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w Big is the Impact of Trade War
貿易戰的影響究竟有多大
中美貿易戰從去年上半年開始爆發，先是美國對從中國進口的2000億美元貨物增加高達25%關稅，之後是中國對從美國進口的600億美元貨物增加25%關稅。在這期間，兩國高層代表曾進行多輪談判，進展時而樂觀，時而悲觀，不但牽動着億萬人的心，也帶動股票市場大起大落。中美元首終於在剛剛結束的二十國集團領導人峰會（G20）會面，又一次帶來了好消息。雙方同意重開談判，美國並答應不會對餘下3000億美元的中國進口貨物增加關稅，允許美國公司繼續與華為做生意。我們期待雙方經過努力，最終會達成協定；然而彼此的矛盾卻不會因此而全面解決，可以預期，中美兩國的爭端將是一場持久戰。
貿戰兩大問題
那麼，中美貿易戰究竟對兩國甚至全球的經濟造成怎樣的影響？程度又有多深遠？第一個問題比較容易回答。首先，貿易戰將會大大減少兩國之間的貿易。由於兩國的貿易不僅涉及消費品，大部分其實是中間品的貿易，可見除了消費者受到傷害，亦波及兩國的生產能力。在當今世界，很多國家的生產都與中國和美國的生產連在一起，即全球生產鏈。典型的例子是，其他國家生產中間產品，然後出口到中國加工和組裝，變成最終消費品出口到美國。所以，當貿易戰減少中國對美國的出口，這些國家對中國的出口也相應減少。貿易是每個國家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貿易減少會導致就業率和GDP下跌；這是有關貿易戰對經濟影響的定性分析，亦即第一個問題的答案。
第二個問題聚焦貿易戰對經濟影響的定量分析，就很難回答了。但這問題或較第一個問題更為舉足輕重。為什麼難呢？因為增加關稅對貿易量的影響，取決於進口對關稅變化的彈性，而這彈性對不同的產品都不一樣。當知道貿易量的變化時，又要知道貿易對GDP的貢獻有多大。同樣，不同行業的貿易量變化對GDP的影響也不一樣。一個行業的貿易量變化不僅影響行業本身，也影響其他行業，這就是經濟學上稱為「一般均衡」（General Equilibrium）的概念。
分析途徑有三
儘管困難，人們還是努力去尋找答案；以下介紹三種方法。第一種最簡單和直觀，但很不準確。首先根據過往的資料，看看當關稅提高一個百分點時，進口產品減少多少。同樣，根據過往的資料，看看當貿易減少一個百分點時，GDP又減少多少。最後，把中美貿易戰的關稅提高額來預測貿易和GDP的減幅。筆者看過一篇學術文章，作者估計當美國對2500億美元中國進口產品增加25% 的關稅後，這些產品的出口量會減半；對中國GDP的直接影響是下降0.43%，但間接的影響是減少1.12%，下降幅度合共1.55%。在過去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時期（平均每年增長9%），減少1.55% 可能不算太大的問題，但在當今年增長6.5%的常態下，降幅1.55%是影響很大的。
第二種估計方法是「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簡稱CGE）。CGE是一個很大的模型，它包括生產、消費、政府、行業內和行業外的聯繫、資源的限制、國際貿易等等。這個模型的優點是比較全面，但缺陷是我們看不到經濟變數之間的關係，而且需要大量的資料支援。2019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發表一篇工作論文，作者用改良後的CGE模型進行估計。假設美國對所有中國貨物增加25%的關稅，而中國同樣對所有美國貨物增加25%的關稅，那麼，美國的實質GDP會下降近0.3%，而中國的實質GDP就會下降近0.6%.
第三種估計方法由Ralph Ossa 提出。Ossa 曾在芝加哥大學布思商學院當副教授，現在是蘇黎世大學經濟系的教授和系主任。他通過一個統一框架分析有關問題，其中包含傳統貿易理論、新貿易理論和政治經濟學貿易理論對貿易保護的動機，比CGE模型有更好的理論基礎。Ossa的研究涵蓋7個國家及地區（包括美國和中國）和33個行業。如果沒有世貿組織，每個國家各自選擇自己的關稅的話，世界的平均關稅水準是62% 或63%。現在世界的平均關稅水準是8% 左右，也就是說，世界貿易組織有助各國把關稅大大降低，讓人們得享貿易帶來的好處。實質好處究竟有多大？。據Ossa的計算，如果全球爆發貿易戰，平均每個國家的實際收入就會下降2.9%。Ossa還特別計算了如果貿易戰只發生在中美之間，而且關稅只增加25%的情形；他估計美國的實際收入下降0.4%，而中國的實際收入下降0.7%，可見對中國的影響更大。不過，Ossa提到，他的計算基於長遠均衡而言，當中忽略了在均衡發生變化的過程中，很多成本的上升。比如說，人們可能從一個部門失業，需要長時間才能在另一部門找到工作，中間的成本會很大的。所以，Ossa的計算會低估了貿易戰帶來的影響。
香港難逃衝擊
那麼，中美貿易戰會對香港的經濟造成多大的影響呢？我們得先看看香港在中美貿易中所扮演的角色。中美之間的貿易有大概20% 是經香港轉口的，另外還有大量是經香港轉運的。香港的服務型經濟與貿易息息相關，比如銀行、物流、保險、會計、法律等。如果轉口和轉運的貿易大量減少，對這些行業就有直接的影響。這就是為什麼要透過一般均衡的模型，才能估計影響的大小。
若作粗略的計算，香港的貿易是中國的四分之一，是美國的三分之一；但由於香港是中美貿易和其他國家貿易的轉口港，美國的貿易下降會減少香港的貿易，中國的貿易下降也會減少香港的貿易，香港因而受到雙重影響。即使貿易戰導致中國所減少的貿易量佔全國貿易比例不算大，但對香港所減少的貿易量佔本地總貿易的比例卻很大。另外，貿易對GDP的影響在香港比在中國大很多。所以說，如果按上文提到貿易戰使中國實質GDP下降0.7% 作為參考，筆者認為對香港實質GDP的影響，肯定會超過1%。
參考文獻
Ossa, Ralph (2014), “Trade wars and trade talks with data”,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4(12): 4104-4146.
Ossa, Ralph (2019), “The costs of a trade war”, Chapter 4 in Meredith A. Crowley (eds.), Trade War: The Clash of Economic Systems Endangering Global Prosperity, CEPR Press (London), 45-49.
丘東曉 香港大學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副院長兼鍾瀚德基金教授（經濟發展學）
（本文同時於二零一九年七月十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