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havioural Economics in Action: Insights from Deadly Industrial Accidents
致命工業意外在香港時有發生，2024年上半年共11宗，較前年同期有所增加。勞工處公布，這些意外中有5宗關乎建造業，2宗與製造業有關，餘下4宗則涉及運輸、倉庫、郵政及速遞服務。建造業在職業安全健康方面一向存在較多問題，該5宗相關致命意外關乎有害物質、有人受困、被墮下的物件擊中等。
有立法會議員關注建造業界的安全意識薄弱，爲趕工而導致意外。勞工處指出，業界貪快、貪方便、「要錢唔要命」的弊病頗爲常見；如果做足安全措施，大部分意外本可避免。
經濟學假設人都是理性的，每個人的行爲應對自己最有利。要防止一件事情發生，就應該加大其成本，讓决策者加以避免。工業意外牽涉到雇員和雇主雙方；就雇員而言，如果安全措施沒做足，因工受傷甚至喪命，難道成本還不够大、還不應加倍小心嗎？
至于雇主方面，除了承擔賠償責任，還要被迫停工、接受監控、暫禁投標等。立法會2023年通過修訂《職業安全及職業健康法例（雜項修訂）條例草案》，最高罰款額由50萬元大增至1000萬元。加大成本難道還不足以讓公司警覺幷作出改善嗎？實行更嚴厲的法規、加强教育、監督雇員，對雇主而言，减少致命意外應該是收益大于成本，爲什麽情况未見明顯改善？
近年興起的行爲經濟學認爲，人在决策、行動時，常常不够理性，幷沒有做出對自己最有利的選擇。認知科學、心理學爲這一說法提供了很多證據。美國心理學家Christopher Chabris和Daniel Simons曾經進行一項廣爲人知的實驗，其中安排6名學生互相傳遞籃球，然後將相關視頻播放給觀察者，要求他們點算其中3名穿白色上衣的學生總共傳球多少次。球來球往之際，有個身穿大猩猩服裝的人走到球員中間，捶胸頓足一番後便離開。這件匪夷所思的事情，竟有一半觀察者完全沒有注意到。短短數分鐘傳球過程中，舞臺背後的布景顔色瞬間改變，更是幾乎沒有觀察者留意得到。這一實驗後來被稱爲「有史以來最著名的心理學演示之一」，兩位研究者還因此獲頒搞笑諾貝爾獎。
有人說這是人爲製造的場景，你讓人去數傳球的次數，他當然不會注意有沒有大猩猩走過。問題是，我們在日常生活或决策過程中，雖然幷無受命要專注什麽，却自然而然只會專注某些事而忽略另外一些事。上述兩位學者亦曾在街頭進行另一實驗，其中參加者假裝在陌生的城市迷了路，向路過的人問路。在對話中安排了另外兩人抬著門板，强行從問路者和回答者中間穿插而過，而問路者與其中一個抬門板者巧妙互換。等門板過去，回答者繼續回答。雖然「調包」兩人的衣著、相貌差別很大，有一半觀察者却完全察覺不到問路者已經換了人。
兩位學者的一系列研究都揭示，專注于某一件事的人，很容易忽略其他事情。2010年，他們將相關主題寫成《看不見的大猩猩》（The Invisible Gorilla: How Our Intuitions Deceive Us）一書，大獲好評，影響廣泛。書中大量例子表明，我們以爲可以全面、準確地觀察到周圍所發生的事情，但其實只看到這個世界的極小部分，而錯過了很多。我們的注意力、感知、記憶、推理，都有重大缺陷和錯失，常常導致代價高昂甚至危及生命的錯誤。
每個人都會犯類似的錯誤。香港每年都有多宗高層住客在晾衫時，意外跌出窗外而喪命的慘劇。在工業意外中死亡的雇員，也很可能基于同一原因：不是不懂後果嚴重，而是大大低估了發生事故的可能性。
要改善此情况，當然不能單靠加大懲罰力度，而要從教育入手。勞工處稱，有些個案每每發生在缺乏安全意識的少數族裔身上，因此要特別針對這個群組推展有關宣傳。
雇主方面，則需要考慮到底是公司對問題認知不足，還是只因尚未找到合適、有效的方法。如果是前者，當然應該進一步加重處罰，有議員就建議設立舉報機制。若是後者，則政府和行業協會應該加强教育、督促公司切實執行有關法規，委派專人監督，組織有效的經驗交流。
此外，不妨借助高科技，例如勞工處正在研究利用無人機協助搜證和執法。除了執法和懲罰，高科技還有更正面的作用。例如智能相機鏡頭現已用來及時發出警報，以免司機因打瞌睡而出意外，或長者上洗手間時摔倒。應用到工業場景，可研究能否在搭棚工人的頭盔裝上智能鏡頭，以監察工友在工作時是否已扣上安全繩。至于在固定場所（如工廠），安裝智能相機確保工業安全，相信較易實行。
注意力一時疏忽，看似是人類的認知缺失，但換個角度看，倒可以視爲人類認知的巨大成就。幾百萬年前，在非洲大草原上的人類祖先，需要在瞥見移動物體的瞬間，斷定是否獅子、豹子之類的吃人猛獸，是否需要拔腿就跑，而不是全面、準確、客觀地認識世界；在極短的時間內，根據一鱗半爪的訊息，就要迅速决定如何行動。換句話說，認知是解讀而非接收，追求的是效率而非全面、客觀。爲了作出决定，只需抓取一點點關鍵資料，而忽略其他。
人到底是理性還是非理性，所做决策是否對自己最有利？就證據而言，幷不是非黑即白，既有仔細思考、權衡利弊的例子，也有鹵莽大意而丟失性命的個案。
就學術研究而言，理性抑或非理性都只是假設。采取什麽樣的假設，主要不是看假設是否絕對符合實際，而是看它能否最有效地幫助我們分析和理解問題。
至于公共政策，則不能直接假設人是理性的。行爲經濟學對于非理性行爲的關注，可以爲公共政策帶來新的思路。以器官移植爲例，世界各國都面對捐贈器官供應短缺問題。雖然德國與奧地利在語言、宗教、歷史、經濟發展、教育水平各方面都很近似，但德國的器官捐贈登記率只有15%，奧地利却高達90%以上。專家發現，造成這一重大差別的原因，在于德國的系統要求捐贈者填表，聲明同意捐贈，亦即自願捐贈（opt-in）；沒采取任何行動的人，等于不願意捐贈。奧地利的系統則倒轉過來，沒采取任何行動的人視爲「預設默許」（opt-out）捐贈，而不願意捐贈器官者，則需要填表聲明。
科學家的研究表明，在德國、美國這些推行自願捐贈機制的國家，國民認爲器官捐贈道德高尚但成本高昂，好比要决定把遺産的5%甚至50%捐給慈善機構，或相當于絕食抗議這樣代價高昂的行爲。而在奧地利這種實施預設默許安排的國家，國民認爲器官捐贈是件小事，無關道德，有點像讓某人在排隊時插隊，又或缺席孩子的畢業典禮和棒球比賽。
在香港，由此産生的政策建議也就清晰明確：如果希望提升器官捐贈的比率，一個簡單有效的辦法，就是將現行自願捐贈的機制，改爲預設默許捐贈。
周文教授
港大經管學院管理及商業策略副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五年一月八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