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徵費 何時減廢

根據環境保護署公布的2022年香港固體廢物監察報告，本港每天人均垃圾產量為1.51公斤，不僅高於台灣台北的0.37公斤【註1】和日本東京的0.89公斤【註2】，也沒有達到特區政府2013年提出的10年減廢目標（0.8公斤以下）。作為應對措施之一，政府計劃今年8月1日全面實行城市固體垃圾按量徵費。

難求一步到位

對垃圾徵費最簡單的理解是，只要污染者的經濟成本增加，產生的廢物自然會減少；但事實真的如此簡單麼？

對垃圾以量徵費的國家地區雖然不多（例如台灣、日本、南韓和德國），但從這些先行者的經驗卻可看出，垃圾徵費政策從實施到取得成效都經歷漫長時間，無一例外。

早在1950至1980年，日本就已立法規管廢物處置，真正見效卻足足歷經了10年。從1988年至2000年分類普及期邁向2000年至2006年的3R原則（即減少、再用、回收）推進期，直到2006年才全國推行垃圾徵費。在立法初期，日本每天的人均垃圾產量非降反升，由1985年的0.95公斤迅速增至1988年的1.06公斤，增幅為11.6%；主因是戰後該國經濟騰飛，執法效果亦欠佳。

及至2006年全面推行垃圾徵費後，日本每天的人均垃圾產量才顯著減少，從2005年的1.13公斤跌至2017年的0.92公斤，降幅為18.6%，每名市民每年所負擔成本也從1998年的125.9元下調至2012年的27.6元。

廢物回收竅門

為什麼僅僅依靠垃圾徵費不能保證達到減廢的環保目標呢？讓我們一起弄清楚其中的來龍去脈吧。

首先，打開一包家庭垃圾，裏面五花八門，不加分類就丟棄，勢必增加回收再用、循環再造的難度。但是，我們是否知曉怎麼正確分類呢？垃圾分為資源型（可被循環再造，如紙張、塑膠瓶和玻璃容器）、廚餘（有機廢物，如水果皮、菜葉、過期食品和咖啡渣），以及其他一般垃圾（通常不能被回收）。

這個分類看似簡單，卻有諸多細節需要認真分辨。比如普遍認為紙張可以循環再造，但很多紙製品由於用了不同紙張纖維，或者加入了其他材料（如塑膠），導致很多看似是紙的物品不能回收。比如裝雞蛋的紙盒，由於混合了較短的紙纖維，就不能被化為紙漿重新利用。至於常用的紙杯，因為加入了防水防漏的塑膠，同樣無法循環再用。

羅馬不是一日建成。這些垃圾分類的細節不可能一天就學會，要養成習慣更需長期教育推廣，配合賞罰措施。

第二，垃圾妥善分類後應該送到哪裏？名為「綠在區區」的全港社區回收網絡涵蓋逾170個公共收集點【註3】，接收市民提交的回收物，平均約4萬人共用一個回收點。

香港30%的固體垃圾是廚餘，但有廚餘回收設施的公共屋邨只有91個【註4】，平均約8萬人共用一個屋邨內的收集設施。

收集點有限，好不容易做好分類的市民，就要拎着垃圾走到不近家居的回收點。對於生活節奏極快的香港人來說，非常不便利，勢必打擊市民分類回收垃圾的積極性。

放眼海外，標兵台北市如何回收垃圾？當地採用分天、分類回收方式，比如每逢周一、周五回收平面類資源物（如乾淨的舊衣物和廢紙），垃圾車會在指定時間開到各個社區收集。

民眾也可以通過手機程式追蹤垃圾車的時刻表，以免錯過。垃圾車的回收措施，令台灣的家居垃圾回收率在2018年就達到了52% 【註5】，遠遠高於2022年香港固體廢物監察報告中所述的32%。

成本決定效益

第三，經過分類的垃圾運到回收站，會被怎麼利用呢？垃圾分類回收的目的是充分利用資源，但要再生資源被大眾接受，僅僅靠環保教育並不足夠，更重要的是讓再生材料產生高於原材料的經濟價值。

如果再生材料的成本高於原材料，再生資源的企業就無法長期生存。

隨着科技的發展，一些材料的再生成本已經大大低於原材料。比如清華大學和澳洲麥覺理大學（Macquarie University）的研究顯示，從廢棄的手機、冰箱等電子用品中提取一公斤黃金的成本是2000美元，等於從礦產中提取同樣重量黃金的成本的5% 【註6】。當前人人喊打的塑膠製品正是因為製造成本低，回收成本高而陷入一個污染的惡性循環。若要更多垃圾變廢為寶，必須依靠在回收一環善用科技，而政府政策和資助無疑至關重要。

垃圾徵費是香港邁向環保城市的第一步，然而垃圾變廢為寶不是單一的垃圾徵費就可實現。邁出第一步不易，但更不易的是要堅持前行。減廢環保不僅需要提高市民的環保意識、減少浪費，也有賴政府和社群的支持和投入。只有共同努力，才能讓我們共同的香港更加美好。

【註1】 ：平安環保公用行業深度報告

【註2】：https://www.env.go.jp/en/press/press_01276.html

【註3】：https://www.wastereduction.gov.hk/zh-hk/waste-reduction-programme/greencommunity#overview（檢索於2024年1月28日）

【註4】：https://www.foodwasterecycling.hk/wp-content/uploads/2024/01/Smart-Bin-locations_0131-1.pdf

【註5】：A Load of Rubbish，《經濟學人》，2018年9月29日

【註6】：Modern-day Alchemy，《經濟學人》，2018年9月29日

范亭亭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市場學高級講師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四年二月一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香港劏房問題之出路

近10年來，香港一直面對分間樓宇單位（俗稱「劏房」）激增的困局。窮等人家蝸居在擁擠不堪的非人居住環境，此等影像令人心痛，亦有損香港聲譽。

為此，香港特區政府已提出解決方案，可惜執行需時，並且所費不菲。簡約公屋計劃將為受困住戶建造短期單位，長久之計在於新建公共屋邨，增加資助房屋單位；期間公屋輪候時間則依然漫長。

基於房屋政策及趨勢的通盤經濟分析，筆者在本文提出兩項政策改革建議，將有助於從速縮短公屋輪候時間，並且一舉解決劏房問題。從經濟分析可見，本地劏房危機根源不在房屋供應不足，而始於公營房屋系統中定價不當。

要糾正此一弊病，只須向公屋富戶加租，並且減低居屋和租置屋業主須補地價的金額。撥亂反正之後，將可消除高收入公屋住戶本來寧享廉租而不願提升至高質私人住宅樓宇（下稱「私樓」）的心態；居於劏房的低收入家庭則可入住公屋。有關措施並不會加重政府財赤。

公屋租金須與住戶收入相稱

公屋「富戶政策」制定於1987年，旨在鼓勵公屋富戶騰出單位，以維護公屋資源的合理分配。按此政策規定，超出入息限額的租戶須繳付倍半至雙倍租金。目前，月入2萬元的非長者3人公屋住戶，每月租金約為2000元，相當於月入10%左右。若住戶收入達10萬元，則月租約為4000元，相當於月入4%左右。月入高於12.2萬元的住戶則須遷出單位。

時移世易，政策內容已不再切合低收入家庭的住屋需要；居住條件與公屋相若的私樓單位，現時月租動輒在一萬元以上。隨着私樓租金近20年來持續飆升，公屋富戶也就更不願意放棄現居單位。

正如【表1】顯示，家庭實質收入超逾2021年公屋入息限額兩倍的公屋富戶，由2006年為數18900個躍升至2021年共51580個。同期，家庭實質收入超逾2021年公屋入息限額1至2倍的公屋租戶，更由137080個增至244860個。此15年期間，公屋租戶的平均實質收入升幅達25%。

公屋租金低廉，富戶並無誘因捨棄現居單位而遷往私樓，以致貧苦家庭難望入住公屋，而被迫居於空間狹窄、租金昂貴、安全設施欠奉的劏房。從【表2】可見，家庭實質收入在2021年公屋入息限額以下的私樓租戶，由2006年為數104860個增至2021年共165620個。2011至2023年年底，公屋輪候時間則由2年延長至5.6年。

筆者建議的改革方案，將公屋租金在住戶入息中佔比提高至10%，而低收入住戶的租金則維持不變。以月入10萬元的非長者3人公屋住戶為例，月租將調高至1萬元，接近市值租金，亦即不再受政府大幅資助而低至4000元。

這有助於促使公屋富戶交還單位，流入私人住宅市場，而讓公屋輪候名冊的申請家庭得以上樓。不僅公屋輪候時間會因而縮短，劏房需求亦將隨之減低，低收入私樓租戶所支付的租金同樣會下跌。如此低成本兼具效益的措施，足可立竿見影，為本港社會的弱勢社群紓困解難。

在協助現居租戶適應加租措施方面，當局可考慮發放現金補貼，通過遞減形式為期數年。若住戶改為決定遷出，其所享福利亦不致大為減損。

至於公屋富戶，則不必提供現金賠償。這類住戶對於是否留在現居細小但廉租的公屋單位，抑或遷往環境較佳、租金較高的私人住宅居所，本來並無所謂。加租只會誘使他們放棄公屋單位，卻不會招致損失，所以毋須給予賠償。

鼓勵公屋富戶在房屋階梯拾級而上，難免引致中級私人住宅的租金和樓價向上，反過來又會削弱現居公屋租戶的遷出誘因。可幸的是，通過筆者下列第二部分的建議措施，有關問題就可加以抵消，令私樓樓價維持穩定。

即使將現金補貼計算在內，調整公屋租金亦不會對政府造成重大財政壓力。公屋富戶流失，來自其單位租金的政府收入勢將減少，皆因新租戶收入較低，所付租金亦相應較低。另一方面，留下的租戶所付租金則會增加。此消彼長之下，預期當局的淨收入降幅有限，甚至有所增加。

下調居屋與租置計劃補價

無論如何，以此方式收回公屋單位，必定較新建公屋進度快而成本低。新建公屋不但單位成本高達約100萬元，而且耗時經年。本文倡議的改革可立即上馬之餘，亦可隨政府適度分階段實行；其中涉及的成本有限，更可透過筆者以下建議措施輕易抵消。

「居者有其屋」（居屋）計劃資助中等收入家庭自置居所，購買計劃下的新建房屋單位。「租者置其屋」（租置）計劃則可讓部分公屋租戶以大幅折讓價購買現居單位。兩項計劃都旨在促進住戶在房屋階梯向上流動。

然而，居屋業主必須補地價35%至50%，才可將其單位放租或出售。由於補價金額不菲，總數達351000個居屋單位之中，僅有22%已完成補價。

同樣，租置計劃單位亦須先繳付補價，然後才可租售，補價率更高達82%至86%。根據香港屋網（28Hse.com），一個租置計劃單位市價約為200萬元，亦即業主完成補地價程序，在公開市場售出單位後，僅得大約30萬元。收益如此之低，難怪總數達152000的已售租置單位中，已繳付補價者不足2%。

補價金額偏高令劏房危機加劇。假使租置計劃及居屋計劃業主收入有所增加，高補價率卻有礙其將單位轉售或出租，因而不願換購較高質單位，造成可供低收入家庭租住的小型單位供應不足，而低檔住宅市場供求失衡的困境不斷惡化。筆者在此提出第二部分建議：將資助自置居所計劃規定的補價減半。

此一變革將帶來多方好處。首先，這將便於業主將單位轉讓或出租。即使業主無意出售，物業亦較易用作投資或創業活動的抵押品。

第二，在收入較高住戶願意換購較高質單位的情況下，市面上的低檔住宅供應將隨之增加，樓價就會面臨下行壓力。至於中型住宅如居屋單位，樓價下行壓力將抵消上述第一部分建議中，公屋租金調整所致的樓價上行壓力，樓價穩定性因而得以維持。由於缺乏樓價上行壓力加以抵消，與公屋相若的小型住宅樓價與租金無疑將隨之下跌，此亦有助於特區政府實現為低收入市民提供可負擔房屋的目標。

第三，隨着較高收入住戶換購較高質房屋，有關變革將在高檔物業市場產生樓價上行壓力，可抵消利率飆升而形成的樓價下行壓力。特區政府因而較能在高檔物業市場達致樓價的穩定性。

第四，變革將為政府庫房帶來進賬。政府雖對繳付補價有所規定，但現時從中所得極微。若降低補地價比率，反能令有意補價的業主增多，而惠及政府收入。

至於補價折扣率如何釐定，則可基於政府進賬多多益善為原則。舉例來說，假使將居屋補價率由35%至50%降至20%之後，而補價居屋單位佔整體居屋數量的比例隨之增加20%；根據香港屋網，一般居屋單位售價約為400萬元，按此計算，政府庫房可獲560億元額外進賬，藉此可新建5.6萬個公屋單位，甚至輕易抵消公屋租金調整的財政成本，而公共財政盈餘仍甚為可觀。

最後，在當前市道低迷情況下，通過激活樓宇買賣交易，亦能為地產從業員注入強心針。總括而言，上述變革建議可謂有百利而無一害。

宏觀政策影響

本文倡議當局調整公屋租金與資助置業計劃的補價率，從而鼓勵高收入公營房屋住戶換購較高質私人住宅，將有利於低收入家庭脫離現居劏房的困境。有關變革既能提升低檔樓市的可負擔程度，亦能抵消高檔樓市因利率攀升與宏觀經濟環境不利而面對的樓價下行壓力，況且亦不會加重政府財赤。

港澳辦主任夏寶龍曾指出，2049年前香港要告別劏房；若推行筆者提出的變革措施，就能遠在此期限之前解決相關問題。房屋階梯運作得以改善，無疑有助挽留人才，振興經濟增長，並減輕政治怨氣。

鑑於上述變革險小利大，特區政府宜認真考慮予以落實。當局若能提供相關行政數據，學界研究人員可據之計算其中涉及的效益和成本。

王柏林教授
港大經管學院經濟學、管理及商業策略助理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四年二月十五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我們離核戰有多遠?

最近上映的電影《奧本海默》，講述原子彈之父奧本海默（J. Robert Oppenheimer）在原子彈研發成功之後，如何因為反戰立場和曾經的左傾活動而遭受迫害。 其實，這不僅是他個人的悲劇，更是全體人類共同的悲劇。 核武的發明、擴散和競賽，讓這個世界變得極不安全。 俄羅斯對烏克蘭軍事行動受挫之際，就曾多次暗示迫不得已時會使用核武。

美國的核戰計劃

上世紀冷戰結束，敵對陣營的劃分不如以前那麼清晰，核戰的風險似乎不如美蘇爭霸時那麼顯著。 其實，美蘇兩國當年的戰爭計畫存在重大漏洞，人類命運曾經懸於一線；這個世界並未毀滅，全靠運氣而已。 2017年出版的《末日機器》（The Doomsday Machine）披露了許多細節，而這本書的副標題正是「一個核戰策劃者的自白」。 作者艾爾斯伯格（Daniel Ellsberg）廣為人知的壯舉，是1971年向美國十幾家報紙披露絕密的「五角大樓文件」，揭發美國領導層和軍方明知越戰無法打贏而向公眾和國會隱瞞真相 。 此事成為後來美國從越南撤軍的重要誘因。 為此，基辛格曾經稱他為「地球上最危險的人」，要不惜一切代價阻止他發聲。

在哈佛攻讀博士期間，埃爾斯伯格曾經主動參軍，帶兵海外，幾年後以海軍陸戰隊中尉的軍銜退役；完成博士學位後，於1958年受僱於著名的蘭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 ），獲委派研究美國的核戰計劃，接觸到最高級的絕密文件，上至海軍司令、下至空軍飛行員，他都可以訪談、考察，其後又以蘭德研究員的身份在五角大樓工作，目睹 並協助高層決策，包括1962年那場震驚世界的古巴危機。

艾爾斯伯格揭露越戰的7000頁五角大樓文件，是偷偷影印的；他還複印了另外1.5萬頁關於美國核戰計劃的文件，本來也準備向公眾披露，但由於越戰吹哨而被起訴， 於是把核戰文件交付給哥哥，埋在地下，後來陰差陽錯，被暴風雨沖走，從此不見蹤影。

埃爾斯伯格發現，世界上所有決策、指令都有不確定性，但美國軍方的核戰計劃，恰恰沒有考慮到這一點，在敵對雙方白熱化的對抗中，極有可能擦槍走火， 導致全面核戰和人類毀滅。

名義上發動核武攻擊的大權只由美國總統掌握，電視上經常看到一個武官伴隨總統左右，手裡拎著一個俗稱“核足球”（nuclear football）的黑色公事包，據說裡面含有隻有總統才可以 發出的核攻擊指令，但這是做給大眾看的。 其實核攻擊的權力一路下放，從總統到戰區司令、艦隊、戰略空軍，不知有多少手指可以按下那個按鈕。 道理也非常簡單：如果指令只能由總統下達，對方先發制人，一個氫彈就可把華盛頓夷為平地，消滅美國政府幾乎所有高官，從而癱瘓其反擊能力。 稍有頭腦的人都會預先安排好，萬一自己有何不測，另外哪幾個人可以接過下達命令的權力。 可笑的是，美國一方面層層下放權力以避免被對方「斬首」，另一方面自己核戰計畫的核心就是斬首莫斯科，似乎從沒想過對方也會防此一著。 其實，博弈論指出，在大國對抗時，要特別保護對方的指令系統，確保敵方最高領導人安全，讓其指令得以順利下達。

1958年，埃爾斯伯格訪問南韓群山（Kunsan）美軍空軍基地，當地駐紮了12架F100遠程轟炸機，每架戰機攜帶氫彈。 指揮官明言，一旦通訊中斷（這種意外時有發生），又有核彈在基地爆炸（飛機在緊急時刻起飛，發生此類事故的機率頗高，因此在演習時從不帶著彈頭起飛）， 為保護下屬，他會自行決定下令核攻擊，正所謂「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古巴危機

1962年古巴危機發生，艾斯伯格被召喚至五角大廈參與幕僚的討論與推演。 事過三、四十年，決策雙方才意識到，當時美、蘇之間離核戰只有一步之遙，之所以沒有打起來，實在有很大運氣的成份。 原本赫魯雪夫明令卡斯楚和駐古巴的蘇聯指揮官，如無最高當局的命令，絕對不得發動攻擊。 但是卡斯楚還是下令，擊中一架美國偵察機。 蘇軍指揮官眼見砲火紛飛，又與上級失去聯絡，以為大戰已經開始，所以用飛彈擊落一架美國U2高空偵察機。 赫魯雪夫立刻意識到，事情開始失控。

甘乃迪總統向赫魯雪夫發出最後通牒：假如美國軍機再受襲，美國必然攻入古巴。 美國並不知道，蘇聯已經在古巴駐軍4.2萬人，存有100多枚核彈頭。 這些短程戰術核武雖然打不到美國本土，但一旦美國入侵，必然會打在美國軍人身上，必然導致全面核戰。 所以赫魯雪夫急忙公開聲明，接受美國條件，立刻拆除安裝在古巴的飛彈，世界才避過一劫。

至於海上，同樣幾乎觸發核戰。 美國戰艦群與反潛直升機曾圍攻蘇聯一艘核潛艇，該潛艇攜有核魚雷，足可摧毀美方所有在場軍艦；當時潛艇艦長與政治委員已經決定發起核攻擊。 千鈞一發之際，碰巧艦隊的參謀長也在潛水艇，他不同意。 3名負責人最後決定克制，人類又躲過一劫。

古巴危機中，赫魯雪夫和甘乃迪都真心希望不打核戰，不想毀滅地球，卻差一點就打起來了。 然而在情緒緊張、高度對抗時，前線指揮官往往因誤判情勢或自作主張，把對壘局勢推到臨界點，一念之差就難免走上萬劫不復之路。

視億萬人如草芥

1945年原子彈研發成功，1952年美國第一次試爆氫彈。 到1986年高峰期，美國存有逾2萬枚核彈頭，蘇聯則有4萬枚。 氫彈的威力是原子彈的1千倍，而製造成本較低。 1枚氫彈可以有2500萬黃色炸藥的當量（這還不是最大的），其爆炸力超過人類歷史上所有戰爭（包括兩次世界大戰）火力的總和。

1960年代初，埃爾斯伯格調查美軍的核戰計劃，發現其主導思想是先發制人，而非一般以為的維持二次反擊的能力，以進行核威懾。 華盛頓政府明知中蘇已經決裂，但總是將兩國綁在一起，並已制定轟炸中國每個大中城市的詳細計畫。 只要與蘇聯開戰，即使與中國完全無關，美國也會順手把中國滅了。 軍方對死亡人數的估計是：如果美國先對蘇聯下手，中蘇兩國會死3億人，加上核爆輻射粉塵，西歐、東歐以及鄰近的中立國家（如芬蘭、瑞典、奧地利、阿富汗 、印度、日本），會再死3億人。

當年美國高級將領在內布拉斯加州的戰略空軍指揮部開會，談笑之間就決定地球上幾億人的生死，那些與美、蘇對抗並無直接關係的國家的平民就更無辜。 與會者中只有1人覺得不對勁：「1942年納粹的萬湖會議，討論如何科學、有效地殺死幾百萬猶太人，在人類歷史上留下最醜陋的一頁；可我們現在的做法， 比納粹邪惡、無恥何止百倍。」

史達林說：「死一個人，那是悲劇；死一百萬人，那只是個數字。」尼采說：「個人極少發瘋，可集體發瘋卻是常態。」美蘇軍方在上世紀五六 十年代瘋狂製造核武、制定核戰計畫時，還不知道「核子冬天」的概念（要到1980年代才有科學家提出），仍未明白他們的計畫都是自殺的計畫。 當前俄烏戰爭、以巴衝突，數萬名無辜平民死亡，數百萬人流離失所，已經是了不得的大事，可是和核戰相比，卻又微不足道。 核戰的瘋狂，出現在極權國家，也出現在號稱最人性、最善良的民主國家，豈不令人深思？ 今時今日的領導人，會比幾十年前的元首更理性、更有智慧嗎？

周文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管理及商業策略副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四年一月三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香港劏房問題之出路

近10年來，香港一直面對分間樓宇單位（俗稱「劏房」）激增的困局。窮等人家蝸居在擁擠不堪的非人居住環境，此等影像令人心痛，亦有損香港聲譽。

為此，香港特區政府已提出解決方案，可惜執行需時，並且所費不菲。簡約公屋計劃將為受困住戶建造短期單位，長久之計在於新建公共屋邨，增加資助房屋單位；期間公屋輪候時間則依然漫長。

基於房屋政策及趨勢的通盤經濟分析，筆者在本文提出兩項政策改革建議，將有助於從速縮短公屋輪候時間，並且一舉解決劏房問題。從經濟分析可見，本地劏房危機根源不在房屋供應不足，而始於公營房屋系統中定價不當。

要糾正此一弊病，只須向公屋富戶加租，並且減低居屋和租置屋業主須補地價的金額。撥亂反正之後，將可消除高收入公屋住戶本來寧享廉租而不願提升至高質私人住宅樓宇（下稱「私樓」）的心態；居於劏房的低收入家庭則可入住公屋。有關措施並不會加重政府財赤。

公屋租金須與住戶收入相稱

公屋「富戶政策」制定於1987年，旨在鼓勵公屋富戶騰出單位，以維護公屋資源的合理分配。按此政策規定，超出入息限額的租戶須繳付倍半至雙倍租金。目前，月入2萬元的非長者3人公屋住戶，每月租金約為2000元，相當於月入10%左右。若住戶收入達10萬元，則月租約為4000元，相當於月入4%左右。月入高於12.2萬元的住戶則須遷出單位。

時移世易，政策內容已不再切合低收入家庭的住屋需要；居住條件與公屋相若的私樓單位，現時月租動輒在一萬元以上。隨着私樓租金近20年來持續飆升，公屋富戶也就更不願意放棄現居單位。

正如【表1】顯示，家庭實質收入超逾2021年公屋入息限額兩倍的公屋富戶，由2006年為數18900個躍升至2021年共51580個。同期，家庭實質收入超逾2021年公屋入息限額1至2倍的公屋租戶，更由137080個增至244860個。此15年期間，公屋租戶的平均實質收入升幅達25%。

公屋租金低廉，富戶並無誘因捨棄現居單位而遷往私樓，以致貧苦家庭難望入住公屋，而被迫居於空間狹窄、租金昂貴、安全設施欠奉的劏房。從【表2】可見，家庭實質收入在2021年公屋入息限額以下的私樓租戶，由2006年為數104860個增至2021年共165620個。2011至2023年年底，公屋輪候時間則由2年延長至5.6年。

筆者建議的改革方案，將公屋租金在住戶入息中佔比提高至10%，而低收入住戶的租金則維持不變。以月入10萬元的非長者3人公屋住戶為例，月租將調高至1萬元，接近市值租金，亦即不再受政府大幅資助而低至4000元。

這有助於促使公屋富戶交還單位，流入私人住宅市場，而讓公屋輪候名冊的申請家庭得以上樓。不僅公屋輪候時間會因而縮短，劏房需求亦將隨之減低，低收入私樓租戶所支付的租金同樣會下跌。如此低成本兼具效益的措施，足可立竿見影，為本港社會的弱勢社群紓困解難。

在協助現居租戶適應加租措施方面，當局可考慮發放現金補貼，通過遞減形式為期數年。若住戶改為決定遷出，其所享福利亦不致大為減損。

至於公屋富戶，則不必提供現金賠償。這類住戶對於是否留在現居細小但廉租的公屋單位，抑或遷往環境較佳、租金較高的私人住宅居所，本來並無所謂。加租只會誘使他們放棄公屋單位，卻不會招致損失，所以毋須給予賠償。

鼓勵公屋富戶在房屋階梯拾級而上，難免引致中級私人住宅的租金和樓價向上，反過來又會削弱現居公屋租戶的遷出誘因。可幸的是，通過筆者下列第二部分的建議措施，有關問題就可加以抵消，令私樓樓價維持穩定。

即使將現金補貼計算在內，調整公屋租金亦不會對政府造成重大財政壓力。公屋富戶流失，來自其單位租金的政府收入勢將減少，皆因新租戶收入較低，所付租金亦相應較低。另一方面，留下的租戶所付租金則會增加。此消彼長之下，預期當局的淨收入降幅有限，甚至有所增加。

下調居屋與租置計劃補價

無論如何，以此方式收回公屋單位，必定較新建公屋進度快而成本低。新建公屋不但單位成本高達約100萬元，而且耗時經年。本文倡議的改革可立即上馬之餘，亦可隨政府適度分階段實行；其中涉及的成本有限，更可透過筆者以下建議措施輕易抵消。

「居者有其屋」（居屋）計劃資助中等收入家庭自置居所，購買計劃下的新建房屋單位。「租者置其屋」（租置）計劃則可讓部分公屋租戶以大幅折讓價購買現居單位。兩項計劃都旨在促進住戶在房屋階梯向上流動。

然而，居屋業主必須補地價35%至50%，才可將其單位放租或出售。由於補價金額不菲，總數達351000個居屋單位之中，僅有22%已完成補價。

同樣，租置計劃單位亦須先繳付補價，然後才可租售，補價率更高達82%至86%。根據香港屋網（28Hse.com），一個租置計劃單位市價約為200萬元，亦即業主完成補地價程序，在公開市場售出單位後，僅得大約30萬元。收益如此之低，難怪總數達152000的已售租置單位中，已繳付補價者不足2%。

補價金額偏高令劏房危機加劇。假使租置計劃及居屋計劃業主收入有所增加，高補價率卻有礙其將單位轉售或出租，因而不願換購較高質單位，造成可供低收入家庭租住的小型單位供應不足，而低檔住宅市場供求失衡的困境不斷惡化。筆者在此提出第二部分建議：將資助自置居所計劃規定的補價減半。

此一變革將帶來多方好處。首先，這將便於業主將單位轉讓或出租。即使業主無意出售，物業亦較易用作投資或創業活動的抵押品。

第二，在收入較高住戶願意換購較高質單位的情況下，市面上的低檔住宅供應將隨之增加，樓價就會面臨下行壓力。至於中型住宅如居屋單位，樓價下行壓力將抵消上述第一部分建議中，公屋租金調整所致的樓價上行壓力，樓價穩定性因而得以維持。由於缺乏樓價上行壓力加以抵消，與公屋相若的小型住宅樓價與租金無疑將隨之下跌，此亦有助於特區政府實現為低收入市民提供可負擔房屋的目標。

第三，隨着較高收入住戶換購較高質房屋，有關變革將在高檔物業市場產生樓價上行壓力，可抵消利率飆升而形成的樓價下行壓力。特區政府因而較能在高檔物業市場達致樓價的穩定性。

第四，變革將為政府庫房帶來進賬。政府雖對繳付補價有所規定，但現時從中所得極微。若降低補地價比率，反能令有意補價的業主增多，而惠及政府收入。

至於補價折扣率如何釐定，則可基於政府進賬多多益善為原則。舉例來說，假使將居屋補價率由35%至50%降至20%之後，而補價居屋單位佔整體居屋數量的比例隨之增加20%；根據香港屋網，一般居屋單位售價約為400萬元，按此計算，政府庫房可獲560億元額外進賬，藉此可新建5.6萬個公屋單位，甚至輕易抵消公屋租金調整的財政成本，而公共財政盈餘仍甚為可觀。

最後，在當前市道低迷情況下，通過激活樓宇買賣交易，亦能為地產從業員注入強心針。總括而言，上述變革建議可謂有百利而無一害。

宏觀政策影響

本文倡議當局調整公屋租金與資助置業計劃的補價率，從而鼓勵高收入公營房屋住戶換購較高質私人住宅，將有利於低收入家庭脫離現居劏房的困境。有關變革既能提升低檔樓市的可負擔程度，亦能抵消高檔樓市因利率攀升與宏觀經濟環境不利而面對的樓價下行壓力，況且亦不會加重政府財赤。

港澳辦主任夏寶龍曾指出，2049年前香港要告別劏房；若推行筆者提出的變革措施，就能遠在此期限之前解決相關問題。房屋階梯運作得以改善，無疑有助挽留人才，振興經濟增長，並減輕政治怨氣。

鑑於上述變革險小利大，特區政府宜認真考慮予以落實。當局若能提供相關行政數據，學界研究人員可據之計算其中涉及的效益和成本。

王柏林教授
港大經管學院經濟學、管理及商業策略助理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四年二月十五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歐羅面世25周年

經過兩次大戰的生靈塗炭，歐洲人終於化干戈為玉帛，把精力用在經濟合作，一來有利於發展經濟，二來防止再度戰爭。數十年來，歐洲的經濟整合緩慢但穩步發展，從五十年代只有6個成員的歐洲共同市場，發展到今天27個成員的歐盟，而合作的內容，從開始時的煤炭和鋼鐵，到今天20個成員共用的歐羅。

歐羅在1999年1月面世，距今剛好四分一世紀。當時11個參與國之間相互固定了匯率，以歐羅為計算價值單位，並共同把貨幣政策交給半年前成立的歐央行。至2002年1月，歐央行開始發行歐羅鈔票及硬幣，歐羅遂取代原有的法郎和馬克等，成為市民日常行使的貨幣。剛好1999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也頒給了發展最優貨幣區理論（optimum currency area）及有「歐羅之父」之稱的羅伯特・蒙代爾（Robert Mundell）。

蒙代爾特別看好歐羅及使用單一貨幣的歐洲，他認為這是國際貨幣體系繼1944年布雷頓森林會議及1971年尼克遜總統取消美元和黃金掛鈎以來最重要的發展。他估計歐羅區將會大於美元區，歐羅會與美元分庭抗禮，改變美元主導的國際格局，因此影響更為深遠。多年來，歐洲主要國家已朝着單一市場的方向發展，在商品、服務、勞動力和資金可以自由流通後，貨幣聯盟（monetary union）是更進一步提高經濟效率的政策。畢竟歐洲早在1979年已建立歐洲貨幣體系（European Monetary System），以德國馬克為主導，其他貨幣與馬克維持固定匯率。從穩定的固定匯率到使用同一貨幣，在概念上只是一步之遙。

區內海嘯後GDP疲弱

然而，也有不少人對貨幣聯盟及歐羅存疑。最明顯的考慮是成員國要放棄獨立的貨幣政策，把有關決策託付給歐央行，但後者的政策目標，不一定符合所有成員國的要求，可能會導致成員國之間的不和，特別在嚴重的經濟金融危機情況下。持這些反對意見的，包括著名的前美國全國經濟研究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行政總裁及哈佛大學教授馬丁．費爾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在他看來，歐洲推動貨幣聯盟的根本目的是政治而非經濟考慮。貨幣聯盟只是為將來的政治聯盟鋪路，歐洲進一步統一和強大，會在國際政經事務上較為獨立自主，不一定對美國言聽計從，因而削弱美國的霸權地位，增加地緣政治的風險。最後這個結論，顯然和今天眾多的全球南方（global south）國家的想法不同。

事實證明，上述兩方面的預期都不準確。歐羅面世首十年，歐羅區經濟表現還算可以，但並不特別優異。按世界銀行的數據計算，歐羅區在1999至2008年期間的GDP平均增長率為2.1%，稍低於之前20年平均的2.3%。但在2008年金融海嘯之後，各成員國面對不同程度的經濟金融困難，卻有同樣的歐央行低息貨幣政策，使得較為弱勢的國家過度依賴借債度日。當歐盟及歐央行表示不會為這些國家還債時，有關國家的利息隨即迅速上升，引發歐債危機，使2009至2018年歐羅區的增長率平均只得0.8%。貨幣政策方面，歐央行的目標比較明確，是維持中期通脹率約2%。除了金融海嘯、歐債危機及俄烏戰爭期間，通脹目標都能達到。

國際支付佔比遭美元拋離

1999年歐羅剛出現，歐羅區和美國分別佔了全球GDP的21.7%和29.4%。到2022年，有關的數字分別是14%和25.1%。隨着中國及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冒起，歐羅區和美國佔世經濟的比例同時下跌，這不足為奇，但歐羅區和美國的差距愈來愈大，並非蒙代爾所預期，而歐洲在國際事務上仍然對美國亦步亦趨，沒有出現費爾德斯坦擔憂的情況。

至於作為國際貨幣，歐羅和美元的差距又如何？按全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SWIFT）的數據，去年12月的全球支付中，美元佔47.5%，歐羅則佔22.4%，這是把歐羅區成員國之間的支付都算進去。因為20個歐洲國家都用歐羅，自然提高歐羅的使用比例，若不算歐羅區成員之間的交易，那美元在國際支付的佔比便高達59.7%，而歐羅只有12.6%。此外，按國際清算銀行（BIS）於2022年4月的調查，在外匯市場上的交易，美元佔88.3%，歐羅佔30.5%。由於外匯市場是兩種貨幣的兌換，所以總值是200%而非100%。至於兩種貨幣在全球外匯儲備中的佔比，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數字，在去年第三季度美元佔59.2%，歐羅佔19.6%，差距仍然很大。

一種貨幣的國際化程度，視乎該國的經濟規模、與外國經濟交易總量、宏觀經濟的穩定、有關政策的透明、金融市場的監管和深度等等。歐羅與美元作為國際貨幣的差距，有相當大程度源於兩地政府的財政安排。美國是統一的一個國家，只有一個中央政府和有關的財政，因財政赤字龐大而發債量多，形成一個流動性高和相對安全的市場，支持美元的流通。

相反，歐羅區只有貨幣聯盟，沒有財政聯盟，涉及多個國家和多種政府債券，每種債券的規模均小於美國國債，不同債券又有不同程度的流動性和風險，減少了歐羅的吸引力。

俄烏以巴烽煙礙經濟發展

此外，歐羅和美元都不是有商品作為本位的法定貨幣，要防止財政赤字貨幣化帶來的經濟問題，政府需要維持一定的財政紀律，不能過度揮霍。歐羅區的政府名義上都需要面對分別是GDP 3%和60%的財赤和債務上限，但差不多所有成員國都曾經用不同原因繞過這些限制，使有關規則形同虛設。歐羅區作為一整體而言，從歐羅面世開始，政府債務就一直高於GDP的60%，在金融海嘯及新冠疫情期間更高於90%。這是歐羅區的情況，其中一些國家自然高於這些比例。問題嚴重的話，市場自然會關注其他國家或歐央行會否採取什麼行動。某個成員國的財政狀況，可以給歐羅區帶來一些不確定因素。這情況在民粹思潮高漲時出現的機會更大。

多年來，歐羅區的經濟表現並不特別耀眼，最近十年又分別受到歐債危機、新冠疫情、俄烏戰爭、以巴戰爭、通脹、加息和美元升值的影響，經濟前景並不樂觀，歐羅亦難有發展空間。歐羅是一個重要而罕有的經濟政策實驗，而歐羅區給予成員國一個高度合作應付經濟困難的制度安排，效果如何，需要好好總結。

陸炎輝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榮譽副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四年二月七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歐羅面世25周年

經過兩次大戰的生靈塗炭，歐洲人終於化干戈為玉帛，把精力用在經濟合作，一來有利於發展經濟，二來防止再度戰爭。數十年來，歐洲的經濟整合緩慢但穩步發展，從五十年代只有6個成員的歐洲共同市場，發展到今天27個成員的歐盟，而合作的內容，從開始時的煤炭和鋼鐵，到今天20個成員共用的歐羅。

歐羅在1999年1月面世，距今剛好四分一世紀。當時11個參與國之間相互固定了匯率，以歐羅為計算價值單位，並共同把貨幣政策交給半年前成立的歐央行。至2002年1月，歐央行開始發行歐羅鈔票及硬幣，歐羅遂取代原有的法郎和馬克等，成為市民日常行使的貨幣。剛好1999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也頒給了發展最優貨幣區理論（optimum currency area）及有「歐羅之父」之稱的羅伯特・蒙代爾（Robert Mundell）。

蒙代爾特別看好歐羅及使用單一貨幣的歐洲，他認為這是國際貨幣體系繼1944年布雷頓森林會議及1971年尼克遜總統取消美元和黃金掛鈎以來最重要的發展。他估計歐羅區將會大於美元區，歐羅會與美元分庭抗禮，改變美元主導的國際格局，因此影響更為深遠。多年來，歐洲主要國家已朝着單一市場的方向發展，在商品、服務、勞動力和資金可以自由流通後，貨幣聯盟（monetary union）是更進一步提高經濟效率的政策。畢竟歐洲早在1979年已建立歐洲貨幣體系（European Monetary System），以德國馬克為主導，其他貨幣與馬克維持固定匯率。從穩定的固定匯率到使用同一貨幣，在概念上只是一步之遙。

區內海嘯後GDP疲弱

然而，也有不少人對貨幣聯盟及歐羅存疑。最明顯的考慮是成員國要放棄獨立的貨幣政策，把有關決策託付給歐央行，但後者的政策目標，不一定符合所有成員國的要求，可能會導致成員國之間的不和，特別在嚴重的經濟金融危機情況下。持這些反對意見的，包括著名的前美國全國經濟研究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行政總裁及哈佛大學教授馬丁．費爾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在他看來，歐洲推動貨幣聯盟的根本目的是政治而非經濟考慮。貨幣聯盟只是為將來的政治聯盟鋪路，歐洲進一步統一和強大，會在國際政經事務上較為獨立自主，不一定對美國言聽計從，因而削弱美國的霸權地位，增加地緣政治的風險。最後這個結論，顯然和今天眾多的全球南方（global south）國家的想法不同。

事實證明，上述兩方面的預期都不準確。歐羅面世首十年，歐羅區經濟表現還算可以，但並不特別優異。按世界銀行的數據計算，歐羅區在1999至2008年期間的GDP平均增長率為2.1%，稍低於之前20年平均的2.3%。但在2008年金融海嘯之後，各成員國面對不同程度的經濟金融困難，卻有同樣的歐央行低息貨幣政策，使得較為弱勢的國家過度依賴借債度日。當歐盟及歐央行表示不會為這些國家還債時，有關國家的利息隨即迅速上升，引發歐債危機，使2009至2018年歐羅區的增長率平均只得0.8%。貨幣政策方面，歐央行的目標比較明確，是維持中期通脹率約2%。除了金融海嘯、歐債危機及俄烏戰爭期間，通脹目標都能達到。

國際支付佔比遭美元拋離

1999年歐羅剛出現，歐羅區和美國分別佔了全球GDP的21.7%和29.4%。到2022年，有關的數字分別是14%和25.1%。隨着中國及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冒起，歐羅區和美國佔世經濟的比例同時下跌，這不足為奇，但歐羅區和美國的差距愈來愈大，並非蒙代爾所預期，而歐洲在國際事務上仍然對美國亦步亦趨，沒有出現費爾德斯坦擔憂的情況。

至於作為國際貨幣，歐羅和美元的差距又如何？按全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SWIFT）的數據，去年12月的全球支付中，美元佔47.5%，歐羅則佔22.4%，這是把歐羅區成員國之間的支付都算進去。因為20個歐洲國家都用歐羅，自然提高歐羅的使用比例，若不算歐羅區成員之間的交易，那美元在國際支付的佔比便高達59.7%，而歐羅只有12.6%。此外，按國際清算銀行（BIS）於2022年4月的調查，在外匯市場上的交易，美元佔88.3%，歐羅佔30.5%。由於外匯市場是兩種貨幣的兌換，所以總值是200%而非100%。至於兩種貨幣在全球外匯儲備中的佔比，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數字，在去年第三季度美元佔59.2%，歐羅佔19.6%，差距仍然很大。

一種貨幣的國際化程度，視乎該國的經濟規模、與外國經濟交易總量、宏觀經濟的穩定、有關政策的透明、金融市場的監管和深度等等。歐羅與美元作為國際貨幣的差距，有相當大程度源於兩地政府的財政安排。美國是統一的一個國家，只有一個中央政府和有關的財政，因財政赤字龐大而發債量多，形成一個流動性高和相對安全的市場，支持美元的流通。

相反，歐羅區只有貨幣聯盟，沒有財政聯盟，涉及多個國家和多種政府債券，每種債券的規模均小於美國國債，不同債券又有不同程度的流動性和風險，減少了歐羅的吸引力。

俄烏以巴烽煙礙經濟發展

此外，歐羅和美元都不是有商品作為本位的法定貨幣，要防止財政赤字貨幣化帶來的經濟問題，政府需要維持一定的財政紀律，不能過度揮霍。歐羅區的政府名義上都需要面對分別是GDP 3%和60%的財赤和債務上限，但差不多所有成員國都曾經用不同原因繞過這些限制，使有關規則形同虛設。歐羅區作為一整體而言，從歐羅面世開始，政府債務就一直高於GDP的60%，在金融海嘯及新冠疫情期間更高於90%。這是歐羅區的情況，其中一些國家自然高於這些比例。問題嚴重的話，市場自然會關注其他國家或歐央行會否採取什麼行動。某個成員國的財政狀況，可以給歐羅區帶來一些不確定因素。這情況在民粹思潮高漲時出現的機會更大。

多年來，歐羅區的經濟表現並不特別耀眼，最近十年又分別受到歐債危機、新冠疫情、俄烏戰爭、以巴戰爭、通脹、加息和美元升值的影響，經濟前景並不樂觀，歐羅亦難有發展空間。歐羅是一個重要而罕有的經濟政策實驗，而歐羅區給予成員國一個高度合作應付經濟困難的制度安排，效果如何，需要好好總結。

陸炎輝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榮譽副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四年二月七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今天徵費 何時減廢

根據環境保護署公布的2022年香港固體廢物監察報告，本港每天人均垃圾產量為1.51公斤，不僅高於台灣台北的0.37公斤【註1】和日本東京的0.89公斤【註2】，也沒有達到特區政府2013年提出的10年減廢目標（0.8公斤以下）。作為應對措施之一，政府計劃今年8月1日全面實行城市固體垃圾按量徵費。

難求一步到位

對垃圾徵費最簡單的理解是，只要污染者的經濟成本增加，產生的廢物自然會減少；但事實真的如此簡單麼？

對垃圾以量徵費的國家地區雖然不多（例如台灣、日本、南韓和德國），但從這些先行者的經驗卻可看出，垃圾徵費政策從實施到取得成效都經歷漫長時間，無一例外。

早在1950至1980年，日本就已立法規管廢物處置，真正見效卻足足歷經了10年。從1988年至2000年分類普及期邁向2000年至2006年的3R原則（即減少、再用、回收）推進期，直到2006年才全國推行垃圾徵費。在立法初期，日本每天的人均垃圾產量非降反升，由1985年的0.95公斤迅速增至1988年的1.06公斤，增幅為11.6%；主因是戰後該國經濟騰飛，執法效果亦欠佳。

及至2006年全面推行垃圾徵費後，日本每天的人均垃圾產量才顯著減少，從2005年的1.13公斤跌至2017年的0.92公斤，降幅為18.6%，每名市民每年所負擔成本也從1998年的125.9元下調至2012年的27.6元。

廢物回收竅門

為什麼僅僅依靠垃圾徵費不能保證達到減廢的環保目標呢？讓我們一起弄清楚其中的來龍去脈吧。

首先，打開一包家庭垃圾，裏面五花八門，不加分類就丟棄，勢必增加回收再用、循環再造的難度。但是，我們是否知曉怎麼正確分類呢？垃圾分為資源型（可被循環再造，如紙張、塑膠瓶和玻璃容器）、廚餘（有機廢物，如水果皮、菜葉、過期食品和咖啡渣），以及其他一般垃圾（通常不能被回收）。

這個分類看似簡單，卻有諸多細節需要認真分辨。比如普遍認為紙張可以循環再造，但很多紙製品由於用了不同紙張纖維，或者加入了其他材料（如塑膠），導致很多看似是紙的物品不能回收。比如裝雞蛋的紙盒，由於混合了較短的紙纖維，就不能被化為紙漿重新利用。至於常用的紙杯，因為加入了防水防漏的塑膠，同樣無法循環再用。

羅馬不是一日建成。這些垃圾分類的細節不可能一天就學會，要養成習慣更需長期教育推廣，配合賞罰措施。

第二，垃圾妥善分類後應該送到哪裏？名為「綠在區區」的全港社區回收網絡涵蓋逾170個公共收集點【註3】，接收市民提交的回收物，平均約4萬人共用一個回收點。

香港30%的固體垃圾是廚餘，但有廚餘回收設施的公共屋邨只有91個【註4】，平均約8萬人共用一個屋邨內的收集設施。

收集點有限，好不容易做好分類的市民，就要拎着垃圾走到不近家居的回收點。對於生活節奏極快的香港人來說，非常不便利，勢必打擊市民分類回收垃圾的積極性。

放眼海外，標兵台北市如何回收垃圾？當地採用分天、分類回收方式，比如每逢周一、周五回收平面類資源物（如乾淨的舊衣物和廢紙），垃圾車會在指定時間開到各個社區收集。

民眾也可以通過手機程式追蹤垃圾車的時刻表，以免錯過。垃圾車的回收措施，令台灣的家居垃圾回收率在2018年就達到了52% 【註5】，遠遠高於2022年香港固體廢物監察報告中所述的32%。

成本決定效益

第三，經過分類的垃圾運到回收站，會被怎麼利用呢？垃圾分類回收的目的是充分利用資源，但要再生資源被大眾接受，僅僅靠環保教育並不足夠，更重要的是讓再生材料產生高於原材料的經濟價值。

如果再生材料的成本高於原材料，再生資源的企業就無法長期生存。

隨着科技的發展，一些材料的再生成本已經大大低於原材料。比如清華大學和澳洲麥覺理大學（Macquarie University）的研究顯示，從廢棄的手機、冰箱等電子用品中提取一公斤黃金的成本是2000美元，等於從礦產中提取同樣重量黃金的成本的5% 【註6】。當前人人喊打的塑膠製品正是因為製造成本低，回收成本高而陷入一個污染的惡性循環。若要更多垃圾變廢為寶，必須依靠在回收一環善用科技，而政府政策和資助無疑至關重要。

垃圾徵費是香港邁向環保城市的第一步，然而垃圾變廢為寶不是單一的垃圾徵費就可實現。邁出第一步不易，但更不易的是要堅持前行。減廢環保不僅需要提高市民的環保意識、減少浪費，也有賴政府和社群的支持和投入。只有共同努力，才能讓我們共同的香港更加美好。

【註1】 ：平安環保公用行業深度報告

【註2】：https://www.env.go.jp/en/press/press_01276.html

【註3】：https://www.wastereduction.gov.hk/zh-hk/waste-reduction-programme/greencommunity#overview（檢索於2024年1月28日）

【註4】：https://www.foodwasterecycling.hk/wp-content/uploads/2024/01/Smart-Bin-locations_0131-1.pdf

【註5】：A Load of Rubbish，《經濟學人》，2018年9月29日

【註6】：Modern-day Alchemy，《經濟學人》，2018年9月29日

范亭亭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市場學高級講師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四年二月一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ESG是曇花一現抑或長久趨勢?

環境、社會及管治（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簡稱ESG）近年好似雨後春筍般，已經無處不在。當眾人還分不清這3個字母順序的時候，ESG早已牽動無數跨國公司的重大決策，也深刻影響各國政府的監管決定。一方面，ESG打造了一個美好願景，讓資本向善，促進可持續發展。另一方面，ESG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反對力量群起攻之，紛紛質疑ESG口惠而實不至。

ESG究竟是稍縱即逝還是會持續不斷？筆者認為，其產生基於深層次的社會背景，並非偶然。只要ESG所針對的社會問題得不到解決，ESG就會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

前世今生

ESG的前身可說是社會責任投資（Socially Responsible Investment，簡稱SRI），為它的實踐提供了重要基礎。筆者發表在《行政科學季刊》（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的研究發現【註】，SRI在西方的起源與宗教、工會和政府密不可分，並且早在上個世紀就考量了環境、社會和公司管治的影響。然而作為一種獨特的投資理念，SRI一直處於非主流位置，直到ESG出現。

聯合國為ESG的興起提供了概念的依託。2004年，聯合國在其《在乎者贏》（Who Cares Wins）報告中正式提出ESG概念，並與全球多家金融機構攜手，提倡將ESG等因素用於投資考量，堅信「得ESG者得市場」。該報告問世後，曾經有好些年都風平浪靜，但約在2015年，形勢逐漸發生變化。

ESG得以迅速發展，以下幾個造王者實在功不可沒。麥肯錫（McKinsey）作為全球一大管理顧問公司，一直是商業熱詞的締造者，開始不斷推廣類似ESG的概念。世界最大資產管理公司貝萊德（BlackRock）也是ESG的關鍵擁躉，行政總裁芬克（Larry Fink）在公開信中頻頻提及並推廣ESG。各地政府也落力為ESG助陣，挪威國家主權基金和日本政府養老投資基金分別在2004年和2018年身先士卒，用千萬億美元重資踐行ESG。一時間，ESG風行一時。投資機構趨之若鶩，廣納相關人才，香港特區政府亦不例外，專設ESG類別以招攬人才。

兩面受敵

熱潮之下卻存在暗湧。反ESG之聲四起，批評者分成左右兩大板塊。右派認為ESG的理念根本錯誤。美國不少共和黨人視ESG為毫無意義的「政治正確」；田納西州在2023年指控貝萊德的投資濫用ESG因素，違反了《消費者保護法》，其他共和黨州份的官員也將該公司列為撤資目標。諾貝爾獎得主佛利民（Milton Friedman）在半個世紀前就已發文，咬定公司的唯一使命是盈利，而社會責任是政府的事，應該「凱撒的歸凱撒，上帝的歸上帝」。紐約大學金融學教授達莫達蘭（Aswath Damodaran）也認為ESG是「無可救藥」，並且希望ESG能夠「安息」。

左派同樣不乏批評者。貝萊德前ESG投資專家Tariq Fancy揭老東家之短，痛斥ESG虛有其表，令傳媒嘩然。各國的監管者也紛紛調查「漂綠」行為。許多所謂綠色基金，例如最近被罰的德國資產管理公司DWS，其實有掛羊頭賣狗肉之嫌。左派批評者支持ESG的願景，但詬病ESG的現行體系，認為ESG讓偽君子大行其道。ESG標準混亂、評分矛盾，使企業和投資者無所適從。為此，倫敦商學院金融學教授Alex Edmans就認為，投資應該關注企業如何創造長期價值，而不僅局限於所謂的ESG。

其來有自

多方夾擊之下，ESG是否會銷聲匿跡？筆者相信，縱使ESG有千百個問題，其根源深植於市場經濟和工業化的宏觀背景，並不隨着批評者的主觀意志而轉移。

ESG是人類試圖修補資本主義危機的重要嘗試，只要資本主義本身發展不均衡的問題尚未解決，ESG就會東山再起。MSCI行政總裁費爾南德斯（Henry Fernandez）直言不諱，ESG是為了拯救資本主義，不然美國就會淪落到政府強制監管的社會主義境地。

首先，政府力有不逮，需要企業的協助。人類面對氣候變化這樣的重大挑戰，在佛利民的理想模型裏，企業不該加以插手，必須由政府負責。現實是，大部分政府對此束手無策，遑論解決其他跨國難題，例如空氣污染、跨國毒品貿易和電訊詐騙等。權力沒有真空，只要需求存在，新力量的介入勢不可擋。

其次，企業對於解決某些社會問題具備比較優勢。企業雖然逐利，但通過ESG也可協助政府解決社會難題，並從中獲利。無論是出於慈善的商譽，還是源於監管的壓力，耐克（Nike）和多個運動品牌都致力於解決跨國供應鏈中的童工及其他非法勞工問題，完成了諸多第三世界國家政府有心無力的未竟之功。隨着企業聲譽的提高，貨品銷量和公司盈利亦會相應增加。

最後，資本市場可受惠於長期主義，共生共贏的ESG理念。有別於過去的環保理念，ESG有一個扎根於資本市場的嶄新價值主張：普遍所有權（universal ownership）。許多養老投資基金和國家主權基金之所以青睞ESG，是因為持有整個股市之餘，亦看長期發展。這種普遍所有權，等同於佛利民心目中的政府，所以自然關心整體社會，鼓勵互惠互利。

遠離ESG，損人利己，固然可以贏得一時一地之利，但會製造污染等負面界外效應（negative externality）。污染固然幫排污企業節省排污費，卻削弱自然環境的價值，不利於勞工的生產力，導致其他公司以至未來的企業無資源可用。算完總賬，最終損害到普遍所有權持有人的資本利益。

何去何從

正如倫敦商學院的副教授Ioannis Ioannou指出，ESG是當今世界問題的表象，就算沒有ESG，也會存在內核相似的倡議。

面對ESG，我們需要思考的是，應該另起爐灶搞全新概念？還是改善ESG這個已有基礎的共識，以免把「嬰兒和髒的洗澡水一起倒掉」？前者看似簡單，但也容易陷入失敗的輪迴；後者艱難，但更需要社會的共識和一批先行者的堅持。

【註】 Yan Shipeng, Ferraro Fabrizio, Almandoz Juan (John). 2019. “The rise of socially responsible investment funds: The paradoxical role of the financial logic”.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64(2): 466-501

顏示硼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管理及商業策略助理教授

敬興懿先生
港大經管學院環球管理學碩士生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四年一月二十四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ESG是曇花一現抑或長久趨勢?

環境、社會及管治（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簡稱ESG）近年好似雨後春筍般，已經無處不在。當眾人還分不清這3個字母順序的時候，ESG早已牽動無數跨國公司的重大決策，也深刻影響各國政府的監管決定。一方面，ESG打造了一個美好願景，讓資本向善，促進可持續發展。另一方面，ESG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反對力量群起攻之，紛紛質疑ESG口惠而實不至。

ESG究竟是稍縱即逝還是會持續不斷？筆者認為，其產生基於深層次的社會背景，並非偶然。只要ESG所針對的社會問題得不到解決，ESG就會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

前世今生

ESG的前身可說是社會責任投資（Socially Responsible Investment，簡稱SRI），為它的實踐提供了重要基礎。筆者發表在《行政科學季刊》（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的研究發現【註】，SRI在西方的起源與宗教、工會和政府密不可分，並且早在上個世紀就考量了環境、社會和公司管治的影響。然而作為一種獨特的投資理念，SRI一直處於非主流位置，直到ESG出現。

聯合國為ESG的興起提供了概念的依託。2004年，聯合國在其《在乎者贏》（Who Cares Wins）報告中正式提出ESG概念，並與全球多家金融機構攜手，提倡將ESG等因素用於投資考量，堅信「得ESG者得市場」。該報告問世後，曾經有好些年都風平浪靜，但約在2015年，形勢逐漸發生變化。

ESG得以迅速發展，以下幾個造王者實在功不可沒。麥肯錫（McKinsey）作為全球一大管理顧問公司，一直是商業熱詞的締造者，開始不斷推廣類似ESG的概念。世界最大資產管理公司貝萊德（BlackRock）也是ESG的關鍵擁躉，行政總裁芬克（Larry Fink）在公開信中頻頻提及並推廣ESG。各地政府也落力為ESG助陣，挪威國家主權基金和日本政府養老投資基金分別在2004年和2018年身先士卒，用千萬億美元重資踐行ESG。一時間，ESG風行一時。投資機構趨之若鶩，廣納相關人才，香港特區政府亦不例外，專設ESG類別以招攬人才。

兩面受敵

熱潮之下卻存在暗湧。反ESG之聲四起，批評者分成左右兩大板塊。右派認為ESG的理念根本錯誤。美國不少共和黨人視ESG為毫無意義的「政治正確」；田納西州在2023年指控貝萊德的投資濫用ESG因素，違反了《消費者保護法》，其他共和黨州份的官員也將該公司列為撤資目標。諾貝爾獎得主佛利民（Milton Friedman）在半個世紀前就已發文，咬定公司的唯一使命是盈利，而社會責任是政府的事，應該「凱撒的歸凱撒，上帝的歸上帝」。紐約大學金融學教授達莫達蘭（Aswath Damodaran）也認為ESG是「無可救藥」，並且希望ESG能夠「安息」。

左派同樣不乏批評者。貝萊德前ESG投資專家Tariq Fancy揭老東家之短，痛斥ESG虛有其表，令傳媒嘩然。各國的監管者也紛紛調查「漂綠」行為。許多所謂綠色基金，例如最近被罰的德國資產管理公司DWS，其實有掛羊頭賣狗肉之嫌。左派批評者支持ESG的願景，但詬病ESG的現行體系，認為ESG讓偽君子大行其道。ESG標準混亂、評分矛盾，使企業和投資者無所適從。為此，倫敦商學院金融學教授Alex Edmans就認為，投資應該關注企業如何創造長期價值，而不僅局限於所謂的ESG。

其來有自

多方夾擊之下，ESG是否會銷聲匿跡？筆者相信，縱使ESG有千百個問題，其根源深植於市場經濟和工業化的宏觀背景，並不隨着批評者的主觀意志而轉移。

ESG是人類試圖修補資本主義危機的重要嘗試，只要資本主義本身發展不均衡的問題尚未解決，ESG就會東山再起。MSCI行政總裁費爾南德斯（Henry Fernandez）直言不諱，ESG是為了拯救資本主義，不然美國就會淪落到政府強制監管的社會主義境地。

首先，政府力有不逮，需要企業的協助。人類面對氣候變化這樣的重大挑戰，在佛利民的理想模型裏，企業不該加以插手，必須由政府負責。現實是，大部分政府對此束手無策，遑論解決其他跨國難題，例如空氣污染、跨國毒品貿易和電訊詐騙等。權力沒有真空，只要需求存在，新力量的介入勢不可擋。

其次，企業對於解決某些社會問題具備比較優勢。企業雖然逐利，但通過ESG也可協助政府解決社會難題，並從中獲利。無論是出於慈善的商譽，還是源於監管的壓力，耐克（Nike）和多個運動品牌都致力於解決跨國供應鏈中的童工及其他非法勞工問題，完成了諸多第三世界國家政府有心無力的未竟之功。隨着企業聲譽的提高，貨品銷量和公司盈利亦會相應增加。

最後，資本市場可受惠於長期主義，共生共贏的ESG理念。有別於過去的環保理念，ESG有一個扎根於資本市場的嶄新價值主張：普遍所有權（universal ownership）。許多養老投資基金和國家主權基金之所以青睞ESG，是因為持有整個股市之餘，亦看長期發展。這種普遍所有權，等同於佛利民心目中的政府，所以自然關心整體社會，鼓勵互惠互利。

遠離ESG，損人利己，固然可以贏得一時一地之利，但會製造污染等負面界外效應（negative externality）。污染固然幫排污企業節省排污費，卻削弱自然環境的價值，不利於勞工的生產力，導致其他公司以至未來的企業無資源可用。算完總賬，最終損害到普遍所有權持有人的資本利益。

何去何從

正如倫敦商學院的副教授Ioannis Ioannou指出，ESG是當今世界問題的表象，就算沒有ESG，也會存在內核相似的倡議。

面對ESG，我們需要思考的是，應該另起爐灶搞全新概念？還是改善ESG這個已有基礎的共識，以免把「嬰兒和髒的洗澡水一起倒掉」？前者看似簡單，但也容易陷入失敗的輪迴；後者艱難，但更需要社會的共識和一批先行者的堅持。

【註】 Yan Shipeng, Ferraro Fabrizio, Almandoz Juan (John). 2019. “The rise of socially responsible investment funds: The paradoxical role of the financial logic”.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64(2): 466-501

顏示硼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管理及商業策略助理教授

敬興懿先生
港大經管學院環球管理學碩士生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四年一月二十四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力保國際地位 拒成金融遺址 

2023年9月發布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數》報告指出，香港在全球金融中心排名維持第四位，整體評分為741分，較2022年上升19分，僅以1分之微落後於第三位的新加坡。香港的整體評分顯著上升，而且在營商環境、人力資本、金融業發展水平，以及聲譽和綜合等四方面的排名，上升至全球第四，反映在新冠疫情後，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持久優勢和韌性均備受肯定。

同期，網上平台卻出現香港成為「金融中心遺址」的帖文；去年底穆迪把香港信貸評級展望下調，難免引致市場對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有所顧慮。但香港金融市場是否光輝不再？可資參考的數據為何？

新港雙城之比 

一直以來，新加坡致力發展成為世界資金流的重要城市。根據新加坡中央銀行數據，資產管理行業管理的財富在短短6年間躍升至4萬億美元，其中約80%來自海外。一如瑞士，新加坡享有政治穩定、受過高等教育的勞動力等優厚條件，另具低利得稅率，而資本利得稅和遺產稅則全免，是跨國公司設立亞洲總部的理想地點；2023年，億萬富豪Steven Cohen的Point72資產管理公司擴充其新加坡團隊規模逾50%。新加坡金融管理局的最新數據顯示，對沖基金資產在2021年增長30%，達1910億美元，創下歷來最大的美元增幅。該局估計，新加坡家族辦公室將從2020年的400家跳升至2023年的1100家。

儘管如此，香港在多方面仍佔上風。首先，對於希望打入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企業來說，香港肯定是首站。新加坡的經濟腹地為東南亞10個國家，人口6.8億，經濟總值3萬億美元，而香港背靠的中國內地則有14億人口，經濟總值高達18萬億美元。從Preqin公司的數據可知，雖然新加坡吸引不少中國投資，但香港仍然為銀行提供了大量高淨值客戶，亞洲近一半的對沖基金經理都長駐香港，甚至在新冠疫情嚴格限制期間移居新加坡的投資銀行家，亦正陸續回流香港；華爾街的銀行已將近一半先前離開的員工調回香港。

新加坡資本市場規模較小，難以在股票交易方面勝過香港。香港股市總市值約5萬億美元，是新加坡4000億美元的12倍多。2023年，新加坡首次公開招股集資不到2000萬美元，年減95%；香港即使按年下降68%，集資額卻接近60億美元。作為財富的避風港和資產管理公司的中心，新加坡雖有「亞洲瑞士」之稱，卻難以取代香港作為交易中心及全球銀行進軍內地的「超級聯繫人」地位。對於正計劃多元化或在中國以外發展亞洲業務基地的公司而言，新加坡則提供一個好選擇。

發揮「超級」角色

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成功因素，計有「一國兩制」下的自由開放經濟、完善的普通法法制、行之有效的聯繫匯率制度、資訊及言論自由、資金自由流通，以及簡單的低稅率政策等。香港要更上層樓，進一步鞏固其超級聯繫人角色，須從以下各環節入手。

一、 修補與西方國家的關係：鑑於香港賴以成功的一大要素是與英美等國的經濟互動，香港應致力予以修好，減少本地金融市場風險。

二、 加強經濟基本面：為保持強勁發展和經濟韌性，讓經濟基礎多元化，香港應透過促進科技、金融、物流和專業服務等行業，創造可持續而更有活力的經濟，從而減少對特定行業或市場的依賴。特區政府亦宜通過融資、指導計劃和簡化監管等方式，協助中小企蓬勃發展，為整體經濟增長作出更大貢獻。

三、 推動區域合作：隨着近年中國和中東地區國家取得外交成果，香港不妨加大力度發展伊斯蘭金融【註】，創造更大機遇，並積極培育相關人才。此外，亦應善用與粵港澳大灣區及鄰近地區的策略性聯繫。香港可提供一個有效平台，方便進行大量外匯、跨境證券發行和交易，以及國際金融交易。

四、 鞏固監管框架：穩健的監管環境有助於促進市場透明度和保障投資者。建立獨立監管機構，確保金融機構合規，有利於增強市場信心，吸引投資者。同時亦應簡化監管流程，促進金融科技解決方案的測試與開發，並與國際監管機構緊密合作，以拓展跨境業務。

五、 聚焦創新科技：投資金融科技基礎設施，成立創新中心，吸引初創企業和科技公司；投資金融科技，推動數字化轉型和支持研發，為相關研發提供財政優惠，如稅收減免；利用人工智能及大數據分析，以提高效率、安全性和客戶體驗。打造金融機構、科技公司和學術界之間的協作平台，鼓勵區塊鏈技術在安全透明交易方面的應用。

六、 累積人力資本：政府應投放更多資源於教育課程和培訓計劃，使金融從業員具備在不斷變化環境下所需的技能，包括金融科技專業知識、數據分析等；設立獎學金，以吸引本地和國際人才。此外，簡化入境簽證手續，提供更多國際交流計劃和借調機會，締造多元化和包容性的環境，藉以吸引世界各地人才來港發展。

七、 深化國際協作：積極與國際金融、監管夥伴和行業協會合作，並透過全球金融論壇，加強與國際同業的關係，以及通過雙邊協議和合作，增進與其他國際金融中心的聯繫。

八、 推廣綠色金融：突出可持續金融及綠色金融產品，例如將環境、社會及管治（ESG）納入投資決策，既能與全球可持續發展目標接軌，亦可吸引具社會責任感的投資者。

大灣區國際金融中心優勢

在2019年公布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中，以把廣州、深圳、香港及澳門發展為區內四大核心城市為目標。觀乎香港的戰略性部署，在於必須「鞏固和提升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和國際航空樞紐地位，強化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地位、國際資產管理中心及風險管理中心功能」。可見香港的金融發展在大灣區發展藍圖中的關鍵角色。香港作為大灣區內的金融中心，今後更應為此進一步優化成為中國及其他主要經濟體系的融資及風險管理中心，而與其他主要經濟體及世界金融中心的聯繫亦須予以提升。

縱使香港經濟隨着環球經濟而面臨下行壓力與種種挑戰，但正所謂「辦法總比困難多」，為奠定本身固有的實力和優勢，香港今後亟須在上述各方面加倍努力，方可穩佔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註】〈加快搶攻 新興金融〉，謝國生、何敏淙，《信報》，2022年11月30日 

謝國生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金融學首席講師

何敏淙先生
香港大學附屬學院講師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四年一月十七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