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烏之戰對全球經濟的衝擊

一反傳統國際關係「現實主義」（Realism）的理論，俄羅斯總統普京出其不意，向烏克蘭發動戰爭，此一驚世決策頓成2022年首隻黑天鵝。

正當西方各國領導人都忙於應對新冠肺炎疫情、供應鏈斷裂、通貨膨脹等問題，普京若能速戰速決降服烏國，即可大振俄國聲威。但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擅打公關戰，西方領袖看風使舵，順勢制裁俄羅斯，力度之大，以及烏國軍隊和志願軍頑強抵抗，一切都在普京的意料之外。因應戰局發展，下文將聚焦全球經濟中受俄烏衝突影響的幾個範疇，逐一闡釋。

負面經貿效應

俄羅斯不但是世界最大天然氣生產國、第三大石油生產國， 以及各種原材料、稀有金屬及氣體（如氖和鈀是製造半導體的必要成份）的供應國，與烏克蘭合共出口全球30%的小麥，烏克蘭本身是全球第四大玉米出口國，所以西方的制裁和俄羅斯的反制裁勢必在短中期內推高能源、原材料、金屬和糧食價格，進一步增加全球的通脹壓力，延緩經濟復甦。自2月24日開戰以來，原油價格已升近三成至周三的每桶129美元，為2008年後新高；小麥及玉米的期貨價格分別升超過40%及18%；天然氣價格在各國亦創歷史新高，在歐洲曾一度飆漲超過79%。

觀乎歐盟國家近40%的天然氣和25%的石油來自俄羅斯（匈牙利、捷克進口俄羅斯天然氣更逾九成），原油及天然氣價格飆升對她們的影響自然最大。歐洲央行預計，俄烏戰爭將令歐羅區通脹在年底徘徊在4%以上水平。天然氣配給若減少10% ，或會使歐羅區本地生產總值（GDP）下降0.7%；若40%來自俄羅斯的供應悉數中斷，歐羅區將失去近3%的GDP。有鑑於此，筆者認為歐洲央行應會把年初預計的加息推遲。

至於美國，雖然只有大約8%的原油及成品油從俄羅斯進口，但由於石油市場全球一體化，加上國務卿布林肯本周初正積極考慮聯同歐洲盟友禁止從俄羅斯進口石油，故市場可以預期油價會持續上升。消費意欲和企業投資信心將會受到影響，增加經濟下行風險。

根據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會議紀錄，聯儲局每逢地緣政治風險出現嚴重不確定性時（如911恐怖襲擊），往往會推遲重大政策決定。雖然聯儲局主席鮑威爾日前表示，俄烏戰爭「高度不確定」的經濟影響未足以令該局放棄緊縮政策。聯儲局將繼續支持在3月會議上加息25個基點，但已遠較市場原先預期的50個基點為低。市場亦預期，戰事或把美國3月份總體通脹率推至9%，到年底仍會徘徊在6%。制裁俄羅斯所帶來的負面經濟影響將拖累美國經濟增長，並提高經濟滯脹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多間投資銀行及研究機構推算俄國今年將損失7%至10%的GDP，短期內對部分行業的影響則可能較大，歐美、日本、南韓等國已禁制含高科技技術及零部件的產品出口俄國。其他國家如中國企業，若其產品中含有來自制裁國公司的高端技術或在生產過程中投入超過某限度，大概也會跟從西方國家的相關制裁措施。跨國企業如埃克森美孚、蘋果公司、宜家傢俬、Netflix、Visa等紛紛靠邊站，暫停甚至退出在俄羅斯的業務。

金融制裁的後果

由於俄羅斯經濟只佔全球經濟3%，在貿易方面對大部分國家（包括中國）的直接經濟影響相信不大。但能源及食品價格上漲，依賴這類進口的國家（如南韓、印度、土耳其）將受到較嚴重的負面經濟衝擊；而依賴這類出口的國家（如沙地阿拉伯、印尼、馬來西亞、智利、巴西等）則可在短期內受惠。但假使全球通脹持續削弱消費意欲，錄得出口盈餘的國家也終會受損，而糧食價格高漲更可導致貧窮人口出現饑荒問題。

在西方國家制裁下，俄羅斯主要銀行及企業被禁用環球銀行金融電訊協會（簡稱SWIFT）的國際支付系統。俄國亦有1.6萬億美元的海外資產（包括6300多億美元的外匯儲備）遭凍結，而其資金要進入歐美金融市場也受到限制【註】。由於俄羅斯的海外資產不少，在西方嚴厲的金融制裁下，將繼續對全球各金融市場造成震盪。歐洲的股票市場已從最高位平均下調20%。

對俄羅斯而言，雖然其金融實力自2014年吞併克里米亞後增強不少，但這次西方的金融制裁手段更全面及嚴厲，重創俄國經濟之餘，也令俄羅斯盧布自開戰以來下跌超過三成。在倫敦上市的俄羅斯公司股價至今更平均下跌96%，多間公司甚至被下令暫停交易。

俄羅斯最大銀行Sberbank的歐洲子公司正面臨破產，可能無法償還到期債務。全球俄羅斯保險金額最高前3名的銀行都在歐盟，以金額計意大利253億美元、法國252億美元、奧地利175億美元。而根據彭博行業研究，法國興業銀行、意大利裕信銀行、奧地利瑞福森銀行在俄羅斯貸款較高。裕信銀行的俄羅斯資產達23億歐羅，佔該銀行總資產3.7%，而瑞福森銀行稅後淨利更有高達30%來自俄羅斯分行。

盧布的大幅波動有機會增加匯兌風險，令銀行蒙受巨額損失。以外幣計價的俄羅斯債券評級大幅下調，加上俄羅斯股票、債券、貨幣大幅貶值，勢將打擊持有俄羅斯資產的歐洲銀行。在最壞的情況下，一旦俄羅斯銀行在歐羅區的子公司破產，更將對區內有關銀行的流動性造成衝擊，令疫症大流行後經濟復甦雪上加霜。

不確定性向來是投資者的大忌，短期地緣衝突對大型資產的整體走勢影響較小，而戰爭爆發初期，短期內風險情緒低迷，利好避險資產，加上通脹上升，市場對黃金、美元和日圓等避險資產的需求將會增加。隨着外資撤離新興市場以及聯儲局將在今年多次加息，新興市場股票、債券和外匯價格所受的衝擊勢必加劇。

綜觀歷史，在戰爭開始時，各國股市一般都會短期下行【表】，但市場的長期走勢終會回歸基本面的價值。

資料來源: 筆者自行計算

中國對策考量

面對震動國際社會的俄烏戰爭，中國一方面支持俄羅斯提出的重要國家安全主張和反對外部勢力破壞兩國共同周邊地區安全穩定。但在商貿方面，歐美及亞洲盟友對中國的重要性卻又遠超俄羅斯。以2021年為例，中國對歐美的出口總額超過一萬億美元，而對俄羅斯出口僅值約680億美元。為免西方對俄制裁殃及池魚，中國各大銀行及企業都應選擇明哲保身。

一如歐洲作為能源進口國，中國亦依賴俄羅斯的能源供應；俄羅斯則依賴中國出口汽車零件及通訊設備等高科技產品。

正在北京舉行的兩會，基於「穩」字當頭，將會有經濟刺激政策出台。中國內地中長期增長動力正從人口紅利轉向金融周期以至科技創新，俄羅斯被剔除於歐美系統後，相信會在經濟上更親近中國，屆時會更多使用國內一直推動的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CIPS），增加利用人民幣作融資和貿易，為了分散外匯儲備配置，並加大其現時只佔整體外匯儲備13%的人民幣資產，這一切都有助人民幣國際化。

【註】：Gian Maria Milesi-Ferretti （2022） “Russia’s external position: Does financial autarky protect against sanctions?” Peterso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Manuscript. https://www.brookings.edu/blog/up-front/2022/03/03/russias-external-position-does-financial-autarky-protect-against-sanctions/

鄧希煒教授
港大經管學院經濟學教授、香港經濟及商業策略研究所副總監

林康聖
港大經管學院導師、香港經濟及商業策略研究所附屬研究員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二年三月九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科技大數據化解路旁泊位供求失衡

特區政府設於路旁的泊車位長期供不應求，近年更變本加厲。駕車者在鬧市尋找泊車位固然困難，在郊野公園附近也不容易。要理順路旁泊車位供求失衡的現象，簡單的經濟學理論、科技和大數據的應用或可派上用場。

市場失衡背景

政府路旁泊車位和其他公營、私營停車場顯然互相替代，因此路旁泊車位供求失衡也關係到全港泊車位市場的整體供求。泊車位供求備受關注，這亦是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經常討論的議題。根據2021年8月20日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有關泊車位的討論文件，「截至2021年5月底，全港大約有812000部領有牌照的車輛，當中接近八成為私家車和客貨車。從2010年至2020年，私家車和客貨車數目由約457000部增加至約626000部，而同期可供私家車和客貨車使用的泊車位數目則由約633000個增加至約688000個。換言之，泊車位與此類車輛數目比例由1.38跌至1.10。」由此足見，泊車位數目愈來愈接近甚或少於車輛數目。近年出現車位呎價高於豪宅的現象，正正反映車位市場供求失衡。

針對車位市場供應緊張問題，要從供應、需求和定價入手。如欲增加供應或減少需求，則需要透過政府規劃。但香港土地供應緊絀，大幅增加車位談何容易？過去10年，香港人平均收入上升，對私家車的需求大幅增加。同期，提供類似私家車服務的的士數量維持不變，使用車輛的政府徵費基本上也維持不變。難怪市民在車位租金高昂的情況下，對擁有車輛的意欲依然不減。

在《2021至22年度財政預算案》，政府把私家車首次登記稅，各稅階的稅率提高15%，是10年來首次。牌照費大幅上調30%，更是20年來首次。增加私家車首次登記稅和牌照費，對減低私家車需求應該有一定作用，不過民間對這次上調幅度反應頗大。筆者建議政府日後依人均收入，每年適度上調有關稅項，以便在不致令大眾譁然造成驚嚇的情況下，持續調控私家車需求。

再者，有關當局應考慮重新增發的士牌，以滿足市民對類似私家車服務的需求。一旦此類需求得到滿足，市民對擁有私家車的需求自然下調，泊車位的需求也會繼而下調，紓緩泊車位市場的供求失衡。

此外，車位定價也是解決此問題的關鍵。一般多層停車場多是私人營運的，營運商有定價自由，並基於市場供求定價。至於公營泊車位收費，一般也會參考附近私人市場，故筆者相信公私營市場能自然調整，達致供求平衡。

供應落後成因

值得關注的是路旁泊車位。特區政府審計處2018年發表一份有關泊車位的報告顯示，這類政府車位主要為滿足駕駛者短時間泊車的需要而設。泊車位旁邊一般會豎立收費錶。根據1967年交通諮詢委員會提交前行政局接納的指引，路旁泊車位收費錶所定收費，須足以維持大約15%車位空置率，確保泊車位的車輛流轉，以供更多駕駛者使用。這項指引一直沿用至今。

筆者認為，透過調整收費以維持15%的空置率理論上合理，不過實際執行往往存在困難。在路旁劃定泊車位成本不高，亦毋須經常進行維修，但收費錶的安裝和維修成本就肯定不菲。若入不敷支，安裝收費錶就不划算。因此，出於成本效益的考慮，收費錶多設於使用率較高的市區地段，而非使用率偏低的郊區地帶；郊區的公營泊車位一般不設收費錶，亦即泊車免費。

不難想像，零收費就容易衍生「生人霸死地」的弊端。郊區泊車位被長期佔用，導致真正有需要者經常「無位可泊」，違反了「確保泊車位的車輛流轉，以供更多駕駛者使用」的供應原則。

要以定價維持15%的空置率，就先要收集相關數據。進行實地考查因成本高昂而不能恒常執行，以致政府只能按收費錶的收入，結合過時的空置率考查結果，從而作出粗略的估算。缺乏數據，政府難以掌握空置率的每日變化，當然無法透過調整收費以維持15%的目標。即便能夠掌握數據，要為舊式收費錶定期按時段調整收費，牽涉成本之高也可能得不償失。有鑑於此，維持15%空置率的指引向來只是流於空談。

科技解決方案

不過，隨着近年科技進步，尤其是電子支付和網上支付的發展，15%空置率或有望實現。運輸署於2021年1月開始安裝新一代路旁停車收費錶，預計於2022年上半年完成所有安裝。新收費錶可接受多種電子支付方式，並支援駕駛者以「入錶易」流動應用程式遙距繳付泊車費。同時，新收費錶配備感應器以偵測有關泊車位是否正被使用，並透過「香港出行易」及「入錶易」流動應用程式向公眾發放。

透過收費錶的感應器，有關部門可以實時掌握區內車位的空置率，並以此調整收費，確保空置率維持在15%左右。若空置率低於15%，泊車費就會隨之上調；若高過15%，泊車費就會隨之下調。在使用舊式收費錶的日子，調整費用需要靠技術員實地調整，成本甚高；至於新一代收費錶，理應只需在錶內預設調整收費程序便可，簡單可行。為免混亂，筆者建議每天的收費應設上下限，並可預先透過流動應用程式，向公眾發放預計的平均使用率和收費。當然，上下限應因地區而異，也理應定期調整。

市區郊區看齊

原本不設收費的郊區泊車位，亦應一律增設收費錶。收費目的在於避免濫用，確保泊車位的車輛流轉，以供更多駕駛者使用。在使用舊式收費錶的日子，在郊區設置車位收費錶往往成本大、收入小，不設收費錶的決定也可以理解。但改用新式收費錶後，有關成本將大幅降低。近年整體車輛數目增加，郊區泊車位需求殷切，設置收費錶肯定合乎成本效益，再不設置無疑於理不合。

路邊泊車位收費已經凍結了20多年，偏離合理收費的程度已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若有關當局執行筆者上述的建議，雖會導致泊車費用上調，但卻有助泊車位車輛流轉，惠及更多駕駛者及真正有需要的駕駛者。筆者有信心這項建議會受大部分駕駛者歡迎。

王家富 港大經管學院經濟學首席講師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二年三月二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科技大數據化解路旁泊位供求失衡

特區政府設於路旁的泊車位長期供不應求，近年更變本加厲。駕車者在鬧市尋找泊車位固然困難，在郊野公園附近也不容易。要理順路旁泊車位供求失衡的現象，簡單的經濟學理論、科技和大數據的應用或可派上用場。

市場失衡背景

政府路旁泊車位和其他公營、私營停車場顯然互相替代，因此路旁泊車位供求失衡也關係到全港泊車位市場的整體供求。泊車位供求備受關注，這亦是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經常討論的議題。根據2021年8月20日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有關泊車位的討論文件，「截至2021年5月底，全港大約有812000部領有牌照的車輛，當中接近八成為私家車和客貨車。從2010年至2020年，私家車和客貨車數目由約457000部增加至約626000部，而同期可供私家車和客貨車使用的泊車位數目則由約633000個增加至約688000個。換言之，泊車位與此類車輛數目比例由1.38跌至1.10。」由此足見，泊車位數目愈來愈接近甚或少於車輛數目。近年出現車位呎價高於豪宅的現象，正正反映車位市場供求失衡。

針對車位市場供應緊張問題，要從供應、需求和定價入手。如欲增加供應或減少需求，則需要透過政府規劃。但香港土地供應緊絀，大幅增加車位談何容易？過去10年，香港人平均收入上升，對私家車的需求大幅增加。同期，提供類似私家車服務的的士數量維持不變，使用車輛的政府徵費基本上也維持不變。難怪市民在車位租金高昂的情況下，對擁有車輛的意欲依然不減。

在《2021至22年度財政預算案》，政府把私家車首次登記稅，各稅階的稅率提高15%，是10年來首次。牌照費大幅上調30%，更是20年來首次。增加私家車首次登記稅和牌照費，對減低私家車需求應該有一定作用，不過民間對這次上調幅度反應頗大。筆者建議政府日後依人均收入，每年適度上調有關稅項，以便在不致令大眾譁然造成驚嚇的情況下，持續調控私家車需求。

再者，有關當局應考慮重新增發的士牌，以滿足市民對類似私家車服務的需求。一旦此類需求得到滿足，市民對擁有私家車的需求自然下調，泊車位的需求也會繼而下調，紓緩泊車位市場的供求失衡。

此外，車位定價也是解決此問題的關鍵。一般多層停車場多是私人營運的，營運商有定價自由，並基於市場供求定價。至於公營泊車位收費，一般也會參考附近私人市場，故筆者相信公私營市場能自然調整，達致供求平衡。

供應落後成因

值得關注的是路旁泊車位。特區政府審計處2018年發表一份有關泊車位的報告顯示，這類政府車位主要為滿足駕駛者短時間泊車的需要而設。泊車位旁邊一般會豎立收費錶。根據1967年交通諮詢委員會提交前行政局接納的指引，路旁泊車位收費錶所定收費，須足以維持大約15%車位空置率，確保泊車位的車輛流轉，以供更多駕駛者使用。這項指引一直沿用至今。

筆者認為，透過調整收費以維持15%的空置率理論上合理，不過實際執行往往存在困難。在路旁劃定泊車位成本不高，亦毋須經常進行維修，但收費錶的安裝和維修成本就肯定不菲。若入不敷支，安裝收費錶就不划算。因此，出於成本效益的考慮，收費錶多設於使用率較高的市區地段，而非使用率偏低的郊區地帶；郊區的公營泊車位一般不設收費錶，亦即泊車免費。

不難想像，零收費就容易衍生「生人霸死地」的弊端。郊區泊車位被長期佔用，導致真正有需要者經常「無位可泊」，違反了「確保泊車位的車輛流轉，以供更多駕駛者使用」的供應原則。

要以定價維持15%的空置率，就先要收集相關數據。進行實地考查因成本高昂而不能恒常執行，以致政府只能按收費錶的收入，結合過時的空置率考查結果，從而作出粗略的估算。缺乏數據，政府難以掌握空置率的每日變化，當然無法透過調整收費以維持15%的目標。即便能夠掌握數據，要為舊式收費錶定期按時段調整收費，牽涉成本之高也可能得不償失。有鑑於此，維持15%空置率的指引向來只是流於空談。

科技解決方案

不過，隨着近年科技進步，尤其是電子支付和網上支付的發展，15%空置率或有望實現。運輸署於2021年1月開始安裝新一代路旁停車收費錶，預計於2022年上半年完成所有安裝。新收費錶可接受多種電子支付方式，並支援駕駛者以「入錶易」流動應用程式遙距繳付泊車費。同時，新收費錶配備感應器以偵測有關泊車位是否正被使用，並透過「香港出行易」及「入錶易」流動應用程式向公眾發放。

透過收費錶的感應器，有關部門可以實時掌握區內車位的空置率，並以此調整收費，確保空置率維持在15%左右。若空置率低於15%，泊車費就會隨之上調；若高過15%，泊車費就會隨之下調。在使用舊式收費錶的日子，調整費用需要靠技術員實地調整，成本甚高；至於新一代收費錶，理應只需在錶內預設調整收費程序便可，簡單可行。為免混亂，筆者建議每天的收費應設上下限，並可預先透過流動應用程式，向公眾發放預計的平均使用率和收費。當然，上下限應因地區而異，也理應定期調整。

市區郊區看齊

原本不設收費的郊區泊車位，亦應一律增設收費錶。收費目的在於避免濫用，確保泊車位的車輛流轉，以供更多駕駛者使用。在使用舊式收費錶的日子，在郊區設置車位收費錶往往成本大、收入小，不設收費錶的決定也可以理解。但改用新式收費錶後，有關成本將大幅降低。近年整體車輛數目增加，郊區泊車位需求殷切，設置收費錶肯定合乎成本效益，再不設置無疑於理不合。

路邊泊車位收費已經凍結了20多年，偏離合理收費的程度已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若有關當局執行筆者上述的建議，雖會導致泊車費用上調，但卻有助泊車位車輛流轉，惠及更多駕駛者及真正有需要的駕駛者。筆者有信心這項建議會受大部分駕駛者歡迎。

王家富 港大經管學院經濟學首席講師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二年三月二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虛擬宇宙 漸露勢頭

虛擬宇宙 漸露勢頭

抗疫不忘初心 保民亦要便民

當前全球新冠病毒疫情極度嚴峻，香港也到了抗疫的關鍵階段，筆者雖非醫學專家，倒有幾點意見和讀者分享。

防控措施應體恤民情

特區政府最近宣布收緊社交距離措施。除了擴大「安心出行」流動應用程式的使用範圍，還推出了疫苗通行證，規定只有接種了新冠疫苗的人士才能進入表列處所。這些措施是否太嚴苛，又或者做得不到位，並非本文的討論重點。筆者希望在此釐清一個概念，那就是只容許已接種疫苗人士進入，和必須先出示接種證明才能進入，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就好比成年人外出要攜帶身份證，不同於他先得向住所大堂的保安員出示身份證才能外出。

要確保只有已接種疫苗的人士才能進入表列處所， 較有效率的做法是安排政府人員進行隨機檢查。既然政府對違規者已有罰款安排， 只要加大隨機檢查的頻率就能產生阻嚇作用。

但目前的安排在以下幾方面均存在問題。 第一，表列處所需安排員工查核疫苗通行證，令經營成本增加。對大企業或許微不足道，但對小企業而言，無疑是百上加斤。小企業大概不會多聘人手處理，這個安排只會增加員工工作量，使他們疲於奔命。

對於顧客或任何進入表列處所的人而言，在門口登記也是浪費時間。他們可能提着大包小包，又要進行登記，未免狼狽。再者，人群聚集也會造成堵塞，影響鄰近商戶及交通甚至發生意外。

資料顯示，目前香港20歲到60歲人士的疫苗接種比例已經接近九成。既然大多數市民已經完成接種，證明自己的接種紀錄到底意義何在？出示接種紀錄未必耗時，但若所有人都要這樣重重複複，總體的時間成本則非常之大。

至於使用「安心出行」的安排也可稍作改善，例如食肆可以讓顧客就坐時才掃碼，會較為方便。

長者接種率偏低的背後成因

筆者前幾天在本報閱讀曾國平博士撰寫的文章，文章指出其他國家的長者疫苗接種率普遍高於青壯年人，但香港長者的疫苗接種率卻比青壯年人低，情況異常。筆者於是認真研究相關數據。從【圖1】可見，在香港各年齡組別，已接種兩劑疫苗的人口和比例中，60歲或以上人士的接種率明顯低於20歲至60歲；70歲至79歲的接種率低於60歲至69歲；80歲或以上的接種率，又低於70歲至79歲。

【圖 1】香港疫苗接種人口的年齡分佈

資料來源：https://www.covidvaccine.gov.hk/zh-HK/dashboard

網站Our World in Data收集了大量有關2019冠狀病毒病和新冠疫苗接種的數據，根據【圖2、3、4】，年紀愈大的人，疫苗接種率愈高。

這個數據庫共列出33個國家的數據。筆者發現，各地60歲或以上人士的接種率均高於全國平均率。香港60歲或以上人士的低接種率，確實異常！

【圖 2】 澳洲各年齡層已接種 2019 冠狀病毒病疫苗處方劑量比率

資料來源：Our World in Data （https://ourworldindata.org/covid-vaccinations#vaccinations-by-age；2022 年 2 月 12 日）

【圖 3】 以色列各年齡層已接種 2019 冠狀病毒病疫苗處方劑量比率

資料來源：Our World in Data （https://ourworldindata.org/covid-vaccinations#vaccinations-by-age；2022 年 2 月 11 日）

【圖 4】 意大利各年齡層中已接種 2019 冠狀病毒病疫苗處方劑量比率

資料來源：Our World in Data （https://ourworldindata.org/covid-vaccinations#vaccinations-by-age；2022 年 2 月 11 日）

筆者認為，這個特殊現象的成因有二：首先，香港的疫情從來沒有歐美嚴重，使長者覺得沒有接種疫苗的迫切性。其次，2019冠狀病毒病的各種疫苗以史無前例的速度快速研發，故長者對疫苗副作用有所憂慮相當合理。其次，政府在推出疫苗接種計劃不久後，便停止公布接種疫苗後出現嚴重副作用的個案，助長了人們對接種疫苗的疑慮。

筆者認為外國長者高接種率的經驗值得港府大力宣傳。在擁有高度言論自由和法治的國家中，假使長者接種疫苗是弊多於利，又或極可能引起嚴重醫療後果，當地媒體和代議士必然會相當重視。

目前在香港使用的疫苗有兩款：科興疫苗是傳統技術，其功效未必最高，但醫學界對其副作用應更有把握；復必泰疫苗則是西方新技術。因此在本地接種疫苗的副作用，與其他國家（特別是西方國家）的經驗是可以類比的。既然在這些有言論自由和法治保障的地方，老人家都比年輕人更願意接種疫苗，換句話說，接種疫苗利大於弊。了解此點，有助加強本地長者接種疫苗的信心。

說到長者的疫苗接種率，筆者就聯想起老人院的院友。今年1月7日開始，親屬已經不能到院舍探望他們。早前的探訪安排亦有諸多限制：到訪前除了必先預約、每次只限一名已完成兩劑接種的親屬探訪、探訪者亦必須擁有24小時內的核酸檢測陰性結果證明等等。

安全之外還須安心

筆者希望隨着疫情減退，加上長者接種率上升，老人院的探訪安排可獲放寬。對於接種率達到100%的院舍，政府應給予最大程度的放寬；要是大型院舍的獨立樓層能達到這個要求，亦應如是放寬。既然疫苗能夠減少出現重症的機會，而所有院友亦完成接種，那探訪安排就沒必要如此嚴苛。否則只得安全，卻了無生趣，這又有何意義？筆者亦建議，在社會福利署的安排和在自願的情況下，各個院舍和院友可以安排掉換，讓更多院舍可以達到有關要求。

筆者認為抗疫有賴全民參與和合作。只有好的抗疫政策並不足夠，還需市民大眾對政策了解和信任，否則只會事倍功半。因此在抗疫的同時，如何方便市民，令市民確實感到政策的好處是至關重要的，事情成敗往往繫於其中細節。

趙耀華 港大經管學院副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二年二月十六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抗疫不忘初心 保民亦要便民

當前全球新冠病毒疫情極度嚴峻，香港也到了抗疫的關鍵階段，筆者雖非醫學專家，倒有幾點意見和讀者分享。

防控措施應體恤民情

特區政府最近宣布收緊社交距離措施。除了擴大「安心出行」流動應用程式的使用範圍，還推出了疫苗通行證，規定只有接種了新冠疫苗的人士才能進入表列處所。這些措施是否太嚴苛，又或者做得不到位，並非本文的討論重點。筆者希望在此釐清一個概念，那就是只容許已接種疫苗人士進入，和必須先出示接種證明才能進入，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就好比成年人外出要攜帶身份證，不同於他先得向住所大堂的保安員出示身份證才能外出。

要確保只有已接種疫苗的人士才能進入表列處所， 較有效率的做法是安排政府人員進行隨機檢查。既然政府對違規者已有罰款安排， 只要加大隨機檢查的頻率就能產生阻嚇作用。

但目前的安排在以下幾方面均存在問題。 第一，表列處所需安排員工查核疫苗通行證，令經營成本增加。對大企業或許微不足道，但對小企業而言，無疑是百上加斤。小企業大概不會多聘人手處理，這個安排只會增加員工工作量，使他們疲於奔命。

對於顧客或任何進入表列處所的人而言，在門口登記也是浪費時間。他們可能提着大包小包，又要進行登記，未免狼狽。再者，人群聚集也會造成堵塞，影響鄰近商戶及交通甚至發生意外。

資料顯示，目前香港20歲到60歲人士的疫苗接種比例已經接近九成。既然大多數市民已經完成接種，證明自己的接種紀錄到底意義何在？出示接種紀錄未必耗時，但若所有人都要這樣重重複複，總體的時間成本則非常之大。

至於使用「安心出行」的安排也可稍作改善，例如食肆可以讓顧客就坐時才掃碼，會較為方便。

長者接種率偏低的背後成因

筆者前幾天在本報閱讀曾國平博士撰寫的文章，文章指出其他國家的長者疫苗接種率普遍高於青壯年人，但香港長者的疫苗接種率卻比青壯年人低，情況異常。筆者於是認真研究相關數據。從【圖1】可見，在香港各年齡組別，已接種兩劑疫苗的人口和比例中，60歲或以上人士的接種率明顯低於20歲至60歲；70歲至79歲的接種率低於60歲至69歲；80歲或以上的接種率，又低於70歲至79歲。

【圖 1】香港疫苗接種人口的年齡分佈

資料來源：https://www.covidvaccine.gov.hk/zh-HK/dashboard

網站Our World in Data收集了大量有關2019冠狀病毒病和新冠疫苗接種的數據，根據【圖2、3、4】，年紀愈大的人，疫苗接種率愈高。

這個數據庫共列出33個國家的數據。筆者發現，各地60歲或以上人士的接種率均高於全國平均率。香港60歲或以上人士的低接種率，確實異常！

【圖 2】 澳洲各年齡層已接種 2019 冠狀病毒病疫苗處方劑量比率

資料來源：Our World in Data （https://ourworldindata.org/covid-vaccinations#vaccinations-by-age；2022 年 2 月 12 日）

【圖 3】 以色列各年齡層已接種 2019 冠狀病毒病疫苗處方劑量比率

資料來源：Our World in Data （https://ourworldindata.org/covid-vaccinations#vaccinations-by-age；2022 年 2 月 11 日）

【圖 4】 意大利各年齡層中已接種 2019 冠狀病毒病疫苗處方劑量比率

資料來源：Our World in Data （https://ourworldindata.org/covid-vaccinations#vaccinations-by-age；2022 年 2 月 11 日）

筆者認為，這個特殊現象的成因有二：首先，香港的疫情從來沒有歐美嚴重，使長者覺得沒有接種疫苗的迫切性。其次，2019冠狀病毒病的各種疫苗以史無前例的速度快速研發，故長者對疫苗副作用有所憂慮相當合理。其次，政府在推出疫苗接種計劃不久後，便停止公布接種疫苗後出現嚴重副作用的個案，助長了人們對接種疫苗的疑慮。

筆者認為外國長者高接種率的經驗值得港府大力宣傳。在擁有高度言論自由和法治的國家中，假使長者接種疫苗是弊多於利，又或極可能引起嚴重醫療後果，當地媒體和代議士必然會相當重視。

目前在香港使用的疫苗有兩款：科興疫苗是傳統技術，其功效未必最高，但醫學界對其副作用應更有把握；復必泰疫苗則是西方新技術。因此在本地接種疫苗的副作用，與其他國家（特別是西方國家）的經驗是可以類比的。既然在這些有言論自由和法治保障的地方，老人家都比年輕人更願意接種疫苗，換句話說，接種疫苗利大於弊。了解此點，有助加強本地長者接種疫苗的信心。

說到長者的疫苗接種率，筆者就聯想起老人院的院友。今年1月7日開始，親屬已經不能到院舍探望他們。早前的探訪安排亦有諸多限制：到訪前除了必先預約、每次只限一名已完成兩劑接種的親屬探訪、探訪者亦必須擁有24小時內的核酸檢測陰性結果證明等等。

安全之外還須安心

筆者希望隨着疫情減退，加上長者接種率上升，老人院的探訪安排可獲放寬。對於接種率達到100%的院舍，政府應給予最大程度的放寬；要是大型院舍的獨立樓層能達到這個要求，亦應如是放寬。既然疫苗能夠減少出現重症的機會，而所有院友亦完成接種，那探訪安排就沒必要如此嚴苛。否則只得安全，卻了無生趣，這又有何意義？筆者亦建議，在社會福利署的安排和在自願的情況下，各個院舍和院友可以安排掉換，讓更多院舍可以達到有關要求。

筆者認為抗疫有賴全民參與和合作。只有好的抗疫政策並不足夠，還需市民大眾對政策了解和信任，否則只會事倍功半。因此在抗疫的同時，如何方便市民，令市民確實感到政策的好處是至關重要的，事情成敗往往繫於其中細節。

趙耀華 港大經管學院副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二年二月十六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剖析東滯西脹 慎防繁榮假象

自從新冠疫情肆虐全球以來，各國政府紛紛使出各種調控手段，試圖消除疫情對經濟的負面影響。時至今日，所幸沒有哪個國家經濟崩潰；踏入2022年，幾個大國更出現加快復甦的跡象。然而，全球經濟失調的後遺症還是逐漸顯現，美國去年12月的物價指數上升超過7%，達到1982年以來的新高，隨後英國也呈通脹之勢。根據上周公布的數據，歐羅區的物價指數在今年1月跨過5%的關口。

在西方國家經濟虛火上升的同時，東方國家卻憂心經濟停滯不前。不僅長期以來經濟疲弱的日本面臨通縮壓力加劇，連在經濟增長方面領跑多年的中國也減速降溫。這樣東滯西脹的趨勢能否在疫情之後迅速平伏，抑或會演化為虛假繁榮和經濟蕭條並存的局面？探討這個問題，對經濟高度依賴外部環境的香港尤為重要。

東滯西脹非偶然

毋庸置疑，當前疫情重創世界經濟。對主要經濟體來說，最明顯的打擊莫過於國際貿易減少和全球供應鏈中斷，以致需求萎縮、供給不足，經濟自然出現短期停擺。但東滯西脹的局面很大程度源於東西各國截然不同的應對措施。一個明顯的例子就是，針對疫情衝擊，美國快速採取了「大水漫灌」的財政手段和寬鬆的貨幣政策，中國則始終沿用謹慎保守的政策。當然，政策差別並不是孰是孰非的問題，而是中美兩國經濟社會迥然相異的結果。

通過擴大財政開支來拯救需求危機，可謂美國經濟政策的標準作業。其宏觀調控政策源於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經濟大蕭條，全國經濟需求嚴重不足，墮入「流動性陷阱」而不能自拔。不少經濟學家歸咎於白宮政府行動過緩，聯邦儲備局（聯儲局）的貨幣政策又死板僵化。自此之後，但凡經濟出現需求危機訊號，美國政府馬上大規模擴大財政支出，2020年3月疫情乍起，就推出了兩萬億美元的財政救援方案。另一方面，美國在過去10年貧富懸殊問題不斷惡化，低收入階層在大流行造成的經濟風浪中毫無招架之力，即便是信奉自由經濟的保守主義者也對救援法案予以支持。最後，政治因素也不可忽略。美國兩黨之爭愈演愈烈，為了取悅選民，執政黨不惜大灑金錢。2021年，在諸多爭議中，拜登政府還是推出了遠高於需求缺口的救援計劃法案，總值1.9萬億美元。

美國經濟軟着陸言之尚早

如此豪氣的財政政策消解了疫情造成的需求危機，更有助美國經濟實現V形強勢反彈。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克魯明（Paul Krugman）對此非常樂觀，認為在強勁需求的驅動下，將會迎來長波增長；一些經濟學家則不以為然。在最近一次辯論中，鼎鼎有名的經濟學家薩默斯（Larry Summers）批評克魯明，強調美國政府這種過度放水的做法，短期引發通貨膨脹，長期加劇債務隱患，搞不好會出現一如1970年代的滯脹危機。

過去兩三個月，通貨膨脹在西方國家如期而至，金融市場因而出現動盪。部分經濟學者認為，這是大公司利用疫情造成的供應短缺來加強壟斷、操縱物價的結果，一待供應恢復，市場競爭增大，物價自會回落，政府應該出手控制大公司的市場勢力，大可不必在需求上做文章。這種觀點有點陰謀論的味道，也令向來忌憚政府干預的美國經濟界頗感不安。更多的經濟學者希冀聯儲局能果斷出手，在貨幣政策上抑制通脹。

聯儲局主席鮑威爾（Jerome Powell）在上周表示，有意在3月提高關鍵利率，也有信心在不損害經濟復甦的大前提下，調整貨幣政策。商界人士對鮑威爾的言論反應友好，但對整體經濟能否順利「軟着陸」仍心存疑慮。美國資深財經記者Christopher Leonard在其剛出版的The Lords of Easy Money: How the Federal Reserve Broke the American Economy一書中，嘲諷聯儲局官員對實體經濟知之甚少，卻又自視過高，調控經濟缺乏遠見，無甚作為。儘管此書被批評多有言過其實之處，但也反映出財經界乃至公眾對聯儲局不盡信任。

主流經濟學家當中，哈佛大學教授巴羅（Robert Barro）頻發警告，如果聯儲局猶豫不決，企業和市民對通貨膨脹的預期一旦固化，美國經濟要付出高昂代價，方能把通脹控制下來。筆者認為，經濟復甦與否，並非聯儲局的首要目標，因此出台政策不宜首鼠兩端，而應當旗幟鮮明地公開控制通脹的決心，否則等到經濟虛火過旺再來急煞車，可能造成「硬着陸」的危機。

阻礙美國經濟「軟着陸」的另一要素是勞動力市場的剛性。儘管最近幾個月美國失業率持續下降，但這是出現「勞工荒」後，企業不得不大漲工資來吸引僱員的結果。在需求減弱或者國際供應恢復後，恐怕失業率會隨即反彈，屆時政府又要被迫發錢，導致經濟陷入惡性循環。因此，未來幾個月勞動力市場如何演變，對判斷美國經濟大勢至關重要。

中國宏觀調控不宜照抄西方

西方經濟逐漸加熱之際，中國經濟反見降溫跡象。去年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一再強調當下經濟面臨三種壓力：需求收縮、供給衝擊，以及預期轉弱。其中的核心問題是在新冠疫情和國際環境變化下外需不足，加上各種偏緊的防控手段，導致內需疲軟。在這種情況下，產生呼籲中央政府借鑑美國做法的聲音，財政上發錢給老百姓，貨幣政策上放鬆銀根，雙管齊下以增強需求，撬動經濟發展。然而，中國國情跟美國相差甚遠，不可照抄作業。正如總理李克強在去年屢次強調，中國堅持不搞「大水漫灌」。

中國對「大水漫灌」式的宏觀調控並不陌生，過去幾十年曾屢次採用，但往往落得「一鬆則亂，一緊則死」的不良後果。這是因為財政約束太軟，地方政府對信貸干預權力強大，一旦水喉放開就不易關緊，加上央行缺乏足夠的獨立性，難以在貨幣供給上卡住通脹的源頭。當前的經濟狀況也不允許當局採取過度寬鬆的財政和貨幣政策。一是中央財政緊張，而多數地方政府更是債台高築，赤字頻仍。二是以房地產為首的多個行業信貸告急，給金融系統造成巨大衝擊，銀根鬆動雖能一時掩蓋眼下困境，卻加劇經濟泡沫的風險。

筆者認為，中國經濟當以溫和調控為主，逐漸為經濟活動拆牆鬆綁。近兩年來，各種政策法規相繼出台，整治以互聯網為主的多個行業，並懲處多家企業。政府反對壟斷加強規管本來無可厚非，但一旦被民間認定，這是在經濟上啟動罰款模式，投資者難免信心不足。再者，內地一些過左輿論令民營資本和私人企業老闆人心惶惶，憂慮國進民退，自己的身家化為烏有。

現在內地有一種聲音，希望能夠推動新一輪改革開放，進一步加大經濟市場化。依筆者之見，觀乎當下的社會經濟環境，實行大刀闊斧的經濟改革不太現實，但政府努力為經濟發展創造一個溫和穩定的環境，倒是應有之義。

吳延暉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副教授（經濟學、管理及商業策略）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二年二月九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剖析東滯西脹 慎防繁榮假象

自從新冠疫情肆虐全球以來，各國政府紛紛使出各種調控手段，試圖消除疫情對經濟的負面影響。時至今日，所幸沒有哪個國家經濟崩潰；踏入2022年，幾個大國更出現加快復甦的跡象。然而，全球經濟失調的後遺症還是逐漸顯現，美國去年12月的物價指數上升超過7%，達到1982年以來的新高，隨後英國也呈通脹之勢。根據上周公布的數據，歐羅區的物價指數在今年1月跨過5%的關口。

在西方國家經濟虛火上升的同時，東方國家卻憂心經濟停滯不前。不僅長期以來經濟疲弱的日本面臨通縮壓力加劇，連在經濟增長方面領跑多年的中國也減速降溫。這樣東滯西脹的趨勢能否在疫情之後迅速平伏，抑或會演化為虛假繁榮和經濟蕭條並存的局面？探討這個問題，對經濟高度依賴外部環境的香港尤為重要。

東滯西脹非偶然

毋庸置疑，當前疫情重創世界經濟。對主要經濟體來說，最明顯的打擊莫過於國際貿易減少和全球供應鏈中斷，以致需求萎縮、供給不足，經濟自然出現短期停擺。但東滯西脹的局面很大程度源於東西各國截然不同的應對措施。一個明顯的例子就是，針對疫情衝擊，美國快速採取了「大水漫灌」的財政手段和寬鬆的貨幣政策，中國則始終沿用謹慎保守的政策。當然，政策差別並不是孰是孰非的問題，而是中美兩國經濟社會迥然相異的結果。

通過擴大財政開支來拯救需求危機，可謂美國經濟政策的標準作業。其宏觀調控政策源於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經濟大蕭條，全國經濟需求嚴重不足，墮入「流動性陷阱」而不能自拔。不少經濟學家歸咎於白宮政府行動過緩，聯邦儲備局（聯儲局）的貨幣政策又死板僵化。自此之後，但凡經濟出現需求危機訊號，美國政府馬上大規模擴大財政支出，2020年3月疫情乍起，就推出了兩萬億美元的財政救援方案。另一方面，美國在過去10年貧富懸殊問題不斷惡化，低收入階層在大流行造成的經濟風浪中毫無招架之力，即便是信奉自由經濟的保守主義者也對救援法案予以支持。最後，政治因素也不可忽略。美國兩黨之爭愈演愈烈，為了取悅選民，執政黨不惜大灑金錢。2021年，在諸多爭議中，拜登政府還是推出了遠高於需求缺口的救援計劃法案，總值1.9萬億美元。

美國經濟軟着陸言之尚早

如此豪氣的財政政策消解了疫情造成的需求危機，更有助美國經濟實現V形強勢反彈。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克魯明（Paul Krugman）對此非常樂觀，認為在強勁需求的驅動下，將會迎來長波增長；一些經濟學家則不以為然。在最近一次辯論中，鼎鼎有名的經濟學家薩默斯（Larry Summers）批評克魯明，強調美國政府這種過度放水的做法，短期引發通貨膨脹，長期加劇債務隱患，搞不好會出現一如1970年代的滯脹危機。

過去兩三個月，通貨膨脹在西方國家如期而至，金融市場因而出現動盪。部分經濟學者認為，這是大公司利用疫情造成的供應短缺來加強壟斷、操縱物價的結果，一待供應恢復，市場競爭增大，物價自會回落，政府應該出手控制大公司的市場勢力，大可不必在需求上做文章。這種觀點有點陰謀論的味道，也令向來忌憚政府干預的美國經濟界頗感不安。更多的經濟學者希冀聯儲局能果斷出手，在貨幣政策上抑制通脹。

聯儲局主席鮑威爾（Jerome Powell）在上周表示，有意在3月提高關鍵利率，也有信心在不損害經濟復甦的大前提下，調整貨幣政策。商界人士對鮑威爾的言論反應友好，但對整體經濟能否順利「軟着陸」仍心存疑慮。美國資深財經記者Christopher Leonard在其剛出版的The Lords of Easy Money: How the Federal Reserve Broke the American Economy一書中，嘲諷聯儲局官員對實體經濟知之甚少，卻又自視過高，調控經濟缺乏遠見，無甚作為。儘管此書被批評多有言過其實之處，但也反映出財經界乃至公眾對聯儲局不盡信任。

主流經濟學家當中，哈佛大學教授巴羅（Robert Barro）頻發警告，如果聯儲局猶豫不決，企業和市民對通貨膨脹的預期一旦固化，美國經濟要付出高昂代價，方能把通脹控制下來。筆者認為，經濟復甦與否，並非聯儲局的首要目標，因此出台政策不宜首鼠兩端，而應當旗幟鮮明地公開控制通脹的決心，否則等到經濟虛火過旺再來急煞車，可能造成「硬着陸」的危機。

阻礙美國經濟「軟着陸」的另一要素是勞動力市場的剛性。儘管最近幾個月美國失業率持續下降，但這是出現「勞工荒」後，企業不得不大漲工資來吸引僱員的結果。在需求減弱或者國際供應恢復後，恐怕失業率會隨即反彈，屆時政府又要被迫發錢，導致經濟陷入惡性循環。因此，未來幾個月勞動力市場如何演變，對判斷美國經濟大勢至關重要。

中國宏觀調控不宜照抄西方

西方經濟逐漸加熱之際，中國經濟反見降溫跡象。去年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一再強調當下經濟面臨三種壓力：需求收縮、供給衝擊，以及預期轉弱。其中的核心問題是在新冠疫情和國際環境變化下外需不足，加上各種偏緊的防控手段，導致內需疲軟。在這種情況下，產生呼籲中央政府借鑑美國做法的聲音，財政上發錢給老百姓，貨幣政策上放鬆銀根，雙管齊下以增強需求，撬動經濟發展。然而，中國國情跟美國相差甚遠，不可照抄作業。正如總理李克強在去年屢次強調，中國堅持不搞「大水漫灌」。

中國對「大水漫灌」式的宏觀調控並不陌生，過去幾十年曾屢次採用，但往往落得「一鬆則亂，一緊則死」的不良後果。這是因為財政約束太軟，地方政府對信貸干預權力強大，一旦水喉放開就不易關緊，加上央行缺乏足夠的獨立性，難以在貨幣供給上卡住通脹的源頭。當前的經濟狀況也不允許當局採取過度寬鬆的財政和貨幣政策。一是中央財政緊張，而多數地方政府更是債台高築，赤字頻仍。二是以房地產為首的多個行業信貸告急，給金融系統造成巨大衝擊，銀根鬆動雖能一時掩蓋眼下困境，卻加劇經濟泡沫的風險。

筆者認為，中國經濟當以溫和調控為主，逐漸為經濟活動拆牆鬆綁。近兩年來，各種政策法規相繼出台，整治以互聯網為主的多個行業，並懲處多家企業。政府反對壟斷加強規管本來無可厚非，但一旦被民間認定，這是在經濟上啟動罰款模式，投資者難免信心不足。再者，內地一些過左輿論令民營資本和私人企業老闆人心惶惶，憂慮國進民退，自己的身家化為烏有。

現在內地有一種聲音，希望能夠推動新一輪改革開放，進一步加大經濟市場化。依筆者之見，觀乎當下的社會經濟環境，實行大刀闊斧的經濟改革不太現實，但政府努力為經濟發展創造一個溫和穩定的環境，倒是應有之義。

吳延暉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副教授（經濟學、管理及商業策略）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二年二月九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疫況愈下 「清零」何價?

香港在連續數月「清零」後，在社區出現Omicron變種病毒個案，爆發第五波疫情，特區政府因而重新推出表列處所須關閉等社交距離防疫措施，並取消多項大型活動。

為達成零傳播的目的，整體社會難免要付出高昂代價，因為不少關乎民生的經濟活動都會陷於停頓。政府收緊防疫措施影響農曆新年期間消費，摩根士丹利預測本港2022年首季GDP增長只有1.2%。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代表團不久前在香港完成正式訪問後，發表初步評估 【註】，指出有賴政策措施，特區經濟復甦強勁，但礙於「清零」政策，不同界別的復甦步伐各異，旅遊業和接觸密集型行業持續受壓；並預測2021和2022年香港實質本地生產總值（GDP）分別增長6.4%和3%。

有關流行病的經濟研究往往聚焦疫苗接種的成本效益，廣泛分析疫情對經濟影響的研究卻不多。2006年，世界銀行一項對「1918年大流感」的研究，基於大流感造成5000萬人死亡，影響世界人口約五分之一，作出相對保守的流行病學模擬假設：死亡率為2.5%，航空、旅遊業等萎縮20%；預測與目前醫學界對新冠肺炎的估計大致相符。

假設新冠肺炎病毒的傳播範圍與1918年大流感相若，全球經濟產出可能萎縮達3%。相比之下，美國次按危機爆發之後，2009年全球GDP下降0.1%，先進經濟體產出萎縮3.4%，發展中國家卻增長2.9%。

航空運輸轉機

特區政府今次收緊入境限制、取消對機組人員的檢疫豁免，而高風險地區名單幾乎涵蓋所有國家。從【表1】可見，2021年首10個月的到港客運量已較疫情前下跌超過九成。若一直堅持零傳播的高標準，持續封關恐怕會令香港成為孤島，動搖區內航空樞紐地位。

【表 1】 訪港旅客及通脹

資料來源︰香港特區政府統計處

除了中國依然貫徹根除新冠肺炎病毒策略之外，其他所有曾經推行「清零」政策的國家（如澳洲、紐西蘭、新加坡）已經改為「與病毒共存」，重新對外開放。近日環球疫情反彈，歐美情況尤其嚴峻，本港自然必須嚴陣以待，關鍵在於如何能夠精準地權衡利害。

2021年11月，赤鱲角機場的貨物處理量約為43萬公噸，國泰航空的載貨量超過13.5萬公噸，相當於空運出入口總量約近三分之一。國泰因嚴格的防疫措施令運載力下跌，其他外國航空公司其實可以考慮承接部分貨運，以作補充。特區政府收緊空運貨物安檢要求，部分來港貨品減少，將導致價格上升及通脹，物流成本或會增加三至四成。

雖然本港生活必需品及食品大多來自內地，供應相對穩定，但大流行對全球供應鏈的影響較預期嚴重；要是全球供應鏈紊亂加劇，香港和內地亦難以獨善其身。疫情、通脹兩面夾擊，令綜合消費物價指數在2021年首10個月內上升1.5%【表1】；今後一兩個月，Omicron肆虐之勢大概仍處高峰，政府必須留意監察物資供應以及物價變動情況。

香港在創新科技一環適應力強，可研究防疫硬件的創新，例如在機場設立讓本港和外國商務人士洽談的隔離式會議中心；在貨運上與鄰近經濟體合作，讓本港形成容許貨物流通而不需航空人員入境檢疫的閉環系統。

此外，《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於今年1月1日生效，關稅將會逐步取消，區內供應鏈可望壯大，有助改善各成員之間的貿易，進一步鞏固香港作為國際貿易中心的優勢。

考量貿易得失

本港是外向型經濟，倚重國際貿易；2020年，香港是全球第六大商品貿易經濟體。貿易是香港經濟不可或缺的部分，貿易總額相當於香港GDP三倍半以上【表2】，香港亦擔當全球的「總代理」，離岸貿易（並非經香港付運但由香港公司處理的貿易）佔整體貨物貿易總值57%。

【表 2 】香港對外貿易

資料來源︰香港特區政府統計處《香港貿易統計》

香港與15個RCEP成員經濟體有頻繁的貿易來往，相關貿易總額逾7700億美元，佔本港貿易總額73%，也為內地處理大部分對外貿易，足見特區一直擔當連繫內地、接通世界的重要橋樑。2021年首11個月，香港出入口以及轉口貿易均錄得顯著增幅【表2】。

另一方面，香港貿易發展局（貿發局）出口指數於2021年第四季從39點跌至37.2點，反映疫情揮之不去，人流因封關未能回復正常，將繼續削弱香港出口商的信心。2021年11月進行的貿發局出口指數調查顯示，新冠疫情反覆仍是眾多香港出口商的一大擔憂，其中87%受訪者表示業務受到負面影響，比上一季大增20.4個百分點。

由於物流瓶頸，供應鏈不時中斷，受訪者中有62.4%估計物流成本在2022年首季繼續上升，而39.8%更預測成本將提高10%至30%。

話說回來，長期限制人口流動的措施卻也促進了電子商務、電子支付系統，以及娛樂、通訊服務等發展。新冠肺炎在全球的一項重大影響，顯然是加速了數碼化的發展，電子金融成了主要增長領域。

平衡防疫方案

全球醫學界普遍認為新冠病毒不會在短期內消失，事實上，世界各地大致上已實施群體免疫政策，學習與病毒共存。當香港再次對外開放時，任何變種病毒都有機會傳入社區，從而產生「解禁回潮」（Exit Wave），意指因放寬疫情限制措施而導致病例激增。

毋庸置疑，內地疫情防控較絕大多數國家理想，能夠實施嚴厲防疫政策有賴國內大循環，無論是農產品的生產或零售商業活動，內地可透過內需市場的循環來彌補疫情所造成的國際貿易停滯。

反觀香港的經濟定位有所不同，一直以來擔當連繫內地、接通世界的關鍵角色，無論是粵港澳大灣區規劃所提及的航運中心、國際仲裁中心或國際金融中心，亟須保持與中國內地和國際社會的連繫。兩年來「清零」的臨時防疫政策奏效，因可爭取更多時間讓市民接種疫苗，減低傳播風險；但長遠而言，若疫情未能受控，不但各行各業備受重創，香港作為超級聯繫人的作用亦會受到削弱。

本港第五波疫情來勢洶洶，面對不斷出現變種病毒的潛在風險，特區政府務須制定一套較靈活與可持續的防疫政策，核心繫於採取平衡策略，在確保整體社會安全的前提下，既避免用力過猛，同時適度維持經濟活動。上文提及透過RCEP強化供應鏈，以至商貿數碼化，都屬疫情新常態下的理想發展，相信可成為提振本港經濟的積極動力。

【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022年第四條磋商代表團總結》，2021年12月15日

參考文獻：

A. Burns, D. Van der Mensbrugghe, and H. Timmer, “Evaluating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Avian Influenza”, Working Paper 47417, World Bank, 2006.

謝國生 港大經管學院金融學首席講師、新界鄉議局當然執行委員
何敏淙 港大經管學院經濟金融學助教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二年一月二十六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