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RROR告訴我 一張門票值多少

男子組合MIRROR的演唱會即將開始，全城早已掀起搶票潮，粉絲卻苦於一票難求。即使另加兩場特別場，採用實名制售票，依然無法阻止黃牛黨瘋狂炒票。公開發售的門票瞬間售罄，有本地傳媒報道，二手市場上的黃牛票竟被炒到40多萬元，粉絲們自然叫苦連天。

事實上黃牛黨炒票不僅僅發生在演唱會，因應新冠疫情回穩，康文署上月重開康體設施時，也出現了「炒場」的情況。針對炒賣行為，該署職員通過抽查方式，以核實租用者為場地使用人。

物以罕為貴

一票難求，說明供不應求。經濟學裏，供應和需求就如同蹺蹺板的兩邊，而調節平衡的就是價格。比如奢侈品牌的限量手袋，當想買的人多於店內的貨量，手袋就會漲價，直到價格高到人們望「袋」興嘆的時候，需求和供應就平衡了。

雖然價格的調節功能強，卻不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演唱會門票就屬特殊商品之列。與奢侈手袋不同，演唱會是一種體驗，其價值是由台上的表演者和台下的觀眾共同決定的。如果只聽音色，Apple Music也許更勝一籌；如果只為看明星，電視熒幕無疑清楚得多。演唱會的真正魅力，來自台上台下彼此互動，每場的高潮部分往往是全場大合唱。所以無論是歌星或觀眾，都不希望看到場面冷冷清清。如果任由市場價格飆升，縱使供求平衡了，卻變成曲高和寡，拒粉絲於千里之外。

更重要的是，明星之所以成為明星，是因為有眾多粉絲的喜愛。這種死心塌地的支持給歌星帶來演唱會收入之餘，還包括廣告代言、音樂銷售、商場活動等進賬。如果演唱會的高票價傷了粉絲的心，粉絲也會棄之而去，歌星也將光環不再。要是歌手和主辦單位為了短期的演唱會收益，犧牲了長期的財源，豈不是檢了芝麻丟了西瓜，因小失大？

加場不加價的成功特例

因此，雖然價格可以有效率地平衡供需，但不能簡單直接地套在演唱會的門票銷售上。黃牛市場的炒票現象，不僅浪費了粉絲熬夜輪候的時間，對消費者不利，也損害了歌星和主辦單位的長期利益，釀成「三輸」局面。事實上，苦於黃牛炒風的不單是香港的粉絲，放眼全球，只要有巨星演出，就不免有黃牛炒票。

如何解決這個「國際性」問題呢？解鈴還須繫鈴人。要使失衡的蹺蹺板恢復平衡，可走的路無非兩條。一、增加供應，比如MIRROR增加演唱會的場次。而採用這個辦法的表表者，就是美國鄉謠歌手Garth Brook。他在2014至2017年的巡迴演唱會（覆蓋79個城市，一共390場演出），門票因定價低至70美元而供不應求；為了保證粉絲買到票，只要售出總票數80%，就會立刻多加場次。

粉絲身份如何辨真假

他曾說：「我害怕沒有觀眾，也害怕全場爆滿。」上述為順應需求而增加供應的做法，被戲稱為「Garth模式」，他本人也藉此創下美國歷史上最暢銷的單人演唱會紀錄【註1】。當然，不是每個歌手都有精力和時間效法，因為除了表演，還有創作、宣傳、廣告代言、公益等眾多活動，實在難以面面俱到。

既然蹺蹺板裏供應一方難以解決問題，那麼另一邊的需求方又如何？如何保證粉絲的需求得到滿足，其實是一個怎樣識別誰是粉絲誰是黃牛的問題。兩者之間，一個追星，一個逐利，不僅買票的目的不同，平日的行為也大相逕庭。

粉絲會在各種社交媒體上關注歌星，購買專輯和有關商品，在各種網站上追蹤偶像的動態；黃牛則很少有這樣的行為。若能以此判斷購票人是否真粉絲，就可以有效防止門票落入黃牛手中，而這恰恰是美國最大演唱會門票銷售平台Ticketmaster所採用的粉絲查證（Verified Fan）系統。

2017年，Ticketmaster為了打擊二手門票市場，開發並採用這個系統。消費者在選定演唱會之後，需要註冊個人資料，以便系統通過一定的演算法，來判斷購票者有多大可能是真正粉絲。一旦被認定是粉絲，買到票的機率就會大大增加。雖然Ticketmaster並沒有披露粉絲查證系統的具體演算法，但就宣稱95%經此系統售出的門票，沒有流出二手市場【註2】。

許多歐美歌手都紛紛採用這個系統，包括Taylor Swift、Ed Sheeran等等。在粉絲查證系統啟用之前，Taylor Swift 2015年舉行世界巡演，售出門票中有30%出現在二手市場；至2018年，她的世界巡演運用了這個系統，最終只有5%的門票流出二手市場。雖然Ticketmaster的這套演算法並非完美，也不能保證每個粉絲都能買到票，但的確在一定程度上打擊了黃牛黨炒票。

魔高一尺 道高一丈

除此之外，演唱會主辦單位經常採用其他方法來打擊黃牛黨。比如Jay Z和Taylor Swift都借用航空公司以浮動定價賣機票的方式，根據購票者的買票時間，愈接近演唱會的舉行時間，票價就愈低【註3】。這種浮動定價的策略讓提早用機器搶票的黃牛黨無利可圖，大大提升歌手和主辦單位的收益。

在疫情期間不斷發展的線上直播音樂會，也給歌手提供了一個增加演出的途徑。雖然這類音樂會不可媲美現場打成一片的互動，但可以在不過度增加藝人時間和工作量的情況下，擴充供應，緩解眾多粉絲一票難求的煩惱。

再者，正因為線上音樂會不能完全取代實體音樂會，這種增加的供應不會過多地降低粉絲對實體演唱會的需求。

對於備受熱捧的歌星和忠實粉絲來說，不失為一種雙贏的權宜之計。隨着虛擬實境技術日新月異，線上音樂會也會讓屏幕另一邊的粉絲感受到更多的真實和互動。

解決一票難求的棘手問題，既有賴平衡供求的蹺蹺板原理，又繫於科學的創新和技術的進步。相信在不久的將來，MIRROR粉絲們離偶像的距離可逐漸拉近。一票雖難求，擁戴價更高。

【註1】：Alan B. Krueger, Rockonomics: What the Music Industry Can Teach Us About Economics (and Our Future) (London: John Murray Press, 2019), Chapter 6.

【註2】：https://www.theverge.com/ 2018/2/7/16923616/

【註3】：https://access.intix.org/Full-Article/the-highest-grossing-us-tour-of-all-time-used-slow-ticketing

范亭亭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高級講師（市場學）

周文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副教授（管理及商業策略）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二十九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椅子經濟學：內捲、躺平和機會管理

今年哈佛大學的畢業典禮上，校長巴科（Lawrence Bacow）提到由於受疫情和供應鏈影響，校內摺椅短缺，要不是員工足智多謀，可能一半畢業生得坐在地上。巴科以椅子作為比喻，目的是向畢業生提出希望和挑戰。

椅子代表職位、榮譽等有價值但稀缺的事物。哈佛的畢業生往往不愁沒有椅子，別人甚至會給他們讓座，或令他們誤以為坐上椅子是理所當然的事。他向這群畢業生提出挑戰：在將來的日子裏也給別人留一張椅子；利用自身所受的良好教育，為其他人創造機會。

機會供求的機制

經濟學強調市場，講究用價格機制調節需求和供給。用經濟學的邏輯，坐在地上的學生可以出高價來買坐上椅子的權利；如果最後仍然坐在地上，非因椅子不夠，只因不願意付這個價錢。當然，用價格機制來調節畢業禮椅子的分配並不合適。市場能否作為調節供需的手段，部分取決於社會價值觀，部分取決於市場效率。當交易資訊不清楚透明，又或基於各式各樣的交易成本，就會降低市場效率，難免出現椅子供不應求的情況。

對於大學畢業生來說，就業機會可謂極其重要的一張椅子，是否找到工作，有時得看運氣。以雙簧管演奏家為例，由於樂團職位有限，求職從來不易；但在2005年，當不少資深雙簧管演奏家退休，把位置騰了出來，無疑是從天而降的禮物，部分年輕雙簧管演奏家甚至獲得多家樂團的工作邀約。

觀乎今年在中國內地的畢業生，運氣恐怕就沒那麼好。受新冠疫情和相關政策的影響，就業機會相信比往年大為遜色，以致不少應屆畢業生一職難求，失業率上升；更重要的是，他們職業生涯中的整體收入也會受到影響。

內捲以至躺平的隱憂

經濟學家發現，如果學生畢業時遇上經濟蕭條，即使找到了工作，職業選擇也往往不盡人意。基於加拿大的數據，這些學生和畢業逢時的學生相比，不但起薪較低，就算10年之後，其工資還是低5個百分點。至於美國的數據則顯示，經濟蕭條年份畢業生的工資在15年之後依然偏低。史丹福大學經濟學家Paul Oyer發現，該校在經濟不景時期畢業的工商管理碩士，更難在華爾街找到工作，其職業生涯總收入因而減少大概150萬至500萬美元。

職場音樂椅的代價

另一個決定畢業生整個職業發展的因素，在於任職機構所提供的機會。年輕畢業生能否有良好的事業發展，很大程度上視乎晉升空間，如果機構不斷壯大和創造嶄新機會，員工亦可同步成長，就能實現雙贏。即使機構不再發展，但若有足夠多的員工退休，騰出足夠職位，年輕畢業生也可以逐步晉升，職業生涯可望穩定發展。否則，在僧多粥少的情況下，年輕員工可能被迫彼此廝殺，拚命內捲，爭取有限的晉升機會。當他們發現這樣的內捲得不償失，躺平就成了一部分人的選擇。

雖然大眾媒體對內捲和躺平的討論多如牛毛，有關方面的經濟學研究卻相對匱乏，背後原因不一而足，但其中一個就是經濟學對於「椅子」（晉升機會）這個概念不甚重視。事實上，傳統經濟學認為，一個機構內晉升空間的多少，對於年輕人的職業生涯無甚影響。這雖然聽起來違反常識，但經濟學的邏輯是，如果一個機構的晉升機會少，員工可以另謀高就。在勞動力市場上，基於各機構之間對人才的競爭，畢業生不管在哪裏，都會有差不多的薪酬和職業發展──金子無論在哪裏都會發光。

這個經濟學邏輯是否正確？事實上，出問題的往往不是邏輯，而是邏輯的基礎，也就是其中的假設：勞動力市場相對有效，員工轉職成本不高。然而這個假設是否適用，要視乎機構性質。比如說，在家族企業內部，家族成員轉職到其他企業的成本恐怕不會小。至於對整個勞動力市場而言，這個假設是否合適，機構內部的晉升機會對員工有沒有影響？這就需要由數據來說話。

可惜數據並不容易找，因為有關企業內部「椅子」多少對員工影響的研究中，存在「內生性」問題，亦即雞生蛋或蛋生雞的問題。具體來說，問題的源頭是因為椅子的多少，一定程度上可由機構控制。當研究者發現在椅子少的機構裏，年輕員工晉升得慢，也許結論並非是椅子影響晉升，而是因為員工不特別在乎晉升，所以機構不需要多提供椅子。

在筆者和合作者最近期獲《經濟研究評論》（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接納的論文中，就有幸找到了合適的數據，利用意大利社會保障研究所（Italian Social Security Institute）提供所有意大利私營企業的資料，研究了機構內部晉升機會對員工職業生涯的影響。2011年，當時剛組閣的意大利政府對退休金制度進行了閃電式改革（Fornero Reform），不少原本即將退休的員工一下子不得不延遲退休，導致空出來的職位較預期為少。換句話說，在不受機構控制的情況下，椅子一下子變少了。

我們的研究發現，當退休年齡延長時，其他員工的收入的確會受到影響。以一間30人的小型企業為例，如果一名員工因為退休金改革要多工作兩年，其他員工每人每年的工資收入增長會降低2.7個百分點。在改革後的4年間，員工的總收入減少約800歐羅。這個數字也許不算很大，但若公司僱主本身增長緩慢，則員工所受影響會更大一些，4年間的總收入將減少約2000歐羅。至於55歲以上接近退休但沒有直接被改革影響的員工，對他們的影響其實更大，4年間的總收入將減少約3600歐羅。此外，如果延遲退休的是管理人員，則其他員工的晉升概率每年下降約10個百分點。

為新血的前途鋪路

我們的研究聚焦於延遲退休對員工職業生涯的影響；另一個相關的問題是，當晉升機會變少，機構的內部結構和表現會不會產生變化？從所得意大利的數據中，有關企業內部和企業表現的數據部分可惜不夠詳盡。但筆者和合作者2018年發表於《勞動經濟學期刊》（Journal of Labour Economics）的理論研究，就曾對這個問題進行了初步的探索。晉升機會不夠之際，年輕基層人員士氣低下，為了加以激勵，公司一方面不得不提升年輕基層人員的工資；另一方面亦會刻意創造機會，晉升過多的員工。這些升職機會並不是因為企業生產效率的需要，而只是創造椅子，讓年輕員工看到希望。但結果是，機構頭重腳輕，效率低下。我們的理論研究還發現，有些情況下，最佳的人才管理制度是限定退休年齡。這樣可以保證有足夠多的椅子騰出來，以激勵和吸引優秀的年輕員工，現實中也有很多例子足以證明這一點。不少以人才為關鍵才能（core competency）的公司，要求合夥人在60出頭就退休，即使他們還年富力強。不少大學也對教授的退休年齡有成文和不成文的規定；著名的布爾巴基數學學派（Bourbaki School of Mathematics），規定成員不能超過50歲。

人才管理制度對於增長放緩的機構尤其重要。在創業初期，到處都是機會，業務在增長，員工也不愁找不到好椅子。可當增長速度一旦慢下來，尤其是長期高速增長的機構，往往發現位高權重而又能力出眾的決策者還很年輕，遠遠未到退休年齡。這時候，怎樣找到好的機制來公平有效地分配稀缺的晉升機會，怎樣吸引並激勵優秀的員工，對機構能否持續良好穩定運作就非常重要了。

一種方法是靠機構文化，就像哈佛校長所說的，資深員工可以主動把椅子騰出來；另一種方法是靠制度，用制度的方式把椅子騰出來。戰略學者重視動態能力（dynamic capability）這個概念，用來解釋為什麼有些企業能夠長盛不衰。在筆者看來，其中的關鍵點就是椅子的分配制度和文化，它們才是機構長盛不衰的核心。

李晉教授
港大經管學院教授（管理及商業策略、經濟學）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二十二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椅子經濟學：內捲、躺平和機會管理

今年哈佛大學的畢業典禮上，校長巴科（Lawrence Bacow）提到由於受疫情和供應鏈影響，校內摺椅短缺，要不是員工足智多謀，可能一半畢業生得坐在地上。巴科以椅子作為比喻，目的是向畢業生提出希望和挑戰。

椅子代表職位、榮譽等有價值但稀缺的事物。哈佛的畢業生往往不愁沒有椅子，別人甚至會給他們讓座，或令他們誤以為坐上椅子是理所當然的事。他向這群畢業生提出挑戰：在將來的日子裏也給別人留一張椅子；利用自身所受的良好教育，為其他人創造機會。

機會供求的機制

經濟學強調市場，講究用價格機制調節需求和供給。用經濟學的邏輯，坐在地上的學生可以出高價來買坐上椅子的權利；如果最後仍然坐在地上，非因椅子不夠，只因不願意付這個價錢。當然，用價格機制來調節畢業禮椅子的分配並不合適。市場能否作為調節供需的手段，部分取決於社會價值觀，部分取決於市場效率。當交易資訊不清楚透明，又或基於各式各樣的交易成本，就會降低市場效率，難免出現椅子供不應求的情況。

對於大學畢業生來說，就業機會可謂極其重要的一張椅子，是否找到工作，有時得看運氣。以雙簧管演奏家為例，由於樂團職位有限，求職從來不易；但在2005年，當不少資深雙簧管演奏家退休，把位置騰了出來，無疑是從天而降的禮物，部分年輕雙簧管演奏家甚至獲得多家樂團的工作邀約。

觀乎今年在中國內地的畢業生，運氣恐怕就沒那麼好。受新冠疫情和相關政策的影響，就業機會相信比往年大為遜色，以致不少應屆畢業生一職難求，失業率上升；更重要的是，他們職業生涯中的整體收入也會受到影響。

內捲以至躺平的隱憂

經濟學家發現，如果學生畢業時遇上經濟蕭條，即使找到了工作，職業選擇也往往不盡人意。基於加拿大的數據，這些學生和畢業逢時的學生相比，不但起薪較低，就算10年之後，其工資還是低5個百分點。至於美國的數據則顯示，經濟蕭條年份畢業生的工資在15年之後依然偏低。史丹福大學經濟學家Paul Oyer發現，該校在經濟不景時期畢業的工商管理碩士，更難在華爾街找到工作，其職業生涯總收入因而減少大概150萬至500萬美元。

職場音樂椅的代價

另一個決定畢業生整個職業發展的因素，在於任職機構所提供的機會。年輕畢業生能否有良好的事業發展，很大程度上視乎晉升空間，如果機構不斷壯大和創造嶄新機會，員工亦可同步成長，就能實現雙贏。即使機構不再發展，但若有足夠多的員工退休，騰出足夠職位，年輕畢業生也可以逐步晉升，職業生涯可望穩定發展。否則，在僧多粥少的情況下，年輕員工可能被迫彼此廝殺，拚命內捲，爭取有限的晉升機會。當他們發現這樣的內捲得不償失，躺平就成了一部分人的選擇。

雖然大眾媒體對內捲和躺平的討論多如牛毛，有關方面的經濟學研究卻相對匱乏，背後原因不一而足，但其中一個就是經濟學對於「椅子」（晉升機會）這個概念不甚重視。事實上，傳統經濟學認為，一個機構內晉升空間的多少，對於年輕人的職業生涯無甚影響。這雖然聽起來違反常識，但經濟學的邏輯是，如果一個機構的晉升機會少，員工可以另謀高就。在勞動力市場上，基於各機構之間對人才的競爭，畢業生不管在哪裏，都會有差不多的薪酬和職業發展──金子無論在哪裏都會發光。

這個經濟學邏輯是否正確？事實上，出問題的往往不是邏輯，而是邏輯的基礎，也就是其中的假設：勞動力市場相對有效，員工轉職成本不高。然而這個假設是否適用，要視乎機構性質。比如說，在家族企業內部，家族成員轉職到其他企業的成本恐怕不會小。至於對整個勞動力市場而言，這個假設是否合適，機構內部的晉升機會對員工有沒有影響？這就需要由數據來說話。

可惜數據並不容易找，因為有關企業內部「椅子」多少對員工影響的研究中，存在「內生性」問題，亦即雞生蛋或蛋生雞的問題。具體來說，問題的源頭是因為椅子的多少，一定程度上可由機構控制。當研究者發現在椅子少的機構裏，年輕員工晉升得慢，也許結論並非是椅子影響晉升，而是因為員工不特別在乎晉升，所以機構不需要多提供椅子。

在筆者和合作者最近期獲《經濟研究評論》（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接納的論文中，就有幸找到了合適的數據，利用意大利社會保障研究所（Italian Social Security Institute）提供所有意大利私營企業的資料，研究了機構內部晉升機會對員工職業生涯的影響。2011年，當時剛組閣的意大利政府對退休金制度進行了閃電式改革（Fornero Reform），不少原本即將退休的員工一下子不得不延遲退休，導致空出來的職位較預期為少。換句話說，在不受機構控制的情況下，椅子一下子變少了。

我們的研究發現，當退休年齡延長時，其他員工的收入的確會受到影響。以一間30人的小型企業為例，如果一名員工因為退休金改革要多工作兩年，其他員工每人每年的工資收入增長會降低2.7個百分點。在改革後的4年間，員工的總收入減少約800歐羅。這個數字也許不算很大，但若公司僱主本身增長緩慢，則員工所受影響會更大一些，4年間的總收入將減少約2000歐羅。至於55歲以上接近退休但沒有直接被改革影響的員工，對他們的影響其實更大，4年間的總收入將減少約3600歐羅。此外，如果延遲退休的是管理人員，則其他員工的晉升概率每年下降約10個百分點。

為新血的前途鋪路

我們的研究聚焦於延遲退休對員工職業生涯的影響；另一個相關的問題是，當晉升機會變少，機構的內部結構和表現會不會產生變化？從所得意大利的數據中，有關企業內部和企業表現的數據部分可惜不夠詳盡。但筆者和合作者2018年發表於《勞動經濟學期刊》（Journal of Labour Economics）的理論研究，就曾對這個問題進行了初步的探索。晉升機會不夠之際，年輕基層人員士氣低下，為了加以激勵，公司一方面不得不提升年輕基層人員的工資；另一方面亦會刻意創造機會，晉升過多的員工。這些升職機會並不是因為企業生產效率的需要，而只是創造椅子，讓年輕員工看到希望。但結果是，機構頭重腳輕，效率低下。我們的理論研究還發現，有些情況下，最佳的人才管理制度是限定退休年齡。這樣可以保證有足夠多的椅子騰出來，以激勵和吸引優秀的年輕員工，現實中也有很多例子足以證明這一點。不少以人才為關鍵才能（core competency）的公司，要求合夥人在60出頭就退休，即使他們還年富力強。不少大學也對教授的退休年齡有成文和不成文的規定；著名的布爾巴基數學學派（Bourbaki School of Mathematics），規定成員不能超過50歲。

人才管理制度對於增長放緩的機構尤其重要。在創業初期，到處都是機會，業務在增長，員工也不愁找不到好椅子。可當增長速度一旦慢下來，尤其是長期高速增長的機構，往往發現位高權重而又能力出眾的決策者還很年輕，遠遠未到退休年齡。這時候，怎樣找到好的機制來公平有效地分配稀缺的晉升機會，怎樣吸引並激勵優秀的員工，對機構能否持續良好穩定運作就非常重要了。

一種方法是靠機構文化，就像哈佛校長所說的，資深員工可以主動把椅子騰出來；另一種方法是靠制度，用制度的方式把椅子騰出來。戰略學者重視動態能力（dynamic capability）這個概念，用來解釋為什麼有些企業能夠長盛不衰。在筆者看來，其中的關鍵點就是椅子的分配制度和文化，它們才是機構長盛不衰的核心。

李晉教授
港大經管學院教授（管理及商業策略、經濟學）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二十二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狗屁工作與華麗浪費

開宗明義，這個俗得近乎粗鄙又雅得有點詩意的標題，不完全是筆者原創。《狗屁工作理論》（Bullshit Jobs: A Theory）是在2018年出版便迅速竄紅的社會科學書，內容痛斥當下歐美社會衍生出無數可有可無卻又報酬豐厚的狗屁工。作者是已故美國人類學者格雷伯（David Graeber），字裏行間怒氣沖天，不惜用上打手（goon）及幫閒（flunky）這些帶有羞辱性的詞彙。

至於華麗浪費（splendid waste）則出自亨利詹姆士手筆，這位名作家寫道：「人生在世……所作所為，無非華麗浪費」（life… is capable… of nothing but splendid waste）；筆者以此借喻人才浪費現象，比如文學博士畢業生在快餐店當服務生，科研人員跑到物流公司當倉務員。一方面是狗屁工充斥職場，一方面則是大材小用，這雖談不上所謂的資本主義危機，卻反映了現代社會的困窘之處，不僅歐美特有，也是中國經濟和香港社會面臨的現實問題。

反工作為何成潮流？

格雷伯這本暢銷書中，大的論調並無新意，沿用的還是新舊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制度的批判，強調資本和僱主對勞工的剝削以及人被工作所奴役造成的異化；但其引人注目之處，在於把炮火對準一個被罵為「沒有理想、不問價值、無助社會」卻又高薪優越的社會階層，認為這些人不僅是辛勤工作的普羅大眾的敵人，亦是經濟效率低下的罪魁禍首。按照作者的定義，企業高管、金融精英、政府官員，甚至大學教授等，大都得打進「狗屁工」的行列。這就難免引起爭論，反擊格雷伯者毫不客氣，認為「狗屁工作」的論調無非是誇大其詞的叫囂。

《狗屁工作理論》的批判在社會引起巨大反響，背後有着深層原因，最直接的就是財富分配不均日益加劇，特別是工薪階層的相對貧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美國迎來黃金30年的經濟增長，勞工生產力與薪酬的增長大致上吻合。但自1980年開始，勞工薪酬逐漸落後於生產力的增長，彼此差距愈來愈大；到2000年以後，儘管生產力持續增長，勞工薪酬反而完全停滯不前，整體工資總額佔國民收入的比重愈來愈低。與此同時，資本家、企業高管、金融法律等專業精英的收入卻連番上漲。在這個背景下，美國爆發「佔領華爾街」社會運動，歐洲各國也湧現種種要求「均貧富」的聲音；中國的民眾相對溫和，但也不時鬧出大廠員工抵制「996」工作制、平凡人家選擇「躺平」的風潮。

結構失調導致人才泡沫

2019冠狀病毒病肆虐期間，美國政府採用大水漫灌的財政政策來解決需求危機，企業則紛紛推行遠端工作模式，不料卻引發「反工作」（Antiwork）浪潮。究其原因，一是不用上班也有錢拿；二是疫情下的多艱人生令人反思工作的意義；三是遠端工作提供了上班模式的多樣性。自從疫災爆發，美國出現了「大辭職潮」（The Great Resignation），以致企業人手招聘不足，經濟恢復乏力。直到去年下半年，這場公共衞生危機漸受管控，美國勞工荒才得以稍微緩和，但新的勞資關係卻又應運而生。最近，許多大公司的工人紛紛以反剝削的名義組織工會，向企業要求加薪和增添福利。這將對美國的就業和經濟前景產生深遠的影響。

儘管人工飛漲，美國企業在招聘人才方面還是困難，在中國則呈現相反現象：工人不斷降薪，還是難以找到工作。根據國家教育部2021年年底發布的資料，預計今年內地的高校畢業生人數將再創歷史紀錄，高達1076萬。而繼校外教育培訓機構備受規範之後，整個互聯網行業也迎來寒冬，美團、小紅書、鬥魚、B站等知名網上大平台近期紛紛緊縮，動輒裁員兩三成，其他不少行業也凋敝不興。這樣的就業情況下，誰還有叫罵狗屁工作的底氣？怪不得出現高學歷人才屈尊低就的華麗浪費。去年，北大、清華博士畢業生爭搶中學教師職位的新聞，激發關於人才配置扭曲的熱烈討論；今年，內地頻頻出現名校博士碩士畢業生排隊應聘基層政府職位，高才低就已變成習以為常，不再是新聞了。

內地人才與職位匹配錯位，由諸多因素造成，其中最直接者無疑是綿綿不絕的疫情，加上政府嚴厲的管控措施，造成經濟緊縮，對人才需求劇降。隨着疫情減緩，近期各個地方政府的經濟優惠措施紛紛出台，相信可在短期內緩和矛盾，然而導致人才就業失調的長期因素不容忽視。從供給角度，內地的高等教育界規模龐大，最頂尖部分在過去20年突飛猛進，可惜不少地區性大學還是相當落後，培養出來的所謂高端人才難以從事高端工作，只能低配去爭搶普通的工作。從需求來看，疫情和地緣政治造成一些外國企業撤離中國，加上民營經濟受到一定擠壓，導致市場對人才多樣性的需求不足。

一個勞動力市場出現嚴重錯配，人才泡沫化，很大程度上反映社會創造財富的機會不均。在這個意義上，外國資本、民營經濟的發展不單純是生產效率的問題，而是為市民提供更多創業致富機遇的問題。在一個機會嚴重不均的社會，難免會造成在經濟好的時候，工作就成狗屁，經濟差之際，工作就成華麗浪費。

建設一座提供優質工作的城市

聚焦香港，薪酬優厚的職位集中在以金融業為主的高端服務業。在貧富懸殊變本加厲的困局下，這個行業免不了被詬病為對實體經濟有害無益的寄生蟲、滿口謊言的老千，甚至有從業者也自嘲在打狗屁工。只是疫情之下，面臨巨大的失業壓力，市民自然沒底氣痛罵狗屁工作。另一方面，香港人素來務實，人才流動性很強，勞動力市場自我調節大致得當，還不至於出現華麗浪費。

值得警惕的是，當前特區經濟面對兩大轉型，一是所謂「脫虛入實」，加大實體經濟特別是高科技產業的比重；二是融入大灣區的區域經濟一體化，直接面向內地市場。由於大轉型仍處於說得多、做得少的階段，所以普羅大眾並未覺得有什麼震盪，一旦轉型進入實質性階段，勞動力市場勢將大洗牌。本地現有人才結構不足以支撐嶄新的經濟結構，人才職位錯配在所難免，造成華麗浪費也就不足為奇。

依筆者管見，香港要在經濟結構的調整過程中減少陣痛，成功升級換代，應當立足於建設一座提供優差的城市。所謂優差，除了待遇可觀之外，還要讓人能夠安心相待，滿懷希望。只要能夠創造出一大批這樣的工作，目前不少經濟難題和社會困境自會迎刃而解。如何建設這樣的香港？這是筆者近期的一個研究課題，歡迎有興趣、有洞見的讀者加入共同討論。

吳延暉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副教授（經濟學、管理及商業策略）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二年六月十五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狗屁工作與華麗浪費

開宗明義，這個俗得近乎粗鄙又雅得有點詩意的標題，不完全是筆者原創。《狗屁工作理論》（Bullshit Jobs: A Theory）是在2018年出版便迅速竄紅的社會科學書，內容痛斥當下歐美社會衍生出無數可有可無卻又報酬豐厚的狗屁工。作者是已故美國人類學者格雷伯（David Graeber），字裏行間怒氣沖天，不惜用上打手（goon）及幫閒（flunky）這些帶有羞辱性的詞彙。

至於華麗浪費（splendid waste）則出自亨利詹姆士手筆，這位名作家寫道：「人生在世……所作所為，無非華麗浪費」（life… is capable… of nothing but splendid waste）；筆者以此借喻人才浪費現象，比如文學博士畢業生在快餐店當服務生，科研人員跑到物流公司當倉務員。一方面是狗屁工充斥職場，一方面則是大材小用，這雖談不上所謂的資本主義危機，卻反映了現代社會的困窘之處，不僅歐美特有，也是中國經濟和香港社會面臨的現實問題。

反工作為何成潮流？

格雷伯這本暢銷書中，大的論調並無新意，沿用的還是新舊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制度的批判，強調資本和僱主對勞工的剝削以及人被工作所奴役造成的異化；但其引人注目之處，在於把炮火對準一個被罵為「沒有理想、不問價值、無助社會」卻又高薪優越的社會階層，認為這些人不僅是辛勤工作的普羅大眾的敵人，亦是經濟效率低下的罪魁禍首。按照作者的定義，企業高管、金融精英、政府官員，甚至大學教授等，大都得打進「狗屁工」的行列。這就難免引起爭論，反擊格雷伯者毫不客氣，認為「狗屁工作」的論調無非是誇大其詞的叫囂。

《狗屁工作理論》的批判在社會引起巨大反響，背後有着深層原因，最直接的就是財富分配不均日益加劇，特別是工薪階層的相對貧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美國迎來黃金30年的經濟增長，勞工生產力與薪酬的增長大致上吻合。但自1980年開始，勞工薪酬逐漸落後於生產力的增長，彼此差距愈來愈大；到2000年以後，儘管生產力持續增長，勞工薪酬反而完全停滯不前，整體工資總額佔國民收入的比重愈來愈低。與此同時，資本家、企業高管、金融法律等專業精英的收入卻連番上漲。在這個背景下，美國爆發「佔領華爾街」社會運動，歐洲各國也湧現種種要求「均貧富」的聲音；中國的民眾相對溫和，但也不時鬧出大廠員工抵制「996」工作制、平凡人家選擇「躺平」的風潮。

結構失調導致人才泡沫

2019冠狀病毒病肆虐期間，美國政府採用大水漫灌的財政政策來解決需求危機，企業則紛紛推行遠端工作模式，不料卻引發「反工作」（Antiwork）浪潮。究其原因，一是不用上班也有錢拿；二是疫情下的多艱人生令人反思工作的意義；三是遠端工作提供了上班模式的多樣性。自從疫災爆發，美國出現了「大辭職潮」（The Great Resignation），以致企業人手招聘不足，經濟恢復乏力。直到去年下半年，這場公共衞生危機漸受管控，美國勞工荒才得以稍微緩和，但新的勞資關係卻又應運而生。最近，許多大公司的工人紛紛以反剝削的名義組織工會，向企業要求加薪和增添福利。這將對美國的就業和經濟前景產生深遠的影響。

儘管人工飛漲，美國企業在招聘人才方面還是困難，在中國則呈現相反現象：工人不斷降薪，還是難以找到工作。根據國家教育部2021年年底發布的資料，預計今年內地的高校畢業生人數將再創歷史紀錄，高達1076萬。而繼校外教育培訓機構備受規範之後，整個互聯網行業也迎來寒冬，美團、小紅書、鬥魚、B站等知名網上大平台近期紛紛緊縮，動輒裁員兩三成，其他不少行業也凋敝不興。這樣的就業情況下，誰還有叫罵狗屁工作的底氣？怪不得出現高學歷人才屈尊低就的華麗浪費。去年，北大、清華博士畢業生爭搶中學教師職位的新聞，激發關於人才配置扭曲的熱烈討論；今年，內地頻頻出現名校博士碩士畢業生排隊應聘基層政府職位，高才低就已變成習以為常，不再是新聞了。

內地人才與職位匹配錯位，由諸多因素造成，其中最直接者無疑是綿綿不絕的疫情，加上政府嚴厲的管控措施，造成經濟緊縮，對人才需求劇降。隨着疫情減緩，近期各個地方政府的經濟優惠措施紛紛出台，相信可在短期內緩和矛盾，然而導致人才就業失調的長期因素不容忽視。從供給角度，內地的高等教育界規模龐大，最頂尖部分在過去20年突飛猛進，可惜不少地區性大學還是相當落後，培養出來的所謂高端人才難以從事高端工作，只能低配去爭搶普通的工作。從需求來看，疫情和地緣政治造成一些外國企業撤離中國，加上民營經濟受到一定擠壓，導致市場對人才多樣性的需求不足。

一個勞動力市場出現嚴重錯配，人才泡沫化，很大程度上反映社會創造財富的機會不均。在這個意義上，外國資本、民營經濟的發展不單純是生產效率的問題，而是為市民提供更多創業致富機遇的問題。在一個機會嚴重不均的社會，難免會造成在經濟好的時候，工作就成狗屁，經濟差之際，工作就成華麗浪費。

建設一座提供優質工作的城市

聚焦香港，薪酬優厚的職位集中在以金融業為主的高端服務業。在貧富懸殊變本加厲的困局下，這個行業免不了被詬病為對實體經濟有害無益的寄生蟲、滿口謊言的老千，甚至有從業者也自嘲在打狗屁工。只是疫情之下，面臨巨大的失業壓力，市民自然沒底氣痛罵狗屁工作。另一方面，香港人素來務實，人才流動性很強，勞動力市場自我調節大致得當，還不至於出現華麗浪費。

值得警惕的是，當前特區經濟面對兩大轉型，一是所謂「脫虛入實」，加大實體經濟特別是高科技產業的比重；二是融入大灣區的區域經濟一體化，直接面向內地市場。由於大轉型仍處於說得多、做得少的階段，所以普羅大眾並未覺得有什麼震盪，一旦轉型進入實質性階段，勞動力市場勢將大洗牌。本地現有人才結構不足以支撐嶄新的經濟結構，人才職位錯配在所難免，造成華麗浪費也就不足為奇。

依筆者管見，香港要在經濟結構的調整過程中減少陣痛，成功升級換代，應當立足於建設一座提供優差的城市。所謂優差，除了待遇可觀之外，還要讓人能夠安心相待，滿懷希望。只要能夠創造出一大批這樣的工作，目前不少經濟難題和社會困境自會迎刃而解。如何建設這樣的香港？這是筆者近期的一個研究課題，歡迎有興趣、有洞見的讀者加入共同討論。

吳延暉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副教授（經濟學、管理及商業策略）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二年六月十五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推動香港邁向國際化的新高度

香港作為亞洲國際都會、環球金融中心，近年備受各種因素影響，有黯然失色之虞。在慶祝回歸25周年之際，新一屆特區政府即將開啟新篇，一大挑戰是如何保持和發揚香港的國際化優勢。

候任行政長官李家超以「全面提升競爭實力」作為四大施政綱領之一，列舉多項相關措施提升香港國際化優勢，可見對此高度重視。這一課題進程之艱巨、意義之重大，確是決定香港未來發展的重中之重，必須認真思考和應對。

保持國際化對本港內地愈發重要

當前百年未有的大變局之下，香港作為聯繫中外的國際都會，其獨特作用和意義不會減弱，只會日漸加強。

中美競爭力比併和博弈現已成為世界政經主線，新冠疫情和俄烏戰爭更催化了其中的分化和重構。上月中，美國總統拜登動作頻頻，先是召集東盟10國到華府開會，隨後出訪南韓日本，期間啟動印太經濟框架。5月26日，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在喬治華盛頓大學發表演講，指明中國為該國的最大對手，「中國是全球唯一國家，既有重塑國際秩序的意圖，並在經濟、外交、軍事和技術方面日益增強實力，而足以實現此一意圖」；講詞亦系統闡述了對華競爭戰略。

面對波詭雲譎的政經局勢，中國經濟的外循環和高水準的對外開放，都需要香港產生更大作用、作出更大貢獻。

國際化深植於香港基因之中，從歷史維度看，這座城市一直是聯通中外的重要橋樑，在很多特殊時期發揮了獨特的效果。無論是在冷戰期間中外隔絕時期，還是中國剛開始改革開放的年代，香港都順應時勢，成為中外資金、貿易及人員往來的通道，服務了國家也成就了自己，作出貢獻之餘，亦從中受惠。

在新時代保持國際化特色，做好超級聯繫人的角色，對於特區而言，既是歷史性機遇，也是歷史性使命。若能貫徹「一國兩制」的穩健基礎，成功發揮聯通中外的橋樑作用，香港的前景就會光明寬闊。

香港的國際地位在於作為接通國家的橋樑，不管金融商業抑或其他領域的交流合作，和內地的聯接愈緊密和通暢，其對國際的價值和吸引力就愈大。

保持國際化以服務國家發展大局

基於各種原因，香港回歸後在有些方面和內地的聯繫並沒有變得更緊密。與此同時，隨着改革開放不斷深化，內地直接聯繫海外的效率大大提升，香港的國際競爭力自然相對下降。我的同事陶志剛教授等學者的研究顯示，由於對於內地需求的了解和掌握不足，過去20年本港在協助內地企業進口中，所佔份額持續縮減，錯過了借力內地進口蓬勃增長的良機。

因此，積極融入祖國的社會經濟發展，深入理解不同層次的需求，不斷加強各種聯繫和合作，香港才能為世界各地聯通中國發揮更大功能，為其國際化增加價值。

另一方面，作為中國的一個城市，香港對於國家的特殊意義，在於其接連全球的獨特優勢。香港保持國際化特色，成為中國經濟外循環的一個關鍵樞紐，以及高水準對外開放的一個重要平台及視窗，足以對國家的發展貢獻所長，相信這個定位更將日形重要。香港自身的發展，理應圍繞這個定位，在以國際化優勢服務國家發展的大前提下，加強自身優勢，開拓嶄新領域，打造獨特的競爭力。

保持國際化須靠堅持完善「兩制」

在守牢「一國」底線的基礎上，香港保持國際化的關鍵，在於堅持完善「兩制」。香港國際化之所以能夠獨秀於亞洲，除了歷史沿革以及背靠祖國的地利外，仗賴的就是「兩制」的核心、法治和自由市場。

法治予人安全的保證，自由市場則提供平等機會；兩者造就了本港國際金融和國際貿易的繁榮，使香港得以成為亞洲國際都會，吸引各地人士定居發展，形成了國際多元的文化底色。接軌國際的生活環境和條件，加上機遇處處，讓香港這顆東方明珠能夠長期閃耀於世界。

由於全球局勢變幻莫測，風險和不確定性驟然大增，人們紛紛尋找相對安全的地方避險。比如在第五波疫情下，居港的一些外籍人士遷往新加坡等地的意向提高，很大程度上是避險心理使然。香港制度基礎保持穩健，為市民提供穩定的預期和基本的保障，在動盪的歲月尤其重要。

在國際化領域更上層樓

一個地方如果法治不彰、政策多變，充滿各種不確定性，自會給人極大的不安全感，最終影響資本和人才的去留。因此，只有堅持完善法治和自由市場，香港才能鞏固國際化的既有優勢，在新時代提升國際競爭力。

保持國際化的原有優勢之餘，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應當積極面對寰宇政經形勢的變化，加強國際推廣和宣傳，主動拓展合作和聯繫，銳意增強國際競爭力。至於着力重點，筆者謹提出以下建議。

一、 擴大國際金融中心的影響，力爭成為亞洲新興經濟體和中東國家的主要國際融資平台。香港成熟高效的市場、國際化的優勢、地緣和經濟往來的基礎，都是拓展這些市場的有利條件。打進這些新市場將大大提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二、 在打造國際創科中心和中外文化交流中心過程中，開創國際化的新內涵，增加國際化的新內容。無論是創科還是文化領域，香港需要積極聯接中國內地和國際的資源，走出去，然後引進來，逐漸形成聚集效應，建成具備吸附力的開放中心。最近，香港大學支持其經管學院在創業之國以色列成立了「港大特拉維夫創新中心」，目標就是聯接香港、以色列、大灣區的創新創業資源，以期形成中外互通的創新創業生態。

三、 廣開門戶，凝聚國際優秀人才。紐約、倫敦之所以是舉世公認的國際大都會，在於能夠吸引全球傑出人才前往工作和生活。香港作為國際化城市的資源優勢有目共睹，雖也有各種優才計劃，但特區政府吸納人才的總體思路仍不夠清晰，部分獎勵措施也不夠精細。

舉例來說，香港縱有高品質的國際化大學，但在吸引亞洲區內的優秀年輕人留學方面卻乏善可陳：不僅不如美國、英國，也顯著落後於新加坡、澳洲等。特區政府對大學招收非本地學生的限額乃屬作繭自縛，理應盡快讓大學自主決定，因為非本地生絕大部分是自費，不僅並無造成公共財政負擔，反而可為本港增加資源，帶來各種經濟好處。

此外，香港應該積極走出去，致力和其他國家和地區的教育界合作。最近，在大學的支持下，港大經管學院在胡志明市成立了「港大越南中心」，一方面希望和越南商界建立緊密的聯繫，為其培養國際化管理人才；另一方面透過和越南學界合作，助其提升教學和研究。通過融入越南社會，可望提升香港大學的聲譽，吸引當地優秀青年赴港升學。

為吸引國際上最優秀的學生前來留學，特區政府應結合社會力量，考慮設置牛津大學羅德獎學金之類的獎勵項目，提供優厚的留學條件。再者，放寬工作簽證對於吸引國際優才也至關重要。

總括而言，若能以積極開放的方式，增強香港對國際人才的吸引力，讓特區成為國際人才求學和創業的上選之地，同時亦為本地年輕人提供更多機會，以確保香港在全球人才競爭中不落人後，東方之珠就自會愈發璀璨。

蔡洪濱教授
港大經管學院院長兼經濟學講座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二年六月八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推動香港邁向國際化的新高度

香港作為亞洲國際都會、環球金融中心，近年備受各種因素影響，有黯然失色之虞。在慶祝回歸25周年之際，新一屆特區政府即將開啟新篇，一大挑戰是如何保持和發揚香港的國際化優勢。

候任行政長官李家超以「全面提升競爭實力」作為四大施政綱領之一，列舉多項相關措施提升香港國際化優勢，可見對此高度重視。這一課題進程之艱巨、意義之重大，確是決定香港未來發展的重中之重，必須認真思考和應對。

保持國際化對本港內地愈發重要

當前百年未有的大變局之下，香港作為聯繫中外的國際都會，其獨特作用和意義不會減弱，只會日漸加強。

中美競爭力比併和博弈現已成為世界政經主線，新冠疫情和俄烏戰爭更催化了其中的分化和重構。上月中，美國總統拜登動作頻頻，先是召集東盟10國到華府開會，隨後出訪南韓日本，期間啟動印太經濟框架。5月26日，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在喬治華盛頓大學發表演講，指明中國為該國的最大對手，「中國是全球唯一國家，既有重塑國際秩序的意圖，並在經濟、外交、軍事和技術方面日益增強實力，而足以實現此一意圖」；講詞亦系統闡述了對華競爭戰略。

面對波詭雲譎的政經局勢，中國經濟的外循環和高水準的對外開放，都需要香港產生更大作用、作出更大貢獻。

國際化深植於香港基因之中，從歷史維度看，這座城市一直是聯通中外的重要橋樑，在很多特殊時期發揮了獨特的效果。無論是在冷戰期間中外隔絕時期，還是中國剛開始改革開放的年代，香港都順應時勢，成為中外資金、貿易及人員往來的通道，服務了國家也成就了自己，作出貢獻之餘，亦從中受惠。

在新時代保持國際化特色，做好超級聯繫人的角色，對於特區而言，既是歷史性機遇，也是歷史性使命。若能貫徹「一國兩制」的穩健基礎，成功發揮聯通中外的橋樑作用，香港的前景就會光明寬闊。

香港的國際地位在於作為接通國家的橋樑，不管金融商業抑或其他領域的交流合作，和內地的聯接愈緊密和通暢，其對國際的價值和吸引力就愈大。

保持國際化以服務國家發展大局

基於各種原因，香港回歸後在有些方面和內地的聯繫並沒有變得更緊密。與此同時，隨着改革開放不斷深化，內地直接聯繫海外的效率大大提升，香港的國際競爭力自然相對下降。我的同事陶志剛教授等學者的研究顯示，由於對於內地需求的了解和掌握不足，過去20年本港在協助內地企業進口中，所佔份額持續縮減，錯過了借力內地進口蓬勃增長的良機。

因此，積極融入祖國的社會經濟發展，深入理解不同層次的需求，不斷加強各種聯繫和合作，香港才能為世界各地聯通中國發揮更大功能，為其國際化增加價值。

另一方面，作為中國的一個城市，香港對於國家的特殊意義，在於其接連全球的獨特優勢。香港保持國際化特色，成為中國經濟外循環的一個關鍵樞紐，以及高水準對外開放的一個重要平台及視窗，足以對國家的發展貢獻所長，相信這個定位更將日形重要。香港自身的發展，理應圍繞這個定位，在以國際化優勢服務國家發展的大前提下，加強自身優勢，開拓嶄新領域，打造獨特的競爭力。

保持國際化須靠堅持完善「兩制」

在守牢「一國」底線的基礎上，香港保持國際化的關鍵，在於堅持完善「兩制」。香港國際化之所以能夠獨秀於亞洲，除了歷史沿革以及背靠祖國的地利外，仗賴的就是「兩制」的核心、法治和自由市場。

法治予人安全的保證，自由市場則提供平等機會；兩者造就了本港國際金融和國際貿易的繁榮，使香港得以成為亞洲國際都會，吸引各地人士定居發展，形成了國際多元的文化底色。接軌國際的生活環境和條件，加上機遇處處，讓香港這顆東方明珠能夠長期閃耀於世界。

由於全球局勢變幻莫測，風險和不確定性驟然大增，人們紛紛尋找相對安全的地方避險。比如在第五波疫情下，居港的一些外籍人士遷往新加坡等地的意向提高，很大程度上是避險心理使然。香港制度基礎保持穩健，為市民提供穩定的預期和基本的保障，在動盪的歲月尤其重要。

在國際化領域更上層樓

一個地方如果法治不彰、政策多變，充滿各種不確定性，自會給人極大的不安全感，最終影響資本和人才的去留。因此，只有堅持完善法治和自由市場，香港才能鞏固國際化的既有優勢，在新時代提升國際競爭力。

保持國際化的原有優勢之餘，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應當積極面對寰宇政經形勢的變化，加強國際推廣和宣傳，主動拓展合作和聯繫，銳意增強國際競爭力。至於着力重點，筆者謹提出以下建議。

一、 擴大國際金融中心的影響，力爭成為亞洲新興經濟體和中東國家的主要國際融資平台。香港成熟高效的市場、國際化的優勢、地緣和經濟往來的基礎，都是拓展這些市場的有利條件。打進這些新市場將大大提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二、 在打造國際創科中心和中外文化交流中心過程中，開創國際化的新內涵，增加國際化的新內容。無論是創科還是文化領域，香港需要積極聯接中國內地和國際的資源，走出去，然後引進來，逐漸形成聚集效應，建成具備吸附力的開放中心。最近，香港大學支持其經管學院在創業之國以色列成立了「港大特拉維夫創新中心」，目標就是聯接香港、以色列、大灣區的創新創業資源，以期形成中外互通的創新創業生態。

三、 廣開門戶，凝聚國際優秀人才。紐約、倫敦之所以是舉世公認的國際大都會，在於能夠吸引全球傑出人才前往工作和生活。香港作為國際化城市的資源優勢有目共睹，雖也有各種優才計劃，但特區政府吸納人才的總體思路仍不夠清晰，部分獎勵措施也不夠精細。

舉例來說，香港縱有高品質的國際化大學，但在吸引亞洲區內的優秀年輕人留學方面卻乏善可陳：不僅不如美國、英國，也顯著落後於新加坡、澳洲等。特區政府對大學招收非本地學生的限額乃屬作繭自縛，理應盡快讓大學自主決定，因為非本地生絕大部分是自費，不僅並無造成公共財政負擔，反而可為本港增加資源，帶來各種經濟好處。

此外，香港應該積極走出去，致力和其他國家和地區的教育界合作。最近，在大學的支持下，港大經管學院在胡志明市成立了「港大越南中心」，一方面希望和越南商界建立緊密的聯繫，為其培養國際化管理人才；另一方面透過和越南學界合作，助其提升教學和研究。通過融入越南社會，可望提升香港大學的聲譽，吸引當地優秀青年赴港升學。

為吸引國際上最優秀的學生前來留學，特區政府應結合社會力量，考慮設置牛津大學羅德獎學金之類的獎勵項目，提供優厚的留學條件。再者，放寬工作簽證對於吸引國際優才也至關重要。

總括而言，若能以積極開放的方式，增強香港對國際人才的吸引力，讓特區成為國際人才求學和創業的上選之地，同時亦為本地年輕人提供更多機會，以確保香港在全球人才競爭中不落人後，東方之珠就自會愈發璀璨。

蔡洪濱教授
港大經管學院院長兼經濟學講座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二年六月八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國際貨幣體系會這樣演進嗎?

俄烏戰爭爆發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隨即對俄羅斯進行經濟制裁，發動前所未有的金融戰，凍結俄羅斯央行持有的外國資產，並將部分俄羅斯銀行逐出SWIFT等等，頓時增加了外國持有美元資產的地緣政治風險。美元作為主要國際貨幣的地位亦受到質疑，一些國家計劃在國際交易上以其他貨幣取代美元，例如沙地阿拉伯出口石油到中國，考慮部分以人民幣交易。美元的霸權地位會動搖嗎？假若美元走下神壇，全球經濟會有什麼變化？

某國貨幣要在國際市場上廣泛使用，有關經濟體須有相當生產規模，並與外國經濟往來密切，這表現在龐大的貿易額上。此外，該經濟體要有足夠廣度和深度的金融市場，以及容許資金來去自如等等。然而，這些都並非充分條件。

美國的GDP在1890年首次超越英國，成為全球最大經濟體。美國在1880年的出口已佔全球出口的13.2%（中國在2019年剛好也佔全球商品出口13.2%），但美元要在數十年後，即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中期才超越英鎊，成為佔全球最大份額的外匯儲備貨幣。但三十年代的經濟大蕭條使美元脫離黃金本位並隨後貶值，有關地位重歸英鎊。至二次大戰後期，國際秩序重新建立，美元的主導地位才在布雷頓森林會議中因應當時的局勢被確立。

金融海嘯未損美元霸權

眾所周知，布雷頓森林制度將美元與黃金掛鈎，主要貨幣與美元掛鈎，次要貨幣又與主要貨幣掛鈎。美國要維持黃金的美元價值，主要貨幣要維持與美元的匯價等等。由於是固定匯率，不容許隨意改變匯價以達致對外收支平衡，各經濟體便持有外匯儲備，在有需要時彌補外匯收入的不足，而美元自然是最主要的儲備貨幣。

美國在六十年代已感到美元與黃金掛鈎的壓力。1971年尼克遜總統關閉黃金窗口，黃金本位遂離開歷史舞台。當時各工業國仍希望維持固定匯率，在《史密松齡協定》（Smithsonian Agreement）中同意以美元為本位，但不到兩年，各主要貨幣便紛紛對美元浮動。理論上，浮動匯率有助於貿易平衡，因而減少了對外匯儲備的需求。然而，全球的外匯儲備卻持續增加，至去年底已達到13萬億美元。一個原因是，即使主要貨幣相互浮動，但眾多發展中國家的貨幣仍是與主要貨幣特別是美元掛鈎。另一個原因是資本賬的開放，外匯不單可用來彌補貿易赤字，亦可用來購買外國資產。這些情況自七十年代持續至2008年的金融海嘯，有論者稱之為布雷頓森林制度2.0（Bretton Woods 2.0，這裏簡稱BW2）【註1】。

在BW2制度下，發展中國家，特別是亞洲，利用增加出口到美國，促進自身的生產和經濟增長，相應於貿易盈餘得來的美元，轉過來投資於外國特別是美國的資產。美國欠的外債愈來愈多，但可以換來目前的消費，必要時又可以發鈔還債。按聯儲局的數字，印發一張100美元面值的鈔票，成本只需14美仙，鑄幣稅非常可觀。這個共生關係持續了數十年，期間美國的貿易赤字不斷上升，從1992年1月的20億美元增加至今年1月的890億美元。每個月的貿易赤字都由與美國有貿易盈餘的經濟體融資，如中國、日本及一些石油輸出國和發展中國家。資金由低收入經濟體流向高收入經濟體，與傳統的理解相反，形成所謂盧卡斯悖論（Lucas Paradox）。

美中脫鈎必須減少貿赤

多年來大量資金不斷流入美國，使美國能夠維持較低的實質利率，但亦有論者認為這是金融海嘯發生的原因之一。資金相對充裕，在吸納優質資產後，便流向次等甚至「有毒」資產（toxic assets），為金融危機埋下伏筆。當然，這個提法迴避了美國金融監管部門的責任。

金融海嘯發生初期，一些經濟學者認為美國的金融資產吸引力暴跌，BW2會遲早瓦解。但事情的發展並非如此，美國繼續進口，消費外國產品，外國則繼續給美國融資。但金融海嘯畢竟影響深遠，因此也有對BW2另類選擇的探索，如人民幣國際化便是在這個時候邁開步伐。不過，總括而言，BW2在金融海嘯前後的變化不大，原因是改變的空間還很小。一方面是外貿赤字反映有關經濟體過度消費和進口。要美國人減少消費並不容易，要美國政府減少開支更加是緣木求魚。美國政府債台高築，已經到了一個不加理會的程度。另一方面，發展中國家也不會輕易放棄美國這個市場。

然而，俄烏戰爭及與其有關的地緣政治將會改變全球的政經格局，包括BW2。今年3月，瑞士信貸銀行的一份研究報告頗受投資界關注 【註2】。該報告認為，西方國家對俄羅斯的經濟金融制裁，是全球貨幣發展的一個轉折點，把BW2推向BW3。由於俄羅斯是主要的商品和能源出口國，而各國對經濟制裁俄羅斯的態度和步伐並非一致，產生了同一商品在不同市場的差價。中國是最容易利用掌握這些機會獲利的國家。在隨後的發展中，全球貨幣體系會分為東西兩部分，前者由人民幣主導，後者由美元主導。西方部分由於減少了來自東方的資金和對美元的需求，美元自然貶值。人民幣則因為增加了國際需求，並可能以商品為本位而升值。

瑞信的觀點或有參考價值，但環顧當下情況，人民幣要與美元分庭抗禮，還需假以時日。首先是兩種貨幣在國際支付中的比例，按SWIFT的數據，本年4月美元佔41.81%，人民幣只佔2.14%。人民幣的比例一直都維持在2%上下，在今年1月曾達至3.2%，但隨後又回落。其次是佔全球外匯儲備的比例，按國際貨幣基金的數字，在去年末季，美元佔的比例是58.81%，人民幣是2.79%，差別頗大。當然，我們可以說，這些數字是目前全球經濟框架下的結果。若框架可以重組，情況便會不一樣。

制裁俄國或改寫經濟秩序

我們暫且不理會BW3是否好的安排，又或只是國際政治的結果。但要出現這個結果，會有什麼成本和困難？首先是人民幣國際化的限制，就是還不能全面自由兌換。這明顯地減少人民幣的國際需求。但自由兌換需要中國金融市場的進一步改革和貨幣政策的日臻成熟，目前仍未到適當時機。其次是美國的情況，如果和中國脫鈎，必須減少外貿赤字，因為目前美國對中國的貿易赤字之大，很難有其他經濟體能夠取代中國，貸款給美國作這些消費。

按一個經濟體的貿易收支，等於儲蓄減投資這個宏觀經濟算式來看，美國要減少貿易赤字，一個可能是增加儲蓄，另一個是減少投資。儲蓄可以是民間或政府的儲蓄。民間的儲蓄需要經濟增長來帶動，以美國目前的創新能力，這或許還可以達致，但要美國政府增加儲蓄，即減少財政赤字，在民粹主義高漲、種族歧視根深柢固、民主共和兩黨爭論不休的情況下，很難想像美國如何減少財政赤字。至於減少投資，則不利經濟增長和推動民間儲蓄。拜登不是還有個7萬億美元的「重建美好未來」（Build Back Better）計劃嗎？

總括而言，經過數十年的經濟全球化，經濟活動在相對自由的環境下達到較佳的調配，要遇到較大的震盪才會有相應的更改。金融海嘯即使是很大的震盪，但仍沒有改變BW2。而俄烏戰爭及有關的經濟制裁和背後的地緣政治，則很有可能改寫國際經濟秩序。政治力量始終可以輾壓經濟力量。

【註1】： Dooley, M., Folkerts-Landau, D. and Garber, P.（2009）. Bretton Woods II Still Defines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NBER Working Paper 14731.

【註2】： Credit Suisse（2022）. “Bretton Woods III” Credit Suisse Economics.

陸炎輝 港大經管學院榮譽副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一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虛實並濟 銀行大勢

香港金融管理局2017年9月就針對金融業數碼化，以「智慧銀行新紀元」為題，推出多項倡議；隨後於2021年6月公布「金融科技2025」策略，迎向銀行業要以科技為基礎的未來，旨在促進銀行採用科技、增強數據基礎設施、支持不斷發展的數碼生態系統。繼2017年清晰表達把虛擬銀行引進本港之後，該局翌年即發出《虛擬銀行的認可》指引修訂本；虛擬銀行須遵守適用於傳統銀行的同一套監管規定，在合乎其運作性質及所承擔的銀行業風險情況下，維持最少3億元繳足款股本。

香港的虛擬銀行計劃別具特色，包括：一、規定銀行不設實體分支機構，所有服務以互聯網或其他形式的電子傳送途徑提供。二、促進金融包容性（financial inclusion）。三、容納大型科技公司和金融科技公司參與所有權結構。四、維持風險和技術中立的監管框架。

2020年，8家虛擬銀行在港全面營運【表】，令特區正式步入金融科技的新時代。截至同年12月，其存款總額約為158億元，佔銀行業存款總額的0.11%。虛擬銀行存款額中，以眾安銀行和Mox Bank佔比最大，分別為38%和33%。基於開業初期須投巨資於辦公設備、員工成本、資訊技術等，並以較高的存款利率招徠客戶，從【表】可見，虛擬銀行紛紛出現稅前虧損，但隨着客戶數量和存款總額增加，假以時日，可望達致收支平衡，甚至盈利。

資料來源：Hong Kong Banking Report 2021，畢馬威

勢頭冒現 由西至東

虛擬銀行熱潮始於歐洲和美國，至今席捲中國、日本、新加坡、南韓等亞洲地區。目前，中國內地有19家非國有銀行，其中一些沒有實體分行，因此被歸類為虛擬銀行；2020年，其總資產為1.25萬億元人民幣，其中微眾銀行和網商銀行共佔高達52%的市場份額。

至於日本，虛擬銀行主要包括在2000年代初成立的PayPay。新一代的虛擬銀行卻並無完整的銀行執照，只能提供單一金融服務，例如借記卡、信用卡、匯款等，透過替代數據開發自身（或採用第三方）的創新銀行系統和信貸模式，主要開發類似社交媒體或遊戲的應用程式，有別於2000年代所採用的傳統銀行核心銀行系統和信貸模式。

時至今日，在某些地區，女性和年輕人仍是傳統銀行忽略的客戶群體，尤具金融包容性的虛擬銀行則可補此不足。Chen等（2022）的研究指出，在設有虛擬銀行的地區中，最大的用戶群體介乎25至34歲以及35至44歲，其中女性佔重要比例。以南韓為例，女性客戶比例為49%，而當地虛擬銀行Kakao的女性用戶佔比更達57%。

亞洲第一家數碼銀行Jibun Bank早於2008年在日本成立。女性客戶在該國所有虛擬銀行總客戶中佔比超過三分之一，顯示虛擬銀行對年輕及女性用戶有一定吸引力。

創意服務 破舊立新

虛擬銀行借助科技無遠弗屆的優勢，向客戶提供全天候數碼化服務，一律在線進行。服務對象集中於零售業及中小企業，範圍涵蓋基本零售銀行服務、商業和個人客戶的存款和貸款。由於採用數碼技術，除可降低作業成本之外，兼具以下競爭力。首先，既可根據平台上客戶的大數據調整產品，從而吸引新客戶，亦可和其他公司合作，以改善客戶介面。舉例來說，客戶可以使用支付處理平台（如Stripe、Venmo），在線發送和接收款項，以及使用電子錢包（如支付寶、PayMe），通過掃描二維碼方式來增值和進行支付。這種在線接觸客戶的技術，將有助於金融業開拓新市場。

年輕一代熱中於探索新技術應用，無疑是虛擬銀行的潛在客戶群，因而產生不少相關促銷活動，以便及早鞏固其市場影響力。例如某大虛擬銀行的推廣計劃，可讓客戶優先訂購人氣男團MIRROR演唱會門票，就曾哄動一時。由於營運成本較低，虛擬銀行或會透過推出五花八門的優惠和高達幾厘的優厚存款利率吸客。

科技為本 以長補短

據世界銀行統計，在其企業調查數據庫中的16.4萬家公司中，約有89%的公司在金融機構擁有支票或儲蓄賬戶，但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公司擁有銀行貸款或信貸額度。經濟學指出，信貸市場經常出現貸款人和借款人之間的資訊不對稱（information asymmetry）問題，而傳統實體銀行往往要求貸款人以有形抵押品作為貸款擔保。事實上，世界銀行企業調查全球數據庫的最新證據顯示，超過70%的受訪公司需要抵押品才能從正規金融系統貸款。

若傳統實體銀行無法區分借款人的風險水平，則會以提高利率增加風險溢價，從而減低損失。優質借款人因借貸成本過高而卻步，便會產生劣幣驅逐良幣的逆向選擇（adverse selection）惡果，市場只餘下高風險借款人，導致利率上升和貸款減少，銀行營運成本大增。

資訊不對稱和高昂的營運成本，亦窒礙傳統銀行向低利潤、高風險客戶提供服務。虛擬銀行正好掌握此一契機；利用大數據、物聯網、人工智能等創造「資訊資本」，降低交易成本，並減輕借款人和貸款人之間的資訊不對稱，以及對有形抵押品的依賴。這亦有助於改善風險評估和監控，而小額融資亦可以更為靈活，可根據客戶的信貸狀況及需求而提供貼身服務。

認清隱患 前途可期

至於虛擬銀行控股公司的多樣性，參與銀行業的公司種類愈多，就愈須在促進創新和包容性之間取得平衡，在維護金融穩定及充分競爭的同時，又要保護客戶群權益和市場誠信，以免不法之徒有可乘之機。其次，虛擬銀行既採用數據技術，數據分析是人工智能的支柱，但社會偏見卻易於嵌入人工智能中，以致破壞金融系統的包容性，何況人工智能算法亦難以百分之百滿足「公平」原則。

目前設於香港的虛擬銀行與其他現有銀行接受相同的監管，須由本地註冊銀行營運。大股東須為信譽良好，並為受香港或其他地方有關當局監管的銀行或金融機構，這有助於維持創新和競爭市場的環境，同時確保最終用戶不必承擔不當風險。然而，金融管理局在監管中採用以風險為本和技術中立的方法，着眼於促進金融包容性和創新，以提供更佳的客戶體驗。因此，在實施監管框架時，如何認清金融活動中的交易性質及風險至關重要。

展望未來，虛擬銀行將會繼續利用數碼技術優勢，開發多元化產品和服務以吸引客戶，例如財富管理服務、各類促銷計劃（如購物折扣），以及為客戶提供具競爭力的存款利率，與傳統銀行競爭。其目標客戶群亦將不只局限於年輕一代，進而包括積蓄較多並愈來愈樂於接受虛擬金融服務的長者。

參考文獻：

Chen, S., D’Silva, D., Packer F., & Tiwari, S. （2022）, “Virtual Banking and Beyond”, BIS Papers, No. 120, January 2022.

謝國生港大經管學院金融學首席講師、新界鄉議局當然執行委員

章穎芝 香港大學附屬學院講師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二年五月二十五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虛實並濟 銀行大勢

香港金融管理局2017年9月就針對金融業數碼化，以「智慧銀行新紀元」為題，推出多項倡議；隨後於2021年6月公布「金融科技2025」策略，迎向銀行業要以科技為基礎的未來，旨在促進銀行採用科技、增強數據基礎設施、支持不斷發展的數碼生態系統。繼2017年清晰表達把虛擬銀行引進本港之後，該局翌年即發出《虛擬銀行的認可》指引修訂本；虛擬銀行須遵守適用於傳統銀行的同一套監管規定，在合乎其運作性質及所承擔的銀行業風險情況下，維持最少3億元繳足款股本。

香港的虛擬銀行計劃別具特色，包括：一、規定銀行不設實體分支機構，所有服務以互聯網或其他形式的電子傳送途徑提供。二、促進金融包容性（financial inclusion）。三、容納大型科技公司和金融科技公司參與所有權結構。四、維持風險和技術中立的監管框架。

2020年，8家虛擬銀行在港全面營運【表】，令特區正式步入金融科技的新時代。截至同年12月，其存款總額約為158億元，佔銀行業存款總額的0.11%。虛擬銀行存款額中，以眾安銀行和Mox Bank佔比最大，分別為38%和33%。基於開業初期須投巨資於辦公設備、員工成本、資訊技術等，並以較高的存款利率招徠客戶，從【表】可見，虛擬銀行紛紛出現稅前虧損，但隨着客戶數量和存款總額增加，假以時日，可望達致收支平衡，甚至盈利。

資料來源：Hong Kong Banking Report 2021，畢馬威

勢頭冒現 由西至東

虛擬銀行熱潮始於歐洲和美國，至今席捲中國、日本、新加坡、南韓等亞洲地區。目前，中國內地有19家非國有銀行，其中一些沒有實體分行，因此被歸類為虛擬銀行；2020年，其總資產為1.25萬億元人民幣，其中微眾銀行和網商銀行共佔高達52%的市場份額。

至於日本，虛擬銀行主要包括在2000年代初成立的PayPay。新一代的虛擬銀行卻並無完整的銀行執照，只能提供單一金融服務，例如借記卡、信用卡、匯款等，透過替代數據開發自身（或採用第三方）的創新銀行系統和信貸模式，主要開發類似社交媒體或遊戲的應用程式，有別於2000年代所採用的傳統銀行核心銀行系統和信貸模式。

時至今日，在某些地區，女性和年輕人仍是傳統銀行忽略的客戶群體，尤具金融包容性的虛擬銀行則可補此不足。Chen等（2022）的研究指出，在設有虛擬銀行的地區中，最大的用戶群體介乎25至34歲以及35至44歲，其中女性佔重要比例。以南韓為例，女性客戶比例為49%，而當地虛擬銀行Kakao的女性用戶佔比更達57%。

亞洲第一家數碼銀行Jibun Bank早於2008年在日本成立。女性客戶在該國所有虛擬銀行總客戶中佔比超過三分之一，顯示虛擬銀行對年輕及女性用戶有一定吸引力。

創意服務 破舊立新

虛擬銀行借助科技無遠弗屆的優勢，向客戶提供全天候數碼化服務，一律在線進行。服務對象集中於零售業及中小企業，範圍涵蓋基本零售銀行服務、商業和個人客戶的存款和貸款。由於採用數碼技術，除可降低作業成本之外，兼具以下競爭力。首先，既可根據平台上客戶的大數據調整產品，從而吸引新客戶，亦可和其他公司合作，以改善客戶介面。舉例來說，客戶可以使用支付處理平台（如Stripe、Venmo），在線發送和接收款項，以及使用電子錢包（如支付寶、PayMe），通過掃描二維碼方式來增值和進行支付。這種在線接觸客戶的技術，將有助於金融業開拓新市場。

年輕一代熱中於探索新技術應用，無疑是虛擬銀行的潛在客戶群，因而產生不少相關促銷活動，以便及早鞏固其市場影響力。例如某大虛擬銀行的推廣計劃，可讓客戶優先訂購人氣男團MIRROR演唱會門票，就曾哄動一時。由於營運成本較低，虛擬銀行或會透過推出五花八門的優惠和高達幾厘的優厚存款利率吸客。

科技為本 以長補短

據世界銀行統計，在其企業調查數據庫中的16.4萬家公司中，約有89%的公司在金融機構擁有支票或儲蓄賬戶，但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公司擁有銀行貸款或信貸額度。經濟學指出，信貸市場經常出現貸款人和借款人之間的資訊不對稱（information asymmetry）問題，而傳統實體銀行往往要求貸款人以有形抵押品作為貸款擔保。事實上，世界銀行企業調查全球數據庫的最新證據顯示，超過70%的受訪公司需要抵押品才能從正規金融系統貸款。

若傳統實體銀行無法區分借款人的風險水平，則會以提高利率增加風險溢價，從而減低損失。優質借款人因借貸成本過高而卻步，便會產生劣幣驅逐良幣的逆向選擇（adverse selection）惡果，市場只餘下高風險借款人，導致利率上升和貸款減少，銀行營運成本大增。

資訊不對稱和高昂的營運成本，亦窒礙傳統銀行向低利潤、高風險客戶提供服務。虛擬銀行正好掌握此一契機；利用大數據、物聯網、人工智能等創造「資訊資本」，降低交易成本，並減輕借款人和貸款人之間的資訊不對稱，以及對有形抵押品的依賴。這亦有助於改善風險評估和監控，而小額融資亦可以更為靈活，可根據客戶的信貸狀況及需求而提供貼身服務。

認清隱患 前途可期

至於虛擬銀行控股公司的多樣性，參與銀行業的公司種類愈多，就愈須在促進創新和包容性之間取得平衡，在維護金融穩定及充分競爭的同時，又要保護客戶群權益和市場誠信，以免不法之徒有可乘之機。其次，虛擬銀行既採用數據技術，數據分析是人工智能的支柱，但社會偏見卻易於嵌入人工智能中，以致破壞金融系統的包容性，何況人工智能算法亦難以百分之百滿足「公平」原則。

目前設於香港的虛擬銀行與其他現有銀行接受相同的監管，須由本地註冊銀行營運。大股東須為信譽良好，並為受香港或其他地方有關當局監管的銀行或金融機構，這有助於維持創新和競爭市場的環境，同時確保最終用戶不必承擔不當風險。然而，金融管理局在監管中採用以風險為本和技術中立的方法，着眼於促進金融包容性和創新，以提供更佳的客戶體驗。因此，在實施監管框架時，如何認清金融活動中的交易性質及風險至關重要。

展望未來，虛擬銀行將會繼續利用數碼技術優勢，開發多元化產品和服務以吸引客戶，例如財富管理服務、各類促銷計劃（如購物折扣），以及為客戶提供具競爭力的存款利率，與傳統銀行競爭。其目標客戶群亦將不只局限於年輕一代，進而包括積蓄較多並愈來愈樂於接受虛擬金融服務的長者。

參考文獻：

Chen, S., D’Silva, D., Packer F., & Tiwari, S. （2022）, “Virtual Banking and Beyond”, BIS Papers, No. 120, January 2022.

謝國生港大經管學院金融學首席講師、新界鄉議局當然執行委員

章穎芝 香港大學附屬學院講師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二年五月二十五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