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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希煒教授：特朗普關稅政策對中國而言，短期壓力雖大，但長期通過產業鏈韌性建設、內需市場挖掘和理性出海，中國經濟仍具備較強的抗風險能力。

歷經7年談判，全球規模最大的自由貿易協定——《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於2022年1月1日正式生效，成員國共佔世界人口近30%以及全球GDP超過三分之一。在全球經濟碎片化持續加劇之際，RCEP被寄予厚望。這項協定匯聚了亞太地區規模懸殊、制度各異的多元國家，展現出區域包容性合作的強大潛力與韌性。 實施至今3年以來，RCEP對亞太地區的貿易格局產生了哪些影響？又將如何重塑成員國之間的貿易模式？本文將根據香港大學亞洲環球研究所團隊建立的「RCEP Tracker」【註】，比較分析2020年首季至2024年第三季各RCEP成員的貿易表現

港大經管學院副院長及亞洲環球研究所總監鄧希煒教授最近在CNA上發表了演講。他分享了對美中貿易戰演變的分析，以及這些變化對香港、大灣區、中國內地及其他地區企業的影響。 鄧希煒教授談到了最新關稅的影響： 大灣區：廣東省作為高科技製造的中心，對貿易衝擊的韌性較其他中國地區更強，這主要得益於相對較高的利潤率。 內需增長：中國的私人消費占名義GDP的比例低於40%。中國需要提升內部消費，這是經濟穩定的重要驅動力，以抵禦外部壓力。 多邊主義：儘管美中緊張局勢上升及地緣政治壓力促使中國多元化合作夥伴，中國仍然堅持多邊開放的貿易體系。 香港：美元對非人民幣貨幣的貶值可能吸引更多遊客，並促進本地消費。

在《南華早報》SCMP論壇“重新定義香港系列2025”上，港大經管學院副院長及亞洲環球研究所總監鄧希煒教授強調，香港的債務對GDP比率顯著低於新加坡、日本和美國等其他發達經濟體。這為政府主動利用政府擔保的債券來投資新的增長驅動力留下了很大的空間，因為歷史上對大型基建項目的投資回報率是正面的。 在新加坡《海峽時報》發表的一篇相關文章中，鄧教授分享了有關升級香港經濟部門的見解，這些見解與前述觀點一致。鄧教授表示：“香港的高排名和全球認可的大學擁有大量優秀的基礎科學和學術研究，這些研究應該具有一定的商業價值，需要被實現。” 他還強調了促進香港與大灣區其他城市之間更好協同的重要性。通過這些努力，香港可以解鎖新的機遇，鞏固這座城市作為不僅僅是金融中心的角色。

港大經管學院副院長及亞洲環球研究所總監鄧希煒教授在接受《南華早報》和《信報》訪問時分享了對財政預算的看法。他強調，政府正採取「保守的做法」來應對赤字，建議在2025-26財政年度減少2%的經常性開支，並在接下來的兩年內持續進行類似的削減。他認為，為了解決結構性赤字，特別是政府提高收入以應對開支不斷上升的能力仍未明朗，可能需要將削減開支的幅度提升至3%。 對於香港未來5年債務佔GDP比率最高16.5%，鄧教授形容為「完全安全」水平。至於人民幣債券，對於需要及持有人民幣的機構例如國企則有吸引力，雖然內地經濟遇壓力，但國企有資金流動性，年期為3至5年較合適。 鄧教授亦強調，針對機構投資者發債成本較低。隨著目前股市表現良好，零售投資者對債券的收益要求至少在4%至4.5%之間。因此，他建議應最大化機構市場的參與，因為3.5%的收益仍然具有吸引力。

香港經濟目前正面臨轉型的種種挑戰，尤其在地緣政治風險日益增大的背景下，這些困難尤為明顯。儘管如此，港大經管學院副院長及亞洲環球研究所總監鄧希煒教授接受TVB、有線新聞及香港電台等訪問時，表示依然樂觀。他指出，最新的財政預算案中包含了多項針對經濟轉型的措施，以及進取的減開支方案。他認為，分析香港財政時，必須區分短期和長期的影響。 鄧教授對政府每年能減少2%經常性開支表示有信心，並相信在4年內可達成7%的減幅。對於社會福利、醫療衛生及教育三大方面開支均超過1000億，他表示如新加坡一樣，香港亦面對人口老化等問題，所以在以上三方面開支難免有大幅增長。 在債務方面，鄧教授指出，香港的債務佔GDP約10%，這比新加坡超過170%的債務比例要健康得多。他預期未來1-2年內息口不會上升，發行10-15年期的債券以支持長期的基建投資是一個非常合理的做法。 鄧教授強調政府在理財方面需保持審慎，未來每年減少經常性開支，加上不同基金的整合，將為政府帶來可觀的收入，他亦指出，雖然基金回撥固然令財赤減少，但回撥基金亦令投資產生的回報減少。他認為，全球最低稅和最低補足稅可能每年為政府帶來約150億元的稅收，但這也可能影響香港的競爭力，因此需謹慎評估外資流失的風險。最後，他指出，推動文化產業和吸引非國內遊客將有助於提升香港的經濟貢獻。

港大經管學院今年初曾發表研究報告，指港府可充分利用債券計劃額度發債融資，其團隊成員兼該學院副院長（對外事務）鄧希煒表示，從經濟學角度看，並沒有政府債務佔GDP比率超出某水平便對經濟構成危險的共識，現時政府未償還債務佔比未達到需要關注的水平，香港有空間再發逾千億元債券，估計新一個財政年度發行額或與去年相若，如果融資所得是匹配長期基建支出，發行年期愈長愈好，即使未來相關比率逐步增至20%，依然具發債空間，關鍵是市場吸收程度和利息成本考慮。

由日本經濟學家赤松要（Kaname Akamatsu）在1930年代提出的「雁行理論」（Flying Geese Paradigm），描述東亞國家從勞動密集型製造業，向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升級發展。雁行理論指出，作為「領頭雁」的日本率先完成工業化，並通過外國直接投資帶動其他國家發展，令東亞經濟形成了一種相互依存、梯度推進的產業分工體系，其結構有如天空中的雁群。此理論在二戰後幾十年的經濟實踐中得到驗證，日本企業全球擴張的策略不但塑造了東亞製造業的格局，也成為後來中國、南韓等國家企業全球化之範本。

在歷史上一直是國際上重要貿易樞紐的香港，正面臨着來自亞洲其他貨運港口的發展、跨境電子商貿的興起，以及新冠疫情和地緣政治緊張局勢所造成的挑戰。越來越多的公司採取「中國+N」策略來擴展生產網絡和降低風險。 隨著中國及其周邊國家在亞洲推動工業發展，港大經管學院副院長及亞洲環球研究所總監鄧希煒教授認為香港必須重新定義其戰略策略性定位，專注成為中國與新興經濟體之間的門戶，識別在區域供應鏈中具有比較優勢的環節，並通過把握新全球化趨勢來應對地緣政治緊張局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