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現正是香港經濟轉型的良機?

筆者在本欄4月的文章，指出影響香港超過半個世紀的「積極不干預」管治理念，間接導致香港經濟產業單一，社會缺乏向上流機會，認為現在是時候改弦易轍，另覓有效的方法以協助創造多元化的產業及勞工職位。本文將從以下三大範疇，探討在特區政府的經濟政策推動下，為何未來數年是本港經濟轉型的良機。

工業化換代

首先，筆者認為現時是本港以產學研互動及高端工業帶動的經濟轉型最可能成功的時候。

自前特首梁振英先生在2016年《施政報告》中首次提出香港再工業化以來，特區政府雖已透過創新及科技局、科學園及生產力促進局等機構，分別以直接資助、技術支援及租務減免等方式，推動數以千計的再工業化項目，但香港本地生產總值（GDP）中工業佔比仍然少於1%，相比分別透過不同高端製造業而使GDP中工業佔比超過20%的亞洲另外三小龍──新加坡、南韓及台灣，香港再工業化仍大有空間發展，進度亦有望改善。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第三次工業革命由資訊科技帶動，讓生產鏈的每一部分更容易承包給外國供應商，使全球分工更為有效。在九十年代前，中國經濟開始對外迅速開放，多年來經濟改革也令生產力大幅提高，加上大量勞動人口從農村釋放出來，香港廠商自然把握時機，把大部分生產線轉移到珠三角地區。在高峰期，香港廠商在當地僱用超過300萬名員工，實現所謂「前店後廠」的生產模式，同時逐漸地把香港工業掏空。

即便如此，過去數年以物聯網 （IoT）智能生產為主導的第四次工業革命，如能加以有效利用，即可協助香港實現再工業化。

廠商可利用人工智能、大數據、3D 打印等技術，發掘更具靈活性的產品服務化機會，提升生產效率，減低生產及庫存成本，克服多年來因租金及工資成本高昂而未能發展高科技工業的障礙。依賴貫穿供應鏈夥伴流程的「工業4.0」技術，中小企業便能參與全球更精密的生產分工。

舉例來說，廠商可考慮運用智能生產技術，製造在港研發的高增值產品，如有矯形作用的眼鏡片、智能手錶、醫療器材及用品，目標是走高質量路線，迎合國內及亞洲區內日益擴大的中產市場。當需要提升產量的時候，還可利用物聯網技術，聯繫區內其他生產基地，有彈性地增加供應，滿足市場需要。

在區內，香港優勢在於擁有大量基礎研發人才及經驗、較穩健的保障知識產權的制度，以及世界一流的航運及空運設施。

港商可憑仗這些優勢，參與全球高端產品生產鏈上游研發及下游精密配件最後組裝部分，利用物聯網智能生產技術，靈活地出口全球。

繼在2019年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中支持香港在區內發揮其現有優勢，如金融、航運、貿易，亦強調再工業化的需要及能力，中央政府在今年《十四五規劃綱要》中表明支持香港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

在國家政策及工業4.0科技創造的協同效應下，筆者對香港經濟轉型感到樂觀。

新世界秩序

在中美角力在可預見的將來仍然持續的形勢下，地緣政治仍會充滿不確定性。加上在冠狀病毒病疫情後，各國政府將施行政策，加強必需品及關鍵零部件供應的抵禦性。在敏感科技領域方面（如5G），亦相信會在不同地區出現各自不同的標準。基於全球新常態，企業須為未來自然災害或國際關係惡化所帶來的衝擊作好準備，因此會更着重產地分散，減少因降低生產成本而集中在某一地方生產。因此，環球貿易將會變得區域化、碎片化，削弱以往大規模生產的優勢，各地中小企參與全球供應鏈的機會反而增加；香港的廠商亦應會受惠於這貿易鏈重組的過程。

至於不少在美國工作的華裔科學家及科研人才，或會因針對華人的偏頗性執法，受到日益不公平的對待，而打算重回亞洲工作。特區政府應把握此一機會，增加誘因，積極成立招攬人才計劃，吸引這批境外傑出人才來港工作，貢獻本地及區內的科研發展以至經濟轉型。特區政府在《2021–22年度財政預算案》宣布，年內將撥款支持大學招聘國際創科人才；毗鄰科學園的「創新斗室」（InnoCell），快將為創科社群提供低於市價但具備智能科技的住宿和協作空間，都是值得鼓舞的開始，成功的話可考慮加強支援力度。

另外，中央政府為迎接這些新時代挑戰，在今年的「十四五」規劃中強調雙循環經濟政策。在內循環方面，政策會加強內需及生產鏈完整性；在外循環方面，將鞏固中國與亞洲其他地區的商貿關係，特別是去年11月由15個亞太地區國家共同簽訂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是全球規模最大的自貿協議，預計10年內可創造一個在亞洲超過10億人口的中產消費市場。相信雙循環會為作好準備的本港企業及人才帶來莫大機遇，而香港的貿易格局及形勢將有重大轉變，有關當局應協助港商有效轉型，打進新興市場。

新經濟政策思維

最近筆者重讀1997年出版的Made by Hong Kong一書，合著者是8位來自母校麻省理工學院政治以至核工程等不同領域的學者，他們接受香港商界邀請，在1995至96年期間訪問了為數共350名商家及機構，然後執筆為香港經濟進行分析及獻計。筆者認識多年的美國經濟學家Andrew Bernard，就親自透露為了這項研究，短短兩年從波士頓來港達20次。

研究針對六大產業，包括生物科技、電子、資訊科技、成衣及紡織、資本市場，以及其他製造業。8位學者都認定香港需要加強工業發展，走高技術知識型工業路線，並提出六大建議：

1）香港經濟須加強在產品及生產工序的創新能力，工業界應與大學加強合作，以及建立公司品牌形象。政府和業界均須大幅增加研發的投資水平，特別是在應用研究方面。

2）為提升香港工業勞動力的能力，高等教育界應着力培訓應用科學及產品研發、設計人才，並提升中小學生的英語水平。

3）加強保護知識產權的公共機構，鼓勵本地及外國企業在港從事科研及創新。

4）鼓勵創辦新技術型企業，特別建議當時還在構思階段中的科學園，應為初創及早期發展技術型企業，創建一個去中心化的「虛擬」網絡。

5）讓更多技術人才加入政府，建立輪流機制，聘請業界及學界專家擔任政府設立的臨時但全職行政職位。

6）加強吸引國內和海外技術人才來港工作，包括改善移民政策，以及資助外來專業人士在港的房屋及生活支出。

24年前的建議，在今天香港不單適用，更是急需。無奈地，麻省理工團隊期待香港出現的經濟轉型並無發生，因為香港自五十年代第一次經濟轉型以來，雖歷經多次波動，但仍長期受惠於各種全球政經改變所帶來的紅利。首先是1978年前內地經濟尚未完全開放時，香港擔當中西橋樑的紅利。隨後在中國逐漸開放的同時，香港作為中間人所抽取的國際紅利，包括外資在1990年代初，透過本港打入國內市場的紅利；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的貿易紅利；以及過去十多年國內資金經香港「走出去」的紅利。

在大時代的巨輪下，加上正如呂大樂教授在其著作《尷尬：香港社會還未進入一國兩制的議題》中論及，香港社會在九七回歸後，對政策改變普遍存在恐懼感，任何需要大刀闊斧、改變經濟政策的方案，都會受制於港英年代起已主宰經濟命脈的不干預方針這個「舒適區域」。然而，當香港經濟面臨近20年來出現的深層次結構性問題，例如土地及房屋供求失衡及產業單一之際，社會各界（包括一些財經界精英）也開始公開承認，「小政府大市場」的不干預政策實屬過時。因此，筆者對香港經濟出現第三次轉型抱有希望。

過去20年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相信連卓有遠見的Made by Hong Kong作者，在1997年也意想不到。時移世易，香港當前的經濟政策不但應配合中國整體經濟規劃，更須對粵港澳大灣區經濟發展產生協同及回補作用，締造雙贏局面。

但在這些基本原則上，20多年前以上8位麻省理工教授的建議，雖大都未獲特區決策者積極採納，卻仍具劃時代意義，足以啟發如何設計香港經濟轉型的藍圖。

鄧希煒教授
港大經管學院經濟學教授、香港經濟及商業策略研究所副總監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九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為何現正是香港經濟轉型的良機?

筆者在本欄4月的文章，指出影響香港超過半個世紀的「積極不干預」管治理念，間接導致香港經濟產業單一，社會缺乏向上流機會，認為現在是時候改弦易轍，另覓有效的方法以協助創造多元化的產業及勞工職位。本文將從以下三大範疇，探討在特區政府的經濟政策推動下，為何未來數年是本港經濟轉型的良機。

工業化換代

首先，筆者認為現時是本港以產學研互動及高端工業帶動的經濟轉型最可能成功的時候。

自前特首梁振英先生在2016年《施政報告》中首次提出香港再工業化以來，特區政府雖已透過創新及科技局、科學園及生產力促進局等機構，分別以直接資助、技術支援及租務減免等方式，推動數以千計的再工業化項目，但香港本地生產總值（GDP）中工業佔比仍然少於1%，相比分別透過不同高端製造業而使GDP中工業佔比超過20%的亞洲另外三小龍──新加坡、南韓及台灣，香港再工業化仍大有空間發展，進度亦有望改善。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第三次工業革命由資訊科技帶動，讓生產鏈的每一部分更容易承包給外國供應商，使全球分工更為有效。在九十年代前，中國經濟開始對外迅速開放，多年來經濟改革也令生產力大幅提高，加上大量勞動人口從農村釋放出來，香港廠商自然把握時機，把大部分生產線轉移到珠三角地區。在高峰期，香港廠商在當地僱用超過300萬名員工，實現所謂「前店後廠」的生產模式，同時逐漸地把香港工業掏空。

即便如此，過去數年以物聯網 （IoT）智能生產為主導的第四次工業革命，如能加以有效利用，即可協助香港實現再工業化。

廠商可利用人工智能、大數據、3D 打印等技術，發掘更具靈活性的產品服務化機會，提升生產效率，減低生產及庫存成本，克服多年來因租金及工資成本高昂而未能發展高科技工業的障礙。依賴貫穿供應鏈夥伴流程的「工業4.0」技術，中小企業便能參與全球更精密的生產分工。

舉例來說，廠商可考慮運用智能生產技術，製造在港研發的高增值產品，如有矯形作用的眼鏡片、智能手錶、醫療器材及用品，目標是走高質量路線，迎合國內及亞洲區內日益擴大的中產市場。當需要提升產量的時候，還可利用物聯網技術，聯繫區內其他生產基地，有彈性地增加供應，滿足市場需要。

在區內，香港優勢在於擁有大量基礎研發人才及經驗、較穩健的保障知識產權的制度，以及世界一流的航運及空運設施。

港商可憑仗這些優勢，參與全球高端產品生產鏈上游研發及下游精密配件最後組裝部分，利用物聯網智能生產技術，靈活地出口全球。

繼在2019年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中支持香港在區內發揮其現有優勢，如金融、航運、貿易，亦強調再工業化的需要及能力，中央政府在今年《十四五規劃綱要》中表明支持香港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

在國家政策及工業4.0科技創造的協同效應下，筆者對香港經濟轉型感到樂觀。

新世界秩序

在中美角力在可預見的將來仍然持續的形勢下，地緣政治仍會充滿不確定性。加上在冠狀病毒病疫情後，各國政府將施行政策，加強必需品及關鍵零部件供應的抵禦性。在敏感科技領域方面（如5G），亦相信會在不同地區出現各自不同的標準。基於全球新常態，企業須為未來自然災害或國際關係惡化所帶來的衝擊作好準備，因此會更着重產地分散，減少因降低生產成本而集中在某一地方生產。因此，環球貿易將會變得區域化、碎片化，削弱以往大規模生產的優勢，各地中小企參與全球供應鏈的機會反而增加；香港的廠商亦應會受惠於這貿易鏈重組的過程。

至於不少在美國工作的華裔科學家及科研人才，或會因針對華人的偏頗性執法，受到日益不公平的對待，而打算重回亞洲工作。特區政府應把握此一機會，增加誘因，積極成立招攬人才計劃，吸引這批境外傑出人才來港工作，貢獻本地及區內的科研發展以至經濟轉型。特區政府在《2021–22年度財政預算案》宣布，年內將撥款支持大學招聘國際創科人才；毗鄰科學園的「創新斗室」（InnoCell），快將為創科社群提供低於市價但具備智能科技的住宿和協作空間，都是值得鼓舞的開始，成功的話可考慮加強支援力度。

另外，中央政府為迎接這些新時代挑戰，在今年的「十四五」規劃中強調雙循環經濟政策。在內循環方面，政策會加強內需及生產鏈完整性；在外循環方面，將鞏固中國與亞洲其他地區的商貿關係，特別是去年11月由15個亞太地區國家共同簽訂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是全球規模最大的自貿協議，預計10年內可創造一個在亞洲超過10億人口的中產消費市場。相信雙循環會為作好準備的本港企業及人才帶來莫大機遇，而香港的貿易格局及形勢將有重大轉變，有關當局應協助港商有效轉型，打進新興市場。

新經濟政策思維

最近筆者重讀1997年出版的Made by Hong Kong一書，合著者是8位來自母校麻省理工學院政治以至核工程等不同領域的學者，他們接受香港商界邀請，在1995至96年期間訪問了為數共350名商家及機構，然後執筆為香港經濟進行分析及獻計。筆者認識多年的美國經濟學家Andrew Bernard，就親自透露為了這項研究，短短兩年從波士頓來港達20次。

研究針對六大產業，包括生物科技、電子、資訊科技、成衣及紡織、資本市場，以及其他製造業。8位學者都認定香港需要加強工業發展，走高技術知識型工業路線，並提出六大建議：

1）香港經濟須加強在產品及生產工序的創新能力，工業界應與大學加強合作，以及建立公司品牌形象。政府和業界均須大幅增加研發的投資水平，特別是在應用研究方面。

2）為提升香港工業勞動力的能力，高等教育界應着力培訓應用科學及產品研發、設計人才，並提升中小學生的英語水平。

3）加強保護知識產權的公共機構，鼓勵本地及外國企業在港從事科研及創新。

4）鼓勵創辦新技術型企業，特別建議當時還在構思階段中的科學園，應為初創及早期發展技術型企業，創建一個去中心化的「虛擬」網絡。

5）讓更多技術人才加入政府，建立輪流機制，聘請業界及學界專家擔任政府設立的臨時但全職行政職位。

6）加強吸引國內和海外技術人才來港工作，包括改善移民政策，以及資助外來專業人士在港的房屋及生活支出。

24年前的建議，在今天香港不單適用，更是急需。無奈地，麻省理工團隊期待香港出現的經濟轉型並無發生，因為香港自五十年代第一次經濟轉型以來，雖歷經多次波動，但仍長期受惠於各種全球政經改變所帶來的紅利。首先是1978年前內地經濟尚未完全開放時，香港擔當中西橋樑的紅利。隨後在中國逐漸開放的同時，香港作為中間人所抽取的國際紅利，包括外資在1990年代初，透過本港打入國內市場的紅利；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的貿易紅利；以及過去十多年國內資金經香港「走出去」的紅利。

在大時代的巨輪下，加上正如呂大樂教授在其著作《尷尬：香港社會還未進入一國兩制的議題》中論及，香港社會在九七回歸後，對政策改變普遍存在恐懼感，任何需要大刀闊斧、改變經濟政策的方案，都會受制於港英年代起已主宰經濟命脈的不干預方針這個「舒適區域」。然而，當香港經濟面臨近20年來出現的深層次結構性問題，例如土地及房屋供求失衡及產業單一之際，社會各界（包括一些財經界精英）也開始公開承認，「小政府大市場」的不干預政策實屬過時。因此，筆者對香港經濟出現第三次轉型抱有希望。

過去20年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相信連卓有遠見的Made by Hong Kong作者，在1997年也意想不到。時移世易，香港當前的經濟政策不但應配合中國整體經濟規劃，更須對粵港澳大灣區經濟發展產生協同及回補作用，締造雙贏局面。

但在這些基本原則上，20多年前以上8位麻省理工教授的建議，雖大都未獲特區決策者積極採納，卻仍具劃時代意義，足以啟發如何設計香港經濟轉型的藍圖。

鄧希煒教授
港大經管學院經濟學教授、香港經濟及商業策略研究所副總監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九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十四五」規劃和香港機遇

今年是中國「十四五」規劃的開局之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在3月11日通過的《十四五規劃綱要》，在香港社會引起前所未有的關注。這一方面是因為香港的發展必須融入國家大局漸成社會共識，另一方面則由於本地經濟模式已走到盡頭，當前亟須轉型尋找出路。因此不難理解，為什麼與以往對國家五年規劃的態度截然不同，這次社會各界都在積極思考，如何從「十四五」規劃中理解國家未來五年的發展方向和戰略布局，進而順勢為香港經濟創造新優勢。

「十四五」規劃作為國家發展戰略和宏觀經濟政策的關鍵文件，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對香港經濟發展的影響也確實會非常深遠。然而，由於本港經濟形態特殊，而對國家經濟運行又缺乏足夠了解，要準確理解「十四五」規劃及其對香港的意義，並非易事。

新規劃打造新契機

中國的五年規劃是一個與時俱進的歷程。隨着內地改革開放，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過程中，原屬計劃經濟時代的指令性「五年計劃」，逐漸演變為在市場經濟中發揮引導作用的「五年規劃」，成為政府中長期經濟發展的綱領性文件，重點在訂定未來五年的發展目標和理念，明確發展方針和主線，部署有全局意義的戰略任務。

作為一個宏大全面的戰略藍圖，五年規劃需要有全局性和前瞻性；作為一個引領全國的行動綱領，也需要有目標導向和問題導向，並有很高的統籌協調性；作為一個龐大的戰略體系，更經過各方充分研究討論，除了整體規劃外，還包括專項規劃、區域規劃和年度規劃，從不同層面分解落實到位。由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發改委）前副主任徐憲平所編著的《國家發展戰略與宏觀政策》，對改革開放以來數十年間內地社會、經濟的發展，從多角度作出深入闡釋，甚具參考價值。【註】

「十四五」規劃是中國政府面臨百年未見之變局，針對未來發展的系統性戰略謀劃與布局。如果希望掌握國家發展規劃的精髓，借助此一歷史性機遇實現經濟轉型，香港特區必先從下列三大範疇入手。

思維須轉型

本地經濟一直以來奉行自由放任、政府不干預的經濟模式，對經濟長期發展自然缺乏系統性戰略思考。然而，舊的經濟形態和模式已經無以為繼，政府理應承擔起經濟轉型的領軍責任，對長期經濟發展具備戰略性思維，此為政府轉型的關鍵環節。

在5月14日港大經管學院舉辦的「香港經濟前景展望」研討會中，201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羅莫（Paul Romer）教授在其主題演講中指出，無論是應對金融危機、遏制全球疫情蔓延，抑或解決經濟深層次矛盾，政府都應該發揮更強而有力的作用，這正在成為全球的共識。過去一段時間流行的「小政府大市場」管治哲學，已無法應對當代全球重要挑戰，必然會被逐漸摒棄。研討會上，眾多學者及嘉賓對此表示認同和支持，認為特區政府確需放棄積極不干預的理念，承擔起應盡的歷史責任。

「十四五」規劃是國家未來幾年的發展方向和藍圖，體現了全局戰略的系統思考。香港一方面必須深刻理解如何在全國發展戰略中起到更積極的作用，另一方面也要自我檢視，主動策劃適合本港長遠發展的戰略規劃。這些都有賴管治團隊具有全局戰略的思維，但也正是特區政府長期受制於舊有管治模式下嚴重缺乏的一環。身處新時代，面對新挑戰，要是依然慣性地「長於執行、疏於思考，徒有戰術、缺乏戰略」，甚至「無勇無謀」地無為而治，則香港經濟轉型就毫無希望。

《十四五規劃綱要》出台後，國內省市各部門都根據規劃精神，逐級制定切合自身情況的五年規劃。特區政府如果未能結合國家的全局發展戰略拿出「香港方案」，歷史性機遇難免淪為歷史性遺憾。

組織須轉型

在一貫的管治模式下，特區政府處理經濟事務的部門，基本上都是負責執行的行政部門，缺乏政策研究協調和戰略制定的功能。反觀內地，「十四五」規劃由國家發改委牽頭制定，然後與眾多相關經濟發展部門和各級研究組織反覆討論磋商。其他經濟戰略、政策的制定過程中，發改委同樣擔當統籌協調規劃的角色。若涉及更重大的政策，國務院還有更高層面的政策協調機制，來統領國家發改委、財政部、人民銀行等等。在政策研究方面，國家層面有國務院研究室、國家級智庫和高等院校研究院等研究力量；至於部委層面，人民銀行、財政部、商務部等都設有相應的組織架構。

在市場經濟國家，經濟發展戰略和重大經濟政策同樣需要強而有力的組織架構。以美國為例，經濟政策由全國經濟委員會（National Economic Council）統籌，該會主任往往是頂尖經濟學家或者資深經濟政策專家，委員會成員則包括副總統及各主要相關經濟部門負責人。另外設有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由知名經濟學家組成，為政府提供專業、中立的政策研究，同時協調各部門參與經濟政策的制定。

美國經濟政策研究的整體實力強大，聯邦儲備局在宏觀經濟和金融方面研究力量之強、水平之高，全球罕有其匹。又如負責反壟斷的聯邦貿易委員會，也聘用相當數量的優秀經濟學家。

聚焦香港的經濟政策研究，無論政府內外都相當薄弱。本地各大學對此普遍重視不夠、投入不多，而公營架構內高質量的經濟政策研究也近乎空白。政策的協調和戰略的制定可謂乏善足陳，並無相應的組織架構和機制。

放眼未來，特區政府應建立一個高層次的「經濟發展委員會」，負責制定整體政策及戰略規劃和協調；另設一個高水平的「經濟政策研究委員會」，掌管嚴謹的前瞻性研究諮詢和政策解決方案。有了這種組織架構的支撐，才足以構建戰略性思維，而有望對接國家規劃。

人才須轉型

新型戰略思維和管治模式轉型，還需以大量專業研究人才和新型管治人才配合。香港經濟政策研究存在着人才斷代、後繼無人的現象，務須從三方面彌補。第一，積極確保高等院校重視和優化經濟政策研究。第二，竭力吸引具備良好學術訓練和研究能力的人才加入政策研究機構。第三，加強培育本地優秀經濟學人。

在經濟管治人才方面，應着重培養戰略思維、全局眼光、專業能力和創新意識。一方面要對現有優秀人才進行全方位的專業培訓，並提升其領導能力。政府一度設想的政府官員培訓機構和計劃，似乎未能有效執行。另一方面則應利用本港的國際化優勢，以更加開放的心態，吸納各方精英加入管治團隊。這方面可以借鑑新加坡等東亞國家的經驗，推行「政府優秀人才培養計劃」，每年定量選拔傑出青年到國際知名大學攻讀博士學位，學成後按規定回港在政府或公營機構工作。

特區管治班子常被詬病為缺乏擔當勇氣、創新意識和戰略思維。香港能否抓住時代機遇，搭上國家發展快車，並走出社會和經濟的困局，重塑東方之珠的輝煌經濟，都全繫於能否從速培養出一批新型經濟管治人才。

註：徐憲平等，《國家發展戰略與宏觀政策》上下冊，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

蔡洪濱

港大經管學院院長兼經濟學講座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二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十四五」規劃和香港機遇

今年是中國「十四五」規劃的開局之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在3月11日通過的《十四五規劃綱要》，在香港社會引起前所未有的關注。這一方面是因為香港的發展必須融入國家大局漸成社會共識，另一方面則由於本地經濟模式已走到盡頭，當前亟須轉型尋找出路。因此不難理解，為什麼與以往對國家五年規劃的態度截然不同，這次社會各界都在積極思考，如何從「十四五」規劃中理解國家未來五年的發展方向和戰略布局，進而順勢為香港經濟創造新優勢。

「十四五」規劃作為國家發展戰略和宏觀經濟政策的關鍵文件，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對香港經濟發展的影響也確實會非常深遠。然而，由於本港經濟形態特殊，而對國家經濟運行又缺乏足夠了解，要準確理解「十四五」規劃及其對香港的意義，並非易事。

新規劃打造新契機

中國的五年規劃是一個與時俱進的歷程。隨着內地改革開放，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過程中，原屬計劃經濟時代的指令性「五年計劃」，逐漸演變為在市場經濟中發揮引導作用的「五年規劃」，成為政府中長期經濟發展的綱領性文件，重點在訂定未來五年的發展目標和理念，明確發展方針和主線，部署有全局意義的戰略任務。

作為一個宏大全面的戰略藍圖，五年規劃需要有全局性和前瞻性；作為一個引領全國的行動綱領，也需要有目標導向和問題導向，並有很高的統籌協調性；作為一個龐大的戰略體系，更經過各方充分研究討論，除了整體規劃外，還包括專項規劃、區域規劃和年度規劃，從不同層面分解落實到位。由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發改委）前副主任徐憲平所編著的《國家發展戰略與宏觀政策》，對改革開放以來數十年間內地社會、經濟的發展，從多角度作出深入闡釋，甚具參考價值。【註】

「十四五」規劃是中國政府面臨百年未見之變局，針對未來發展的系統性戰略謀劃與布局。如果希望掌握國家發展規劃的精髓，借助此一歷史性機遇實現經濟轉型，香港特區必先從下列三大範疇入手。

思維須轉型

本地經濟一直以來奉行自由放任、政府不干預的經濟模式，對經濟長期發展自然缺乏系統性戰略思考。然而，舊的經濟形態和模式已經無以為繼，政府理應承擔起經濟轉型的領軍責任，對長期經濟發展具備戰略性思維，此為政府轉型的關鍵環節。

在5月14日港大經管學院舉辦的「香港經濟前景展望」研討會中，201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羅莫（Paul Romer）教授在其主題演講中指出，無論是應對金融危機、遏制全球疫情蔓延，抑或解決經濟深層次矛盾，政府都應該發揮更強而有力的作用，這正在成為全球的共識。過去一段時間流行的「小政府大市場」管治哲學，已無法應對當代全球重要挑戰，必然會被逐漸摒棄。研討會上，眾多學者及嘉賓對此表示認同和支持，認為特區政府確需放棄積極不干預的理念，承擔起應盡的歷史責任。

「十四五」規劃是國家未來幾年的發展方向和藍圖，體現了全局戰略的系統思考。香港一方面必須深刻理解如何在全國發展戰略中起到更積極的作用，另一方面也要自我檢視，主動策劃適合本港長遠發展的戰略規劃。這些都有賴管治團隊具有全局戰略的思維，但也正是特區政府長期受制於舊有管治模式下嚴重缺乏的一環。身處新時代，面對新挑戰，要是依然慣性地「長於執行、疏於思考，徒有戰術、缺乏戰略」，甚至「無勇無謀」地無為而治，則香港經濟轉型就毫無希望。

《十四五規劃綱要》出台後，國內省市各部門都根據規劃精神，逐級制定切合自身情況的五年規劃。特區政府如果未能結合國家的全局發展戰略拿出「香港方案」，歷史性機遇難免淪為歷史性遺憾。

組織須轉型

在一貫的管治模式下，特區政府處理經濟事務的部門，基本上都是負責執行的行政部門，缺乏政策研究協調和戰略制定的功能。反觀內地，「十四五」規劃由國家發改委牽頭制定，然後與眾多相關經濟發展部門和各級研究組織反覆討論磋商。其他經濟戰略、政策的制定過程中，發改委同樣擔當統籌協調規劃的角色。若涉及更重大的政策，國務院還有更高層面的政策協調機制，來統領國家發改委、財政部、人民銀行等等。在政策研究方面，國家層面有國務院研究室、國家級智庫和高等院校研究院等研究力量；至於部委層面，人民銀行、財政部、商務部等都設有相應的組織架構。

在市場經濟國家，經濟發展戰略和重大經濟政策同樣需要強而有力的組織架構。以美國為例，經濟政策由全國經濟委員會（National Economic Council）統籌，該會主任往往是頂尖經濟學家或者資深經濟政策專家，委員會成員則包括副總統及各主要相關經濟部門負責人。另外設有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由知名經濟學家組成，為政府提供專業、中立的政策研究，同時協調各部門參與經濟政策的制定。

美國經濟政策研究的整體實力強大，聯邦儲備局在宏觀經濟和金融方面研究力量之強、水平之高，全球罕有其匹。又如負責反壟斷的聯邦貿易委員會，也聘用相當數量的優秀經濟學家。

聚焦香港的經濟政策研究，無論政府內外都相當薄弱。本地各大學對此普遍重視不夠、投入不多，而公營架構內高質量的經濟政策研究也近乎空白。政策的協調和戰略的制定可謂乏善足陳，並無相應的組織架構和機制。

放眼未來，特區政府應建立一個高層次的「經濟發展委員會」，負責制定整體政策及戰略規劃和協調；另設一個高水平的「經濟政策研究委員會」，掌管嚴謹的前瞻性研究諮詢和政策解決方案。有了這種組織架構的支撐，才足以構建戰略性思維，而有望對接國家規劃。

人才須轉型

新型戰略思維和管治模式轉型，還需以大量專業研究人才和新型管治人才配合。香港經濟政策研究存在着人才斷代、後繼無人的現象，務須從三方面彌補。第一，積極確保高等院校重視和優化經濟政策研究。第二，竭力吸引具備良好學術訓練和研究能力的人才加入政策研究機構。第三，加強培育本地優秀經濟學人。

在經濟管治人才方面，應着重培養戰略思維、全局眼光、專業能力和創新意識。一方面要對現有優秀人才進行全方位的專業培訓，並提升其領導能力。政府一度設想的政府官員培訓機構和計劃，似乎未能有效執行。另一方面則應利用本港的國際化優勢，以更加開放的心態，吸納各方精英加入管治團隊。這方面可以借鑑新加坡等東亞國家的經驗，推行「政府優秀人才培養計劃」，每年定量選拔傑出青年到國際知名大學攻讀博士學位，學成後按規定回港在政府或公營機構工作。

特區管治班子常被詬病為缺乏擔當勇氣、創新意識和戰略思維。香港能否抓住時代機遇，搭上國家發展快車，並走出社會和經濟的困局，重塑東方之珠的輝煌經濟，都全繫於能否從速培養出一批新型經濟管治人才。

註：徐憲平等，《國家發展戰略與宏觀政策》上下冊，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

蔡洪濱

港大經管學院院長兼經濟學講座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二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巨額經濟紓困計劃的利弊

針對2019冠狀病毒病大流行危機，繼美國國會2020年先後通過總值2.3萬億和9000億美元的紓困法案，今年3月，總統拜登又簽署總值1.9萬億美元的「美國救援計劃法案」，共佔美國本地生產總值（GDP）的24%，數目之大，就連2009年為應付金融危機推出的8000億美元經濟刺激方案，也顯得相形見絀。

提振經濟不易

據紐約聯邦儲備銀行對消費者支出的調查【表】，綜觀三輪紓困措施，美國消費者平均會將35.2%的援助金用作償還債務，38.4%作為儲蓄，用作消費的只佔26.5%。2020年美國信用卡債務減少近830億美元，跌幅佔全國信用卡債務12%。儘管2021年1月消費支出按月增長2.4%，為7個月來最大增幅，但同期個人收入已增長10.1%，可見該國消費還未回到疫前水平，世紀一遇的疫災令消費者趨向謹慎。

表：美國家庭從經濟刺激方案獲派款項用途

資料來源：紐約聯邦儲備銀行消費者預期調查

更有甚者，1.9萬億美元紓困方案或為經濟帶來長期損失。其主要爭議之一是方案將減低產出缺口（output gap，亦即潛在GDP與實際出現GDP之差），並可能引發通脹壓力。美國前財長薩默斯（Lawrence Summers）認為，全球金融海嘯後，美國在2009至2019年這10年間，經濟復甦步伐為第二次大戰以來最慢。他最近又在《華盛頓郵報》撰文，指正當美國經濟預期快速增長，而消費需求仍未復元，私人儲蓄更大量過剩之際，9000億和1.9萬億美元的兩項刺激經濟計劃實在過於龐大。另一邊廂，拜登政府則顯然主張刺激經濟力度愈猛愈好。

2019至2020年，美國GDP下降了3.5%，遠低於大多數經濟學家在疫情爆發時的預測。考慮到2020年下半年強勁的經濟增長，GDP的產出缺口估計約為GDP的4%。薩默斯和其他經濟學家並無否定需要更多財政刺激措施，但須考慮數額、時機和性質等因素。在疫後經濟繼續復甦的大前提下，1.9萬億美元的方案已佔美國GDP的9%，遠超出了4%的產出缺口。事實上，高於4%的增長就可能導致經濟過熱，引發通脹壓力。

提防通脹隱憂

聯儲局在2020年8月調整通脹政策，把過往2%的長遠通脹目標，由上限改為平均數值，亦即通脹率可在2%水平上下調節。至於有關維持此一平均通脹目標的具體時段，聯儲局則未有任何行政上的方針。

聯儲局近期似乎已經擺脫了對通脹的擔憂。2021年3月，聯儲局將本年經濟增長預測從去年12月的4.2%上調至6.5%，並將通脹預期上調至2.2%，失業率則從5%下調至4.5%；同時預測2022年經濟增長達3.3%、通脹率2%、失業率3.9%。由於近10年美國的勞動力參與率偏低，故此聯儲局也不太顧慮失業率下降導致工資上漲。

鑑於估計經濟快速復甦，即使2021年通脹加速，聯儲局仍不打算收緊貨幣政策，並計劃直至2024年將利率目標維持在近零水平；主要論點是會導致長期通脹緊縮的因素，例如人口老齡化、技術創新和全球化等，仍在發揮作用。該局主席鮑威爾在國會作證時表示，他並不擔心近期長期債券收益率上升，指出這類債券的表現似乎反映出市場對經濟前景日益樂觀。

但與此同時，M2貨幣供應量由2010至2019年期間，每年以5.8%增長，自2020年2月以來，則已飆升27%至4.2萬億美元。這是1943年以來貨幣供應量的最大增幅，主因是聯儲局資產負債表規模增加3.3萬億美元。目前的M2貨幣供應速度仍然處於歷史性低水平，但如果貨幣供應速度加快，則會導致通脹上升。

部分商品的通貨膨脹亦正加劇。疫情令生產能力降低，工廠難以交付貨物，供應鏈投入價格因原材料短缺、運輸成本上升和商品價格攀升而上揚，導致今年1月生產者價格指數（Producer Price Index，簡稱PPI）按月上升1.3%，2月上升0.5%，3月上升1%，至4月又上漲了1.3%，將12個月的增幅推高至5%，為10年來增幅之冠。企業亦逐漸通過向消費者提高價格，以收回增加的成本。因應需求驅動而供應緊張的經濟往往引發通貨膨脹。

赤字預算作風

商界及金融市場普遍認為疫情不可能於短期內完全消失，但專業投資者當前所憂慮的市場風險並非疫情，而是通貨膨脹。債券投資者恐怕債券價格下跌，而不分青紅皂白拋售債券，導致美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在近期暴漲。雖然是次債券危機並未如2013年債券恐慌時嚴重；當年美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在大概短短4個月內就已攀升到1.2%，債券增長速度更為劇烈，反觀目前國債收益率升至1.37%，則歷時近7個月。

在疫災或會重燃的陰影下，美國股市亦在聯儲局4月貨幣政策會議紀錄發布後大幅下跌，恐慌指數一度飆升20%。聯儲局部分官員似乎已準備在經濟復甦加快速度下，考慮改變貨幣政策，調整資產購買的步伐。

對於近年來背負廉價債務借款人，尤其是主權政府和企業而言，高利率都將構成負擔。2020年，各國政府因刺激經濟而增加的財政債務達16.3萬億美元，增幅為20%。同年美國政府的公共債務亦上升3萬億美元以上，佔GDP的120%，若包括第三輪的1.9萬億美元方案，GDP佔比更達130%，為二戰後的最高水平（二戰以來的75年間，美國政府有63年出現預算赤字）。

長遠而言，美國難免因債務負擔沉重的趨勢而引起經濟隱憂。國會預算辦公室預計，至2051年，單是聯邦政府的債務將倍增至GDP的202%。自疫症爆發以來，該國企業承擔的新債務共1.5萬億美元。2020年，基於房屋按揭、學生和汽車貸款增加，美國家庭債務增長2.9%至14.6萬億美元。可幸的是利率低企，借款人的償債能力尚見強勁。

面對頗大的利率和通脹風險，關鍵在於通脹上升屬暫時性、周期性抑或結構性。雖然通脹趨升足以令債務貶值，可用較便宜的美元還債，但高利率卻會增加借款人及企業的再融資成本，並削弱其融資能力，對經濟前景自然構成威脅。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及當前疫症大流行後的經濟復甦都有賴央行長期保持低利率政策，但通貨膨脹帶來的高利率卻會窒礙復甦。為應對冠狀病毒病造成的經濟災難，美國政府被迫推出史上最大規模的紓困方案。方案雖對重啟經濟能收一時之效，但債務上升、公共財政惡化，以及通脹壓力等長期後遺症，絕對不容忽視。

謝國生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金融學首席講師、新界鄉議局當然執行委員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一年五月二十六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巨額經濟紓困計劃的利弊

針對2019冠狀病毒病大流行危機，繼美國國會2020年先後通過總值2.3萬億和9000億美元的紓困法案，今年3月，總統拜登又簽署總值1.9萬億美元的「美國救援計劃法案」，共佔美國本地生產總值（GDP）的24%，數目之大，就連2009年為應付金融危機推出的8000億美元經濟刺激方案，也顯得相形見絀。

提振經濟不易

據紐約聯邦儲備銀行對消費者支出的調查【表】，綜觀三輪紓困措施，美國消費者平均會將35.2%的援助金用作償還債務，38.4%作為儲蓄，用作消費的只佔26.5%。2020年美國信用卡債務減少近830億美元，跌幅佔全國信用卡債務12%。儘管2021年1月消費支出按月增長2.4%，為7個月來最大增幅，但同期個人收入已增長10.1%，可見該國消費還未回到疫前水平，世紀一遇的疫災令消費者趨向謹慎。

表：美國家庭從經濟刺激方案獲派款項用途

資料來源：紐約聯邦儲備銀行消費者預期調查

更有甚者，1.9萬億美元紓困方案或為經濟帶來長期損失。其主要爭議之一是方案將減低產出缺口（output gap，亦即潛在GDP與實際出現GDP之差），並可能引發通脹壓力。美國前財長薩默斯（Lawrence Summers）認為，全球金融海嘯後，美國在2009至2019年這10年間，經濟復甦步伐為第二次大戰以來最慢。他最近又在《華盛頓郵報》撰文，指正當美國經濟預期快速增長，而消費需求仍未復元，私人儲蓄更大量過剩之際，9000億和1.9萬億美元的兩項刺激經濟計劃實在過於龐大。另一邊廂，拜登政府則顯然主張刺激經濟力度愈猛愈好。

2019至2020年，美國GDP下降了3.5%，遠低於大多數經濟學家在疫情爆發時的預測。考慮到2020年下半年強勁的經濟增長，GDP的產出缺口估計約為GDP的4%。薩默斯和其他經濟學家並無否定需要更多財政刺激措施，但須考慮數額、時機和性質等因素。在疫後經濟繼續復甦的大前提下，1.9萬億美元的方案已佔美國GDP的9%，遠超出了4%的產出缺口。事實上，高於4%的增長就可能導致經濟過熱，引發通脹壓力。

提防通脹隱憂

聯儲局在2020年8月調整通脹政策，把過往2%的長遠通脹目標，由上限改為平均數值，亦即通脹率可在2%水平上下調節。至於有關維持此一平均通脹目標的具體時段，聯儲局則未有任何行政上的方針。

聯儲局近期似乎已經擺脫了對通脹的擔憂。2021年3月，聯儲局將本年經濟增長預測從去年12月的4.2%上調至6.5%，並將通脹預期上調至2.2%，失業率則從5%下調至4.5%；同時預測2022年經濟增長達3.3%、通脹率2%、失業率3.9%。由於近10年美國的勞動力參與率偏低，故此聯儲局也不太顧慮失業率下降導致工資上漲。

鑑於估計經濟快速復甦，即使2021年通脹加速，聯儲局仍不打算收緊貨幣政策，並計劃直至2024年將利率目標維持在近零水平；主要論點是會導致長期通脹緊縮的因素，例如人口老齡化、技術創新和全球化等，仍在發揮作用。該局主席鮑威爾在國會作證時表示，他並不擔心近期長期債券收益率上升，指出這類債券的表現似乎反映出市場對經濟前景日益樂觀。

但與此同時，M2貨幣供應量由2010至2019年期間，每年以5.8%增長，自2020年2月以來，則已飆升27%至4.2萬億美元。這是1943年以來貨幣供應量的最大增幅，主因是聯儲局資產負債表規模增加3.3萬億美元。目前的M2貨幣供應速度仍然處於歷史性低水平，但如果貨幣供應速度加快，則會導致通脹上升。

部分商品的通貨膨脹亦正加劇。疫情令生產能力降低，工廠難以交付貨物，供應鏈投入價格因原材料短缺、運輸成本上升和商品價格攀升而上揚，導致今年1月生產者價格指數（Producer Price Index，簡稱PPI）按月上升1.3%，2月上升0.5%，3月上升1%，至4月又上漲了1.3%，將12個月的增幅推高至5%，為10年來增幅之冠。企業亦逐漸通過向消費者提高價格，以收回增加的成本。因應需求驅動而供應緊張的經濟往往引發通貨膨脹。

赤字預算作風

商界及金融市場普遍認為疫情不可能於短期內完全消失，但專業投資者當前所憂慮的市場風險並非疫情，而是通貨膨脹。債券投資者恐怕債券價格下跌，而不分青紅皂白拋售債券，導致美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在近期暴漲。雖然是次債券危機並未如2013年債券恐慌時嚴重；當年美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在大概短短4個月內就已攀升到1.2%，債券增長速度更為劇烈，反觀目前國債收益率升至1.37%，則歷時近7個月。

在疫災或會重燃的陰影下，美國股市亦在聯儲局4月貨幣政策會議紀錄發布後大幅下跌，恐慌指數一度飆升20%。聯儲局部分官員似乎已準備在經濟復甦加快速度下，考慮改變貨幣政策，調整資產購買的步伐。

對於近年來背負廉價債務借款人，尤其是主權政府和企業而言，高利率都將構成負擔。2020年，各國政府因刺激經濟而增加的財政債務達16.3萬億美元，增幅為20%。同年美國政府的公共債務亦上升3萬億美元以上，佔GDP的120%，若包括第三輪的1.9萬億美元方案，GDP佔比更達130%，為二戰後的最高水平（二戰以來的75年間，美國政府有63年出現預算赤字）。

長遠而言，美國難免因債務負擔沉重的趨勢而引起經濟隱憂。國會預算辦公室預計，至2051年，單是聯邦政府的債務將倍增至GDP的202%。自疫症爆發以來，該國企業承擔的新債務共1.5萬億美元。2020年，基於房屋按揭、學生和汽車貸款增加，美國家庭債務增長2.9%至14.6萬億美元。可幸的是利率低企，借款人的償債能力尚見強勁。

面對頗大的利率和通脹風險，關鍵在於通脹上升屬暫時性、周期性抑或結構性。雖然通脹趨升足以令債務貶值，可用較便宜的美元還債，但高利率卻會增加借款人及企業的再融資成本，並削弱其融資能力，對經濟前景自然構成威脅。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及當前疫症大流行後的經濟復甦都有賴央行長期保持低利率政策，但通貨膨脹帶來的高利率卻會窒礙復甦。為應對冠狀病毒病造成的經濟災難，美國政府被迫推出史上最大規模的紓困方案。方案雖對重啟經濟能收一時之效，但債務上升、公共財政惡化，以及通脹壓力等長期後遺症，絕對不容忽視。

謝國生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金融學首席講師、新界鄉議局當然執行委員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一年五月二十六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未來的香港教育

隨着時代發展，學校裏學到的知識容易變得過時，同時互聯網的普及化，又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學習機會，未來的教育會是怎麼樣的？由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出版的Back to the Future of Education: Four OECD Scenarios for Schooling一書中，提出了四個不同的假設情景給我們思考。第一是假設未來形勢基本不變，正規教育繼續擴張，配合其他方面的轉變。另外三種假設情景就較為新穎，甚至帶點天方夜譚的感覺，包括「教育外判」（education outsourced）、學校轉型（schools as learning hubs）及隨時學習（learn-as-you-go）；這意味着傳統的學校制度瓦解，學習變得多樣化、個人化。到底香港未來的教育會變成怎樣？這是一個與當前社會息息相關的問題。

5月14日，香港大學經管學院與香港經濟及商業策略研究所合辦「香港經濟前景展望」研討會，內容涵蓋五大範疇，筆者負責主持最後有關教育、社會平等及流動性的討論環節，由黃英琦女士、程介明教授、陳易希先生和院長蔡洪濱教授先後發言。雖然歷時短短一個小時，內容卻極其豐富，筆者在這裏作一個扼要的介紹，並分享一些個人感想。

時代變了

黃英琦女士指出，過去和未來的不同之處，可以歸納為下列四點：第一，生育率下降導致老年化，社會的需求隨人口結構改變，人要為壽命延長後的日子妥作安排。第二，氣候突變改變全球。第三就是我們將永遠處於beta狀態，猶如電腦軟件的試用版（beta version），許多事情都變動不居，難以定格。第四，舊工作消失，新工作隨之出現。

黃女士提出應該尊重學生的好奇心，教育要多元化，要培養學生的創業精神，以後大學聯招的名額應該大為削減，騰出名額招收來自不同學習背景的學生。要發展出多樣性的教育，還須靠相關活動帶動，目前她就正在進行一項由賽馬會贊助的項目，培訓一批休學10星期的老師，讓他們回到學校之後，在教學上加以創新。

程介明教授補充解釋學習和教育的區別，學習（learning）是人類與生俱來的天性，而教育（education）或教育制度，則是西方工業化後的產物，是社會為個人而設的。時代變了，教育也應該改變。現在教育有待改進的地方，首先是沒有保護和鼓勵學生的好奇心。他打了一個比方，說我們需要的是二十一世紀的教育，可惜大學當局和老師抱持的卻仍是二十世紀的思維，而家長的想法更停留在十九世紀！

知行之別

陳易希先生介紹了他自己的個人經歷，小時候學業成績十分差勁，但是特具好奇心，對發明很感興趣。在開明的家庭和友善的老師鼓勵下，參與各種比賽，一步一步自我提升。他又分享了自己的學習心得，包括怎樣通過親身經歷去提高能力，例如在發明過程中發現自己在數學方面的不足，或如何努力鍛煉溝通技巧，把腦海中的意念清晰向別人表達等等，而不是僅僅學習學校規定的課程，這也許就是程教授所說的「知」（knowing）和「行」（doing）的分別，教育應要幫助學生提高「行」的能力，而非只幫他們「知」，畢竟今時今日，同學用谷歌在網上搜尋一番，就已幾乎無所不知。

蔡洪濱院長表達了他對本地教育和整體社會的樂觀看法，不過他也慨嘆作為金融中心，香港在教育和研究發展方面仍遠遠及不上國際水平。2016年，香港花在教育的公共開支僅佔本地生產總值（GDP）3.3%，低於OECD平均5.1%和以色列5.8%的水平。研發開支更只佔GDP的0.8%，反觀以色列的相應佔比高達4.5%。鑑於以色列與香港相比，同樣天然資源不足，人口規模亦相若，他深信若當局能增撥教育和研發經費，定當有利於本港經濟的長遠發展。

筆者對於當日各嘉賓表現出的熱誠十分佩服，也極為贊同他們的看法，這裏補充幾點個人的意見。第一，多樣化是好的，但這些改變往往對資源充足者裨益較大。互聯網的發達，的確讓一些有準備的人更方便更好地學習知識，但是對於條件不足者，這些變化會否拉闊貧富學生之間在學習表現的差別？通過12年學校教育，再經香港中學文憑考試（HKDSE）進入大學，仍然是家境清貧子弟最可靠而又力所能及的出路，若把基於HKDSE成績取錄的大學名額大幅縮減，是否有違公平原則？這些問題都是在教育改革中所必須考慮的。

第二，筆者設想，未來的香港教育界仍將有一批主流學校，其中雖然都會注入新元素，但其大部分課程和教授方式大概與以往相近，而同時增加的非主流學校，其課程和辦學方式，卻可能會與主流學校相當不同。筆者認為教育改革宜「貪新不忘舊」，「貪新」指勇於大膽嘗試，「不忘舊」就是不必一窩蜂革新，值得保留的舊方法就應該加以保留，同時認真研究怎樣在已有的基礎上做得更好。

第三，筆者十分認同好奇心的重要，但是認為也應該重視培養健全人格。生命中難免遇到或大或小的逆境，其中只有部分純屬不幸，而一般來說，希望愈大，挫折愈大。如果沒有應付逆境的能力，就不能走得遠。此外，我們也須具備知難而退的智慧，雖說天生我才必有用，但是大多數人從定義上來說都是平庸的，舉例說我是一個五音不全的人，卻有成為偉大音樂家的心願，要社會上設法成全我這個夢想，就是一種浪費，對我也是一種誤導。如果好奇心是人的一條腿，那麼健康的心理質素和智慧則是另一條腿，我們靠兩條腿才能走路，一條腿是走不遠的。

未來的教育將會是怎樣的？筆者認為它很可能是目前教育制度的延伸，但是一定會加入很多新成份，社會各界人士的參與也肯定會增加。程教授根據自己的發現，呼籲與會者思考如何在這個過程中作出貢獻，本文讀者也不妨細想他的心聲。

趙耀華 港大經管學院副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一年五月十九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未來的香港教育

隨着時代發展，學校裏學到的知識容易變得過時，同時互聯網的普及化，又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學習機會，未來的教育會是怎麼樣的？由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出版的Back to the Future of Education: Four OECD Scenarios for Schooling一書中，提出了四個不同的假設情景給我們思考。第一是假設未來形勢基本不變，正規教育繼續擴張，配合其他方面的轉變。另外三種假設情景就較為新穎，甚至帶點天方夜譚的感覺，包括「教育外判」（education outsourced）、學校轉型（schools as learning hubs）及隨時學習（learn-as-you-go）；這意味着傳統的學校制度瓦解，學習變得多樣化、個人化。到底香港未來的教育會變成怎樣？這是一個與當前社會息息相關的問題。

5月14日，香港大學經管學院與香港經濟及商業策略研究所合辦「香港經濟前景展望」研討會，內容涵蓋五大範疇，筆者負責主持最後有關教育、社會平等及流動性的討論環節，由黃英琦女士、程介明教授、陳易希先生和院長蔡洪濱教授先後發言。雖然歷時短短一個小時，內容卻極其豐富，筆者在這裏作一個扼要的介紹，並分享一些個人感想。

時代變了

黃英琦女士指出，過去和未來的不同之處，可以歸納為下列四點：第一，生育率下降導致老年化，社會的需求隨人口結構改變，人要為壽命延長後的日子妥作安排。第二，氣候突變改變全球。第三就是我們將永遠處於beta狀態，猶如電腦軟件的試用版（beta version），許多事情都變動不居，難以定格。第四，舊工作消失，新工作隨之出現。

黃女士提出應該尊重學生的好奇心，教育要多元化，要培養學生的創業精神，以後大學聯招的名額應該大為削減，騰出名額招收來自不同學習背景的學生。要發展出多樣性的教育，還須靠相關活動帶動，目前她就正在進行一項由賽馬會贊助的項目，培訓一批休學10星期的老師，讓他們回到學校之後，在教學上加以創新。

程介明教授補充解釋學習和教育的區別，學習（learning）是人類與生俱來的天性，而教育（education）或教育制度，則是西方工業化後的產物，是社會為個人而設的。時代變了，教育也應該改變。現在教育有待改進的地方，首先是沒有保護和鼓勵學生的好奇心。他打了一個比方，說我們需要的是二十一世紀的教育，可惜大學當局和老師抱持的卻仍是二十世紀的思維，而家長的想法更停留在十九世紀！

知行之別

陳易希先生介紹了他自己的個人經歷，小時候學業成績十分差勁，但是特具好奇心，對發明很感興趣。在開明的家庭和友善的老師鼓勵下，參與各種比賽，一步一步自我提升。他又分享了自己的學習心得，包括怎樣通過親身經歷去提高能力，例如在發明過程中發現自己在數學方面的不足，或如何努力鍛煉溝通技巧，把腦海中的意念清晰向別人表達等等，而不是僅僅學習學校規定的課程，這也許就是程教授所說的「知」（knowing）和「行」（doing）的分別，教育應要幫助學生提高「行」的能力，而非只幫他們「知」，畢竟今時今日，同學用谷歌在網上搜尋一番，就已幾乎無所不知。

蔡洪濱院長表達了他對本地教育和整體社會的樂觀看法，不過他也慨嘆作為金融中心，香港在教育和研究發展方面仍遠遠及不上國際水平。2016年，香港花在教育的公共開支僅佔本地生產總值（GDP）3.3%，低於OECD平均5.1%和以色列5.8%的水平。研發開支更只佔GDP的0.8%，反觀以色列的相應佔比高達4.5%。鑑於以色列與香港相比，同樣天然資源不足，人口規模亦相若，他深信若當局能增撥教育和研發經費，定當有利於本港經濟的長遠發展。

筆者對於當日各嘉賓表現出的熱誠十分佩服，也極為贊同他們的看法，這裏補充幾點個人的意見。第一，多樣化是好的，但這些改變往往對資源充足者裨益較大。互聯網的發達，的確讓一些有準備的人更方便更好地學習知識，但是對於條件不足者，這些變化會否拉闊貧富學生之間在學習表現的差別？通過12年學校教育，再經香港中學文憑考試（HKDSE）進入大學，仍然是家境清貧子弟最可靠而又力所能及的出路，若把基於HKDSE成績取錄的大學名額大幅縮減，是否有違公平原則？這些問題都是在教育改革中所必須考慮的。

第二，筆者設想，未來的香港教育界仍將有一批主流學校，其中雖然都會注入新元素，但其大部分課程和教授方式大概與以往相近，而同時增加的非主流學校，其課程和辦學方式，卻可能會與主流學校相當不同。筆者認為教育改革宜「貪新不忘舊」，「貪新」指勇於大膽嘗試，「不忘舊」就是不必一窩蜂革新，值得保留的舊方法就應該加以保留，同時認真研究怎樣在已有的基礎上做得更好。

第三，筆者十分認同好奇心的重要，但是認為也應該重視培養健全人格。生命中難免遇到或大或小的逆境，其中只有部分純屬不幸，而一般來說，希望愈大，挫折愈大。如果沒有應付逆境的能力，就不能走得遠。此外，我們也須具備知難而退的智慧，雖說天生我才必有用，但是大多數人從定義上來說都是平庸的，舉例說我是一個五音不全的人，卻有成為偉大音樂家的心願，要社會上設法成全我這個夢想，就是一種浪費，對我也是一種誤導。如果好奇心是人的一條腿，那麼健康的心理質素和智慧則是另一條腿，我們靠兩條腿才能走路，一條腿是走不遠的。

未來的教育將會是怎樣的？筆者認為它很可能是目前教育制度的延伸，但是一定會加入很多新成份，社會各界人士的參與也肯定會增加。程教授根據自己的發現，呼籲與會者思考如何在這個過程中作出貢獻，本文讀者也不妨細想他的心聲。

趙耀華 港大經管學院副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一年五月十九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以經濟學分析如何消滅新冠疫情

疫情已經肆虐了一段時間。儘管部分國家和地區的新增感染個案下降，但仍然有部分國家和地區的形勢令人擔憂。若要復甦經濟和消滅病毒，我們必須依靠疫苗。僅靠戴口罩和保持社交距離來壓制病毒的傳播，既不現實，也難以讓市民無限期接受。

截至2021年4月，以通過第三階段臨床試驗為標準，有14種疫苗獲至少一個國家批准使用，可進行大規模接種（如【圖1】）。數據顯示，幾款疫苗都能達到60%以上的保護率 【註1】：在美國獲批的輝瑞（復必泰）和莫德納疫苗在未感染人群中產生的有效性高於90%；根據這份報告 【註2】，接種率領先的以色列，其R值已經從接種開始時接近1.5，降至0.5附近，即一個感染者在以色列只能平均傳染給0.5個人。這個數字反映，廣泛接種疫苗有助對抗新冠肺炎。但是，如果全世界的疫苗產能無法跟上需求，那麼我們將無法戰勝病毒。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估算，在2020至2021年間，新冠肺炎造成的全球GDP損失達12萬億美元，平均每月GDP損失5000億美元。據卡斯蒂略及其合作者在2021年發表在《科學》雜誌的文章 【註3】表示，目前年產量為30億劑疫苗的產能可為全球帶來17.4萬億美元的經濟效益，平均每劑的效益高於5800美元。如果擴大產能，使年產量增加至10億劑，每劑疫苗的額外效益能達到989美元，遠遠高於只有40美元的疫苗價格。與病毒造成的全球經濟停滯和生產力下降相比，製造疫苗所需要付出的產能和製造成本微不足道。如果可以讓足夠多的人口接種疫苗，實現群體免疫，那麼我們就可以擺脫疫情。筆者認為人類已經有所需的資源對付新冠肺炎，接下來應從激勵供需入手，在保證產量充足的同時，鼓勵市民接種疫苗。

增加疫苗供應

【圖1】新冠肺炎疫苗發展概況

資料來源：Gavi- The vaccine alliance: https://www.gavi.org/vaccineswork/covid-19-vaccine-race

筆者建議，擴大疫苗供應的第一步是放寬疫苗原材料的貿易。疫苗的生產是複雜而全面的，需要多種技術和原材料。目前，超過69個國家已限制個人防護裝備和其他醫療用品出口。雖然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保障國內有足夠的醫療用品供應，但這種做法不僅傷害進出口商，也阻礙疫苗的生產，所以最終仍會損害該國的利益。

第二個重點是，鼓勵廠商開放專利。目前，世貿組織正在就疫苗專利豁免問題進行談判。雖然部分國家支持開放疫苗專利，但部分藥廠則認為疫苗供應的瓶頸並不在於專利本身，所以拒絕開放相關專利。實際上，筆者也理解藥廠憂慮開放專利會帶來損失，因此以「瓶頸不在專利本身」作為藉口拒絕開放疫苗專利。筆者認為有一種解決方案不單可確保製藥公司獲得利潤，同時也願意暫時開放專利。首先，發達國家的政府可提出與藥廠簽訂大規模訂單，為低收入國家換取短期專利豁免權。從【圖1】我们能看大量疫苗臨床研究，據彭博報道，到今年年底，將有六到八種新的疫苗可能會完成臨床研究並接受監管審查。目前在提供疫苗的藥廠應該意識到現時的壟斷局面很快會被新的競爭者打破。新的疫苗會隨着時間逐漸出現，若果現階段的疫苗廠商能未雨綢繆，趁仍有壟斷地位時確保來自高收入國家的大量訂單，則其日後要面對的競爭將會減少。只要少數疫苗龍頭願意開放專利，即可達成這個目標。

增加需求

從需求的角度來講，每個國家或地區面臨的考驗都不一樣。以香港為例，香港的疫苗接種計劃已於2月26日正式啟動，5月7日 【註4】前接種量已達1662100劑。但按比例來計，只有13.41%的市民接種了第一針，遠低於英國的51.46%，也落後於鄰近的新加坡。【圖2】顯示了不同國家和地區接種至少一劑疫苗的總人口比例。因此，對接種的低需求是香港目前的主要挑戰。

【圖2】不同國家和地區接種至少一劑疫苗的總人口比例

資料來源：Our World in Data: https://ourworldindata.org/covid-vaccinations

從福利經濟學的角度來看，大多數接種計劃的目的是建立和維持群體免疫力，這是一重要公共資源，保護相關人群因過敏等原因無法接種（Dawson，2004）【註5】。接種疫苗後，個體的患病率下降，因而整個群體中染病的人數減少，無法接種者接觸到病患的概率因而減低。假設沒有政府干預，接種的費用與副作用將會由接種者承擔。因為當個人在選擇接種時多數只考慮到自己和家人的成本和效益，而不會考慮社會中那些無法接種者，也會忽略疫情對別人造成的經濟損失。因此願意接種的人數可能就達不到群體免疫所需要的最低數目。要增加接種人數，就需要政府介入。

因為個人得益與社會總體利益之間有顯著的差別（經濟學家稱之為正外部性），福利經濟學家建議應該為這種行為提供補貼，以色列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註6】。以色列以補貼的方式鼓勵市民接種，鼓勵措施包括允許已接種的人進入餐廳、酒店甚至出國。除了國家給予獎勵外，地方政府也提供補貼鼓勵公眾接種。例如在耶路撒冷，市長莫西．萊昂（Moshe Leon）發起了一項針對年輕人的接種獎勵計劃，為11至12年級的學生舉行「接種疫苗比賽」，勝出學校可以免費獲得文化體育活動門票。

另一方面，以色列還向拒絕接種疫苗的人「徵稅」，提高其生活和活動成本。雖然接種本應是公眾的自願行為，但一些地方政府對拒絕接種疫苗的人施加了一定的限制，例如盧德市市長威脅使用一系列措施制裁反疫苗者，包括政府停止為他們提供服務，禁止其子女上學，限制他們進入市場。

社交媒體在接種疫苗的議題上也發揮了一定作用。以色列政府一直在努力清除有關疫苗接種的謠言。謠言和誇大的副作用是阻止市民接種疫苗的主要原因，【註7】因此以色列衞生部成立了數位工作組打擊錯誤訊息，防止虛假資訊廣泛傳播。另一方面，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身先士卒，成為全以色列首名接種者。【註8】此後，民意調查顯示，三分之二的民眾希望跟隨總理接種疫苗。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栢良醫生建議政府，邀請流行歌手姜濤呼籲公眾接種疫苗。筆者認為這個建議很好，也希望更多KOL能參與，若社交媒體上每個人都爭做疫苗大使，以通過接種疫苗和分享接種經驗鼓勵親友接種疫苗，我們一定能戰勝疫情。

企業方面，僱主可以通過提供半天有薪假，讓員工接種疫苗；酒店也可向已完成接種兩劑疫苗的民眾提供Staycation折扣，保險公司也可向這些民眾提供續保折扣。這些措施可以創造更安全的工作環境，增加額外營業，讓企業也能從中得益。

政府應盡快加強為市民提供接種誘因，也可以放寬已接種者的社交距離限制。筆者不是醫療專家，不宜提出具體方案。但我堅信如果沒有強而有力的激勵措施，香港就不可能達到群體免疫。何栢良醫生也強調唯有提供誘因令更多人接種新冠疫苗，才可突破疫情不斷反反覆覆的惡性循環。

結論

我們以經濟學提供戰勝疫情的解決方案。在供應方面，透過交換條件說服廠商開放專利，並放寬原材料出口限制，同時擴大產能，向全球民眾公平提供疫苗。在需求方面，政府應該盡快為市民提供接種誘因。此外，商家可以向已接種疫苗的市民提供優惠，KOL可以身體力行，呼籲公眾接種，並鼓勵每個人都成為疫苗大使。

人類能徹底戰勝病毒的時間不多，希望我們能好好把握機會。根據生物學家Sophie Gryseels在《自然》期刊的說法，現時人類大量感染新冠肺炎，病毒有數百萬種渠道從人轉移到動物身上。若病毒擴散到野生動物身上，則人類將無法根除它 【註9】。

【註1】 https://www.yalemedicine.org/news/covid-19-vaccine-comparison

【註2】 https://www.statista.com/chart/24611/estimated-covid-19-reproduction-number

【註3】 Castillo, J. C., Ahuja, A., Athey, S., Baker, A., Budish, E., Chipty, T., … & Więcek, W. (2021). Market design to accelerate COVID-19 vaccine supply. Science, 371(6534), 1107-1109.

【註4】 Official data is collected from the government of Hong Kong: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105/07/P2021050700867.htm

【註5】 Dawson, A. (2004). Vaccination and the prevention problem. Bioethics, 18(6), 515-530.

【註6】 Israeli mayors offer gifts, incentives, for people getting vaccinated (Mazal Mualem): https://www.al-monitor.com/originals/2021/02/israel-ultra-orthodox-arabs-east-jerusalem-coronavirus.html

【註7】 Israel fights online misinformation on vaccination campaign (Middle East Online): https://middle-east-online.com/en/israel-fights-online-misinformation-vaccination-campaign

【註8】 Israel starts Covid vaccine drive as Facebook groups taken down (Reuters in Jerusalem):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20/dec/20/facebook-takes-down-groups-spreading-lies-about-covid-vaccine-in-israel

【註9】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21-00531-z

房育輝教授
港大經管學院教授（管理及商業策略、經濟學）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一年五月十二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以經濟學分析如何消滅新冠疫情

疫情已經肆虐了一段時間。儘管部分國家和地區的新增感染個案下降，但仍然有部分國家和地區的形勢令人擔憂。若要復甦經濟和消滅病毒，我們必須依靠疫苗。僅靠戴口罩和保持社交距離來壓制病毒的傳播，既不現實，也難以讓市民無限期接受。

截至2021年4月，以通過第三階段臨床試驗為標準，有14種疫苗獲至少一個國家批准使用，可進行大規模接種（如【圖1】）。數據顯示，幾款疫苗都能達到60%以上的保護率 【註1】：在美國獲批的輝瑞（復必泰）和莫德納疫苗在未感染人群中產生的有效性高於90%；根據這份報告 【註2】，接種率領先的以色列，其R值已經從接種開始時接近1.5，降至0.5附近，即一個感染者在以色列只能平均傳染給0.5個人。這個數字反映，廣泛接種疫苗有助對抗新冠肺炎。但是，如果全世界的疫苗產能無法跟上需求，那麼我們將無法戰勝病毒。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估算，在2020至2021年間，新冠肺炎造成的全球GDP損失達12萬億美元，平均每月GDP損失5000億美元。據卡斯蒂略及其合作者在2021年發表在《科學》雜誌的文章 【註3】表示，目前年產量為30億劑疫苗的產能可為全球帶來17.4萬億美元的經濟效益，平均每劑的效益高於5800美元。如果擴大產能，使年產量增加至10億劑，每劑疫苗的額外效益能達到989美元，遠遠高於只有40美元的疫苗價格。與病毒造成的全球經濟停滯和生產力下降相比，製造疫苗所需要付出的產能和製造成本微不足道。如果可以讓足夠多的人口接種疫苗，實現群體免疫，那麼我們就可以擺脫疫情。筆者認為人類已經有所需的資源對付新冠肺炎，接下來應從激勵供需入手，在保證產量充足的同時，鼓勵市民接種疫苗。

增加疫苗供應

【圖1】新冠肺炎疫苗發展概況

資料來源：Gavi- The vaccine alliance: https://www.gavi.org/vaccineswork/covid-19-vaccine-race

筆者建議，擴大疫苗供應的第一步是放寬疫苗原材料的貿易。疫苗的生產是複雜而全面的，需要多種技術和原材料。目前，超過69個國家已限制個人防護裝備和其他醫療用品出口。雖然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保障國內有足夠的醫療用品供應，但這種做法不僅傷害進出口商，也阻礙疫苗的生產，所以最終仍會損害該國的利益。

第二個重點是，鼓勵廠商開放專利。目前，世貿組織正在就疫苗專利豁免問題進行談判。雖然部分國家支持開放疫苗專利，但部分藥廠則認為疫苗供應的瓶頸並不在於專利本身，所以拒絕開放相關專利。實際上，筆者也理解藥廠憂慮開放專利會帶來損失，因此以「瓶頸不在專利本身」作為藉口拒絕開放疫苗專利。筆者認為有一種解決方案不單可確保製藥公司獲得利潤，同時也願意暫時開放專利。首先，發達國家的政府可提出與藥廠簽訂大規模訂單，為低收入國家換取短期專利豁免權。從【圖1】我们能看大量疫苗臨床研究，據彭博報道，到今年年底，將有六到八種新的疫苗可能會完成臨床研究並接受監管審查。目前在提供疫苗的藥廠應該意識到現時的壟斷局面很快會被新的競爭者打破。新的疫苗會隨着時間逐漸出現，若果現階段的疫苗廠商能未雨綢繆，趁仍有壟斷地位時確保來自高收入國家的大量訂單，則其日後要面對的競爭將會減少。只要少數疫苗龍頭願意開放專利，即可達成這個目標。

增加需求

從需求的角度來講，每個國家或地區面臨的考驗都不一樣。以香港為例，香港的疫苗接種計劃已於2月26日正式啟動，5月7日 【註4】前接種量已達1662100劑。但按比例來計，只有13.41%的市民接種了第一針，遠低於英國的51.46%，也落後於鄰近的新加坡。【圖2】顯示了不同國家和地區接種至少一劑疫苗的總人口比例。因此，對接種的低需求是香港目前的主要挑戰。

【圖2】不同國家和地區接種至少一劑疫苗的總人口比例

資料來源：Our World in Data: https://ourworldindata.org/covid-vaccinations

從福利經濟學的角度來看，大多數接種計劃的目的是建立和維持群體免疫力，這是一重要公共資源，保護相關人群因過敏等原因無法接種（Dawson，2004）【註5】。接種疫苗後，個體的患病率下降，因而整個群體中染病的人數減少，無法接種者接觸到病患的概率因而減低。假設沒有政府干預，接種的費用與副作用將會由接種者承擔。因為當個人在選擇接種時多數只考慮到自己和家人的成本和效益，而不會考慮社會中那些無法接種者，也會忽略疫情對別人造成的經濟損失。因此願意接種的人數可能就達不到群體免疫所需要的最低數目。要增加接種人數，就需要政府介入。

因為個人得益與社會總體利益之間有顯著的差別（經濟學家稱之為正外部性），福利經濟學家建議應該為這種行為提供補貼，以色列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註6】。以色列以補貼的方式鼓勵市民接種，鼓勵措施包括允許已接種的人進入餐廳、酒店甚至出國。除了國家給予獎勵外，地方政府也提供補貼鼓勵公眾接種。例如在耶路撒冷，市長莫西．萊昂（Moshe Leon）發起了一項針對年輕人的接種獎勵計劃，為11至12年級的學生舉行「接種疫苗比賽」，勝出學校可以免費獲得文化體育活動門票。

另一方面，以色列還向拒絕接種疫苗的人「徵稅」，提高其生活和活動成本。雖然接種本應是公眾的自願行為，但一些地方政府對拒絕接種疫苗的人施加了一定的限制，例如盧德市市長威脅使用一系列措施制裁反疫苗者，包括政府停止為他們提供服務，禁止其子女上學，限制他們進入市場。

社交媒體在接種疫苗的議題上也發揮了一定作用。以色列政府一直在努力清除有關疫苗接種的謠言。謠言和誇大的副作用是阻止市民接種疫苗的主要原因，【註7】因此以色列衞生部成立了數位工作組打擊錯誤訊息，防止虛假資訊廣泛傳播。另一方面，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身先士卒，成為全以色列首名接種者。【註8】此後，民意調查顯示，三分之二的民眾希望跟隨總理接種疫苗。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栢良醫生建議政府，邀請流行歌手姜濤呼籲公眾接種疫苗。筆者認為這個建議很好，也希望更多KOL能參與，若社交媒體上每個人都爭做疫苗大使，以通過接種疫苗和分享接種經驗鼓勵親友接種疫苗，我們一定能戰勝疫情。

企業方面，僱主可以通過提供半天有薪假，讓員工接種疫苗；酒店也可向已完成接種兩劑疫苗的民眾提供Staycation折扣，保險公司也可向這些民眾提供續保折扣。這些措施可以創造更安全的工作環境，增加額外營業，讓企業也能從中得益。

政府應盡快加強為市民提供接種誘因，也可以放寬已接種者的社交距離限制。筆者不是醫療專家，不宜提出具體方案。但我堅信如果沒有強而有力的激勵措施，香港就不可能達到群體免疫。何栢良醫生也強調唯有提供誘因令更多人接種新冠疫苗，才可突破疫情不斷反反覆覆的惡性循環。

結論

我們以經濟學提供戰勝疫情的解決方案。在供應方面，透過交換條件說服廠商開放專利，並放寬原材料出口限制，同時擴大產能，向全球民眾公平提供疫苗。在需求方面，政府應該盡快為市民提供接種誘因。此外，商家可以向已接種疫苗的市民提供優惠，KOL可以身體力行，呼籲公眾接種，並鼓勵每個人都成為疫苗大使。

人類能徹底戰勝病毒的時間不多，希望我們能好好把握機會。根據生物學家Sophie Gryseels在《自然》期刊的說法，現時人類大量感染新冠肺炎，病毒有數百萬種渠道從人轉移到動物身上。若病毒擴散到野生動物身上，則人類將無法根除它 【註9】。

【註1】 https://www.yalemedicine.org/news/covid-19-vaccine-comparison

【註2】 https://www.statista.com/chart/24611/estimated-covid-19-reproduction-number

【註3】 Castillo, J. C., Ahuja, A., Athey, S., Baker, A., Budish, E., Chipty, T., … & Więcek, W. (2021). Market design to accelerate COVID-19 vaccine supply. Science, 371(6534), 1107-1109.

【註4】 Official data is collected from the government of Hong Kong: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105/07/P2021050700867.htm

【註5】 Dawson, A. (2004). Vaccination and the prevention problem. Bioethics, 18(6), 515-530.

【註6】 Israeli mayors offer gifts, incentives, for people getting vaccinated (Mazal Mualem): https://www.al-monitor.com/originals/2021/02/israel-ultra-orthodox-arabs-east-jerusalem-coronavirus.html

【註7】 Israel fights online misinformation on vaccination campaign (Middle East Online): https://middle-east-online.com/en/israel-fights-online-misinformation-vaccination-campaign

【註8】 Israel starts Covid vaccine drive as Facebook groups taken down (Reuters in Jerusalem):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20/dec/20/facebook-takes-down-groups-spreading-lies-about-covid-vaccine-in-israel

【註9】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21-00531-z

房育輝教授
港大經管學院教授（管理及商業策略、經濟學）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一年五月十二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