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 imminent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Hong Kong’s economy
香港經濟轉型升級迫在眉睫
近一年來，外有中美貿易摩擦和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內有社會事件發酵，香港備受不利因素的影響，面臨空前的經濟衰退。特區政府正積極應對當前的經濟困難，特別是與旅遊業及餐飲業相關的失業問題。我們更需要考慮的是香港經濟長期競爭力，特別是四大支柱產業（金融服務業、貿易及物流業、旅遊業、專業及工商業支援服務業）的未來發展。
在帶動就業方面，貿易及物流業的貢獻要遠高於金融服務業，且能夠助推專業及工商業支援服務業。貿易及物流業競爭力取決於香港繼續擔當內地貿易的中介角色。然而，自中國於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世貿）以來，香港幫助內地出口的中介地位正在快速下降。
特區政府統計處有關香港從內地進口及隨後轉口的數據顯示，轉口回輸（即香港先從內地進口商品再轉口回內地）佔頗大比重。若從原產於內地的香港商品轉口貿易總額中，減去再出口回內地的貨值，作為香港轉口到海外的數據，可用來評估以香港為中介的內地出口情況。從內地進口的商品中，部分作為最終消費品在本港消費，或者作為本港出口的原材料投入；由於缺乏內地進口商品在本港使用的數據，上述估算可能會高估香港對內地出口的中介作用。此外，香港從內地進口再轉口的商品價格通常有一定漲幅，這也會放大香港的出口中介作用。
儘管如此，從內地進口本港再轉口到世界各地的商品價值與內地的總出口額之比，依然是香港作為內地出口中介地位的合理衡量指標。就該指標而言，1999年香港從內地進口再轉到海外的貨值，佔內地總出口額高達43%，但到2007年已跌至約10%，更於2019年降至6%。雖然同一期間絕對價值大幅增加，但香港作為內地出口中介的時代可說已成過去。
筆者在特區政府前中央政策組支持下開展的一項研究發現，香港作為內地出口中介地位急劇下降的原因眾多，其一是廣東省製造業佔全國的份額下降。由於珠江三角洲地區生產成本提高，且其他地區有更多的市場發展機會，以低成本主攻海外市場的製造業企業逐漸撤離廣東省。筆者和香港大學王于漸教授曾於2003年對2400家長江三角洲企業進行一項調查【註1】，結果顯示長三角地區的企業可以同時瞄準國內及海外市場，而珠三角地區的企業則以出口業務為主。
其二是內地私營出口企業崛起，同時國有企業出口下滑。相比其他所有制企業，私營企業最不傾向使用香港作為出口中介。因此，內地出口商所有權結構的變化，不利於香港的出口中介地位。
其三，也可能是最重要的因素，就是1949至1978年內地計劃經濟時代，香港是內地與世界接軌的最主要窗口，國有貿易公司普遍在港設立出口業務辦事處，但隨着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私營企業可以直接出口，國有貿易公司從此失去壟斷地位，從而削弱了香港在內地出口中介業務上的優勢。
香港作為內地出口中介地位的大幅降低，亦與第一次鴉片戰爭（1840-1842年）後廣州的發展軌跡相似。1757年，清政府將粵海關（今廣州）定為唯一對外通商口岸，廣州十三行更是其指定專營對外貿易的壟斷機構。但在第一次鴉片戰爭後，其他4個通商口岸（包括香港）被迫開放，廣州十三行對中國出口的壟斷結束了。此後不到10年，中國半數以上的對外貿易轉移到了上海港。第二次鴉片戰爭後，長江流域通商口岸開放，上海擁有更多發展優勢，得以輻射至長江流域和沿海地區的對外貿易，對廣州外貿經濟造成更嚴重的打擊。為免重蹈廣州覆轍，香港須為應對新挑戰及時籌謀對策。
其實，香港承擔內地進口中介角色的表現向來不算突出，並已呈現同樣的下滑趨勢。基於統計處資料可評估香港在內地進口中的作用，方法是檢視香港從其他國家進口、再出口到內地的貨值佔內地進口總額的比重，1999年為25%，2007年跌至10%，再於2019年降至7%。
值得注意的是，直到最近，香港幫助內地進口（從海外進口再轉口到內地）的商品價值，仍遠低於其幫助內地出口（從內地進口再轉口到海外）的商品價值，皆因香港一向以歐美市場為目標，而自我定位為內地向海外出口的中介。由於地緣優勢，改革開放後，向內地遷移的港資企業大多落戶在廣東省，憑藉當地的低成本優勢進行大規模生產，經香港出口到世界各地，為廣東省贏得了「世界工廠」的美譽。
近40年來，國內本地消費及其從世界各地的進口持續高速增長。筆者發現，香港幫助內地進口主要屬企業投資和營運，而甚少（略高於3%）與消費有關。2003年以來，香港吸引了大批富裕的內地人前來旅遊（四大支柱產業之一）和購買奢侈品，這一趨勢能否持續，取決於香港與內地關係的改善及內地遊客的回歸。隨着內地經濟內循環的發展，香港應致力成為內地進口商品的中介。
上文提及香港與內地之間一種特殊轉口貿易──轉口回輸，其可持續性面臨政策風險。此類貿易既涉及從內地的進口，也納入對內地的出口，因此在香港的貿易統計中會被重複計算。在以內地為原產地，或以內地為目的地的香港轉口貿易中，轉口回輸的份額均在1999至2013年經歷大幅增長，至2019年穩定在40%左右。由於內地企業可以同時享受出口補貼和進口原材料的稅收優惠，轉口回輸的動力即源於此，以致產業鏈上游的企業會選擇將其產品出口到香港後，再轉口給產業鏈下游的內地企業。這樣的「產品香港遊」會增加企業交易成本以及在香港的倉儲成本，但出口補貼和進口退稅為企業帶來的收益始終更為可觀。
轉口回輸貿易的可持續性一方面取決於內地政府政策，另一方面則視乎其他與香港相似的自由港的可用性和便利度。由於內地自由貿易區和保稅區等新政策的實施，內地加工企業可以從新的自由貿易區，例如海南轉口，從而以更低成本獲得同等收益。這或導致香港轉口回輸迅即消失，進一步打擊本港貿易及物流業發展。
至於香港的離岸貿易，儘管所涉貨物並無實際通過本地港口，但顯然也與香港的貿易中介服務有關。根據統計處數字，近20年來以內地為目的地的離岸貿易保持高速增長，超過了以內地為付運地，及以內地為原產地的轉口貿易。此類離岸貿易所以興起，估計是源自香港擁有低於內地及其商品原產地的稅率，吸引跨國公司通過公司內部貿易將盈利放在香港，以享受低稅率優惠。這種貿易機制的可持續性，亦取決於內地政府發展海南島作為零關稅、低稅率的國際自由貿易港的成效。
在香港的四大支柱產業中，貿易及物流業的前景不容樂觀。在中國成為世貿成員國的短短20年間，香港已基本失去作為內地貿易中介的角色，然而本地貿易優勢的消減卻少有人關注，當前亟須汲取第一次鴉片戰爭後廣州的教訓。
本港經濟轉型，無疑刻不容緩，社會各界更宜將目光投向龐大的內地市場，而不再拘泥於出口導向型的「世界工廠」定位；並且把握粵港澳大灣區的機遇，融入灣區經濟一體化，繼續深耕擁有超過一億人口和數千家港資企業的廣東市場。1938年於香港成立的華潤集團就是一個成功範例，曾專門從事與內地的進出口貿易，在高峰時期的出口額曾佔內地總出口額三分之一，被稱為「第二外貿部」。但面對內地改革開放不斷深化，競爭日益激烈，為免在中國加入世貿後優勢不再，集團在2000年以後，兩次推行「再造華潤」企業重塑，擴充業務範疇至飲品、醫藥、科技與金融等，成功從一家貿易公司轉型為全方位服務內地消費市場的企業。參考其成功經驗，香港可通過建設科創中心，提升各行各業的科技應用，以拓展潛力豐厚的內地消費市場，從而推動經濟實現轉型升級。
註1： 王于漸、陸雄文、陶志剛、蔣青雲、邵啟發與孫一民（2007），《重返經濟舞台中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陶志剛 港大經管學院滙豐基金教授（環球經濟與企業策略）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九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