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Global Trade Outlook Looks Gloomy
二次大戰後，全球貿易的增長持續快於全球GDP的增長，成為推動全球經濟的主要動力；同時，貿易增長較快，表示經濟體之間的互動愈來愈多，也是全球化正在進行的一個指標。然而，這個趨勢到2008年起便停止。金融海嘯後，貿易增長總的來說稍慢於GDP增長。
貿易增長放緩有眾多原因。首先是少了大型或眾多經濟體開放貿易參與國際分工。二戰後先有當時的發達工業國從戰時的保護主義轉為經濟往來，後有亞洲經濟體以貿易促進增長的發展策略。至八九十年代，眾多前計劃經濟體均紛紛開放貿易，從中國至前蘇聯、東歐、越南等，都是經濟全球化的推手。印度雖不推行計劃經濟，但有濃厚的貿易保護主義，也在九十年代慢慢開放。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WTO），進一步促進了全球的貿易增長，但隨後全球再難有類似因發展策略大幅改變而來的推動力。
另一個原因是隨着經濟發展，服務業在經濟活動中的比例愈來愈高，但服務相比商品，可貿易性較低。服務業的生產難以儲存和轉手，不能和商品般同一產品可以運來運去，從而增加全球貿易總值。同時，服務業也很少有工業產品背後的供應鏈，零部件來自不同經濟體所帶來的貿易額。相對於商品來說，服務業的發展推動GDP多於貿易。按世界銀行和WTO的數據，2022年服務業佔全球GDP的61.7%，但只佔全球貿易的21.1%。
全球貿易的發展，多年來受惠於WTO前身、即關稅及貿易總協定（GATT）的推動。從四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多個回合的談判中，GATT成功地降低主要是關稅的貿易壁壘。但1995年WTO取代GATT後，在多邊貿易談判上並無進展，唯一的多哈回合亦在2008年無功而退。WTO的164個成員佔全球貿易總額的98%，WTO在促進貿易上無甚建樹，也是貿易增長放緩的一個因素。
和GATT的時代相比，WTO面對的情況更為複雜，達成多邊協議的困難亦較高。早期的談判重點是降低關稅，但現時情況已改變，一來全球的平均關稅已下降很多，二來發展中國家在加入地區性自由貿易協議時也樂於接受彼此降低關稅，如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CEP）中的東盟成員。現階段的貿易談判議題，由早期的農業和漁業補貼，到勞動力市場、環保、氣候變化、電子商貿等，包羅萬象。有關的營業法規，在不同的經濟體中自然鬆緊不一，因而涉及不同的生產成本，容易被理解為不公平貿易。但WTO各成員處於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對行業的監管要求自然有所不同，如要求統一規範，發展中國家會感到不公，甚至認為被剝奪了政策的自主權。
WTO難以取得多邊貿易談判成果的另一個原因是它的決策機制。一般情況下，WTO以共識（consensus）為決策基礎，若沒有成員在有關會議時正式提出反對，議程便被通過，只有在極少數情況下才以投票形式決定。GATT在開始時的成員只有23個，到改為WTO時增加到128個，至2016年WTO已有164個成員。成員數目愈多，達成共識的機率愈低，或許一些最低度開發國家（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不敢造次，但利益當前，不難出現反對者。況且談判議題陸續有來，這一次的表態，或會增加日後的籌碼。
和這一點有關的，是WTO各成員可以自行宣布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後者可得到較寬鬆待遇，但亦有機會受到其他成員對其發展中國家地位的質疑。現時大約三分二的成員選擇發展中國家地位。發達和發展中國家在貿易議題上很多時有利益衝突，例如氣候變化的減排標準。由於發展中國家數目較多，發達國家自然不接受以多數決定原則（majority rule）作為WTO的決策準則。
WTO乃根據馬拉喀什協定（Marrakesh Agreement）成立，協定的第九條說明WTO會沿用GATT以共識作決策的做法，讓每一個成員國都有同等權利，用意是爭取多個國家參與，特別是發展中國家，早些達到促進全球貿易開放的目的。二戰後和GATT差不多同時成立的國際機構，如IMF和世界銀行，決策都不是一成員一票，而是較富有的經濟體有較多話語權。但這也增加了達成決策的難度。
為了提高決策效率，有建議WTO不用一下子就涉及164個成員去達到多邊協議（multilateral agreement），可由對某個議題有強烈興趣的成員自願先行討論，達到複邊協定（plurilateral agreement）後再由其他成員決定是否參與。但和WTO其他建議一樣，這個提法也有反對者，其中最強烈的是印度，表面原因是違反了WTO多邊協議的精神。印度在國際貿易上一直立場飄忽，像上述的RCEP，印度於2012年開始談判時加入討論，但到2019年快達成協議時退出。在美國拜登政府兩年前牽頭的印太經濟框架（IPEF）中，印度並沒有參與其中有關貿易的部分。他們選擇參與少數有利自身的項目，這不難理解，但似乎同時又不方便其他經濟體的貿易發展【註】。
上星期WTO第十三次部長級會議在阿聯酋阿布扎比舉行。在全球貿易及有關體系經歷了近年各方面的打擊之後，這個會議在時效上有它的關鍵性，因而也受到相當關注。WTO的部長級會議約兩年舉辦一次，是WTO的最高決策平台。這次會議的主要議程範圍很廣，包括漁業補貼、電子商務、農業、糧食安全、發展投資及世貿組織改革等等。比較積極的觀察者希望這次會議能達到當前一些貿易談判的結果，以及為世貿組織的體制改革奠下基礎。然而，大部分的論者對會議都不存有太大希望。
會議比原定計劃延長了一天，但結果仍是差強人意。明顯比較正面的，就是批准科摩羅和東帝汶兩個新成員加入，使成員數目增加至166個。另外是將電子傳輸暫免關稅的政策延長至下一屆部長級會議，方便全球數字貿易的發展。然而，這個免稅政策從1998年開始已是如此，都是每次部長級會議延期到下一次會議，嚴格來說，算不上是這次會議的成果。至於在年內恢復爭端解決機制正常運行的決定，也只是撥亂反正，將特朗普任美國總統時破壞的機制重新啟動而已。會議結束後得到一些官方和論者的肯定，但感覺是全球貿易和有關機制沒有進一步下滑，已經是正面的事情了。
說到特朗普，以目前的情況而言，他大有機會在今年選舉中捲土重來。他的再次上台，將對全球貿易帶來極大災難。他最近表示若再當總統會對中國產品提高關稅至60%，還會對全球其他地方入口商品徵收10%的關稅。觀乎他之前的言行，情況不容樂觀。在全球貿易框架失效、保護主義抬頭、地緣政治隨時風雲變色的大環境下，國際企業只能戰戰兢兢地靜觀其變，難以看好經濟前景。
【註】 https://www.cfr.org/blog/responsible-consensus-wto-can-save-global-trading-system
陸炎輝教授
港大經管學院榮譽副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四年三月六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