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ig Economy: A Pivotal Element for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今時今日，我們的每一項經濟行為幾乎都離不開平台。無論是買菜、看戲、預約看醫生或是找工作，各式各樣的平台都可以將訊息匯聚於一處，數秒之內就可以幫我們匹配到最合適的訊息。筆者近日從深圳出差回港，發現當地各平台企業為生活帶來之方便，已是市民生活上不能欠缺的一環。
從勞工角度看，平台經濟打破了傳統的僱傭關係。平台企業創造了各種靈活的工作方式，包括常見的社交平台內容創作者、Uber司機、外賣送遞員等等。此類常被稱為「零工」（gig work）的工種，一方面令人感嘆技術為就業帶來方便，但另一方面也常令人擔憂一個大企業壟斷市場，欺壓平台從業員的可能性。
本文旨在討論平台企業對經濟的貢獻，及對勞工市場的正負面影響，同時初步探討平台企業的社會責任，及監管機構可扮演的角色。
平台企業旨在連接各類市場參與者來促進產品、服務和訊息的交流和分配。在短短十幾年間，平台經濟已經發展成為一個龐大的產業。到2023年為止，全球市值最高的10間公司中有5間是平台公司。全球最大的100間平台公司的市值在2021年已經超過了15萬億美元。以平台為主的數字經濟產業貢獻了中國經濟的40%以及美國經濟的10%。
平台有很多種不同的模式。如國內的滴滴出行及美國的Airbnb一類的平台讓用戶短暫分享線下實體資源及服務；而YouTube和Upwork則方便創作者和自由職業者展示自己並找到合適的合作對象；另外當然還有Amazon和淘寶等大型電商平台。雖然功能和結構各不相同，但總體而言，平台利用了科技，如雲計算、機器學習和物聯網技術等，把訊息收集和分析所需的成本和時間大幅減少。在平台出現之前，處理訊息需要消耗大量的人力資源，一般只有少數權貴才能得到這些訊息。平台促進資訊及資源共享，無疑讓普羅大眾透過科技獲益。
由於有大量應用科技，平台所需要的人力較一般行業少。例如在市值相近的情況下，沃爾瑪有超過200萬名全職員工，Facebook的母公司Meta只有不到十萬人。中國的幾間大銀行平均的員工數目達到騰訊等平台公司的3倍到4倍，但市值上反而不如平台企業。
雖然平台與其他公司相比直接聘用的員工較少，但因應近年的快速擴張和行內愈趨激烈的競爭，平台企業也大量招聘高收入專業人員。在去年的科技企業裁員潮開始之前，很多平台企業已有連續十多年員工數量每年增加20%至30%。在最高峰的時候，谷歌曾經一年新增66%的員工，阿里巴巴更一年內把員工數量翻倍。
由於有機器處理大量的重複性工作和基礎技術工作，平台公司的員工一般集中在管理角色或專業人才，且多數都享有很高的薪資。至於不得不由人工完成的技術工作，平台公司多數選擇聘用臨時工或者外包公司來完成。
多數公司不願意公開臨時工的數據，所以外界對大公司臨時工的訊息了解非常有限。2019年《紐約時報》曾經報道谷歌內部有超過12萬名臨時工和合同工，甚至多過谷歌當時的正式員工數量。中國也常有報道指出大型平台公司包括阿里巴巴、騰訊、字節跳動等，有大量的臨時工以「合同工」或「實習生」的名義為工作，一般處理一些必須完成但相對簡單而重複性高的技術任務。
除了傳統的工種，平台經濟也製造大量具靈活性與自由度高的工種，令很多無法適應傳統全職工作的人士有機會進入勞動市場，獲得收入的同時，亦可實現自我價值，包括學生，殘疾人士或需要照顧嬰幼兒的新手父母等。
經濟學家通過研究歷年報稅表格，發現美國零工人口在2014年開始快速攀升。2013年只有不到0.1%的勞動人口從平台得到收入，3年後這個比例已經上升到1%。
由於零工工作較傳統工作更靈活，也更快帶來收入，疫情期間每年有超過兩百萬美國人嘗試進入零工經濟。直到2021年，有超過500萬美國人每年從平台收到至少600美元的收入。
中國國家統計局近年來也開始統計零工人口。據報目前有超過2億人處於「靈活就業」狀態，相信其中有很多人有從事至少一種零工工作。另外，據中國人民大學的研究顯示，阿里巴巴通過其本身及上下游供應商等不同渠道創造了包括設計、製造、客戶服務及送遞等約300萬個零工工作崗位。
整體而言，平台企業對勞動力市場作出了重要貢獻。持續製造大量不同收入水平、不同技能要求的崗位之餘，在經濟不算景氣時，如前幾年疫情期間，為很多收入受影響或失業的人士，提供短暫及彈性的收入來源。
零工打破了傳統的僱傭關係，也改變了社會對工作及僱傭關係的認知。例如Uber司機算是為Uber打工，還是屬於借助Uber平台為自己打工？YouTube平台與YouTuber是僱主與員工的關係，還是合作夥伴的關係？就業與失業之間的界線也變得模糊：如果某人只在星期日開Uber，他應該算就業抑或是失業？
零工工作彈性大，低投入且低承諾，照理來說應該是很多人的理想工作。但事實上很多零工工作者通常都會另外有一份全職工作。求職網站Zety的一項調查顯示，大約只有3%的人會把零工作為全職工作，即每周至少投入40個小時以上。
無法將零工工作當作全職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收入水平過低。參與上述Zety調查的零工工作者當中，有63%每小時收入在7至15美元之間，低於不少美國城市的最低工資。
就具體的平台而言：Uber司機在扣除平台費用和其他費用後的平均收入是每小時約10美元；中國最大的外賣平台美團在北京的送遞員收入約為每月6000元人民幣；視頻平台Bilibili的創作者每一萬個觀看量可以獲得10元人民幣收入，即一個一百萬瀏覽量的視頻只為內容創作者帶來了1000元人民幣的收入。
為何零工工作的收入如此低？不少經濟學家認為最重要的原因是僱主（平台公司）在勞動市場極強的買方壟斷地位（Monopsony）令零工工作者幾乎沒有議價能力。而平台公司則是勞動市場中典型的買方壟斷力量。另外，同一公司的零工工作者通常互相不認識，難以集體的方式與平台公司議價。
零工經濟的勞工問題在世界各地都有爭議。有意見認為零工經濟特點在於自由且門檻低，一旦受到過度監管，則可能會提高零工工作的成本，進而提高門檻，令零工最終向傳統的僱傭模式轉變。而反對意見則認為缺乏監管導致零工工作者不但收入低微，甚至在醫療和養老等方面都得不到基本的保障。
需要理解的是，雖然開始做零工工作的人愈來愈多，零工總體仍然是一個相對新的經濟概念，零工工作者、平台企業及監管機構三方都需要更長的時間去研究和嘗試，才能達至平衡。
在此磨合期間，筆者認為平台企業可以首先作出一些改變，深入了解平台內的零工工作者面臨的困境，再根據自身的規模和特點提出保障的措施，承擔部分社會責任。例如阿里巴巴2019年推了風險管理平台，協助電商商家面對惡意投訴、黃牛訂單等風險。美團在受到廣泛批評後，也開始通過各種方法改善外賣送遞員的權益，並每年發布《騎手權益社會責任報告》。
而香港的Lalamove，利用其技術、大數據及全球網絡，為中小企提供更快及靈活的物流服務，協助他們提升競爭力。同時，他們亦向司機夥伴提供不同任務獎金及福利，如意外保險及維修優惠等，貢獻多地包容性經濟發展。這些嘗試雖然未必完全解決平台經濟衍生的潛在不平等問題，但也不失為有益的嘗試。
同時政策制定者及監管機構也應當積極參與，探索如何在保護新型經濟模式發展及保障勞動者權益之間取得平衡。零工工作靈活創新，不但令很多不同群體得到了展示自己價值同時增加收入的機會，亦極大擴展了市場可以提供的產品與服務類型，這些是傳統行業難以替代的特點。但另一方面，新機會和新創意帶來的種種好處不應該以犧牲部分勞動者的基本權益作為代價。
尤其是很多選擇零工工作的勞動者本身已經屬於社會較弱勢群體，若政策不為他們提供保障，他們將陷入孤立無援的境地。
科技、社會及經濟每日都在快速發展，不論是政策制定者或是平台公司都應該跟上發展的節奏，盡早作出改變，令這些發展平等地惠及每一個人。
鄧希煒教授
亞洲環球研究所總監、馮國經馮國綸基金經濟學教授
龍淑儀小姐
亞洲環球研究所研究員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三年八月二十三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