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T Chinese Column

人們寄望AI能讓組織的決策變得更加民主和理性。事實上，AI一方面讓高質量的判斷變得人人可得，另一方面也為不受制衡的權力提供了新的槓桿。更平等的信息，未必意味着更平等的權力。

四十年的管理學研究告訴我們一個樸素的道理：公司做什麼，取決於誰在當家。換一位喜歡冒險的CEO，公司可能開始大舉收購；換一位謹慎的，就會收緊現金——蘋果在喬布斯回歸后的十年，與九十年代的徘徊形成鮮明對比，這就是“CEO效應”的體現。它的根基不在於職權，而在於解釋權：在市場信號紛繁複雜、機會與陷阱交錯的環境中，總得有人為公司發聲，解釋這些信息意味着什麼。在AI出現之前，這個人只能是CEO。所有湧入公司的信息，無論經過多少層級，最終都由CEO的雙眼做出判斷。

而AI拆除了這個前提。過去需要數十年經驗積累的分析，現在一屏即可完成；當“讀得多、讀得快”成為基礎設施，判斷的價值開始被稀釋。CEO從首席解釋者退居為整合者，變成了將算法輸出融入公司故事的人。世界的解釋權，不再天然屬於任何一個人。在信息密集的行業，這一變化已在發生：誰當CEO，差異正在縮小。

然而，同一項技術落入治理鬆散的公司，路徑則截然不同。當CEO兼任董事長、董事會沉默、股權分散而無人較真時，算法不再是制衡權力的工具，而成為權力的延伸。它為個人偏好披上數據的外衣，讓私意以“客觀”的面貌得以推進；同時，也製造出新的不對稱——董事會越來越難以理解那些本應審查的決策。過去，監督者或許懈怠；如今，監督者無從置喙。權力沒有收斂，只是換了一種表達方式。

這兩條路徑，最終將引領行業走向不同的未來。若算法普遍接管解釋權，所有公司訂閱相似的數據、使用相似的模型、追逐相似的目標函數，答案必然趨同：定價趨同、戰略趨同，整個行業擠入同一條看似最優的航道，在激烈競爭中相互蠶食。每個公司變得更“聰明”，但整個行業卻變得更疲憊。反之，如果AI放大的是掌舵者的視野與直覺，公司的差異將被拉大，競爭變得更為鬆散，利潤得以留存。同一項技術，既在縮平人與人之間的差距，也在放大差距；既可能終結強者的時代，也可能孕育出更強的“強者”。

因此，讓AI進入公司，和讓AI為誰工作，是兩回事。前者提升了判斷的下限，後者決定了權力的流向。公司的治理制度，是為信息稀缺、解釋權集中的世界而設計的，尚未學會應對算法參與的決策；但制度並非一成不變。技術決定了什麼可以被複制，而治理仍然可以決定什麼可以被集中。真正的任務，不是在人與機器之間選邊站，而是在提升判斷底線的同時，用制度約束權力的上限。AI時代所需要的，不是盲目崇拜明星CEO，也不是盲從算法，而是一套能夠讓技術與權力相互制衡的治理體系。

唐翌教授
港大經管學院管理及商業策略副教授

王紫璇
同濟大學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六年十月九日載於《FT中文網》明德商論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