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pan Owned the Technology, Others Captured the Business
學術界飯局上談到半導體，總有人會問筆者：日本當年那麼厲害，怎麼就沒出現一個三星或台積電？問題問得很好，細想卻有點錯位。台積電做的是晶圓代工，替別人造晶片，自己並不賣存儲產品。日本也沒有退出存儲市場，鎧俠至今仍是全球領先的NAND快閃記憶體製造商。
真正的問題其實是：1980年代末一度拿下全球近半半導體市場的日本，為什麼在存儲和先進代工這兩條最賺錢的賽道上，一條都沒守住？今天手機、固態硬碟裡的NAND快閃記憶體，發明源於東芝，利潤卻拱手讓人。
DRAM這類標準化晶片，說到底，比拼的就是成本。設備和研發先要大量資金投入；產量愈大，每顆晶片分攤的成本愈低。新產線又不能等價格回升才動工，等建好投產，行情或已成過去。可見這一行格外考驗毅力：低谷時繼續投放資源，所得利潤肯定欠佳；不投的話，下一輪景氣來了，公司卻缺乏產能接單。逆周期投資當然不是盲目擴產，若技術和需求跟不上，規模愈大只會虧損愈多。然而，歸根究柢，競爭還是誰敢在別人收縮時下注。
回看1990年代，韓國三星持續投入大型產線和嶄新設備，日本的綜合電機企業卻一遇上DRAM虧損，立即煞停投資，市況惡化時，連下一代工廠的建設計劃也一併凍結。資金為什麼批不下來？日本電氣（NEC）、日立、東芝都是巨頭，可半導體只是其眾多事業之一，通訊設備、家電部門同樣伸手要錢。半導體部門在集團裡被視為燒錢大戶，管理高層中了解實際業務的並不多，重大投資很難迅速拍板。
這正是筆者在經濟學課堂上講解的企業委託代理（principal-agent）問題。替老闆管事的人，著重的是今年的帳，一項5年後才見回報的巨額投資，拖一拖，就公司的績效評估而言，這完全合理；但年年如是，該投不投，整個業務的未來就會被拖垮。三星同樣是業務多元化的財閥，為什麼不一樣？差別在於決策權握在誰人之手，掌權人又願意忍受多久的虧損。李氏家族可以集中拍板，調動整個集團的財力去撐半導體。然而家族經營絕非萬靈丹，也會押錯方向，而在資本密集、周期劇烈波動的行業，決策的速度和毅力，往往比組織架構圖上的方框重要得多。
三星爭的是規模，台灣台積電則找到一門全新的生意。張忠謀創辦台積電時，給客戶的承諾只有一句：「我們不跟你競爭。」晶片設計公司最怕把設計圖交給一家既幫你代工，又自己賣晶片的廠商；今天是製造夥伴，明天就是產品對手。台積電剔除這層顧慮，設計公司進場門檻隨之降低；各家訂單匯到同一條產線，規模愈大、成本愈低，隨之吸引更多訂單。
日本廠商那套設計、製造、銷售一條龍的模式，在往昔年代無疑具備優勢，只是面對全球分工的浪潮轉身太慢。這不是說垂直整合就落後，三星便是反例。關鍵在於組織有沒有緊貼市場而變：原本替集團自家產品服務的工廠，願不願意、能不能夠轉型以服務全球客戶？至於1986年日美兩國半導體協定一類的外部衝擊，確實令競爭環境惡化，倒也解釋不了此後30年的衰敗。把帳全算到美國頭上，也許省事，卻正好蓋住了內部激勵不足的毛病。
有論者認為，那是日本的工程教育出了問題。這說法站得住腳嗎？NAND閃存就是反證。其實更該提出的問題有二：技術人員能不能走上經營崗位？經驗能不能跨企業流動？日本呈現出一個值得正視的現象：企業重組、終身僱用制動搖，加上推行提早退休，大批資深半導體工程師被迫離開，韓國廠商以高薪羅致，直接縮短了企業的學習曲線。該國幾十年培養出來的人才，其中不少過檔到海外競爭對手。
栽培人才，不能只計算大學每年畢業多少工程師。產業持續收縮，學校教得再好也留不住人，人往高處走是最樸素的經濟學。台灣走的是另一條路，工業技術研究院早年派工程師遠赴美國取經，回台後在示範工廠實際磨練，繼而把技術、設備連同整支團隊轉移到聯電（UMC）、台積電。從課堂到研發到創業，中間有一條走得通的路。
日本要相應改革，出發點應在讓專業人才拿到與貢獻相稱的回報、決策空間和發展前景。否則口號喊得再響，理性的工程師留在大企業舊崗位，仍是最安穩合理的選擇。
這段歷史離香港不遠。電子產品長期佔香港貨物出口的重要部分，半導體AI相關產品更是高價值貿易的一環。其中必須分清，晶片漲價推高了出口貨值，不等於香港創造的增加值也同比上升。貨物經過香港與價值留在香港，完全是兩回事。香港要爭的是在技術服務、融資和供應鏈管理上多分一杯羹，目標並不是單單成為吞吐量更大的轉口港。
要分這杯羹，香港的王牌是高等教育，本地有5所大學已擠進世界百強。大疆創辦人汪滔是香港科技大的畢業生，公司卻開在深圳；商湯起家於香港中文大學實驗室，重心也落在內地。深圳有供應鏈、市場，人才北上不算壞事，然而貨物經過香港，價值未必留下，人才經過香港，也不一定留下。香港本地的激勵同樣不足，學者的考核看論文、看引用，技術轉移方面佔比很輕，一如日本經理人只看今年帳目。筆者見過不少工科畢業生，拿學位當敲門磚，轉身進了投資銀行。人望高處，香港的高處不在工廠。
香港近年大談創科，日本這段經歷正好拿來對照：孕育出來的人才，會不會有企業接得住？投了錢，有沒有具備行業知識、願意長期負責的人加以管理？項目碰到低谷，決策者是看技術前景和市場趨勢，還是只盯着手上的虧損數字？筆者看來，最後這一條往往是核心所在。
章逸飛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經濟學高級講師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六年十月十四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