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部都會區將成香港的浦東新區嗎?

特首林鄭月娥在10月發表了最新一份《施政報告》，其中大篇幅強調推動新界北的發展，並重點推出了「北部都會區」戰略。北部都會區包括元朗和北區兩個地方行政區，佔地約300平方公里，計劃落成後可容納250萬人居住。北部都會區的構想展現了香港政府少見的宏大格局。社會各界對此反應熱烈，很多評論指出北部都會區的建設，有助緩解香港當前面臨的諸多問題，例如土地供應長期不足、產業結構單一、創科發展緩慢、經濟活動過度集中在維港兩岸等。但也有分析人士持觀望態度，主要是質疑香港政府對於這樣一個宏大規劃的實際執行能力。

今天香港政府發展北部都會區的舉動，讓人不禁聯想起國家在九十年代發展上海浦東新區的計劃。改革開放前，上海長期以來都是中國最大的工業基地，也是最發達的都市。但是自八十年代以來，在深圳等經濟特區的帶動下，南方沿海地區改革開放的步伐不斷加快，經濟快速發展，而上海則顯得故步自封，作為中國大陸經濟中心的地位逐漸受到挑戰。上海市的GDP佔全國的份額從1978年的7.5% 降到1992年的4.1%。鄧小平在1992年南巡後重啟改革開放，浦東新區的建設順時而動。在十年間，原本是農村的浦東，躍升成領先全國的金融中心和創科中心。而浦東新區的建設，撬動和推進了上海整體的改革開放，老上海的經濟重整旗鼓，再次回到了快速發展的軌道。

鄧小平在布局浦東新區的時候，據說曾聲稱要在國內「再建幾個香港」。時移世易，香港當下的發展面臨各種挑戰，正處於歷史的轉捩點。北部都會區能否像浦東新區一樣，推動香港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再創輝煌？筆者認為以下幾點是關鍵所在。

定位必須清晰高遠

設立北部都會區到底是為了促進新界村鎮建設，分散市區人口，解決住房問題，還是要建設香港的國際創科新城？它和「明日大嶼」的定位又有什麼區別？《施政報告》提出要在毗鄰深圳的新田/落馬洲地帶增加約150公頃土地作創科用途，以構建新田科技城。同時也規劃在與深圳前海隔灣呼應的流浮山建設具有規模性和地標性的創科設施。然而就其名稱而言，北部都會區似乎是一個「以住為主」的概念。

定位決定方向，是一個規劃的根本。在筆者眼中，北部都會區首先要明確產業發展的定位。新界北要建設成為香港的國際創科新城，這個定位必須清晰明確。鄉村建設、環境保護、緩解住房問題等等也都是非常重要的，但需要圍繞其核心定位規劃。

新界北以成為香港的國際創科新城為目標，符合香港成為國際創科中心的發展需要，也是關鍵的一步。雖然香港政府近年努力推動創科，但在現有的格局下，受空間、規模和人才限制，難以真正形成氣候。新界北的發展，打破了空間和規模的限制，又可以和深圳的創科產業融合發展，為人才聚集提供條件，是香港發展成為國際創科中心的良機。

只有把創科作為新界北發展的主線，北部都會區的發展才能有足夠的持續力和影響力，吸引國際高端人才、資金和資源。在發展高科技產業的同時，建設出欣欣向榮的新都會區。這樣，北部都會區就能像浦東新區一樣，解決香港經濟產業結構單一落後的問題，促進香港經濟轉型升級，成為香港經濟增長的新引擎，並帶動整個大灣區的高品質發展。

確立國際創科新城的定位，北部都會區的發展才能清晰思路。首先，北部都會區需要積極主動引進國內外的大型科技企業，為其提供土地等各方面的優惠條件，吸引它們將其亞太研發中心落戶此地，從而帶動整個地區的高新科技發展。其次，要建成全球性的創科中心，人才是關鍵。北部都會區要新建一批世界級的研發機構，要在人才引進政策上大膽創新，要在整體規劃上考慮創造最優質的工作生活環境以吸引國際高端人才。故此，北部都會區需要引進國際一流的教育、醫療衞生資源，建設優質的公共服務設施，增加對一流人才的吸引力。

北部都會區位於新界之北、深圳河以南。在此建設國際創科新城，關鍵是充分利用毗鄰深圳創科中心的區位優勢，做到真正與深圳融合發展。深圳以及其所連接的大灣區城市，已經形成了世界上最有效率的製造業產業鏈和供應鏈。同時深圳的創科產業發展迅速，在很多領域上處於國內領先，並快速追趕國際最高水準的地位。香港在新界北發展國際創科新城，發揮深圳河兩岸的制度組合優勢，與深圳已有的高新技術產業形成戰略互補，從而將創科行業的集聚效應最大限度地加以發揮，顯然是北部都會區成功的關鍵。

成功關鍵深圳河兩岸融合

在發展大灣區成為國家戰略的背景下，北部都會區應當把握機遇，努力成為連接港深兩地的樞紐，成為大灣區融合發展的標杆。為此，在規劃上既要發揮香港的優勢，又要考慮與深圳發展的協調，用足用好兩地政策和資源。換句話說，北部都會區要把港深兩地最好的政策都放在這裏，讓港深兩地的人員、資金、貨物、資訊等創新要素能最大限度地流動起來，讓北部都會區與一河之隔的深圳形成深層互動，真正實現港深無縫對接、深度融合。

以吸引各類人才到北部都會區為例，對於在北部都會區工作和居住的國際人才，內地當局可考慮讓他們更容易獲得內地簽證，甚至得到永久居住的身份拿中國「綠卡」。至於在北部都會區工作和居住的香港人才，香港政府可以爭取讓他們取得和深圳居民一樣的同等待遇，並享受深圳本地的人才計劃的紅利。香港也可以利用北部都會區吸引更多內地高端人才。比如，符合條件的深圳居民，前往北部都會區工作不需要申請簽證；在北部都會區工作的深圳居民，滿足一定條件下可以優先參與香港的優才計劃等等。

北部都會區這樣一個宏大的規劃能否成功，取決於香港政府的執行能力，而這正是人們普遍擔心的。香港政府長期奉行積極不干預的經濟政策，建設北部都會區將是一個全新的巨大挑戰。其次，香港現有的決策機制和各類土地及其他審批制度紛繁複雜，循規蹈矩也會曠日持久。而對於建設北部都會區這樣一個全新的創舉而言，如果不能盡快形成迅速發展的勢頭，其時效性、重要性和可信性都會大打折扣。在《施政報告》中，港府已經計劃新設副司長一職負責北部都會區的建設。有立法會議員建議政府簡化土地審批制度，以加快北部都會區的建設速度。這些安排和建議都很有必要，但遠遠不夠。

要成為香港的改革試驗區

在推動北部都會區的發展上，政府要有全新的做法，強調制度創新的重要性。要加快北部都會區的開發，就必須改革現有的遠郊開發模式。筆者建議香港政府採用新的組織架構或體制，把北部都會區當作香港的改革試驗區，先行先試、特事特辦，探索在香港整體法制框架下能夠積極有為的治理模式。例如，將北部都會區內的農業用地或棕地轉為工業和商業用地時，採用特殊政策積極推動，而不是根據香港現行土地政策，使開發變得曠日持久。再比如要提升創科人才在政府架構內的話語權，便需要增加他們在政府高層架構以及立法會中的聲音。在北部都會區內，創科業界需要有多種發聲渠道與政府高層保持溝通，力求在第一時間作出反映，讓政府快速回應訴求，解決問題。

北部都會區的建設融資也需要大膽改革創新。政府應積極引入市場融資，廣泛吸引合作夥伴共同參與，避免對公共財政造成壓力。政府也可以利用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有利條件，以北部都會區的發展前景和未來收益，發行長期債券作為基礎建設開發的主要資金來源；也可以採用政府和企業合作的方式，也就是PPP模式（公共私營合作制），降低土地租金和房屋價格，以吸引國際和國內的高新科技企業進駐。

北部都會區的成功，需要在香港現有的法制框架和管治模式下，大膽探索創新，在短時間內形成「一港兩治」的局面。這裏的「兩治」，是指在北部都會區建立一種新型治理模式，既堅守法制又鼓勵創新，既專業嚴謹又靈活高效，既注重發展又強調公正，保障多元參與。如果北部都會區的改革成功，就能進而改進整個香港政府的治理模式。從經濟增長、產業升級到制度創新，為香港的經濟和社會發展作出全面的貢獻。

蔡洪濱教授
港大經管學院院長兼經濟學講座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一年十一月十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北部都會區將成香港的浦東新區嗎?

特首林鄭月娥在10月發表了最新一份《施政報告》，其中大篇幅強調推動新界北的發展，並重點推出了「北部都會區」戰略。北部都會區包括元朗和北區兩個地方行政區，佔地約300平方公里，計劃落成後可容納250萬人居住。北部都會區的構想展現了香港政府少見的宏大格局。社會各界對此反應熱烈，很多評論指出北部都會區的建設，有助緩解香港當前面臨的諸多問題，例如土地供應長期不足、產業結構單一、創科發展緩慢、經濟活動過度集中在維港兩岸等。但也有分析人士持觀望態度，主要是質疑香港政府對於這樣一個宏大規劃的實際執行能力。

今天香港政府發展北部都會區的舉動，讓人不禁聯想起國家在九十年代發展上海浦東新區的計劃。改革開放前，上海長期以來都是中國最大的工業基地，也是最發達的都市。但是自八十年代以來，在深圳等經濟特區的帶動下，南方沿海地區改革開放的步伐不斷加快，經濟快速發展，而上海則顯得故步自封，作為中國大陸經濟中心的地位逐漸受到挑戰。上海市的GDP佔全國的份額從1978年的7.5% 降到1992年的4.1%。鄧小平在1992年南巡後重啟改革開放，浦東新區的建設順時而動。在十年間，原本是農村的浦東，躍升成領先全國的金融中心和創科中心。而浦東新區的建設，撬動和推進了上海整體的改革開放，老上海的經濟重整旗鼓，再次回到了快速發展的軌道。

鄧小平在布局浦東新區的時候，據說曾聲稱要在國內「再建幾個香港」。時移世易，香港當下的發展面臨各種挑戰，正處於歷史的轉捩點。北部都會區能否像浦東新區一樣，推動香港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再創輝煌？筆者認為以下幾點是關鍵所在。

定位必須清晰高遠

設立北部都會區到底是為了促進新界村鎮建設，分散市區人口，解決住房問題，還是要建設香港的國際創科新城？它和「明日大嶼」的定位又有什麼區別？《施政報告》提出要在毗鄰深圳的新田/落馬洲地帶增加約150公頃土地作創科用途，以構建新田科技城。同時也規劃在與深圳前海隔灣呼應的流浮山建設具有規模性和地標性的創科設施。然而就其名稱而言，北部都會區似乎是一個「以住為主」的概念。

定位決定方向，是一個規劃的根本。在筆者眼中，北部都會區首先要明確產業發展的定位。新界北要建設成為香港的國際創科新城，這個定位必須清晰明確。鄉村建設、環境保護、緩解住房問題等等也都是非常重要的，但需要圍繞其核心定位規劃。

新界北以成為香港的國際創科新城為目標，符合香港成為國際創科中心的發展需要，也是關鍵的一步。雖然香港政府近年努力推動創科，但在現有的格局下，受空間、規模和人才限制，難以真正形成氣候。新界北的發展，打破了空間和規模的限制，又可以和深圳的創科產業融合發展，為人才聚集提供條件，是香港發展成為國際創科中心的良機。

只有把創科作為新界北發展的主線，北部都會區的發展才能有足夠的持續力和影響力，吸引國際高端人才、資金和資源。在發展高科技產業的同時，建設出欣欣向榮的新都會區。這樣，北部都會區就能像浦東新區一樣，解決香港經濟產業結構單一落後的問題，促進香港經濟轉型升級，成為香港經濟增長的新引擎，並帶動整個大灣區的高品質發展。

確立國際創科新城的定位，北部都會區的發展才能清晰思路。首先，北部都會區需要積極主動引進國內外的大型科技企業，為其提供土地等各方面的優惠條件，吸引它們將其亞太研發中心落戶此地，從而帶動整個地區的高新科技發展。其次，要建成全球性的創科中心，人才是關鍵。北部都會區要新建一批世界級的研發機構，要在人才引進政策上大膽創新，要在整體規劃上考慮創造最優質的工作生活環境以吸引國際高端人才。故此，北部都會區需要引進國際一流的教育、醫療衞生資源，建設優質的公共服務設施，增加對一流人才的吸引力。

北部都會區位於新界之北、深圳河以南。在此建設國際創科新城，關鍵是充分利用毗鄰深圳創科中心的區位優勢，做到真正與深圳融合發展。深圳以及其所連接的大灣區城市，已經形成了世界上最有效率的製造業產業鏈和供應鏈。同時深圳的創科產業發展迅速，在很多領域上處於國內領先，並快速追趕國際最高水準的地位。香港在新界北發展國際創科新城，發揮深圳河兩岸的制度組合優勢，與深圳已有的高新技術產業形成戰略互補，從而將創科行業的集聚效應最大限度地加以發揮，顯然是北部都會區成功的關鍵。

成功關鍵深圳河兩岸融合

在發展大灣區成為國家戰略的背景下，北部都會區應當把握機遇，努力成為連接港深兩地的樞紐，成為大灣區融合發展的標杆。為此，在規劃上既要發揮香港的優勢，又要考慮與深圳發展的協調，用足用好兩地政策和資源。換句話說，北部都會區要把港深兩地最好的政策都放在這裏，讓港深兩地的人員、資金、貨物、資訊等創新要素能最大限度地流動起來，讓北部都會區與一河之隔的深圳形成深層互動，真正實現港深無縫對接、深度融合。

以吸引各類人才到北部都會區為例，對於在北部都會區工作和居住的國際人才，內地當局可考慮讓他們更容易獲得內地簽證，甚至得到永久居住的身份拿中國「綠卡」。至於在北部都會區工作和居住的香港人才，香港政府可以爭取讓他們取得和深圳居民一樣的同等待遇，並享受深圳本地的人才計劃的紅利。香港也可以利用北部都會區吸引更多內地高端人才。比如，符合條件的深圳居民，前往北部都會區工作不需要申請簽證；在北部都會區工作的深圳居民，滿足一定條件下可以優先參與香港的優才計劃等等。

北部都會區這樣一個宏大的規劃能否成功，取決於香港政府的執行能力，而這正是人們普遍擔心的。香港政府長期奉行積極不干預的經濟政策，建設北部都會區將是一個全新的巨大挑戰。其次，香港現有的決策機制和各類土地及其他審批制度紛繁複雜，循規蹈矩也會曠日持久。而對於建設北部都會區這樣一個全新的創舉而言，如果不能盡快形成迅速發展的勢頭，其時效性、重要性和可信性都會大打折扣。在《施政報告》中，港府已經計劃新設副司長一職負責北部都會區的建設。有立法會議員建議政府簡化土地審批制度，以加快北部都會區的建設速度。這些安排和建議都很有必要，但遠遠不夠。

要成為香港的改革試驗區

在推動北部都會區的發展上，政府要有全新的做法，強調制度創新的重要性。要加快北部都會區的開發，就必須改革現有的遠郊開發模式。筆者建議香港政府採用新的組織架構或體制，把北部都會區當作香港的改革試驗區，先行先試、特事特辦，探索在香港整體法制框架下能夠積極有為的治理模式。例如，將北部都會區內的農業用地或棕地轉為工業和商業用地時，採用特殊政策積極推動，而不是根據香港現行土地政策，使開發變得曠日持久。再比如要提升創科人才在政府架構內的話語權，便需要增加他們在政府高層架構以及立法會中的聲音。在北部都會區內，創科業界需要有多種發聲渠道與政府高層保持溝通，力求在第一時間作出反映，讓政府快速回應訴求，解決問題。

北部都會區的建設融資也需要大膽改革創新。政府應積極引入市場融資，廣泛吸引合作夥伴共同參與，避免對公共財政造成壓力。政府也可以利用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有利條件，以北部都會區的發展前景和未來收益，發行長期債券作為基礎建設開發的主要資金來源；也可以採用政府和企業合作的方式，也就是PPP模式（公共私營合作制），降低土地租金和房屋價格，以吸引國際和國內的高新科技企業進駐。

北部都會區的成功，需要在香港現有的法制框架和管治模式下，大膽探索創新，在短時間內形成「一港兩治」的局面。這裏的「兩治」，是指在北部都會區建立一種新型治理模式，既堅守法制又鼓勵創新，既專業嚴謹又靈活高效，既注重發展又強調公正，保障多元參與。如果北部都會區的改革成功，就能進而改進整個香港政府的治理模式。從經濟增長、產業升級到制度創新，為香港的經濟和社會發展作出全面的貢獻。

蔡洪濱教授
港大經管學院院長兼經濟學講座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一年十一月十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氣候變化與央行政策

201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William Nordhaus在領獎致詞時說，技術革新帶人類走出石器時代，但氣候變化卻以最嚴峻的方式，威脅將人類打回原形。氣候變化的危機、對策及國家之間的互動，將會是本世紀的主要議題之一。上周日開始在蘇格蘭格拉斯哥舉行的COP26 會議，可能是有關討論的一個里程碑。

COP26即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下的第26屆締約國大會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該會議自1995年開始每年舉行。2015年的第21屆會議，達成了著名的巴黎協議。各國的共識是讓全球氣溫升幅，與十九世紀工業化之前比較，最多上升攝氏2度，並盡力爭取只上升1.5度。各國同意大幅度減少碳排放，並定下「國家自定貢獻」（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NDC），即本國的減排承諾。按當時各國的NDC總額計算，坊間普遍認為各國的NDC 目標不足以達標，但各國會每5年檢討和評估，並向上修訂NCD。原定去年召開的COP26，因新冠肺炎延遲到今年。這次會議的重點，就是檢討6年來全球減排的狀況和各國修訂後的NDC、以及下一步的政策。

左右地緣政治格局

要達到上述的1.5度升幅，全球的溫室氣體排放量要大幅減少。按國際能源署的資料，去年全球和能源有關的碳排放減少了5.8%，但這只是因為新冠肺炎導致經濟活動收縮，估計今年會回升。現時與工業化前相比，全球氣溫已上升了1.1度。

在COP26開幕前，G20峰會剛好在意大利羅馬召開，議程也包括氣候變化。峰會的20個成員國，佔全球碳排放總量的80%，本應更有責任地提出應付的方案及承諾，促進COP26的討論。然而，G20峰會的結論乏善足陳，不是原地踏步就是模棱兩可。COP26約200個國家地區的與會者，要在這約兩星期中達成協議，進一步應對氣候變化，將會困難重重。

氣候變化的負面影響，在經濟層面較為明顯。單看這些年來，世界各地因極端天氣導致的人命和財產損失，便不言而喻。這些損失也構成一定的金融風險。此外，氣候變化亦無聲無息地影響着地緣政治的格局。例如電動車市場的發展，增加了電池中某些金屬的需求，出產這些金屬的國家便奇貨可居。相反，多年來依靠出口化石燃料的國家，如沙地阿拉伯及俄羅斯，前景便需重新規劃。地球暖化下水平線上升，會迫使低窪及沿海地區的居民大規模遷徙，造成國際移民潮。美國在西太平洋的一些海軍基地也需要另覓容身之所，或會影響美國在印太地區的軍事部署。本來冰封的北極洋會因為溶雪而慢慢地騰出一些航道，這或會增加國際貿易的船運路線，也自然成為兵家必爭之地。

導致氣候變化的溫室氣體排放，是典型的負面外部效應，最直接有效的應對方案是通過稅收將排放的社會成本內化，並建立碳排放許可證市場，讓對排放有不同成本和需求的生產單位互相交易。此外，政府也可以補貼有關減排和開發新能源的科研項目。這些都可算入財政政策的範疇。大約在五、六年前開始，貨幣政策也被列為應付氣候變化的一項工具。

量化寬鬆多買綠色債券

英倫銀行的前行長卡尼（Mark Carney）大概是最早倡議央行政策要針對氣候變化的其中一人，他在2015年發表有關演講後，引來一些批評，指那是央行的「使命偏離」（mission creep）。其後，他得到好些同行的支持，包括現任歐央行行長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及聯儲局理事會成員布雷納德（Lael Brainard）。後者被認為是可以威脅鮑威爾連任聯儲局主席的人選。

央行幫助解決氣候變化的看法，很快在全球各地被廣泛接受。在2017年底，有8家中央銀行成立了央行綠色金融網絡 （Network of Central Banks and Supervisors for Greening the Financial System，NGFS）。顧名思義，那是央行主動綠化金融的舉動。這個組織的央行成員，至上月底已增加至98家，包括中國人民銀行和香港金管局。

央行針對氣候變化的政策，可以監察金融機構的有關風險，也可以誘導金融機構貸款給某些綠色行業。前者的爭論較少，後者則大有商榷餘地。

央行的傳統功能，是穩定物價和提高就業，特別是前者。在2008年全球金融風暴後，金融穩定成為了全球央行主要的政策目的之一，央行也就多了執行宏觀審慎政策（macroprudential policy）的職能。氣候變化帶來的損失和不確定性，增加了各個不同領域的金融風險，央行在這方面自然責無旁貸。

至於將貨幣政策向綠色行業傾斜，以減少碳排放，這差不多就等同是產業政策。從外部效應的角度來看，要提高綠色行業的生產效率，便要增加高污染產業的生產成本，並減少綠色產業的生產成本。用央行的政策工具來說，便是減少貸款給高污染產業、多貸款給綠色產業。但同樣的結果，可以通過政府對前者徵稅、對後者補貼達致，為何不交由財政部處理？央行的相對優勢在哪？

或許會有這樣的想法，目前聯儲局和歐央行仍在進行量化寬鬆。既然要大量買債，那就不妨多買綠色債券，有人稱之為綠色QE。又或者在舊債期滿時，以取回的資金買綠色債券，這樣一來可保持基礎貨幣不變，不影響原有的貨幣政策；二來又可以輔助綠色產業。不過，若這裏說的是二手市場的債券，不影響有關企業的利息成本。央行作怎樣的買賣都無補於事。反而財政部的稅收補貼，還是行之有效。

貨幣政策非合適工具

但更根本的問題，是央行的使命是什麼？在公共經濟政策中，政府可以做的包括生產資源的分配、生產成果的再分配和穩定宏觀經濟。央行的功能一直都是後者，若要同時對不同行業或企業作貸款或利息的取捨，便混淆了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這一來使央行的運作變得更加政治化，二來亦減少了央行的獨立性，這些都不利央行的傳統貨幣政策功能，削弱宏觀調控的效果。政策的目的多樣化了，但政策的效果也模糊了。還有，不同的政策之間可能有矛盾，如央行政策向綠色項目傾斜，但那些項目創造的工作崗位較其他項目為少，那便和央行的提高就業使命有所衝突。這會影響社會對央行維持政策目標的信心。

經歷了全球金融海嘯和新冠肺炎後，央行被賦予的職能愈來愈多，貨幣政策儼然成為經濟的萬應靈丹。除了氣候變化外，另一個二十一世紀的主要議題是貧富懸殊。也許過不了多久，央行也要負擔起收入分配及其他政治社會議題的責任。但無論是作綠色產業和污染產業之間的分配、或社會不同階層之間的分配，貨幣政策都顯得尾大不掉，並非合適的工具。

陸炎輝 港大經管學院榮譽副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一年十一月三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改革稅制能否改善財富不均?

困擾香港特區的貧富懸殊問題揮之不去，令人憂慮，但究竟何謂富人？根據嘉信理財（Charles Schwab）的現代財富調查 【註】，2021年美國人對富有的定義是資產淨值達190萬美元。瑞士信貸（Credit Suisse）全球財富報告估計，2020年全球有5610萬人的個人資產逾100萬美元，其中約2000萬人居住在美國，而當中700萬人的淨資產超過500萬美元，21.5萬人的淨資產超過5000萬美元。

在社會經濟或個人健康受到衝擊時，財富固然能提供安全網，亦能在經濟穩健時為營商和事業發展提供資本，但貧富差距加劇卻有損社會穩定。最近有報道指出，新加坡正研究透過稅制改革收窄財富差距。

所患在於不均

按聯邦儲備局（聯儲局）每季度估算，2020年美國家庭淨資產（不包括16.6萬億美元債務）為130.2萬億美元，較2019年增加11.8萬億美元，創歷史新高。以資產計，有養老基金和存款（70%）、房產（25%）以及其他有形資產（5%）；債務中，抵押貸款約佔三分之二，學生債務佔10%。若按美國人口普查局估計，2020年美國家庭的平均淨資產為101萬美元，而個人平均淨資產約為39.3萬美元。

然而平均財富與現實的財富分布卻大相逕庭。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的數據分析，2018年美國最富有的10%家庭擁有全國財富的79%以及經濟收入的35%；其他國家的對應比率則分別為52%和24%。

在2021年6月，皮格提（Thomas Piketty）和李揚在世界財富與收入分布數據庫WID.World發表的研究報告指出，香港自踏入本世紀以來，收入不均情況嚴重加劇。過去20年間，資本佔比和頂尖財富佔比大幅攀升，資本增至佔國民收入的45%，相當於高收入國家資本份額的1.5倍以上；而頂尖財富佔比（首0.001%）現更位居世界前列。

此外，研究報告指出香港收入最高的1%組別，在工資總額中佔比高於收入最低的50%的一群，與特區回歸前正好相反。在1981至2018年間，收入最高1%組別的工資佔全港收入的比率，從10.7%升至16.3%；而最低50%組別則由18.7%降至11.6%，可見貧富差距日益嚴重。

收入不均一直是造成貧富懸殊的主因。以美國為例，收入最低的90%美國人平均開支佔其稅後收入的99%，反觀收入最高的10%美國人的同項佔比僅為64%。美國富人有充裕的資金投資金融產品，令金融資產的增長速度遠勝整體經濟。在1981年，美國金融資產為本地生產總值的2.3倍，到了2020年已增至6.1倍。這亦印證了皮格提在其經典著作《21世紀資本論》（Capital in the 21st Century）中的論點：當資本回報率大於經濟增長，金融資產增長就會快於經濟，形成財富不均。

既能載舟也能覆舟

其實美國財富不均的情況，在1910至1950年間有所下降，直到1980年亦一直維持在較低水平，但其後卻大幅增加。過去40年來，聯儲局的擴張性貨幣政策，加上利率持續下降，一直是驅動投資回報的主要因素，使財富不均持續惡化。隨着利率下降，長期國債和大額資本化普通股的年均回報率分別為9.4%和11.5%。樓價不斷上漲，同樣加劇貧富懸殊。再者，儲蓄利率處於歷史低位，令小存戶備受金融壓制。

美國總統拜登上台後，就加徵財富稅提出多項建議，其中一項是將收入超過100萬美元的最高長期資本利得稅率從23.8%增至43.4%，並追溯到2021年4月。另一項建議則把免稅遺產值由1170萬美元降至350萬美元；觀乎目前70歲或以上的美國人，合共擁有35萬億美元財富之多，這無疑是龐大的稅收來源。另一引發廣泛討論的建議，是將公司稅率提高到28%。

一些經濟學家就曾警告，提高公司稅率恐會促使企業利用加價方式，把稅務負擔轉嫁到消費者身上；公用事業公司則可透過法律框架提高水電費，以彌補稅務成本，以致中下階層消費者蒙受損失。至於財富稅，在九十年代，尚有10多個歐洲國家加以徵收，但如今只有挪威、西班牙和瑞士三國維持這項稅收，而起步稅率均不足1%，預計稅收只有6位數，對國庫幫助不大。

知難而退先例

財富稅難以在歐洲有效實施，皆因資產價值難以估算，有些更可隨時移動。瑞典即使財富稅率較低，已促使部分非常富有的公民（如宜家的創辦人）遠走他方，瑞典政府於是在2007年廢除個人財富稅。至於法國，從《新世界財富》的數據可知，自2000年以來，約有7萬名百萬富翁遠走他國避稅，因此法國亦於2017年步瑞典後塵。在1991年，奧地利亦取消徵收了長達數十年的財富稅，理由是計算徵稅的行政負擔過重。

下藥務必對症

提高公司稅率會直接影響企業收益、現金流和獲利回報率，繼而降低風險資本的稅後回報。直接打擊風險投資動機，對資本形成和經濟增長構成重大影響，最終只會適得其反。

近數十年來，科技進步和自動化技術取代了美國的半熟練技工。企業把大量低技術的工序搬遷到成本較低的發展中國家，並致力發展高科技及專業服務。高學歷高技術人才的薪酬得以水漲船高，低技術工人則面臨減薪或裁員的危機，令這兩類工人的貧富差距有增無已。

缺乏反壟斷法保障，資訊技術和通訊服務等領域的大企業，可通過併購初創企業和開發新技術打擊潛在競爭對手。由於市場競爭有限，商品和服務的價格一直高企，這尤其影響到資金供應有限的經濟階層。

美國在反壟斷法方面正處於十字路口。最近拜登宣布了一項促進競爭和減輕主要行業壟斷的行政命令，效果如何還需拭目以待。美國政府處理谷歌和臉書等技術主導平台的方法備受投資者關注，皆因此等龍頭企業一旦分拆，其價值可能高於當前市值，投資者更有望富者愈富。

財富不均問題錯綜複雜，要有效解決殊非易事，政治上亦極富爭議。除了要拆解深層原因，亦須透徹分析各種辦法可能產生的深遠影響。經濟歷史學就滿載着公共政策事與願違的結局。

如前所述，恰當穩健的稅收政策固然可作為解決之道，其他可行方案包括通過教育投資、醫療保障和完善退休金制度，應足以對財富不均現象產生較持久的正面影響。

【註】： Charles Schwab Modern Wealth Survey 2021

謝國生 港大經管學院金融學首席講師、新界鄉議局當然執行委員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一年十月二十七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改革稅制能否改善財富不均?

困擾香港特區的貧富懸殊問題揮之不去，令人憂慮，但究竟何謂富人？根據嘉信理財（Charles Schwab）的現代財富調查 【註】，2021年美國人對富有的定義是資產淨值達190萬美元。瑞士信貸（Credit Suisse）全球財富報告估計，2020年全球有5610萬人的個人資產逾100萬美元，其中約2000萬人居住在美國，而當中700萬人的淨資產超過500萬美元，21.5萬人的淨資產超過5000萬美元。

在社會經濟或個人健康受到衝擊時，財富固然能提供安全網，亦能在經濟穩健時為營商和事業發展提供資本，但貧富差距加劇卻有損社會穩定。最近有報道指出，新加坡正研究透過稅制改革收窄財富差距。

所患在於不均

按聯邦儲備局（聯儲局）每季度估算，2020年美國家庭淨資產（不包括16.6萬億美元債務）為130.2萬億美元，較2019年增加11.8萬億美元，創歷史新高。以資產計，有養老基金和存款（70%）、房產（25%）以及其他有形資產（5%）；債務中，抵押貸款約佔三分之二，學生債務佔10%。若按美國人口普查局估計，2020年美國家庭的平均淨資產為101萬美元，而個人平均淨資產約為39.3萬美元。

然而平均財富與現實的財富分布卻大相逕庭。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的數據分析，2018年美國最富有的10%家庭擁有全國財富的79%以及經濟收入的35%；其他國家的對應比率則分別為52%和24%。

在2021年6月，皮格提（Thomas Piketty）和李揚在世界財富與收入分布數據庫WID.World發表的研究報告指出，香港自踏入本世紀以來，收入不均情況嚴重加劇。過去20年間，資本佔比和頂尖財富佔比大幅攀升，資本增至佔國民收入的45%，相當於高收入國家資本份額的1.5倍以上；而頂尖財富佔比（首0.001%）現更位居世界前列。

此外，研究報告指出香港收入最高的1%組別，在工資總額中佔比高於收入最低的50%的一群，與特區回歸前正好相反。在1981至2018年間，收入最高1%組別的工資佔全港收入的比率，從10.7%升至16.3%；而最低50%組別則由18.7%降至11.6%，可見貧富差距日益嚴重。

收入不均一直是造成貧富懸殊的主因。以美國為例，收入最低的90%美國人平均開支佔其稅後收入的99%，反觀收入最高的10%美國人的同項佔比僅為64%。美國富人有充裕的資金投資金融產品，令金融資產的增長速度遠勝整體經濟。在1981年，美國金融資產為本地生產總值的2.3倍，到了2020年已增至6.1倍。這亦印證了皮格提在其經典著作《21世紀資本論》（Capital in the 21st Century）中的論點：當資本回報率大於經濟增長，金融資產增長就會快於經濟，形成財富不均。

既能載舟也能覆舟

其實美國財富不均的情況，在1910至1950年間有所下降，直到1980年亦一直維持在較低水平，但其後卻大幅增加。過去40年來，聯儲局的擴張性貨幣政策，加上利率持續下降，一直是驅動投資回報的主要因素，使財富不均持續惡化。隨着利率下降，長期國債和大額資本化普通股的年均回報率分別為9.4%和11.5%。樓價不斷上漲，同樣加劇貧富懸殊。再者，儲蓄利率處於歷史低位，令小存戶備受金融壓制。

美國總統拜登上台後，就加徵財富稅提出多項建議，其中一項是將收入超過100萬美元的最高長期資本利得稅率從23.8%增至43.4%，並追溯到2021年4月。另一項建議則把免稅遺產值由1170萬美元降至350萬美元；觀乎目前70歲或以上的美國人，合共擁有35萬億美元財富之多，這無疑是龐大的稅收來源。另一引發廣泛討論的建議，是將公司稅率提高到28%。

一些經濟學家就曾警告，提高公司稅率恐會促使企業利用加價方式，把稅務負擔轉嫁到消費者身上；公用事業公司則可透過法律框架提高水電費，以彌補稅務成本，以致中下階層消費者蒙受損失。至於財富稅，在九十年代，尚有10多個歐洲國家加以徵收，但如今只有挪威、西班牙和瑞士三國維持這項稅收，而起步稅率均不足1%，預計稅收只有6位數，對國庫幫助不大。

知難而退先例

財富稅難以在歐洲有效實施，皆因資產價值難以估算，有些更可隨時移動。瑞典即使財富稅率較低，已促使部分非常富有的公民（如宜家的創辦人）遠走他方，瑞典政府於是在2007年廢除個人財富稅。至於法國，從《新世界財富》的數據可知，自2000年以來，約有7萬名百萬富翁遠走他國避稅，因此法國亦於2017年步瑞典後塵。在1991年，奧地利亦取消徵收了長達數十年的財富稅，理由是計算徵稅的行政負擔過重。

下藥務必對症

提高公司稅率會直接影響企業收益、現金流和獲利回報率，繼而降低風險資本的稅後回報。直接打擊風險投資動機，對資本形成和經濟增長構成重大影響，最終只會適得其反。

近數十年來，科技進步和自動化技術取代了美國的半熟練技工。企業把大量低技術的工序搬遷到成本較低的發展中國家，並致力發展高科技及專業服務。高學歷高技術人才的薪酬得以水漲船高，低技術工人則面臨減薪或裁員的危機，令這兩類工人的貧富差距有增無已。

缺乏反壟斷法保障，資訊技術和通訊服務等領域的大企業，可通過併購初創企業和開發新技術打擊潛在競爭對手。由於市場競爭有限，商品和服務的價格一直高企，這尤其影響到資金供應有限的經濟階層。

美國在反壟斷法方面正處於十字路口。最近拜登宣布了一項促進競爭和減輕主要行業壟斷的行政命令，效果如何還需拭目以待。美國政府處理谷歌和臉書等技術主導平台的方法備受投資者關注，皆因此等龍頭企業一旦分拆，其價值可能高於當前市值，投資者更有望富者愈富。

財富不均問題錯綜複雜，要有效解決殊非易事，政治上亦極富爭議。除了要拆解深層原因，亦須透徹分析各種辦法可能產生的深遠影響。經濟歷史學就滿載着公共政策事與願違的結局。

如前所述，恰當穩健的稅收政策固然可作為解決之道，其他可行方案包括通過教育投資、醫療保障和完善退休金制度，應足以對財富不均現象產生較持久的正面影響。

【註】： Charles Schwab Modern Wealth Survey 2021

謝國生 港大經管學院金融學首席講師、新界鄉議局當然執行委員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一年十月二十七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經濟學的哥白尼式革命

被要求預測股票市場或宏觀經濟表現，是經濟學家經常遇到的「職業風險」。經濟學家對此往往無可奉告，皆因研究股市或宏觀經濟現象的學者為數甚少。所幸芝加哥大學經濟學教授利維特（Steve Levitt）在其暢銷名著《怪癖經濟學》（Freakonomics）中向大眾展示，經濟學家也會分析如警察數目和墮胎合法化對罪案率的影響、相撲手在賽事中作弊的誘因等，看似不屬於經濟學核心研究的問題。但有賴今年諾貝爾經濟學獎三位得獎者：加州大學伯克萊分校的卡德教授（David Card）、麻省理工學院的安格里斯特教授（Joshua Angrist）、史丹福大學的因本斯教授（Guido Imbens）的奠基工作和努力宣導，此等問題已經成為經濟學研究的主流之一。

張冠李戴的問題

也許有人會質疑：上述問題在當前的大數據時代能被輕易解決。以警察數目如何影響罪案率為例，只要先搜集不同城市的罪案率和警察數目，自然能夠梳理兩者之間的關係；但當中的難處在於，每座城市各具特點，對照其中的罪案率好比張冠李戴，無甚參考價值。在今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展開其相關研究之前，經濟學研究（以至一般社會科學研究）向來力求張冠得以李戴，於是對照各類因素，包括城市人口、居民的社會經濟狀況等等，並且觀察同一城市罪案率隨着時間推移而產生的變化，再將不同城市對照分析，以檢視罪案率與警察人數如何相關。

不過，張冠畢竟不能李戴。還有另一個難題，就是因果關係中先有雞還是先有蛋之謎，令傳統研究方法的缺陷無所遁形。假如發現警察數目愈多，罪案率愈高，是否表示警察增多導致罪案率上升？還是因為在罪案率偏高的城市，政府往往多聘警察？同一道理，假如在某地出現醫生數目增加，病人數目也跟着增加的情況，那是否等於醫生令人生病？較為合理的解釋是，因為病人愈多，對醫生的需求也愈大。

先有雞還是先有蛋？

先有雞抑或先有蛋的難題，不論是政府、企業或個人做決定時都會碰到。以制定入境政策為例，政府需要先了解外來移民對本地勞工薪津的影響。假如發現新移民愈多，本地工資愈高，政府大概會下結論指新移民導致工資上升。但在「雞與雞蛋」的理論框架下，則有可能是因為本地的高工資引來了更多的新移民；在企業層面，航空公司機票愈貴、銷量愈多的現象，不一定等於機票貴導致需求增加。反而是因為航空公司在預期機票需求暢旺的日子（例如聖誕節）會提高票價。如果以父母為子女作升學決定為例，傳統智慧自然認為收生成績愈高的學校愈優秀。但說不定這類學校本身並非出類拔萃，不過由於校譽較佳，較能吸引自發努力的高材生而已。

「雞與雞蛋」正是社會科學研究的重點。有別於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的觀測變量通常並非隨機而成。上述提及的外來移民數目、機票價格、升學決定都並非隨機產生，而是個人取捨的結果。這類變量由非隨機性產生，若單把它們與利益變量（本地工資等）直接聯繫起來，其相關性則未能有效反映背後的因果。這類非隨機性變量的正式名稱是「內生變量」，而其導致的問題則稱為「內生性問題」。

自然實驗法

內生性問題也對管理學研究造成困擾。舉例來說，企業和政府機構大多關注培訓計劃的成效。而評估成效的常用方法，在於對比學員在參加培訓前後的工資變化。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學者奧利．阿申菲爾特教授（Orley Ashenfelter）發現，參加培訓的學員，往往在接受培訓前，因為種種原因工資變少，可見參加培訓計劃的學員並不隨機。只看參加計劃前後的工資變化便會出現內生性問題。時運不濟被減了工資的學員，參加培訓之後漲了工資，不是因為培訓有效，只是因為時來運轉。

衡量培訓計劃成效的正確方法應以科學為本，亦即進行實驗。要辨識其中功效，可隨機分配培訓計劃的參加者，然後由研究人員對比參加者與非參加者的收入。阿申菲爾特教授的門生羅伯特．拉隆德教授 （Robert Lalonde）就曾採用此法進行研究，結果發現若沒有考慮工人並非隨機參加培訓，計劃的成效評估難免會大打折扣。

然而，這個方法在執行上有很大困難；在上文的移民政策例子中，政府不可能在各城市隨機分配外來移民。阿申菲爾特教授的另一位學生兼本屆諾貝爾經濟學得獎人卡德教授則有以下灼見：即使並無進行實驗，也會發生有如大自然作出實驗的事件，就如在1980年，古巴領導人卡斯特羅（Fidel Castro）容許其國民移民國外，以致美國佛羅里達州的入境移民數量即時大增，形成隨機變化。卡德教授於是根據這一激增數字，推算出外來移民對當地工資的因果效應。這個方法自此稱為「自然實驗」：正如在一般研究實驗中，自然發生的事件（例如上述卡斯特羅的決策）引致內生變量（外來移民數目），從而產生隨機變化。因此，即使變量本身有內生性，其所產生的變化卻屬外生性，據此可以估算出有關內生變量的因果效應。

經濟學巨匠的革命性創見

運用自然實驗辨識因果效應的方法，在曾受業於阿申菲爾特教授和卡德教授的安格里斯特教授（Joshua David Angrist）手中發揚光大。其研究結果顯示，徵兵抽籤號碼足以影響越戰時期美國人的入伍決定，因而成為自然實驗，讓他從中估算入伍對個人畢生收入的影響。安格里斯特教授和克魯格教授（Alan Krueger；另一位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學者，若仍在世，筆者認為他可奪本年諾貝爾經濟學桂冠）發現部分人的出生季節，對其接受學校教育年期有所影響。研究人員藉此再估量在學年期對工資的影響。

此外，安格里斯特教授和埃文斯（William Evans）發現，家庭中若頭兩胎均屬同一性別，那麼生第三胎的機會就較高。頭兩胎的性別組合於是成為自然實驗，讓研究人員從中找出多一胎（第三胎）對母親收入的影響。安格里斯特教授還研發出其他巧妙的研究工具，為數眾多，不能盡錄。他的研究成果豁然確斯，工具更因易於上手而成為實證研究的楷模。筆者多年前在麻省理工學院上過他的課，並曾任其教學助理，獲益匪淺。

當然，自然實驗並非真正的隨機對照實驗，仍需進一步釐清其發揮效力的條件，安格里斯特教授和因本斯教授為此已完成基礎工作。除此之外，上述三位獲獎教授都培育出新一代頂尖經濟學者，聚焦研究有關內生性問題。他們對於實證研究的執行方法有舉足輕重的影響，足以構成經濟學上的一場哥白尼式革命。安格里斯特教授在麻省理工的高足迪弗洛教授（Esther Duflo；201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通過強調因果關係，為發展經濟學帶來革命性的變化，並且將實地實驗普及化，以便加深世人對扶貧之道的了解。

本屆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的著作所產生的影響，恐怕有待多年之後，大家方能全面體會。在商業策略和管理的範疇中，內生性問題雖仍未獲足夠重視，但大勢已成。此外，內生性問題也在大數據和人工智能時代造成新挑戰。

根據筆者與香港大學的同事羅曄博士和張曉煒博士的研究，機器學習可令內生性問題惡化，導致對於各項政策的評估錯上加錯。內生性問題還會在機器學習中產生自證偏見（self-fulfilling bias），導致不同人對同一事實，各有不同但一致的版本。我們的研究結果也顯示，上述三位得獎經濟學家所研究出的實證研究方法，可納入機器學習的演算法中，從而改善決策。他們的研究為解決內生性問題提供有效工具，堪稱價值永恒，同時有助於大家在紛紜時局中發掘真相。

李晉教授 港大經管學院教授（管理及商業策略、經濟學）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一零年十月二十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經濟學的哥白尼式革命

被要求預測股票市場或宏觀經濟表現，是經濟學家經常遇到的「職業風險」。經濟學家對此往往無可奉告，皆因研究股市或宏觀經濟現象的學者為數甚少。所幸芝加哥大學經濟學教授利維特（Steve Levitt）在其暢銷名著《怪癖經濟學》（Freakonomics）中向大眾展示，經濟學家也會分析如警察數目和墮胎合法化對罪案率的影響、相撲手在賽事中作弊的誘因等，看似不屬於經濟學核心研究的問題。但有賴今年諾貝爾經濟學獎三位得獎者：加州大學伯克萊分校的卡德教授（David Card）、麻省理工學院的安格里斯特教授（Joshua Angrist）、史丹福大學的因本斯教授（Guido Imbens）的奠基工作和努力宣導，此等問題已經成為經濟學研究的主流之一。

張冠李戴的問題

也許有人會質疑：上述問題在當前的大數據時代能被輕易解決。以警察數目如何影響罪案率為例，只要先搜集不同城市的罪案率和警察數目，自然能夠梳理兩者之間的關係；但當中的難處在於，每座城市各具特點，對照其中的罪案率好比張冠李戴，無甚參考價值。在今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展開其相關研究之前，經濟學研究（以至一般社會科學研究）向來力求張冠得以李戴，於是對照各類因素，包括城市人口、居民的社會經濟狀況等等，並且觀察同一城市罪案率隨着時間推移而產生的變化，再將不同城市對照分析，以檢視罪案率與警察人數如何相關。

不過，張冠畢竟不能李戴。還有另一個難題，就是因果關係中先有雞還是先有蛋之謎，令傳統研究方法的缺陷無所遁形。假如發現警察數目愈多，罪案率愈高，是否表示警察增多導致罪案率上升？還是因為在罪案率偏高的城市，政府往往多聘警察？同一道理，假如在某地出現醫生數目增加，病人數目也跟着增加的情況，那是否等於醫生令人生病？較為合理的解釋是，因為病人愈多，對醫生的需求也愈大。

先有雞還是先有蛋？

先有雞抑或先有蛋的難題，不論是政府、企業或個人做決定時都會碰到。以制定入境政策為例，政府需要先了解外來移民對本地勞工薪津的影響。假如發現新移民愈多，本地工資愈高，政府大概會下結論指新移民導致工資上升。但在「雞與雞蛋」的理論框架下，則有可能是因為本地的高工資引來了更多的新移民；在企業層面，航空公司機票愈貴、銷量愈多的現象，不一定等於機票貴導致需求增加。反而是因為航空公司在預期機票需求暢旺的日子（例如聖誕節）會提高票價。如果以父母為子女作升學決定為例，傳統智慧自然認為收生成績愈高的學校愈優秀。但說不定這類學校本身並非出類拔萃，不過由於校譽較佳，較能吸引自發努力的高材生而已。

「雞與雞蛋」正是社會科學研究的重點。有別於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的觀測變量通常並非隨機而成。上述提及的外來移民數目、機票價格、升學決定都並非隨機產生，而是個人取捨的結果。這類變量由非隨機性產生，若單把它們與利益變量（本地工資等）直接聯繫起來，其相關性則未能有效反映背後的因果。這類非隨機性變量的正式名稱是「內生變量」，而其導致的問題則稱為「內生性問題」。

自然實驗法

內生性問題也對管理學研究造成困擾。舉例來說，企業和政府機構大多關注培訓計劃的成效。而評估成效的常用方法，在於對比學員在參加培訓前後的工資變化。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學者奧利．阿申菲爾特教授（Orley Ashenfelter）發現，參加培訓的學員，往往在接受培訓前，因為種種原因工資變少，可見參加培訓計劃的學員並不隨機。只看參加計劃前後的工資變化便會出現內生性問題。時運不濟被減了工資的學員，參加培訓之後漲了工資，不是因為培訓有效，只是因為時來運轉。

衡量培訓計劃成效的正確方法應以科學為本，亦即進行實驗。要辨識其中功效，可隨機分配培訓計劃的參加者，然後由研究人員對比參加者與非參加者的收入。阿申菲爾特教授的門生羅伯特．拉隆德教授 （Robert Lalonde）就曾採用此法進行研究，結果發現若沒有考慮工人並非隨機參加培訓，計劃的成效評估難免會大打折扣。

然而，這個方法在執行上有很大困難；在上文的移民政策例子中，政府不可能在各城市隨機分配外來移民。阿申菲爾特教授的另一位學生兼本屆諾貝爾經濟學得獎人卡德教授則有以下灼見：即使並無進行實驗，也會發生有如大自然作出實驗的事件，就如在1980年，古巴領導人卡斯特羅（Fidel Castro）容許其國民移民國外，以致美國佛羅里達州的入境移民數量即時大增，形成隨機變化。卡德教授於是根據這一激增數字，推算出外來移民對當地工資的因果效應。這個方法自此稱為「自然實驗」：正如在一般研究實驗中，自然發生的事件（例如上述卡斯特羅的決策）引致內生變量（外來移民數目），從而產生隨機變化。因此，即使變量本身有內生性，其所產生的變化卻屬外生性，據此可以估算出有關內生變量的因果效應。

經濟學巨匠的革命性創見

運用自然實驗辨識因果效應的方法，在曾受業於阿申菲爾特教授和卡德教授的安格里斯特教授（Joshua David Angrist）手中發揚光大。其研究結果顯示，徵兵抽籤號碼足以影響越戰時期美國人的入伍決定，因而成為自然實驗，讓他從中估算入伍對個人畢生收入的影響。安格里斯特教授和克魯格教授（Alan Krueger；另一位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學者，若仍在世，筆者認為他可奪本年諾貝爾經濟學桂冠）發現部分人的出生季節，對其接受學校教育年期有所影響。研究人員藉此再估量在學年期對工資的影響。

此外，安格里斯特教授和埃文斯（William Evans）發現，家庭中若頭兩胎均屬同一性別，那麼生第三胎的機會就較高。頭兩胎的性別組合於是成為自然實驗，讓研究人員從中找出多一胎（第三胎）對母親收入的影響。安格里斯特教授還研發出其他巧妙的研究工具，為數眾多，不能盡錄。他的研究成果豁然確斯，工具更因易於上手而成為實證研究的楷模。筆者多年前在麻省理工學院上過他的課，並曾任其教學助理，獲益匪淺。

當然，自然實驗並非真正的隨機對照實驗，仍需進一步釐清其發揮效力的條件，安格里斯特教授和因本斯教授為此已完成基礎工作。除此之外，上述三位獲獎教授都培育出新一代頂尖經濟學者，聚焦研究有關內生性問題。他們對於實證研究的執行方法有舉足輕重的影響，足以構成經濟學上的一場哥白尼式革命。安格里斯特教授在麻省理工的高足迪弗洛教授（Esther Duflo；201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通過強調因果關係，為發展經濟學帶來革命性的變化，並且將實地實驗普及化，以便加深世人對扶貧之道的了解。

本屆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的著作所產生的影響，恐怕有待多年之後，大家方能全面體會。在商業策略和管理的範疇中，內生性問題雖仍未獲足夠重視，但大勢已成。此外，內生性問題也在大數據和人工智能時代造成新挑戰。

根據筆者與香港大學的同事羅曄博士和張曉煒博士的研究，機器學習可令內生性問題惡化，導致對於各項政策的評估錯上加錯。內生性問題還會在機器學習中產生自證偏見（self-fulfilling bias），導致不同人對同一事實，各有不同但一致的版本。我們的研究結果也顯示，上述三位得獎經濟學家所研究出的實證研究方法，可納入機器學習的演算法中，從而改善決策。他們的研究為解決內生性問題提供有效工具，堪稱價值永恒，同時有助於大家在紛紜時局中發掘真相。

李晉教授 港大經管學院教授（管理及商業策略、經濟學）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一零年十月二十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香港如何發掘大灣區獨特的創科良機

正當全國經濟實力雄厚的城市紛紛招賢納士、擴張高等院校、興辦科技園之際，筆者不禁想起自1999年起，在深圳舉辦的中國國際高新技術成果交易會，那本地、海外的科研人才蜂擁而至，濟濟一堂的盛況。深圳至今發展成首屈一指的科技大城，香港在科技產業的發展瞠乎其後。面臨新一波創新及科技熱潮，如何後來居上，甚至脫穎而出，無疑是本港未來經濟發展的一個迫切問題。

大灣區不是矽谷

粵港澳大灣區能否發展成類似美國北加州的灣區？筆者跟業界朋友交流，經常討論到這個問題。美國的灣區經濟以矽谷為核心，從1960年開始異軍突起，引領科技創新的潮流，成為全球獨樹一幟的高科技中心，堪稱國際楷模。相對於矽谷以供給作為驅動的模式，大灣區的創科模式則由需求驅動。

矽谷經濟中令人津津樂道的傳奇，無疑是「車房創業家」（garage entrepreneurs）。這些創意橫溢的年輕人，從簡陋的車房白手起家，然後向大公司或風險投資基金兜售成果。蘋果公司的創始人喬布斯（Steve Jobs）可說是當中的佼佼者。

以科技和藝術的雙向思維開發新產品，創造新需求，這正是矽谷精神的核心。蘋果產品的前世今生確實驗證了頭腦王者的強大，非現有市場需求所能驅動。在矽谷早期，雖然不少中小企業得益於美國國防部門的訂單，但多屬支援性質，不算需求驅動。

反觀深圳的高新技術企業，大都模仿現有產品，加以改良，降低成本，其發展或依賴海外訂單，或利用國內龐大市場；前者的代表是華為，後者的典型是騰訊。這些漸進式的創新以市場需求為導向，靠的是行銷商的精明和勤勞。而矽谷企業側重的是大刀闊斧的產品創新，以人和科技為導向，靠的是企業家的創意和遠見。因此，把大灣區打造成中國矽谷的想法是一個認識上的誤區。

深圳模式的啟示

深圳高新技術的發展是中國經濟成功的典範之作。然而，在中國高新產業屢屢遭遇關鍵技術被「卡脖子」之後，不少人開始反思深圳模式的利弊。最近，內地網上流傳一篇文章，由深圳科技局一位前官員執筆 【註】，在業界引起頗大反響。文章總結了深圳創科特點的「四個90%」︰90%以上的研發人員集中在企業；90%以上的研發經費來自企業；90%以上的研發機構設立在企業；90%以上職務發明專利來自企業。

言下之意，深圳高新技術的發展是企業主導，市場需求驅動，並不是什麼科研成果轉化成為生產力的結果。這與筆者的觀點頗為一致。

有人憂慮深圳這種模式跟國家的科技布局脫鈎，跟科研系統強調的科技突破脫節，如何撐得起強國科技崛起的重擔？也有人詬病企業家眼光短淺，看重短期利潤，迴避高風險，不願問津從零到一的重大創新。

依筆者所見，深圳得以成功，正因沒有過度參與國家的科技布局，不受國家科研資金分配的制約，能讓市場充分發揮作用，不斷激勵企業家的創業熱情；這是需求驅動型創科經濟的必經之路。

當然政府主導基礎研究，以此帶動應用科技發展，無可厚非。在今後很長一段時間裏，這種政府主導的供給驅動模式將會是全國科技產業發展的一大支柱。現在各省各市都摩拳擦掌，紛紛想從中分一杯羹。大灣區的城市也不甘示弱，引發爭經費、搶人才的新一輪大戰。隨着與大灣區日益融合，香港不可避免地捲入科技競爭，雖說機遇不少，但也困難重重。

先天條件的局限

與深圳相比，走需求驅動型的創新道路，香港無甚優勢。隨着國際競爭形成新格局，中國的創科企業必須更依賴龐大的本地市場，又有多少香港企業能把握住內地市場的脈搏？像淘寶、拼多多這樣的電子商貿平台，沒有對內地市場的深切體會，是不可能創造出來的。筆者在香港大學授課時，經常讓內地學生介紹內地新穎的商業模式，在香港土生土長的同學往往聽得一頭霧水，足見新一代港人與內地市場之間的隔膜。

因此，要緊貼大灣區由需求驅動的創新潮流，香港的發展空間不大。前路大致有兩條：一是提供中介服務；二是與內地企業合作。第一條路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內地的高科技公司來港上市，香港企業提供各種金融服務。港人對此不會陌生，輕車駕熟，生財有方。第二條路則需要港企主動出擊，與內地企業聯手開發技術，攜手進軍內地市場。隨着香港和內地的人才交流日益頻繁，這方面的發展空間理應愈來愈大。只是這兩條道路，香港很大程度上處於附屬地位，恐怕難以帶動高科技產業騰飛。

以供給型創新謀出路

香港要成為創新科技中心，就不得不在供給驅動型的方向另闢蹊徑。20多年前，美國社會學家AnnaLee Saxenian撰寫的《地區優勢》（Regional Advantage）曾在內地高科技界風靡一時。這本書比較了美國兩種供給型創新模式：一種是社區型的矽谷模式，另一種是科層型的麻省128公路模式。

矽谷模式屬分散扁平型，創新者擁有很大的自主權，企業界限模糊，解決技術難題往往依靠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和互助。而在128公路模式中，佔主導地位的是組織嚴密的大公司，創新者必須接受公司統一規劃，與其他功能部門協同作戰。企業各據山頭，不相往來，技術難題基本上內部解決。這兩種模式各有利弊，矽谷模式固然令人嘆為觀止，128公路模式也催生一些不同凡響的獨角獸。

就中國而言，最有條件採用128公路模式的是大型國有企業和體制內的研究所。這些機構規模龐大、部門齊全、人才眾多、資金雄厚。香港科技園自2002年起培育了不少創科公司和人才，成績也算過得去。

本屆特區政府上周發表任內最後一份《施政報告》，規劃發展北部都會區，力圖打開「北創科，南金融」的局面。為實現這一政策目標，港府可以雙管齊下，一方面聚焦高等教育，促進產研學一體化；另一方面則築巢引鳳，大規模引進高科技企業。

無論採用哪種策略，香港既無大而全的優勢，亦無計劃管理的傳統，不宜走128公路的模式。相比之下，分散扁平的創新模式更適合香港。這就離不開建立以人為本的創科軟環境。內地以上海為首的大城市已意識到人才環境的重要性，推出一套涵蓋城市稟賦、政策環境、個人素質、企業能階、產才融合、城才融合等多方面衡量城市軟環境的指標，以此吸引國內外高尖人才。香港如何揚長避短，有待各界人士集思廣益。筆者也將在此專欄與讀者繼續討論。

【註】：深圳科技局原副局长：深圳创新路径揭示了一个残酷事实，2021

吳延暉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副教授（經濟學、管理及商業策略）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一年十月十三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香港如何發掘大灣區獨特的創科良機

正當全國經濟實力雄厚的城市紛紛招賢納士、擴張高等院校、興辦科技園之際，筆者不禁想起自1999年起，在深圳舉辦的中國國際高新技術成果交易會，那本地、海外的科研人才蜂擁而至，濟濟一堂的盛況。深圳至今發展成首屈一指的科技大城，香港在科技產業的發展瞠乎其後。面臨新一波創新及科技熱潮，如何後來居上，甚至脫穎而出，無疑是本港未來經濟發展的一個迫切問題。

大灣區不是矽谷

粵港澳大灣區能否發展成類似美國北加州的灣區？筆者跟業界朋友交流，經常討論到這個問題。美國的灣區經濟以矽谷為核心，從1960年開始異軍突起，引領科技創新的潮流，成為全球獨樹一幟的高科技中心，堪稱國際楷模。相對於矽谷以供給作為驅動的模式，大灣區的創科模式則由需求驅動。

矽谷經濟中令人津津樂道的傳奇，無疑是「車房創業家」（garage entrepreneurs）。這些創意橫溢的年輕人，從簡陋的車房白手起家，然後向大公司或風險投資基金兜售成果。蘋果公司的創始人喬布斯（Steve Jobs）可說是當中的佼佼者。

以科技和藝術的雙向思維開發新產品，創造新需求，這正是矽谷精神的核心。蘋果產品的前世今生確實驗證了頭腦王者的強大，非現有市場需求所能驅動。在矽谷早期，雖然不少中小企業得益於美國國防部門的訂單，但多屬支援性質，不算需求驅動。

反觀深圳的高新技術企業，大都模仿現有產品，加以改良，降低成本，其發展或依賴海外訂單，或利用國內龐大市場；前者的代表是華為，後者的典型是騰訊。這些漸進式的創新以市場需求為導向，靠的是行銷商的精明和勤勞。而矽谷企業側重的是大刀闊斧的產品創新，以人和科技為導向，靠的是企業家的創意和遠見。因此，把大灣區打造成中國矽谷的想法是一個認識上的誤區。

深圳模式的啟示

深圳高新技術的發展是中國經濟成功的典範之作。然而，在中國高新產業屢屢遭遇關鍵技術被「卡脖子」之後，不少人開始反思深圳模式的利弊。最近，內地網上流傳一篇文章，由深圳科技局一位前官員執筆 【註】，在業界引起頗大反響。文章總結了深圳創科特點的「四個90%」︰90%以上的研發人員集中在企業；90%以上的研發經費來自企業；90%以上的研發機構設立在企業；90%以上職務發明專利來自企業。

言下之意，深圳高新技術的發展是企業主導，市場需求驅動，並不是什麼科研成果轉化成為生產力的結果。這與筆者的觀點頗為一致。

有人憂慮深圳這種模式跟國家的科技布局脫鈎，跟科研系統強調的科技突破脫節，如何撐得起強國科技崛起的重擔？也有人詬病企業家眼光短淺，看重短期利潤，迴避高風險，不願問津從零到一的重大創新。

依筆者所見，深圳得以成功，正因沒有過度參與國家的科技布局，不受國家科研資金分配的制約，能讓市場充分發揮作用，不斷激勵企業家的創業熱情；這是需求驅動型創科經濟的必經之路。

當然政府主導基礎研究，以此帶動應用科技發展，無可厚非。在今後很長一段時間裏，這種政府主導的供給驅動模式將會是全國科技產業發展的一大支柱。現在各省各市都摩拳擦掌，紛紛想從中分一杯羹。大灣區的城市也不甘示弱，引發爭經費、搶人才的新一輪大戰。隨着與大灣區日益融合，香港不可避免地捲入科技競爭，雖說機遇不少，但也困難重重。

先天條件的局限

與深圳相比，走需求驅動型的創新道路，香港無甚優勢。隨着國際競爭形成新格局，中國的創科企業必須更依賴龐大的本地市場，又有多少香港企業能把握住內地市場的脈搏？像淘寶、拼多多這樣的電子商貿平台，沒有對內地市場的深切體會，是不可能創造出來的。筆者在香港大學授課時，經常讓內地學生介紹內地新穎的商業模式，在香港土生土長的同學往往聽得一頭霧水，足見新一代港人與內地市場之間的隔膜。

因此，要緊貼大灣區由需求驅動的創新潮流，香港的發展空間不大。前路大致有兩條：一是提供中介服務；二是與內地企業合作。第一條路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內地的高科技公司來港上市，香港企業提供各種金融服務。港人對此不會陌生，輕車駕熟，生財有方。第二條路則需要港企主動出擊，與內地企業聯手開發技術，攜手進軍內地市場。隨着香港和內地的人才交流日益頻繁，這方面的發展空間理應愈來愈大。只是這兩條道路，香港很大程度上處於附屬地位，恐怕難以帶動高科技產業騰飛。

以供給型創新謀出路

香港要成為創新科技中心，就不得不在供給驅動型的方向另闢蹊徑。20多年前，美國社會學家AnnaLee Saxenian撰寫的《地區優勢》（Regional Advantage）曾在內地高科技界風靡一時。這本書比較了美國兩種供給型創新模式：一種是社區型的矽谷模式，另一種是科層型的麻省128公路模式。

矽谷模式屬分散扁平型，創新者擁有很大的自主權，企業界限模糊，解決技術難題往往依靠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和互助。而在128公路模式中，佔主導地位的是組織嚴密的大公司，創新者必須接受公司統一規劃，與其他功能部門協同作戰。企業各據山頭，不相往來，技術難題基本上內部解決。這兩種模式各有利弊，矽谷模式固然令人嘆為觀止，128公路模式也催生一些不同凡響的獨角獸。

就中國而言，最有條件採用128公路模式的是大型國有企業和體制內的研究所。這些機構規模龐大、部門齊全、人才眾多、資金雄厚。香港科技園自2002年起培育了不少創科公司和人才，成績也算過得去。

本屆特區政府上周發表任內最後一份《施政報告》，規劃發展北部都會區，力圖打開「北創科，南金融」的局面。為實現這一政策目標，港府可以雙管齊下，一方面聚焦高等教育，促進產研學一體化；另一方面則築巢引鳳，大規模引進高科技企業。

無論採用哪種策略，香港既無大而全的優勢，亦無計劃管理的傳統，不宜走128公路的模式。相比之下，分散扁平的創新模式更適合香港。這就離不開建立以人為本的創科軟環境。內地以上海為首的大城市已意識到人才環境的重要性，推出一套涵蓋城市稟賦、政策環境、個人素質、企業能階、產才融合、城才融合等多方面衡量城市軟環境的指標，以此吸引國內外高尖人才。香港如何揚長避短，有待各界人士集思廣益。筆者也將在此專欄與讀者繼續討論。

【註】：深圳科技局原副局长：深圳创新路径揭示了一个残酷事实，2021

吳延暉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副教授（經濟學、管理及商業策略）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一年十月十三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美國政府的債務上限

最近美國國會有幾項引人矚目的法案亟待審核，均涉及美國政府的財政。其一是有關社會安全網及應對氣候變化、建議總額達3.5萬億元（美元·下同）的法案，這裏簡稱社安法案。其二是總額達一萬億元的基礎建設投資方案，這裏簡稱基建方案。兩者均由民主黨提出。由於資金龐大，有論者將這兩個法案與三十年代羅斯福總統的「新政」和六十年代詹森總統的「偉大社會項目」相比。若成功通過及實施，將被視為現屆拜登政府的主要政績。

1960年至今78次修改債限

在美國的現有制度下，法案的通過與否自然是民主、共和兩黨角力的結果。比較兩個法案，基建法案較容易得到共和黨的支持。事實上該法案亦已在8月，在參議院得到19名共和黨議員投票贊成而通過。由於民主黨在眾議院佔較多議席，理應在眾議院也可以順利過關，但一些較為激進的民主黨議員，希望將基建法案和社安法案綑綁通過。

不過，民主黨黨內還沒有就社安法案達成共識，較激進的議員堅持國會撥款3.5萬億元，分十年推行社安法案。而較溫和的議員則認為，撥款1.5萬億至2萬億元更為合適。因此，眾議院議長佩洛西，遂在上星期五撤銷原定的基建法案投票，為民主黨爭取更多時間進行內部協商。另一方面，由於共和黨大力反對社安法案，特別是有關法案建議，增加高收入人士及高利潤企業的稅率，如今民主黨要將兩個法案綑綁，亦減少了共和黨對基建法案的支持。民主黨需要先在黨內擺平溫和派和激進派之間的分歧，才有和共和黨斡旋的餘地。但留給民主黨的時間不多，因為政府債務已達到28.4萬億元的上限，而這件事亦遠比上述的兩項議案重要。

美國憲法賦予國會徵稅、開支和借貸的權力。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美國政府每次發債都要先得到國會批准。一戰期間，時任總統威爾遜與國會在1917年達成共識，以債務上限取代按次審批的麻煩，增加政府調撥資源的財務彈性。

由於經濟、財政政策和通脹的演變，這個上限多年來不斷向上調整。根據美國財政部網頁的資料，自1960年至今，美國國會已78次提高、臨時增加、或修改債務上限的定義，以應付政府需要進一步借貸的需要，其中49次發生在共和黨總統，29次出現在民主黨總統任內 【註1】。在2019年，有關情況再度出現，當時國會決定暫停債務上限至本年7月底。然而，在限期來臨之前，國會並沒有提高債務上限或進一步暫停上限。

國會不彌補財赤債務矛盾

在本年8月1日，債務上限重新生效，美國政府便需要依靠一些非常措施（extraordinary measures）應對日常開支。所謂非常措施，主要指透過調控政府內部不同的投資基金，擠出現金作日常開支。當然這並非持久之計，財長耶倫已經多次提及，這個措施到本月18日後便無以為繼。問題已逼在眉睫，美國國會須在短期內暫停或提高政府的債務上限。

眾議院上周三以219對212票通過暫停債務上限，法案現仍待參議院決議，但共和黨已表明不會支持暫停或提高債務上限。

在特朗普執政期間，即使共和黨在參議院有多數票，民主黨也數度投票贊成提高債務上限或暫停債務上限的約束，而最後一次暫停在本年7月底期滿。但面對目前的困境，共和黨卻明確表示不會支持提高上限。現屆共和黨議員領袖麥康奈爾（Mitch McConnell）認為，需要提高上限的原因是為了應付民主黨現時提出的3.5萬億元法案，而共和黨並不認同這些開支。

然而，這個理由不盡不實。債務是個存量，美國政府的債務總額是多年來的發債總和，再減去已償還債務後的餘額。現時這個數值已達到國會規定的上限。提高上限，有相當程度是確認以前的貸款。事實上，國會在審核和通過財政預算時，已經默許了政府在該年度的發債規模。

不然，財政赤字如何彌補？眾所周知，美國政府自七十年代開始，除了克林頓總統後期外，每年均有財政赤字，都需要透過發債彌補財政缺口。國會若只通過政府的稅收和開支，但不確認彌補財政赤字的債務，豈非自相矛盾？若說提高債務上限，會方便日後政府增加赤字預算，但將來的財政預算，仍然需要國會通過的。

民主黨若硬通過須負後果

目前美國政府的大規模國債，民主、共和兩黨哪個「貢獻」較多？當然，不同時期的經濟情況有別，但總的來說，共和黨傾向減稅，卻沒有相應地削減開支；民主黨則較認同政府主動透過宏觀調控，較大力度地採取逆周期政策。兩者都會增加財赤和政府債務，但基於一些簡單的計算，共和黨執政期間，國債的增幅比民主黨時期為多 【註2】。

民主黨若要在參議院增加債務上限、或暫停有關約束的有效性，需要60張贊成票。以目前共和黨的強硬和不合作態度，肯定不能過關。但民主黨可以引用預算協調程序（budget reconciliation），以簡單多數票通過法案。民主黨的50個議員，加上身兼議長的副總統賀錦麗，票數剛好足夠。不過，這等於說，是次提高債務上限，完全是民主黨自編自演，與共和黨無關。雖然一般美國選民不大理解政府債務上限的含義，但表面上欠債總是負面的。民主黨在明年的國會中期選舉中，可能因此多了一項被攻擊的議題。也許這是現時共和黨拒絕支持的背後原因。

若果債務上限不改也不暫停，會有什麼經濟後果？毋庸置疑，結果可以是災難性的。情況拖得愈久，問題愈嚴重。由於不能借入資金，美國政府只可以以稅收應付開支，量入為出。也就是說，開支要大幅度減少。按美國政府2022年的財政預算 【註3】，美國的全年收入為4.2萬億元、開支6萬億元、赤字1.8萬億元。因為不能舉債，政府開支需要從6萬億元中削減1.8萬億元，即30%。這自然導致部分政府部門停擺、各種民生紓困項目經費拮据、政府原有的財務承諾未能兌現等等，每一項都會使經濟下滑走向衰退。此外，政府還需在原有的開支項目中作出取捨，刪去其中30%。基於財政政策的收入再分配效果，必然增加美國社會的政治和社會紛爭。

社會撕裂兩陣擁躉寧分家

金融界關注的，自然是美國政府會否債務違約。據美國著名智庫布魯金斯研究所最近發表的一篇文章 【註4】，美國政府在2011年曾經制定一個在類似情況下的應急方案。根據這個方案，美國政府會繼續償還國債利息，防止債務違約。而當債務到期時，會拍賣等值的新債券來償還舊債及維持債務總額不變，但政府的其他開支則必然大幅削減，某些政府部門甚至需要關閉。

按上述2022年美國的財政預算，國債利息佔政府支出約5.3%。相比之下，債務違約對美國的傷害遠大於減少社會福利，甚至可以說會動搖美元這個美國全球經濟霸權的根本。

一般來說，上述的情況不會出現太長時間，畢竟國會議員，無論是民主黨或共和黨，都不會完全坐視不理。但即使債務上限問題獲得迅速解決，也會帶來一定的後遺症，就是政策不確定的負面影響。2013年美國也出現債務上限糾紛，前美國行政管理和預算局局長David Stockman在日後的研究中，估計該次糾紛的不確定性，將美國的實質GDP減少1% ，同時增加了失業率0.5% 【註5】。

美國維持政府的債務上限，除了可以表面地說明三權分立的政治架構外，並無實質意義。相反，它已形成了一個計時炸彈，雖然爆炸的機率不大，但若不幸出事則後果嚴重，隨時波及全球，早應完全取締。此外，這個債務上限也無謂地成為美國黨爭的一個議題。

說到美國的黨爭，本年7月底美國維珍尼亞大學的一項調查，就美國的民意傾向訪問了約2000人，其中一半曾經投票給拜登，而另一半投票給特朗普。其中一項結果，是分別有52%的特朗普支持者和41%的拜登支持者，贊成按兩黨所主導的州份，將美國分為兩個國家 【註6】。因為成為事實的機率不大，不排除受訪者只是隨個人情緒信口開河，但有關數字也反映出目前美國社會的撕裂程度。

【註1】： U.S. 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

【註2】： Towards data science, 2020

【註3】： Budget of the U.S. Government for fiscal year 2022

【註4】： “How worried should we be if the debt ceiling isn’t lifted?,” Brookings, 2021

【註5】： Flirting with default, Issues raised by debt confronta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2014 （第2章）

【註6】： “New Initiative Explores Deep, Persistent Divides Between Biden and Trump Voters,” Sabato’s crystal ball, 2021

陸炎輝 港大經管學院榮譽副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一年十月六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