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EJ Column

反修例進退之道與長久之計

政府早前提出修訂《逃犯條例》，聲稱目的在於把香港陳姓殺人疑犯移交台灣，說法未免可疑。顯而易見，安排一次性移交疑犯，遠比修改法例容易，政府卻選擇了一個捨近圖遠、事倍功半的處理手法。打個比方，有人患了重病必須醫治，卻不去求醫，反而去重考香港中學文憑（HKDSE），希望進入醫學院，畢業後才把所學醫術為自己治病。如此行為是否難以理解？

反對修例的癥結

香港人反對修訂有關條例，關鍵原因是國內的法治薄弱，中國政府就有不少前科，透過法律手段打擊異見者。這不是信心的問題，而是客觀的事實。政府認為今次市民反對那麼強烈，無非是宣傳和諮詢不足。筆者不以為然，因為即使有更多宣傳和諮詢，只會加深市民對中國法制黑暗面的認識；政府可能早就察覺這點，希望快刀斬亂麻。

基本法委員會成員陳弘毅教授建議「港人港審」，這個方案能大大減少香港人的顧慮；可惜未獲有關方面接受，而陳教授亦沒有堅持下去。

香港作為國際大都會、世界知名的國際金融中心，歡迎各國的公司和投資者來做生意，自然也視他們為本地持份者。然而，要是《逃犯條例》一經修訂，外國人基於也有可能被遣返內地，產生憂慮實屬合理。今年年初，中國政府因孟晚舟被加拿大政府拘捕，以牙還牙，隨即拘捕兩名加拿大國民，這就足以說明外國人的憂慮是有充分根據的。

筆者擔心，若修訂《逃犯條例》強行通過的話，恐怕香港作為具備獨立司法制度的自由經濟體所享的國際地位，就難以取得西方社會持續承認。這對香港固然是個毀滅性的災難，對中國內地也一點好處都沒有。

以上分析點出筆者反對修訂《逃犯條例》的原因。

見好就收的智慧

6月9日，民陣發起反修例遊行，稱有100萬人參加；6月12日，金鐘立法會大樓外警民衝突過後，政府隨即在6月15日宣布暫緩修例。6月16日的遊行，民陣稱參加者多達200萬，進一步震驚全世界；特區政府官員和特首林鄭月娥先後作出道歉。

到目前為止，反對運動有以下三方面的成果：第一，暫緩修例；第二，特首和政府官員先後為修例工作做得不好而致歉；第三，警務處處長盧偉聰已作澄清，6月12日的示威行動不是一場暴動。

雖然暫緩修例不完全等於撤回草案，但事實上分別已經不大，至少看來不像是政府緩兵之計。至於要求林鄭下台一事，筆者覺得換人只是早晚的事，而林鄭已受重創，留任亦不會有什麼殺傷力。盧偉聰的澄清，亦讓6月12日示威者不會因為參與行動而入罪，應可釋然。對於上述3項成果，筆者覺得滿意、可以接受，示威者並無必要採取破壞社會秩序的手段窮追猛打，要求林鄭下台和收回條例修訂。

至於另外兩個要求，一是成立獨立委員會調查6月12日示威所引起的衝突；二是釋放當日被捕的示威者。對於前者，筆者相信有助於平息民怨，亦可消除對警察不合理的指摘，是個合理的主張。對於後者，筆者卻有不同看法；與其提出無條件釋放被捕者，倒不如為他們提供法律援助，並要求有關當局保證他們應有的權利。

理性行事的責任

個別參與示威者襲擊警察或者使用暴力，因而受到調查、被捕以至遭檢控，筆者覺得這並沒有什麼問題。不管出發點如何崇高，個人必須為自身行為承擔責任。

筆者憶及前任香港大學校長馬斐森（Peter Mathieson）教授的一段話。2014年他剛上任，與我們學院的一眾同事見面，筆者問他如何看待即將出現的佔中事件，校內師生若參與其中而被捕，應該如何應對等等。馬教授以他在英國一所大學任教時一事回應：在一次抗議事件中，一個學生在盛怒之下，從二樓把滅火筒扔向地下的群眾，造成有人身受重傷，這個學生事後被判入獄。示威者不管出發點如何崇高，必須對自己的行為負責，不可傷害他人，筆者對此十分同意。

要求與林鄭或盧偉聰對話，本屬無可厚非，卻也並非迫切（上文指出，筆者認為政府的連番回應已可接受），不應該為此而影響到市民大眾的生活。6月21日，把3000名警員圍困於警察總局15小時的行動，更是非常危險的挑釁行為。期間就有數十個999電話不能獲警方即時處理，其中有可能是涉及人命的，以別人的生命當做自己的談判籌碼，這是否合乎道德？筆者十分懷疑。

示威者再採取這些行動，難免變本加厲，最後甚至會斷送原先反修例運動所帶來的成果，就像止痛藥愈吃愈多，藥力失效，最後腎功能受到破壞一樣。

另一點筆者想提出的，就是我們是否對警察太嚴苛了。在6月12日示威衝突的影片中，我們固然看到警員有過分使用武力的情況，但也不要誇大問題的嚴重性。首先，不應以個別警員的行為當作為全體警員的行為，就好像有個別遊行參加者鹵莽違法，不應因此認為所有遊行人士都一樣。

一視同仁的胸襟

其次，當時前線警員只是執行上級命令，如果要追究責任的話，還是應該向指揮官追究，方為合理。對於其後發生的種種「惡行」（如在6月21日警察總局被圍當日，當局是否誇大需要救護車服務的人數，等等），也應如是觀之。

把警察叫作黑警是非常侮辱性的語言暴力。警員除了要處理遊行示威外，還有許多任務，例如防止毒品槍械流入本港；打擊黑社會活動，以免惡勢力影響市民大眾的日常生活；偵查商業罪案、尋找失蹤人口、處理交通糾紛等等。

基於不滿警察在某一方面的表現，就全盤否定警察的貢獻，實在沒有道理。即使在示威的問題上，他們只不過是市民與政府之間的磨心，絕非敵人。我們是否只看見別人眼中有刺，卻沒有意識到自己眼中有樑木呢？

特區政府因《逃犯條例》失誤，證明原本的管治模式已經徹底失敗，這為香港的民主化帶來莫大機遇；接着下來，就要看香港人能否好好把握這個機遇，而這需要的不是偏見與謾罵，而是如實地理解我們見到的一切。多些朋友，少些敵人，這是永遠不會錯的策略。

趙耀華 香港大學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副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二十六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