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rategies for Hong Kong invested manufacturers
自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本地製造業利用中國改革開放帶來的機遇，廠房北移，總部留港，與珠江三角洲（珠三角）地區以「前店後廠」的模式合作，將內地產業納入全球生產供應鏈，造就國家經濟騰飛數十年，並且推動了本港生產性服務業發展，令經濟順利轉型、穩步向上。然而在2000年後，隨着國內外經濟形勢變化，港資製造業備受挑戰。
筆者喜獲香港工業總會邀請，與香港大學香港經濟研究中心對港資廠商進行調研 【註1】，探討本港工業的發展面貌和潛在出路，為再工業化定位，也為整體經濟尋找新的增長動力。今次是香港大學繼2003年及2007年以來第三次參與相關研究。是次調研與以往不同，突破性地使用了國家統計局等資料庫中最全面、最權威的數據，追蹤所有港資廠商，通過大數據分析、問卷調查、焦點小組座談以及文獻研究等調研方法，呈現這些企業現時的經營狀況，並了解其所用的策略。
雖然珠三角地區依然是港資廠商首選的落戶點，但由於該地區成本上升、營商環境變化，以及其他地區吸引力上升，出現珠三角與長江三角洲（長三角）雙中心格局的趨勢。調研結果顯示，約45%的港資企業設於廣東省，28.7%則在長三角落戶。
2016年，在內地的港資廠商約為46000家，其中出口企業有32000家。2019年港資廠商在內地的資產約有8.5萬億元人民幣，利潤約為6093億元人民幣（約6801億港元），相當於香港本地生產總值的23.7% ，為內地作出巨大的稅收貢獻，並創造大量就業職位。
港資企業亦是內地出口的重要力量。在2000至2016年間，大約10%港資廠商貢獻了內地製造業差不多兩成出口總額。尤其在大灣區內，2016年港資廠商出口值達772億美元，約為內地港資廠商出口總值的39.7%，貢獻超過三分之一大灣區製造業出口總額。
港資廠商直接推動內地經濟的同時，亦刺激本港的生產性服務業急速發展。雖然生產設施已遷至內地，但90%受訪廠商的總部仍設於香港，主要負責財務會計法律（74.5%）、行政管理（68.4%）、市場推廣、研發等關於內地製造活動的工作，而且不斷積極向生產鏈的上下游延伸。香港的生產性服務業佔本地生產總值的比重亦由1980年的28.7% 增至2019年的42.2%；反觀同期製造業則由10.4% 銳減至1.03%，造成了工業式微的錯覺。這種誤解源自有關製造業產值的統計，只包括在港設立生產設施的企業，跨地區的生產活動以及生產性服務活動則並未計算在內。筆者建議當局調整工業統計方法，以便如實反映本地製造業的經濟實力和貢獻。
踏入本世紀，製造業遭遇了外部環境變化帶來的嚴峻考驗。一方面，廠商的傳統市場和主要貿易夥伴都在歐美，2008年金融海嘯爆發，歐美市場便迅速萎縮。另一方面，中國內地勞動力成本上漲，令港資廠商失去低成本的出口競爭力。加上近年中美貿易摩擦、供應鏈中斷和新冠病毒疫情爆發對全球造成的影響，本港製造業更須重新定位，邁向新的發展道路。
透過問卷調查和焦點小組訪談，研究團隊發現，近四分之一的港資廠商應對挑戰的策略為「中國+1」，即維持在內地的生產線，並在其他國家（以東南亞為主）另設生產線，以降低生產成本（56.6%）及設法避開中美貿易糾紛所釀成的關稅銳增（54.7%）。筆者認為，港資企業在外國開設廠房時，對管理、投資、物流等生產性服務業的需求亦將會大增，這有助於香港成為企業管理全球業務的樞紐，比現時作為金融服務中心的角色更進一步。因此本地各間大學應多培養掌握亞洲商業知識的人才。
港資廠商採取的另一種策略是「市場再定位」，即將市場重心由歐美轉移到內地。內地經濟經過約40年的增長，市場地位大幅提升，幾乎是所有產品類別中環球最大或第二大市場，為港資廠商提供了廣闊的發展空間。此外，內地市場適應力強。調研發現，在疫情、貿易戰等外部經營環境因素影響下，以內地市場為主的受訪企業，約56%銷售不變或增加，比例高於以歐美市場為主的受訪企業。另外，在中國的雙循環經濟戰略下，港商受惠於政策更易打進內地市場，形成由外銷轉向內銷的明顯趨勢。在225位受訪廠商中，有115位表示打算開拓內地市場，其中60% 更預計內地市場佔其經營比例最高可增至20%。
為了實現市場再定位，港資企業應開發更好的產品，以滿足要求日高的內地消費者。因此香港需要增加研發支出，並按照「十四五」規劃的內容，致力成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
隨着香港工業生產在1980年代末北移，資本及技術轉移，粵東地區（包括深圳、東莞和惠州）轉型為世界工廠，及後成為高科技製造業中心。香港對粵東地區的作用無疑是舉足輕重，相信對該區下一階段的發展應有更多貢獻。筆者發現，珠三角在新授權專利和累計專利數量方面都落後於長三角，原因之一可能由於珠三角地區的大學數量有所不及。此外，珠三角獲得的專利集中在電子和通訊兩個行業，由中興、華為和富士康等少數公司持有，造成過度依賴個別公司的風險。最近美國對中興和華為的制裁就是一個警告，足見珠三角亟須通過多樣化，來加強高科技產業的競爭力。香港擁有一些亞洲區內的頂尖大學，有利珠三角地區向價值鏈上游攀升，尤其是向生物醫學和材料科學等領域多元化發展。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上月接受報章訪問 【註2】 時提到，香港和深圳邊境地區尚未規劃的土地可供新項目發展，這亦能促進雙城的互動合作。事實上，深圳的高科技中心土地成本愈來愈高，若通過公私營合作，可將毗鄰的新界北地區發展成為一個結合先進科研實驗室、與世界一流大學聯繫、設有智能工廠和環保住宅區的高科技區。在本港進行高增值製造業，足以直接帶動科研及工業技術服務需求，亦能有效地加快建立人才庫，促成產學合作，將科研成果商品化，扶助傳統製造業升級轉型，重塑產業生態，打造香港經濟的新支柱。
今天，雖然全球不斷變化的地緣政治和經濟形勢帶來各種挑戰，但也產生新的契機。香港作為內、外循環的連接點，具有特殊地位和獨特優勢。港資廠商應再一次把握歷史性機遇，充分利用國內、國際兩大市場及資源，找出合適的持續發展之道。特區政府須通過行之有效的政策，讓工業克服升級轉型中所遇到的困難。如此一來，既能促進香港製造業高質量發展，從而達至再工業化，也能為整體經濟增長注入全新動力。
【註1】：《香港製造：香港工業啟新章》研究報告，香港工業總會，2021年7月
【註2】：”Take another look: Hong Kong border area near Shenzhen has potential for both commerce and housing, Paul Chan says“,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25 July 2021
陶志剛 港大經管學院滙豐基金教授（環球經濟與企業策略）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一年八月二十五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