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ilding a knowledge-based, innovation-driven economy
當前香港經濟可說是內外交困，雪上加霜，面臨無比嚴峻的挑戰。當務之急，自然是保民生，穩就業，支援在困境中求存的中小企業。社會普遍關注的問題是，如何協助經濟擺脫困局走出泥沼？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要認清香港經濟隧道盡頭的曙光所在；遠慮不清，近憂難解。只有明確的經濟前路，才有可能對症下藥，回到復甦的軌道。
首先必須明瞭的是，老路回不去了。香港經濟過去所依靠的低技能服務業（如旅遊、零售和餐飲），以及仲介產業（如貿易、物流和地產），不可能重現往日的輝煌。正如筆者曾在本欄為文【註1】指出，本地這些傳統產業，面臨逆全球化趨勢以及去仲介化科技革命的雙重衝擊，增長乏力，已經無法拉動香港經濟。近月冠狀病毒的全球大流行，不僅加重了短期內的經濟困難，更加劇了逆全球化和去仲介化的趨勢。因此，傳統產業更加難以為繼，經濟結構轉型刻不容緩。除了加強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競爭力以外，香港還應着眼於經濟前景所繫的高端專業服務，努力打造醫療、教育、文創等產業，從而發揮和擴大在其中的優勢，並且帶動旅遊和餐飲等其他行業，深化香港的獨特競爭力。
要實現經濟結構轉型，必須先改變經濟模式。香港的傳統產業以低技能高勞動投入為主，就業雖充分，但單位勞動生產效率不高，長期以來，工薪階層收入上升有限。要轉型到以高端專業服務為支柱的經濟結構，就需要建設知識型創新驅動式經濟（knowledge-based, innovation-driven economy）。
以色列在這方面的經驗可供香港借鏡，因為該國和香港人口規模相若，人均GDP也相當，本地市場規模都非常之小。雖然以色列面積比香港大得多，但其天然資源極其有限；儘管如此，他們仍能獨樹一幟，成為全球透過知識型創新驅動經濟的國家。
由Dan Senor和Saul Singer合著在2009年出版的Start-up Nation一書中，揭示了以色列在創新驅動經濟方面的獨到策略和成功因素，引起了世界的廣泛關注。把以色列作為標杆，香港或可從中找到一些有益的啟示。
基於長期以來在教育上投入不足和滯後，本地總體教育水準落後於以色列、日本和韓國。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2015年的統計資料，25歲以上年齡組別的人均教育年數，以色列是12.8年，日本和韓國分別是12.5年和12.2年，香港則只有11.6年。大學畢業生在成年人口所佔的比例，香港與以色列的差距更大。
要縮小上述在教育方面的差距必須在教育上增加投入，急起直追，才有希望拉近標杆水準。可惜實際情況恰恰相反，更有呈逐漸擴大的危險趨勢。2016年世界銀行的統計資料顯示，以色列的公共教育支出在GDP中佔比為5.8%，OECD國家的平均佔比是5.1%，而香港則只佔3.3%【註2】。由於其特殊的周邊環境，以色列必須維持足夠的國防開支，年輕人都要在軍隊服役兩年或更長時間。在這樣的條件下，他們的公共教育支出佔GDP比重高出香港幾乎1倍，足見以色列對教育投資的重視，值得特區政府深度反思。
香港顯然是一個高度重視教育的社會，個人和家庭的重視和相關投入，應屬世界領先之列。政府在教育投入上的差距，原因之一也許是仍把高等教育看成是少數精英的特權。教育資助委員會首年學士學位課程學額長期維持在1萬5千，政府資助的副學士學位更少。政府不願增加資助所持的理由，一是本港出生率長期處於低水平，適齡中學畢業生會愈來愈少【註3】；二是符合大學入學要求的中學畢業生也因此相對愈來愈少。但第一個理由解釋牽強，因為需要解決的是當下青年人教育機會的問題。假使未來人口下降導致學額過剩，相信有關當局到時自能把學額適度調低，而不需現在杞人憂天，預早減少學額。第二個理由則源於仍視大學教育為少數精英特權的心態，因而設置過高的入學門檻。
隨着科技與時俱進，自動化機器、人工智能日益普及，大大降低對體力勞動和低技能勞動力的需求，同時不斷提升對高技能、高素質勞動力的需求。順應這樣的時代變化，有些國家如韓國，適齡青年中接近95%都能接受高等教育【註4】。
國際上大量有關大學畢業生收入溢價（college earnings premium）的研究，均顯示大學畢業生的平均工資明顯高於中學畢業生，不同國家的溢價雖然有所不同，但差距比例都在兩位數以上。以終身收入而言，高等教育所帶來的個人收益非常可觀，加上為社會創造的其他價值，大學教育作為人力資本投資及對於社會的整體意義，無疑是高收益、「穩賺不賠」的。
和教育相關的是研究及發展支出，本港在這方面的開支（包括產業部門、政府和大學）只佔GDP的0.8%，實在微不足道。相比之下，以色列的研發支出在GDP中佔比則高達4.6%【註5】。充分的研發投入，加上良好的創新生態系統，奠定了以色列創新國度的基礎。除了美國和中國以外，該國有全球最多在美國納斯特上市的高科技企業；研發人員和高科技人員的比重，以及人均專利數等指標，同樣位列世界前沿；在現代農業、生物醫藥和醫療器械、互聯網、晶片等發展領域，也具競爭優勢。
要建立知識型創新驅動式經濟，香港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既有巨大的差距要彌補，也有眾多的困難要克服。然而要振興香港經濟，再創輝煌，除此以外，已別無他途。
為了推動轉型，筆者謹此提出以下兩點建議，以供有關當局參考。
第一，5年之內加大公共教育支出至佔GDP的5%。在高等教育一環，把首年學士學位課程學額至少提升到2萬個，增加副學士學位的資助學額；如有必要，應適當降低入學門檻。面對當前經濟形勢嚴峻、就業壓力巨大的困境，盡快實施擴大大學教育機會，這是世界各地的普遍做法，也是特區政府應有的舉措。現在社會上對支持高等教育和大學生眾說紛紜，但不管聚焦目前還是長遠，考慮效率或公平，從社會整體的理性角度出發，加大對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投入都是理所當然的。
第二，5年之內加大政府和大學研發支出至佔GDP的1.5%，並且通過資金配對形式及其他鼓勵政策，將產業部門的研發支出提升到GDP的1%左右，以達致本港的總研發支出佔GDP的2.5%水平。雖然與標杆水平仍有顯著差距，但畢竟是朝着正確方向邁出的關鍵一步。
註1：《香港經濟結構轉型之路》，蔡洪濱，信報，2019年11月20日
註2：2016年教育公共開支總額佔GDP的比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統計研究所
註3：《公帑資助的高等教育》，立法會秘書處資料研究組，2019年1月23日
註4：2017年高等院校入學率（佔總人數的百分比），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統計研究所
註5：2017年研發支出（佔GDP的比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統計研究所
蔡洪濱 香港大學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院長兼經濟學講座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零年六月十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