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sights from Studies on Italian Opera, Policing, and the Slave Trade
小班教學可否有效提升學生的學習表現？教育程度較高會否提高學生的未來收入？增加警察人數能否降低犯罪率？這些都是政策制定者關心的問題。
要回答這些問題，一般會收集數據，研究兩個變數（學生人數、學生成績）之間的關係。結果可能發現每班的大小和學生成績沒有多少關係。也許小班的確有利學習，但學校傾向於把落後的同學納入小班，數據因此未能顯示小班教育的好處。
同樣，數據可能反映一個地區的警察人數與犯罪率無關。也許增加警察人數確實能降低犯罪率，只是犯罪率原本就偏高的地區已僱用更多警察，因此得出警力無關宏旨的假象。
至於教育一環，可從數據看出學歷愈高，收入就愈多；然而，這大概源於聰明能幹的人往往選擇接受較多教育而已。他們工資高並非全賴教育程度高，甚至與受教育年期完全無關。
自然科學實驗通常會把研究對象隨機分為控制組和實驗組，但對於經濟學家和社會大眾關心的問題，就不得不從實際生活中收集數據。隨機性的假設一般都不成立，因此在詮釋數據時就要格外小心，避免過度解讀，甚至得出相反的結論。
話雖如此，在特定的時空下，這個隨機性的條件得以形成，那就是個十分珍貴的研究機會。發掘這樣的機會，甚至比之後要進行的研究困難得多；下列介紹幾項相關的研究。
要研究版權法能否推動創作，理想的實驗是把不同國家和地區隨機分為兩組，一組沒有版權法保護，而另一組則有，讓其運行20年，然後作出比較。這樣的實驗當然並不可能。事實上，不同國家和地區各有考量，以決定推行與否；若法例得以通過，又應如何實施。
法國在大革命之前，已經實施知識產權法律制度，意大利則沒有。拿破崙上台後入侵意大利，成功征服了倫巴第和威尼斯，並實施法國法律，知識產權法亦由此在意大利實施，但後來被佔領的其他城市，卻因某種原因而沒有實施知識產權法。
作者【註1】收集了倫巴第和威尼斯實行知識產權法前後的歌劇製作數據，其中包括作曲家資料、作品數量和名稱、首演日期和地點、日後的受歡迎程度（例如在亞馬遜網站有沒有這些歌劇光碟出售）等等，從而分析知識產權保護對創作的影響。
並無理據足以證明，相對於意大利其他地方，倫巴第和威尼斯特別適合或不適合歌劇創作，因此，這個歷史經驗很接近自然科學中的自然實驗，即符合控制組和實驗組是隨機分配這個關鍵條件。
這個研究的部分結論包括：一、版權保護導致歌劇作品數目大幅上升；二、版權保護激勵作曲家創作盈利較高的作品，改變了作品質量；三、版權保護吸引外流的意大利作曲家回到倫巴第和威尼斯。
若要檢視警察數目如何有效降低犯罪率，理想的做法是在不同國家和地區隨機分為兩組，一組僱用警察人數較多，一組則較少；持續一段時間後，再把兩組的犯罪率加以比較。這個實驗當然也不容易大規模進行。
2005年7月，倫敦發生了自紐約911慘劇以來最嚴重的恐怖襲擊，市內公共交通系統遭受兩輪襲擊。第一次襲擊在7月7日，共有4個炸彈引爆了；第二次在7月21日，在3列地鐵的車廂和1輛巴士裝了炸彈，可幸只是雷管爆炸了，恐襲並未成功。
7月中開始，倫敦內6個自治市加強警察巡邏，為期6個星期，在其他地區的巡邏次數則維持不變。這次突如其來大規模增強警力之舉，提供了一個機會，可就警力變化對犯罪率的影響進行研究。
作者【註2】發現巡邏警察的數目對降低犯罪率產生明顯作用。在上述6個星期內，警察出勤時間增加了34.1%，然後恢復原來安排。期間該6個自治市的犯罪率下降了11.1%，而行動結束後犯罪率又告回升。作者還把不同的犯罪類型分開處理，篇幅所限，這裏不多加說明。
這篇文章【註3】探討非洲人過去的，販賣奴隸經歷是否造成他們今天對別人缺乏信任的原因。
雖然我們一般的認知，認為幾百年前的黑奴販賣是對西方帝國主義邪惡的行為，但這只是真相的一部分，因為這只考慮了「需求」方的因素，而沒有考慮「供應」方的因素。
對十九世紀奴隸貿易的描述：人們通過各種方式成為奴隸，他們大多被熟人、朋友、家人所出售。舉例說，在1840年代，一個德國傳教士和語言學家Koelle就在一地收集了144個奴隸的資料，在這個樣本中，因為被拐帶成為奴隸數目最多，超過40%；少於25%的奴隸是戰俘，非常驚訝的，差不多20%是被親友熟人販賣成為奴隸。此外，在某些地方也發展出，出售親人成為奴隸的風俗。另一種成為奴隸的方式是通過司法制，即成為奴隸是法庭判決的一種懲罰方式。Koelle的樣本中就有16%這樣的個案。
作者說在這種環境下，對別人缺乏信任是生存之道，缺乏信任變成了一種文化而遺留至今，儘管大規模的奴隸貿易已經不存在了。
作者使用了2005年Afrobarometer surveys。這是個很大規模的調查，覆蓋了17個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國家。受訪者被問及他們對別人（親友，鄰居，地方議會，同族人，外族人）的信任程度。這個調查也訪問了他們的種族國籍等等通過這些資料作者可以追溯到他們的祖先在販賣黑奴期間的受害的影響的程度。
對於後者，作者用了幾種不同的指標，如奴隸出口數目，每單位面積出口數目，出口數目佔歷史人口之比。不管用那一個指標，作者都發現了，過去受害程度造成今天對別人缺乏信任。
會不會是一個相反的因果性：原本對別人越缺乏信任的種族，當初參與奴隸販賣的程度就越高；所以，今天對別人缺乏信任，是自身原因做成的，而非參與奴隸貿易深淺的結果。作者下了大量工夫，排除了這個可能性。
總結一下，自然科學的實驗，我們會把對象隨機分為控制組和實驗組。在實際的省會經濟數據，這個隨機性的假設一般都不成立，若果具備這個隨機性條件的話，就是很好的研究機會，上面就是三個這樣的研究。
【註1】 ： M. Giorcelli and P. Moser, “Copyrights and Creativity: Evidence from Italian Opera in the Napoleonic Ag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28(11).
【註2】 ： M. Draca, S. Machin, and R. Witt, “Panic on the Streets of London,”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1 (5), pp. 2157-2181.
【註3】 ： Nathan Nunn and Leonard Wantchekon (2011) “The Slave Trade and the Origins of Mistrust in Africa,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1 (7), pp. 3221-3252.
趙耀華教授
港大經管學院經濟學榮譽副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四年三月十三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