行起來卻談何容易！中美博弈、香港反修例事件、英國脫歐、美國政治日趨兩極化、俄烏之戰，我們所看到的，到處都是不肯妥協而且兩敗俱傷。詹森是美國政治史上難得一見的奇才，能夠把各方的底線看得通透，在不可能中找到可能，在雙方絕不讓步的立場中找到哪怕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共同點，把看似無關的第三方、第四方拉進來，將利益交換的規模和精妙之處都發揮到極致。

詹森並不是道德君子、意識形態鬥士，常被人比作狄更斯小說裏的反面人物烏利亞．希普。為了取得所需票數，詹森對參議員同儕威逼、利誘、欺騙、諂媚、敲詐，無所不用其極。但他是美國歷史上最有效率的立法者，在白宮短短5年，除了民權，還推動醫療保障、高等教育、改善貧困、社會福利等「偉大社會」（Great Society）的政策，如果不是因為越戰而黯然離開政壇，相信可享更崇高的歷史地位。

德政抑或權謀？

自南北戰爭結束後近百年期間，參議院一直不缺乏旗幟鮮明的自由派和雄辯的人權鬥士，包括後來成為詹森的副總統的韓福瑞（Hubert Humphrey）。但這些人完全無法對付南方集團的拉布，在議會鬥爭中一事無成。看來，推動政治的既不是道德感召、理論雄辯，也不是民意或歷史潮流，而是上不得枱面的妥協、利益交換，而這卻恰恰是政治的最高境界。

美國的政治生態漸走極端，從上一次拜登對特朗普的大選可見一斑。一般選民支持某個候選人，並不是因為贊同其競選政綱，而是因為痛恨另一個候選人。行政領導（例如總統）需要團結大多數人，而黨派政治則常常訴諸分化：如果獲得選民51%的支持，又何懼剩下的49%恨我入骨？反對者愈恨我，我的骨幹就愈支持我。

美國的政治體制早在1950、1960年代，已經漸顯僵化，許多政府政策即使從社會整體利益出發，卻往往受阻於參議院，這是少數人阻撓多數人的典型例子。詹森是參議院立法博弈的頂級高手，陰差陽錯之下成為總統（如果甘迺迪不是遇刺身亡，詹森單憑一己之力當選總統的成功率不高），反倒能摸準國會的練門，推動一系列法案和政策，成就一番社會改革的偉大事業。其他總統如杜魯門、甘迺迪，雖然也做過參議員，卻沒詹森在參議院縱橫捭闔的本事，常常受挫於開國元勳所故意設計的三權之間的互相制約。

更重要的問題是，民主的本質到底是不是少數服從多數？美國的開國元勳們在設計憲法時，為什麼設置了很多體制以保障少數？南方各州以多數白人壓迫少數黑人，以全美國而論，又是以北方多數壓迫南方少數，為什麼前者不合理但後者就合理？

史上最長時間的拉布

上文提及1957年《民權法案》，還有一段有趣的小插曲。雖然南方集團同意不拉布，但南卡羅萊納州參議員瑟蒙德（Strom Thurmond），偏要自行其是，滔滔不絕發言24小時零18分鐘，成為史上最長的單人拉布，這一紀錄到現在還未被打破。

按當時規則，如果發言者坐下或是離開會議室，他的發言就算結束。瑟蒙德在整個過程中曾簡單地吃喝，但沒去洗手間，據說是預先通過蒸汽浴讓身體脫水，並穿戴上尿袋，以作應急之用。有人說瑟蒙德的24小時拉布「稱得上是泌尿學上的奇蹟」。

這次拉布受到南方集團的批評，而且也未能阻止法案通過，但瑟蒙德本人卻因此在自己家鄉南卡羅萊納州大受歡迎，成功連任參議員達48年之久，直到2003年才以百歲高齡從參議院退休，成為美國歷史上年齡最大的參議員。

周文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管理及商業策略副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二十一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確保糧食安全 農業科技絕不可少

自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及俄烏戰爭爆發以來，各國在維持供應鏈穩定和糧食安全問題方面一直面對史無前例的挑戰。2050年，預計全球將需要養活接近100億的人口，加上糧食供應會受到一些不可預測的短期衝擊，以至長期氣候變化加劇對土地水源的影響，環球農業將面臨巨大的考驗，對豐富和廉價食品的供應造成嚴重壓力。香港90%以上的食品供應是從國外進口，所以700多萬人口的糧食安全，長遠來看亦會備受衝擊。

本文將探討本港未來再工業化中不可或缺的科技──農業科技。農業科技（Agtech）是結合農業與技術，利用科技創造新的耕作方式，如室內農業和魚菜共生的可持續生產模式。透過最新的資訊科技，包括物聯網、感測器、機器人技術、人工智能和數據分析等解決方案，提升農產品質素及生產效率，從而紓緩勞動力短缺、水和土地管理以及害蟲等問題。

農業「金庫」成必爭之地

為確保糧食安全，各國政府要克服的問題不勝枚舉，並與不同的政府部門息息相關──範圍涉及提高農民收入，從而改善糧食供應的經濟政策，以至善用糧食，從而提升市民營養的公共衞生政策。但歸根究柢，如果農業生產的增幅無法追上全球需求的預期增長，糧食和農業原材料價格將會飆升，弱勢社群將首當其衝受到影響。而自俄烏戰爭爆發以來，在貧窮國家已陸續出現糧食短缺及饑荒問題。

有見及此，投資者已為這巨大的挑戰作好長遠準備，投資一些將有助解決全球食物危機的初創公司。其中香港的維港投資重點關注農業及合成生物科技，例如推出「無奶雪糕」的人造奶生產商PerfectDay及「素肉」製造商ImpossibleFoods。根據Plant Based Foods Association的數據，儘管今年經濟不穩，然而美國植物性食品和飲料零售銷售額的增長速度是普通食品的3倍，銷售額在過去3年增加達54%，2021年更達至新高的74億美元。

放諸四海，我們也可看到許多企業愈來愈注重關於未來食物的投資。在英國，M&S馬莎百貨與Infarm合作，在7家商店試驗種植新鮮草藥系列。雜貨物流技術公司Ocado已投資1700萬英鎊創建自家的垂直農場，並在其配送中心旁邊種植草藥和蔬菜。這些企業均渴望能更接近消費者，影響他們的消費行為，從而減少其碳足跡。

總部位於新加坡的農業科技公司Sustenir，在實驗室應用垂直農業種植非本土農作物（如草莓和芝麻菜），減少對進口食品的依賴及在運輸過程中所產生的碳排放。Sustenir利用人工智能、大數據，以及LED照明系統，在實驗室內種植，除了可以應付當地的需求，亦有助減少食物浪費。最近這家初創公司已擴展至香港，在屯門工廠生產兩種羽衣甘藍。

按香港特區政府2017年的統計，全港共有4400公頃農地，當中有3700公頃為荒廢農地，因此，政府急需善用這些土地，以解決香港經濟刻不容緩的發展問題。香港寸金尺土，所以應善用荒廢的農地以獲取更好的經濟效益。香港要再發展農業，並非重回昔日的傳統農業，而是應以都市農業為發展目標，並以此為本港再工業化的其中一環。

為下一代建可持續糧食系統

本港近年興起了水耕耕作方法，本地科企FarmacyHK進駐工廠大廈，並研發了全環控智能移動水耕種植機，只使用一個凍櫃便能生產各式香草和蔬菜。水耕種植法的耗電耗水量低，比傳統農業減少90%用水，配合物聯網技術，利用感應器控制光、空氣和營養度，全天候遙距監控種植情況，有助解決農地短缺和水資源問題。

現時漁護署與蔬菜統營處在長沙灣蔬菜批發市場設立了全環控水耕研發中心，研究農業應用先進的水耕栽培技術，收成期相比於一般蔬菜快一倍，由播種起計21天便可收割。惟設置相關儀器成本和保養成本以千萬計，價格非常高昂，普通的中小企或農民難以負擔。該項目為了收支平衡，所以專注於售價較高的即食沙律菜，然而如沒有足夠的資金，很難擴大規模。政府應加大上述投資及對業界的支援，並設立「智能化」農業優先區，以確保香港在未來日益不穩的天氣情況下仍能有穩定的農作物供應量。

香港消費者亦對環保食品、「責任消費」意識和企業ESG（環境、社會、企業管治）表現日漸重視，對食物的可持續發展也愈趨關注。根據消費者委員會2020年可持續消費調查，87%的市民表示願意支付額外5%或更多的費用購買環保或以可持續方式生產的產品或服務。然而，超過三分一的市民認為香港市場上的此類產品並不足夠。最大的障礙是「沒有足夠資訊」、「太昂貴」和「不容易獲得」。如政府在可持續消費上作出更多行動，便可鼓勵市民支持及促進可持續消費。

為了永續經濟、食物安全及責任消費，香港政策決策者應重視如何在港支持農業科技，培育人才，為有意創新者提供平台，以推動經濟多元化之餘，確保食品安全，達至足以維持本港甚至區內人口需求的農業生產規模。這個願景有賴政府、商界、農業利益相關者、環保團體以及教育機構共同努力才能實現。

鄧希煒教授
亞洲環球研究所所長、馮國經馮國綸基金經濟學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二年九月十四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性別平權  峰迴路轉

作為婦女事業發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北京宣言》和《行動綱領》早於1995年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上已獲通過。然而據世界經濟論壇於2021年3月的《全球性別差距報告》（Global Gender Gap Report），性別平等進展受新冠肺炎影響而遭遇挫折，距離達標為期135年，較2019年的預期推遲36年。疫情中女性不但失業率高於男性，由於學校停課，更加重其照顧子女的責任。

事實上，解決性別不平等不但是社會問題，也關乎經濟表現。因為提升女性地位所作的投資可創造就業機會和提升本地生產總值（GDP），從而有助促進經濟發展甚至競爭力。

按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估計，任何成員國若能把勞動力中性別差距縮減50%，就能在2030年讓國內的GDP提升6%左右，足見性別平等對經濟發展的重要性。

失衡導致遲婚

隨着女性教育程度逐漸提高，加上男女比例失衡擴大，適婚男性人數減少，教育程度較高的女性更不易物色對象，遑論覓得配偶。「經濟獨立假設」（Economic Independence Hypothesis）指出，教育和工作成就高是削弱婚配機會的關鍵理由，原因是傳統的家庭分工取決於夫妻之間的生產力比較優勢。女性學歷或社會地位愈高，遲婚傾向也愈明顯。

根據特區政府統計處2022年7月的香港女性及男性主要統計數字，兩性比例較5年前進一步失衡。如【表】所示，每1000名女性僅得910名男性，相對於2016年，每1000名女性有925名男性，差距進一步擴大。此外，2021年男、女勞動人口分別是1923100人和1947300人，女性勞動人數首次超越男性。女性初婚年齡升至30.6歲，初次生育年齡延遲至32.6歲，生育率亦出現持續下降的趨勢。

Wong（2005年）對香港女性初婚年齡的社會經濟決定因素進行研究，結果與「人力資本假設」（human capital hypothesis）一致：學業和事業較有成就的女性傾向於遲婚。本地女性在教育和工作成就方面取得的進步，對於有關整體經濟轉型對初婚年齡有何影響的研究，極具參考價值。

年輕人愈來愈遲婚，尤其因為女性在事業上的參與度增加。從Yousefy和Baratali（2011年）的調查結果可見，擁有較高學歷的女性享有較高職位，大大有助事業發展。

平權理論基礎

1960和1970年代第二次女權主義浪潮期間，女權主義理論取得良好進展。女性勞動參與及社會地位提升之餘，促進平等機會的法律漸獲社會重視，對女性經濟地位的研究亦日益重要。女性主義經濟學應運而生，重點包括：一、在性別平等上更全面地理解支持生活和社會供給的過程，將性別理解為一個基本經濟類別。二、重視無償家務和育兒工作。三、重視社會整體福祉。四、將倫理標準納入經濟分析。

與新古典經濟學不同，女性主義經濟學質疑「獨立」的概念，因為生活上需要人們彼此照顧；不僅將性別作為分析中的一個「變量」看待，更視之為世界經濟運作的一個決定性因素。

科技賦權作用

Chinoda等（2021年）就2011年、 2014年和2017年期間25個非洲國家之中的金融技術、金融包容性和收入不均之間的相互作用進行研究，發現金融包容性有效地調節了收入不均。Loko與Yang（2022年）利用全球114個經濟體的新型金融科技數據，發現金融科技顯著改善了女性的就業福利，並減低性別不平等。

首先，數碼金融工具有助傳統金融體系以外的人群受益。根據世界銀行集團最新的全球金融包容性指數數據庫（Global Findex Database），現時仍有超過10億女性無法使用金融系統，超過70%的女性無法獲得金融服務。金融科技有望為女性在金融服務上提供更大的便利、隱私和安全性。

其次，利用替代數據，如數碼平台上關於消費者的訊息，金融科技可供貸款提供者在不依賴信用報告或評分的情況下，作出貸款決策，為女性申請人提供較靈活的服務。

再者，據國際金融公司本年估計，全球女性足以填補總值3000億美元的融資缺口。許多基於「大數據、小額信貸」理念的金融科技平台，可藉創造訊息資本以減輕資訊不對稱（information asymmetry）和放寬抵押要求，給予女性經濟賦權和創業機會，擴大女性的勞動參與率及其在商界的領導地位。

平權努力方向

美國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2020年一份報告，探討各國對性別平等的看法及對未來的期望，發現頗多人認為當工作稀缺時，男性應比女性獲得較多工作機會，但大多數人對本國性別平等的未來感到樂觀。在接受調查的34個國家中，平均有75%的受訪者認為本國女性最終可能擁有與男性相同的權利，只有5%相信本國女性已經獲得平等。至於對性別平等的期望，男性往往比女性樂觀；例如日本77%的男性（相對於58%的女性）表示，本國女性最終會或已經獲得與男性相同的權利。調查中對性別平等持樂觀態度的女性比例高於男性的國家，僅得尼日利亞和菲律賓兩國。

Equileap（2019年）就女性勞動力、高級管理層和董事會的性別平衡、同工同酬、育兒假、非歧視性招聘和晉升，以及供應鏈安全等綜合因素，對全球3000多家上市公司進行性別平等研究。結果顯示，在亞洲地區中，新加坡企業整體表現最佳，性別平等率為42%，日本企業為35%，香港為29%，皆遠低於53%的全球基準。

至於勞動參與率的性別平衡，新加坡和香港公司的比率分別為47.3%和42.5%，高於41.7%的全球基準；日本公司為40.4%，略低於全球基準。

任職高級管理層方面，新加坡和香港公司分別為33.7%和31.1%，略高於31%的全球基準；日本公司只得16.2%，遠低於全球基準。

至於在董事局的代表性方面，新加坡、日本和香港分別為17.5%、12.3%和15.3%，皆遠低於34.2%的全球基準。

同工同酬和性別薪酬差距是經濟平等的關鍵指標。一些國家如英國和冰島，已強制要求報告性別薪酬差距，以提高透明度。實現性別平等能為公司帶來「性別紅利」（gender dividend），即通過對女性的投資而取得的經濟增長。舉例來說，生育率較低可減輕女性的育兒負擔，以便騰出時間從事其他活動。另有研究顯示，性別多元化的企業，較能實現高於趨勢的回報和較低的風險。

總括而言，促進性別平等可以達致性別多元化，為兩性和社會帶來好處。公平、平等和正義是人權的基礎，每個人都應有機會充分發揮自己的潛力，而性別平等有助於締造一個破除界限的世界。隨着時間的推移，為經濟增長帶來更大的動力；通過提高就業和生產力，積極應對人口老化相關的挑戰。

參考文獻：

Chinoda T., Mashamba, T., and Vivian, A.（2021）, “Fintech, Financial Inclusion and Income Inequality Nexus in Africa”, Cogent Economics & Finance 9（1）.

Equileap. 2019）, “Gender Equality in Japan, Hong Kong & Singapore”, Special Report, March 2019.

Horowitz J., and Fetterolf J.（2020）, “Worldwide Optimism About Future of Gender Equality”, Pew Research Center.

Loko B., and Yang Y.（2022）, “Fintech, Female Employment, and Gender Inequality”, IMF Working Paper.

Wong O. M. H.（2005）, “The Socioeconomic Determinants of the Age at First Marriage among Women in Hong Kong”, Journal of Family and Economic Issues, 26（4）, 529-550.

Yousefy A., and Baratali M.（2011）, “Women, Employment and Higher education schoolings”, Procedia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15, 3861-3869.

謝國生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首席講師（金融學）

章穎芝女士
香港大學附屬學院講師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二年八月三十一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應對氣候變化不能靠抑制電力需求

氣候變化威脅地球食水供應、減少農業生產、危及沿海地區、損害人類健康，並使生態系統惡化。極端天氣造成的過度死亡，更被認為是一大災難性後果。據2017年發表於《科學》（Science）期刊的一篇文章估計，到二十一世紀末，極端氣候帶來的超額死亡成本可能佔美國氣候災難損失總額約70%之多。

決策者的困局

為了應對極端氣候勢將帶來的超額死亡，政策制定者有兩大核心工具可用：一、減緩氣候變化政策（climate change mitigation policy），即通過降低能源的生產和消耗來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二、適應氣候變化政策（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policy），比如天氣寒冷之際，提供廉價取暖能源；夏季時則在公共場所和家居進一步普及空調等。2016年，《政治經濟學期刊》（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的一篇文章估計，近半個多世紀以來，隨着空調的普及，美國人死於酷熱的風險下降了75%。

然而，若把這兩大政策一併檢視，就會發現一個兩難局面。為了緩解氣候變化，決策者通常認為必須減少能源和電力消耗，很多國家亦採取了相關政策，包括階梯電價（電價隨用電量遞增）、節能補貼和拉閘限電。然而，消耗能源和電力亦是適應極端氣候的必要手段，因此那些抑制能源、電力消耗的政策，可能會帶來意想不到的健康成本。筆者在近期一項研究中，聚焦日本在福島核事故後的大規模節能政策如何影響死亡率，並探討決策者在「適應氣候變化」和「減緩氣候變化」兩大政策目標之間應如何取捨。

可供參考福島核災經驗

日本是一個極度依賴核電的國家，在福島核事故前，全國約30%電力是核電。在核洩漏災難發生以後，由於公眾對核電的恐慌加劇，日本政府逐漸關停所有核電站，結果導致電力嚴重短缺；再者，為了防止大規模停電，在不同地區制定相應的節電目標，鼓勵市民減少用電。由於不同地區對核電站的依賴程度和關閉時段不同，因此節電目標也因地區和時間而異。例如，由福島發電廠供電的東京地區，政府在2011年定下15%的節能目標。相比之下，由於沖繩群島不使用核電，因此並無相應節能目標。

日本節能政策涵蓋各個方面，從而推動了整體社會的廣泛參與。地方政府、公用事業機構、家庭、企業和學校等都有參與政策的實行。鼓勵節電節能的指引由中央政府直接向各方發布，並通過電視頻道、新聞媒體和政府網站進行廣泛宣傳。值得一提的是，由於夏季期間市民使用空調的用電量佔很大部分，為了鼓勵減少使用空調，政府建議盡可能改用風扇；即使必須使用，亦建議將空調溫度維持在攝氏28度。此外，節能措施亦包含鼓勵減少使用其他電子設備，例如將電子馬桶蓋設定為「節能模式」（儘管預計僅能減少1%的家庭用電量）。

雖然上述措施並非強制性，但日本的節能政策成功地改變家庭和個人原有的用電模式。據抽樣調查分析結果顯示，在福島事故發生後的第一個夏季，東京和日本東北地區的空調設定平均溫度從攝氏24.1度上升到26.4度。筆者的研究發現，節能目標較高的地區（如東京），其社會耗電量也會因為更嚴格的節能政策而降幅更大。

日本這次大規模節能政策可視為一次難得的「自然實驗」，以供我們權衡如何在「適應氣候變化」和「減緩氣候變化」兩者之間取捨。從宏觀角度而言，日本能夠大規模減少能源、電力消耗，無疑有助於減緩全球氣候變化。但由於限制了人們適應極端天氣的能力，則可能產生意外的健康成本。

在搜集和分析了日本在2008至2015年間各地區的死亡、天氣、節能目標等資料後，筆者與柏克萊加州大學的合作者Takanao Tanaka在研究中發現，節能政策會加劇極端溫度對死亡率的影響：在節能目標較高的地區，更多人死於極端高溫或低溫。由於日本節能政策主要強調要在夏季節約用電，高溫帶來的死亡風險上升最為明顯。具體來說，我們的測算表明，日本大規模的節能政策造成與高溫相關的死亡風險增加了約3倍，導致每年超過7700人超額死亡。

氣候對策如何取捨

這些研究結果對我國制定氣候變化政策設計和管理有重要啟示。首先，決策者應明白，至少在短期內，氣候減緩政策和減緩氣候變化政策之間存在矛盾。節能政策可以降低未來的氣候災害風險，從而挽救更多未來的生命；然而，即使對於像日本這樣的發達國家，大規模的節能運動也會因為顯著限制個人適應極端氣候事件的能力，而導致當前更多人死亡。筆者認為，決策者應該盡量避免為求減緩未來的氣候變化，就制定現時可能影響市民適應氣候變化的政策。

同樣，其他一些被廣泛接受的節能措施，也會因為同一原因，而造成不可忽視的副作用。這些措施可能包括：階梯電價、拉閘限電、節能補貼、道德規勸（號召減少空調使用的宣傳）等等。近年來，為了實現「碳中和目標」，內地不少城市制定了限制空調使用以及其他能耗的措施，可能會帶來與日本節能政策類似的結果。對比日本，我國很多地區醫療資源還很稀缺，且面對高溫等更加頻繁的氣候災害，如果政策上進一步限制居民的基本能耗需求，不僅可能導致不必要的生產率損失，更可能釀成超額的死亡。

那該如何解決這一困境呢？筆者認為，政策制定者需要把能源電力生產和消耗區分處理，電力需求要少限制，生產則要更清潔。具體來說，在需求方面，政策制定者必須保障並繼續擴大市民的基本能源和電力需求，而不是加以抑制。在供給方面，則應大力推展電力生產結構改革、增加太陽能光伏、風電等綠色能源比重，並配置相應的儲能設施。同時，還要積極推廣和普及高效能生產技術和產品，實現用同額電量以滿足更多需求。

在宏觀層面，氣候變化政策不應該限制市民基本能源、電力消耗，而應該通過大力發展綠色能源來減少發電過程中的碳排放、並降綠色能源成本，讓大眾能更好地適應極端氣候，迎來更舒適的生活。

何國俊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副教授（經濟學、管理及商業策略）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二年八月二十四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闡釋對香港經濟的五大認識誤區

日前，港大經管學院召集對經濟政策研究感興趣的學者，為香港的經濟未來出謀劃策。筆者和同事鄧希煒教授主動請纓，研究香港如何創造更多優質工作這一課題。筆者走訪了學術社群、金融圈以及產業界的多位朋友，交流彼此看法，發現其中對香港經濟所持觀點迥異，甚至多有誤解。筆者將之梳理為以下五大認識誤區，並一抒己見，逐點澄清。

誤區1： 經濟問題只須穩保本地生產總值（GDP）增長就能迎刃而解

眾所周知，香港過去幾年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戰，新冠肺炎疫情更令整體經濟雪上加霜，以致出現連連收縮的窘況。

有人樂觀地認為，只要疫情雨過天青，加上這些年積累的社會問題處理得當，本港經濟定能恢復穩健增長，相關問題也可一一迎刃而解。誠然，從金融、商機、就業等方面在疫情中的表現來看，特區確實家底厚實，疫後經濟復甦自是順理成章。

然而，絕對不容忽視的是根本結構性問題：現有產業基礎帶動不了社會共同富裕，同時又缺乏促進經濟持續向上、大規模創造優質工作的新產業。除非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香港經濟騰飛的奇蹟再現，否則大多數人收入停滯不前、貧富更趨懸殊等仍是棘手的難題；可惜高增長的黃金年代不可複製，港人不可能「躺贏」。

依筆者之見，應通過提升產業品質來實現經濟轉型，以金融業、高端服務業（包括專業服務和教育），以及新興科技產業（以醫療生物和資訊技術為核心）為三大支柱，來擴大優質工作在勞動力市場的比重。

誤區2： 香港在經濟上漸被內地城市取代

筆者認識的經濟本土派人士，常常埋怨內地城市挖香港經濟牆腳之餘，又生恐特區與內地城市競爭時落敗。這種心態大可不必。中國的全方位開放以及內地城市相繼崛興，無疑打破了香港在國際產品和資本進入中國市場的壟斷地位，但在生產要素自由流動、全球分工合作的大勢之下，經濟發達城市無一不飽受市場競爭的洗禮。值得慶幸的是，在過去幾十年的經濟演化中，香港形成了與內地所有城市截然不同的產業結構，並且擁有一籃子不可替代的獨特優勢，與內地城市並不存在經濟此消彼長的替代關係。

香港的產業結構在比較優勢的基礎上形成，內地城市偷不走香港的優質工作，而香港也生搬不來內地城市的企業。香港理應借助內地經濟的崛起，特別是粵港澳大灣區的聚集效應，來帶動自身經濟發展。除了一如過往，致力吸引外地企業來港融資上市，香港還須充分利用內地市場，解決本港因高端產品和服務需求不足而令供應受壓的問題。筆者一直強調，香港尤應借助內地的人力資本儲備，促進本港與大灣區內人才市場的融合，藉此克服經濟轉型的瓶頸。

誤區3： 金融業仍是香港經濟和優質工作的主要引擎

過去幾年，儘管香港經濟屢受衝擊，金融業卻表現不俗，保持上升的勢頭。資料顯示，自2009年以來，金融業在GDP的比重從15%漸升至20%，而金融從業員的收入也遠遠高於全港平均工資水平。但若從帶動香港整體經濟的角度來看，金融業卻嫌守成有餘，創新不足。

香港金融業近兩年能夠逆流而上，很大程度上得益於中美關係僵化所導致的中資股回流。日後情況如何？其一，如果中美經濟徹底脫鈎，中國企業對國際資本的需求將會急劇下降，赴港融資也就無足輕重。其二，要是中美經濟重拾正軌，中國企業則未必選擇在港上市。可見目前靠中資股回流造成的金融旺市，並非長久之計。

金融業屬於供應鏈極短的行業，對其他經濟部門的溢出效應很小，不能像製造業那樣，可以在上下游企業形成聯動效應。目前，金融業相關職位在香港整體就業所佔比例約為10%，估計已達上限，很難再賴以創造大量優質工作，而必須靠升級服務業和高端科技型製造業。

眼下極為熱門的金融科技能否成為香港經濟的一個增長點，尚屬未知之數。金融科技能否在一個地方生根落地，關鍵不在科技，而在於靈活的金融制度以及恰到好處的監管。香港在這方面仍有很大的改善空間。

誤區4： 高科技產業對香港經濟無非錦上添花

過去10年，特區政府以及實業界人士雖已意識到，香港未能追趕上新一輪的科技革命，其科技產業的發展不僅比不上傳統的國際大都會，甚至落後於內地的新興城市。但不少人仍然認為，高科技產業純屬錦上添花，對香港經濟無關宏旨。香港的研究發展支出在GDP中的比重，雖已從2001年的0.5%增至2020年的1%左右，但仍遠低於新加坡（1.94%）、南韓（3.26%）和日本（2.82%）；與北京（6.3%）、上海（4.1%）、深圳（4.2%）、廣州（3.2%）相比，更是望塵莫及。礙於「錦上添花」的思維，香港要借高科技產業實現經濟轉型，實在舉步維艱。

筆者認為，香港應把高科技產業的振興與經濟發展切實掛鈎。一些政府官員口中所謂「智慧城市」、「創意城市」，其實缺乏經濟發展的內涵。作為國家資訊產業布局的一部分，香港特區在資訊及通訊行業有一定基礎，但在數碼技術則毫無優勢。數碼產業或可為一些行業（如金融業）提供輔助性的技術支持，卻不太可能成為經濟主流。反而生物製藥、醫療器械以及新型材料堪稱實實在在的產業亮點。當務之急，社會須就足以帶動經濟發展的高科技產業達成共識。

誤區5： 經濟轉型應順其自然而毋須政府調控

自由經濟體的轉型，在市場競爭的過程中自會逐漸形成，政府不應橫加干預。此一觀點在香港深入人心。筆者也素來反對政府直接干預企業的生產；然而，針對香港經濟轉型以下三方面的特殊性，特區政府必須加大對經濟調控的力度。

首先，香港的經濟轉型涉及科技產業的發展和優質工作的創造，兩者都極具正面界外效應（positive externality），亦即對其他行業和職位帶來利益。私人企業追求利潤最大化，其投資決策不會主動內在化這些界外效應，導致研發不足、優質職位過少。這需要政府通過各種靈活的政策工具（如補貼、外判、研發合作），進行適當介入。在這方面，包括美國在內的自由經濟體都有諸多可以借鑑的經驗。

其次，儘管資金充裕，香港仍然缺乏發展創科產業的軟環境，創科投資始終未成氣候。令人大惑不解的是，香港擁有發達的金融業，也不乏敢於冒險的創業家，但專業的風險投資卻寥寥無幾，嚴重窒礙了初創企業的發展。這是科創軟環境不足的表現。香港的另一個軟肋是高科技專才儲備總量不足，人才市場缺乏流動性。解決這些問題，需要特區政府積極出台鼓勵創新的政策，幫助企業破除種種障礙，並且加大軟硬基礎建設的投資，以便吸引科技人才、風險資本和企業家。

最後，香港的經濟轉型離不開與內地合作，尤其是大灣區城市，關鍵在於特區政府與內地地方政府的協調互動。毋庸置疑，香港在經濟發展上先行一步，在體制上也佔優，但在經濟管理的某些方面卻比內地政府缺乏經驗。例如在引進跨國公司、吸引人才、扶持高科技等方面，特區政府不妨向上海、深圳等地取經。

筆者冀望本文的分析可收拋磚引玉之效，激發社會上心繫特區未來發展的各界人士廣泛討論，盡快為香港經濟轉型找到共同戮力的方向。

吳延暉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副教授（經濟學、管理及商業策略）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二年八月十七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可程式化央行數碼貨幣下的新政策

鑑於金融技術的進步和全球各大經濟體逐步邁向數碼化轉型，我們預期在可見的未來，央行將由發行實體現金轉向發行數碼貨幣，並將其普及化。事實上，在近幾十年的批發性支付系統內，銀行接受央行數碼貨幣的情況已屢見不鮮。謝國生博士與何敏淙先生在2021年9月29日的〈龍虎山下〉專欄中撰文解釋了央行數碼貨幣（CBDC）的發展已經蓄勢待發，讀者可前往參考這篇富啟發性的文章。

目前，在多個大型央行的數碼貨幣計劃當中，中國的數碼人民幣項目或許最受矚目，該計劃正在試驗階段，國家亦逐步推廣中。根據新華社報道，截至今年5月底，數碼人民幣的累計交易金額已達到約830億元人民幣（約123.3億美元）。國內已開通了電子人民幣業務的營運單位達457萬個，而國外各大經濟體亦處於貨幣數碼化的過渡期。譬如在2017年，由於使用現金作零售支付的情況減少，瑞典央行開始試行一種名為「電子克朗」的央行數碼貨幣。在巴哈馬，由於地理原因使轉移實體現金的成本相對較高，推廣電子支付不僅可以降低金融服務成本，亦可以促進普惠金融的發展。與其他八十餘家央行類似，香港金融管理局也在研究推出數碼貨幣「電子港幣」（e-HKD）的可行性。種種跡象表明，央行數碼貨幣在不遠的未來將得到廣泛的推廣實施。

根據國際清算銀行2021年的資料，學術界已經針對引入央行數碼貨幣對宏觀經濟將可能產生的影響展開研究。此類學術研究主要圍繞發行央行數碼貨幣對於商業銀行的總體貸款及投資的影響、對於金融系統穩定性的影響，以及數碼貨幣作為新型貨幣政策的可能性。本文也將探討引進央行數碼貨幣對於宏觀經濟的影響，並重點討論其如何作為新型政策工具。

寬限期後貶值 刺激消費

筆者相信，當數碼貨幣實現完全程式化後，可以提高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效率並減輕其副作用。假設政府通過發行政府債券或印鈔以籌集資金，並用這筆錢向其公民發放經濟補貼（stimulus check）；若要達到刺激經濟的目的，該舉措有兩大潛在隱患：其一，人們可能並不願意立即花掉收到的補貼。其二，他們如若在收到補助後馬上消費，經濟將面臨通脹壓力。

現在假設有兩種版本央行數碼貨幣，為了論述方便，我們稱其為非可程式化央行數碼貨幣和可程式化央行數碼貨幣。非可程式化央行數碼貨幣與紙幣的匯率為一兌一。然而，公民收到的經濟補貼是可程式化央行數碼貨幣，其內置程序如下：倘若接收方在收到貨幣後一定的寬限期內（比如兩周）進行消費，那麼該筆補貼可以按其面值接收。但是，如果接收方沒有在這段時間內使用，該筆補貼將在寬限期後開始貶值，比如以每周10%的比例貶值。該寬限期後自我貶值程序，旨在激勵可程式化央行數碼貨幣的持有者在短期內進行消費。一旦商家接收可程式化央行數碼貨幣，寬限期將重置為兩周。

由於商家可能並不想保留會自動貶值的可程式化央行數碼貨幣，它可以轉換為不貶值的數碼貨幣。為了達成這點，還需要建立一個實時數碼兌換系統，以供人們進行匯兌可程式化央行數碼貨幣與非可程式化央行數碼貨幣。

由於可程式化央行數碼貨幣在寬限期後自動貶值的特點，其匯率將不再是一兌一，而是由可程式化央行數碼貨幣的實時供需決定。因此，以可程式化央行數碼貨幣計算的產品價格將會高於以實體貨幣或非可程式化央行數碼貨幣計算。當下一組消費者收到可程式化央行數碼貨幣時，將再一次激勵他們在寬限期內使用該貨幣。由此，程序化的寬限期除了達到傳統刺激型補貼的效應外，更可額外刺激消費。隨着可程式化央行數碼貨幣持續由消費者轉手到商家，再由商家通過兌換市場回到消費者手中，這將會有效地持續刺激消費。

總額自動縮減 紓緩通脹

可程式化央行數碼貨幣具備另一優勢，在刺激同一消費水平的前提下，它將帶來相對較小的通脹壓力，因為總有部分可程式化央行數碼貨幣持有者無法在兩周寬限期內完全花光該筆數碼貨幣，可程式化央行數碼貨幣的總額將逐步減少，直到政府注入更多的可程式化央行數碼貨幣。

倘若注入的可程式化央行數碼貨幣並未達成促進消費的目的，也就意味數碼貨幣並未頻繁地轉手，同時貨幣持有者並未在寬限期內花光貨幣。在此情形下，該輪可程式化央行數碼貨幣將迅速縮減，通脹壓力極其有限。

可程式化央行數碼貨幣的自動貶值寬限期，與香港政府發布消費券的有效期有類似的激勵機制。不同的是，可程式化央行數碼貨幣將通過兌換市場流通回到消費者手中，並將繼續激勵未來的貨幣持有者進行消費。這之所以成為可能，是因為兩種數碼貨幣之間存在着兌換市場，且其中一種是可程式化的。

分析交易訊息 兼保私隱

讓中央銀行數碼貨幣程式化並不是嶄新的概念。例如，英倫銀行今年曾在一份研究報告中提到，這可以通過基於分布式分類賬技術（DLT）的智能合約來完成。

簡單而言，這些合同的邏輯就是「如果X發生，則將Y支付給Z」。本文提議的新概念，是將智能合約不限於為可程式化央行數碼貨幣編寫一個寬限期，還需要在每次消費行為產生之後重置寬限期，並建立兩種版本與實體貨幣非一比一固定匯率的央行數碼貨幣體系。

雖然筆者倡導央行考慮研究該種形式的可程式化央行數碼貨幣，我們也注意到建立該系統實際上存在尚未克服的技術問題。除了建立額外交易市場所涉及的技術問題以外，另有一個潛在問題是可能出現虛假交易以延長寬限期。

筆者相信此類問題會有相應對策，因為虛假交易可能會對提供此類服務的商家產生收入和稅收上的影響，而政府亦可立法規管此類虛假交易，防止有關問題發生。

在設計央行數碼貨幣的過程中，一個重要的考量因素是如何恰當利用用戶數據，以及需要保護私隱的數據級別。

國際清算銀行去年指出，私隱不等同於匿名，而通過利用零知識證明（zero-knowledge proof）的軟件系統，央行數碼貨幣系統可以在保護消費者私隱的前提下，分析匿名交易歷史以獲得更多的訊息。筆者在本文所提出的央行數碼貨幣設計特徵並沒有太多私隱問題，我們所需要跟蹤的是與每個數碼貨幣單位相關的交易歷史，而非每個用戶的交易紀錄。

結論

筆者相信，可程式化央行數碼貨幣的發行，有助許多新的政策工具和商業用途的發展。在本文中，筆者僅是提出了一種利用可程式化央行數碼貨幣，以實施貨幣和財政政策的案例，央行數碼貨幣進行程式化將會帶來無限的可能性。

參考文章：

Bank of England, “Opportunities, challenges and design”, Bank of England Discussion Paper, March 2022

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 “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ies: motives, economic implications and the research frontier”, BIS Working Papers, No. 976, November 2021

〈數碼貨幣 蓄勢待發〉，謝國生、何敏淙，《信報》，2021年9月29日

Xinhua, “China’s digital yuan transactions hit 83 bln yuan”, english.news.cn, July 14, 2022

房育輝教授
港大經管學院教授（管理及商業策略、經濟學）

孟曉璇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研究助理教授（經濟學）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二年八月十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適度把關 穩控疫患

年初歷經Omicron第五波疫情，香港估計可能已有400萬人染疫。4月下旬，防疫政策放寬後，本地經濟逐步恢復，現在正是檢視防疫策略的好時機。綜觀國際，防疫策略大致有二：一是零確診，重點是減低確診個案，檢疫需時較長；二是隨機應變，按疫情起伏而增減防疫措施，盡量紓緩對公共醫療系統的壓力。

在「動態清零」與復興經濟的十字路口，究竟應如何抉擇？下文將以感染死亡率數據加以分析。

復甦流於片面

「動態」是視乎具體情況作出應變，以最小成本達到最大防疫效益；「清零」則將緩解疫情置於首位，結果嚴重窒礙經濟活動，社會為此付出沉重代價。部分國家寧取「與病毒共存」方式，透過提升疫苗接種率和自然免疫，利用群體免疫減低對經濟、民生的影響。今年5月，世界衞生組織總幹事譚德塞表示，考慮到病毒現在的特性及對未來的預期，「清零」策略不可持續，尤其是目前對病毒的認識較深入，在已有多種有效抗疫工具可供使用的大前提下，可過渡到另一種策略。

2021年年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代表團在訪港後公布評估，認為特區經濟雖然復甦強勁，但「清零」政策令不同界別的復甦步伐不一，並預測2021和2022年香港實質本地生產總值（GDP）分別增長6.4%和3%；可見社交距離措施並非零成本，摩根士丹利更將香港今年GDP增長預測下調至2.5%。

收放因時制宜

新冠肺炎疫情發展可分為疫苗供港前後兩個階段。美國衞生數據顯示，在疫苗面世前「清零」是最佳防疫策略。如【表1】所示，2021年3月期間採取「清零」策略的國家（如中國、澳洲、紐西蘭）的死亡率明顯較採取緩疫策略的國家（如挪威、丹麥、英國、美國）為低，可見當時「清零」策略較具優勢。

當有效疫苗面世後，第三種防疫策略就是提高人口接種疫苗比率，特別是最高風險的老弱社群，繼而利用防疫措施緩和最後一波疫情，邁向成為「受控的風土病」或「與病毒共存」。數據反映在疫苗面世後，推行「清零」為短期政策的國家，現在須着重提高疫苗接種率，以提高整體社會免疫力。

2022年4月，市面有各種新冠疫苗供應，期間採取上述兩類防疫策略的國家，其感染死亡率的增幅和差距大幅收窄。「清零」國家的先前優勢已失，香港的累積死亡率尤其高，與採取自然免疫的國家大致相若【表1】。

資料來源：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CSSE COVID-19 Data （https://ourworldindata.org/covid-deaths）

中文大學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早前表示，根據數據可以肯定現在主流病毒株Omicron的傳播力高，但殺傷力和死亡率都不及變種病毒Delta。美國的研究顯示，Omicron的輕症佔比為99.78%、重症佔比0.05%。香港自第五波疫情起，共錄得9248宗死亡個案，從不同年齡組別和疫苗接種劑量的死亡率可見，疫苗能有效降低死亡率【表2】。

資料來源：香港特區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截至2022年7月19日）

《自然》雜誌2021年2月發表一項問卷調查結果，大部分接受訪問的科學家都認為，新冠大流行最終將轉變成地方性的流行病，殺傷力也會逐漸減弱。

針對死亡率較高的Alpha、Beta、Delta等新冠病毒，「清零」策略可爭取較多時間讓市民接種疫苗，但到底並非長久之計，因感染風險永遠無法消除，只能減低。長遠而言，與全球接軌的本地行業（包括航運、外貿、金融）將受重創，亦會有損於香港作為中國內地和國際社會的超級聯繫人角色。當下亟需更加靈活與可持續的防疫政策，在保護醫療系統及醫護人員的同時，不致妨礙社會經濟活動。提高疫苗接種率，最終過渡到「與病毒共存」，看來是實際可行的長期解決方案。

通關至關重要

上海得以實施嚴格防疫政策，關鍵之一是內循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自給自足。無論是農產品生產或零售商業活動，內需市場的循環可用來彌補疫情所造成的國際貿易停滯。反觀香港的經濟定位則有所不同，作為接通世界的重要橋樑、航運中心以及國際金融中心，都必須確保同時與中國內地和國際社會的緊密聯繫。

近日政府專家顧問袁國勇及孔繁毅等撰文指出，鑑於夏季是新冠病毒活躍程度較低時期，因而是放寬社交距離措施的合適時機，可容社區出現低度傳播，以便在冬季前達致較佳的疫苗接種和遭受感染產生「混合免疫屏障」，實現防疫措施「軟着陸」。

文中亦引述新加坡經驗；若香港完全放寬社交距離措施，入境旅客全部居家檢疫，則單日確診個案可能達到3000至2.1萬宗。專家顧問認為，圍封強檢的成本高，建議當局棄用；由於內地仍維持「清零」政策，顧問建議本港可先與海外通關，並提出相關措施，例如抵港旅客的酒店檢疫逐步轉為家居檢疫，抵港後首7日禁止到食肆、酒吧。

美國藥廠莫德納（Moderna）計劃在香港推出針對Omicron的疫苗，並稱最快今年第四季可提供至少800萬劑。雖然有新一代疫苗面世，但是英國倫敦大學學院（UCL）臨牀運籌學部門負責人帕格爾（Christina Pagel）警告，新冠肺炎不是「超級流感」，感染死亡率即使在疫苗、治療和自身免疫力作用下逐漸降低，但它對心、肺和心理健康的長期影響較其他呼吸系統疾病來得嚴重，長期症狀發病率也較高。

至於如何與新冠病毒共存，除了疫苗接種和藥物研發外，市民還需要做什麼？帕格爾認為，新冠病毒在不斷變異的過程中日趨溫和，疫苗和治療方式應加以配合。此外，亦須建立相應的監測和防疫系統，重構生活方式，讓新冠病毒傳播得以有效控制，並強調疫苗雖可有效減低嚴重病症和死亡個案，但對防止感染和輕症則效力較弱，目前不宜完全解除防疫限制，以免大量曾確診的康復者面臨重複感染的風險。

務須計出萬全

全球醫學界已達成新冠病毒不會在世界上消失的共識，社會必須學會與新冠病毒共存之道。正當大部分國家已經實行群體免疫政策，一待香港全面對外開放，任何變種病毒都有機會傳入，從而產生「解禁回潮」（Exit Wave），即放寬防疫限制措施而導致確診病例再度激增的現象。

歸根究柢，因應上述疫情發展和環球趨勢，特區政府當務之急，在針對屢現變種病毒而制定可持續抗疫政策之餘，應有序恢復與內地和國際通關，從速提振本港開放型經濟。

謝國生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金融學首席講師

何敏淙先生
港大經管學院教學助理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二年七月二十七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剖析石油暴利稅

過去一年，油價升勢不止。繼歐洲聯盟委員會於3月8日建議各國政府可就能源企業的收入進行徵稅後，美國國會上月推動對石油巨企開徵「石油暴利稅」（Big Oil Windfall Profits Tax），總統經濟顧問Bharat Ramamurti提出應考慮徵收此稅的建議，拜登更公開批評埃克森美孚「今年賺錢多過上帝」（made more money than God this year）。

歐美加稅來由

無獨有偶，英國政府已於5月26日宣布，未來3年將向石油和天然氣企業徵收25%的能源利潤稅，同期出台一項150億英鎊的計劃，向難以承擔能源費用的家庭提供經濟支援【註】。自能源價格開始飆升以來，保加利亞、意大利、羅馬尼亞、西班牙等國已經對能源業加徵新稅。

正當世界經濟從疫情中逐漸恢復，西方國家對俄羅斯經濟制裁，導致能源價格急升，隨之而來的是嚴重的通貨膨脹。美國剛剛公布了6月的通貨膨脹，較去年同期大增9.1%，是自1981年11月以來最大增幅。歐羅區的通貨膨脹率也較去年上升8.6%；該區能源消費價格指數則已達1996年有紀錄以來的最高水平。美國每加侖的汽油平均價自2020年至今年的升幅多達60%，對民眾的生活無疑是雪上加霜，窮人尤甚。這無疑是多國政府針對石油和天然氣巨企徵收暴利稅的一個主要原因。

決策中西有別

中國內地也有類似徵稅，名為「石油特別收益金」，即國內原油銷售價格超過一定水平之際，國家就按一定比例，對石油開採企業銷售原油所獲的超額收入加徵稅收。2015年，財政部將特別收益金起徵點提高到65美元，實行五級超額累進【表】。

石油特別收益金可以協調石油行業內部上下游利益。當原油價格高漲，對上游企業徵收特別收益金，其所得的部分利潤將調節至下游企業，均衡行業內利益分配，可以避免將原油成本轉嫁給消費者。

和英美及歐洲各國現在推出的暴利稅不同，中國的石油企業是否需要繳納特別收益金，以及繳納的數額，皆取決於原油價格，因此，相關企業大多可以做到預先籌謀。但西方近期的暴利稅則由國會或者立法機構提出，法例內容和徵收辦法受議員的經濟觀點與政治取向所影響，能源業難以事先估計。

「暴利」從何說起

居高不下的能源價格固然已為消費者帶來沉重負擔，但因此而決定徵收「石油暴利稅」是否合適呢？

所謂「暴利稅」，英文是Windfall tax，Windfall指一大筆不勞而獲的橫財，然而石油企業的「暴利」真的是不勞而獲嗎？石油行業生意得以好轉，乃是今年全球經濟復甦後出現的現象。事實上，包括石油行業在內的大多數行業，前兩年的業績都極為慘淡。2020年5月的紐約期油價格一度跌至每桶-40.32美元，為史上首次油價跌至負數。經營一盤生意，總難免有高低起跌，政府在石油業好景的時候對其徵收暴利稅，那麼在行業深陷谷底之時，又會否打算為其提供補貼呢？

若石油企業生意轉佳，就向其收取臨時特別收益金；如果製藥企業成功推出醫治2019冠狀病毒病的疫苗，獲得了超額利潤，是否也應對其加徵疫苗暴利稅？

正如前述，最近石油價格高漲，是受全球經濟復甦和俄烏戰爭影響所致；但更重要的是資本不願意流向化石能源行業，這會導致未來原油價格長期偏高。國際能源署（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提供5年來全球能源投資狀況【圖1】，能源投資從2017年漸趨下降。

此外，國際能源組織將2022年與2019年主要石油和天然氣公司的投資變化作一比較【圖2】。各國主要石油和天然氣公司都降低了對傳統石油和天然氣活動的投資。

當前各國紛紛提倡以綠色能源取代化石能源。荷蘭法院下令要求荷蘭皇家蜆殼（Royal Dutch Shell）在2030年前將全球淨碳排放量減少45%。今年4月，Global Witness and Oil Change International發表研究報告，預期國際能源巨企蜆殼、埃克森美孚、俄羅斯天然氣公司Gazprom等會投入8570億歐羅於石油、天然氣開發。企業除了備受批評，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Antonio Guterres）亦加以評論：投資在新的天然汽油田油井，是道德上和經濟上的瘋狂（moral and economic madness）。

問題癥結所在

一方面批評石油企業不增加供應，另一方面又挑剔其增產投資破壞環保，這不是有點自相矛盾嗎？

其實，近期所謂的「油價飆升」，是否確切無誤？經濟學家克魯明（Paul Krugman）6月29日於推文中指出，近期油價雖較前幾年高，也不過是達到歷史高位。【圖3】中，縱軸是油價佔消費物價的百分點（100×油價/消費物價指數），以實際價格計算。藍色曲線顯示變化趨勢，紅線則是最近的指數。

油價雖自2020年起一直攀升，但仍未觸及20年來的歷史最高位。克魯明認為，真正值得思考的是，近10年來的燃油價格為什麼偏低，而非油價現在為何偏高。

【註】：《歐洲多國競相開徵能源「暴利稅」》，中國新聞網，2022年6月4日

【表】：資料來源：百度百科

參考文獻：

1. Fossil fuel firms set to spend more than 800bn on new oil and gas fields by 2030. Green News

2. IEA, Global energy investment, 2017-2022, IEA, Paris

3. Krugman, Paul, Twitter post

趙耀華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經濟學副教授

趙就琦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教學助理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二年七月二十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香港通往亞洲碳交易中心之綠路

筆者去年與香港生產力促進局合作研究香港再工業化與未來經濟轉型之路，研究瑞士當地的經濟社會情況和香港綠色產業。故筆者樂見港交所近日宣布成立國際碳市場委員會，推動香港實現碳中和，及加快投入發展綠色和可持續金融生態圈。同時希望藉此文拋磚引玉，借鑑瑞士發展碳交易的過程，與讀者一起探討香港在此方面的發展機遇。

碳交易可以分為合規或自願，概念源自1992年通過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指一個國家、地區或企業通過合法渠道，獲允許排放生產過程中產生的污染物的權利。時隔29年，2021年聯合國氣候變遷峰會（COP26）落幕，全球政府組織和企業共同制定2050年實現淨零排放的路徑，防止地球升溫超過1.5℃。根據數據研究公司IHS Markit的數據，截至2021年底，全球碳價格達每噸二氧化碳51.45美元。據估計，碳配額價格需要增加到每噸二氧化碳147美元，才能滿足1.5℃的全球變暖限制。碳定價的潛力顯然在很大程度上尚未開發，而且大多數碳價格因太低而無法推動大規模脫碳。目前政府和私營公司的可持續發展和氣候政策仍遠遠落後於預期，不足以實現《巴黎協定》訂下的溫度目標。

世上碳稅最高國家之一瑞士，如何促進碳交易？

碳交易是一種市場化的節能減排政策工具，旨在通過市場功能降低碳排放，減低能源消耗和大氣碳濃度，優化產業和能源結構。理論上，政府制定和控制總量和分配規則，企業可按規定獲得配額，並根據自身減排情況，決定在交易市場上增購或出售超額配額。如電動車龍頭Tesla今年雖然意外被剔出標普500指數，但去年2021年中Tesla全年總利潤為55.19億美元，其依靠出售碳積分便獲得14.65億美元，碳交易已經佔其總盈利四分之一。我們可以預見碳交易發揮資金引導和加速減碳的作用。

參考瑞士的經驗，瑞士採取了碳市場與碳稅相結合的雙軌政策，自2008年起對化石燃料徵收二氧化碳稅。其減碳和發展碳交易市場的過程大致分為三個階段，歷時十數年。

階段（1）：2009年至2012年實施自願碳排放交易，目標在1990年的基礎上減少8%的碳排放。

階段（2）：2013年至2020年，瑞士轉為強制性碳交易體系，每年固定減少配額總量1.74%，預留5%予拍賣或新註冊公司，明確年度排放配額總量，減少減排信用額度。同時實行碳稅制度，納入碳交易的企業在2013年至2020年免徵碳稅。

階段（3）：瑞士碳市場自2020年起與歐盟碳市場掛鈎。

從瑞士的發展途徑可以看出，不同碳市場之間建立聯繫，將帶來更多的交易機會。瑞士碳市場規模小和資本流動性相對歐盟為低，然而配額價格遠高於歐盟。瑞士通過與歐盟碳市場的合作，提升其競爭力。當一個碳市場的碳價格過高時，可以與其他碳市場合作，為企業創造綠色和便利的營商環境。

現時政府的減排政策主要基於2021年發布的《香港氣候行動藍圖2050》，以推廣使用可再生能源和低碳發電技術，抵消碳足跡以外作為主要戰略。除了現有的政策，本港政策制定者可以考慮香港將來在RCEP、大灣區以及中國的碳市場角色和定位。與此同時，與鄰近地區實行碳市場的制度互聯互通，也是政策制定者需為企業拆牆鬆綁的一個重要目標，增強特區在綠色金融和應對氣候變化方面的領導地位。

放水養魚，鼓勵市民和零售投資者參與碳市場

成熟經濟體和資本市場將可交易的碳權商品，轉化為零售可購買的交易所買賣基金（ETF），例如其中一個最大的資產管理（AuM）自願碳交易ETF──KraneShares Global Carbon ETF（美股代碼：KRBN）。自2020年7月推出以來，截至現時資產管理的淨值為11.78億美元，管理費為0.78%。兩年的基金價格升幅近250%，年複合增長率約58%。同期對比標普指數兩年升幅只有約20%，年複合增長率約9.5%，KRBN兩年回報與美國500強企業相比高出192%，前者回報驚人。從經濟學和資本的角度來看，當愈來愈多的資本流入碳金融產品時，就會有足夠的流動性，相當於間接參與碳定價，從長遠來看是有正向收益的。

2022年3月港交所第一隻碳期貨ETF──中金碳期貨ETF（03060）（港元計價股票代碼），管理費為0.99%，而且暫時的資產管理規模不足一億元實屬不理想，如有價沒市。香港資本市場其實不乏具潛力參與碳交易的公司，當中有不少是領先世界的電動車、鋰業和新能源的公司。

暫時而言，參與碳交易和綠色金融的主要是機構投資者和主權基金，以筆者所知，即使專業投資者對碳交易也是一知半解。資本市場如「水」，水清則無魚。綠色金融因本身的利潤相對傳統基金並不高，而業界亦缺乏人才了解相關綠色產品。坊間不少綠色金融課程門庭若市，然而百花齊放之際卻有良莠不齊之說。若要令香港成為成熟的碳交易中心，必須要有「水」有「魚」，讓普羅大眾認識到碳排放交易和參與自願碳交易。政府需提供誘因令業界有「因」可以推廣，同時訂立指引和建設一套完善制度，給業界和有意修讀綠色金融課程的市民。

二十國集團（G20）財長與央行總裁去年承認碳價是應對氣候變化的重要工具之一，香港綠色之路比其他成熟金融經濟體如歐洲已落後約十年，現在我們需急起直追。回歸祖國25年，香港經濟產業急需要轉型並多樣化，配合新時代的步伐，為下一代創機遇。望有志之士能一起促進市場發展，共建可持續金融生態圈，鼓勵和教育更多志同道合的專業人士和青年進入可持續金融行業，使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如魚得水【註】。

【註】：〈建設香港成為亞洲環境、社會及管治（ESG）都會 成就零碳綠色經濟〉，鄧希煒，林康聖，《信報》，2022年5月11日

鄧希煒教授
亞洲環球研究所所長、馮國經馮國綸基金經濟學教授

林康聖先生
港大經管學院導師、香港經濟及商業策略研究所附屬研究員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二年七月十三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開放校園康體設施與眾共享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康文署）在5月16日修訂租訂場地措施，目的是打擊康體設施的「炒場」活動。主要改動是透過網上訂場系統進行實名登記，已訂場地不得轉讓，訂場者必須親身簽到取場；同時讓透過「康體通」網上預訂服務的市民優先訂場。電腦系統仍採用先到先得的租訂形式。不難想像，大部分場地在網上預訂階段已經一掃而空。

新措施雖然有效地打擊「真人排隊黨」，但「網上排隊黨」卻應運而生，不少場地流入二手市場（「炒場」活動），據報其中價格比實行新措施之前更高。炒價上升的主因相信是進一步收緊的實名制措施，迫使炒場者必須親身到場簽到，而加重有關營運成本。

治標還須治本

無奈當局似乎依然着力於優化訂場系統。6月15日，時任署理民政事務局局長以書面回覆立法會議員質詢時指出，康文署正開發一套全新智能康體服務預訂資訊系統，以取代現有「康體通」電腦預訂系統，未來兩年將分階段投入運作。新系統將引進新一代的「抗機械人程式方案」，包括過濾機械人程式軟件，如發現不尋常的預訂情況，可即時分析及攔截。新系統亦會在先到先得的原則下，按個別設施和租訂時段的需要，利用抽籤方式分配康體設施。使用新租訂系統，須實名登記及完成身份認證。

筆者認為，單靠改善訂場系統打擊「炒場」活動，不但徒勞無功，甚至適得其反。事實上，「炒場」純屬供求失衡的一種現象。要是場地供不應求，「炒場」活動就會出現，關鍵繫於場地的供求情況。

要解決供求失衡問題，當局應從價格和供應入手。求過於供，價格自然有上調壓力。若硬靠行政手段壓抑價格，供求失衡持續，自然產生二手市場。翻查紀錄，上一次康文署調整康體設施及服務的收費是2013年。當年作出修訂，目的是劃一市區及新界同類市政設施及服務收費水平，決定以較低者為準，結果是下調收費（2000年之前，康樂體育和文化藝術有關設施分別由市政局和區域市政局管理，新界設施通常收費較高）。以市區有空氣調節的羽毛球場繁忙時段為例，今天租金依然是2008年的水平，每小時59元。2008至2021年間，人均本地生產總值實質增長了約28%，人口增長了約8%，平均收入和人口增加帶動了對康體設施的需求。同期，消費物價指數增長了約40%，以此可計算出2021年的59元相當於2008年的41元，亦即場地的實質租金於同期下降了接近30%。

解難有策可依

實質價格下降進一步刺激了需求。雖然2008至2021年有15間體育館落成，以十多年來「炒場」活動一直變本加厲的情況來看，供應量的增加明顯落後於需求。筆者建議，場地租金應該定期調整，最簡單而能獲大眾接受的莫過於每年或每兩年按通脹率調整。不過，要達至供求均衡，恐怕要大幅調整場租才行，這難免有違特區政府近年鼓勵體育運動，創建健康城市的理念，因此並不可行。

當局應該積極研究增加供應量的方法。覓地和規劃興建體育館既需時，也要資源，在土地稀缺，新冠肺炎之後公共財政日趨緊絀的情況下，並非上策。話說回來，在不建造體育館的情況下增加體育設施，其實並非無計可施，方案之一就是利用中小學閒置的運動場地設施。2016年，立法會議員馬逢國委託浸會大學劉永松教授進行「鼓勵中小學借出閒置體育場地政策之研究調查」，更隨2017年《施政報告》發表後，推行了「開放學校設施推動體育發展計劃」。

學校開放設施給公眾使用，可謂責無旁貸。除了極少量私立學校以外，本地大部分校舍都由政府興建，交予辦學團體營運，日常營運資金也主要來自政府撥款。在教育局的《資助學校資助則例》中，就有一項「使用校舍作公眾及教育用途」：

除非不切實可行，否則在有需要時，學校應把校舍及設施提供給政府及政府核准的任何其他機構，以進行公開考試、暫時開辦其他學校，或舉辦教育、社區或其他活動。

由此可見，校方開放學校設施給公眾使用無疑是合情合理。

試想在體育設施使用的高峰期（包括假日和暑假），相當於400所中小學參與開放校內禮堂作羽毛球場用途，以一個禮堂能提供兩個羽毛球場計，頓時可增加800個羽毛球場；以一個體育館的主場一般有8個羽毛球場計，亦即增加了100個體育館主場（目前全港體育館總數約為110個）。體育設施的供應短缺問題可即時緩解，「炒場」活動自然消失。

「開放學校設施推動體育發展計劃」推行至今，雖經反覆優化，開放學校設施的經濟誘因亦已加強，但大部分學校依然反應冷淡。2020至2021年度，參與學校只有60所，且開放時數甚少，對於解決體育設施供求失衡，無異杯水車薪。

有賴政府統籌

學校的取態不難理解。校長和老師們都為教學、課外活動和各種校務疲於奔命，在學校財政未見緊絀的情況下，自然不願意為微薄的經濟誘因多費力氣。筆者幾年前在本欄的文章【註1】曾論述學校開放設施面對的隱藏成本，並建議讓校方與單一團體簽訂一份借用設施的長期合約。有關訂場安排、收費設定，以至場地管理，最好由康民署包辦。

不過，恐怕在完全自願參與的大前提之下，參與的學校大概不多。因此筆者建議，當局不妨統一規定學校開放設施的下限，譬如每年至少要開放禮堂140小時（相當於14天，每天10小時），以供市民大眾進行康體活動，既一盡其應有的義務，亦容許部分學校因應成本和經濟誘因的考量，自行選擇是否延長開放有關設施。

為便於校方專注於教學工作，開放場地的維修保養、保安、管理等問題，則可由相關的政府部門加以協助。為此，當局可考慮成立一個跨部門專責小組負責統籌，務求縮短部門之間協調上的延誤，如此則有望盡快紓緩體育設施供不應求的困局。作為第一步，不妨考慮由暑假（需求高峰及校園設施閒置期）開始，日後視乎進度再擴展至其他時段。

【註1】：〈開放校舍　共享體育設施〉，王家富，《信報》，2018年1月3日

王家富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首席講師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二年七月六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