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ng Kong National Security Law: Haste makes waste
港區國安法 欲速則不達
筆者最近在某報（《紐約時報》或者《金融時報》）看到一則有趣的四格漫畫，主人公是習近平和特朗普。第一格中可見，他們言談甚歡，其中一人說：「最近國內事情很困擾哦」，對方附和道：「真是，我們國內事情也很困擾哦」。第二格內，一人說「幸虧有外國勢力的干預」，另一人得意地附和「正是！」第三格則是休息完畢，兩人要出場了。第四格中，兩個巨人在擂台上格鬥，習近平和特朗普各自帶領團隊，為自己的選手搖旗吶喊，力竭聲嘶。台上那兩位搏擊者，一個名叫中國，一個名叫美國。這則漫畫警惕我們，不要too simple，不要too naive；我們凡夫俗子看到的表象，可能與真相相差十萬幾千里！
對於「港區國安法」事件的出現，美國的反應極其強烈。筆者留意到，網上流傳來自本港以至國外反對派的視頻，對於美國期望頗高，筆者頗感納悶，原因有三。
第一，世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美國精英階層熱愛自由、人權和法治，對香港人可能失去自由、人權和法治寄予同情，這倒不難理解，但是要他們用盡九牛二虎之力，出手幫香港人一把，那是不切實際的期望。香港是否只是一隻棋子？當然也不必斷定其背後目的就是不光彩的。近年中國內地的部分舉措確實令人不安，例如懷疑在泰國綁架一名瑞典公民回中國；在孟晚舟被捕後，拘捕兩個在華的加拿大人；在澳洲要求追查新冠肺炎病毒起源不久，對來自該國的礦產和其他產品徵收關稅，等等。
第二，這些網上視頻往往把疫情連帶一起考慮，指出美國在今次大流行危機中死了十多萬人，作為重視生命的國家，一定會為死者討回公道。但是，新冠死亡人數那麼多，該國經濟備受重創，5月份失業率就達雙位數字，正是敗軍之將，何以言勇？今日美國仍然十分依靠中國內地出口的醫療設備和疫苗，當務之急是休養生息，而不是另闢戰線；若要美國大力對付這個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無疑是高估了它的決心和能力，也低估了它的理智。
第三，我們得區分一個政府及其首腦。特朗普上台以來所推政策和做事作風，均與團結國際社會和維護美國優秀傳統的目標背道而馳。他少講原則，多講實利；他既然毫不介意在俄羅斯干預美國選舉的情況下，登上總統寶座，那麼自然亦不會介意中國「幫助」他連任。剛剛出版的John Bolton回憶錄（The Room Where It Happened），就有多處提及特朗普在中國問題上輕視原則，重視實利。他現在高調地關注香港問題，還慫恿其他國家聯合起來，說不定只是爭取連任的談判手段而已。
回到「港區國安法」一事，對於北京政府強行推動的手法，筆者不能苟同。這裏只舉出兩個原因。
第一就是草率。一條有深遠影響的法例，即使表面上完全合理，無懈可擊，然而在落實之前，務必經過慎重考慮。打個比方，一個軟件發展商寫了一個新程式，在試行運作五小時期間並無任何問題，但是否表示編寫工作大功告成，可推出軟件作商業用途？當然不是，因為還須不斷反覆測試，可能在測試五千小時之後，就會出現一個重大缺陷。
事實上，現在要推行的「港區國安法」，在本地社會就沒有廣泛的共識。基於目前已有資料，在港設立維護國家安全公署，執法部門的改組，司法獨立性受到限制，可以把疑犯送回大陸受審，等等，這確實與「港人治港，五十年不變」牴觸，怎能不令香港人擔憂？
凡事都有利有弊，「港區國安法」對本港以及內地有什麼長遠弊處呢？港人是否已經充分理解？好像做生意一樣，遇到一個新項目，如果只看到在好景時可賺多少，卻不去考慮失敗時的最壞後果，你覺得妥當嗎？
第二，斷錯症，落錯藥。「港區國安法」源於去年反修例運動餘波一直沒完沒了。對於造成亂局，示威者不知進退，當然有一定的責任，但是始作俑者是特首林鄭月娥，而反抗運動之所以持續不斷，則是警暴和林鄭對之坐視不理所致。筆者早前在本欄就已提出，要止暴制亂，就要先挽回民心，要挽回民心，就要回應市民對警暴問題的擔憂。就筆者所知，香港根本沒有多少人支持「港獨」，外國勢力若存在，充其量只起推波助瀾的作用，而非問題核心所在；筆者相當肯定，北京最高層所了解的香港情況，在資訊層層上報，層層篩選的情況下，其實是極其片面、極其扭曲的，與真實情況相去甚遠。此時若通過「港區國安法」，是治標不治本，事倍功半。
華為這家科技旗艦公司，其向西方取經的舉措其實值得北京政府借鑑。1990年代後期，華為的業務出現樽頸問題，創始人任正非毅然聘請IBM公司作為期五年的顧問，更言聽計從，實現自我改造，公司於是取得突破性的發展。（見2018年12月19日筆者於本欄文章《以華為為師》一文）
任正非這樣傑出的人物也需要虛心受教，其實一點也不出奇。哪個傑出運動員沒有教練？他們為什麼要向實力不如自己的人言聽計從？原因很簡單，人總有盲點，有時也會軟弱、迷失、狂妄自大，因此更需要適時的提點、鼓勵和鞭策。個人如是，團體組織亦不例外。
內地政府不妨考慮聘請有聲譽的西方顧問公司，檢視本港的管治情況，特別是要把一年多以來反修例運動的來龍去脈，如實反映，並提出建議。這種做法能夠消除官員上報時層層篩選事實的弊處，同時避免公開的獨立調查委員會可能引發的尷尬情況。若發現這個報告沒有用，也可以不接受其建議。通過客觀的科學方法處理政治問題，解難其實可以很簡單。
我們凡夫俗子看到事情的表象，可能與真相相差十萬幾千里；最高領導人所看到的材料，同樣可以與真相相差十萬幾千里！
趙耀華 香港大學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副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二十四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