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ng Kong’s second curve
香港的第二曲線
年屆88歲的查爾斯．漢迪（Charles Handy）是英國管理學大師，其著作《理解組織》（Understanding Organizations）更是組織研究的經典。近幾年，漢迪在中國內地聲望日隆，原因是他的一本小書《第二曲線》（The Second Curve）。
何謂「第二曲線」？這是一個有關組織存亡的概念。在漢迪看來，無論小如個人或公司，抑或大至城市、國家，所有組織都像生物體一樣，要經歷一個生命周期：從成長到成熟，直至衰亡。一般而言，若以一條曲線來展示組織的生命周期，那是倒U形的曲線，是為「第一曲線」。第一曲線固然無可避免，然而有些組織歷久不衰，另一些卻迅速衰老消亡，原因究竟在哪裏？更重要的是，如何能夠拖慢組織衰老的過程？
作者的答案是「第二曲線」。簡而言之，當組織的第一曲線還沒到頂，組織就應該尋找新的增長點，準備轉型。新的增長點找出來了，組織能成功轉型，其生命軌跡就會移到一條新曲線上，重新開始成長；而嶄新的生命軌跡就是組織的第二曲線，象徵組織走得更高更遠，延緩衰老。
「第二曲線」這個概念在內地的高科技公司，尤其在有關數碼經濟的公司中大行其道。原因是這些行業變化快，新技術和新商業模式層出不窮。企業若不能順勢而為，迅速找到第二曲線，很快就會被新的競爭者所打敗。這個概念其實對城市國家和社會十分重要。
《第二曲線》一書就有這個副題：〈預見社會與個人新出路〉（Thoughts on Reinventing Society）。漢迪認為，我們整個社會的生活方式也許都需要尋找第二曲線。當然，不同國家和城市情況各有不同。對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香港來說，第二曲線何在？
香港的第二曲線無疑是知識創新，打造以知識驅動創新的經濟模式。香港集天時地利人和於一身，有條件朝這一方向發展。
天時方面，正當科技發展日新月異，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皆然，知識進步一日千里。從生物醫藥到材料工程，量子計算到人工智能，虛擬現實到自動駕駛，電子貨幣到3D列印，知識創新既在重塑我們的生活，創造巨大價值，也是價值鏈中的主要元素。傳統製造業效率和利潤遠遠不及着重知識創新的公司。
以蘋果手機為例，蘋果公司股價在過去10年漲了6倍以上，而其代工商富士康，即使效率高，股價卻變化不大。由此可見，蘋果和谷歌等創新科技龍頭在創造價值之餘，也積累了龐大的財富。
知識創新的價值既然有目共睹，不少城市也想成為知識創新中心，但矽谷只得一個，香港又有什麼優勢呢？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其實是這個城市的比較劣勢，為鞏固金融地位所付出的代價就是生活成本（尤其是房價）太高，況且拜金文化也不利於知識創新。話說回來，香港畢竟有足夠資源發展為知識創新中心；知識創新的核心就是人才。
近40年來，中國崛起，除了GDP大增之外，還孕育了遍布世界的人才。對於吸引這些人才，香港有不少優勢。首先是毗鄰內地，又與世界主要城市有直達航線。其次是法制健全，可讓知識創新者專心致志，做出成績。第三，香港的財經實力有助知識變現，令知識創新者振翅高飛。第四，香港融滙中西的包融文化環境，有利於對知識創新者將天馬行空的奇想付諸實行。這些條件都是香港的地利。
至於人和方面，未來幾年將是香港邁向知識創新這第二曲線轉型的最佳時機。一方面，本地金融業仍然強大，硬軟實力兼備，有足夠的資源轉型。另一方面，在去全球化趨勢下，獨沽一味，單靠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吃老本的固有思維逐漸過時。有心有力，當前正是邁向第二曲線的理想窗口。
更重要的是，去全球化也令不少國家（尤其是美國）降低對移民專才的歡迎程度，導致高科技領域的移民專才萌生去意，另覓更適合自己發展的土壤。這給香港帶來機遇，以其包容的文化和優良的制度吸納這些人才。
當然，展開第二曲線殊不容易，香港目前對於創新、創業、新經濟不算積極，也未能邁開步子，例如電子商務就不及其他一流大都會，網上購物不算方便，出行坐車、支付也有些落後。雖然特區政府在鼓勵知識創新一環有不少優惠政策，但創業人士仍面臨一籃子挑戰，人才更尤其稀缺，不少創業者就抱怨難以在本地物色到優秀的軟體工程師。
要解決高科技和知識方面的人才荒，從人才戰略的角度，筆者對特區政府有三項建議：短期靠「買」，中期靠「租」，長期靠「造」。
買，是指吸納環球人才，尤其是頂尖大師級的一群優才來港。1930年馮卡門（Theodore von Karman）加盟加州理工學院，吸引和培養一大批人才，對於南加州航空航太業騰飛發揮舉足輕重的作用。計算機科學家姚期智自2004年起
任職北京清華大學，也大大促進了內地人工智能的發展。假使本港可以在知識創新領域聘請此等翹楚，給予優厚待遇，不但展現海納百川的氣度，對社會促進知識創新也能產生正面效果。
租，是指推出更靈活的人才政策，讓知識創新企業更容易從全球招徠所需高科技人才，在港短期工作。世界各地固有的高科技人才政策，往往要求僱主證明所需人才無法在本地找到，徒令成本大增，對於小型創新公司尤其不利。總之，有關政策不應窒礙創新企業招攬外來專才，能助此等企業一臂之力的才是良策。
造，是指造就，即在本地學生中多培養日後投身知識創新領域的人才。本地最優秀的學生往往修讀醫學、法律或者商科。學生以待遇優厚行業為首選，乃屬人之常情。但對高材生，政府不妨在學業以至生活各方面給予扶持，讓他們看到知識創新的光明前景，而願意在這領域發展事業。當然，說易行難，這亦非一日之功，但假以時日，隨着香港逐漸建立崇尚知識的文化，知識工作者也通過創新取得可觀的回報，高材生自然會選擇知識創新，社會也能建立一個良性循環。
傳統上，特區政府一向信奉自由經濟市場，採取不干預政策。不過自由市場並非總是有效，前沿的經濟學研究也指出，通過公共政策扶持一些行業，可以幫助經濟發展。除了協助具體的行業，特區政府更可加強扶持人才的政策，打造知識型創新驅動式經濟，走入第二曲線，迎來更好的未來。
李晉教授
香港大學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教授（管理及商業策略、經濟學）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零年七月廿二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