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持續投資與回報現實

可持續投資方興未艾，2023年資產總值已增至3萬億美元；可持續基金的表現勝過2022年，惟在不同資產類別卻表現不一。據美國金融服務公司晨星（Morningstar）去年12月發表的報告，若與傳統基金相比，可持續基金略見遜色。

近年來，投資者逐漸注重綠色環保產業，認為環境、社會及管治（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簡稱ESG）有助於企業不斷創新，足以建立可持續的未來，並為投資者提供機會。許多投資基金及機構投資者因此將之納入投資決策。那麼，投資者的取向及可持續基金的績效，對促進可持續實踐有何實質作用？

投資策略元素如何篩選

機構投資者和資產管理公司可通過ESG整合，將此三大範疇納入其投資分析和決策過程，針對ESG風險和機會，以及傳統財務指標，以評估投資的長期可持續性和業績。訂定投資決策之前，亦可透過ESG數據和指數，例如碳排放、MSCI ESG評級，從而評估企業的ESG表現。

評估企業ESG報告的質量和透明度，有助投資者作出明智的決定。繼2013年公布《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指引》後，港交所規定，所有上市公司自2016年起必須發表ESG年報；其後又在指引中加入新規定，聚焦上市公司董事會監督ESG事宜，以及重大氣候變化風險的應對措施。這些監管框架為企業披露氣候相關風險和機會提供了指導方針。

若機構投資者將ESG主題納入其投資策略，可專注於特定的可持續發展主題，例如可再生能源或節約用水，使投資決策與特定社會目標保持一致，既可支援綠色產業，同時尋求財務回報。

另一方面，投資者亦可按負面條件為依據，剔除不符合特定ESG標準的企業，例如避免投資煙草、武器或化石燃料等行業。負面篩選使投資者能將其投資組合與價值觀掛鈎，並排除與其ESG目標不一致的投資項目。另外，影響力投資（impact investing）不僅追求投資回報，還積極尋求投放於可產生社會和環境效益的項目或企業，如支持扶貧紓困。這些投資項目旨在產生可衡量的社會和環境影響以及財務收益；通過納入ESG考慮因素，投資者在追求財務回報的同時，也能為社會和環境出一分力。

剖析投資實質表現

美國有經濟學者曾研究可持續性評估與投資表現的關係，通過分析美國2萬個、總值8萬億美元的互惠基金（Mutual Funds）市場，結果顯示，市場投資者普遍重視投資的可持續性，被歸類為可持續性低的互惠基金，淨流出資金超過120億美元；而可持續性高的互惠基金，其淨流入則逾240億美元。至於可持續性高基金的投資回報是否必定優於可持續性低基金，則未有充分證據可資證明。

儘管強調社會責任的股票和基金近年激增，卻可能良莠不齊。有西方學者進行研究，把2010至2018年期間由同一金融機構管理的美國ESG基金與非ESG基金加以對比，發現ESG基金投資組合中的不少公司，在遵守勞工和環境法例的紀錄都較差。

縱使ESG基金內投資組合公司的平均ESG得分較高，但與持有公司的合規紀錄或實際碳排放量無關。例如，有關公司雖自願披露碳排放表現，但也持有碳排放量較高的股票。研究結果顯示，ESG基金似並未兌現對持份者的ESG諾，而且收費高昂，但投資回報表現卻不及其他基金。

儘管可持續性發展甚具潛力，傳統行業相應轉型卻挑戰重重，包括前期資本成本不菲、監管存在不確定性和依賴政府補貼、競爭激烈和資本密集、供應鏈中斷、研發及基礎設施升級的支出高昂。這些因素都會影響企業盈利能力，並阻礙短期投資回報；受影響的行業包括可再生能源、電動汽車和農業。

投資真相不容忽視

在急功近利的情況下，ESG投資不免出現「漂綠」（greenwashing）問題，即企業或投資產品誇大或歪曲其ESG元素，或會給投資者帶來疑惑。此外，由於缺乏客觀報告ESG績效的標準化框架和指標，投資者不易區分真假。

至於評級一環，既未能全面反映ESG問題的複雜性，也無法充分考慮特定行業的背景，投資者應盡量對所涉因素深入理解。鑑於ESG投資往往集中在已經建立完善ESG系統的大型企業，小型公司和新興市場所能獲得的ESG投資機會相對有限，投資者不妨漁翁撒網，擴大投資範圍。

平衡財務回報與ESG目標，對投資者來說也是挑戰。ESG實踐因前期成本高昂，或會影響企業的短期財務業績。然而，有研究顯示，整合ESG因素有助於創造企業長期價值和降低風險。ESG標準應與財務重要性更緊密地保持一致，以確保投資決策由最有可能影響企業風險狀況和財務回報的因素驅動。

在布局全球投資組合的同時，應考慮不同地區在社會、文化和監管環境方面的差異，以提高ESG投資策略的有效性。不可不察的是，單憑ESG標準，難以認清企業營運的複雜性和風險。投資者宜在參考ESG評級之餘，輔以傳統的財務評估，透過對財務業績、監管合規、策略彈性，以及ESG元素的整全分析，從而有效管理風險。

投資策略須面面俱到

為了應對上述挑戰，投資者應進行徹底研究，以評估公司所發表ESG聲明的可信度和真確性。仔細研究ESG評級的方法，並從獨立ESG研究機構獲取專業觀點。將ESG元素整合到傳統的財務分析中，便於全面了解企業的業績和風險。同時考慮財務回報和長期可持續性，力求在ESG目標和財務目標之間取得平衡。

投資者應該積極與企業合作，鼓勵改進ESG實踐。股東有權通過代理投票、與管理層的對話，以及與其他投資者的合作來影響企業行為。與企業合作有助於推動變革和提升ESG投資的有效性，並促進ESG報告的標準化和透明度；制定一致的指標和方法，則有利於全方位對比不同企業。

ESG已成為將可持續性和道德考慮融入投資的工具，但也不能抹殺ESG相關項目的挑戰和局限性。投資者必須克服缺乏標準化的問題，平衡財務回報與ESG目標，擴大分析範圍，考慮文化背景，加上傳統的財務評估來補充ESG元素。通過穩健的調查、綜合分析、持續參與，投資者亦足可駕馭ESG投資面臨的種種挑戰，並在追求財務回報的同時，致力為環境、社會及管治成果作出貢獻。

參考資料

1. S. Hartzmark and A. Sussman, “Do Investors Value Sustainability? A Natural Experiment Examining Ranking and Fund Flows,” The Journal of Finance, Vol. 74, No. 6 （December 2019）, pp. 2789-2837.
2. A. Raghunandan and S. Rajgopal, “Do ESG Funds Make Stakeholder-Friendly Investments?” Review of Accounting Studies, Vol 27, （June 2022）, pp. 822-863.

謝國生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金融學首席講師

何敏淙先生
香港大學附屬學院講師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四年二月二十一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可持續投資與回報現實

可持續投資方興未艾，2023年資產總值已增至3萬億美元；可持續基金的表現勝過2022年，惟在不同資產類別卻表現不一。據美國金融服務公司晨星（Morningstar）去年12月發表的報告，若與傳統基金相比，可持續基金略見遜色。

近年來，投資者逐漸注重綠色環保產業，認為環境、社會及管治（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簡稱ESG）有助於企業不斷創新，足以建立可持續的未來，並為投資者提供機會。許多投資基金及機構投資者因此將之納入投資決策。那麼，投資者的取向及可持續基金的績效，對促進可持續實踐有何實質作用？

投資策略元素如何篩選

機構投資者和資產管理公司可通過ESG整合，將此三大範疇納入其投資分析和決策過程，針對ESG風險和機會，以及傳統財務指標，以評估投資的長期可持續性和業績。訂定投資決策之前，亦可透過ESG數據和指數，例如碳排放、MSCI ESG評級，從而評估企業的ESG表現。

評估企業ESG報告的質量和透明度，有助投資者作出明智的決定。繼2013年公布《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指引》後，港交所規定，所有上市公司自2016年起必須發表ESG年報；其後又在指引中加入新規定，聚焦上市公司董事會監督ESG事宜，以及重大氣候變化風險的應對措施。這些監管框架為企業披露氣候相關風險和機會提供了指導方針。

若機構投資者將ESG主題納入其投資策略，可專注於特定的可持續發展主題，例如可再生能源或節約用水，使投資決策與特定社會目標保持一致，既可支援綠色產業，同時尋求財務回報。

另一方面，投資者亦可按負面條件為依據，剔除不符合特定ESG標準的企業，例如避免投資煙草、武器或化石燃料等行業。負面篩選使投資者能將其投資組合與價值觀掛鈎，並排除與其ESG目標不一致的投資項目。另外，影響力投資（impact investing）不僅追求投資回報，還積極尋求投放於可產生社會和環境效益的項目或企業，如支持扶貧紓困。這些投資項目旨在產生可衡量的社會和環境影響以及財務收益；通過納入ESG考慮因素，投資者在追求財務回報的同時，也能為社會和環境出一分力。

剖析投資實質表現

美國有經濟學者曾研究可持續性評估與投資表現的關係，通過分析美國2萬個、總值8萬億美元的互惠基金（Mutual Funds）市場，結果顯示，市場投資者普遍重視投資的可持續性，被歸類為可持續性低的互惠基金，淨流出資金超過120億美元；而可持續性高的互惠基金，其淨流入則逾240億美元。至於可持續性高基金的投資回報是否必定優於可持續性低基金，則未有充分證據可資證明。

儘管強調社會責任的股票和基金近年激增，卻可能良莠不齊。有西方學者進行研究，把2010至2018年期間由同一金融機構管理的美國ESG基金與非ESG基金加以對比，發現ESG基金投資組合中的不少公司，在遵守勞工和環境法例的紀錄都較差。

縱使ESG基金內投資組合公司的平均ESG得分較高，但與持有公司的合規紀錄或實際碳排放量無關。例如，有關公司雖自願披露碳排放表現，但也持有碳排放量較高的股票。研究結果顯示，ESG基金似並未兌現對持份者的ESG諾，而且收費高昂，但投資回報表現卻不及其他基金。

儘管可持續性發展甚具潛力，傳統行業相應轉型卻挑戰重重，包括前期資本成本不菲、監管存在不確定性和依賴政府補貼、競爭激烈和資本密集、供應鏈中斷、研發及基礎設施升級的支出高昂。這些因素都會影響企業盈利能力，並阻礙短期投資回報；受影響的行業包括可再生能源、電動汽車和農業。

投資真相不容忽視

在急功近利的情況下，ESG投資不免出現「漂綠」（greenwashing）問題，即企業或投資產品誇大或歪曲其ESG元素，或會給投資者帶來疑惑。此外，由於缺乏客觀報告ESG績效的標準化框架和指標，投資者不易區分真假。

至於評級一環，既未能全面反映ESG問題的複雜性，也無法充分考慮特定行業的背景，投資者應盡量對所涉因素深入理解。鑑於ESG投資往往集中在已經建立完善ESG系統的大型企業，小型公司和新興市場所能獲得的ESG投資機會相對有限，投資者不妨漁翁撒網，擴大投資範圍。

平衡財務回報與ESG目標，對投資者來說也是挑戰。ESG實踐因前期成本高昂，或會影響企業的短期財務業績。然而，有研究顯示，整合ESG因素有助於創造企業長期價值和降低風險。ESG標準應與財務重要性更緊密地保持一致，以確保投資決策由最有可能影響企業風險狀況和財務回報的因素驅動。

在布局全球投資組合的同時，應考慮不同地區在社會、文化和監管環境方面的差異，以提高ESG投資策略的有效性。不可不察的是，單憑ESG標準，難以認清企業營運的複雜性和風險。投資者宜在參考ESG評級之餘，輔以傳統的財務評估，透過對財務業績、監管合規、策略彈性，以及ESG元素的整全分析，從而有效管理風險。

投資策略須面面俱到

為了應對上述挑戰，投資者應進行徹底研究，以評估公司所發表ESG聲明的可信度和真確性。仔細研究ESG評級的方法，並從獨立ESG研究機構獲取專業觀點。將ESG元素整合到傳統的財務分析中，便於全面了解企業的業績和風險。同時考慮財務回報和長期可持續性，力求在ESG目標和財務目標之間取得平衡。

投資者應該積極與企業合作，鼓勵改進ESG實踐。股東有權通過代理投票、與管理層的對話，以及與其他投資者的合作來影響企業行為。與企業合作有助於推動變革和提升ESG投資的有效性，並促進ESG報告的標準化和透明度；制定一致的指標和方法，則有利於全方位對比不同企業。

ESG已成為將可持續性和道德考慮融入投資的工具，但也不能抹殺ESG相關項目的挑戰和局限性。投資者必須克服缺乏標準化的問題，平衡財務回報與ESG目標，擴大分析範圍，考慮文化背景，加上傳統的財務評估來補充ESG元素。通過穩健的調查、綜合分析、持續參與，投資者亦足可駕馭ESG投資面臨的種種挑戰，並在追求財務回報的同時，致力為環境、社會及管治成果作出貢獻。

參考資料

1. S. Hartzmark and A. Sussman, “Do Investors Value Sustainability? A Natural Experiment Examining Ranking and Fund Flows,” The Journal of Finance, Vol. 74, No. 6 （December 2019）, pp. 2789-2837.
2. A. Raghunandan and S. Rajgopal, “Do ESG Funds Make Stakeholder-Friendly Investments?” Review of Accounting Studies, Vol 27, （June 2022）, pp. 822-863.

謝國生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金融學首席講師

何敏淙先生
香港大學附屬學院講師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四年二月二十一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總部經濟重塑香港超聯絡人角色

在過去三年外需不足及地緣政治風險增加的影響下，許多跨國公司選擇將總部遷出香港。 根據特區政府數據，近年本港企業總部數量及相關就業人數均明顯減少【圖1】，最多的專業服務界別在10年之間有53間公司總部撤離香港【圖2】。 許多總部離開香港後選擇遷往新加坡，其中包括聯邦快遞（FedEx）等知名跨國企業。

圖1  2012–2022年香港地區總部數量及就業人數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

圖2  2012和2022年香港按主要業務劃分的地區總部數量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

即便如此，香港仍是亞洲進出口貿易、批發零售、金融及銀行業總部集聚的中心。

相較於2012年，中國內地、加拿大、瑞士、新加坡和英國等企業在港設立的總部數量均呈現向上趨勢，其中內地公司由2012年的106家增至2022年的251家。 繼早前國際生物製藥公司阿斯特捷利康（AstraZeneca）決定在港設立研發中心後，中國新能源車電池企業寧德時代亦決定在香港科技園設立國際總部，進一步強化各界對香港未來的信心。

作為發展產業鏈和價值鏈高端環節的新經濟模式，總部經濟（Headquarters Economy）有利於帶動區域分工協作，使企業價值鏈與區域資源實現最優空間耦合。 基於環球地緣政治新格局，香港亟須重振總部經濟，以增強抗風險能力和國際競爭力。

總部經濟的集聚優勢

總部經濟的發展，足以發揮「集中」與「首位」的特色。 總部集聚所產生的正面界外效應，如投入共享、知識外溢等，有利於實現規模收益遞增，訊息交換的模式也愈趨專業化，並可進一步降低交易成本，提升經濟效率。 以下從兩個角度分析：

一、規模經濟

總部經濟集中了企業價值鏈中知識含量最高的環節，香港可藉此發揮其專業化服務和便利性；降低成本之餘，亦可結合豐富的創新要素，進一步吸引外來人才、資本和訊息，提升 自身以及粵港澳大灣區的產業群聚效應與經濟總量。

二、分工合作

企業總部的集聚便利各企業在知識、技術和管理的合作，促進勞動力和知識的專業化分工，加強企業的核心競爭力。 香港市場發展成熟，供應鏈管理完善，加上資本充足和流動性強，驅動總部經濟可為其他企業提供一站式專業服務，營造研發創新的環境；產業升級和多元化發展更可令整體經濟 提質擴容。

可資借鑒的中外先例

毋庸置疑，香港現正處於功能轉型的關鍵時期。 下文透過深入比較西雅圖和上海的成功案例，為特區政府發展總部經濟、形成差異化競爭優勢提供政策建議。

汽車產業的龍頭供應商博世（Bosch）在上海成立其亞太總部，並於2022年底在浦東設立研發中心。 此一產業既需創新功能、金融功能和貿易功能，還需靠樞紐城市加以融會貫通。 上海集國際經濟、金融、貿易、航運、科技創新五大強項於一身，具備博世落戶最適合的條件。

除各類產業政策，為有潛力的公司總部提供資助、獎勵和稅收優惠之外，上海憑藉其獨特的跨境資金集中運營和結算模式，為外商的投融資提供政策支持。 此外，諾和諾德、百事食品、特斯拉均在上海經營業務。

放眼美國，亞馬遜的成功與其總部選址西雅圖關係密切。 除了航空和海運基建，該市也是國際貿易和物流樞紐，對快速發展的零售業不可或缺。 微軟、波音、Google等大型企業進駐其中，亦帶動西雅圖的經濟發展，加上新來的高科技企業和新創企業，形成了一個繁榮的科技生態系統。

隨著其位於維吉尼亞州水晶城（Crystal City）的第二總部在本年啟用，亞馬遜既能擴大市場佔有率，也透過業務多元化降低了營運風險。 水晶城接近華盛頓特區，技術人才充裕，方便亞馬遜與政府機構交流。 預計該公司可為當地創造逾2.5萬個高薪職位，不僅可帶動稅收和消費的成長，也會吸引更多科技公司、企業家流入，對當地經濟自然有所裨益。

上海、西雅圖和香港有許多共同點。 首先，三地都是國際都會，對人才有強烈的吸引力。 良好的教育制度和優質的教育資源，為當地的製造、科技和金融貿易產業培養了源源不絕的高質人才。

其次，三地亦是重要的金融貿易中心，開放的政策和優越的營商環境深獲各國企業和投資者青睞。 然而，在吸引總部進駐的政策一環，香港仍不如上海和西雅圖，皆因低稅率和零關稅政策正在全球貿易愈加開放的情況下漸進優勢。 香港的科技業和製造業基礎薄弱，對相關企業未夠吸引力；加上經濟去全球化和供應鏈多元化的背景，特區長期作為中間樞紐，難以幫助企業總部分散風險。

自2012至2022年，香港總部經濟格局呈現明顯變化：美國公司總部逐漸外移，內地公司總部則迅速增加【圖3】。 同期，香港資訊科技服務業和製造業總部數量漲幅分別為1%和2%，成長率相對緩慢【圖4】。

圖3

圖4

值得注意的是，金融業雖然佔本地生產總值近四分之一，但就業貢獻率不足一成；特區政府於2009年明確提出推動6項優勢產業發展，但至2020年僅貢獻了全港 14%的就業。 有鑑於此，香港應積極發展總部經濟優勢，吸引跨國企業總部前來，為產業多元化開路；為此更應深化融入「一帶一路」倡議及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中，透過區域協作提升本港 的經濟實力和區域影響力。

借力優厚條件的重點措施

香港特區享有史無前例的「一國兩制」安排，國家「十四五」規劃明確了香港「八大中心」的定位。 筆者建議，一方面利用本港固有的國際金融、運輸、貿易及航空樞紐實力，吸引相關總部進駐，向特定的產業提供稅收優惠和財政補貼（如重點產業的獎勵計劃），同時藉助大灣區優勢 促進國內外市場互聯互通，為海外公司進駐香港以至大中華區市場提供較好的跨境投融資服務。 再者，不妨制定一些足以留住公司總部的持續性激勵措施，包括技術創新政策、人才引進政策和實體業務增資政策。

另一方面，主動調整香港總部經濟結構。 透過北部都會區建設，積極推動香港國際創新科技中心、亞太區國際法律及解決爭議服務中心、區域知識產權貿易中心以及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的落地，以本地優勢為各行業的企業總部提供配套服務 ，吸引科創型企業、高端製造業等企業總部來港。 利用好香港的人才和訊息流優勢，從科技研發、服務經濟和對外開放三個向度，吸引和接合全球創新資源。

最後，有關當局更可考慮以下各項措施，從速推動總部經濟。 一、為需要的資本項目提供便利的投資安排；二、為北部都會區的策略科技產業（strategic technology industries）引進優先政策，招攬科技型和高附加價值製造業總部在港集聚；三、加強信貸 稅收支持力度，依經濟貢獻、就業貢獻等給予相應獎勵；四、致力吸引重點領域人才，提供相關出入境便利政策以及住房、家庭照顧、教育的配套設施。

鄧希煒教授

香港大學經管學院副院長（對外事務）、亞洲環球研究所總監、馮國經馮國綸基金經濟學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二十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今天徵費 何時減廢

根據環境保護署公布的2022年香港固體廢物監察報告，本港每天人均垃圾產量為1.51公斤，不僅高於台灣台北的0.37公斤【註1】和日本東京的0.89公斤【註2】，也沒有達到特區政府2013年提出的10年減廢目標（0.8公斤以下）。作為應對措施之一，政府計劃今年8月1日全面實行城市固體垃圾按量徵費。

難求一步到位

對垃圾徵費最簡單的理解是，只要污染者的經濟成本增加，產生的廢物自然會減少；但事實真的如此簡單麼？

對垃圾以量徵費的國家地區雖然不多（例如台灣、日本、南韓和德國），但從這些先行者的經驗卻可看出，垃圾徵費政策從實施到取得成效都經歷漫長時間，無一例外。

早在1950至1980年，日本就已立法規管廢物處置，真正見效卻足足歷經了10年。從1988年至2000年分類普及期邁向2000年至2006年的3R原則（即減少、再用、回收）推進期，直到2006年才全國推行垃圾徵費。在立法初期，日本每天的人均垃圾產量非降反升，由1985年的0.95公斤迅速增至1988年的1.06公斤，增幅為11.6%；主因是戰後該國經濟騰飛，執法效果亦欠佳。

及至2006年全面推行垃圾徵費後，日本每天的人均垃圾產量才顯著減少，從2005年的1.13公斤跌至2017年的0.92公斤，降幅為18.6%，每名市民每年所負擔成本也從1998年的125.9元下調至2012年的27.6元。

廢物回收竅門

為什麼僅僅依靠垃圾徵費不能保證達到減廢的環保目標呢？讓我們一起弄清楚其中的來龍去脈吧。

首先，打開一包家庭垃圾，裏面五花八門，不加分類就丟棄，勢必增加回收再用、循環再造的難度。但是，我們是否知曉怎麼正確分類呢？垃圾分為資源型（可被循環再造，如紙張、塑膠瓶和玻璃容器）、廚餘（有機廢物，如水果皮、菜葉、過期食品和咖啡渣），以及其他一般垃圾（通常不能被回收）。

這個分類看似簡單，卻有諸多細節需要認真分辨。比如普遍認為紙張可以循環再造，但很多紙製品由於用了不同紙張纖維，或者加入了其他材料（如塑膠），導致很多看似是紙的物品不能回收。比如裝雞蛋的紙盒，由於混合了較短的紙纖維，就不能被化為紙漿重新利用。至於常用的紙杯，因為加入了防水防漏的塑膠，同樣無法循環再用。

羅馬不是一日建成。這些垃圾分類的細節不可能一天就學會，要養成習慣更需長期教育推廣，配合賞罰措施。

第二，垃圾妥善分類後應該送到哪裏？名為「綠在區區」的全港社區回收網絡涵蓋逾170個公共收集點【註3】，接收市民提交的回收物，平均約4萬人共用一個回收點。

香港30%的固體垃圾是廚餘，但有廚餘回收設施的公共屋邨只有91個【註4】，平均約8萬人共用一個屋邨內的收集設施。

收集點有限，好不容易做好分類的市民，就要拎着垃圾走到不近家居的回收點。對於生活節奏極快的香港人來說，非常不便利，勢必打擊市民分類回收垃圾的積極性。

放眼海外，標兵台北市如何回收垃圾？當地採用分天、分類回收方式，比如每逢周一、周五回收平面類資源物（如乾淨的舊衣物和廢紙），垃圾車會在指定時間開到各個社區收集。

民眾也可以通過手機程式追蹤垃圾車的時刻表，以免錯過。垃圾車的回收措施，令台灣的家居垃圾回收率在2018年就達到了52% 【註5】，遠遠高於2022年香港固體廢物監察報告中所述的32%。

成本決定效益

第三，經過分類的垃圾運到回收站，會被怎麼利用呢？垃圾分類回收的目的是充分利用資源，但要再生資源被大眾接受，僅僅靠環保教育並不足夠，更重要的是讓再生材料產生高於原材料的經濟價值。

如果再生材料的成本高於原材料，再生資源的企業就無法長期生存。

隨着科技的發展，一些材料的再生成本已經大大低於原材料。比如清華大學和澳洲麥覺理大學（Macquarie University）的研究顯示，從廢棄的手機、冰箱等電子用品中提取一公斤黃金的成本是2000美元，等於從礦產中提取同樣重量黃金的成本的5% 【註6】。當前人人喊打的塑膠製品正是因為製造成本低，回收成本高而陷入一個污染的惡性循環。若要更多垃圾變廢為寶，必須依靠在回收一環善用科技，而政府政策和資助無疑至關重要。

垃圾徵費是香港邁向環保城市的第一步，然而垃圾變廢為寶不是單一的垃圾徵費就可實現。邁出第一步不易，但更不易的是要堅持前行。減廢環保不僅需要提高市民的環保意識、減少浪費，也有賴政府和社群的支持和投入。只有共同努力，才能讓我們共同的香港更加美好。

【註1】 ：平安環保公用行業深度報告

【註2】：https://www.env.go.jp/en/press/press_01276.html

【註3】：https://www.wastereduction.gov.hk/zh-hk/waste-reduction-programme/greencommunity#overview（檢索於2024年1月28日）

【註4】：https://www.foodwasterecycling.hk/wp-content/uploads/2024/01/Smart-Bin-locations_0131-1.pdf

【註5】：A Load of Rubbish，《經濟學人》，2018年9月29日

【註6】：Modern-day Alchemy，《經濟學人》，2018年9月29日

范亭亭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市場學高級講師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四年二月一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香港劏房問題之出路

近10年來，香港一直面對分間樓宇單位（俗稱「劏房」）激增的困局。窮等人家蝸居在擁擠不堪的非人居住環境，此等影像令人心痛，亦有損香港聲譽。

為此，香港特區政府已提出解決方案，可惜執行需時，並且所費不菲。簡約公屋計劃將為受困住戶建造短期單位，長久之計在於新建公共屋邨，增加資助房屋單位；期間公屋輪候時間則依然漫長。

基於房屋政策及趨勢的通盤經濟分析，筆者在本文提出兩項政策改革建議，將有助於從速縮短公屋輪候時間，並且一舉解決劏房問題。從經濟分析可見，本地劏房危機根源不在房屋供應不足，而始於公營房屋系統中定價不當。

要糾正此一弊病，只須向公屋富戶加租，並且減低居屋和租置屋業主須補地價的金額。撥亂反正之後，將可消除高收入公屋住戶本來寧享廉租而不願提升至高質私人住宅樓宇（下稱「私樓」）的心態；居於劏房的低收入家庭則可入住公屋。有關措施並不會加重政府財赤。

公屋租金須與住戶收入相稱

公屋「富戶政策」制定於1987年，旨在鼓勵公屋富戶騰出單位，以維護公屋資源的合理分配。按此政策規定，超出入息限額的租戶須繳付倍半至雙倍租金。目前，月入2萬元的非長者3人公屋住戶，每月租金約為2000元，相當於月入10%左右。若住戶收入達10萬元，則月租約為4000元，相當於月入4%左右。月入高於12.2萬元的住戶則須遷出單位。

時移世易，政策內容已不再切合低收入家庭的住屋需要；居住條件與公屋相若的私樓單位，現時月租動輒在一萬元以上。隨着私樓租金近20年來持續飆升，公屋富戶也就更不願意放棄現居單位。

正如【表1】顯示，家庭實質收入超逾2021年公屋入息限額兩倍的公屋富戶，由2006年為數18900個躍升至2021年共51580個。同期，家庭實質收入超逾2021年公屋入息限額1至2倍的公屋租戶，更由137080個增至244860個。此15年期間，公屋租戶的平均實質收入升幅達25%。

公屋租金低廉，富戶並無誘因捨棄現居單位而遷往私樓，以致貧苦家庭難望入住公屋，而被迫居於空間狹窄、租金昂貴、安全設施欠奉的劏房。從【表2】可見，家庭實質收入在2021年公屋入息限額以下的私樓租戶，由2006年為數104860個增至2021年共165620個。2011至2023年年底，公屋輪候時間則由2年延長至5.6年。

筆者建議的改革方案，將公屋租金在住戶入息中佔比提高至10%，而低收入住戶的租金則維持不變。以月入10萬元的非長者3人公屋住戶為例，月租將調高至1萬元，接近市值租金，亦即不再受政府大幅資助而低至4000元。

這有助於促使公屋富戶交還單位，流入私人住宅市場，而讓公屋輪候名冊的申請家庭得以上樓。不僅公屋輪候時間會因而縮短，劏房需求亦將隨之減低，低收入私樓租戶所支付的租金同樣會下跌。如此低成本兼具效益的措施，足可立竿見影，為本港社會的弱勢社群紓困解難。

在協助現居租戶適應加租措施方面，當局可考慮發放現金補貼，通過遞減形式為期數年。若住戶改為決定遷出，其所享福利亦不致大為減損。

至於公屋富戶，則不必提供現金賠償。這類住戶對於是否留在現居細小但廉租的公屋單位，抑或遷往環境較佳、租金較高的私人住宅居所，本來並無所謂。加租只會誘使他們放棄公屋單位，卻不會招致損失，所以毋須給予賠償。

鼓勵公屋富戶在房屋階梯拾級而上，難免引致中級私人住宅的租金和樓價向上，反過來又會削弱現居公屋租戶的遷出誘因。可幸的是，通過筆者下列第二部分的建議措施，有關問題就可加以抵消，令私樓樓價維持穩定。

即使將現金補貼計算在內，調整公屋租金亦不會對政府造成重大財政壓力。公屋富戶流失，來自其單位租金的政府收入勢將減少，皆因新租戶收入較低，所付租金亦相應較低。另一方面，留下的租戶所付租金則會增加。此消彼長之下，預期當局的淨收入降幅有限，甚至有所增加。

下調居屋與租置計劃補價

無論如何，以此方式收回公屋單位，必定較新建公屋進度快而成本低。新建公屋不但單位成本高達約100萬元，而且耗時經年。本文倡議的改革可立即上馬之餘，亦可隨政府適度分階段實行；其中涉及的成本有限，更可透過筆者以下建議措施輕易抵消。

「居者有其屋」（居屋）計劃資助中等收入家庭自置居所，購買計劃下的新建房屋單位。「租者置其屋」（租置）計劃則可讓部分公屋租戶以大幅折讓價購買現居單位。兩項計劃都旨在促進住戶在房屋階梯向上流動。

然而，居屋業主必須補地價35%至50%，才可將其單位放租或出售。由於補價金額不菲，總數達351000個居屋單位之中，僅有22%已完成補價。

同樣，租置計劃單位亦須先繳付補價，然後才可租售，補價率更高達82%至86%。根據香港屋網（28Hse.com），一個租置計劃單位市價約為200萬元，亦即業主完成補地價程序，在公開市場售出單位後，僅得大約30萬元。收益如此之低，難怪總數達152000的已售租置單位中，已繳付補價者不足2%。

補價金額偏高令劏房危機加劇。假使租置計劃及居屋計劃業主收入有所增加，高補價率卻有礙其將單位轉售或出租，因而不願換購較高質單位，造成可供低收入家庭租住的小型單位供應不足，而低檔住宅市場供求失衡的困境不斷惡化。筆者在此提出第二部分建議：將資助自置居所計劃規定的補價減半。

此一變革將帶來多方好處。首先，這將便於業主將單位轉讓或出租。即使業主無意出售，物業亦較易用作投資或創業活動的抵押品。

第二，在收入較高住戶願意換購較高質單位的情況下，市面上的低檔住宅供應將隨之增加，樓價就會面臨下行壓力。至於中型住宅如居屋單位，樓價下行壓力將抵消上述第一部分建議中，公屋租金調整所致的樓價上行壓力，樓價穩定性因而得以維持。由於缺乏樓價上行壓力加以抵消，與公屋相若的小型住宅樓價與租金無疑將隨之下跌，此亦有助於特區政府實現為低收入市民提供可負擔房屋的目標。

第三，隨着較高收入住戶換購較高質房屋，有關變革將在高檔物業市場產生樓價上行壓力，可抵消利率飆升而形成的樓價下行壓力。特區政府因而較能在高檔物業市場達致樓價的穩定性。

第四，變革將為政府庫房帶來進賬。政府雖對繳付補價有所規定，但現時從中所得極微。若降低補地價比率，反能令有意補價的業主增多，而惠及政府收入。

至於補價折扣率如何釐定，則可基於政府進賬多多益善為原則。舉例來說，假使將居屋補價率由35%至50%降至20%之後，而補價居屋單位佔整體居屋數量的比例隨之增加20%；根據香港屋網，一般居屋單位售價約為400萬元，按此計算，政府庫房可獲560億元額外進賬，藉此可新建5.6萬個公屋單位，甚至輕易抵消公屋租金調整的財政成本，而公共財政盈餘仍甚為可觀。

最後，在當前市道低迷情況下，通過激活樓宇買賣交易，亦能為地產從業員注入強心針。總括而言，上述變革建議可謂有百利而無一害。

宏觀政策影響

本文倡議當局調整公屋租金與資助置業計劃的補價率，從而鼓勵高收入公營房屋住戶換購較高質私人住宅，將有利於低收入家庭脫離現居劏房的困境。有關變革既能提升低檔樓市的可負擔程度，亦能抵消高檔樓市因利率攀升與宏觀經濟環境不利而面對的樓價下行壓力，況且亦不會加重政府財赤。

港澳辦主任夏寶龍曾指出，2049年前香港要告別劏房；若推行筆者提出的變革措施，就能遠在此期限之前解決相關問題。房屋階梯運作得以改善，無疑有助挽留人才，振興經濟增長，並減輕政治怨氣。

鑑於上述變革險小利大，特區政府宜認真考慮予以落實。當局若能提供相關行政數據，學界研究人員可據之計算其中涉及的效益和成本。

王柏林教授
港大經管學院經濟學、管理及商業策略助理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四年二月十五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我們離核戰有多遠?

最近上映的電影《奧本海默》，講述原子彈之父奧本海默（J. Robert Oppenheimer）在原子彈研發成功之後，如何因為反戰立場和曾經的左傾活動而遭受迫害。 其實，這不僅是他個人的悲劇，更是全體人類共同的悲劇。 核武的發明、擴散和競賽，讓這個世界變得極不安全。 俄羅斯對烏克蘭軍事行動受挫之際，就曾多次暗示迫不得已時會使用核武。

美國的核戰計劃

上世紀冷戰結束，敵對陣營的劃分不如以前那麼清晰，核戰的風險似乎不如美蘇爭霸時那麼顯著。 其實，美蘇兩國當年的戰爭計畫存在重大漏洞，人類命運曾經懸於一線；這個世界並未毀滅，全靠運氣而已。 2017年出版的《末日機器》（The Doomsday Machine）披露了許多細節，而這本書的副標題正是「一個核戰策劃者的自白」。 作者艾爾斯伯格（Daniel Ellsberg）廣為人知的壯舉，是1971年向美國十幾家報紙披露絕密的「五角大樓文件」，揭發美國領導層和軍方明知越戰無法打贏而向公眾和國會隱瞞真相 。 此事成為後來美國從越南撤軍的重要誘因。 為此，基辛格曾經稱他為「地球上最危險的人」，要不惜一切代價阻止他發聲。

在哈佛攻讀博士期間，埃爾斯伯格曾經主動參軍，帶兵海外，幾年後以海軍陸戰隊中尉的軍銜退役；完成博士學位後，於1958年受僱於著名的蘭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 ），獲委派研究美國的核戰計劃，接觸到最高級的絕密文件，上至海軍司令、下至空軍飛行員，他都可以訪談、考察，其後又以蘭德研究員的身份在五角大樓工作，目睹 並協助高層決策，包括1962年那場震驚世界的古巴危機。

艾爾斯伯格揭露越戰的7000頁五角大樓文件，是偷偷影印的；他還複印了另外1.5萬頁關於美國核戰計劃的文件，本來也準備向公眾披露，但由於越戰吹哨而被起訴， 於是把核戰文件交付給哥哥，埋在地下，後來陰差陽錯，被暴風雨沖走，從此不見蹤影。

埃爾斯伯格發現，世界上所有決策、指令都有不確定性，但美國軍方的核戰計劃，恰恰沒有考慮到這一點，在敵對雙方白熱化的對抗中，極有可能擦槍走火， 導致全面核戰和人類毀滅。

名義上發動核武攻擊的大權只由美國總統掌握，電視上經常看到一個武官伴隨總統左右，手裡拎著一個俗稱“核足球”（nuclear football）的黑色公事包，據說裡面含有隻有總統才可以 發出的核攻擊指令，但這是做給大眾看的。 其實核攻擊的權力一路下放，從總統到戰區司令、艦隊、戰略空軍，不知有多少手指可以按下那個按鈕。 道理也非常簡單：如果指令只能由總統下達，對方先發制人，一個氫彈就可把華盛頓夷為平地，消滅美國政府幾乎所有高官，從而癱瘓其反擊能力。 稍有頭腦的人都會預先安排好，萬一自己有何不測，另外哪幾個人可以接過下達命令的權力。 可笑的是，美國一方面層層下放權力以避免被對方「斬首」，另一方面自己核戰計畫的核心就是斬首莫斯科，似乎從沒想過對方也會防此一著。 其實，博弈論指出，在大國對抗時，要特別保護對方的指令系統，確保敵方最高領導人安全，讓其指令得以順利下達。

1958年，埃爾斯伯格訪問南韓群山（Kunsan）美軍空軍基地，當地駐紮了12架F100遠程轟炸機，每架戰機攜帶氫彈。 指揮官明言，一旦通訊中斷（這種意外時有發生），又有核彈在基地爆炸（飛機在緊急時刻起飛，發生此類事故的機率頗高，因此在演習時從不帶著彈頭起飛）， 為保護下屬，他會自行決定下令核攻擊，正所謂「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古巴危機

1962年古巴危機發生，艾斯伯格被召喚至五角大廈參與幕僚的討論與推演。 事過三、四十年，決策雙方才意識到，當時美、蘇之間離核戰只有一步之遙，之所以沒有打起來，實在有很大運氣的成份。 原本赫魯雪夫明令卡斯楚和駐古巴的蘇聯指揮官，如無最高當局的命令，絕對不得發動攻擊。 但是卡斯楚還是下令，擊中一架美國偵察機。 蘇軍指揮官眼見砲火紛飛，又與上級失去聯絡，以為大戰已經開始，所以用飛彈擊落一架美國U2高空偵察機。 赫魯雪夫立刻意識到，事情開始失控。

甘乃迪總統向赫魯雪夫發出最後通牒：假如美國軍機再受襲，美國必然攻入古巴。 美國並不知道，蘇聯已經在古巴駐軍4.2萬人，存有100多枚核彈頭。 這些短程戰術核武雖然打不到美國本土，但一旦美國入侵，必然會打在美國軍人身上，必然導致全面核戰。 所以赫魯雪夫急忙公開聲明，接受美國條件，立刻拆除安裝在古巴的飛彈，世界才避過一劫。

至於海上，同樣幾乎觸發核戰。 美國戰艦群與反潛直升機曾圍攻蘇聯一艘核潛艇，該潛艇攜有核魚雷，足可摧毀美方所有在場軍艦；當時潛艇艦長與政治委員已經決定發起核攻擊。 千鈞一發之際，碰巧艦隊的參謀長也在潛水艇，他不同意。 3名負責人最後決定克制，人類又躲過一劫。

古巴危機中，赫魯雪夫和甘乃迪都真心希望不打核戰，不想毀滅地球，卻差一點就打起來了。 然而在情緒緊張、高度對抗時，前線指揮官往往因誤判情勢或自作主張，把對壘局勢推到臨界點，一念之差就難免走上萬劫不復之路。

視億萬人如草芥

1945年原子彈研發成功，1952年美國第一次試爆氫彈。 到1986年高峰期，美國存有逾2萬枚核彈頭，蘇聯則有4萬枚。 氫彈的威力是原子彈的1千倍，而製造成本較低。 1枚氫彈可以有2500萬黃色炸藥的當量（這還不是最大的），其爆炸力超過人類歷史上所有戰爭（包括兩次世界大戰）火力的總和。

1960年代初，埃爾斯伯格調查美軍的核戰計劃，發現其主導思想是先發制人，而非一般以為的維持二次反擊的能力，以進行核威懾。 華盛頓政府明知中蘇已經決裂，但總是將兩國綁在一起，並已制定轟炸中國每個大中城市的詳細計畫。 只要與蘇聯開戰，即使與中國完全無關，美國也會順手把中國滅了。 軍方對死亡人數的估計是：如果美國先對蘇聯下手，中蘇兩國會死3億人，加上核爆輻射粉塵，西歐、東歐以及鄰近的中立國家（如芬蘭、瑞典、奧地利、阿富汗 、印度、日本），會再死3億人。

當年美國高級將領在內布拉斯加州的戰略空軍指揮部開會，談笑之間就決定地球上幾億人的生死，那些與美、蘇對抗並無直接關係的國家的平民就更無辜。 與會者中只有1人覺得不對勁：「1942年納粹的萬湖會議，討論如何科學、有效地殺死幾百萬猶太人，在人類歷史上留下最醜陋的一頁；可我們現在的做法， 比納粹邪惡、無恥何止百倍。」

史達林說：「死一個人，那是悲劇；死一百萬人，那只是個數字。」尼采說：「個人極少發瘋，可集體發瘋卻是常態。」美蘇軍方在上世紀五六 十年代瘋狂製造核武、制定核戰計畫時，還不知道「核子冬天」的概念（要到1980年代才有科學家提出），仍未明白他們的計畫都是自殺的計畫。 當前俄烏戰爭、以巴衝突，數萬名無辜平民死亡，數百萬人流離失所，已經是了不得的大事，可是和核戰相比，卻又微不足道。 核戰的瘋狂，出現在極權國家，也出現在號稱最人性、最善良的民主國家，豈不令人深思？ 今時今日的領導人，會比幾十年前的元首更理性、更有智慧嗎？

周文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管理及商業策略副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四年一月三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香港劏房問題之出路

近10年來，香港一直面對分間樓宇單位（俗稱「劏房」）激增的困局。窮等人家蝸居在擁擠不堪的非人居住環境，此等影像令人心痛，亦有損香港聲譽。

為此，香港特區政府已提出解決方案，可惜執行需時，並且所費不菲。簡約公屋計劃將為受困住戶建造短期單位，長久之計在於新建公共屋邨，增加資助房屋單位；期間公屋輪候時間則依然漫長。

基於房屋政策及趨勢的通盤經濟分析，筆者在本文提出兩項政策改革建議，將有助於從速縮短公屋輪候時間，並且一舉解決劏房問題。從經濟分析可見，本地劏房危機根源不在房屋供應不足，而始於公營房屋系統中定價不當。

要糾正此一弊病，只須向公屋富戶加租，並且減低居屋和租置屋業主須補地價的金額。撥亂反正之後，將可消除高收入公屋住戶本來寧享廉租而不願提升至高質私人住宅樓宇（下稱「私樓」）的心態；居於劏房的低收入家庭則可入住公屋。有關措施並不會加重政府財赤。

公屋租金須與住戶收入相稱

公屋「富戶政策」制定於1987年，旨在鼓勵公屋富戶騰出單位，以維護公屋資源的合理分配。按此政策規定，超出入息限額的租戶須繳付倍半至雙倍租金。目前，月入2萬元的非長者3人公屋住戶，每月租金約為2000元，相當於月入10%左右。若住戶收入達10萬元，則月租約為4000元，相當於月入4%左右。月入高於12.2萬元的住戶則須遷出單位。

時移世易，政策內容已不再切合低收入家庭的住屋需要；居住條件與公屋相若的私樓單位，現時月租動輒在一萬元以上。隨着私樓租金近20年來持續飆升，公屋富戶也就更不願意放棄現居單位。

正如【表1】顯示，家庭實質收入超逾2021年公屋入息限額兩倍的公屋富戶，由2006年為數18900個躍升至2021年共51580個。同期，家庭實質收入超逾2021年公屋入息限額1至2倍的公屋租戶，更由137080個增至244860個。此15年期間，公屋租戶的平均實質收入升幅達25%。

公屋租金低廉，富戶並無誘因捨棄現居單位而遷往私樓，以致貧苦家庭難望入住公屋，而被迫居於空間狹窄、租金昂貴、安全設施欠奉的劏房。從【表2】可見，家庭實質收入在2021年公屋入息限額以下的私樓租戶，由2006年為數104860個增至2021年共165620個。2011至2023年年底，公屋輪候時間則由2年延長至5.6年。

筆者建議的改革方案，將公屋租金在住戶入息中佔比提高至10%，而低收入住戶的租金則維持不變。以月入10萬元的非長者3人公屋住戶為例，月租將調高至1萬元，接近市值租金，亦即不再受政府大幅資助而低至4000元。

這有助於促使公屋富戶交還單位，流入私人住宅市場，而讓公屋輪候名冊的申請家庭得以上樓。不僅公屋輪候時間會因而縮短，劏房需求亦將隨之減低，低收入私樓租戶所支付的租金同樣會下跌。如此低成本兼具效益的措施，足可立竿見影，為本港社會的弱勢社群紓困解難。

在協助現居租戶適應加租措施方面，當局可考慮發放現金補貼，通過遞減形式為期數年。若住戶改為決定遷出，其所享福利亦不致大為減損。

至於公屋富戶，則不必提供現金賠償。這類住戶對於是否留在現居細小但廉租的公屋單位，抑或遷往環境較佳、租金較高的私人住宅居所，本來並無所謂。加租只會誘使他們放棄公屋單位，卻不會招致損失，所以毋須給予賠償。

鼓勵公屋富戶在房屋階梯拾級而上，難免引致中級私人住宅的租金和樓價向上，反過來又會削弱現居公屋租戶的遷出誘因。可幸的是，通過筆者下列第二部分的建議措施，有關問題就可加以抵消，令私樓樓價維持穩定。

即使將現金補貼計算在內，調整公屋租金亦不會對政府造成重大財政壓力。公屋富戶流失，來自其單位租金的政府收入勢將減少，皆因新租戶收入較低，所付租金亦相應較低。另一方面，留下的租戶所付租金則會增加。此消彼長之下，預期當局的淨收入降幅有限，甚至有所增加。

下調居屋與租置計劃補價

無論如何，以此方式收回公屋單位，必定較新建公屋進度快而成本低。新建公屋不但單位成本高達約100萬元，而且耗時經年。本文倡議的改革可立即上馬之餘，亦可隨政府適度分階段實行；其中涉及的成本有限，更可透過筆者以下建議措施輕易抵消。

「居者有其屋」（居屋）計劃資助中等收入家庭自置居所，購買計劃下的新建房屋單位。「租者置其屋」（租置）計劃則可讓部分公屋租戶以大幅折讓價購買現居單位。兩項計劃都旨在促進住戶在房屋階梯向上流動。

然而，居屋業主必須補地價35%至50%，才可將其單位放租或出售。由於補價金額不菲，總數達351000個居屋單位之中，僅有22%已完成補價。

同樣，租置計劃單位亦須先繳付補價，然後才可租售，補價率更高達82%至86%。根據香港屋網（28Hse.com），一個租置計劃單位市價約為200萬元，亦即業主完成補地價程序，在公開市場售出單位後，僅得大約30萬元。收益如此之低，難怪總數達152000的已售租置單位中，已繳付補價者不足2%。

補價金額偏高令劏房危機加劇。假使租置計劃及居屋計劃業主收入有所增加，高補價率卻有礙其將單位轉售或出租，因而不願換購較高質單位，造成可供低收入家庭租住的小型單位供應不足，而低檔住宅市場供求失衡的困境不斷惡化。筆者在此提出第二部分建議：將資助自置居所計劃規定的補價減半。

此一變革將帶來多方好處。首先，這將便於業主將單位轉讓或出租。即使業主無意出售，物業亦較易用作投資或創業活動的抵押品。

第二，在收入較高住戶願意換購較高質單位的情況下，市面上的低檔住宅供應將隨之增加，樓價就會面臨下行壓力。至於中型住宅如居屋單位，樓價下行壓力將抵消上述第一部分建議中，公屋租金調整所致的樓價上行壓力，樓價穩定性因而得以維持。由於缺乏樓價上行壓力加以抵消，與公屋相若的小型住宅樓價與租金無疑將隨之下跌，此亦有助於特區政府實現為低收入市民提供可負擔房屋的目標。

第三，隨着較高收入住戶換購較高質房屋，有關變革將在高檔物業市場產生樓價上行壓力，可抵消利率飆升而形成的樓價下行壓力。特區政府因而較能在高檔物業市場達致樓價的穩定性。

第四，變革將為政府庫房帶來進賬。政府雖對繳付補價有所規定，但現時從中所得極微。若降低補地價比率，反能令有意補價的業主增多，而惠及政府收入。

至於補價折扣率如何釐定，則可基於政府進賬多多益善為原則。舉例來說，假使將居屋補價率由35%至50%降至20%之後，而補價居屋單位佔整體居屋數量的比例隨之增加20%；根據香港屋網，一般居屋單位售價約為400萬元，按此計算，政府庫房可獲560億元額外進賬，藉此可新建5.6萬個公屋單位，甚至輕易抵消公屋租金調整的財政成本，而公共財政盈餘仍甚為可觀。

最後，在當前市道低迷情況下，通過激活樓宇買賣交易，亦能為地產從業員注入強心針。總括而言，上述變革建議可謂有百利而無一害。

宏觀政策影響

本文倡議當局調整公屋租金與資助置業計劃的補價率，從而鼓勵高收入公營房屋住戶換購較高質私人住宅，將有利於低收入家庭脫離現居劏房的困境。有關變革既能提升低檔樓市的可負擔程度，亦能抵消高檔樓市因利率攀升與宏觀經濟環境不利而面對的樓價下行壓力，況且亦不會加重政府財赤。

港澳辦主任夏寶龍曾指出，2049年前香港要告別劏房；若推行筆者提出的變革措施，就能遠在此期限之前解決相關問題。房屋階梯運作得以改善，無疑有助挽留人才，振興經濟增長，並減輕政治怨氣。

鑑於上述變革險小利大，特區政府宜認真考慮予以落實。當局若能提供相關行政數據，學界研究人員可據之計算其中涉及的效益和成本。

王柏林教授
港大經管學院經濟學、管理及商業策略助理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四年二月十五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歐羅面世25周年

經過兩次大戰的生靈塗炭，歐洲人終於化干戈為玉帛，把精力用在經濟合作，一來有利於發展經濟，二來防止再度戰爭。數十年來，歐洲的經濟整合緩慢但穩步發展，從五十年代只有6個成員的歐洲共同市場，發展到今天27個成員的歐盟，而合作的內容，從開始時的煤炭和鋼鐵，到今天20個成員共用的歐羅。

歐羅在1999年1月面世，距今剛好四分一世紀。當時11個參與國之間相互固定了匯率，以歐羅為計算價值單位，並共同把貨幣政策交給半年前成立的歐央行。至2002年1月，歐央行開始發行歐羅鈔票及硬幣，歐羅遂取代原有的法郎和馬克等，成為市民日常行使的貨幣。剛好1999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也頒給了發展最優貨幣區理論（optimum currency area）及有「歐羅之父」之稱的羅伯特・蒙代爾（Robert Mundell）。

蒙代爾特別看好歐羅及使用單一貨幣的歐洲，他認為這是國際貨幣體系繼1944年布雷頓森林會議及1971年尼克遜總統取消美元和黃金掛鈎以來最重要的發展。他估計歐羅區將會大於美元區，歐羅會與美元分庭抗禮，改變美元主導的國際格局，因此影響更為深遠。多年來，歐洲主要國家已朝着單一市場的方向發展，在商品、服務、勞動力和資金可以自由流通後，貨幣聯盟（monetary union）是更進一步提高經濟效率的政策。畢竟歐洲早在1979年已建立歐洲貨幣體系（European Monetary System），以德國馬克為主導，其他貨幣與馬克維持固定匯率。從穩定的固定匯率到使用同一貨幣，在概念上只是一步之遙。

區內海嘯後GDP疲弱

然而，也有不少人對貨幣聯盟及歐羅存疑。最明顯的考慮是成員國要放棄獨立的貨幣政策，把有關決策託付給歐央行，但後者的政策目標，不一定符合所有成員國的要求，可能會導致成員國之間的不和，特別在嚴重的經濟金融危機情況下。持這些反對意見的，包括著名的前美國全國經濟研究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行政總裁及哈佛大學教授馬丁．費爾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在他看來，歐洲推動貨幣聯盟的根本目的是政治而非經濟考慮。貨幣聯盟只是為將來的政治聯盟鋪路，歐洲進一步統一和強大，會在國際政經事務上較為獨立自主，不一定對美國言聽計從，因而削弱美國的霸權地位，增加地緣政治的風險。最後這個結論，顯然和今天眾多的全球南方（global south）國家的想法不同。

事實證明，上述兩方面的預期都不準確。歐羅面世首十年，歐羅區經濟表現還算可以，但並不特別優異。按世界銀行的數據計算，歐羅區在1999至2008年期間的GDP平均增長率為2.1%，稍低於之前20年平均的2.3%。但在2008年金融海嘯之後，各成員國面對不同程度的經濟金融困難，卻有同樣的歐央行低息貨幣政策，使得較為弱勢的國家過度依賴借債度日。當歐盟及歐央行表示不會為這些國家還債時，有關國家的利息隨即迅速上升，引發歐債危機，使2009至2018年歐羅區的增長率平均只得0.8%。貨幣政策方面，歐央行的目標比較明確，是維持中期通脹率約2%。除了金融海嘯、歐債危機及俄烏戰爭期間，通脹目標都能達到。

國際支付佔比遭美元拋離

1999年歐羅剛出現，歐羅區和美國分別佔了全球GDP的21.7%和29.4%。到2022年，有關的數字分別是14%和25.1%。隨着中國及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冒起，歐羅區和美國佔世經濟的比例同時下跌，這不足為奇，但歐羅區和美國的差距愈來愈大，並非蒙代爾所預期，而歐洲在國際事務上仍然對美國亦步亦趨，沒有出現費爾德斯坦擔憂的情況。

至於作為國際貨幣，歐羅和美元的差距又如何？按全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SWIFT）的數據，去年12月的全球支付中，美元佔47.5%，歐羅則佔22.4%，這是把歐羅區成員國之間的支付都算進去。因為20個歐洲國家都用歐羅，自然提高歐羅的使用比例，若不算歐羅區成員之間的交易，那美元在國際支付的佔比便高達59.7%，而歐羅只有12.6%。此外，按國際清算銀行（BIS）於2022年4月的調查，在外匯市場上的交易，美元佔88.3%，歐羅佔30.5%。由於外匯市場是兩種貨幣的兌換，所以總值是200%而非100%。至於兩種貨幣在全球外匯儲備中的佔比，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數字，在去年第三季度美元佔59.2%，歐羅佔19.6%，差距仍然很大。

一種貨幣的國際化程度，視乎該國的經濟規模、與外國經濟交易總量、宏觀經濟的穩定、有關政策的透明、金融市場的監管和深度等等。歐羅與美元作為國際貨幣的差距，有相當大程度源於兩地政府的財政安排。美國是統一的一個國家，只有一個中央政府和有關的財政，因財政赤字龐大而發債量多，形成一個流動性高和相對安全的市場，支持美元的流通。

相反，歐羅區只有貨幣聯盟，沒有財政聯盟，涉及多個國家和多種政府債券，每種債券的規模均小於美國國債，不同債券又有不同程度的流動性和風險，減少了歐羅的吸引力。

俄烏以巴烽煙礙經濟發展

此外，歐羅和美元都不是有商品作為本位的法定貨幣，要防止財政赤字貨幣化帶來的經濟問題，政府需要維持一定的財政紀律，不能過度揮霍。歐羅區的政府名義上都需要面對分別是GDP 3%和60%的財赤和債務上限，但差不多所有成員國都曾經用不同原因繞過這些限制，使有關規則形同虛設。歐羅區作為一整體而言，從歐羅面世開始，政府債務就一直高於GDP的60%，在金融海嘯及新冠疫情期間更高於90%。這是歐羅區的情況，其中一些國家自然高於這些比例。問題嚴重的話，市場自然會關注其他國家或歐央行會否採取什麼行動。某個成員國的財政狀況，可以給歐羅區帶來一些不確定因素。這情況在民粹思潮高漲時出現的機會更大。

多年來，歐羅區的經濟表現並不特別耀眼，最近十年又分別受到歐債危機、新冠疫情、俄烏戰爭、以巴戰爭、通脹、加息和美元升值的影響，經濟前景並不樂觀，歐羅亦難有發展空間。歐羅是一個重要而罕有的經濟政策實驗，而歐羅區給予成員國一個高度合作應付經濟困難的制度安排，效果如何，需要好好總結。

陸炎輝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榮譽副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四年二月七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歐羅面世25周年

經過兩次大戰的生靈塗炭，歐洲人終於化干戈為玉帛，把精力用在經濟合作，一來有利於發展經濟，二來防止再度戰爭。數十年來，歐洲的經濟整合緩慢但穩步發展，從五十年代只有6個成員的歐洲共同市場，發展到今天27個成員的歐盟，而合作的內容，從開始時的煤炭和鋼鐵，到今天20個成員共用的歐羅。

歐羅在1999年1月面世，距今剛好四分一世紀。當時11個參與國之間相互固定了匯率，以歐羅為計算價值單位，並共同把貨幣政策交給半年前成立的歐央行。至2002年1月，歐央行開始發行歐羅鈔票及硬幣，歐羅遂取代原有的法郎和馬克等，成為市民日常行使的貨幣。剛好1999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也頒給了發展最優貨幣區理論（optimum currency area）及有「歐羅之父」之稱的羅伯特・蒙代爾（Robert Mundell）。

蒙代爾特別看好歐羅及使用單一貨幣的歐洲，他認為這是國際貨幣體系繼1944年布雷頓森林會議及1971年尼克遜總統取消美元和黃金掛鈎以來最重要的發展。他估計歐羅區將會大於美元區，歐羅會與美元分庭抗禮，改變美元主導的國際格局，因此影響更為深遠。多年來，歐洲主要國家已朝着單一市場的方向發展，在商品、服務、勞動力和資金可以自由流通後，貨幣聯盟（monetary union）是更進一步提高經濟效率的政策。畢竟歐洲早在1979年已建立歐洲貨幣體系（European Monetary System），以德國馬克為主導，其他貨幣與馬克維持固定匯率。從穩定的固定匯率到使用同一貨幣，在概念上只是一步之遙。

區內海嘯後GDP疲弱

然而，也有不少人對貨幣聯盟及歐羅存疑。最明顯的考慮是成員國要放棄獨立的貨幣政策，把有關決策託付給歐央行，但後者的政策目標，不一定符合所有成員國的要求，可能會導致成員國之間的不和，特別在嚴重的經濟金融危機情況下。持這些反對意見的，包括著名的前美國全國經濟研究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行政總裁及哈佛大學教授馬丁．費爾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在他看來，歐洲推動貨幣聯盟的根本目的是政治而非經濟考慮。貨幣聯盟只是為將來的政治聯盟鋪路，歐洲進一步統一和強大，會在國際政經事務上較為獨立自主，不一定對美國言聽計從，因而削弱美國的霸權地位，增加地緣政治的風險。最後這個結論，顯然和今天眾多的全球南方（global south）國家的想法不同。

事實證明，上述兩方面的預期都不準確。歐羅面世首十年，歐羅區經濟表現還算可以，但並不特別優異。按世界銀行的數據計算，歐羅區在1999至2008年期間的GDP平均增長率為2.1%，稍低於之前20年平均的2.3%。但在2008年金融海嘯之後，各成員國面對不同程度的經濟金融困難，卻有同樣的歐央行低息貨幣政策，使得較為弱勢的國家過度依賴借債度日。當歐盟及歐央行表示不會為這些國家還債時，有關國家的利息隨即迅速上升，引發歐債危機，使2009至2018年歐羅區的增長率平均只得0.8%。貨幣政策方面，歐央行的目標比較明確，是維持中期通脹率約2%。除了金融海嘯、歐債危機及俄烏戰爭期間，通脹目標都能達到。

國際支付佔比遭美元拋離

1999年歐羅剛出現，歐羅區和美國分別佔了全球GDP的21.7%和29.4%。到2022年，有關的數字分別是14%和25.1%。隨着中國及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冒起，歐羅區和美國佔世經濟的比例同時下跌，這不足為奇，但歐羅區和美國的差距愈來愈大，並非蒙代爾所預期，而歐洲在國際事務上仍然對美國亦步亦趨，沒有出現費爾德斯坦擔憂的情況。

至於作為國際貨幣，歐羅和美元的差距又如何？按全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SWIFT）的數據，去年12月的全球支付中，美元佔47.5%，歐羅則佔22.4%，這是把歐羅區成員國之間的支付都算進去。因為20個歐洲國家都用歐羅，自然提高歐羅的使用比例，若不算歐羅區成員之間的交易，那美元在國際支付的佔比便高達59.7%，而歐羅只有12.6%。此外，按國際清算銀行（BIS）於2022年4月的調查，在外匯市場上的交易，美元佔88.3%，歐羅佔30.5%。由於外匯市場是兩種貨幣的兌換，所以總值是200%而非100%。至於兩種貨幣在全球外匯儲備中的佔比，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數字，在去年第三季度美元佔59.2%，歐羅佔19.6%，差距仍然很大。

一種貨幣的國際化程度，視乎該國的經濟規模、與外國經濟交易總量、宏觀經濟的穩定、有關政策的透明、金融市場的監管和深度等等。歐羅與美元作為國際貨幣的差距，有相當大程度源於兩地政府的財政安排。美國是統一的一個國家，只有一個中央政府和有關的財政，因財政赤字龐大而發債量多，形成一個流動性高和相對安全的市場，支持美元的流通。

相反，歐羅區只有貨幣聯盟，沒有財政聯盟，涉及多個國家和多種政府債券，每種債券的規模均小於美國國債，不同債券又有不同程度的流動性和風險，減少了歐羅的吸引力。

俄烏以巴烽煙礙經濟發展

此外，歐羅和美元都不是有商品作為本位的法定貨幣，要防止財政赤字貨幣化帶來的經濟問題，政府需要維持一定的財政紀律，不能過度揮霍。歐羅區的政府名義上都需要面對分別是GDP 3%和60%的財赤和債務上限，但差不多所有成員國都曾經用不同原因繞過這些限制，使有關規則形同虛設。歐羅區作為一整體而言，從歐羅面世開始，政府債務就一直高於GDP的60%，在金融海嘯及新冠疫情期間更高於90%。這是歐羅區的情況，其中一些國家自然高於這些比例。問題嚴重的話，市場自然會關注其他國家或歐央行會否採取什麼行動。某個成員國的財政狀況，可以給歐羅區帶來一些不確定因素。這情況在民粹思潮高漲時出現的機會更大。

多年來，歐羅區的經濟表現並不特別耀眼，最近十年又分別受到歐債危機、新冠疫情、俄烏戰爭、以巴戰爭、通脹、加息和美元升值的影響，經濟前景並不樂觀，歐羅亦難有發展空間。歐羅是一個重要而罕有的經濟政策實驗，而歐羅區給予成員國一個高度合作應付經濟困難的制度安排，效果如何，需要好好總結。

陸炎輝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榮譽副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四年二月七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今天徵費 何時減廢

根據環境保護署公布的2022年香港固體廢物監察報告，本港每天人均垃圾產量為1.51公斤，不僅高於台灣台北的0.37公斤【註1】和日本東京的0.89公斤【註2】，也沒有達到特區政府2013年提出的10年減廢目標（0.8公斤以下）。作為應對措施之一，政府計劃今年8月1日全面實行城市固體垃圾按量徵費。

難求一步到位

對垃圾徵費最簡單的理解是，只要污染者的經濟成本增加，產生的廢物自然會減少；但事實真的如此簡單麼？

對垃圾以量徵費的國家地區雖然不多（例如台灣、日本、南韓和德國），但從這些先行者的經驗卻可看出，垃圾徵費政策從實施到取得成效都經歷漫長時間，無一例外。

早在1950至1980年，日本就已立法規管廢物處置，真正見效卻足足歷經了10年。從1988年至2000年分類普及期邁向2000年至2006年的3R原則（即減少、再用、回收）推進期，直到2006年才全國推行垃圾徵費。在立法初期，日本每天的人均垃圾產量非降反升，由1985年的0.95公斤迅速增至1988年的1.06公斤，增幅為11.6%；主因是戰後該國經濟騰飛，執法效果亦欠佳。

及至2006年全面推行垃圾徵費後，日本每天的人均垃圾產量才顯著減少，從2005年的1.13公斤跌至2017年的0.92公斤，降幅為18.6%，每名市民每年所負擔成本也從1998年的125.9元下調至2012年的27.6元。

廢物回收竅門

為什麼僅僅依靠垃圾徵費不能保證達到減廢的環保目標呢？讓我們一起弄清楚其中的來龍去脈吧。

首先，打開一包家庭垃圾，裏面五花八門，不加分類就丟棄，勢必增加回收再用、循環再造的難度。但是，我們是否知曉怎麼正確分類呢？垃圾分為資源型（可被循環再造，如紙張、塑膠瓶和玻璃容器）、廚餘（有機廢物，如水果皮、菜葉、過期食品和咖啡渣），以及其他一般垃圾（通常不能被回收）。

這個分類看似簡單，卻有諸多細節需要認真分辨。比如普遍認為紙張可以循環再造，但很多紙製品由於用了不同紙張纖維，或者加入了其他材料（如塑膠），導致很多看似是紙的物品不能回收。比如裝雞蛋的紙盒，由於混合了較短的紙纖維，就不能被化為紙漿重新利用。至於常用的紙杯，因為加入了防水防漏的塑膠，同樣無法循環再用。

羅馬不是一日建成。這些垃圾分類的細節不可能一天就學會，要養成習慣更需長期教育推廣，配合賞罰措施。

第二，垃圾妥善分類後應該送到哪裏？名為「綠在區區」的全港社區回收網絡涵蓋逾170個公共收集點【註3】，接收市民提交的回收物，平均約4萬人共用一個回收點。

香港30%的固體垃圾是廚餘，但有廚餘回收設施的公共屋邨只有91個【註4】，平均約8萬人共用一個屋邨內的收集設施。

收集點有限，好不容易做好分類的市民，就要拎着垃圾走到不近家居的回收點。對於生活節奏極快的香港人來說，非常不便利，勢必打擊市民分類回收垃圾的積極性。

放眼海外，標兵台北市如何回收垃圾？當地採用分天、分類回收方式，比如每逢周一、周五回收平面類資源物（如乾淨的舊衣物和廢紙），垃圾車會在指定時間開到各個社區收集。

民眾也可以通過手機程式追蹤垃圾車的時刻表，以免錯過。垃圾車的回收措施，令台灣的家居垃圾回收率在2018年就達到了52% 【註5】，遠遠高於2022年香港固體廢物監察報告中所述的32%。

成本決定效益

第三，經過分類的垃圾運到回收站，會被怎麼利用呢？垃圾分類回收的目的是充分利用資源，但要再生資源被大眾接受，僅僅靠環保教育並不足夠，更重要的是讓再生材料產生高於原材料的經濟價值。

如果再生材料的成本高於原材料，再生資源的企業就無法長期生存。

隨着科技的發展，一些材料的再生成本已經大大低於原材料。比如清華大學和澳洲麥覺理大學（Macquarie University）的研究顯示，從廢棄的手機、冰箱等電子用品中提取一公斤黃金的成本是2000美元，等於從礦產中提取同樣重量黃金的成本的5% 【註6】。當前人人喊打的塑膠製品正是因為製造成本低，回收成本高而陷入一個污染的惡性循環。若要更多垃圾變廢為寶，必須依靠在回收一環善用科技，而政府政策和資助無疑至關重要。

垃圾徵費是香港邁向環保城市的第一步，然而垃圾變廢為寶不是單一的垃圾徵費就可實現。邁出第一步不易，但更不易的是要堅持前行。減廢環保不僅需要提高市民的環保意識、減少浪費，也有賴政府和社群的支持和投入。只有共同努力，才能讓我們共同的香港更加美好。

【註1】 ：平安環保公用行業深度報告

【註2】：https://www.env.go.jp/en/press/press_01276.html

【註3】：https://www.wastereduction.gov.hk/zh-hk/waste-reduction-programme/greencommunity#overview（檢索於2024年1月28日）

【註4】：https://www.foodwasterecycling.hk/wp-content/uploads/2024/01/Smart-Bin-locations_0131-1.pdf

【註5】：A Load of Rubbish，《經濟學人》，2018年9月29日

【註6】：Modern-day Alchemy，《經濟學人》，2018年9月29日

范亭亭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市場學高級講師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四年二月一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