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vercome adversity in the new year
新年新象 逆境自強
作為外向型經濟體兼國際金融中心，香港今年除受制於複雜多變的國際政經形勢，還備受本地社會動盪衝擊，內外交困，經濟前景未許樂觀。
去年6月因為修訂《逃犯條例》引發的風波，至今尚未平息。暴徒到處堵路、破壞公共設施及商舖、襲擊無辜市民及旅客，社會不寧，經濟受損。服務和物流等行業首當其衝。11月訪港旅客人數跌幅擴大，每日跌至只有8.8萬人次，跌幅超過一半，旅遊發展局表示，2019年上半年訪港旅客本已錄得14%升幅，但預計全年人數只約達5600萬，按年下跌14%。雖然社會形勢近日略見緩和，但旅客信心仍有待恢復。業界擔憂農曆新年期間酒店的預訂情況並不理想，修例釀成的影響至今仍未完全呈現。
此外，市民消費意欲大減，加上樓市及股市下調壓力上升，產生財富萎縮效應，進一步削弱內部需求。去年11月零售業總銷貨價值臨時估計為300億元，按年下跌23.6%；扣除價格變動後，同月零售業總銷貨量跌25.4%，顯然已步入寒冬。
香港去年第三季經濟增長按年跌2.9%，已是連續兩季負增長，反映技術上已陷入經濟衰退，觀乎近月發展，第四季恐怕也難以樂觀；整年經濟預計介乎零增長至負增長1.3%。政府最新公佈12月的整體失業率按月上升了0.1%至3.3%，飲食業失業率則維持在5.2%，建造業的失業率更從第四季初的5%升至5.6%。中資、外資企業不擬聘用未來幾年畢業的大學生，這一傳言甚囂塵上，若不幸屬實，肯定會打擊青年就業，加深社會矛盾。
另一方面，外來資金及人才去留，同樣或受牽連。雖然政府、商界均表示，至今未見外資撤離的跡象，但去年香港美國商會一項調查發現，四分之一受訪企業正考慮減少在港業務或者完全撤離香港，打算撤離的企業之中，大都計劃遷往新加坡。國際信貸評級機構穆迪更因對特區政府的管治效能生疑而下調香港的信貸評級。雖然本地的簡單低稅制、自由營商環境、獨立司法制度，仍足以吸引外資留下來，但對外資撤離的警號，特區政府不容掉以輕心。
目前全球最大的不明朗因素，當數中美貿易糾紛。兩國經過多輪談判後，去年年底宣佈達成首階段協議，並預計於本月中簽署，稍後將展開第二階段談判，預計達成協議的難度尤甚於上一階段。
今年是美國大選年，尋求連任的特朗普總統勢必凸顯貿易戰、人權、台灣及香港問題、朝鮮半島核談判、南海局勢等議題來轉移選民視線，意味着中美之爭只會變本加厲。近日特朗普下令以無人機擊殺伊朗高級將領，中東局勢突趨緊張，雖然外界預期美伊全面開戰機會甚微，但對國際油價的影響仍然有待觀察。
香港背靠祖國，中央始終是特區保持繁榮穩定的強大後盾。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經濟騰飛，為本港的繁榮發展注入強心針，但展望2020年，內地經濟面對的下行壓力愈來愈大，金融結構改革陣痛未消，加上政府平抑房價並大舉減稅降費，收窄財政政策的可操作空間。此外，中小銀行的金融領域風險，以至北京對港政策有何變化，同樣值得關注。
香港的社會問題離不開政治生態。正如筆者早前在本欄文中指出【註一】，有本地學術調查發現，只有18%的大學生有信心在可見將來置業，而且資產價格的上漲遠遠超過了教育或人力資本的回報。即使教育程度高、收入好的年輕人，也會對自己的財務前景感到悲觀；大學畢業生工資水平卻又超出輪候公屋的資格，以致高不成，低不就，在政治上容易走向激進，本土主義亦應運而生。許多示威活動一方面反對「官商勾結」和「地產霸權」，另一方面則打撃在經濟和置業階梯上的既得利益階層，也就不足為奇。
事實上，置業與政治取向兩者關連極大，若有關施政有誤，更會動搖到社會的長遠穩定。當前香港社會的政治爭抝，主要出現在年青人和中老年人，以及「有產階級」和「無產一族」之間。從Kevin Wong及Po-san Wan 在2018年的研究結果可見，已置業者相對未置業者普遍較支持建制派，而較少支持泛民或本土派；30歲以下的年輕人則顯然普遍支持本土派而非建制派，而香港出生者一般傾向支持泛民而非本土或建制派。至於收入水平和教育程度，則對政治取向並無明顯影響。
特區政府最近推出「撐企業，保就業」等紓困措施，以應對經濟逆境，筆者認為亦應從宏觀層面，為經濟發展明確定位，待社會恢復秩序之後，協助本港重新鎖定經濟增長領域，再創高峰。
根據《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香港務須「鞏固和提升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和國際航空樞紐地位，強化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地位、國際資產管理中心及風險管理中心功能，推動金融、商貿、物流、專業服務等向高端高增值方向發展，大力發展創新及科技事業，培育新興產業，建設亞太區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中心，打造更具競爭力的國際大都會。」【註二】
《基本法》第109條列明：「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提供適當的經濟和法律環境，以保持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意味着香港也許是全球唯一在法律上務須維持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司法管轄區。
作為粵港澳大灣區內的金融中心，香港亦須力求進一步優化成為中國內地及其他主要經濟體系的融資及風險管理中心，增進與主要經濟體及世界金融中心聯繫的緊密程度。
香港的證券市場，雖在運作和監管方面已臻成熟，然而債券市場仍大有發展餘地。特區政府除鼓勵企業發債，亦應加大政府發債額度，積極推動債市發展。
2015年，中國政府頒佈《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2019年，第二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在北京圓滿舉行，推動達成283項合作成果【註三】。
「一帶一路」並非只著眼於基建或單一講求硬體，反而更務求打造一個全新世界貿易兼投資平台，讓沿線國家及地區的企業可享潛力優厚的發展良機。不過中國幅員遼闊，外國中小企業往往不知如何進軍內地市場。國內企業規模龐大，員工動輒上萬，歐洲國家如德國的科技企業，員工人數每低於200，洽談業務劃分和財務細節時，雙方難免差距甚大。歐洲企業一方面注重共同發展中國市場，分享有關訊息，並持續改進產品以應市場需求；另一方面，其對專利和商標的保護和尊重的程度，卻與中方存在分歧。
正如前任特首梁振英所言，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有「一國」之利，享「兩制」之便，熟悉中國內地及國際市場。憑此獨有優勢，香港堪足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地區與內地之間擔當「超級聯繫人」，協助外資中小企打進中國市場及融資，有利於進一步鞏固自身地位，更對穩定全球經濟及均衡國際貿易有所貢獻，達致多贏效益。
綜上所述，面對內憂外患，香港必先認真解決青年問題，透過包容互諒的精神，針對年青一代上游無望的困境，有效增加土地房屋供應，重建置業階梯。此外，港人應善用一國兩制條件，把握「一帶一路」及大灣區的巨大發展潛力，奮發創業，香港自有希望重拾正軌，邁向美好明天。
【註一】：《重建置業階梯 收窄貧富差距》，謝國生，信報，2019年10月23日
【註三】：《王毅國務委員兼外長在外交部2020年新年招待會上的致辭》，2020年1月20日
謝國生博士
香港大學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金融學首席講師、新界鄉議局當然執行委員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二十九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