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第三次經濟轉型，還等什麼?  

中美角力在新冠疫情下持續，加上去全球化及去中介化的國際大趨勢，相信香港再難像以往倚靠作為各國貿易及金融中介，獲取厚利。

其實，香港一直倚仗政府推動的四大支柱行業（金融服務、旅遊、貿易及物流、專業及工商業支援服務），佔本地就業比重，自2011年起已逐年下降，而佔本地生產總值（GDP）比重，除了金融服務，其他三個支柱行業近年都有下滑趨勢。面對中美貿易戰及科技戰，貿易及物流更首當其衝；旅遊業則在疫情下陷於癱瘓，恢復需時。金融業方面，幸得多間重量級新經濟企業在港上市，為香港帶來豐厚財富，短期內能緩衝經濟下行速度，可惜金融從業員就業人口不到9%，對解決疫後失業及日益加劇的貧富懸殊問題幫助不大。

筆者認為，繼1960年代本地經濟轉型至製造業為主導，及1990年代再轉型至金融地產物流等服務業後，必須進行第三次經濟轉型，切勿重蹈2003年沙士後的覆轍，靠旅遊及地產帶動復甦，錯失良機，反而應善加利用環球疫情及中美摩擦的壓力，轉危為機。第三次經濟轉型需要政府強勢支持，聚焦包容性經濟增長（inclusive growth），以創造多元化及具向上流動性的就業為核心，並且發展可持續知識型行業。

至於具體策略，筆者有以下三大建議。

特區政府須大幅提高研究及發展開支。作為已發展經濟體，香港理應走在知識型新經濟前列，但政府向來對科研的投入（包括大學）偏低，到2017年只佔GDP 0.73%，遠低於大部分發達國家（如OECD成員國的平均比率為2.4%），甚至低於中東及北非國家的平均0.81%。

近年，特區政府似乎開始醒覺，在2017年《施政報告》擬定，在2022年前，將研發開支的GDP比率增至1.5%（約450億港元），令人鼓舞，但2019年政府的研發支出距離目標還很遠。相比政府多項總額高達3000億的疫情紓緩措施，包括涉及710億的全民派錢，450億的承諾作為長遠投資，維持研發佔GDP 1.5%的目標，並不為過。另外，金融管理局負責管理2000多億港元公帑的未來基金，則可讓投資專家發揮所長，更彈性地直接投資在風險基金及天使基金，支持初創及科研。能夠做到以上各點，科研投資者及人才將更樂於視香港為基地。

若論香港整體經濟發展問題，關鍵不在於資金，而是缺乏適合人才。

所以第二策略，無疑是政府須多維度地彌補人才短缺。事實上，本地高學歷、有經驗的人才不少，但大多集中在金融、醫療、高等教育行業，大量知識及研發成果未能釋放到市場，從而造福市民。主因之一是中層技術及科技人才不足，以致高科技新經濟產業鏈斷裂。

此乃源自勞動市場供求錯配。大學學科廣受歡迎的往往是醫學、法律、工商管理等，而非科學或工程，主因之一是勞動市場沒有給科學、工程學畢業生提供學以致用的機會，這當然是「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問題，但筆者相信，要解決人才供應問題，更應先解決人才需求問題。政府可考慮利用大幅增加的研發支出，建立科研機構，研發甚至生產生物科技及金融科技等產品及技術，同時通過經濟誘因吸引國內、海外新經濟企業來港設立分公司，有效地增加對科研及科技人才的需求，並協助經濟轉型。

教育資助委員會同時應逐步提升各大專院校研究生的人數及質素。例如筆者任職的香港大學經濟學系，全職研究型教職員約30位，每年卻只可收最多8位博士生，從培訓人才及研發的角度，比例都不理想，相信其他學系也有類似情況。大家要明白，香港培育的博士生大多來自境外（特別是中國內地），專業知識受到世界認可，即使短期內未能獲本地市場吸納，亦可選擇到國內或世界各地研究機構、企業及大學工作；況且培育博士生有利於香港未來經濟轉型，增添軟實力，可見增加整體博士生人數之舉理所當然。

至於從海外輸入人才一環，政府亦應優化現有計劃，並提升其規模。例如，2018年至2020年3月期間，透過科技人才入境計劃來港工作者，為數只及321人，與預期的1000人目標相差甚遠。這雖與近年本地經濟不穩有關，但也許亦與計劃的兩年固定聘任期，以及須同時聘用本港職員的綑綁安排有關。為招徠海外專才來港，筆者建議特區政府為來港的資深及策略性專才，興建高級科研人才宿舍；鑑於符合條件的專才人數不會很多，對本地社會的住屋問題估計影響有限。

值得注意的是，多年來的經濟學研究都指出，從高科技研發到生產，除了可增加生產力及帶動經濟增長，也可全面加強就業。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經濟學教授Enrico Moretti就在其研究中發現，在美國每當一間高科技公司招聘到一個職位，隨即產生5個新增職位，涵蓋高端服務業及其他舊經濟行業。換言之，高科技轉型更能製造包容性的經濟增長。

具體策略之三：香港需要再工業化，目的主要是為年輕人帶來向上流動性及多元化的就業機會，也為科研及初創打造較完整的生態環境。2019年製造業佔本港GDP少於1%，反觀與香港同被稱為「亞洲四小龍」的台灣、南韓及新加坡，製造業佔GDP分別是30%、25%及20%，連經歷30年經濟低迷的日本，也能維持製造業佔GDP 21%的水平，足證製造業能夠在發達經濟體再次復興。上述發達經濟體生產成本不低，製造業都走科技化、機械化及市場國際化路線，可見製造業面對的挑戰，不僅是生產成本的問題，更是生產力、產品質素、市場定位，以至政府政策的問題。

至於本港產業發展的重點，應先從比較優勢行業（如金融及醫療）出發，建立高科技製造業，先以本地市場為試點，再以國際市場為最終目標。金融方面，特區政府及金管局已意識到網上銀行、大數據及金融科技化的重要性，筆者深信這方面最易迅速發展。香港大學去年也乘着此發展願景，推出了跨學系金融科技本科課程，以應社會所需。至於醫療服務，正逐漸邁向數碼化及使用人工智能，憑着香港的成熟醫療技術及國際一流的醫學專家，加上對新冠疫病的研發知識，醫學產品工業化及商業化有望更上層樓。

由於市民大眾不一定了解個人如何可受惠於科研、初創及再工業化，或會消極地否定令香港經濟多元化的政策，片面地歸咎於高地價等阻力。縱使經濟民生難題莫過於房屋，但主要是住宅供應問題；其實經過20多年的去工業化，香港還剩餘很多工業大廈，現在政府活化工廈的方向都以小型工業、藝術及飲食行業為主，接近40%還是用來存貨。簡單來說，再工業化面對的不是土地問題。

在推廣經濟轉型政策方面，政府應強調其能帶動包容性經濟增長，亦應以此為宗旨，定期檢討政策成效。正如哈佛大學經濟教授Dani Rodrik在其文章Creating a Good Jobs Economy中指出，可持續兼具包容性的經濟增長，應能製造良好職位，除為就職者提供足夠工資，滿足基本生活所需外，其工作性質也應帶來在職學習的機會，並具向上流願景、動力及責任。與大部分服務行業相比，高端製造業及其他科技行業更能提供此等職位。

歸根究柢，以往港英政府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提倡的「大市場、小政府」積極不干預政策，是在沒有市場失效（market failure）的情況下最適當的經濟政策方針及思維；但當發現市場失效，政府就有必要改弦易轍。

市場失效最經典例子，莫過於市場出現「界外效應」（externality），經濟學最常討論的有關例子就是污染。當污染製造者如工廠，沒有為受污染者作出補償，市場亦缺乏有效機制令污染製造者承擔後果，則政府每須實施政策（如稅項），增加污染製造者的生產成本，但政府如何能為製造正面界外效應的企業提供生產誘因，以造福社會？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教授Jonathan Gruber及Simon Johnson，在其Jump-Starting America一書中，證實美國在二戰後與蘇聯冷戰期間，能享受高速科技發展及生產力增長，全賴政府對科研（尤其是與軍事技術有關的項目）的財務及政策支持。他們還選定美國102個城市，包括受去工業化重創的底特律，認為全都有成為新經濟重鎮的基礎，今天欠缺的，是政府昔日對研發的大量投入。

人才的需求及供應，以至在職者及投資者對市場的預期，彼此環環相扣。筆者建議上述策略應三管齊下，以創建完善科研生態和工業化環境，為香港經濟困境帶來出路。冀望特區政府與社會各界靈活應變，轉危為機，從速帶動香港經濟轉型。

鄧希煒教授
港大經管學院經濟學教授、香港經濟及商業策略研究所副總監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零年十月七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