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貿易政策何去何從

上月中，美國政府宣布對中國總值約180億美元的商品加徵關稅，包括電動車、電池、半導體和醫療用品等。雖然受影響的商品價值佔出口美國的比例不大，卻加劇了6年前特朗普掀起的貿易戰，使中美貿易局面惡化。數天後，拜登在美國「世界貿易周」（World Trade Week）活動開幕時表示，對華新關稅為其貿易成就之一，用以「保護」美國工人及企業。

二戰後的美國曾高舉自由貿易的大旗，鼓勵其他國家降低貿易壁壘，互相開放國內市場，推動多邊貿易協議，並反對保護主義。然而，無論是2017年的特朗普還是今天的拜登，都是利用貿易政策掩蓋各種反自由貿易的措施。

對華打關稅戰得不償失

眾所周知，特朗普政府的對外關係強調「美國優先」（America first），這一政策在貿易上的具體表現是不受多邊或複邊的貿易協議掣肘，例如藐視世界貿易組織（WTO）等國際機構的裁定，甚至打壓破壞有關機制。即使有貿易談判，也以雙邊為主，以便美國用強大的經濟力量脅迫對方。在貿易政策上，關稅是特朗普應對盟友和對手的主要招數。經過數年的貿易戰，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並沒有減少，關稅亦沒有如特朗普所言由中國承擔，而是由美國消費者承擔。

與此同時，中國採取反制措施，減少從美國進口農產品，這使經濟受損的美國農民需要美國政府補貼。換句話說，美國消費者購買中國產品多付的費用，便經美國政府轉而用於補貼美國農民。

總體而言，美國在關稅戰中得不償失。此外，特朗普出任總統時施行的貿易政策，不但開了全球貿易的倒車，亦使其他國家噤若寒蟬。若特朗普在今年11月的大選捲土重來，各國紛紛表示將考慮不同的應變計劃。

拜登就任總統不久，便對歐洲盟友表示「美國回來了」（America is back），並擺出帶領美國重啟國際合作的姿態。拜登作為比較接受國際貿易的民主黨成員，曾支持美國、加拿大和墨西哥簽訂《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亦贊成中國在2001年加入WTO。

2020年競選期間，拜登用魯莽（reckless）、破壞性（damaging）和災難性（disastrous）來批評特朗普的關稅政策。然而，拜登已執政超過3年，期間並沒有撤銷相關關稅法案，反而變本加厲。深究其因，是因為特朗普很大程度上改變了美國的貿易政治生態，令美國難以回到自由主義的貿易政策。

很多人認為特朗普在2016年競選獲勝的一個主要原因是，強調全球化對美國尤其是製造業工人的負面影響。特朗普擺出保護美國製造業工人就業的姿態，此舉為其爭取到不少選票，特別是來自中西部搖擺州的選票。特朗普批評二戰後的貿易協議對美國工人不利，認為美國應該退出相關協議。特朗普類似的論述對製造業工人極具吸引力。

現任的美國貿易代表戴琦認為，希拉莉在競選美國總統時輸給特朗普的其中一個原因是，她支持《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在選舉政治的氛圍籠罩下，貿易協議和貿易議題成為美國政客避之惟恐不及的對象，拜登既不敢撤銷特朗普制定的關稅政策，亦不敢回到前身為TPP的「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CPTPP）。

拜登想將多邊主義及國際合作重新納入美國的對外關係，有別於特朗普的單邊主義，但又不能回到新自由主義的做法。他的團隊，包括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和貿易代表戴琦在內的官員，推出所謂的「中產階級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 for the middle-class）和「以工人為中心的貿易政策」（worker-centered trade policy），作為新貿易政策的基礎。簡單來說，自由貿易看重生產成本，如美國成本高、競爭力低的製造業，會面臨外國產品的競爭，以及美國勞工失業的困境。無獨有偶，由於外國僱主維持低成本生產，外國勞工將因此缺乏工作權益的保障。戴琦將此現象稱為「逐底競爭」（a race to the bottom）。「以工人為中心的貿易政策」重點關注作為製造業的工人，保護本國和外國工人包括工作條件、待遇、工會權益在內的勞工權益，從而免受剝削。提高一國的勞工權益，亦會帶動其他盟國勞工權益的發展和進步，這是所謂的「力爭上游」（a race to the top）。

降關稅開放市場非選項

然而，滿足條件並願意合作，有意通過貿易提高雙方勞工權益的夥伴寥寥無幾。傳統上貿易合作基於互利的前提，會同時降低關稅或同時開放市場。但對美國當下政治環境而言，這兩者都不是選項。自拜登執政3年多以來，美國的外貿措施並無改善，甚至已陷入困境，美國積極推動的「印度太平洋經濟框架」（IPEF）便是最具代表性的實例。特朗普於2017年上任後隨即將美國從TPP撤出。

隨着印太地區經濟一體化的向前推進，美國只能袖手旁觀。除此之外，美國對中日韓、東盟和紐澳簽署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也是冷眼旁觀。拜登政府認為美國推動的IPEF是其重新參與塑造印太地區經濟秩序的機會，也是證明其以工人為中心的政策可以取得成果的一種方式。

IPEF的成員包括美國、印度、印尼、日本、越南和澳洲在內的14個國家。IPEF旨在加強國家的綠色轉型，促進成員國有關反腐敗、供應鏈等領域的合作。

除此之外，拜登政府希望通過IPEF的合作提高環境水平和勞工待遇，減少其他成員國的競爭優勢，從而提高美國企業的競爭力。拜登政府只是模糊地承諾參與國可從西方金融機構獲得氣候和基礎設施的融資作為合作的回報，而這樣的合作條件並不對等。此外，拜登政府推動IPEF時，是以「執行協議」（executive agreement）的形式和其他國家談判，而非通過美國國會投票決議。這意味着它的命運可能跟TPP一樣，有機會被下一任總統撤銷。

去年11月，在拜登會見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前一天，IPEF成員國在三藩市聚齊，試圖就IPEF框架的四大支柱達成協定。成員國在供應鏈、清潔能源投資和反腐敗的合作方面取得了進展，但美國代表卻在洽談貿易合作環節時退席。究其原因，是該架構遭到俄亥俄州和威斯康星州民主黨參議員的強烈反對。這些議員今年須面對競選連任的壓力，他們認為IPEF可能會損害美國工人利益，從而影響他們的連任機會。IPEF的會議草草收場，極度影響了美國的國際信用和其秉持的全球領導者的形象。

難斷言是全球化受害者

從宏觀經濟的角度看，拜登以工人為中心的貿易政策，勢必會提高生產成本、減少企業儲蓄並增加政府財赤。受惠的工人或許因待遇的改善而增加儲蓄，但個人儲蓄的增值並不足以抵消政府財赤的增加。與之相反，國民儲蓄的減少則會增加美國的貿易逆差。美國的貿易數十年來均錄得逆差，共和黨和民主黨的改善政策未見實效。不過，對美國來說，能夠開動印鈔機就能收割外國商品，因此難以斷言美國是經濟全球化和國際貿易的受害者。

目前，離年底美國總統大選只有5個月的時間。無論鹿死誰手，美國都不會重施新自由主義的貿易政策。美國是全球商品及服務的第一貿易國，其貧乏的貿易政策將直接阻礙全球貿易的發展。若利用得當，貿易可作為國家間和平的基石。如經過兩次大戰洗禮的歐洲，在痛定思痛後，成立了歐洲共同市場，由此開啟歐洲經濟整合的第一步。在國際政治波譎雲詭的今天，美國需要重審自己的貿易政策，以保障全球貿易的持續增長以及全球化的向前推進。

陸炎輝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榮譽副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四年六月五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九龍城寨的龍捲風 漫威英雄的蜘蛛網 如何打造常青的商業IP?

本月上映的香港動作電影《九龍城寨之圍城》，本地票房已突破7000萬元，內地票房超過5.5億元人民幣，躋身香港電影史上華語片總票房排名榜前列。當觀眾驚嘆於城內錯綜複雜的江湖傳奇，沉浸於巨星和新星的連場激鬥，甚至期待已宣布開拍的前傳和續集時，不妨探究一下這部電影的來歷。

余兒的《九龍城寨》小說在2008年出版，大獲好評；2010年由司徒劍僑改編為同名漫畫，比小說更受歡迎，並獲「第七屆日本國際漫畫賞受賞作品」。2016年，無限動力公司購買小說版權，經過3年左右拍攝，終於在2024年將小說搬上大銀幕。

同樣的城寨，同樣的人物，同樣的故事，由小說到漫畫再到電影，受眾愈來愈廣泛，商業價值也逐漸攀升。類似的知識產權（intellectual property；簡稱IP）商業運作在迪士尼、環球影業、索尼等全球娛樂巨頭比比皆是，其中最成功的公司莫過於漫威（Marvel）。成立於1939年的漫威擁有蜘蛛俠、鐵甲奇俠、變形俠醫等4700多個知識產權。

這些知識產權不僅在漫畫、電影、電視、電子遊戲中登場，還出現在兒童玩具、食品、衣服等消費品中。漫威在影視知識產權方面的成功運作，不僅反映在跨界領域，更體現於同一個知識產權所打造的不同商業模式，如何相輔相成，形成一個良性循環、持續發展的商業生態。

以家喻戶曉的蜘蛛俠系列為例，作為漫威最成功的知識產權，這位超級英雄從1977年起上映了11部電影，貢獻了接近90億美元全球票房收入。蜘蛛俠的影響力遠不止於影院，透過發展漫畫周邊產品，如蜘蛛俠的玩具，乃至印有蜘蛛俠的服裝、食品、文具，都讓漫威賺到盤滿缽滿。在商業知識產權層出不窮、消費者喜好難以預測的今天，漫威是如何令這個長者級知識產權保持年輕的呢？

漫畫作為研發搖籃

蜘蛛俠在1962年7月31日出版的漫畫書Amazing Fantasy裏首次亮相，從此蜘蛛俠漫畫就一直刊載，從未停止。雖然漫畫書市場非常小眾，消費者通常是年齡13至23歲的男性，年銷售額大約1億美元，但漫畫市場作為漫威的新產品研發中心，作用無可替代。

隨着消費者喜好的改變，蜘蛛俠的故事也要順應潮流。故事裏的新情節、新角色，在漫威投入更多資源搬上電影銀幕之前，都是通過成本風險較低的漫畫市場來先測試水溫。即便新情節、新角色失敗了，漫畫市場的損失也相對有限；一旦成功，漫威則可以放心大舉投資。

電影作為推廣跳板

大眾熟知的蜘蛛俠大多來自電影，每年夏天，電影院都少不了蜘蛛俠的影子。其實電影最大的投資方倒不是漫威，皆因對這家公司來說，蜘蛛俠電影的投資成本和風險過大，據報2023年《蜘蛛俠：飛躍蜘蛛宇宙》的攝製預算是1億美元，而市場推廣又用上1億多美元【註1】。因此，早在1999年，漫威就以700萬美元把蜘蛛俠的電影版權賣給索尼；從2016年開始，迪士尼也加入到拍攝蜘蛛俠電影的行列。

儘管漫威未必能從蜘蛛俠電影中分到最大一塊蛋糕，但是每一輪電影的宣傳活動，每一次蜘蛛俠電影票房大賣，都為蜘蛛俠這個知識產權做足了廣告，更維持了蜘蛛俠知識產權的熱度。

蜘蛛俠真正為漫威帶來巨大收益的是看似不起眼的消費品，包括玩具、食品、服裝、飾物等。但凡消費品上印有蜘蛛俠的形象，用到Spider-Man的名稱，漫威就要收取8%至30%的版權費。2003年，漫威在消費品上收取的版權費佔其總版權費的50%，平均每個消費品的版權為漫威帶來超過30萬美元的進賬【註2】。

周邊產品作為賺錢機器

漫威從未生產過任何消費品，但為了保障蜘蛛俠這個知識產權，所有消費品的製造商都必須提交有關產品的設計，以供審核。漫威在通過消費品實現一本萬利的同時，也保證了蜘蛛俠知識產權不被錯用或濫用。

不難發現，漫畫、電影和消費品這3大領域各司其職，亦即新產品研發中心、營銷宣傳中心和利潤中心，功效相得益彰。

只要新情節在漫畫市場受到歡迎，就被帶上大銀幕吸金；而電影宣傳又促使蜘蛛俠的知識產權大熱，從而增加了漫威在消費品上的版權收入。通過積極保障蜘蛛俠知識產權，漫威得以保持這個超級英雄長青不老。

美國有風靡世界的蜘蛛俠，冀望香港也能有立足於世的知識產權。九龍城寨電影的龍頭人物龍捲風，也許可以從蜘蛛俠身上借鑑知識產權商業運作的經驗，不僅在電影銀幕上帶火昔日的九龍城寨，更有機會重新引領香港獨特的文化席捲亞洲，甚至廣傳世界每一角落。

【註1】 ： https://www.animationmagazine.net/2023/06/sonys-spider-man-across-the-spider-verse-passes-the-500-million-benchmark-worldwide/

【註2】 ： Elberse, Anita (2011), “Marvel Enterprises, Inc. (Abridged) “,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cases

范亭亭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市場學高級講師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四年五月二十九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九龍城寨的龍捲風 漫威英雄的蜘蛛網 如何打造常青的商業IP?

本月上映的香港動作電影《九龍城寨之圍城》，本地票房已突破7000萬元，內地票房超過5.5億元人民幣，躋身香港電影史上華語片總票房排名榜前列。當觀眾驚嘆於城內錯綜複雜的江湖傳奇，沉浸於巨星和新星的連場激鬥，甚至期待已宣布開拍的前傳和續集時，不妨探究一下這部電影的來歷。

余兒的《九龍城寨》小說在2008年出版，大獲好評；2010年由司徒劍僑改編為同名漫畫，比小說更受歡迎，並獲「第七屆日本國際漫畫賞受賞作品」。2016年，無限動力公司購買小說版權，經過3年左右拍攝，終於在2024年將小說搬上大銀幕。

同樣的城寨，同樣的人物，同樣的故事，由小說到漫畫再到電影，受眾愈來愈廣泛，商業價值也逐漸攀升。類似的知識產權（intellectual property；簡稱IP）商業運作在迪士尼、環球影業、索尼等全球娛樂巨頭比比皆是，其中最成功的公司莫過於漫威（Marvel）。成立於1939年的漫威擁有蜘蛛俠、鐵甲奇俠、變形俠醫等4700多個知識產權。

這些知識產權不僅在漫畫、電影、電視、電子遊戲中登場，還出現在兒童玩具、食品、衣服等消費品中。漫威在影視知識產權方面的成功運作，不僅反映在跨界領域，更體現於同一個知識產權所打造的不同商業模式，如何相輔相成，形成一個良性循環、持續發展的商業生態。

以家喻戶曉的蜘蛛俠系列為例，作為漫威最成功的知識產權，這位超級英雄從1977年起上映了11部電影，貢獻了接近90億美元全球票房收入。蜘蛛俠的影響力遠不止於影院，透過發展漫畫周邊產品，如蜘蛛俠的玩具，乃至印有蜘蛛俠的服裝、食品、文具，都讓漫威賺到盤滿缽滿。在商業知識產權層出不窮、消費者喜好難以預測的今天，漫威是如何令這個長者級知識產權保持年輕的呢？

漫畫作為研發搖籃

蜘蛛俠在1962年7月31日出版的漫畫書Amazing Fantasy裏首次亮相，從此蜘蛛俠漫畫就一直刊載，從未停止。雖然漫畫書市場非常小眾，消費者通常是年齡13至23歲的男性，年銷售額大約1億美元，但漫畫市場作為漫威的新產品研發中心，作用無可替代。

隨着消費者喜好的改變，蜘蛛俠的故事也要順應潮流。故事裏的新情節、新角色，在漫威投入更多資源搬上電影銀幕之前，都是通過成本風險較低的漫畫市場來先測試水溫。即便新情節、新角色失敗了，漫畫市場的損失也相對有限；一旦成功，漫威則可以放心大舉投資。

電影作為推廣跳板

大眾熟知的蜘蛛俠大多來自電影，每年夏天，電影院都少不了蜘蛛俠的影子。其實電影最大的投資方倒不是漫威，皆因對這家公司來說，蜘蛛俠電影的投資成本和風險過大，據報2023年《蜘蛛俠：飛躍蜘蛛宇宙》的攝製預算是1億美元，而市場推廣又用上1億多美元【註1】。因此，早在1999年，漫威就以700萬美元把蜘蛛俠的電影版權賣給索尼；從2016年開始，迪士尼也加入到拍攝蜘蛛俠電影的行列。

儘管漫威未必能從蜘蛛俠電影中分到最大一塊蛋糕，但是每一輪電影的宣傳活動，每一次蜘蛛俠電影票房大賣，都為蜘蛛俠這個知識產權做足了廣告，更維持了蜘蛛俠知識產權的熱度。

蜘蛛俠真正為漫威帶來巨大收益的是看似不起眼的消費品，包括玩具、食品、服裝、飾物等。但凡消費品上印有蜘蛛俠的形象，用到Spider-Man的名稱，漫威就要收取8%至30%的版權費。2003年，漫威在消費品上收取的版權費佔其總版權費的50%，平均每個消費品的版權為漫威帶來超過30萬美元的進賬【註2】。

周邊產品作為賺錢機器

漫威從未生產過任何消費品，但為了保障蜘蛛俠這個知識產權，所有消費品的製造商都必須提交有關產品的設計，以供審核。漫威在通過消費品實現一本萬利的同時，也保證了蜘蛛俠知識產權不被錯用或濫用。

不難發現，漫畫、電影和消費品這3大領域各司其職，亦即新產品研發中心、營銷宣傳中心和利潤中心，功效相得益彰。

只要新情節在漫畫市場受到歡迎，就被帶上大銀幕吸金；而電影宣傳又促使蜘蛛俠的知識產權大熱，從而增加了漫威在消費品上的版權收入。通過積極保障蜘蛛俠知識產權，漫威得以保持這個超級英雄長青不老。

美國有風靡世界的蜘蛛俠，冀望香港也能有立足於世的知識產權。九龍城寨電影的龍頭人物龍捲風，也許可以從蜘蛛俠身上借鑑知識產權商業運作的經驗，不僅在電影銀幕上帶火昔日的九龍城寨，更有機會重新引領香港獨特的文化席捲亞洲，甚至廣傳世界每一角落。

【註1】 ： https://www.animationmagazine.net/2023/06/sonys-spider-man-across-the-spider-verse-passes-the-500-million-benchmark-worldwide/

【註2】 ： Elberse, Anita (2011), “Marvel Enterprises, Inc. (Abridged) “,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cases

范亭亭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市場學高級講師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四年五月二十九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企業漂綠行為與監管回應

近年環球市場對可持續投資的需求有增無減，反映氣候變化和環保的議題備受重視；與此同時，亦令人關注「漂綠」（greenwashing）問題，其中包括企業為求吸引消費者和投資者、提升商譽，在宣傳與行銷過程中，過度誇大產品或服務的環保成效。漂綠行為通常透過誤導或虛假的陳述、廣告或標籤，使消費者和投資者誤以為某產品或服務對環境有益，儘管事實並非如此。放眼全球，企業漂綠事件屢見不鮮。為防被誤導，我們應關注產品的實際環保效果，而非只專注於廣告和宣傳。

中外企業漂綠案例

歐洲最大汽車製造商福士（Volkswagen，內地稱大眾汽車）在2014年推出了氫燃料電池車，贏得業界的廣泛讚譽。然而，一次廢氣排放測試的結果揭示有異常情況，美國國家環境保護局為此作出調查，發現大眾汽車在全球1100萬輛柴油車中安裝了減效裝置，可自動偵測車輛是否正在接受環保測試，並相應地減少車輛的廢氣排放，以符合環保標準。實際上，這些車輛的廢氣排放量竟高出美國標準40倍，足以致命。

最終，福士因欺詐被聯邦法院罰款28億美元，並須回收所有涉案車輛。這宗造假醜聞曝光後，該公司股價暴跌30%，市值縮水350億歐羅，不但嚴重損害企業形象和聲譽，也大大削弱消費者的信心。福士聲稱出廠綠色產品，其實以偽造數據欺騙公眾，此舉隨後成為企業漂綠的經典例子。

至於作為世界五百強之一的建築公司，中國中鐵（00390）不僅獲得了環境、社會及管治（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ESG）評級的AAA級，並獲中國上市公司協會選為ESG最佳實踐案例。其業務項目多與環保有關，更投入大筆資金研發綠色科技，將可持續發展作為企業使命。可惜現實偏偏相反，中鐵經常收到環境罰單，更在2022年因違法使用和破壞林地，被罰款約65萬元人民幣；同年，中鐵子公司也因排污和噪音問題違規，罰款逾160萬元人民幣。

確立綠色認證標準

歐洲方面，為了打擊企業漂綠行為，歐盟議會在本年1月17日正式通過《為綠色轉型賦權消費者指令》（The Directive on Empowering Consumers for the Green Transition，ECGT）。這項指令作為歐盟循環經濟計劃的一部分，旨在透過取締誤導性產品資訊和籠統環境聲明，協助消費者作出較佳購買選擇。

這項新法例的重點，是在當前歐盟的綠色轉型過程中，保障消費者免受有害商業行為的侵害。因此，ECGT將尋求禁止未經驗證計劃支持的籠統環境聲明、基於排放抵消計劃的環境聲明、毫無根據的耐用性聲明，以及其他廣泛的漂綠營銷行為。

ECGT透過確保行銷方面的產品綠色聲明更加透明可靠，以便消費者作出明智選擇，購得真正更耐用、可維修和可持續的產品。含糊的綠色承諾也將受到限制；只有當整個產品確實比傳統產品更環保，並通過像歐盟生態標籤這樣可靠的認證時，生產商才能將產品標記為「生態友善」或「綠色」。此外，如果產品或企業只是在某一細微部分變得比較永續，也不能將產品或企業宣傳為「綠色」。

除此之外，ECGT也透過規管永續標籤用途來實現這一目標，使它們更可信有效。為了提高生態標籤的可信度，該指令將禁止使用籠統的環境聲明（如「環保」、「可生物降解」、「氣候中性」和「生態友善」），若能證明整個產品確實比傳統版本更環保，則不在此列。在推行時，這意味着歐盟產品上的生態標籤需要通過批准的認證計劃或認可機構的獨立驗證。

至於中國內地，儘管目前沒有專門立法機關監管漂綠的不實廣告，但現存多項法規足以保障消費者和投資者。假使企業塑造虛假的綠色形象，企圖欺騙消費者，監管機構可按《廣告法》規管的虛假廣告、《消費者權益保護法》規管的損害消費者權益、《反不正當競爭法》規管的虛假商業宣傳，以及《產品品質法》規管的偽造和冒用認證標誌等法例加以起訴。違法者輕則被罰款並須作出賠償，重則或被吊銷營業執照，而且須承擔刑事責任。

加強資訊法規保障

針對不實披露環境資訊的情況，中國自2016年簽署《巴黎協定》以來，已經根據協定的綠色分類目錄來評估業界的綠色行為，涉及案例多達100萬宗。隨着綠色行為日漸普及和社會關注度提升，2021年中國修訂了《上市公司資訊披露管理辦法》，要求公開對環境違法行為的行政處罰。隨後一年實施《企業環境資訊依法披露管理辦法》，規定企業披露相關資訊，以確保環境資訊的明確性。

今年，國務院最新頒布了《碳排放權交易管理暫行條例》，對不實、偽造、篡改環境資訊和資料等行為設定罰款，並要求排放單位公開環境資料，這大大增加了對企業漂綠行為的威懾力和進一步預防漂綠行為。

章逸飛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經濟學高級講師

葉梓淇女士
港大經管學院本科生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四年五月二十二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企業漂綠行為與監管回應

近年環球市場對可持續投資的需求有增無減，反映氣候變化和環保的議題備受重視；與此同時，亦令人關注「漂綠」（greenwashing）問題，其中包括企業為求吸引消費者和投資者、提升商譽，在宣傳與行銷過程中，過度誇大產品或服務的環保成效。漂綠行為通常透過誤導或虛假的陳述、廣告或標籤，使消費者和投資者誤以為某產品或服務對環境有益，儘管事實並非如此。放眼全球，企業漂綠事件屢見不鮮。為防被誤導，我們應關注產品的實際環保效果，而非只專注於廣告和宣傳。

中外企業漂綠案例

歐洲最大汽車製造商福士（Volkswagen，內地稱大眾汽車）在2014年推出了氫燃料電池車，贏得業界的廣泛讚譽。然而，一次廢氣排放測試的結果揭示有異常情況，美國國家環境保護局為此作出調查，發現大眾汽車在全球1100萬輛柴油車中安裝了減效裝置，可自動偵測車輛是否正在接受環保測試，並相應地減少車輛的廢氣排放，以符合環保標準。實際上，這些車輛的廢氣排放量竟高出美國標準40倍，足以致命。

最終，福士因欺詐被聯邦法院罰款28億美元，並須回收所有涉案車輛。這宗造假醜聞曝光後，該公司股價暴跌30%，市值縮水350億歐羅，不但嚴重損害企業形象和聲譽，也大大削弱消費者的信心。福士聲稱出廠綠色產品，其實以偽造數據欺騙公眾，此舉隨後成為企業漂綠的經典例子。

至於作為世界五百強之一的建築公司，中國中鐵（00390）不僅獲得了環境、社會及管治（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ESG）評級的AAA級，並獲中國上市公司協會選為ESG最佳實踐案例。其業務項目多與環保有關，更投入大筆資金研發綠色科技，將可持續發展作為企業使命。可惜現實偏偏相反，中鐵經常收到環境罰單，更在2022年因違法使用和破壞林地，被罰款約65萬元人民幣；同年，中鐵子公司也因排污和噪音問題違規，罰款逾160萬元人民幣。

確立綠色認證標準

歐洲方面，為了打擊企業漂綠行為，歐盟議會在本年1月17日正式通過《為綠色轉型賦權消費者指令》（The Directive on Empowering Consumers for the Green Transition，ECGT）。這項指令作為歐盟循環經濟計劃的一部分，旨在透過取締誤導性產品資訊和籠統環境聲明，協助消費者作出較佳購買選擇。

這項新法例的重點，是在當前歐盟的綠色轉型過程中，保障消費者免受有害商業行為的侵害。因此，ECGT將尋求禁止未經驗證計劃支持的籠統環境聲明、基於排放抵消計劃的環境聲明、毫無根據的耐用性聲明，以及其他廣泛的漂綠營銷行為。

ECGT透過確保行銷方面的產品綠色聲明更加透明可靠，以便消費者作出明智選擇，購得真正更耐用、可維修和可持續的產品。含糊的綠色承諾也將受到限制；只有當整個產品確實比傳統產品更環保，並通過像歐盟生態標籤這樣可靠的認證時，生產商才能將產品標記為「生態友善」或「綠色」。此外，如果產品或企業只是在某一細微部分變得比較永續，也不能將產品或企業宣傳為「綠色」。

除此之外，ECGT也透過規管永續標籤用途來實現這一目標，使它們更可信有效。為了提高生態標籤的可信度，該指令將禁止使用籠統的環境聲明（如「環保」、「可生物降解」、「氣候中性」和「生態友善」），若能證明整個產品確實比傳統版本更環保，則不在此列。在推行時，這意味着歐盟產品上的生態標籤需要通過批准的認證計劃或認可機構的獨立驗證。

至於中國內地，儘管目前沒有專門立法機關監管漂綠的不實廣告，但現存多項法規足以保障消費者和投資者。假使企業塑造虛假的綠色形象，企圖欺騙消費者，監管機構可按《廣告法》規管的虛假廣告、《消費者權益保護法》規管的損害消費者權益、《反不正當競爭法》規管的虛假商業宣傳，以及《產品品質法》規管的偽造和冒用認證標誌等法例加以起訴。違法者輕則被罰款並須作出賠償，重則或被吊銷營業執照，而且須承擔刑事責任。

加強資訊法規保障

針對不實披露環境資訊的情況，中國自2016年簽署《巴黎協定》以來，已經根據協定的綠色分類目錄來評估業界的綠色行為，涉及案例多達100萬宗。隨着綠色行為日漸普及和社會關注度提升，2021年中國修訂了《上市公司資訊披露管理辦法》，要求公開對環境違法行為的行政處罰。隨後一年實施《企業環境資訊依法披露管理辦法》，規定企業披露相關資訊，以確保環境資訊的明確性。

今年，國務院最新頒布了《碳排放權交易管理暫行條例》，對不實、偽造、篡改環境資訊和資料等行為設定罰款，並要求排放單位公開環境資料，這大大增加了對企業漂綠行為的威懾力和進一步預防漂綠行為。

章逸飛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經濟學高級講師

葉梓淇女士
港大經管學院本科生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四年五月二十二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香港旅遊業發展有何新方

港人北上，反向消費，已經成為新冠疫情后香港與大灣區旅遊消費的常態。根據旅遊發展局公布數據，2023年訪港內地旅客共2676萬人次，遠低於疫情前2019年的4377萬人次以及2018年的5104萬人次。相比之下，內地旅遊則大幅發展。2023年北上香港居民累計達5300萬人次，恰好為訪港內地旅客的兩倍，其中超過4000萬經深港各個口岸出境。

即便香港陸續出台諸多旅遊利好政策，其收效也頗為有限，訪港內地旅客恢復仍然緩慢。據旅遊發展局4月16日公布的初步數據顯示，2024年首季訪港旅客量為1123萬人次，按年增長1.5倍；若與2023年第四季相比，則有5%升幅，但這仍然遠低於2019年首季同期所錄得的1823萬人次。

曾幾何時，內地遊客在香港大街小巷人頭攢動的景象已不復存在。誠然，內地旅客消費模式轉變和疫情後經濟形勢是造成這一局面的部分原因，但香港自身旅遊吸引力下降實為主因。香港的高昂成本與部分行業的落後服務，在面臨內地物美價廉的商品和優質的服務面前，無疑缺乏競爭優勢。如何引潮回港，再創旅遊業的春天，成為當下香港亟需思考的一大問題。

打造全新港式旅遊

近幾年，全國各地城市嘗試深度挖掘，並大力推廣其城市特色，因此造就後疫情一波又一波的城市旅遊熱潮。例如西安的古都文化及兵馬俑、哈爾濱的冰雪大世界、長沙火辣的瀟湘文化和成熟的娛樂產業，一一成為各個城市獨有的魅力，吸引絡繹不絕的遊客到訪。

面臨競爭白熱化的新環境，香港旅遊消費增長的突破口，就在於如何定位和推廣自身的獨特優勢。因此必須因地制宜，在充分發揮傳統優勢之餘不斷創新，打造旅遊業的新名片和新爆點，應成為香港未來旅遊消費增長的主要路線。具體來講，可以從以下四大範疇出發，全方位塑造獨具香港特色的旅遊業。

國際都會遊

國際都市既是香港最核心的價值，也是傳統優勢所在。隨着消費者生活水平不斷提高，人們對旅遊的認知也不僅僅局限於走馬觀花式的打卡或是盲目地消費購物，而是追求更多更高質量的沉浸式體驗。到港遊客，除了被繁華的港風街景和幻彩的維港夜色所吸引，往往期待更深入地融入國際化都市生活。

為此，香港應擴展傳統優勢，積極承辦世界一流的文娛表演、藝術展覽等國際活動，吸引國內外遊客到訪。新加坡早前獨立承辦泰勒絲（Taylor Swift）的演唱會，充分反映這方面的巨大經濟效益。對於過去一年，香港也陸續承辦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大型文娛藝術活動，如巴塞爾藝術展、香港國際電影節等已在港舉辦多年的文娛盛事，正是同時帶旺與之深度結合相關產業的最佳例子；活動期間，訪港旅客量、旅遊消費、酒店餐飲等都呈現顯著增長。

為了鞏固國際都會遊的固有魅力，可以在以下3方面繼續加強。第一，承辦部分國際一流的文娛演出和體育賽事，產生足夠的轟動效應和影響力。第二，賽事的選擇，要以通用吸引力為主，以保持流量，並兼顧小眾趣味和活動的多樣性和質量。第三，活動前的推廣，需要更強的把握流量密碼，利用自媒體的廣為宣傳，爭取頭條效應。活動後的跟進同樣不可或缺，不妨以系列性活動方式增強宣傳效果。

綠色休閒遊

大部分國際和內地遊客只知香港高聳入雲的樓宇和繁忙的街道。殊不知，香江依山傍海、四季溫潤，是開發綠色健康旅遊的絕佳目的地。這雖是個彈丸之地，但郊野面積超過一半以上，其中登山路線多不勝數。遊客既可按自身情況選擇不同難度的山徑，也可輕鬆享受沿途山水美景，對於終日奔波的都市居民而言，是絕佳的放鬆選擇。

除此之外，香港擁有四通八達的港口和諸多優質沙灘，遊客除了可以享受風光如畫的海灘，亦可親身體驗滑浪、獨木舟或海上夜釣等各類水上活動。天然條件皆已具備，香港要做的是如何推廣、引流，以及通過提供合理服務，將這些得天獨厚的自然資源轉變成實實在在的旅遊吸引力。

與此相關的體育賽事，亦可為旅遊業增加新亮點。各界每年都會舉辦多項行山賽事，其中大部分僅供本地行山愛好者參加。香港理應優化現有資源與安排，進一步擴大行山賽事的國際和國內影響力。打造香港行山賽事的品牌效應，從而吸引更多旅客到訪，為相關行業締造商機。

高校學術遊

香港擁有多所國際知名高等學府，一直以來吸引眾多境外學子前來求學。近幾年，受國際形式和地緣政治的影響，以及特區政府幾輪輸入人才計劃的推出，赴港求學的熱情日益高漲。內地家長和學子有需求來港實地考察，以便了解本地學校及教育體系。絡繹不絕的遊客和大大小小的旅行團，成為高校裏一道新的風景線。

雖然頻繁的參觀為大學日常教學帶來不少困擾，但筆者認為，「堵」不如「疏」，應正確面對市場需求，借此東風積極推動旅遊消費。各大學應適時成立對應部門，合理安排校園參觀，打造獨特的學術打卡點。不同學府甚至可以聯合舉辦針對內地學生的諮詢交流會，以吸引更多學生和家長在假期來港參觀。同時，積極利用本港高質量的暑期課程，使其成為拉動夏季旅遊的新亮點。

親民文化遊

香港是一個充滿藝術活力的城市。這些年，特區政府致力推動文化建設，將這座城市打造成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M+、西九藝術公園、戲曲中心等等，無不體現當局在建設現代文化之都的實力與決心。在此基礎上，香港可以考慮加入更多順應潮流的文化，多辦親民文化活動。

毋庸置疑，文化藝術是生活的載體，但要充分發揮其價值，則需拉近文化藝術與大眾生活的距離。過於抽象或晦澀難懂的文化藝術雖然高雅，但不易引起大眾共鳴。在這一環，除了連接國際親民潮流文化，亦應考慮內地潮流文化，畢竟過去10年訪港旅客中，有75%來自內地。因此，香港在積極打造國際文化之都的同時，也要兼顧大多數消費者的文化需求水平。只有把穩消費者的脈搏，才能設計出引人入勝的文化之旅；配合社交媒體的廣告宣傳效應，可讓更多潛在旅客了解香港的特色文化。

香港在放眼國際之餘，若能進一步利用背靠內地的優勢，相信可為本地旅遊業今後發展注入新動能。

李晶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工商管理學學士（國際商業及環球管理）課程副總監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四年五月十五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香港旅遊業發展有何新方

港人北上，反向消費，已經成為新冠疫情后香港與大灣區旅遊消費的常態。根據旅遊發展局公布數據，2023年訪港內地旅客共2676萬人次，遠低於疫情前2019年的4377萬人次以及2018年的5104萬人次。相比之下，內地旅遊則大幅發展。2023年北上香港居民累計達5300萬人次，恰好為訪港內地旅客的兩倍，其中超過4000萬經深港各個口岸出境。

即便香港陸續出台諸多旅遊利好政策，其收效也頗為有限，訪港內地旅客恢復仍然緩慢。據旅遊發展局4月16日公布的初步數據顯示，2024年首季訪港旅客量為1123萬人次，按年增長1.5倍；若與2023年第四季相比，則有5%升幅，但這仍然遠低於2019年首季同期所錄得的1823萬人次。

曾幾何時，內地遊客在香港大街小巷人頭攢動的景象已不復存在。誠然，內地旅客消費模式轉變和疫情後經濟形勢是造成這一局面的部分原因，但香港自身旅遊吸引力下降實為主因。香港的高昂成本與部分行業的落後服務，在面臨內地物美價廉的商品和優質的服務面前，無疑缺乏競爭優勢。如何引潮回港，再創旅遊業的春天，成為當下香港亟需思考的一大問題。

打造全新港式旅遊

近幾年，全國各地城市嘗試深度挖掘，並大力推廣其城市特色，因此造就後疫情一波又一波的城市旅遊熱潮。例如西安的古都文化及兵馬俑、哈爾濱的冰雪大世界、長沙火辣的瀟湘文化和成熟的娛樂產業，一一成為各個城市獨有的魅力，吸引絡繹不絕的遊客到訪。

面臨競爭白熱化的新環境，香港旅遊消費增長的突破口，就在於如何定位和推廣自身的獨特優勢。因此必須因地制宜，在充分發揮傳統優勢之餘不斷創新，打造旅遊業的新名片和新爆點，應成為香港未來旅遊消費增長的主要路線。具體來講，可以從以下四大範疇出發，全方位塑造獨具香港特色的旅遊業。

國際都會遊

國際都市既是香港最核心的價值，也是傳統優勢所在。隨着消費者生活水平不斷提高，人們對旅遊的認知也不僅僅局限於走馬觀花式的打卡或是盲目地消費購物，而是追求更多更高質量的沉浸式體驗。到港遊客，除了被繁華的港風街景和幻彩的維港夜色所吸引，往往期待更深入地融入國際化都市生活。

為此，香港應擴展傳統優勢，積極承辦世界一流的文娛表演、藝術展覽等國際活動，吸引國內外遊客到訪。新加坡早前獨立承辦泰勒絲（Taylor Swift）的演唱會，充分反映這方面的巨大經濟效益。對於過去一年，香港也陸續承辦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大型文娛藝術活動，如巴塞爾藝術展、香港國際電影節等已在港舉辦多年的文娛盛事，正是同時帶旺與之深度結合相關產業的最佳例子；活動期間，訪港旅客量、旅遊消費、酒店餐飲等都呈現顯著增長。

為了鞏固國際都會遊的固有魅力，可以在以下3方面繼續加強。第一，承辦部分國際一流的文娛演出和體育賽事，產生足夠的轟動效應和影響力。第二，賽事的選擇，要以通用吸引力為主，以保持流量，並兼顧小眾趣味和活動的多樣性和質量。第三，活動前的推廣，需要更強的把握流量密碼，利用自媒體的廣為宣傳，爭取頭條效應。活動後的跟進同樣不可或缺，不妨以系列性活動方式增強宣傳效果。

綠色休閒遊

大部分國際和內地遊客只知香港高聳入雲的樓宇和繁忙的街道。殊不知，香江依山傍海、四季溫潤，是開發綠色健康旅遊的絕佳目的地。這雖是個彈丸之地，但郊野面積超過一半以上，其中登山路線多不勝數。遊客既可按自身情況選擇不同難度的山徑，也可輕鬆享受沿途山水美景，對於終日奔波的都市居民而言，是絕佳的放鬆選擇。

除此之外，香港擁有四通八達的港口和諸多優質沙灘，遊客除了可以享受風光如畫的海灘，亦可親身體驗滑浪、獨木舟或海上夜釣等各類水上活動。天然條件皆已具備，香港要做的是如何推廣、引流，以及通過提供合理服務，將這些得天獨厚的自然資源轉變成實實在在的旅遊吸引力。

與此相關的體育賽事，亦可為旅遊業增加新亮點。各界每年都會舉辦多項行山賽事，其中大部分僅供本地行山愛好者參加。香港理應優化現有資源與安排，進一步擴大行山賽事的國際和國內影響力。打造香港行山賽事的品牌效應，從而吸引更多旅客到訪，為相關行業締造商機。

高校學術遊

香港擁有多所國際知名高等學府，一直以來吸引眾多境外學子前來求學。近幾年，受國際形式和地緣政治的影響，以及特區政府幾輪輸入人才計劃的推出，赴港求學的熱情日益高漲。內地家長和學子有需求來港實地考察，以便了解本地學校及教育體系。絡繹不絕的遊客和大大小小的旅行團，成為高校裏一道新的風景線。

雖然頻繁的參觀為大學日常教學帶來不少困擾，但筆者認為，「堵」不如「疏」，應正確面對市場需求，借此東風積極推動旅遊消費。各大學應適時成立對應部門，合理安排校園參觀，打造獨特的學術打卡點。不同學府甚至可以聯合舉辦針對內地學生的諮詢交流會，以吸引更多學生和家長在假期來港參觀。同時，積極利用本港高質量的暑期課程，使其成為拉動夏季旅遊的新亮點。

親民文化遊

香港是一個充滿藝術活力的城市。這些年，特區政府致力推動文化建設，將這座城市打造成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M+、西九藝術公園、戲曲中心等等，無不體現當局在建設現代文化之都的實力與決心。在此基礎上，香港可以考慮加入更多順應潮流的文化，多辦親民文化活動。

毋庸置疑，文化藝術是生活的載體，但要充分發揮其價值，則需拉近文化藝術與大眾生活的距離。過於抽象或晦澀難懂的文化藝術雖然高雅，但不易引起大眾共鳴。在這一環，除了連接國際親民潮流文化，亦應考慮內地潮流文化，畢竟過去10年訪港旅客中，有75%來自內地。因此，香港在積極打造國際文化之都的同時，也要兼顧大多數消費者的文化需求水平。只有把穩消費者的脈搏，才能設計出引人入勝的文化之旅；配合社交媒體的廣告宣傳效應，可讓更多潛在旅客了解香港的特色文化。

香港在放眼國際之餘，若能進一步利用背靠內地的優勢，相信可為本地旅遊業今後發展注入新動能。

李晶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工商管理學學士（國際商業及環球管理）課程副總監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四年五月十五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北上消費 挖空經濟?

剛剛過去的五一假期，在內地被稱為吃喝玩樂爆棚的消費黃金周，算是給略顯疲態的中國經濟帶來一股暖流。雖然香港部分商家也受益於內地黃金周的溢出效應，但其作用就像這幾天市民議論紛紛的五一煙火表演，站在有利位置倒也頗為可觀，但畢竟不像射向高空的煙花那般絢爛，稍微遠離樓台就只能空對月。

這是本港近兩年的經濟寫照，每逢佳節長假，商家既喜且憂，尤其是港人北上消費日趨規模，而來港的內地遊客則消費降級。長此以往，不免讓人擔心本地服務業會不會像製造業一樣出現空洞化（hollowing out）？特區政府是否應該未雨綢繆，施以援手？

熱潮將成長期趨勢

港人北上消費現象簡直可以寫成經濟學教科書上的經典案例。市場經濟一大定律就是所謂的一價定律：在高效運作、競爭充分的市場，同量同質產品價格趨同。但這一定律在香港和鄰近內地城市的商品差價下顯得慘白無力，拿深圳作參照，香港物價動輒高出在內地同類消費一半，甚至數倍。

這樣巨大的價格差，如何得以長期維持？筆者認為無非靠以下幾個因素。一是區域壟斷（如醫療服務），若為市民提供的醫療保險只適用在香港，那港人不得不在港看病求醫。二是高交易費用，要是港人到內地消費交通不便、語言不通、對內地商家缺乏信任，那麼市民也不會大規模北上。三是本地偏好（home bias）強烈，如果香港人對本地特產情有獨鍾，對異鄉文化不甚了然甚或不願接受，那本地消費就會佔絕對主導的份量。

另外一個極為重要的因素是收入，如果香港人維持高水平的實際收入，日常消費只佔收入一小部分，就會出現經濟學上的需求價格彈性（price elasticity of demand）偏低。既然消費者對價格變動不敏感，市場價格自然有機會高企不下。

近年來，隨着香港與內地經濟上的加速融合，以上幾個讓一價定律失效的因素紛紛瓦解。但香港的高成本決定了物價高企，因此港人到內地消費的動力必然大為增強。筆者斗膽預測，港人北上消費將會成為長期趨勢，而且消費範圍會從吃喝玩樂日益擴大到醫療、文化等領域。問題的關鍵在於，此一消費趨勢會否削弱香港經濟的增長？

對整體經濟影響不大

北上消費蔚然成風，不能說對香港經濟秋毫無損，畢竟對不少商家來說，日常消費是此消彼長的現象。然而港人離港消費對整體經濟影響不會太大，這是長期形成的經濟結構使然。

在國際貿易研究中，經濟學者往往把一個經濟體分成兩大部門：可貿易部門和不可貿易部門。可貿易產品指在本地產出的物品和服務，但賣給外地的企業和消費者，比如香港製造的醫療用品，賣到美國市場去，或者香港企業提供的法律諮詢服務，賣給赴港上市的境外企業。不可貿易產品則是那些本地產出、本地消費的物品和服務，最典型例子莫過於餐飲業。實際經濟運行中，有一個介乎兩者之間的準貿易部門，其產品雖然不是直接賣給外地消費者，但其附加值依附於出口產品而產生，比如物流及金融服務。

香港屬於外向型經濟，可貿易部門是引擎，準貿易部門在其驅動下產生巨大乘數效應，促進經濟增長。以本地服務業為主的不可貿易部門，則是得益於其他兩個部門形成的溢出效應。因此，港人北上消費雖對本地服務業有一些衝擊，但對整體經濟影響不大。

觀乎真正足以支撐本地服務業的力量，一要靠貿易和準貿易部門蓬勃發展，以提升市民收入，二是靠香港作為國際大都會的集聚效應。從這個意義上，能有北上消費機會反倒有助於加強香港的集聚效應。試想想，北上消費的比重不斷增加，當大到可以把深圳的物價算進本地物價指數時，香港對中端人才的吸引力定必大增。

歸根究柢，服務業近年略顯蕭條，核心不在港人北上消費或內地訪客消費降級，而繫於香港經濟能否良性發展。長遠而言，端賴這座城市能否維持跟國際接軌的競爭優勢。

助中小企渡難關

既然北上消費並不會造成香港服務業空洞化的風險，那特區政府是否就可置之不理？早前Facebook上曾出現名為「全港店舖執笠結業消息關注組」的群組，據說成員超過30萬人，以致人多爆群。若香港真的出現大規模結業潮，不但對中小商家是嚴峻考驗，也會對就業問題造成不小衝擊。

眼下工商界有兩種聲音，一種是商家應努力提升產品品質及服務水平，既保住港人的胃和腳，同時吸引內地遊客的嘴和腿。另一種聲音則認為在微利年代，要商家短期內自我增值未免不切實際，冀望特區政府能採取措施予以保護。有網友呼籲政府每月派發消費券，或補貼瀕臨倒閉的小商家。

眾說紛紜，當局應如何取捨？筆者認為，特區政府對來自民間的救市呼聲縱使毋須有求必應，卻也不宜置之不理，更應該仔細調研，審慎評估粵港澳大灣區經濟融合對本港中小企業的影響，並在大數據和經濟學模型的基礎上，對比各種政策的有效性和可行度。當局若能在市場出現悲觀氣氛的時候，因勢利導，採取措施提振營商者信心，相信有望化危為機。

吳延暉教授
港大經管學院經濟學、管理及商業策略副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四年五月八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北上消費 挖空經濟?

剛剛過去的五一假期，在內地被稱為吃喝玩樂爆棚的消費黃金周，算是給略顯疲態的中國經濟帶來一股暖流。雖然香港部分商家也受益於內地黃金周的溢出效應，但其作用就像這幾天市民議論紛紛的五一煙火表演，站在有利位置倒也頗為可觀，但畢竟不像射向高空的煙花那般絢爛，稍微遠離樓台就只能空對月。

這是本港近兩年的經濟寫照，每逢佳節長假，商家既喜且憂，尤其是港人北上消費日趨規模，而來港的內地遊客則消費降級。長此以往，不免讓人擔心本地服務業會不會像製造業一樣出現空洞化（hollowing out）？特區政府是否應該未雨綢繆，施以援手？

熱潮將成長期趨勢

港人北上消費現象簡直可以寫成經濟學教科書上的經典案例。市場經濟一大定律就是所謂的一價定律：在高效運作、競爭充分的市場，同量同質產品價格趨同。但這一定律在香港和鄰近內地城市的商品差價下顯得慘白無力，拿深圳作參照，香港物價動輒高出在內地同類消費一半，甚至數倍。

這樣巨大的價格差，如何得以長期維持？筆者認為無非靠以下幾個因素。一是區域壟斷（如醫療服務），若為市民提供的醫療保險只適用在香港，那港人不得不在港看病求醫。二是高交易費用，要是港人到內地消費交通不便、語言不通、對內地商家缺乏信任，那麼市民也不會大規模北上。三是本地偏好（home bias）強烈，如果香港人對本地特產情有獨鍾，對異鄉文化不甚了然甚或不願接受，那本地消費就會佔絕對主導的份量。

另外一個極為重要的因素是收入，如果香港人維持高水平的實際收入，日常消費只佔收入一小部分，就會出現經濟學上的需求價格彈性（price elasticity of demand）偏低。既然消費者對價格變動不敏感，市場價格自然有機會高企不下。

近年來，隨着香港與內地經濟上的加速融合，以上幾個讓一價定律失效的因素紛紛瓦解。但香港的高成本決定了物價高企，因此港人到內地消費的動力必然大為增強。筆者斗膽預測，港人北上消費將會成為長期趨勢，而且消費範圍會從吃喝玩樂日益擴大到醫療、文化等領域。問題的關鍵在於，此一消費趨勢會否削弱香港經濟的增長？

對整體經濟影響不大

北上消費蔚然成風，不能說對香港經濟秋毫無損，畢竟對不少商家來說，日常消費是此消彼長的現象。然而港人離港消費對整體經濟影響不會太大，這是長期形成的經濟結構使然。

在國際貿易研究中，經濟學者往往把一個經濟體分成兩大部門：可貿易部門和不可貿易部門。可貿易產品指在本地產出的物品和服務，但賣給外地的企業和消費者，比如香港製造的醫療用品，賣到美國市場去，或者香港企業提供的法律諮詢服務，賣給赴港上市的境外企業。不可貿易產品則是那些本地產出、本地消費的物品和服務，最典型例子莫過於餐飲業。實際經濟運行中，有一個介乎兩者之間的準貿易部門，其產品雖然不是直接賣給外地消費者，但其附加值依附於出口產品而產生，比如物流及金融服務。

香港屬於外向型經濟，可貿易部門是引擎，準貿易部門在其驅動下產生巨大乘數效應，促進經濟增長。以本地服務業為主的不可貿易部門，則是得益於其他兩個部門形成的溢出效應。因此，港人北上消費雖對本地服務業有一些衝擊，但對整體經濟影響不大。

觀乎真正足以支撐本地服務業的力量，一要靠貿易和準貿易部門蓬勃發展，以提升市民收入，二是靠香港作為國際大都會的集聚效應。從這個意義上，能有北上消費機會反倒有助於加強香港的集聚效應。試想想，北上消費的比重不斷增加，當大到可以把深圳的物價算進本地物價指數時，香港對中端人才的吸引力定必大增。

歸根究柢，服務業近年略顯蕭條，核心不在港人北上消費或內地訪客消費降級，而繫於香港經濟能否良性發展。長遠而言，端賴這座城市能否維持跟國際接軌的競爭優勢。

助中小企渡難關

既然北上消費並不會造成香港服務業空洞化的風險，那特區政府是否就可置之不理？早前Facebook上曾出現名為「全港店舖執笠結業消息關注組」的群組，據說成員超過30萬人，以致人多爆群。若香港真的出現大規模結業潮，不但對中小商家是嚴峻考驗，也會對就業問題造成不小衝擊。

眼下工商界有兩種聲音，一種是商家應努力提升產品品質及服務水平，既保住港人的胃和腳，同時吸引內地遊客的嘴和腿。另一種聲音則認為在微利年代，要商家短期內自我增值未免不切實際，冀望特區政府能採取措施予以保護。有網友呼籲政府每月派發消費券，或補貼瀕臨倒閉的小商家。

眾說紛紜，當局應如何取捨？筆者認為，特區政府對來自民間的救市呼聲縱使毋須有求必應，卻也不宜置之不理，更應該仔細調研，審慎評估粵港澳大灣區經濟融合對本港中小企業的影響，並在大數據和經濟學模型的基礎上，對比各種政策的有效性和可行度。當局若能在市場出現悲觀氣氛的時候，因勢利導，採取措施提振營商者信心，相信有望化危為機。

吳延暉教授
港大經管學院經濟學、管理及商業策略副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四年五月八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百分之二通脹目標與美國通脹

這兩天又是美國聯儲局議息的日子。從2022年3月到2023年7月的短短16個月內，聯儲局持續提高政策利率以遏抑40多年未有的高通脹，累計加息5.25厘。至去年11月，以消費物價指數（CPI）計算的年通脹率，已由2022年6月的9.06%高峰下降至3.14%。若以聯儲局關注的個人消費支出物價指數（PCE）計算，去年10月至12月的按月增幅均差不多為零。市場樂見遏抑通脹見成效，預期2024年將進入減息周期，甚至有估計認為全年會減息6次。

然而，在過去3個月，美國通脹不但沒有進一步下滑，反而輕微上升。本年1月至3月的CPI年通脹率分別為3.09%、3.15%和3.48%，PCE指數按月增幅又重回0.4%、0.3%和0.3%，反映通脹在這個水平的黏性。聯儲局主席鮑威爾及其他官員均表示，需等更多數據確定通脹放緩才減息，市場亦預期今年減息次數約為兩次。

聯儲局的貨幣政策目標是達到最高就業水平和價格穩定，即所謂雙重使命（dual mandate）。最高就業水平隨着經濟和勞動力等多方面因素而變，難以定下數字目標，但美國的失業率在新冠疫情後已大幅降落，過去兩年都低於4%，不是目前主要考慮。減息與否及有關幅度和次數，還得看能否達至以PCE計算的2%通脹目標。

西方央行以2%作為通脹目標，始於1989年的紐西蘭。這之前數年間，紐西蘭經歷了兩位數字及波動很大的通脹，央行需要遏抑通脹，自然成為社會共識。當通脹下降至10%，紐西蘭財政部長在接受電視訪問時說，他認為理想的通脹為1%。由於一般量度的CPI通脹率會稍微高估了真正通脹率，若後者的理想水平為1%，那官方可把CPI的通脹目標定在2%。2%通脹目標應運而生，其後英國、加拿大及其他經濟體相繼效尤，美國卻在20多年後才明確採納2%通脹為貨幣政策目標。

前聯儲局主席伏爾克（Paul Volcker）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不惜經濟衰退，也以高息對抗通脹，使聯邦基金利率一度升至20厘。當時並沒有明確的通脹目標，不好判斷什麼時候「息」可而止。伏爾克1987年離任時，美國通脹率仍有4%。隨後的格林斯平（Alan Greenspan）曾研究是否採用2%通脹目標，但因研究結果顯示會帶來經濟衰退而作罷。另外，有研究員審閱2000年至2007年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FOMC）的會議紀錄，推斷其中隱含的與會者通脹目標為1.5%。金融海嘯後，時任聯儲局主席貝南奇（Ben Bernanke）才在2012年正式以2%通脹目標為聯儲局雙重任命之一。到2020年，新冠疫情帶來經濟衰退，加上美國通脹長期低於2%，聯儲局遂把2%目標改為平均2%，以增加實施較寬鬆貨幣政策的空間。換句話說，若目前聯儲局有信心通脹繼續下降，便可在通脹高於2%時啟動減息。

2%通脹目標的訂立，並非基於嚴謹的經濟分析或實證研究計算出來，但可以有些辯解。首先是通脹既然不討好，為何不把目標定在零通脹？一個原因是上文提及的通脹統計數字有向上偏差，即使官方通脹率是2%，實際通脹仍會低於2%。這些偏差可稍為糾正，如使用PCE取代CPI。惟更重要的原因是，若通脹目標低於2%，在經濟衰退時，央行便沒有減息空間。通脹會導致市場產生預期通脹，而預期通脹會拉高借貸利率，因此經濟在長期均衡狀態時，較高通脹會帶來較高的名義利率，央行定下較高的通脹目標，便可制定較高的政策利率，在經濟衰退時會有較大減息空間。此外，無論是CPI或PCE，物價指數代表了眾多商品和服務的加權平均，若這個指數維持零改變，背後必然有些價格上升、有些下降，後者表示某些行業或企業和有關僱員已面臨困境。保持輕微通脹，等於加上一些經濟運作的潤滑劑。進一步說，零通脹目標容易使經濟陷入通縮，而通縮的負面影響遠大於低程度通脹。

反過來問，2%通脹目標會否太低？好些經濟學者認為2%確實太低，有些更具體指出4%是更佳選擇，包括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首席經濟師和麻省理工學院教授布蘭查德（Olivier Blanchard）、奧巴馬任總統時的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和哈佛大學教授弗曼（Jason Furman），以及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他們的主要論點是，如上面提及低通脹目標限制了央行下調利率刺激經濟的空間。舉個例子，若果以簡單的泰勒法則（Taylor rule）為標準來計算，在2008年金融海嘯後，最優化的聯邦基金利率大約是負5厘，但受到零利率的限制，聯儲局只能訴諸於量化寬鬆等非傳統貨幣政策。此外，雖然通脹不利於經濟，不過觀乎一些通脹率3%或4%的經濟體，情況並不那麼惡劣。無論雙方的論點如何，在目前打擊通脹的情況下，都不應修改2%的目標，否則會為金融市場帶來混亂，並影響聯儲局的誠信和日後貨幣政策的運作。事實上，建議改為4%的論者也指出，應該在經濟好景時才作修改。

基於美國本年首季通脹走勢，一般估計聯儲局這兩天會議不會減息，甚至預期減息會延後至第三或第四季。美元和其他貨幣的息差持續甚至擴大，助長美元強勢。據報道，約兩周前IMF和世界銀行的春季會議中，討論氣氛都是看好美元。看好美元的預期，帶動資金流向美元資產，進一步推高美元。美元持續高企，對全球經濟影響深遠，那些欠外債的發展中國家自然不好受，而美元升值也增加美國在國際市場的購買力，美國企業及消費者繼續購買包括中國等外國的產品，增加美國貿易赤字。若年底總統大選由特朗普勝出，新一輪及升級版的貿易戰大有可能出現。

說到美國總統選舉，當紐西蘭央行定下2%通脹目標時，除了應付通脹外，還有更深一層意義，就是使貨幣政策遵從一個簡單清晰的運作規則，從而減少行政部門的干擾，保持央行貨幣政策的獨立性。上星期《華爾街日報》報道，特朗普競選顧問團草擬及討論若特朗普當選的政策建議，其中一項是聯儲局的利率政策須諮詢總統。這或許是選舉前的訊息戰，但特朗普按個人利益及喜好批評聯儲局，並施加壓力改變聯儲局相對獨立的政策，則早有前科。他在2016年競選時，批評時任聯儲局主席耶倫減息創造寬鬆的經濟環境，有利於同屬民主黨的希拉莉競選。他上任後以鮑威爾替代耶倫，但隨即批評鮑威爾加息影響他任內的經濟表現。美國政府的財政金融一直都在透支未來，但仍然有市場熟悉的程序和規則，未至於要在短期內埋單。然而國際和國內政治的迅速演變，加添了無限的不可知數。

陸炎輝教授
港大經管學院榮譽副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四年五月一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