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ump’s High Tariffs Backfire on the North American Automotive Industry
美國總統特朗普近期宣布對加拿大和墨西哥進口商品大幅加徵關稅，汽車及零部件稅率更高達25%。此舉據稱旨在促進美國製造業回流，同時減少貿易逆差，但實際上卻可能引發一連串深遠的負面影響。
下文將聚焦汽車業，分析這一政策如何破壞北美地區的經濟合作與生產效率。
北美汽車產業鏈是一個高度整合的跨國供應系統，充分利用了美國、加拿大和墨西哥三國的資源與勞動力優勢。我們以一款流行的福特 F-150 型號輕型貨車為例，說明汽車生產過程如何涉及大量的跨境零部件運輸，從中可見北美自由貿易體系下的產業協作。
生產引擎在美國、加拿大：部分型號（如 EcoBoost V6）在美國密歇根州的工廠製造，其他（如 V8）則由加拿大溫莎（Windsor）工廠生產。這些引擎隨後被運往美國進行組裝。
傳動系統在美國、墨西哥：F-150 的 10速自動變速器由美國密歇根州和墨西哥奇瓦瓦州的工廠共同製造。墨西哥提供低成本勞動力來生產部分零部件，然後進口美國以完成裝配。
車身零件在墨西哥：墨西哥的金屬加工成本低，且技術成熟。生產鋁合金車身面板完成後，亦運至美國進行最終組裝。
電子元件在加拿大、墨西哥：高科技電子控制單元來自加拿大，而人工密集型的電線束則在墨西哥生產。
最後組裝在美國：F-150 型號在密歇根州迪爾伯恩市和密蘇里州堪薩斯城兩大工廠完成組裝。
在整個生產過程中，零部件經多次跨越國界，例如在特殊情況下，墨西哥製造的零部件可能須運往加拿大進一步加工。這些跨境流動充分體現出北美汽車產業鏈的高度協作性。
這種跨境流動的生產特性，產生稅收累積效應，以致特朗普政府徵收的表面稅率雖為25%，但實際上生產者的負擔遠高於此。假設某汽車零部件最初在美國製造，價值為10美元，之後運往墨西哥加工，提升價值至20美元，最後折返美國進行最終裝配。按照25%稅率，需支付5美元關稅，由於在墨西哥的加工價值為10美元，稅款等同墨西哥加工價值的50%。顯而易見，稅率表面上是25%，但導致供應鏈中不同環節的成本負擔實際上沉重得多，特別是對勞動密集型的墨西哥供應商。
有關影響不僅增加總生產成本，還會對北美自由貿易協作體系構成挑戰，因企業被迫重新計劃供應鏈布局，而削弱整體經濟效率。
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關稅政策推升生產成本，主要分為兩大類別。一、直接成本。關稅本身作為額外支出，直接提高了生產零部件的價格。例如墨西哥生產的電線束或傳動系統因關稅而變得更昂貴，這些成本最終將反映在汽車售價上。
二、間接成本。現代貿易理論（以克魯明為首所發展出來的新貿易理論）強調，國際貿易的優點之一是有利於企業充分發揮規模經濟效應。規模經濟（economies of scale）指隨着生產規模擴大，單位生產成本則會下降。然而，關稅政策令汽車產業的總體生產規模萎縮，因為零部件價格上漲會抑制需求，總產量自然下降。當生產規模縮小，企業的平均生產成本反而上升，進一步削弱競爭力。
上述福特汽車的例子，公司可能因負擔不起關稅，而無法從墨西哥低成本工廠進口足夠零部件，形成美國工廠的生產規模減少。這就意味著，福特將無法以低成本生產出F-150 的類似暢銷型號，難以維持在市場的價格競爭力。
特朗普的關稅政策有一個核心目標：將生產活動「帶回美國」。可惜這一目標既不切實際，也不符合經濟效率原則。
將大量製造業崗位帶回美國，一大挑戰在於勞動力供應不足。美國目前的失業率正處於歷史低位，許多製造業的技術性崗位也面臨技能短缺問題。試圖將跨國生產鏈全部移到美國，勢必會導致其他行業人力資源短缺，進一步推高工資水平和通脹率。
此外，美國的勞動成本遠高於墨西哥等國家。即使企業在美國開設工廠，也無法實現與墨西哥相同的低成本生產，這亦勢將嚴重打擊美國汽車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
國際生產分工的核心在於專業化和效率最大化。墨西哥專注於勞動密集型零部件生產，而加拿大和美國則集中於高附加值的研發和最終裝配。這種分工模式使得北美汽車產業具有全球競爭力。然而，若將所有生產活動集中於美國，企業將無法享受規模經濟帶來的優勢，生產效率也將大幅下降，最終損害的是整個北美地區的經濟協作。
特朗普的關稅政策讓人想到上世紀的《斯姆特-霍利關稅法案》（Smoot-Hawley Tariff Act）。該法案於1930年通過，對超過兩萬種進口商品徵收高額關稅，旨在保護美國農業和工業。實施後不單未能實現預期目標，反而引發了其他國家的報復性關稅，造成國際貿易量大幅下滑，進一步加劇經濟大蕭條。
此一關稅法案以失敗告終，卻提供了一個寶貴教訓：單方面提高關稅不僅損害本國經濟，也會破壞全球經濟體系的穩定性。特朗普的關稅政策可能重蹈覆轍，特別是加拿大和墨西哥採取報復措施時，北美自由貿易區的整體協作將備受衝擊。
特朗普對加拿大和墨西哥進口商品徵收關稅的政策，雖然旨在促進美國製造業回流，但實際上完全低估對生產者的累積負擔，更因直接成本和規模經濟損失引致生產成本上漲。《斯姆特-霍利關稅法案》的警示早已寫在牆上：關稅政策若未能充分考慮全球供應鏈的複雜性，將對本國經濟以至國際貿易體系造成難以彌補的損害。
在全球化已深入發展的今天，國際貿易的協作仍是提升生產效率和經濟增長的關鍵。美國應重新審視其貿易政策，避免一錯再錯，並通過深化區域合作來保持北美汽車產業的競爭力和韌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