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on Lights are Off; Night King is On
本年賀歲片《夜王》自大年初一2月17日在香港上映，短短一個月，名利雙收，叫好又賣座。以本地收入超過9000萬元的佳績，《夜王》既成為香港史上賀歲電影開畫票房冠軍，亦登上港產片票房第五位。
憑藉幽默的風格，吸引眼球的題材，加上累積的口碑，《夜王》從原定計劃中的兩廣地區，在2月23日擴大到全國公映，內地票房至今已衝破1.5億元人民幣。
《夜王》的成功之所以值得慶祝，不僅是因為其票房收入遠超製作成本和宣傳開支，而是能夠在整體疲軟、競爭異常激烈的市道中表現突出，實屬難能可貴。隨着Netflix、Disney+等串流媒體盛行，全球消費者愈來愈遠離電影院。按2024年總入場人次與年中人口估算，香港人在年內平均只進電影院看2.5場電影；無獨有偶，大洋彼岸的美國人在2025年平均只觀影2.2次。如何爭取成為消費者手中的這兩張戲票，是世界各地電影業都面對的棘手難題。
這邊廂是持續疲弱的市場需求，那邊廂卻是白熱化的業界競爭。與《夜王》同期上映的賀歲片除了另一港產片《金多寶》，還有來自內地的《鏢人》、《飛馳人生3》和《驚蟄無聲》等。競爭對手來勢洶洶，不僅資金多、排片廣，甚至明星陣容都大大超過了《夜王》。反觀2025年的全球電影市場，票房名列前茅的影片幾乎都來自耳熟能詳的知識產權（IP）角色，比如《瘋狂動物城2》，《Minecraft：我的世界大電影》，《魔法壞女巫：第二章》。
既沒有頂流IP助力，亦欠缺巨額資金投入，《夜王》的異軍突起，不禁讓人對近年沒落的港產片重拾舊望。1980至90年代，香港曾經是僅次於荷里活與寶萊塢的世界第三大電影產地，但隨着電影市場競爭日益激烈，串流媒體興起和觀眾口味轉變，香港電影業漸走下坡。
撫今追昔，有意重整旗鼓的片商又能從中借鑒到什麼呢？
自1960年代開始，香港已是東亞重要的電影出口中心，到1980至90年代的黃金時代，孕育出包括《英雄本色》、《喋血雙雄》、《警察故事》、《重慶森林》、《春光乍洩》，以及周星馳所代表的「無厘頭」系列等佳作。1982年起，港產片首次在票房上壓過進口片，1993年全年產量多達186部，影響力亦同步飆升。
香港電影當年的輝煌成就歸功於影片高度商業化，明星演員與知名導演相得益彰，以及這座城市獨一無二的文化。一方面，業界透過製片、發行、放映的高效率協同，並結合完善的東南亞發行網，促成標準化生產和影片類型快速迭代，既實現了規模經濟，又能滿足消費者的多樣化口味。
另一方面，高度商業化促成人才培養。黃金年代的演員培訓制度造就了周潤發、周星馳、張曼玉、梁朝偉等影帝影后，在王家衛、許鞍華、吳宇森、徐克等頂級導演的加持下，本地作品不單有了量更有了質。明星擴大電影的社會號召力，導演提升國際影展給予的評價，雙管齊下，香港電影的國際影響力逐漸增強。而香港獨特的歷史和移民都市文化，加上粵語俚語的流行，讓本地影片將「東方式表達」與「西方式敘事」一爐共冶，渾然天成，既能在全球華人中產生共鳴，也能與歐洲影展和北美市場溝通無阻。
縱使目前電影業的崢嶸歲月已成歷史，但是《夜王》的票房成績似乎可以讓我們看到港產片的出路。首先，劇本十分引人入勝，尤其對中國內地的觀眾而言，夜總會的故事可謂極具香港特色；但如何讓這種「有味」題材登上大雅之堂呢？細想戲中情節，不難發現其實夜場的商業管理和職場分別不大，無論是滿足老闆的業績要求，還是激勵鞭策員工，甚至對客戶的個人化服務，即使從未去過夜場的觀眾亦一看便懂。
其次，《夜王》是粵語片，不少金句只有用廣東話俚語才能充分表達意思，像「葵芳」這樣的笑梗，也只有熟悉香港地名的觀眾才會捧腹大笑。在某程度上，這種方言和本地文化為《夜王》的爆火帶來一定阻礙，畢竟內地大部分觀眾對粵語十分陌生，對香港大多數地名亦一無所知。離開了語境文化，《夜王》的魅力便可能大打折扣，這正是本來計劃只在港澳和兩廣地區公映的原因之一。
意想不到的是，影片巧妙地扭轉劣勢。通過社交媒體的宣傳，在市民大眾購票前，就已破解戲中金句的語言障礙，更讓觀眾體會到廣東話俚語的創意巧思和香港文化的生動有趣。戲中女公關葵芳一句「四捨五入，我今年19歲」，馬上使葵芳地鐵站變成網紅打卡點，也讓人聯想到石澳健康院的大樹和都爹利街煤氣燈曾因周星馳的《喜劇之王》一炮而紅。
《夜王》裏的歡哥說：「世界艱難，但我哋無驚過，我哋從來都未容易過嘅，係咪？但係如果一定要熄燈，我哋一定飲到最後。」港產片的世界同樣艱難，筆者卻深信有香港特色的電影一定不會熄燈——愈行愈難，愈難愈行！這就是香港精神。
范亭亭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市場學首席講師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六年三月二十五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