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dia on the Glob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tage
最近幾年，印度在國際舞台上的戲份愈來愈多，主要是作為美國阻遏中國發展的配角。2017年底，美國、澳洲、日本和印度重新啟動了「四方安全對話」（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簡稱Quad）。Quad早在2007年由時任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發起，是在亞太區針對中國的非正式戰略對話，屬軍事和戰略層面的合作，但因澳洲在翌年陸克文（Kevin Rudd）當總理後退出而終止。此外，拜登又在去年5月推出「印度－太平洋經濟框架」（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for Prosperity，簡稱IPEF），屬經濟合作層面，企圖抵消中國在區內的經濟影響力。IPEF包括美國和印太地區共13個國家，涵蓋了貿易、供應鏈、基礎建設、清潔能源等好幾個方面，但因缺乏了如削減關稅等具體的政策內容而被批評為一個空洞的框架。
上月初，印度又作為主席國，召開了「2023年二十國集團新德里峰會」（G20），並藉此機會與美歐及中東一些國家簽署了「印度－中東－歐洲經濟走廊」（India-Middle East-Europe Corridor，簡稱IMEEC）諒解備忘錄，表面目的是加強有關地區的建設和經濟融合，但明顯地項莊舞劍，意在針對「一帶一路」。IMEEC的具體內容仍在籌劃，有待日後揭曉。
不過，上述種種，在過去兩周都給加拿大總理杜魯多的同場加映所掩蓋了，他指控印度政府特工暗殺了一名在加拿大的錫克教社區領袖，頓時掀起了一場強烈的外交風波。
隨着印度國際影響力的上升，多了不少對印度經濟的正面評論和樂觀預期。如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最新經濟展望，印度是今年及隨後數年增長最快的全球經濟體（約6%）。高盛則在兩個月前預測印度會在2075年超越美國成為第二大經濟體，並接近當時第一的中國。而英國《金融時報》的著名經濟師馬丁．沃爾夫（Martin Wolf） 亦估計，以購買力平價計算，印度的GDP會在2050年超過美國30%。
印度在1947年從英國獨立後由賈瓦哈拉爾．尼赫魯（Jawaharlal Nehru）任總理至1964年，其後他的女兒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港譯甘地夫人）又在上世紀六十至八十年代先後掌權了十多年。這數十年來，印度採取了相當封閉和干預的政策，以官僚手段管控經濟和限制國際貿易和投資，嚴重地拖慢了印度的發展。甘地夫人在1984年遇刺身亡後，由兒子拉吉夫．甘地（Rajiv Gandhi）繼任總理，後者實施了較之前相當自由開放的經濟政策。這時中國剛開始經濟改革不久，自然有論者把兩國的情況比較。當時以研究國際貿易知名及廣受學界尊敬的哥倫比亞大學印裔經濟學教授Jagdish Bhagwati對印度的改革甚為興奮，並抱有極大期望。他於1985年在《紐約時報》撰文分析，認為和當時的中國比較，印度更有可能是一個即將出現的經濟奇蹟。然而，事後的發展說明他對印度經濟過於樂觀了。
按世界銀行的數據，1984年中國的GDP 約為印度的兩倍，但當時中國的人口多於印度， 人均GDP只是印度的1.4倍。至去年，中國GDP已是印度的5倍，而由於兩國的人口相若，中國的人均GDP也是印度的5倍。事實上，印度的經濟增長也相當可觀，從1984年至2022年這38年間，該國年均GDP實質增長率達到5.9%，已經很不錯，只是仍低於中國同期的9%。印度經濟能否在未來一二十年獨領風騷，成為經濟超級大國，自然有很多變數，這裏只提出一些議題來豐富我們的思考。
經濟增長與人力資源的數量和質量有密切關係，大概是不爭的事實。人力資源的數量受勞動參與率的影響，而質量則受到教育的普及和水平的影響。在教育方面，印度很多人受過相當優良和高程度的教育，西方特別是美國的商界精英和知識分子中有不少是印度裔，包括26名「標普500指數」（S&P 500 Index）企業的行政總裁和兩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但相對於印度的龐大人口，這些都是少數。若以成年人口的識字率（literacy rate）為一個簡單指標，印度在2018年是74%，低於2020年全球的87%和中國的97%。
印度的男性勞動參與率約70%多，稍高於發達國家及全球平均水平，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相若。但印度的女性勞動參與率卻相當低。1990年的在職女性只佔當時15歲以上女性人口的28%，輕微上升至2000年的31%後，即徐徐下跌至去年的24%。相對而言，去年全球平均的女性勞動參與率為47%、歐盟52%、日本54%、美國56%、中國61%。印度的數字只及全球平均的一半，算是相當低的。勞動參與率背後有諸多經濟社會因素，但無論原因為何，這麼低的勞動參與率，表示一些重要和大量的人力資源沒有被調動起來。
這裏要指出一點，勞動參與率包括意圖在市場工作賺取收入的人士，作為成年人口的比例。不在這比例中的人，如在家照顧兒童或長者的，也有從事生產，只是產值沒有算在GDP中。但一般情況下，員工在一份正規職位的產值會高於留在家中所提供的服務價值。所以，適當地提高勞動參與率，對經濟增長有很大的促進作用。十多年前日本的安倍經濟學，其中一環就是要在人口嚴重老化的情況下，提高日本女性的勞動參與率。
印度男女合算的勞動參與率約51%，低於全球的62%和中國的67%。印度的人口雖然已超越中國，而且更為年輕，印度的年齡中位數是28.2，而中國則已經達到39，但印度的勞動參與率卻遠低於中國，因此勞動人口仍比中國少。反過來看，若印度能提升女性勞動參與率，即使只到全球平均水平，也是經濟發展的一大動力。然而，這個低勞動參與率的情況已持續了好幾十年，或許並不容易提升。其中一個原因是印度相對較小的製造業規模。
亞洲不少經濟體都經歷過發展製造業促使經濟起飛的過程，期間不少女性在工廠的生產線上度過了他們的青春歲月。但比起東亞和東南亞，印度的製造業規模小很多。去年一些經濟體的製造業佔GDP比例，中國是28%、南韓26%、越南25%、孟加拉也有22%，而印度只有13%。數十年來，印度最高比例只有18%，因此也沒有創造較多的就業機會，特別是對那些沒有機會在學校多受教育的女性而言。
然而，印度的製造業為何佔GDP的比例不高？簡單地說，這和多年來輕視和限制外貿有關。雖然八十年代中後期政策有所改變，但歐美市場已被其他亞洲經濟體佔了先機，加上長期的保護主義，印度企業的競爭力難以和外國製造業匹敵，而這反過來又限制了現時印度市場的對外開放。最明顯的例子是，印度在經過多年談判後，最終退出了東盟和中日韓澳紐在3年前簽訂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簡稱RCEP）。RCEP是全球最大的區域性自由貿易協議，對亞洲及全球經濟可以起很大的促進作用。印度的退出是考慮到RCEP會降低印度入口商品現有關稅的八九成及放寬服務業貿易和直接投資的限制，威脅到印度企業，亦會增加印度的外貿逆差，特別是和中國的逆差。
事實上，印度的考慮並不限於具有相當競爭力的中國產品。印度在作為上述IPEF成員的同時，並不參與其中的貿易部分，看來印度對區內其他經濟體的產品也有所顧忌，反映出本身製造業的弱勢。在這個情況下，美國又可以預期印太經濟框架起到什麼作用？
以印度的人口和面積，只要步履穩健，經濟自然達到一定的規模。但能否超越中美，甚至如一些人說，使二十一世紀成為印度的世紀，在目前來說，應該還是一個大大的問號。
陸炎輝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榮譽副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三年十月四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