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車輛配額制 紓緩交通擠塞

交通擠塞對經濟、環境以及市民的生活質素各方面產生負面影響。近年香港的交通擠塞情況更是每況愈下，實在不容忽視。

「老大難」須用新方法

交通擠塞是所有大城市都要面對的問題。大城市人口密集，當交通網絡的配套跟不上，擠塞問題自會浮現。城市發展愈快，交通擠塞就愈嚴重。香港過去近百年經濟和人口高速增長，交通擠塞情況亦漸趨惡化。歷屆政府（無論是港英或是回歸後的政府）的對策都離不開加建地面和地下的大型交通網絡以及道路，同時優化公共交通服務，鼓勵市民使用。

經歷多年的開發，地面和地下的大型交通網絡已達瓶頸。時至今日，可用土地稀缺，加建道路困難重重；鼓勵市民使用公共交通服務也總有個限度。根據特區政府在2017年發表的《公共交通策略研究》報告，公共交通服務已經佔每日出行人次近九成，靠「鼓勵市民使用公共交通服務」來紓緩交通擠塞實難奏效。

究其原因，罪魁禍首顯然是車輛數量高速增長。2014年初，政府委託交通諮詢委員會（交諮會）完成《香港道路交通擠塞研究報告》，其中指出車輛數目是導致道路交通擠塞的主因。當公共道路網絡擴展遠遠落後於車輛數目的增幅，交通擠塞只會不斷加劇。2003至2013年期間，全港領牌車輛的每年平均增長率為2.16%，不少增幅來自私家車。同期，公共道路總長度每年平均增長率為0.8%。

交諮會建議特區政府一方面要制定政策管理車輛數目，另一方面要更有效地利用有限的道路空間，並列舉了不少措施，卻一直未獲政府積極採用。2013至2021年領牌車輛的總數每年平均增長率比之前10年更快，達2.68%的水平。同期，公共道路總長度每年平均增長率則比之前10年更慢，降至0.6%。本港受交通擠塞困擾的程度可想而知。

優化道路使用已行不通

優化道路使用的最有效方法莫過於電子道路收費。車輛進入擠塞路段須繳付擠塞稅，稅額與擠塞程度掛鈎：不擠塞的路段，稅額為零，擠塞路段則按塞車情況而上調稅額。透過調整擠塞稅額，以便調控道路擠塞至可接受的水平。

電子道路收費已在多個國家成功推行，包括意大利（米蘭）、馬耳他共和國（瓦萊塔）、新加坡、瑞典（哥德堡和斯德哥爾摩）以及英國（杜倫和倫敦）。自1983年起，特區政府先後四次提出電子道路收費計劃研究，前三次都胎死腹中。最近一次於2017年重提中環及鄰近地區進行電子道路收費先導計劃可行性研究；2019年就此計劃的理念及初步構思諮詢持份者；2020年成立一個國際專家小組，負責就推展先導計劃向政府提供意見。可惜原本有望在2021年實施的電子道路收費計劃，似因2019冠狀病毒疫情所阻而暫遭擱置，落實遙遙無期。

管理車輛數目應得其法

要管理車輛數目，可以間接提高使用車輛的費用，也可以從直接管理發牌數目入手。車輛使用費主要包含首次登記稅和牌照年費，增加首次登記稅會即時加大買車成本，而上調牌照年費則會令車主每年支出上漲，兩者都有助減低擁有車輛的意欲。

首次登記稅和牌照年費不常調整。最近一次在2021年，政府把私家車首次登記稅各稅階的稅率提高15%，是10年來首次；牌照年費大幅上調30%，更是20年來首次。

上述對策理應對抑制私家車需求有一定作用，可是政府卻同時寬減電動私家車的首次登記稅，還輔以各種有利於使用電動私家車的配套設施，筆者預計此舉將大大削弱增加首次登記稅和牌照年費對遏止私家車增長率的力度。由此可見，首次登記稅和牌照年費這兩種手段易受其他政策所干擾，而無法有效地達致管理車輛數量的目的。

有見及此，筆者認為政府應該透過配額制來管理車輛數目。新加坡早在1990年已付諸實行，市民購買車輛之前必須通過拍賣以購入一張擁車證（Certificate of Entitlement），有效期為10年。新加坡政府會因應不同車輛類別，預先訂定相關擁車證的數目，定期拍賣，價高者得。競投成功者所支付的價錢，是成功競投的最低價格，就好比香港的首次登記稅。值得留意的是，本港現有制度是先定好首次登記稅率，讓市場去調整車輛數目，首次登記稅率沒調整好，車輛數目就會失控。相反，配額制度則是先定好車輛數目，再讓市場以投標形式來達至均衡價格（相當於首次登記稅）。兩者比較，配額制度的明顯優點在於可清楚容易管理車輛數目。

配額制度與其他車輛數目管理措施並無衝突。假設在零首次登記稅的情況下，擁車證競投成功者所支付的價錢是X，若首次登記稅被調整到Y，即可預計擁車證競投成功者所支付的價錢是X-Y。換句話說，引入配額制度時，不需調整現存的首次登記稅。不過，基於首次登記稅和配額制可發揮替代作用，政府在引入配額制之際，不妨考慮取消首次登記稅，以減少不必要的行政費用。

先進經驗可資借鑑

對於通過競價以分配有限資源的機制，香港人並不陌生。事實上，設計執行配額競價的機制並不困難；若要考慮以配額制管理車輛數目，除了新加坡外，也可參考中國內地的豐富經驗。近年內地多個城市為了處理交通擠塞和空氣污染問題，已經相繼引入「限牌」的措施，除了透過競價，也加入隨機分配（搖號）的方法，例如：上海（1994年，競價）、北京（2010年，搖號）、貴陽（2011年，搖號）、廣州（2012年，搖號和競價）、天津（2013年，搖號和競價）、杭州（2014年，搖號和競價）、深圳（2014年，搖號和競價）及海南（2018年，搖號和競價）。

2014年，交諮會在其《香港道路交通擠塞研究報告》中就已指出：「很多道路使用者也同意工作小組的看法，認為處理交通擠塞刻不容緩。民意調查的結果顯示，約70%的市民及駕駛者同意有需要控制私家車數目的增長。」歷經近八年的車輛數目激增和公共道路網絡擴展大落後，雖然當前因為新冠疫情而實施各種社交隔離措施，令市面交通暫見暢順；然而，我們不難想像疫後的交通擠塞情況將會比2014年更為嚴重，解決這個棘手問題更不容延宕。筆者認為，推行配額制管理車輛數目是有效處理交通擠塞的不二之選！

王家富 港大經管學院經濟學首席講師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二年四月六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集體訴訟制度首宗案例及其啟示

鳴謝：中國人民大學商學院袁蓉麗教授和上海同濟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馬慧博士在本文寫作過程中為筆者提供的寶貴幫助，特此鳴謝。

參考文獻：

廣州中級法院民事判決書（2020）粵（01）民初2171號

【註】：〈從瑞幸咖啡事件探討董事與高管的法律責任與保護〉，鄒宏、沈思晨，《信報》，2020年5月20日

內地保障證券投資者譜新章

2020年7月31日，國家最高人民法院發布並實施《關於證券糾紛代表人訴訟若干問題的規定》（下稱《規定》），標誌着證券集體訴訟制度正式落地中國證券市場，內地上市公司的投資者維權由此掀開了新篇章。

這個新的訴訟制度與通過「滬港通」、「深港通」以及「債券通」北向投資於內地A股和境內債券的香港機構和個人投資者、與在內地上市公司擔任高級管理人員和董事的香港人士也息息相關。本文就三大範疇闡釋此一嶄新訴訟制度。

集體訴訟制度的起源

1942年，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根據《1934年證券交易法》（Securities Exchange Act of 1934）的授權，在其10b-5條例中率先引入證券集體訴訟制度。該訴訟制度的理論基礎是市場欺詐理論（Fraud-on-the-market theory），即披露欺詐虛增股價。任何投資者只要在欺詐揭露日之前按市場價格買入股票，均會被法院視為基於上市公司披露的虛假資訊，而作出了投資決策，故此有權對所受投資損失向相關上市公司索償。

證券集體訴訟允許因同一虛假資訊披露而遭受損失的投資者，共同組成一個訴訟集體（class），並由推舉出的首席原告為代表進行訴訟，案件的結果（法官批准的雙方和解方案或法庭判決）適用於所有集體成員。證券集體訴訟機制因大幅降低個別投資者的維權成本，並對欺詐者構成極大震懾，被認為是美國資本市場的成功要素之一。

另一方面，美國證券集體訴訟制度不無弊端，比如律師費通常會佔和解總金額達40%，受騙投資者得到的補償有限 【註1】。雖然美國國會在1995年通過法案，提高了證券集體訴訟的興訟門檻，但仍有不少滋擾性訴訟。另外，美國絕大多數的證券集體訴訟都會以原告及被告和解收場，很少有進行到法院判決的階段，原因是雙方都有誘因，希望盡量利用董事與高管責任保險（Directors’ and Officers’ Liability Insurance）的賠償，當然涉及的保費成本最終還是由被告公司的股東承擔，以致部分對欺詐負有責任的主體並未真正承擔責任。

最後，證券集體訴訟變為由公司現有股東賠償之前因欺詐而受損的股東，所以被稱為股東之間的財富轉手（pocket-shifting wealth transfers）【註2】。有鑑於此，學界建議應思考如何改進美國的證券集體訴訟制度。

集體訴訟制度引入中國的歷程

雖然多年來一直有人呼籲在中國內地引入證券集體訴訟制度，但立法者認真予以考慮之際，始於2019年證券法修訂的四讀審議環節；同年12月28日通過修訂後的《證券法》第95條，首次引入證券集體訴訟，即所謂的「特別代表訴訟」（以下統稱「集體訴訟」），投資者保護機構 【註3】 經50個以上的原告授權，即可代表原告發起集體訴訟，所有因同一侵權事件而遭受損失的原告則按「默示加入、明示退出」的原則，自動成為集體訴訟的原告。

總體而言，此次內地引入的證券集體訴訟充分借鑑了美式相關制度，並根據國情加以改良，旨在揚長避短。新修改的《證券法》於2020年3月1日正式實施。此後最高法院在以上海、深圳、南京等地的中級法院為試點的基礎上，於2020年7月31日起施行的《規定》，為集體訴訟案件的具體程式作出了明確指示。

揚長去短的創新設計

為防止濫訴和降低原告的舉證門檻，集體訴訟規則基本沿用了最高法院在2003年關於受理因虛假陳述導致的證券侵權訴訟的前設條件：原告需提交有關針對被告公司的行政、紀律或刑事處罰決定或被告自認材料，作為被告侵權事實的初步證據。

其次，只有在投資者保護機構接受50名以上投資者的特別授權後，方能發起集體訴訟。（若沒有集體訴訟或投資者不願意參與集體訴訟，投資者仍可透過一般代表訴訟（需10人以上）或單獨訴訟方式，向被告公司索償。）

針對美式集體訴訟費用高、可能需時數年的問題，內地在引入的制度中，進行了多種創新安排。

一、投資者保護機構可以直接向證券登記結算機構，調取相關合資格的投資者名單，作為集體訴訟原告的初步名單，並通知全體原告（《規定》第35條）。

二、對原告的訴訟費用給予彈性安排。投資者保護機構作為首席原告，毋須為集體訴訟預繳案件受理費，敗訴或者部分敗訴的原告，若向法院申請減交或免交訴訟費時，法院應酌情考慮，並視乎情況決定是否准許（《規定》第39條）。投資者保護機構作為首席原告，在訴訟中申請對被告方的財產保全，法院可以不要求其提供擔保（《規定》第40條）。

三、明確指定集體訴訟案件，由被告公司集中交易的證券交易所所在地的中級法院或者專門（金融）法院管轄、審理，有效地避免了美式制度中，原告可選擇在不同法院提出訴訟，以及後續繁瑣的案件合併問題，也有利於達致更獨立於被告的訴訟審理。

四、最高法院要求審理法院盡量利用電子化、網絡化形式，以進行立案登記、訴訟文書送達、公告和通知、權利登記、執行款項發放等各個環節，以便利當事人行使訴訟權利。這些設計加上前設條件，有效地降低訴訟費用及提升訴訟效率。

此外，制度設計上充分保障不同原告的不同訴求。在證券代表訴訟中，即使首席原告決定不對法院一審審理結果進行上訴，被代表的個別原告如有不同意見，仍可以在規定期限內自行上訴；同樣，首席原告決定就審理結果上訴時，其上訴決定不影響個別原告放棄上訴的權利（《規定》第27條）。

在2020年引入的證券集體訴訟，無疑是證券市場發展中的重要里程碑，中國內地因此成為全球少有的幾個允許證券集體訴訟的市場之一（其他市場包括美國、加拿大、澳洲和南韓）。針對美式集體訴訟制度的一些不足之處，內地監管者結合國情，揚長避短，進行制度創新。這個制度對於保障內地逾1.6億的個人投資者、提升投資者信心、震懾部分公司的造假行為和促進證券市場發展深具意義。在最高法院規定正式發布後的首個交易日，市場反應正面，其中上證綜合指數上漲1.75%，深證成份指數上漲2.4%。筆者下周將在本欄簡介A股市場的首宗集體訴訟及探討其啟示。

【註1】：Yingling, Elizabeth L., “U.S. Securities Class Actions – An Overview“,

【註2】：Coffee Jr, John C., “Reforming the securities class action: An essay on deterrence and its implementation”, Columbia Law Review 10 (2006): 1534–1586.

【註3】：目前內地有中證中小投資者服務中心和中國證券投資者保護基金有限責任公司兩大公益性的投資者保護機構。

鳴謝：

中國人民大學商學院袁蓉麗教授和上海同濟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馬慧博士在本文寫作過程中為筆者提供的寶貴幫助，特此鳴謝。

鄒宏 港大經管學院金融學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二年三月二十三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提升女性領導地位

上星期二是國際婦女節，筆者想藉此分享有關女性領導的觀點，其中包括筆者早前接受本地電視台訪問有關職場女性地位的見解。

上年年底，多家媒體以海德思哲（Heidrick & Struggles）的「2021年頂尖之路」的調查結果為依歸，指出2021年前六個月比以往同期，任命了更多的女性CEO【圖1】，因此斷定了女性CEO的人數增長有所提升。

資料來源：海德思哲

在該調查追蹤的14個國家約1000家企業中，大約每12個月便有100名新CEO上任。當我們細心觀察，每年女性CEO的增長速度並沒有顯著增加。筆者自己作了簡單的計算，以12個月計，從2020年6月至2021年6月的數字上看，新上任的CEO當中，女性佔比大約11%，跟之前兩三年比較，其實沒有明顯變化【表】。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計算

傾向激勵人心 較少用賞罰

許多研究試圖比較男性與女性擔任高層領導職務的領導能力。大量研究指出，領導才能的高低與性別沒有顯著關係，更有研究顯示女性領袖的領導力略勝一籌。《哈佛商業評論》就這樣評論女性領袖的優點：她們較少自我推銷或邀功，亦沒有太大的野心或過於強勢。她們比能力相若的男性領袖更清楚自己的局限，因此在面對挑戰的時候會作更多準備。她們傾向運用變革型領導（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意指她們更傾向以激勵人心的方式帶領下屬，以情商和智商雙管齊下領導，較少依賴賞罰來換取下屬的服從；她們更強調透過以身作則激勵下屬，改變他們的態度和信念。她們更會先人後己，更關注提升他人。另外，相比起男性領袖，女性領袖更願意指導和培養下屬。她們更有同理心，更會關懷下屬，更樂意建立個人聯繫。

此外，亦有研究指出，如果企業的高管團隊及董事會的女性愈多，公司績效愈好。這個現象被稱為Diversity premium（多樣性溢價）。有研究以1999年至2011年間的中國上市公司為樣本，發現董事會性別多元化與公司績效之間有正面且顯著的關係，驗證了多樣性溢價的存在，而且女性執行董事對公司績效的正向影響尤其巨大，董事會每增加10%女性執行董事，銷售回報率（ROS）和資產回報率（ROA）平均提高1.8%和0.3%。此外，與臨界質量理論（critical mass theory）一致，當董事會女性董事的數目增加到三位或以上，公司的業績表現會特別明顯改善。

財富500強女CEO增長穩定

我們觀察到女性領袖有很多優點，研究也發現董事會和多元的高管團隊有助公司提升業績，但為什麼女性領袖的比例仍如此低？儘管在過去的二三十年間，女性在董事會和高層管理團隊中的佔比穩步提升，但筆者認為這股增長的速度過慢。

據統計【圖2】，財富500強公司在九十年代末只有1至2位女性CEO。到2010年，這數目增加到15，到2021年更達到41。儘管從百分比來看，這個數目依然較少（8%），但增長倒是穩定的。這表明企業逐漸注意到女性領袖的力量，以及擁有一個性別平衡的CEO級管理層的好處。按照這個趨勢，筆者預計在25年後，財富500強女性CEO的人數將增長到100人，佔總數的20%。

若我們將統計範圍擴大到行政總裁之下的女性高管，瑞士信貸的數據顯示，在全球的企業中女性已佔高管職位中的19.9%。筆者預計，在25年後這個數字更可達到40%；若計算女性在董事會中的佔比，在6年間，這個數目便從2015年的15.1%增長到24%。筆者預計，在25年後，這個數字或可達到50%，屆時我們將會看到更多性別平等的高管團隊和董事會。

女性領袖有很多優點，不遜色於男性領袖，所以企業並沒有理由讓她們永遠處於少數，但為何她們的人數增長這麼慢？有關問題，麥肯錫公司和雪莉．桑德伯格的LeanIn.Org提出斷階理論（Broken Rung Theory）解釋：女性晉升階梯的每一層都不如同級別的男性完整：在每100名男性晉升為經理的同時，只有86名女性被提升。在低層經理級別中，男性的人數已經明顯多於女性，這意味着要晉升到更高級別的女性，人數將會更少。因此高級經理、董事和總裁級別的女性代表的增長速度特別緩慢。另外，根據海德思哲的報告，每年大約只有10%的CEO被替換，仍然在任的CEO中，現時絕大部分都是男性。所以就算新委任的CEO中女性百分比有所增加，總體CEO女性比例的增加速度仍然會十分緩慢。

家務分攤不均阻礙增值

若我們要加快女性領袖的增長，我們首先要改善社會的大環境，包括家庭環境。例如現時家務分攤不平均，多數家務仍由女性負責，減少了女性為自己增值的時間，也令她們缺乏足夠時間培養下一代女性領袖。因此男性應承擔更多家務，為女性領袖騰出更多時間培育事業接班人；當然，男性領袖亦可以投放更多時間栽培下一代的女性領袖。

另一方面，現時女性領袖中的領袖榜樣較少。要解決這個問題，我們作為教育工作者，需要在教材中引用更多以成功的女性領袖及相關的案例做教材。這些女性領袖主角可作為激勵女學生的榜樣。諾貝爾得獎者、麻省理工學院教授Esther Duflo及其合作者，在2012年發表關於印度女孩教育成就的研究中，證實了女性榜樣對女孩成長的重要性。Esther和其他研究人員發現，在從未有過女性政治領導人的村莊中，父母期望女兒繼續完成中學課程的可能性會降低45%。女孩們自己抱有這些願望的可能性亦降低32%。相比之下，有女性領導人在地方政府任職的村莊（例如西孟加拉邦），那裏的父母對女兒的教育期望，與對兒子的教育期望相同。該研究還發現，這些女孩期望達到與同齡男性相同教育水平的可能性，更高出25%。

美國全職爸爸比例上升

筆者留意到在過去幾十年間，愈來愈多父親選擇當全職爸爸。美國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數據顯示，在2016年，全職爸爸佔美國所有全職父母的17%，比起1989年高出了7%。同一份報告亦指出，在2016年，父親們平均每星期花8個小時照顧孩子，雖然不算多，但已經是1965年的3倍。另外，父親們平均每星期花10個小時做家務，大約是1965年的2.5倍。筆者相信，這個現象與愈來愈多的女性在工作中擔任高級領導職務的趨勢密切相關。社會上男主外女主內的刻板印象將逐漸淡化，隨着這個趨勢的發展，我們將會同時間看到愈來愈多的女性進入管理層。

參考資料

Beaman, L., Duflo, E., Pande, R., & Topalova, P., “Female leadership raises aspirations and educational attainment for girls: A policy experiment in India,” science, 335(6068), 582-586, 2012.

Chamorro-Premuzic, Tomas, and Cindy Gallop., “7 leadership lessons men can learn from women,”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2020.

Credit Suisse Research Institute, “The CS Gender 3000 in 2021: Broadening the diversity discussion” September 2021.

Heidrick & Struggles, “Route to the Top 2021,” 2021.

Liu, Yu, Zuobao Wei, and Feixue Xie, “Do women directors improve firm performance in China?,” 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 28: 169-184, 2014.

McKinsey & Company, “Women in the Workplace 2021,” September 27, 2021

房育輝教授
港大經管學院教授（管理及商業策略、經濟學）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二年三月十六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俄烏之戰對全球經濟的衝擊

一反傳統國際關係「現實主義」（Realism）的理論，俄羅斯總統普京出其不意，向烏克蘭發動戰爭，此一驚世決策頓成2022年首隻黑天鵝。

正當西方各國領導人都忙於應對新冠肺炎疫情、供應鏈斷裂、通貨膨脹等問題，普京若能速戰速決降服烏國，即可大振俄國聲威。但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擅打公關戰，西方領袖看風使舵，順勢制裁俄羅斯，力度之大，以及烏國軍隊和志願軍頑強抵抗，一切都在普京的意料之外。因應戰局發展，下文將聚焦全球經濟中受俄烏衝突影響的幾個範疇，逐一闡釋。

負面經貿效應

俄羅斯不但是世界最大天然氣生產國、第三大石油生產國， 以及各種原材料、稀有金屬及氣體（如氖和鈀是製造半導體的必要成份）的供應國，與烏克蘭合共出口全球30%的小麥，烏克蘭本身是全球第四大玉米出口國，所以西方的制裁和俄羅斯的反制裁勢必在短中期內推高能源、原材料、金屬和糧食價格，進一步增加全球的通脹壓力，延緩經濟復甦。自2月24日開戰以來，原油價格已升近三成至周三的每桶129美元，為2008年後新高；小麥及玉米的期貨價格分別升超過40%及18%；天然氣價格在各國亦創歷史新高，在歐洲曾一度飆漲超過79%。

觀乎歐盟國家近40%的天然氣和25%的石油來自俄羅斯（匈牙利、捷克進口俄羅斯天然氣更逾九成），原油及天然氣價格飆升對她們的影響自然最大。歐洲央行預計，俄烏戰爭將令歐羅區通脹在年底徘徊在4%以上水平。天然氣配給若減少10% ，或會使歐羅區本地生產總值（GDP）下降0.7%；若40%來自俄羅斯的供應悉數中斷，歐羅區將失去近3%的GDP。有鑑於此，筆者認為歐洲央行應會把年初預計的加息推遲。

至於美國，雖然只有大約8%的原油及成品油從俄羅斯進口，但由於石油市場全球一體化，加上國務卿布林肯本周初正積極考慮聯同歐洲盟友禁止從俄羅斯進口石油，故市場可以預期油價會持續上升。消費意欲和企業投資信心將會受到影響，增加經濟下行風險。

根據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會議紀錄，聯儲局每逢地緣政治風險出現嚴重不確定性時（如911恐怖襲擊），往往會推遲重大政策決定。雖然聯儲局主席鮑威爾日前表示，俄烏戰爭「高度不確定」的經濟影響未足以令該局放棄緊縮政策。聯儲局將繼續支持在3月會議上加息25個基點，但已遠較市場原先預期的50個基點為低。市場亦預期，戰事或把美國3月份總體通脹率推至9%，到年底仍會徘徊在6%。制裁俄羅斯所帶來的負面經濟影響將拖累美國經濟增長，並提高經濟滯脹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多間投資銀行及研究機構推算俄國今年將損失7%至10%的GDP，短期內對部分行業的影響則可能較大，歐美、日本、南韓等國已禁制含高科技技術及零部件的產品出口俄國。其他國家如中國企業，若其產品中含有來自制裁國公司的高端技術或在生產過程中投入超過某限度，大概也會跟從西方國家的相關制裁措施。跨國企業如埃克森美孚、蘋果公司、宜家傢俬、Netflix、Visa等紛紛靠邊站，暫停甚至退出在俄羅斯的業務。

金融制裁的後果

由於俄羅斯經濟只佔全球經濟3%，在貿易方面對大部分國家（包括中國）的直接經濟影響相信不大。但能源及食品價格上漲，依賴這類進口的國家（如南韓、印度、土耳其）將受到較嚴重的負面經濟衝擊；而依賴這類出口的國家（如沙地阿拉伯、印尼、馬來西亞、智利、巴西等）則可在短期內受惠。但假使全球通脹持續削弱消費意欲，錄得出口盈餘的國家也終會受損，而糧食價格高漲更可導致貧窮人口出現饑荒問題。

在西方國家制裁下，俄羅斯主要銀行及企業被禁用環球銀行金融電訊協會（簡稱SWIFT）的國際支付系統。俄國亦有1.6萬億美元的海外資產（包括6300多億美元的外匯儲備）遭凍結，而其資金要進入歐美金融市場也受到限制【註】。由於俄羅斯的海外資產不少，在西方嚴厲的金融制裁下，將繼續對全球各金融市場造成震盪。歐洲的股票市場已從最高位平均下調20%。

對俄羅斯而言，雖然其金融實力自2014年吞併克里米亞後增強不少，但這次西方的金融制裁手段更全面及嚴厲，重創俄國經濟之餘，也令俄羅斯盧布自開戰以來下跌超過三成。在倫敦上市的俄羅斯公司股價至今更平均下跌96%，多間公司甚至被下令暫停交易。

俄羅斯最大銀行Sberbank的歐洲子公司正面臨破產，可能無法償還到期債務。全球俄羅斯保險金額最高前3名的銀行都在歐盟，以金額計意大利253億美元、法國252億美元、奧地利175億美元。而根據彭博行業研究，法國興業銀行、意大利裕信銀行、奧地利瑞福森銀行在俄羅斯貸款較高。裕信銀行的俄羅斯資產達23億歐羅，佔該銀行總資產3.7%，而瑞福森銀行稅後淨利更有高達30%來自俄羅斯分行。

盧布的大幅波動有機會增加匯兌風險，令銀行蒙受巨額損失。以外幣計價的俄羅斯債券評級大幅下調，加上俄羅斯股票、債券、貨幣大幅貶值，勢將打擊持有俄羅斯資產的歐洲銀行。在最壞的情況下，一旦俄羅斯銀行在歐羅區的子公司破產，更將對區內有關銀行的流動性造成衝擊，令疫症大流行後經濟復甦雪上加霜。

不確定性向來是投資者的大忌，短期地緣衝突對大型資產的整體走勢影響較小，而戰爭爆發初期，短期內風險情緒低迷，利好避險資產，加上通脹上升，市場對黃金、美元和日圓等避險資產的需求將會增加。隨着外資撤離新興市場以及聯儲局將在今年多次加息，新興市場股票、債券和外匯價格所受的衝擊勢必加劇。

綜觀歷史，在戰爭開始時，各國股市一般都會短期下行【表】，但市場的長期走勢終會回歸基本面的價值。

資料來源: 筆者自行計算

中國對策考量

面對震動國際社會的俄烏戰爭，中國一方面支持俄羅斯提出的重要國家安全主張和反對外部勢力破壞兩國共同周邊地區安全穩定。但在商貿方面，歐美及亞洲盟友對中國的重要性卻又遠超俄羅斯。以2021年為例，中國對歐美的出口總額超過一萬億美元，而對俄羅斯出口僅值約680億美元。為免西方對俄制裁殃及池魚，中國各大銀行及企業都應選擇明哲保身。

一如歐洲作為能源進口國，中國亦依賴俄羅斯的能源供應；俄羅斯則依賴中國出口汽車零件及通訊設備等高科技產品。

正在北京舉行的兩會，基於「穩」字當頭，將會有經濟刺激政策出台。中國內地中長期增長動力正從人口紅利轉向金融周期以至科技創新，俄羅斯被剔除於歐美系統後，相信會在經濟上更親近中國，屆時會更多使用國內一直推動的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CIPS），增加利用人民幣作融資和貿易，為了分散外匯儲備配置，並加大其現時只佔整體外匯儲備13%的人民幣資產，這一切都有助人民幣國際化。

【註】：Gian Maria Milesi-Ferretti （2022） “Russia’s external position: Does financial autarky protect against sanctions?” Peterso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Manuscript. https://www.brookings.edu/blog/up-front/2022/03/03/russias-external-position-does-financial-autarky-protect-against-sanctions/

鄧希煒教授
港大經管學院經濟學教授、香港經濟及商業策略研究所副總監

林康聖
港大經管學院導師、香港經濟及商業策略研究所附屬研究員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二年三月九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科技大數據化解路旁泊位供求失衡

特區政府設於路旁的泊車位長期供不應求，近年更變本加厲。駕車者在鬧市尋找泊車位固然困難，在郊野公園附近也不容易。要理順路旁泊車位供求失衡的現象，簡單的經濟學理論、科技和大數據的應用或可派上用場。

市場失衡背景

政府路旁泊車位和其他公營、私營停車場顯然互相替代，因此路旁泊車位供求失衡也關係到全港泊車位市場的整體供求。泊車位供求備受關注，這亦是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經常討論的議題。根據2021年8月20日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有關泊車位的討論文件，「截至2021年5月底，全港大約有812000部領有牌照的車輛，當中接近八成為私家車和客貨車。從2010年至2020年，私家車和客貨車數目由約457000部增加至約626000部，而同期可供私家車和客貨車使用的泊車位數目則由約633000個增加至約688000個。換言之，泊車位與此類車輛數目比例由1.38跌至1.10。」由此足見，泊車位數目愈來愈接近甚或少於車輛數目。近年出現車位呎價高於豪宅的現象，正正反映車位市場供求失衡。

針對車位市場供應緊張問題，要從供應、需求和定價入手。如欲增加供應或減少需求，則需要透過政府規劃。但香港土地供應緊絀，大幅增加車位談何容易？過去10年，香港人平均收入上升，對私家車的需求大幅增加。同期，提供類似私家車服務的的士數量維持不變，使用車輛的政府徵費基本上也維持不變。難怪市民在車位租金高昂的情況下，對擁有車輛的意欲依然不減。

在《2021至22年度財政預算案》，政府把私家車首次登記稅，各稅階的稅率提高15%，是10年來首次。牌照費大幅上調30%，更是20年來首次。增加私家車首次登記稅和牌照費，對減低私家車需求應該有一定作用，不過民間對這次上調幅度反應頗大。筆者建議政府日後依人均收入，每年適度上調有關稅項，以便在不致令大眾譁然造成驚嚇的情況下，持續調控私家車需求。

再者，有關當局應考慮重新增發的士牌，以滿足市民對類似私家車服務的需求。一旦此類需求得到滿足，市民對擁有私家車的需求自然下調，泊車位的需求也會繼而下調，紓緩泊車位市場的供求失衡。

此外，車位定價也是解決此問題的關鍵。一般多層停車場多是私人營運的，營運商有定價自由，並基於市場供求定價。至於公營泊車位收費，一般也會參考附近私人市場，故筆者相信公私營市場能自然調整，達致供求平衡。

供應落後成因

值得關注的是路旁泊車位。特區政府審計處2018年發表一份有關泊車位的報告顯示，這類政府車位主要為滿足駕駛者短時間泊車的需要而設。泊車位旁邊一般會豎立收費錶。根據1967年交通諮詢委員會提交前行政局接納的指引，路旁泊車位收費錶所定收費，須足以維持大約15%車位空置率，確保泊車位的車輛流轉，以供更多駕駛者使用。這項指引一直沿用至今。

筆者認為，透過調整收費以維持15%的空置率理論上合理，不過實際執行往往存在困難。在路旁劃定泊車位成本不高，亦毋須經常進行維修，但收費錶的安裝和維修成本就肯定不菲。若入不敷支，安裝收費錶就不划算。因此，出於成本效益的考慮，收費錶多設於使用率較高的市區地段，而非使用率偏低的郊區地帶；郊區的公營泊車位一般不設收費錶，亦即泊車免費。

不難想像，零收費就容易衍生「生人霸死地」的弊端。郊區泊車位被長期佔用，導致真正有需要者經常「無位可泊」，違反了「確保泊車位的車輛流轉，以供更多駕駛者使用」的供應原則。

要以定價維持15%的空置率，就先要收集相關數據。進行實地考查因成本高昂而不能恒常執行，以致政府只能按收費錶的收入，結合過時的空置率考查結果，從而作出粗略的估算。缺乏數據，政府難以掌握空置率的每日變化，當然無法透過調整收費以維持15%的目標。即便能夠掌握數據，要為舊式收費錶定期按時段調整收費，牽涉成本之高也可能得不償失。有鑑於此，維持15%空置率的指引向來只是流於空談。

科技解決方案

不過，隨着近年科技進步，尤其是電子支付和網上支付的發展，15%空置率或有望實現。運輸署於2021年1月開始安裝新一代路旁停車收費錶，預計於2022年上半年完成所有安裝。新收費錶可接受多種電子支付方式，並支援駕駛者以「入錶易」流動應用程式遙距繳付泊車費。同時，新收費錶配備感應器以偵測有關泊車位是否正被使用，並透過「香港出行易」及「入錶易」流動應用程式向公眾發放。

透過收費錶的感應器，有關部門可以實時掌握區內車位的空置率，並以此調整收費，確保空置率維持在15%左右。若空置率低於15%，泊車費就會隨之上調；若高過15%，泊車費就會隨之下調。在使用舊式收費錶的日子，調整費用需要靠技術員實地調整，成本甚高；至於新一代收費錶，理應只需在錶內預設調整收費程序便可，簡單可行。為免混亂，筆者建議每天的收費應設上下限，並可預先透過流動應用程式，向公眾發放預計的平均使用率和收費。當然，上下限應因地區而異，也理應定期調整。

市區郊區看齊

原本不設收費的郊區泊車位，亦應一律增設收費錶。收費目的在於避免濫用，確保泊車位的車輛流轉，以供更多駕駛者使用。在使用舊式收費錶的日子，在郊區設置車位收費錶往往成本大、收入小，不設收費錶的決定也可以理解。但改用新式收費錶後，有關成本將大幅降低。近年整體車輛數目增加，郊區泊車位需求殷切，設置收費錶肯定合乎成本效益，再不設置無疑於理不合。

路邊泊車位收費已經凍結了20多年，偏離合理收費的程度已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若有關當局執行筆者上述的建議，雖會導致泊車費用上調，但卻有助泊車位車輛流轉，惠及更多駕駛者及真正有需要的駕駛者。筆者有信心這項建議會受大部分駕駛者歡迎。

王家富 港大經管學院經濟學首席講師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二年三月二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虛擬宇宙 漸露勢頭

抗疫不忘初心 保民亦要便民

當前全球新冠病毒疫情極度嚴峻，香港也到了抗疫的關鍵階段，筆者雖非醫學專家，倒有幾點意見和讀者分享。

防控措施應體恤民情

特區政府最近宣布收緊社交距離措施。除了擴大「安心出行」流動應用程式的使用範圍，還推出了疫苗通行證，規定只有接種了新冠疫苗的人士才能進入表列處所。這些措施是否太嚴苛，又或者做得不到位，並非本文的討論重點。筆者希望在此釐清一個概念，那就是只容許已接種疫苗人士進入，和必須先出示接種證明才能進入，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就好比成年人外出要攜帶身份證，不同於他先得向住所大堂的保安員出示身份證才能外出。

要確保只有已接種疫苗的人士才能進入表列處所， 較有效率的做法是安排政府人員進行隨機檢查。既然政府對違規者已有罰款安排， 只要加大隨機檢查的頻率就能產生阻嚇作用。

但目前的安排在以下幾方面均存在問題。 第一，表列處所需安排員工查核疫苗通行證，令經營成本增加。對大企業或許微不足道，但對小企業而言，無疑是百上加斤。小企業大概不會多聘人手處理，這個安排只會增加員工工作量，使他們疲於奔命。

對於顧客或任何進入表列處所的人而言，在門口登記也是浪費時間。他們可能提着大包小包，又要進行登記，未免狼狽。再者，人群聚集也會造成堵塞，影響鄰近商戶及交通甚至發生意外。

資料顯示，目前香港20歲到60歲人士的疫苗接種比例已經接近九成。既然大多數市民已經完成接種，證明自己的接種紀錄到底意義何在？出示接種紀錄未必耗時，但若所有人都要這樣重重複複，總體的時間成本則非常之大。

至於使用「安心出行」的安排也可稍作改善，例如食肆可以讓顧客就坐時才掃碼，會較為方便。

長者接種率偏低的背後成因

筆者前幾天在本報閱讀曾國平博士撰寫的文章，文章指出其他國家的長者疫苗接種率普遍高於青壯年人，但香港長者的疫苗接種率卻比青壯年人低，情況異常。筆者於是認真研究相關數據。從【圖1】可見，在香港各年齡組別，已接種兩劑疫苗的人口和比例中，60歲或以上人士的接種率明顯低於20歲至60歲；70歲至79歲的接種率低於60歲至69歲；80歲或以上的接種率，又低於70歲至79歲。

【圖 1】香港疫苗接種人口的年齡分佈

資料來源：https://www.covidvaccine.gov.hk/zh-HK/dashboard

網站Our World in Data收集了大量有關2019冠狀病毒病和新冠疫苗接種的數據，根據【圖2、3、4】，年紀愈大的人，疫苗接種率愈高。

這個數據庫共列出33個國家的數據。筆者發現，各地60歲或以上人士的接種率均高於全國平均率。香港60歲或以上人士的低接種率，確實異常！

【圖 2】 澳洲各年齡層已接種 2019 冠狀病毒病疫苗處方劑量比率

資料來源：Our World in Data （https://ourworldindata.org/covid-vaccinations#vaccinations-by-age；2022 年 2 月 12 日）

【圖 3】 以色列各年齡層已接種 2019 冠狀病毒病疫苗處方劑量比率

資料來源：Our World in Data （https://ourworldindata.org/covid-vaccinations#vaccinations-by-age；2022 年 2 月 11 日）

【圖 4】 意大利各年齡層中已接種 2019 冠狀病毒病疫苗處方劑量比率

資料來源：Our World in Data （https://ourworldindata.org/covid-vaccinations#vaccinations-by-age；2022 年 2 月 11 日）

筆者認為，這個特殊現象的成因有二：首先，香港的疫情從來沒有歐美嚴重，使長者覺得沒有接種疫苗的迫切性。其次，2019冠狀病毒病的各種疫苗以史無前例的速度快速研發，故長者對疫苗副作用有所憂慮相當合理。其次，政府在推出疫苗接種計劃不久後，便停止公布接種疫苗後出現嚴重副作用的個案，助長了人們對接種疫苗的疑慮。

筆者認為外國長者高接種率的經驗值得港府大力宣傳。在擁有高度言論自由和法治的國家中，假使長者接種疫苗是弊多於利，又或極可能引起嚴重醫療後果，當地媒體和代議士必然會相當重視。

目前在香港使用的疫苗有兩款：科興疫苗是傳統技術，其功效未必最高，但醫學界對其副作用應更有把握；復必泰疫苗則是西方新技術。因此在本地接種疫苗的副作用，與其他國家（特別是西方國家）的經驗是可以類比的。既然在這些有言論自由和法治保障的地方，老人家都比年輕人更願意接種疫苗，換句話說，接種疫苗利大於弊。了解此點，有助加強本地長者接種疫苗的信心。

說到長者的疫苗接種率，筆者就聯想起老人院的院友。今年1月7日開始，親屬已經不能到院舍探望他們。早前的探訪安排亦有諸多限制：到訪前除了必先預約、每次只限一名已完成兩劑接種的親屬探訪、探訪者亦必須擁有24小時內的核酸檢測陰性結果證明等等。

安全之外還須安心

筆者希望隨着疫情減退，加上長者接種率上升，老人院的探訪安排可獲放寬。對於接種率達到100%的院舍，政府應給予最大程度的放寬；要是大型院舍的獨立樓層能達到這個要求，亦應如是放寬。既然疫苗能夠減少出現重症的機會，而所有院友亦完成接種，那探訪安排就沒必要如此嚴苛。否則只得安全，卻了無生趣，這又有何意義？筆者亦建議，在社會福利署的安排和在自願的情況下，各個院舍和院友可以安排掉換，讓更多院舍可以達到有關要求。

筆者認為抗疫有賴全民參與和合作。只有好的抗疫政策並不足夠，還需市民大眾對政策了解和信任，否則只會事倍功半。因此在抗疫的同時，如何方便市民，令市民確實感到政策的好處是至關重要的，事情成敗往往繫於其中細節。

趙耀華 港大經管學院副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二年二月十六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剖析東滯西脹 慎防繁榮假象

自從新冠疫情肆虐全球以來，各國政府紛紛使出各種調控手段，試圖消除疫情對經濟的負面影響。時至今日，所幸沒有哪個國家經濟崩潰；踏入2022年，幾個大國更出現加快復甦的跡象。然而，全球經濟失調的後遺症還是逐漸顯現，美國去年12月的物價指數上升超過7%，達到1982年以來的新高，隨後英國也呈通脹之勢。根據上周公布的數據，歐羅區的物價指數在今年1月跨過5%的關口。

在西方國家經濟虛火上升的同時，東方國家卻憂心經濟停滯不前。不僅長期以來經濟疲弱的日本面臨通縮壓力加劇，連在經濟增長方面領跑多年的中國也減速降溫。這樣東滯西脹的趨勢能否在疫情之後迅速平伏，抑或會演化為虛假繁榮和經濟蕭條並存的局面？探討這個問題，對經濟高度依賴外部環境的香港尤為重要。

東滯西脹非偶然

毋庸置疑，當前疫情重創世界經濟。對主要經濟體來說，最明顯的打擊莫過於國際貿易減少和全球供應鏈中斷，以致需求萎縮、供給不足，經濟自然出現短期停擺。但東滯西脹的局面很大程度源於東西各國截然不同的應對措施。一個明顯的例子就是，針對疫情衝擊，美國快速採取了「大水漫灌」的財政手段和寬鬆的貨幣政策，中國則始終沿用謹慎保守的政策。當然，政策差別並不是孰是孰非的問題，而是中美兩國經濟社會迥然相異的結果。

通過擴大財政開支來拯救需求危機，可謂美國經濟政策的標準作業。其宏觀調控政策源於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經濟大蕭條，全國經濟需求嚴重不足，墮入「流動性陷阱」而不能自拔。不少經濟學家歸咎於白宮政府行動過緩，聯邦儲備局（聯儲局）的貨幣政策又死板僵化。自此之後，但凡經濟出現需求危機訊號，美國政府馬上大規模擴大財政支出，2020年3月疫情乍起，就推出了兩萬億美元的財政救援方案。另一方面，美國在過去10年貧富懸殊問題不斷惡化，低收入階層在大流行造成的經濟風浪中毫無招架之力，即便是信奉自由經濟的保守主義者也對救援法案予以支持。最後，政治因素也不可忽略。美國兩黨之爭愈演愈烈，為了取悅選民，執政黨不惜大灑金錢。2021年，在諸多爭議中，拜登政府還是推出了遠高於需求缺口的救援計劃法案，總值1.9萬億美元。

美國經濟軟着陸言之尚早

如此豪氣的財政政策消解了疫情造成的需求危機，更有助美國經濟實現V形強勢反彈。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克魯明（Paul Krugman）對此非常樂觀，認為在強勁需求的驅動下，將會迎來長波增長；一些經濟學家則不以為然。在最近一次辯論中，鼎鼎有名的經濟學家薩默斯（Larry Summers）批評克魯明，強調美國政府這種過度放水的做法，短期引發通貨膨脹，長期加劇債務隱患，搞不好會出現一如1970年代的滯脹危機。

過去兩三個月，通貨膨脹在西方國家如期而至，金融市場因而出現動盪。部分經濟學者認為，這是大公司利用疫情造成的供應短缺來加強壟斷、操縱物價的結果，一待供應恢復，市場競爭增大，物價自會回落，政府應該出手控制大公司的市場勢力，大可不必在需求上做文章。這種觀點有點陰謀論的味道，也令向來忌憚政府干預的美國經濟界頗感不安。更多的經濟學者希冀聯儲局能果斷出手，在貨幣政策上抑制通脹。

聯儲局主席鮑威爾（Jerome Powell）在上周表示，有意在3月提高關鍵利率，也有信心在不損害經濟復甦的大前提下，調整貨幣政策。商界人士對鮑威爾的言論反應友好，但對整體經濟能否順利「軟着陸」仍心存疑慮。美國資深財經記者Christopher Leonard在其剛出版的The Lords of Easy Money: How the Federal Reserve Broke the American Economy一書中，嘲諷聯儲局官員對實體經濟知之甚少，卻又自視過高，調控經濟缺乏遠見，無甚作為。儘管此書被批評多有言過其實之處，但也反映出財經界乃至公眾對聯儲局不盡信任。

主流經濟學家當中，哈佛大學教授巴羅（Robert Barro）頻發警告，如果聯儲局猶豫不決，企業和市民對通貨膨脹的預期一旦固化，美國經濟要付出高昂代價，方能把通脹控制下來。筆者認為，經濟復甦與否，並非聯儲局的首要目標，因此出台政策不宜首鼠兩端，而應當旗幟鮮明地公開控制通脹的決心，否則等到經濟虛火過旺再來急煞車，可能造成「硬着陸」的危機。

阻礙美國經濟「軟着陸」的另一要素是勞動力市場的剛性。儘管最近幾個月美國失業率持續下降，但這是出現「勞工荒」後，企業不得不大漲工資來吸引僱員的結果。在需求減弱或者國際供應恢復後，恐怕失業率會隨即反彈，屆時政府又要被迫發錢，導致經濟陷入惡性循環。因此，未來幾個月勞動力市場如何演變，對判斷美國經濟大勢至關重要。

中國宏觀調控不宜照抄西方

西方經濟逐漸加熱之際，中國經濟反見降溫跡象。去年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一再強調當下經濟面臨三種壓力：需求收縮、供給衝擊，以及預期轉弱。其中的核心問題是在新冠疫情和國際環境變化下外需不足，加上各種偏緊的防控手段，導致內需疲軟。在這種情況下，產生呼籲中央政府借鑑美國做法的聲音，財政上發錢給老百姓，貨幣政策上放鬆銀根，雙管齊下以增強需求，撬動經濟發展。然而，中國國情跟美國相差甚遠，不可照抄作業。正如總理李克強在去年屢次強調，中國堅持不搞「大水漫灌」。

中國對「大水漫灌」式的宏觀調控並不陌生，過去幾十年曾屢次採用，但往往落得「一鬆則亂，一緊則死」的不良後果。這是因為財政約束太軟，地方政府對信貸干預權力強大，一旦水喉放開就不易關緊，加上央行缺乏足夠的獨立性，難以在貨幣供給上卡住通脹的源頭。當前的經濟狀況也不允許當局採取過度寬鬆的財政和貨幣政策。一是中央財政緊張，而多數地方政府更是債台高築，赤字頻仍。二是以房地產為首的多個行業信貸告急，給金融系統造成巨大衝擊，銀根鬆動雖能一時掩蓋眼下困境，卻加劇經濟泡沫的風險。

筆者認為，中國經濟當以溫和調控為主，逐漸為經濟活動拆牆鬆綁。近兩年來，各種政策法規相繼出台，整治以互聯網為主的多個行業，並懲處多家企業。政府反對壟斷加強規管本來無可厚非，但一旦被民間認定，這是在經濟上啟動罰款模式，投資者難免信心不足。再者，內地一些過左輿論令民營資本和私人企業老闆人心惶惶，憂慮國進民退，自己的身家化為烏有。

現在內地有一種聲音，希望能夠推動新一輪改革開放，進一步加大經濟市場化。依筆者之見，觀乎當下的社會經濟環境，實行大刀闊斧的經濟改革不太現實，但政府努力為經濟發展創造一個溫和穩定的環境，倒是應有之義。

吳延暉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副教授（經濟學、管理及商業策略）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二年二月九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疫況愈下 「清零」何價?

香港在連續數月「清零」後，在社區出現Omicron變種病毒個案，爆發第五波疫情，特區政府因而重新推出表列處所須關閉等社交距離防疫措施，並取消多項大型活動。

為達成零傳播的目的，整體社會難免要付出高昂代價，因為不少關乎民生的經濟活動都會陷於停頓。政府收緊防疫措施影響農曆新年期間消費，摩根士丹利預測本港2022年首季GDP增長只有1.2%。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代表團不久前在香港完成正式訪問後，發表初步評估 【註】，指出有賴政策措施，特區經濟復甦強勁，但礙於「清零」政策，不同界別的復甦步伐各異，旅遊業和接觸密集型行業持續受壓；並預測2021和2022年香港實質本地生產總值（GDP）分別增長6.4%和3%。

有關流行病的經濟研究往往聚焦疫苗接種的成本效益，廣泛分析疫情對經濟影響的研究卻不多。2006年，世界銀行一項對「1918年大流感」的研究，基於大流感造成5000萬人死亡，影響世界人口約五分之一，作出相對保守的流行病學模擬假設：死亡率為2.5%，航空、旅遊業等萎縮20%；預測與目前醫學界對新冠肺炎的估計大致相符。

假設新冠肺炎病毒的傳播範圍與1918年大流感相若，全球經濟產出可能萎縮達3%。相比之下，美國次按危機爆發之後，2009年全球GDP下降0.1%，先進經濟體產出萎縮3.4%，發展中國家卻增長2.9%。

航空運輸轉機

特區政府今次收緊入境限制、取消對機組人員的檢疫豁免，而高風險地區名單幾乎涵蓋所有國家。從【表1】可見，2021年首10個月的到港客運量已較疫情前下跌超過九成。若一直堅持零傳播的高標準，持續封關恐怕會令香港成為孤島，動搖區內航空樞紐地位。

【表 1】 訪港旅客及通脹

資料來源︰香港特區政府統計處

除了中國依然貫徹根除新冠肺炎病毒策略之外，其他所有曾經推行「清零」政策的國家（如澳洲、紐西蘭、新加坡）已經改為「與病毒共存」，重新對外開放。近日環球疫情反彈，歐美情況尤其嚴峻，本港自然必須嚴陣以待，關鍵在於如何能夠精準地權衡利害。

2021年11月，赤鱲角機場的貨物處理量約為43萬公噸，國泰航空的載貨量超過13.5萬公噸，相當於空運出入口總量約近三分之一。國泰因嚴格的防疫措施令運載力下跌，其他外國航空公司其實可以考慮承接部分貨運，以作補充。特區政府收緊空運貨物安檢要求，部分來港貨品減少，將導致價格上升及通脹，物流成本或會增加三至四成。

雖然本港生活必需品及食品大多來自內地，供應相對穩定，但大流行對全球供應鏈的影響較預期嚴重；要是全球供應鏈紊亂加劇，香港和內地亦難以獨善其身。疫情、通脹兩面夾擊，令綜合消費物價指數在2021年首10個月內上升1.5%【表1】；今後一兩個月，Omicron肆虐之勢大概仍處高峰，政府必須留意監察物資供應以及物價變動情況。

香港在創新科技一環適應力強，可研究防疫硬件的創新，例如在機場設立讓本港和外國商務人士洽談的隔離式會議中心；在貨運上與鄰近經濟體合作，讓本港形成容許貨物流通而不需航空人員入境檢疫的閉環系統。

此外，《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於今年1月1日生效，關稅將會逐步取消，區內供應鏈可望壯大，有助改善各成員之間的貿易，進一步鞏固香港作為國際貿易中心的優勢。

考量貿易得失

本港是外向型經濟，倚重國際貿易；2020年，香港是全球第六大商品貿易經濟體。貿易是香港經濟不可或缺的部分，貿易總額相當於香港GDP三倍半以上【表2】，香港亦擔當全球的「總代理」，離岸貿易（並非經香港付運但由香港公司處理的貿易）佔整體貨物貿易總值57%。

【表 2 】香港對外貿易

資料來源︰香港特區政府統計處《香港貿易統計》

香港與15個RCEP成員經濟體有頻繁的貿易來往，相關貿易總額逾7700億美元，佔本港貿易總額73%，也為內地處理大部分對外貿易，足見特區一直擔當連繫內地、接通世界的重要橋樑。2021年首11個月，香港出入口以及轉口貿易均錄得顯著增幅【表2】。

另一方面，香港貿易發展局（貿發局）出口指數於2021年第四季從39點跌至37.2點，反映疫情揮之不去，人流因封關未能回復正常，將繼續削弱香港出口商的信心。2021年11月進行的貿發局出口指數調查顯示，新冠疫情反覆仍是眾多香港出口商的一大擔憂，其中87%受訪者表示業務受到負面影響，比上一季大增20.4個百分點。

由於物流瓶頸，供應鏈不時中斷，受訪者中有62.4%估計物流成本在2022年首季繼續上升，而39.8%更預測成本將提高10%至30%。

話說回來，長期限制人口流動的措施卻也促進了電子商務、電子支付系統，以及娛樂、通訊服務等發展。新冠肺炎在全球的一項重大影響，顯然是加速了數碼化的發展，電子金融成了主要增長領域。

平衡防疫方案

全球醫學界普遍認為新冠病毒不會在短期內消失，事實上，世界各地大致上已實施群體免疫政策，學習與病毒共存。當香港再次對外開放時，任何變種病毒都有機會傳入社區，從而產生「解禁回潮」（Exit Wave），意指因放寬疫情限制措施而導致病例激增。

毋庸置疑，內地疫情防控較絕大多數國家理想，能夠實施嚴厲防疫政策有賴國內大循環，無論是農產品的生產或零售商業活動，內地可透過內需市場的循環來彌補疫情所造成的國際貿易停滯。

反觀香港的經濟定位有所不同，一直以來擔當連繫內地、接通世界的關鍵角色，無論是粵港澳大灣區規劃所提及的航運中心、國際仲裁中心或國際金融中心，亟須保持與中國內地和國際社會的連繫。兩年來「清零」的臨時防疫政策奏效，因可爭取更多時間讓市民接種疫苗，減低傳播風險；但長遠而言，若疫情未能受控，不但各行各業備受重創，香港作為超級聯繫人的作用亦會受到削弱。

本港第五波疫情來勢洶洶，面對不斷出現變種病毒的潛在風險，特區政府務須制定一套較靈活與可持續的防疫政策，核心繫於採取平衡策略，在確保整體社會安全的前提下，既避免用力過猛，同時適度維持經濟活動。上文提及透過RCEP強化供應鏈，以至商貿數碼化，都屬疫情新常態下的理想發展，相信可成為提振本港經濟的積極動力。

【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022年第四條磋商代表團總結》，2021年12月15日

參考文獻：

A. Burns, D. Van der Mensbrugghe, and H. Timmer, “Evaluating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Avian Influenza”, Working Paper 47417, World Bank, 2006.

謝國生 港大經管學院金融學首席講師、新界鄉議局當然執行委員
何敏淙 港大經管學院經濟金融學助教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二年一月二十六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