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T中文网明德商论专栏

人们寄望AI能让组织的决策变得更加民主和理性。事实上，AI一方面让高质量的判断变得人人可得，另一方面也为不受制衡的权力提供了新的杠杆。更平等的信息，未必意味着更平等的权力。

四十年的管理学研究告诉我们一个朴素的道理：公司做什么，取决于谁在当家。换一位喜欢冒险的CEO，公司可能开始大举收购；换一位谨慎的，就会收紧现金——苹果在乔布斯回归后的十年，与九十年代的徘徊形成鲜明对比，这就是“CEO效应”的体现。它的根基不在于职权，而在于解释权：在市场信号纷繁复杂、机会与陷阱交错的环境中，总得有人为公司发声，解释这些信息意味着什么。在AI出现之前，这个人只能是CEO。所有涌入公司的信息，无论经过多少层级，最终都由CEO的双眼做出判断。

而AI拆除了这个前提。过去需要数十年经验积累的分析，现在一屏即可完成；当“读得多、读得快”成为基础设施，判断的价值开始被稀释。CEO从首席解释者退居为整合者，变成了将算法输出融入公司故事的人。世界的解释权，不再天然属于任何一个人。在信息密集的行业，这一变化已在发生：谁当CEO，差异正在缩小。

然而，同一项技术落入治理松散的公司，路径则截然不同。当CEO兼任董事长、董事会沉默、股权分散而无人较真时，算法不再是制衡权力的工具，而成为权力的延伸。它为个人偏好披上数据的外衣，让私意以“客观”的面貌得以推进；同时，也制造出新的不对称——董事会越来越难以理解那些本应审查的决策。过去，监督者或许懈怠；如今，监督者无从置喙。权力没有收敛，只是换了一种表达方式。

这两条路径，最终将引领行业走向不同的未来。若算法普遍接管解释权，所有公司订阅相似的数据、使用相似的模型、追逐相似的目标函数，答案必然趋同：定价趋同、战略趋同，整个行业挤入同一条看似最优的航道，在激烈竞争中相互蚕食。每个公司变得更“聪明”，但整个行业却变得更疲惫。反之，如果AI放大的是掌舵者的视野与直觉，公司的差异将被拉大，竞争变得更为松散，利润得以留存。同一项技术，既在缩平人与人之间的差距，也在放大差距；既可能终结强者的时代，也可能孕育出更强的“强者”。

因此，让AI进入公司，和让AI为谁工作，是两回事。前者提升了判断的下限，后者决定了权力的流向。公司的治理制度，是为信息稀缺、解释权集中的世界而设计的，尚未学会应对算法参与的决策；但制度并非一成不变。技术决定了什么可以被复制，而治理仍然可以决定什么可以被集中。真正的任务，不是在人与机器之间选边站，而是在提升判断底线的同时，用制度约束权力的上限。AI时代所需要的，不是盲目崇拜明星CEO，也不是盲从算法，而是一套能够让技术与权力相互制衡的治理体系。

唐翌教授
港大经管学院管理及商业策略副教授

王紫璇
同济大学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六年十月九日载于《FT中文网》明德商论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