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学术界饭局上谈到半导体，总有人会问笔者：日本当年那么厉害，怎么就没出现一个三星或台积电？问题问得很好，细想却有点错位。台积电做的是晶圆代工，替别人造晶片，自己并不卖存储产品。日本也没有退出存储市场，铠侠至今仍是全球领先的NAND快闪记忆体制造商。

真正的问题其实是：1980年代末一度拿下全球近半半导体市场的日本，为什么在存储和先进代工这两条最赚钱的赛道上，一条都没守住？今天手机、固态硬碟里的NAND快闪记忆体，发明源于东芝，利润却拱手让人。

DRAM这类标准化晶片，说到底，比拼的就是成本。设备和研发先要大量资金投入；产量愈大，每颗晶片分摊的成本愈低。新产线又不能等价格回升才动工，等建好投产，行情或已成过去。可见这一行格外考验毅力：低谷时继续投放资源，所得利润肯定欠佳；不投的话，下一轮景气来了，公司却缺乏产能接单。逆周期投资当然不是盲目扩产，若技术和需求跟不上，规模愈大只会亏损愈多。然而，归根究柢，竞争还是谁敢在别人收缩时下注。

回看1990年代，韩国三星持续投入大型产线和崭新设备，日本的综合电机企业却一遇上DRAM亏损，立即煞停投资，市况恶化时，连下一代工厂的建设计划也一并冻结。资金为什么批不下来？日本电气（NEC）、日立、东芝都是巨头，可半导体只是其众多事业之一，通讯设备、家电部门同样伸手要钱。半导体部门在集团里被视为烧钱大户，管理高层中了解实际业务的并不多，重大投资很难迅速拍板。

这正是笔者在经济学课堂上讲解的企业委托代理（principal-agent）问题。替老板管事的人，著重的是今年的帐，一项5年后才见回报的巨额投资，拖一拖，就公司的绩效评估而言，这完全合理；但年年如是，该投不投，整个业务的未来就会被拖垮。三星同样是业务多元化的财阀，为什么不一样？差别在于决策权握在谁人之手，掌权人又愿意忍受多久的亏损。李氏家族可以集中拍板，调动整个集团的财力去撑半导体。然而家族经营绝非万灵丹，也会押错方向，而在资本密集、周期剧烈波动的行业，决策的速度和毅力，往往比组织架构图上的方框重要得多。

三星争的是规模，台湾台积电则找到一门全新的生意。张忠谋创办台积电时，给客户的承诺只有一句：“我们不跟你竞争。”晶片设计公司最怕把设计图交给一家既帮你代工，又自己卖晶片的厂商；今天是制造伙伴，明天就是产品对手。台积电剔除这层顾虑，设计公司进场门槛随之降低；各家订单汇到同一条产线，规模愈大、成本愈低，随之吸引更多订单。

日本厂商那套设计、制造、销售一条龙的模式，在往昔年代无疑具备优势，只是面对全球分工的浪潮转身太慢。这不是说垂直整合就落后，三星便是反例。关键在于组织有没有紧贴市场而变：原本替集团自家产品服务的工厂，愿不愿意、能不能够转型以服务全球客户？至于1986年日美两国半导体协定一类的外部冲击，确实令竞争环境恶化，倒也解释不了此后30年的衰败。把帐全算到美国头上，也许省事，却正好盖住了内部激励不足的毛病。

有论者认为，那是日本的工程教育出了问题。这说法站得住脚吗？NAND闪存就是反证。其实更该提出的问题有二：技术人员能不能走上经营岗位？经验能不能跨企业流动？日本呈现出一个值得正视的现象：企业重组、终身雇用制动摇，加上推行提早退休，大批资深半导体工程师被迫离开，韩国厂商以高薪罗致，直接缩短了企业的学习曲线。该国几十年培养出来的人才，其中不少过档到海外竞争对手。

栽培人才，不能只计算大学每年毕业多少工程师。产业持续收缩，学校教得再好也留不住人，人往高处走是最朴素的经济学。台湾走的是另一条路，工业技术研究院早年派工程师远赴美国取经，回台后在示范工厂实际磨练，继而把技术、设备连同整支团队转移到联电（UMC）、台积电。从课堂到研发到创业，中间有一条走得通的路。

日本要相应改革，出发点应在让专业人才拿到与贡献相称的回报、决策空间和发展前景。否则口号喊得再响，理性的工程师留在大企业旧岗位，仍是最安稳合理的选择。

这段历史离香港不远。电子产品长期占香港货物出口的重要部分，半导体AI相关产品更是高价值贸易的一环。其中必须分清，晶片涨价推高了出口货值，不等于香港创造的增加值也同比上升。货物经过香港与价值留在香港，完全是两回事。香港要争的是在技术服务、融资和供应链管理上多分一杯羹，目标并不是单单成为吞吐量更大的转口港。

要分这杯羹，香港的王牌是高等教育，本地有5所大学已挤进世界百强。大疆创办人汪滔是香港科技大的毕业生，公司却开在深圳；商汤起家于香港中文大学实验室，重心也落在内地。深圳有供应链、市场，人才北上不算坏事，然而货物经过香港，价值未必留下，人才经过香港，也不一定留下。香港本地的激励同样不足，学者的考核看论文、看引用，技术转移方面占比很轻，一如日本经理人只看今年帐目。笔者见过不少工科毕业生，拿学位当敲门砖，转身进了投资银行。人望高处，香港的高处不在工厂。

香港近年大谈创科，日本这段经历正好拿来对照：孕育出来的人才，会不会有企业接得住？投了钱，有没有具备行业知识、愿意长期负责的人加以管理？项目碰到低谷，决策者是看技术前景和市场趋势，还是只盯着手上的亏损数字？笔者看来，最后这一条往往是核心所在。

章逸飞博士
港大经管学院经济学高级讲师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六年十月十四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