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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大經管學院金融學副教授劉洋接受《灼見名家》訪問時表示2025/26年度的財政預算案屬預料之中，並且認為香港的財政狀況依然健康。他表示政府審慎處理財政預算，形容政府削減開支的行動很快，對政府能有效控制和減少日常開支感樂觀，相信經營開支再略降就能解決問題。 劉教授強調，政府在資金運用上需綜合考量社會與經濟效益，以及應加速推動長遠項目發展，例如北部都會區及大學科研項目。他指出，這些計畫需由政府提供基礎科研資源及設施建設支持，方能有效吸引人才。不過，他建議政府不要投資「風險企業」，強調「香港一向是小政府，要繼續保持好」。 至於香港政府利用法定機構自行發債來推動好的項目發展，例如機場管理局和市區重建局，劉教授認為這能夠帶動經濟增長和增加就業機會。他提到，香港的發債計劃應保持簡單易明，較易讓市民有信心入手認購。 劉洋強調公共財政應以「抓大放小」的原則來考量，認為太花時間人力鑽研和實行削減一些佔用實質資源較少的項目，例如長者交通優惠，可能更不划算。他亦不主張公務員減薪，認為這會影響工作積極性。

香港經濟目前正面臨轉型的種種挑戰，尤其在地緣政治風險日益增大的背景下，這些困難尤為明顯。儘管如此，港大經管學院副院長及亞洲環球研究所總監鄧希煒教授接受TVB、有線新聞及香港電台等訪問時，表示依然樂觀。他指出，最新的財政預算案中包含了多項針對經濟轉型的措施，以及進取的減開支方案。他認為，分析香港財政時，必須區分短期和長期的影響。 鄧教授對政府每年能減少2%經常性開支表示有信心，並相信在4年內可達成7%的減幅。對於社會福利、醫療衛生及教育三大方面開支均超過1000億，他表示如新加坡一樣，香港亦面對人口老化等問題，所以在以上三方面開支難免有大幅增長。 在債務方面，鄧教授指出，香港的債務佔GDP約10%，這比新加坡超過170%的債務比例要健康得多。他預期未來1-2年內息口不會上升，發行10-15年期的債券以支持長期的基建投資是一個非常合理的做法。 鄧教授強調政府在理財方面需保持審慎，未來每年減少經常性開支，加上不同基金的整合，將為政府帶來可觀的收入，他亦指出，雖然基金回撥固然令財赤減少，但回撥基金亦令投資產生的回報減少。他認為，全球最低稅和最低補足稅可能每年為政府帶來約150億元的稅收，但這也可能影響香港的競爭力，因此需謹慎評估外資流失的風險。最後，他指出，推動文化產業和吸引非國內遊客將有助於提升香港的經濟貢獻。

在第七章中，周昭瀧教授探討了與人工智能相關的三大層面 — 香港的競爭力、勞動力市場和安全考量。 首先，要保持香港在全球的競爭力，各行各業都不能忽視人工智能的應用。面對其他亞太區城市的激烈競爭以及中美科技戰，香港必須制定獨特的策略，在基礎研究和實際應用方面積累實力。其次，作者觀察到這次的人工智能浪潮可能會對高技能、高收入工作造成影響。人工智能也將深遠影響國際和本地的勞動力市場，在複雜的相互作用環境中，取代和創造林林總總的工作。第三，人工智能可能會對社會構成一定的安全問題，例如發生失誤、遭受黑客攻擊、病毒和軟件程式錯誤、存在偏見及歧視等。因此，政府責無旁貸，應教育公眾有關人工智能的力量和風險，並制定關於人工智能使用責任和倫理考量的規例和指引。

港大經管學院今年初曾發表研究報告，指港府可充分利用債券計劃額度發債融資，其團隊成員兼該學院副院長（對外事務）鄧希煒表示，從經濟學角度看，並沒有政府債務佔GDP比率超出某水平便對經濟構成危險的共識，現時政府未償還債務佔比未達到需要關注的水平，香港有空間再發逾千億元債券，估計新一個財政年度發行額或與去年相若，如果融資所得是匹配長期基建支出，發行年期愈長愈好，即使未來相關比率逐步增至20%，依然具發債空間，關鍵是市場吸收程度和利息成本考慮。

19世紀末，經濟學家維爾弗雷多·帕累托（Vilfredo Pareto）觀察到義大利80%的財富集中在20%的人手中。 這一現象後來被美國管理學者約瑟夫·朱蘭（Joseph Juran）進一步發展，推論出著名的“80/20法則”：80%的結果（輸出）往往歸於20%的投入（輸入）。

港大經管學院金融學副教授劉洋在接受《香港01》訪問時，談及香港的財政狀況。劉教授指出，公眾對財政儲備的疑慮雖然普遍存在，但即使目前的高赤字持續，政府的財政儲備仍可持續約五年，這顯示出香港的財務狀況相對可控。劉教授強調，與其他經常出現持續赤字的發達經濟體相比，香港的債務情況是可控的，且政府通常能夠用收入抵消開支，持續赤字的風險不高。

港大經管學院金融學講座教授陳志武評論道：“歸根結底，現實情况是，中國的私營企業在政府需要推動經濟增長或穩定經濟時，發揮著重要的價值。”

由日本經濟學家赤松要（Kaname Akamatsu）在1930年代提出的「雁行理論」（Flying Geese Paradigm），描述東亞國家從勞動密集型製造業，向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升級發展。雁行理論指出，作為「領頭雁」的日本率先完成工業化，並通過外國直接投資帶動其他國家發展，令東亞經濟形成了一種相互依存、梯度推進的產業分工體系，其結構有如天空中的雁群。此理論在二戰後幾十年的經濟實踐中得到驗證，日本企業全球擴張的策略不但塑造了東亞製造業的格局，也成為後來中國、南韓等國家企業全球化之範本。

在歷史上一直是國際上重要貿易樞紐的香港，正面臨着來自亞洲其他貨運港口的發展、跨境電子商貿的興起，以及新冠疫情和地緣政治緊張局勢所造成的挑戰。越來越多的公司採取「中國+N」策略來擴展生產網絡和降低風險。 隨著中國及其周邊國家在亞洲推動工業發展，港大經管學院副院長及亞洲環球研究所總監鄧希煒教授認為香港必須重新定義其戰略策略性定位，專注成為中國與新興經濟體之間的門戶，識別在區域供應鏈中具有比較優勢的環節，並通過把握新全球化趨勢來應對地緣政治緊張局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