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ig Economy: Multiple Jobs under the New Normal
自八十年代開始持續三十年的超全球化日子一去不復返，發達經濟體面臨自七十年代來最嚴峻的通脹壓力，中國經濟發展也減速，全球低增長年代正式來臨。
正如呂大樂教授在《四代香港人》已闡述，上一代香港人趕上了香港經濟起飛青雲路，累積了不少財富，面對各種全球經濟挑戰，新一代相對缺乏機會，常感出頭無期。香港傳統的四大經濟支柱，特別是房地產及金融，已發展成熟，香港勞動力市場向上流機會相比以往確實低了。
同時，年輕一代對職業的看法可與上一代不同，着重工作意義及與生活取得平衡，不認為賺錢是頭等大事，也不像上一代般期望一份穩定工作做到老。但又同時受許多社交媒體創造者鼓勵FIRE（Financial Independence, Retire Early），對高等教育及個人學習的用處產生懷疑。
再加上各地經濟及生產力放緩，很多都經歷了去工業化，導致中產職位空心化，社會欠缺向上流動的發展空間，並趨向橫向發展。未來經濟不確性，加上工作模式及工時靈活化，衍生了多工的聘任模式，更多人從事非正規職位，形成零工經濟。
疫情加速了零工經濟的發展，國際勞工組織研究指出，疫情導致工作場所實施不同程度的封閉措施，安排在家或混合模式工作，全球工時大減之餘，員工卻更有彈性地選擇工作時間及地點。環球經濟和貿易鏈受到衝擊，企業因應難以預測供求，難以擴大規模，導致工時不定、放無薪假、停薪留職成為勞動市場的新常態。
相比傳統勞動市場，零工經濟可製造更廣泛更自由的工作，透過互聯網，更多人特別是年輕人以自由職業者的方式產生收入。但在經濟不景氣時，非正規職位往往優先被裁，反映了就業市場處於結構性的轉變。根據香港青年協會研究訪問，在疫情期間曾遇過就業問題的18至34歲青年佔55%，最多青年反映面對「找不到工作」的情況，佔22%；「工時減少」及「放無薪假」分別佔17.8%及17.5%。
疫情不但加速了零工經濟的發展，更推進了平台經濟的增長。許多工作在疫情時轉向遠程工作，讓更多工人從事自由職業，甚至同時擁有多項工作。根據歐洲工會研究所研究，17%的歐洲人在過去12個月中為互聯網經濟工作，而29%曾在某個時候嘗試過。這表明了零工和互聯網經濟的共同發展下，企業許多時要管理身兼多職的員工，企業與員工之間的關係疏離了，員工對公司的歸屬感也下降了，導致管理人力資源成本提高，企業常面對人才荒。
零工經濟亦暴露了就業數據不能反映就業市場的問題，當愈來愈多人選擇零工經濟就業的時候，就業數據仍沿用傳統的方法去計算失業及就業不足率，未能反映勞動市場的實際情況。
例如，在疫情期間，西方國家政府通過大量紓困措施及量化寬鬆政策，造成財富效應，致部分市民缺乏工作意欲。如是者雖然疫情時期非農業就業工作職位下降，但因願意上班的勞動人口也大幅下降，所以失業率變化不大。但在疫後，西方多間央行收水加息，金融市場動盪，以致部分人的退休大計受影響。更甚者企業瘦身裁員以致減少員工人數，斜槓一族的的「飯碗」更首當其衝，不少市民希望重出正規就業市場工作，此時勞動人口突然大幅上升，導致失業率飆升。
可見如政策制定者只按照傳統的失業和就業率制定勞工政策，便會出現誤判和滯後效應。舊有的勞動市場統計數據，可誤導公共政策的策劃，包括教育、人才，以至稅收及福利政策。因此，必須重新檢視勞動市場統計數據，與時並進。
特首在最新的《施政報告》中，提出「搶人才、搶企業」措施，這是香港過去兩年人口下跌及人才流失必須的政策。但政策成效有賴政策能否回應勞工市場新常態。留住人才，要令香港成為宜居、宜業的「家」之餘，亦需改革就業、創業、人才及青年政策，配合零工經濟新時代就業人口的期望與需求。
傳統行業難以吸引新一代入行，如何發展創意工業及增加下一代的創意力，這是未來教育改革應考慮的重要一環。至於科技工業，如筆者一直認為香港有潛力發展的健康科技、農業科技、綠色科技、食品科技和半導體3.0（「五大新興產業」），不僅需要科技人才，還需要了解該行業的管理及領導人才，進行戰略規劃。例如，領先半導體企業台積電，用高薪聘請國際關係學人才，協助其處理地緣政治研究，以及對供應鏈營運有經驗的人才，這些需要多種技能如零工經濟常用的數碼技能，及文化商數（CQ）等。參考以色列，透過創業活動和具有挑戰性的研發活動培育出發展全面的年輕人才。接受培訓的人才在離開機構後，在各行各業發揮他們的領導作用，提升應用創科發展。
與此同時政府必須與商界更緊密合作，策略性培育年輕人才、裝備他們與經濟相關，以及以科學研究為基礎的能力，以促進本土創新，並確保我們的義務教育、持續教育和行政人員培訓在瞬息萬變的世界中具有競爭力。筆者建議特區政府可考慮重啟「旋轉門」，制定恒常制度讓政務官到商界、智庫、創科和社福界等工種得以獲取與時並進的行業知識。
香港作為全球最自由的經濟體之一，能吸引全球創新要素、高端人才和企業機構在港滙聚。但大前提是政策制定者，須明白零工經濟下的勞動市場新常態，並了解未來多變的勞動力供求情況。
鄧希煒教授
亞洲環球研究所所長、馮國經馮國綸基金經濟學教授
林康聖先生
港大經管學院導師、香港經濟及商業策略研究所研究員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二年十一月十六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