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EJ Column

全民基本收入

收入是否一定通過工作或者投資而來？有沒有可能什麼都不幹、什麼投資都不做或什麼退休金都沒有，但仍可以按時有收入？這個情況大概是在經濟匱乏時眾多勞動階級的幻想，但隨着科技發展和經濟增長，有可能會在不久的將來幻想成真。

由於貧富懸殊收入不均的情況日趨嚴重，各國政府都在密謀應對。大約5年前，「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這個概念逐漸冒起，討論的人愈來愈多，甚至有好些地方作實驗性的推行。所謂全民基本收入，指所有公民按月收到政府派發相同數額的金錢，毋須通過任何資產或財富的篩選。

大市場小政府 保守主義支持

乍眼一看，這些無條件的派錢計劃，一般出自比較傾向自由主義（籠統定義）的政客或政黨，會受到傾向保守主義者（也是籠統定義）的反對。但情況並非如此。二次大戰後，隨着經濟的演變和凱恩斯主義的影響，政府對國民的經濟援助和社會福利大幅增長，有關的項目亦層出不窮。但經年累月之後，有關部門逐漸變得架構臃腫、行政失效、資源浪費。以香港為例，過去一兩年「派糖」4000元的「德政」所虛耗的資源和費時失事，已使人嘆為觀止。在一些行政效率較低的國家和地區，情況更難以令人想像。若果引進全民基本收入計劃，取代全部或大部分這些社會福利項目，可以在不影響收入分配或扶貧工作下，省卻很多資源。

此外，國民收到現金後，可以按自己的喜好消費，毋須受到一些社會福利項目，如食物券等在消費種類和數量上的限制。全民基本收入將經濟回歸到大市場小政府，正是保守主義者支持的主要原因。相反，自由主義者則從這個角度反對全民基本收入，認為這只是將注意力引離具體的福利項目，減少繼續爭取如提高最低工資等等。具體的社會福利項目，如與就業、教育、房屋有關的，都是政治力量的根據地。若然大部分有關項目被政府的現金取替，政治影響力亦隨即消逝。

希拉莉曾考慮 惟財務難負擔

一些社會福利項目還有另一個問題，就是減少了當事人尋找工作的意願。舉例說，若沒有工作和收入，可以向政府申請每月3000元的福利，若出來工作所得工資只是5000元，收入增加了2000元，卻失去了多天的個人時間，有些人會覺得並不划算，乾脆呆在家裏算了。但在全民基本收入的計劃下，工作所得的都是額外收入，找工作的誘因自然提高了。

當然，全民基本收入計劃也有缺點。最容易被詬病的，是不論財富和收入，每個人每月所得都一樣，對很多人而言這並不公平。其次是經費問題。雖然取消了一些社會福利項目會省下經費，但仍不足夠全民派錢，除非原來的社會福利項目有極大的資源浪費。前美國國務卿希拉莉在有關她和特朗普爭奪總統寶座的回憶錄 — What Happened（2017年出版）中透露，她曾經考慮以全民基本收入作為競選時的政策方案，以爭取更廣泛的選民支持，但經仔細盤算後因財務負擔難以應付才放棄。

另一個考慮是，全民基本收入計劃會衝擊一個國家的移民政策。既然作為公民可享有基本收入，有關國家自然會吸引大量移民入境。即使沒有這個情況，現有的公民也會為了保護自己的利益而要求政府限制新移民數目，或提高新移民可以享受基本收入的條件和所需要的居留年期。

一般而言，新移民抵達國境後自然會有一些政治力量幫他們說話和爭取權利，所以更乾脆的做法是限制新移民數目，人不在則沒有話說。瑞士在2016年曾有公投是否實施全民基本收入政策，結果沒有通過。很多政黨就是以該計劃會引致大量移民流入瑞士為反對理由。

瑞士這次公投是全球首次就有關議題進行的投票。有趣的是議案並非由議員在國會中提出，而是只要在18個月內得到十萬名公民聯署，瑞士政府便需將建議通過公投表決。建議中，成年人每月可得2500瑞士法郎，兒童625瑞士法郎。這些數字是基於當時瑞士在社會福利上的人均開支來計算的。投票的結果，23%贊成、77%反對。議案不獲通過，除了因為政黨認為影響移民政策而不支持外，還有對工作和收入的觀念。人們都習慣了工作和收入之間的密切關係，不能接受全社會都可以不勞而獲。

瑞士公投否決 憂損謀生觀念

全民基本收入是一個大型政策項目，現時經濟學者及政策制定者對這個項目的了解還很粗淺。過去數年間，有政府和機構在一些國家進行有關的實驗，包括芬蘭、加拿大、荷蘭、美國和肯尼亞。初步的觀察，效果是較為正面的，如受惠人的工作意欲，並沒有因為政府派錢而減少等等。不過有關的數據還是很初步，未足夠作為全面推行政策的依據。

兩天前宣布的本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的三位得主，所做的研究是針對如何有效地減貧。其中麻省理工的班納吉教授，在今年初的一篇論文初步總結了全民基本收入在發展中國家的影響。發展中國家還沒有真正的全民基本收入的試驗，有的只是一些現金援助項目。受惠人是特定的群組而非全民。捐助的單位對發展中國家如何利用資金，都有一些既定的看法。如經費應該用在基礎建設或教育上，不應用在無謂的開支如煙酒上的消費。按班納吉的了解，基於目前少量和初步的研究，現金援助並沒有誘使發展中國家的消費者胡亂消費，同時也沒有減少他們繼續工作的努力。

全民基本收入有一些知名的支持者，就是在矽谷的科創企業家。臉書的朱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兩年前在哈佛大學畢業禮演講上首次公開支持全民基本收入。他認為社會發展不應該再以生產多少為指標，而是要看個人能否找到在世上有意義的角色。全民基本收入可以幫助個人發展創意、追求理想。此外矽谷的其他企業家，包括特斯拉的馬斯克（Elon Musk）也公開支持全民基本收入。

增值稅助減貧 政治上不受落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人工智能和自動化，將會減少大量的工作崗位。同時，新科技亦改變了工作與職位的關係，會有愈來愈多的勞動力變為自僱人士、或同時做幾份兼職而非一份全職、又或同僱主的關係只是短期合約等等。這些改變，使基於勞動力市場全職工作、長期合約的勞動法規和社會福利都不合用。全民基本收入計劃，正好彌補這些不足。這或許是矽谷支持這個計劃的一個原因。畢竟，這些大企業家們也需要市民大眾手中有足夠的消費力來購買他們的產品。

最後要提及的，是首位參與美國總統競選的華裔人士楊安澤（Andrew Yang）。由於他以全民基本收入作為競選平台的重點，他大概是目前最受注目的全民基本收入的倡議者。他建議引進增值稅作為收入，然後分發給每位美國人每月1000元。雖然他當選總統甚至民主黨候選人的機會微乎其微，但他在這方面的建議比現時民主黨領先的候選人、麻省參議員沃倫（Elizabeth Warren）更為扎實。

哈佛著名經濟學者曼昆教授（Greg Mankiw）最近簡單比較了楊安澤和沃倫就減少貧富不均的建議。沃倫主張對富人徵收財富稅，用以幫助窮人。劫富濟貧，在政治上容易得到支持，但實際效果並不明顯。一來要確定財富多少並不容易，因為有時目前的財富數值是基於將來的收入，難以估計。二來富人可以將財富作不同的調動和分配來避稅。

楊安澤建議的增值稅，稅基是經濟活動的數額。有錢人多消費自然多付稅，窮人消費較少付稅也較少。既然兩者均從政府獲得每月1000元，富人繳付的增值稅自然高於1000元，而窮人則少於1000元。整個計劃還是對窮人有利，但畢竟多了一種增值稅，市民都不容易接受。相比之下，楊安澤的建議於減少貧富差距更有效，但在政治上就不受歡迎了。

陸炎輝　香港大學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榮譽副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一九年十月十六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