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havioural Economics in Action: Insights from Deadly Industrial Accidents

行爲經濟學之效:從致命工業意外說起

致命工業意外在香港時有發生,2024年上半年共11宗,較前年同期有所增加。勞工處公布,這些意外中有5宗關乎建造業,2宗與製造業有關,餘下4宗則涉及運輸、倉庫、郵政及速遞服務。建造業在職業安全健康方面一向存在較多問題,該5宗相關致命意外關乎有害物質、有人受困、被墮下的物件擊中等。

有立法會議員關注建造業界的安全意識薄弱,爲趕工而導致意外。勞工處指出,業界貪快、貪方便、「要錢唔要命」的弊病頗爲常見;如果做足安全措施,大部分意外本可避免。

經濟學假設人都是理性的,每個人的行爲應對自己最有利。要防止一件事情發生,就應該加大其成本,讓决策者加以避免。工業意外牽涉到雇員和雇主雙方;就雇員而言,如果安全措施沒做足,因工受傷甚至喪命,難道成本還不够大、還不應加倍小心嗎?

至于雇主方面,除了承擔賠償責任,還要被迫停工、接受監控、暫禁投標等。立法會2023年通過修訂《職業安全及職業健康法例(雜項修訂)條例草案》,最高罰款額由50萬元大增至1000萬元。加大成本難道還不足以讓公司警覺幷作出改善嗎?實行更嚴厲的法規、加强教育、監督雇員,對雇主而言,减少致命意外應該是收益大于成本,爲什麽情况未見明顯改善?

疏忽在所難免

近年興起的行爲經濟學認爲,人在决策、行動時,常常不够理性,幷沒有做出對自己最有利的選擇。認知科學、心理學爲這一說法提供了很多證據。美國心理學家Christopher Chabris和Daniel Simons曾經進行一項廣爲人知的實驗,其中安排6名學生互相傳遞籃球,然後將相關視頻播放給觀察者,要求他們點算其中3名穿白色上衣的學生總共傳球多少次。球來球往之際,有個身穿大猩猩服裝的人走到球員中間,捶胸頓足一番後便離開。這件匪夷所思的事情,竟有一半觀察者完全沒有注意到。短短數分鐘傳球過程中,舞臺背後的布景顔色瞬間改變,更是幾乎沒有觀察者留意得到。這一實驗後來被稱爲「有史以來最著名的心理學演示之一」,兩位研究者還因此獲頒搞笑諾貝爾獎。

有人說這是人爲製造的場景,你讓人去數傳球的次數,他當然不會注意有沒有大猩猩走過。問題是,我們在日常生活或决策過程中,雖然幷無受命要專注什麽,却自然而然只會專注某些事而忽略另外一些事。上述兩位學者亦曾在街頭進行另一實驗,其中參加者假裝在陌生的城市迷了路,向路過的人問路。在對話中安排了另外兩人抬著門板,强行從問路者和回答者中間穿插而過,而問路者與其中一個抬門板者巧妙互換。等門板過去,回答者繼續回答。雖然「調包」兩人的衣著、相貌差別很大,有一半觀察者却完全察覺不到問路者已經換了人。

如何避免意外

兩位學者的一系列研究都揭示,專注于某一件事的人,很容易忽略其他事情。2010年,他們將相關主題寫成《看不見的大猩猩》(The Invisible Gorilla: How Our Intuitions Deceive Us)一書,大獲好評,影響廣泛。書中大量例子表明,我們以爲可以全面、準確地觀察到周圍所發生的事情,但其實只看到這個世界的極小部分,而錯過了很多。我們的注意力、感知、記憶、推理,都有重大缺陷和錯失,常常導致代價高昂甚至危及生命的錯誤。

每個人都會犯類似的錯誤。香港每年都有多宗高層住客在晾衫時,意外跌出窗外而喪命的慘劇。在工業意外中死亡的雇員,也很可能基于同一原因:不是不懂後果嚴重,而是大大低估了發生事故的可能性。

要改善此情况,當然不能單靠加大懲罰力度,而要從教育入手。勞工處稱,有些個案每每發生在缺乏安全意識的少數族裔身上,因此要特別針對這個群組推展有關宣傳。

雇主方面,則需要考慮到底是公司對問題認知不足,還是只因尚未找到合適、有效的方法。如果是前者,當然應該進一步加重處罰,有議員就建議設立舉報機制。若是後者,則政府和行業協會應該加强教育、督促公司切實執行有關法規,委派專人監督,組織有效的經驗交流。

此外,不妨借助高科技,例如勞工處正在研究利用無人機協助搜證和執法。除了執法和懲罰,高科技還有更正面的作用。例如智能相機鏡頭現已用來及時發出警報,以免司機因打瞌睡而出意外,或長者上洗手間時摔倒。應用到工業場景,可研究能否在搭棚工人的頭盔裝上智能鏡頭,以監察工友在工作時是否已扣上安全繩。至于在固定場所(如工廠),安裝智能相機確保工業安全,相信較易實行。

理性還是非理性

注意力一時疏忽,看似是人類的認知缺失,但換個角度看,倒可以視爲人類認知的巨大成就。幾百萬年前,在非洲大草原上的人類祖先,需要在瞥見移動物體的瞬間,斷定是否獅子、豹子之類的吃人猛獸,是否需要拔腿就跑,而不是全面、準確、客觀地認識世界;在極短的時間內,根據一鱗半爪的訊息,就要迅速决定如何行動。換句話說,認知是解讀而非接收,追求的是效率而非全面、客觀。爲了作出决定,只需抓取一點點關鍵資料,而忽略其他。

人到底是理性還是非理性,所做决策是否對自己最有利?就證據而言,幷不是非黑即白,既有仔細思考、權衡利弊的例子,也有鹵莽大意而丟失性命的個案。

就學術研究而言,理性抑或非理性都只是假設。采取什麽樣的假設,主要不是看假設是否絕對符合實際,而是看它能否最有效地幫助我們分析和理解問題。

至于公共政策,則不能直接假設人是理性的。行爲經濟學對于非理性行爲的關注,可以爲公共政策帶來新的思路。以器官移植爲例,世界各國都面對捐贈器官供應短缺問題。雖然德國與奧地利在語言、宗教、歷史、經濟發展、教育水平各方面都很近似,但德國的器官捐贈登記率只有15%,奧地利却高達90%以上。專家發現,造成這一重大差別的原因,在于德國的系統要求捐贈者填表,聲明同意捐贈,亦即自願捐贈(opt-in);沒采取任何行動的人,等于不願意捐贈。奧地利的系統則倒轉過來,沒采取任何行動的人視爲「預設默許」(opt-out)捐贈,而不願意捐贈器官者,則需要填表聲明。

科學家的研究表明,在德國、美國這些推行自願捐贈機制的國家,國民認爲器官捐贈道德高尚但成本高昂,好比要决定把遺産的5%甚至50%捐給慈善機構,或相當于絕食抗議這樣代價高昂的行爲。而在奧地利這種實施預設默許安排的國家,國民認爲器官捐贈是件小事,無關道德,有點像讓某人在排隊時插隊,又或缺席孩子的畢業典禮和棒球比賽。

在香港,由此産生的政策建議也就清晰明確:如果希望提升器官捐贈的比率,一個簡單有效的辦法,就是將現行自願捐贈的機制,改爲預設默許捐贈。

周文教授
港大經管學院管理及商業策略副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五年一月八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Read More

Behavioural Economics in Action: Insights from Deadly Industrial Accidents

行爲經濟學之效:從致命工業意外說起

致命工業意外在香港時有發生,2024年上半年共11宗,較前年同期有所增加。勞工處公布,這些意外中有5宗關乎建造業,2宗與製造業有關,餘下4宗則涉及運輸、倉庫、郵政及速遞服務。建造業在職業安全健康方面一向存在較多問題,該5宗相關致命意外關乎有害物質、有人受困、被墮下的物件擊中等。

有立法會議員關注建造業界的安全意識薄弱,爲趕工而導致意外。勞工處指出,業界貪快、貪方便、「要錢唔要命」的弊病頗爲常見;如果做足安全措施,大部分意外本可避免。

經濟學假設人都是理性的,每個人的行爲應對自己最有利。要防止一件事情發生,就應該加大其成本,讓决策者加以避免。工業意外牽涉到雇員和雇主雙方;就雇員而言,如果安全措施沒做足,因工受傷甚至喪命,難道成本還不够大、還不應加倍小心嗎?

至于雇主方面,除了承擔賠償責任,還要被迫停工、接受監控、暫禁投標等。立法會2023年通過修訂《職業安全及職業健康法例(雜項修訂)條例草案》,最高罰款額由50萬元大增至1000萬元。加大成本難道還不足以讓公司警覺幷作出改善嗎?實行更嚴厲的法規、加强教育、監督雇員,對雇主而言,减少致命意外應該是收益大于成本,爲什麽情况未見明顯改善?

疏忽在所難免

近年興起的行爲經濟學認爲,人在决策、行動時,常常不够理性,幷沒有做出對自己最有利的選擇。認知科學、心理學爲這一說法提供了很多證據。美國心理學家Christopher Chabris和Daniel Simons曾經進行一項廣爲人知的實驗,其中安排6名學生互相傳遞籃球,然後將相關視頻播放給觀察者,要求他們點算其中3名穿白色上衣的學生總共傳球多少次。球來球往之際,有個身穿大猩猩服裝的人走到球員中間,捶胸頓足一番後便離開。這件匪夷所思的事情,竟有一半觀察者完全沒有注意到。短短數分鐘傳球過程中,舞臺背後的布景顔色瞬間改變,更是幾乎沒有觀察者留意得到。這一實驗後來被稱爲「有史以來最著名的心理學演示之一」,兩位研究者還因此獲頒搞笑諾貝爾獎。

有人說這是人爲製造的場景,你讓人去數傳球的次數,他當然不會注意有沒有大猩猩走過。問題是,我們在日常生活或决策過程中,雖然幷無受命要專注什麽,却自然而然只會專注某些事而忽略另外一些事。上述兩位學者亦曾在街頭進行另一實驗,其中參加者假裝在陌生的城市迷了路,向路過的人問路。在對話中安排了另外兩人抬著門板,强行從問路者和回答者中間穿插而過,而問路者與其中一個抬門板者巧妙互換。等門板過去,回答者繼續回答。雖然「調包」兩人的衣著、相貌差別很大,有一半觀察者却完全察覺不到問路者已經換了人。

如何避免意外

兩位學者的一系列研究都揭示,專注于某一件事的人,很容易忽略其他事情。2010年,他們將相關主題寫成《看不見的大猩猩》(The Invisible Gorilla: How Our Intuitions Deceive Us)一書,大獲好評,影響廣泛。書中大量例子表明,我們以爲可以全面、準確地觀察到周圍所發生的事情,但其實只看到這個世界的極小部分,而錯過了很多。我們的注意力、感知、記憶、推理,都有重大缺陷和錯失,常常導致代價高昂甚至危及生命的錯誤。

每個人都會犯類似的錯誤。香港每年都有多宗高層住客在晾衫時,意外跌出窗外而喪命的慘劇。在工業意外中死亡的雇員,也很可能基于同一原因:不是不懂後果嚴重,而是大大低估了發生事故的可能性。

要改善此情况,當然不能單靠加大懲罰力度,而要從教育入手。勞工處稱,有些個案每每發生在缺乏安全意識的少數族裔身上,因此要特別針對這個群組推展有關宣傳。

雇主方面,則需要考慮到底是公司對問題認知不足,還是只因尚未找到合適、有效的方法。如果是前者,當然應該進一步加重處罰,有議員就建議設立舉報機制。若是後者,則政府和行業協會應該加强教育、督促公司切實執行有關法規,委派專人監督,組織有效的經驗交流。

此外,不妨借助高科技,例如勞工處正在研究利用無人機協助搜證和執法。除了執法和懲罰,高科技還有更正面的作用。例如智能相機鏡頭現已用來及時發出警報,以免司機因打瞌睡而出意外,或長者上洗手間時摔倒。應用到工業場景,可研究能否在搭棚工人的頭盔裝上智能鏡頭,以監察工友在工作時是否已扣上安全繩。至于在固定場所(如工廠),安裝智能相機確保工業安全,相信較易實行。

理性還是非理性

注意力一時疏忽,看似是人類的認知缺失,但換個角度看,倒可以視爲人類認知的巨大成就。幾百萬年前,在非洲大草原上的人類祖先,需要在瞥見移動物體的瞬間,斷定是否獅子、豹子之類的吃人猛獸,是否需要拔腿就跑,而不是全面、準確、客觀地認識世界;在極短的時間內,根據一鱗半爪的訊息,就要迅速决定如何行動。換句話說,認知是解讀而非接收,追求的是效率而非全面、客觀。爲了作出决定,只需抓取一點點關鍵資料,而忽略其他。

人到底是理性還是非理性,所做决策是否對自己最有利?就證據而言,幷不是非黑即白,既有仔細思考、權衡利弊的例子,也有鹵莽大意而丟失性命的個案。

就學術研究而言,理性抑或非理性都只是假設。采取什麽樣的假設,主要不是看假設是否絕對符合實際,而是看它能否最有效地幫助我們分析和理解問題。

至于公共政策,則不能直接假設人是理性的。行爲經濟學對于非理性行爲的關注,可以爲公共政策帶來新的思路。以器官移植爲例,世界各國都面對捐贈器官供應短缺問題。雖然德國與奧地利在語言、宗教、歷史、經濟發展、教育水平各方面都很近似,但德國的器官捐贈登記率只有15%,奧地利却高達90%以上。專家發現,造成這一重大差別的原因,在于德國的系統要求捐贈者填表,聲明同意捐贈,亦即自願捐贈(opt-in);沒采取任何行動的人,等于不願意捐贈。奧地利的系統則倒轉過來,沒采取任何行動的人視爲「預設默許」(opt-out)捐贈,而不願意捐贈器官者,則需要填表聲明。

科學家的研究表明,在德國、美國這些推行自願捐贈機制的國家,國民認爲器官捐贈道德高尚但成本高昂,好比要决定把遺産的5%甚至50%捐給慈善機構,或相當于絕食抗議這樣代價高昂的行爲。而在奧地利這種實施預設默許安排的國家,國民認爲器官捐贈是件小事,無關道德,有點像讓某人在排隊時插隊,又或缺席孩子的畢業典禮和棒球比賽。

在香港,由此産生的政策建議也就清晰明確:如果希望提升器官捐贈的比率,一個簡單有效的辦法,就是將現行自願捐贈的機制,改爲預設默許捐贈。

周文教授
港大經管學院管理及商業策略副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五年一月八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Read More

Corporate Digital Responsibility in an Aging Society

數智時代的企業適老化實踐

數字化生活已經成為現代社會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而對於中國2.97億60歲以上的長者來說【註1】,新技術能否讓他們受益卻仍然存疑。儘管各界都在努力推動「智慧養老」,但現實是許多長者在跨越數字鴻溝時,遇到不少挑戰。

隨着全球老齡化趨勢加劇,如何確保龐大的銀髮族享受科技時代的便利,成為了亟待解決的社會問題。

世代數字鴻溝有待縮窄

長者使用數字技術常常面臨諸多障礙。一方面,很多數字產品設計缺乏對長者需求的關注,操作複雜、介面不友好,使得他們即使有心嘗試,也往往因為使用體驗不佳而望而卻步。另一方面,網路詐騙日益猖獗,一些不法分子專向防範意識較弱的銀髮族下手,導致他們在數字生活中遭受財物損失,甚至心理創傷。

資訊超載、隱私洩露等問題也讓不少長者對新技術產生恐懼感,更進一步限制其融入數字生活的步伐。為了使每位長者都能安全、自信地參與數字社會,許多企業都開始探索如何通過數字化技術,構建一個更加包容、人性化的環境。

包容長者如何惠及企業

從環境、社會及管治(ESG)的角度來看,企業在助老領域的投入不僅能帶來顯著的社會效益,還為企業創造多方面的價值。為此,筆者調研了頂尖數字化企業的助老實踐,總結出以下4種效果。

一、提升品牌形象和社會認同。通過積極參與助老項目,企業展示其對社會責任的承諾,增強公眾對其品牌的好感和信任。二、建立社區關係。深入社區提供服務的企業,能夠更好地理解當地需求,建立深厚的社區聯繫。三、增強員工參與感和忠誠度。透過助老項目,員工得以參與公益活動,從而增強其歸屬感和忠誠度。四、推動內部創新和人才發展。在開發適合長者的技術產品和服務過程中,企業能夠激發內部的創新思維和技術進步。

案例1AI向善語料庫

騰訊於2024年8月啟動了一項面向全社會的共創行動——AI(人工智能)向善語料庫【註2】,旨在為那些在商業環節中失聲的群體和話題,構建一個更加人性化的AI語料庫。通過前期調研,騰訊研究院認識到,由於社會普遍認為長者在數字方面的消費力較低,因此相應需求長期不受重視。目前大部分AI產品亦並非專為長者而設,未能針對其實際需要。要使長者能夠真正受益於AI的發展,大模型需要能夠理解他們的特殊需要,提供資訊實用、滿載關懷的回答。

為此,該項目首先通過聯繫一眾專業人士,包括社工、志願者、社區工作者、心理輔導員、醫生等,加上熱心的高等院校師生,共同收集並整理了數千條長者日常生活中的真實問題及相關解答。這些問題涵蓋了情緒管理、網路購物、心理危機處理,乃至臨終關懷等多個方面,力求全面覆蓋長者的生活需求。

為了確保語料的質量,騰訊邀請不同專家確定了「好語料」的5個標準:一、精確的需求識別;二、充分的同理心;三、切實可行且效果可見的操作建議;四、簡短口語化的表達方式;五、穩定的回答風格。團隊發現,AI回答的同理心尤其關鍵,不僅需要應對長者的負面情緒,提供充分的理解和支持,也應有助於激發和強化他們的積極情緒與自我價值感。騰訊研究院計劃逐步開放AI向善語料庫,以推動社會各界在這些語料的基礎上,創建出更有人情味的產品。

騰訊研究院發布的研究報告。

 

案例2:藍馬甲行動

為了便於長者更安全地享受數字生活,並增強他們的反詐防騙意識,螞蟻集團及其公益基金會於2020年9月發起了「藍馬甲行動」【註3】。通過傳統方式和數字技術,這一項目旨在協助長者融入數字時代,避免讓長者成為網路犯罪的目標。

線下活動方面,藍馬甲在社區中心舉辦公益講座,講解數字設備使用方法和防騙知識;在社區廣場設立諮詢台,提供現場指導和答疑;組織志願者進行家訪,給予一對一的幫助和指導。至於線上活動,「藍馬甲行動」與20多家夥伴機構攜手合作,生產多元的專業助老科普內容。例如,徐州幸福105電台每天早晚高峰時段都會播放《幸福藍馬甲公益電台》小單元,包含反詐小劇場和手機使用指南等內容。

現時「藍馬甲行動」已經具備4個系統化的支援平台:助老內容創新平台、助老生態支持平台、助老價值宣導平台和助老議題研究平台。基於前期活動的經驗,螞蟻公益基金會在2022年發布《適老化設計與服務參考指南》,2023年發布助老防騙書《一件藍馬甲——關注數字時代的銀髮群體》。「藍馬甲行動」為長者提供了直接的幫助和支持,也促進了社會對銀髮族議題的關注。

藍馬甲志願者在社區駐點協助長者使用手機。

圖片來源:長沙縣知仁社會工作發展中心

 

政策建議

綜上所述,助老不僅是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重要途徑,也是提升品牌形象、促進社會和諧、加強社區關係,以及推動內部管治優化的有效方式。從ESG的角度看,這些活動為企業帶來可持續的競爭優勢和發展機遇,創造雙贏局面。

筆者呼籲更多企業充分發揮自身的技術、資源和服務優勢,積極參與並推動助老事業。通過深入了解長者用戶的需求和心理特徵,設計既易用又富有情感交流的產品;通過教育普及和社會服務,提高他們的數字素養和防騙意識,從而構建一個更加包容、溫暖的數字社會,讓每一位長者都能安全、自信地享受科技帶來的便利。

 

註1:https://www.mca.gov.cn/n152/n166/c1662004999980001780/content.html

註2:https://mp.weixin.qq.com/s/ggdoPoCtTmimzqu7IW8P9Q

註3:https://mp.weixin.qq.com/s/oqvkME_w1nUBmb7f89ir1w

 

張閏嘉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博士生

顏示硼 
港大經管學院管理及商業策略助理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五年一月一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Read More

How Can Corporates Implement ESG Initiatives: A win-win for Society and Economy

Today, in the face of a complex set of 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 (ESG) indicators and their increasingly diverse practices, ESG is no longer a marginal issue in the corporate world. How to enhance ESG competitiveness through precise policy implementation and high-efficiency management has become a burning question for enterprises. With relatively limited resources at their disposal, what ESG strategies should companies prioritize?

Optimizing cost-effectiveness with ESG ratings in mind

When mapping ESG strategies in the past, companies tended to adopt the indicators and weightings of ESG rating agencies as the basis in order to achieve higher ratings. Such an approach is rational as it aligns with the rating standards investors rely upon, thus enabling enterprises to gain the upper hand in compliance, financing, etc.

However, the burgeoning ESG rating agencies and their diversified rating standards in recent years have brought new challenges to businesses. Incomplete statistics show that there are now around 600 rating bodies worldwide, each selecting different indicators and weightings. Existing research indicates that the correlation among ratings from different agencies is weak (see Table), particularly in terms of Social and Governance themes.

Tabl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among ESG ratings of different agencies

Note: This table compares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of ESG ratings of several mainstream agencies. SA, SP, MO, RE, KL, and MS represent Sustainalytics, S&P Global, Moody’s ESG, Refinitiv, KLD, and MSCI respectively. For example, the first column in the Table indicates that the ESG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between KLD and Sustainalytics is 0.53;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for the E theme is 0.59,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for the S theme is 0.31; and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for the G theme is 0.02. These research results are derived from Berg et al. (2022).

Source: Florian Berg, Julian F Kölbel, Roberto Rigobon. “Aggregate Confusion: The Divergence of ESG Ratings.” Review of Finance, Vol 26, Issue 6 (2022): 1315–1344.

 

The uncertainty of such a rating approach produces several problems. First, even businesses that have invested heavily in ESG can still receive low ratings from some rating agencies. Second, companies that use ESG as a means of greenwashing or window dressing can instead get high ratings from some agencies. Coupled with the fact that many agencies keep churning out all sorts of league tables and awards for profit, the credibility of ESG ratings is going south. The resulting uncertainty over decisions based on ESG ratings poses formidable challenges for a wide range of decision-makers, including enterprises and investors.

To address this problem, we believe that, on the one hand, it is necessary to regulate the ESG-rating market to promote greater transparency of rating methodologies. On the other hand, enterprises should also further assess the actual costs and benefits of each ESG action and initiative so as to facilitate more rational ESG practices.

Specifically, enterprises should identify ESG actions conducive to not only social benefits but also effective cost control. By accurately identifying and prioritiz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se ESG measures, companies can ensure better value for money for each and every input. Hence, not only can a good market image and investor confidence be secured, but both social and economic benefits can also be expanded.

Ele.me sets an example with its fine-tuned interface

For implementation, enterprises are encouraged to identify low-cost ESG measures that yield high social benefits through experimentation. At the same time, companies can seek collaboration with academia to conduct precise assessments of the costs and social benefits of specific ESG action plans. We will outline a case of collaboration between Alibaba and academia to illustrate how businesses can derive greater social benefits at lower costs.

Ele.me, Alibaba Group’s online delivery services platform, is the second largest food delivery company in China, with over 700 million users in 2022. During a collaborative project with the platform, we studied how “green nudges” impacted the use of disposable tableware. Specifically, Ele.me has started a “green nudge” experiment in Beijing, Shanghai, and Tianjin. For customers in these three cities, the default option on the ordering interface is set to “no need for tableware” and those who choose this default option are awarded “Ant Forest ‘s Green Energy” points. This is a non-cash customer incentive. Once a customer has collected enough points, Alibaba will, in the name of the customer, plant trees in a desert area or launch othe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ctions.

Such a change may involve minimal costs for Ele.me but what social benefits can it bring? Our analysis of users’ orders in 10 major Mainland cities between 2019 and 2020 illustrates that cities where “green nudge” measures have been introduced have seen a 648% surge in no-cutlery orders (see Figure). Nationwide implementation of such measures is expected to save over 21.75 billion sets of single-use cutlery, thus reducing 3.26 million tons of plastic waste and saving 5.44 million trees from being cut down for timber. This study was featured as the cover story of the Science magazine in 2023, gaining wide attention from global media.

 

 

Figure    Share of no-cutlery orders in Ele.me’s green-nudge experiment: before and after

 

This case study demonstrates that it is possible for enterprises to honour their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commitments at a low cost. Just a few hours of work by a programmer is enough to generate tremendous social value. Such an innovative ESG action has not only boosted corporate ESG performance but also brought actual social benefits conducive to achieving national environmental goals.

Collaborative verification of strategy outcomes by enterprises and academia

While the collaborative study between businesses and academia mentioned above is just the tip of the iceberg, this methodology can be applied to the analysis of various problems. For instance, how can a leading company manage supply chains in terms of “E” in ESG? Given budget constraints, should enterprises invest more in reducing carbon emissions or focus more on air pollution management (in terms of “E” in ESG)? How would a wider diversity of staff and management impact the financial and ESG performance of businesses (in terms of “S” in ESG)? What assessment and evaluation mechanisms are most beneficial for enhancing business performance and staff satisfaction (in terms of “G” in ESG)? While it may be challenging for enterprises to find answers to these questions, it is a less daunting task for academia. By collaborating with academia, companies can leverage its theoretical base and data analytical capabilities to more precisely identify ESG opportunities and verify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ir strategies. In our opinion, as far as ESG ratings are concerned, enterprises are not just “exam candidates” but should be drivers and practitioners of ESG. Undoubtedly, more collaborations between companies and academia will give a powerful impetus to ESG innovations.

 

Prof. Guojun He
Professor in Economics
Director, HKU Jockey Club Enterprise Sustainability Global Research Institute
Associate Director, Institute of China Economy

 

Ms Wendy Cui

 

Read More

The U.S., Tariffs, and Trump

Coming under the global spotlight, the recent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 was so closely contested that nationwide election polls showed Donald Trump and Kamala Harris in a dead heat with each other. At the time of writing this article, neither candidate managed to hold a lead beyond the margin of error. Under the influence of various factors, the accuracy of the public polls is questionable. After all, both the prediction of a victory for Hillary Clinton in the 2016 presidential election and the forecast of a landslide victory for the Republicans in a “red wave” in the 2022 mid-term elections failed to materialize. However, regardless of who wins the election,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landscape is bound to undergo some serious changes as a result, especially if the often-considered “maverick” Trump comes to power.

Trump’s foreign economic policy approach was made quite clear in his first term as president with the slogan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Concrete measures include rejection of win-win cooperation, withdrawal from multilateral agreements, targeting trading partners with trade surpluses against the US, and using tariffs as a main weapon. In his comeback this time, he has reiterated multiple times that, if elected, he will impose higher tariffs on imports from all countries. The tariff rates on Chinese imports will be between 60% and 100% or even higher, while those on imports from other countries will be as high as 10% to 20%.

Protectionism from the founding of the US to WWII

Tariffs are Trump’s favourite weapon in international negotiations to threaten other countries into submission. When he initiated the trade war in 2018, he arbitrarily used national security as a pretext to impose massive tariffs on imports from European Union and China. He even bragged, “I am a tariff man”, believing that “trade wars are good, and easy to win”. While delivering a stump speech at a rally in Chicago about two weeks ago, he said, “Tariff is the most beautiful word.” On another occasion, he boasted that tariffs could serve to fight for peace. In the event of a war between two countries, he claimed he could call both sides and warn them that if their conflict continues, America will levy tariffs on them, which would naturally bring an end to the war.

Trump’s obsession with tariffs suggests that he regards the tool as a virtual panacea for all foreign economic affairs. This may be attributed to different reasons or complexes. First, on the face of it, from his perspective as a businessman, getting goods out the door is a good thing. Otherwise, it is a bad thing. Likewise, a trade deficit is a problem for the US, and since tariffs can deal a blow to the sales of the importing country, of course it is a good policy. Second, whether intentional or not, Trump erroneously insists that the increased tariffs are borne by foreign countries rather than by American consumers. Since imposing the tariffs can also serve to lighten the burden of taxes on American companies and individuals, why not proceed with it?

On a deeper level, tariffs, as an indispensable external economic tool, have a long history in America. Trump’s views and policies about tariffs apparently echo historical precedents.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the US took the lead in establishing the global economic order. In the name of free trade, it called on other economies to open up their markets, as if free trade had always been the national policy and philosophy of America. On the contrary, from its founding to the Second World War, the country had been highly protectionist, with tariffs as the essential tool for its policy implementation.

Since the founding of America, the government’s role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has been subject to change and debate. Even so, the fundamental approach has consistently been for the government to drive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a visible hand.

While the American economy was largely agriculture-based and its economic strength paled in comparison to the UK, the nation regarded the latter as its chief competitive rival. Rejecting the free trade advocacy of the UK at the time, the US relied on high tariff rates to protect and develop its own industry and allocated government subsidies to build its infrastructure in a bid to catch up with the UK. This sentiment grew much stronger when the two countries went to war again in 1812.

A boon to social harmon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high regard the US places on levies is evident in its high tariffs over the years. Calculating only the imports subject to tariffs, the average tariff rate during the 1820s once reached a staggering 60% and still hovered between 40% and 50%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19th century. Even including imports unaffected by tariffs, the average tariff rate throughout the 19th century was 30%. By the early 20th century, despite having undergone a downward adjustment, the average US tariff rate rose back to approximately 60% after the Smoot-Hawley Tariff Act was passed during the Great Depression of the 1930s. Hefty tariffs led to retaliation from trading partners and such mutually destructive practices are regarded as one of the reasons for the world economy’s predicament during the Great Depression.

Apart from protecting domestic industrial development, steep tariffs were also a main source of income for the US government. While high tariffs do not necessarily lead to increased revenue, they did account for 90% or more of state coffers in various fiscal years during the 19th century.

During the decades between 1870 and 1910, the average US tariff rate was as high as 50%. Such a high share of tariffs in fiscal revenue can primarily be attributed to the absence of income taxes. While a form of income taxes existed during the Civil War, the US business income tax and personal income tax, as we know them today, were introduced by legislation later in 1909 and 1913 respectively. After that, tariffs became much less important fiscally. Nevertheless, for over 100 years before 1913, tariff income afforded the US government significant fiscal space to maintain social harmony and facilitate economic advancements. Although there is considerable controversy surrounding the extent to which tariffs and protectionism have promoted US industr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long-standing and prominent presence of tariffs makes it more readily acceptable to Americans.

That being said, tariffs as a type of tax have a clear problem in that they are inherently regressive rather than progressive, unlike income taxes, which are a common form of taxation nowadays. Everyone, rich or poor, pays the same levy rate when buying the same product. In contrast, the tax as a share of income is lower for the rich than for the poor. This means that the tax rate is relatively lower for higher-income earners, thus contravening the principle of fair taxation in the eyes of many.

All these considerations, though not the principal cause of the American Civil War, do reflect certain conditions in the country. Although the South had a lower income than the North, it paid the same amount of import tariffs. In fact the industrial sector protected by these tariffs was chiefly located in the North.

By the early 20th century, the importance of tariffs diminished in the US. For one thing, with its productivity already surpassing that of the UK, the US became the world’s biggest economy. Also the world leader in industrial development, the US could better afford the impact of reduced trade protection. Out of consideration for a fair tax system, the country shifted to a new system with income taxes as the major source of fiscal revenue. In addition, some regard tariffs as undesirable because they can lead to corruption. Given the myriad of commercial products, there are bound to be loopholes for tariff exemptions. The higher the tariffs, the greater the incentive for seeking tax exemptions and the more money the briber is willing to pay. In light of Trump’s proposal to impose tariffs on imports from all countries, commentators are already concerned about the considerable administrative costs involved in handling tariff exemption applications and the potential rise in corruption cases.

Trump’s views on tariffs may be influenced by Robert Lighthizer, the trade representative he appointed during his last presidency. Perhaps that is why Lighthizer was one of the few cabinet members who managed to serve out his full four-year term without being fired by Trump. Last year, Lighthizer published a new book entitled No Trade Is Free, presenting his narrative on world trade and China trade. Adopting a rather hawkish stance, the book paints a generalized picture of tit-for-tat dynamic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It depicts China as the country firing the first shot with its policies, resulting in a trade deficit for the US and causing job losses. The US responds by retaliating, leading to a trade war, etc.―a narrative that has become all too familiar today.

President authorized by Constitution to directly revise tariffs

Just like Trump, Lighthizer is also gravely concerned about the US trade deficit. He believes that America should maintain a balanced trade and, towards this end, the government can depreciate the greenback or force other currencies to appreciate by imposing tariffs on countries unwilling to comply. Such a tactic is reminiscent of the Plaza Accord in the 1980s, under which the US pressured the Japanese yen to appreciate. With Trump’s possible return to the White House, Lighthizer may regain favour and even assume a higher position than trade representative.

Judging by Trump’s personality and behaviour during his first tenure, if re-elected, he would most likely levy tariffs on imports from all nations, dealing a severe blow to global trade. According to the US Constitution, while the power to set tariffs rests with Congress rather than the president, under certain circumstances—such as trade discrimination by a foreign country against US products or unfair trade practices against the US, Congress can authorize the president to retaliate with tariffs.

The long-standing narrative of China’s unfair trade practices, framed by the US to suppress China, is one of the few consensuses between Republicans and Democrats. Trump may be able to bypass the Constitution and directly introduce an across-the-board 60% tariff on Chinese imports. However, his proposal to impose 10% or 20% tariffs on imports from all other countries may face challenges from the Democrats. This will depend on the post-election distribution of seats in the two houses of Congress.

 

Dr. Y. F. LUK
Honorary Associate Professor in Economics

Read More

Three Key Challenges and Four Strategic Solutions for the Hong Kong Economy

Professor Heiwai Tang and Mr Cyrus Cheung

18 December 2024

 

Through the ebb and flow of its economy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Hong Kong has sealed its status as a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and trade centre on the world’s economic stage. However, in light of the global economic downturn, fierce regional competition, and worsening geopolitical situation in recent years, coupled with the fact that Hong Kong–as a highly externally-oriented free economy–cannot afford to be complacent simply because it has historically managed to turn crises into opportunities. Times have changed. Now beleaguered by internal problems such as an ageing population as well as external challenges, the city may no longer be as “hardy” as it once was.

To address the challenges in the new era, Hongkongers should not stick to the old rut and must find ways to enhance competitiveness so that long-standing and thorny problems can be resolved.

 

Formidable problems facing the economy

The first challenge facing the Hong Kong economy over the past few years is the SAR Government’s persistent fiscal deficits. After racking up a record-high surplus of $149 billion for 2017–18, the Government registered a fiscal deficit of $100.2 billion for 2023–24. Initially projected to be downsized to $48.1 billion for the current year 2024–25, the deficit is now estimated to reach $100 billion. Barring the reduction in income from Government-issued bonds, the actual deficit would be even larger. Factors underlying the deficits include fast-increasing government expenditures as well as decline in government revenues. Government expenditure soared significantly from $470.9 billion for 2017–18 to $721.3 billion for 2023–24, of which non-recurrent, social welfare, and healthcare expenditures grew the fastest. The last two items are unlikely to be cut. Meanwhile, government revenue dropped from $619.8 billion to $549.4 billion.

The Figure shows that in 2017–18, 26.6% of the Government’s main sources of revenue came from land premium while 15.4% came from stamp duties. In 2023–24, the share of land premium plummeted to 3.6% and stamp duties dramatically slumped to 8.9%. Despite seeing its share rise from 3.5% to 13.6%, investment income is, after all, not a stable source of revenue. In addition, the Inland Revenue Department annual report 2023–24 reveals that in the year of assessment 2022–23, only around 1.83 million people were required to pay salaries tax, which means that the tax base is still narrow. Given the overall economic downturn, it is unlikely that the Government will be able to sharply reduce the persistently-high fiscal deficits in the short run.

 

Figure    Sources of the Hong Kong SAR Government revenue for 2017–18 and 2023–24

 

The second challenge facing the Hong Kong economy is the failure to fully leverage the economic benefits from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GBA). Despite the high degree of integration of consumption activities in the GBA, Hong Kong’s professional services sector has yet to be fully integrated in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GBA. While it has become a trend among Hongkongers to go north for spending, there is much less incentive for Mainlanders to spend in Hong Kong. At the same time, more and more local people prefer to shop on Mainland e-commerce platforms, inevitably impacting the sales of physical stores in Hong Kong. According to the 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s data, the Value Index of Retail Sales dropped from 144.8 points in 2018 to merely 121.3 points in 2023 while the monthly average for the first 10 months of 2024 went further down to 111.8 points.

Furthermore, the Volume Index of Retails Sales dropped from 148.9 points in 2018 to 113.9 points in 2023, and even averaged 103.3 points in the first 10 months of 2024. The decreases for both indexes are equally significant. Due to constraints in rent and labour costs, the local retail industry can hardly compete with its Mainland counterpart in terms of cost-effectiveness. It seems that the professional services industry, in which Hong Kong excels, has not been able to capitalize on the market opportunities in the GBA. This can be put down not only to the sluggish macroeconomy in recent years but also to delayed cross-boundary professional qualification certification, administrative red tape, and other factors.

The third challenge facing the Hong Kong economy is the gradual shrinking of the middle class and international talent drain. Hong Kong’s unitary economic structure is one of the primary reasons for the weakening middle class. Since middle-income jobs have always been concentrated in the financial, real estate, and professional services industries, problems will start to surface as soon as these sectors face headwinds. In addition, while there has been a mass migration of middle-class families overseas in the last few years, the highly-educated new immigrants to Hong Kong are less internationalized. The LinkedIn profile data analysed in an essay in the “Hong Kong Economic Policy Green Paper 2024” published by the HKU Business School demonstrates that the proportion of Asians among leavers is 58% and is as high as 79% among joiners, while the number of connections of leavers is 1.7 times that of joiners.

 

Four reform strategies to chart a new course

Cracking the above problems is no easy task. Let me outline below four policy directions to spark more valuable ideas from all sectors.

  1. Broadening the tax base to tap new revenue sources

Hong Kong can take a leaf from Singapore’s book and consider introducing consumption tax progressively to relieve financial pressure on the Government. The goods and services tax (GST) implemented in Singapore at a rate of 3% in 1994 gradually rose to 9% in 2024. In 2023, the GST contributed to 15.7% of Singapore’s fiscal revenue. Based on private consumption expenditure in Hong Kong, and after deducting existing overlapping tax items, a 2% GST can bring the Hong Kong SAR Government an incremental income of $27 billion, roughly equivalent to 5% of the financial revenue in 2023. Referencing Singapore’s experience, retail sales fell following upward adjustments of GST in 2007 and 2023, but not after GST hikes in 1994, 2003, and 2004. An economist at RHB Bank points out in a recent study that the GST increase in January 2024 did not have a strong impact on Singaporeans’ spending habits. This suggests that a GST rise does not necessarily dampen retail sales. The key lies in a balanced measure that entails controlled tax increases, effective expectations management, and complementary welfare policies to maintain steady consumer sentiment.

As a matter of fact, the introduction of GST in Singapore did arouse controversy. For example, there were views that daily necessities should be exempted. The Singaporean government did not accept this suggestion because of the potential increase in compliance and audit costs. Instead, the authorities chose to alleviate pressure on low-income families by issuing GST vouchers, subsidizing public education and healthcare services, etc. In any case, if the GST rate is set too low, it will not be adequate to alleviate the Government’s financial problems. Conversely, if the rate is set too high, it will breed dissatisfaction among businesses and the general public and could build up excessive inflationary pressure. How to strike a balance in between is a great challenge for policy formulation. Moreover, the Government can consider selling idle assets, including unused premises and surplus equity, to ease financial pressure.

  1. Fostering development via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The SAR Government can consider strengthening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to promote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Apart from reducing the Government’s initial investment and operating costs, this approach helps to bring in technologies and management experience from leading enterprises. Many international cities have achieved remarkable results through this development mode. Examples include the Chicago Skyway and the Port of Long Beach Middle Harbour Redevelopment Project in the US, the Marina Bay Sands Integrated Resort in Singapore, the Beijing subway Line-4 project, and the Eastern Harbour Crossing in Hong Kong. There are, of course, different forms of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with “Build, Operate, and Transfer”; “Build, Own, and Operate”; “Transfer, Operate, and Transfer” among the most common modes. Hong Kong can choose the suitable mode depending on its specific needs.

  1. Leveraging unique advantages to integrate into the GBA

Hong Kong needs to optimize its integration with other cities in the GBA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benefits of the regional economy. According to the Second Agreement Concerning Amendment to CEPA Agreement on Trade in Services recently signed by the SAR Government with Mainland authorities, the Mainland market will be further opened up to Hong Kong enterprises offering professional services. On this basis, the SAR Government can continue to maintain close liaison and cooperation with other GBA cities to ensure the successful implementation of policies. For instance, assistance can be provided for Hong Kong’s estate surveying companies to complete the filing of records to bid for consultancy services projects in joint ventures within the GBA.

Given the distinct advantage of Hong Kong’s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GBA, the SAR Government can maintain close cooperation with sister cities and continue to support higher-education institutions in building branch campuses in the GBA and achieving success in their subsequent development. Opening up the “four flows”―human flow, goods flow, capital flow, and information flow―is of vital importance in this regard. Only by doing so will it be possible for the branch campuses in the GBA to obtain invaluable resources from both the Mainland and abroad, and for Hong Kong’s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to preserve their competitive edge in internationalization.

To maximize the removal of operating restrictions on Hong Kong’s professional service sectors, such as finance, law, and accounting, in the GBA, the SAR Government needs to continue to lift systemic barriers in the area. For example, in the First Phase Report on Survey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Hong Kong Legal Practitioners unde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the Law Society of Hong Kong and the School of Law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 point out that under Mainland laws, the associations formed by Hong Kong law firms with Mainland law firms shall not be in the form of partnership or legal entity. Therefore, cooperation between Hong Kong and Mainland law firms is mainly based on non-partnership associations. This gives rise to various problems, including differences in handling conflicts of interest, discrepancies in business acceptance and processing standards, and a lack of clarity on the legal responsibilities of non-partnership associations.

  1. Proactively competing for talent and enticing foreign investments

Apart from talent and capital from the Mainland, Hong Kong must also focus on attracting talent and funds from abroad to maintain its relative advantages as an international metropolis. In view of the fact that the career development of ethnic Chinese technology experts in Europe and the US is thwarted by current geopolitical tensions, the SAR Government should seize this opportunity to encourage them to advance their careers in Hong Kong. Meanwhile, the authorities can also consider setting specific performance indicators for local universities, e.g. target percentages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to reinforce local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strengths in internationalization.

Needless to say, Hong Kong must continue to leverage the unique advantage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to draw in more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s to the Mainland. At the same time, apart from enticing Mainland investments through the Government’s Office for Attracting Strategic Enterprises, it is also necessary to enhance the presence of leading foreign enterprises to maintain Hong Kong’s distinctive advantage as a bridge to the world. The growth of emerging sectors, e.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biotechnology, financial technology, advanced manufacturing, and new energy sources, will determine if Hong Kong can produce more high-quality jobs in future, thereby expanding its middle class and furthering its economic prosperity.

As we mentioned in this column two years ago, priority should be given to creating a liveable environment when it comes to attracting talent. Otherwise, they will not stay after arriving. On the one hand, they need to find high-quality jobs in Hong Kong, connect with a thriving professional community, and enjoy a comfortable and vibrant living environment. On the other hand, high-quality human capital is a key consideration for companies with an eye to establishing their presence in Hong Kong. Hence, efforts to attract companies and capital, compete for talent, or even formulate cultural policies should be complementary rather than isolated from one another. Retaining talent and businesses is a systemic project that requires comprehensive policy coordination across the SAR Government to achieve success.

 

 

 

Read More

AI and Its Environmental Consequences: Can We Turn the Tide on Carbon Emissions?

AI衝擊環境 碳排放有何轉機

今時今日,人工智能(AI)技術突飛猛進,從智能助手到自動駕駛,從工業生產到醫療診斷,AI的應用已深入人類生活的方方面面。根據國際數據公司(International Data Corporation)預測,全球AI市場規模將從2022年的1324億美元增長到2027年的5124億美元。

在為AI帶來的創新便利歡呼之餘,社會各界是否意識到,這場科技革命正在悄然對地球環境造成巨大影響?事實上,AI發展過程中產生的碳排放問題,已經到了不容忽視的地步。

 

隱形殺手:AI訓練的碳足跡

要理解AI對環境的影響,必須揭開AI模型訓練的面紗。現代AI模型,尤其是大型語言模型的訓練過程,需要海量的數據支持和龐大的計算資源。根據馬薩諸塞大學阿默斯特分校的最新研究,訓練一個大型AI模型產生的碳排放量高達62.6萬磅,相當於5輛汽車從生產到報廢的全生命周期碳排放總和。

具體而言,GPT-3的訓練過程,大約產生552噸二氧化碳;至於規模更大的GPT-4,碳排放量估計超過1000噸。令人尤其擔憂的是,這個數字正在不斷攀升。在「大模型即王道」的行業共識下,各大科技公司爭相發展更大規模的模型,導致能源消耗呈指數級增長。到2030年,估計AI行業的碳排放量將佔全球碳排放的3.5%

 

數據中心:AI時代的耗能巨獸

當前AI大模型的能源消耗令人咋舌。史丹福AI研究所數據顯示,GPT-3單次訓練耗電1287兆瓦時,相當於3000輛特斯拉電動車各行駛20萬英里的總耗電量,產生552噸二氧化碳排放。

從日常應用看,ChatGPT回應用戶1次,耗電量達2.96瓦時,差不多是標準谷歌搜索(0.3瓦時)的10倍;由AI驅動的谷歌搜索更需8.9瓦時。水資源消耗同樣驚人:GPT-3訓練期間,耗水近700噸,每2050個問題就需500毫升水。2022年,Meta公司僅在數據中心冷卻上,就已耗水260多萬立方米。

 

能耗激增的根源

人工智能大模型的高能源消耗主要源於兩大核心因素。首先,隨着AI技術的快速反覆運算,晶片需求量急升,直接推高了電力消耗。現代AI模型的訓練和推理過程使用大量計算資源,這些資源主要依賴高性能硬體,包括圖形處理單元(GPU)和專用集成電路(ASIC),運行時耗電極大,以應付複雜的計算。隨着AI模型規模不斷擴大,所需的計算能力也呈指數級增長,對高性能晶片的需求亦有增無已,令整體電力消耗量飆升。

再者,AI模型訓練過程需要強大的算力支持,這些運轉不息的數據中心產生高熱量,必須冷卻處理。中心作為AI計算的核心基礎設施,其能耗問題尤為明顯。伺服器和儲存設備在高負荷運行時會釋出巨大熱量,如果不及時散熱,設備的性能和壽命都會嚴重受損。因此,數據中心都配備高效的冷卻系統,以確保設備在適當溫度下操作。

數據中心營運成本結構中,電費佔總成本的60%,其中超過40%用於冷卻散熱系統;特別是在風冷數據中心,超過60%的電力用來散熱,真正用於計算的電力還不到40%。這種能源利用效率的失衡,導致全球數據中心的耗電量已達10年前的近10倍。傳統的風冷系統雖然成本較低,但效能亦較低,難以滿足現代數據中心的高效散熱所需。相比之下,液冷系統雖然初期投資較高,但散熱效率亦高,能夠大幅降低數據中心的能源消耗。

此外,中心的選址和設計也對能耗有重大影響。不少數據中心建在電力成本較低而氣候炎熱的地區,加重冷卻系統的負擔。為了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數據中心應優先選擇氣候涼爽、能源供應穩定的地區,並採用模組化設計,以便根據需求靈活調整計算資源的配置。

最後,AI模型的訓練和推理過程還涉及大量的數據傳輸和儲存,這也增加了能源消耗。隨着數據量持續增加,中心因需要更多儲存設備和更高頻寬才足以應付,而進一步推高能耗。由此可見,企業應積極採用數據壓縮和優化傳輸技術,減少不必要的程序,以便降低能耗。

 

企業解決方案和政策建議

面對AI技術帶來的環境挑戰,企業和政策制定者需要採取一系列減碳措施。一、企業應積極採用綠色能源和節能技術。通過投資太陽能、風能等可再生能源,減少對傳統化石燃料的依賴。二、企業應優化AI模型的訓練演算法,減少不必要的計算量,從源頭上降低能源消耗。三、企業應加強數據中心的管理和技術升級。採用液冷等高效冷卻技術,提升能源使用效率。通過智能調度和負載均衡,減少數據中心的閒置資源浪費。四、企業可通過虛擬化技術,整合計算資源,進一步降低能耗。

在政策層面,一、政府應制定嚴格的能效標準,推動AI技術的綠色發展。通過稅務優惠和資助,鼓勵企業採用節能技術和可再生能源。二、加強對數據中心的監管,制定能源效益評估標準,推動行業整體能效提升。三、政府和業界攜手推動公眾和企業的環保意識。通過碳排放交易、碳抵消等機制,減少AI技術對環境的負面影響。教育和宣傳是不可或缺的範疇,只有當AI發展與環境保護之間的關係廣為人知,才能形成社會共識,合力應對。

 

危機中的曙光

AI技術勢不可擋,但我們必須確保其發展不以犧牲環境為代價。通過科技創新、企業自律、政府引導和社會監督等多管齊下的方式,在享受AI便利的同時,亦可把環境影響降至最低。根據國際可再生能源機構的預測,若能採取積極措施,到2030年,AI行業的碳排放增長率可以控制在每年5%以內。

作為這個時代的見證者和參與者,我們每個人都應該關注AI發展帶來的環境問題,用實際行動支持綠色AI的發展。只有這樣,才能夠確保AI技術真正造福人類,而不會變成地球的另一個負擔。在追求科技進步的道路上,環境保護絕不應作為可有可無的點綴,反之應是必須嚴格遵守的底線。讓社會上下齊心協力,推動AI走向更加綠色、可持續的未來。

通過政策引導、科技創新和公眾參與,香港不難在2035年之前,實現AI行業的碳中和目標,為全球可持續發展作出貢獻。

 

本欄逢周三刊登

章逸飛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經濟學高級講師

Read More

AI and Its Environmental Consequences: Can We Turn the Tide on Carbon Emissions?

Dr Yifei Zhang

11 December 2024

 

Nowadays, with the advance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technology in leaps and bounds, AI applications have permeated various aspects of human life—not only from smart assistants to autonomous driving technologies but also from industrial production to medical diagnosis. According to the International Data Corporation, the global AI market value is expected to rise from US$132.4 billion in 2022 to US$512.4 in 2027.

While the convenience of AI innovation is applauded by all sectors of society, does it also raise the community’s awareness that the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is subtly exerting a tremendous impact on the global environment? As a matter of fact, the problem of carbon emissions arising from the AI development process has reached such a state that it can no longer be ignored.

 

The invisible killer: the carbon footprint of AI training

To understand the impact of AI on the environment, it is necessary to unveil the true face of AI training models. The training process for modern AI models, particularly large language models, requires massive amounts of data and calculation resources. The latest research by the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mherst indicates that carbon emissions from training a large AI model can reach 626,000 pounds, equivalent to the total emissions from five vehicles throughout their entire life cycle, from production to disposal.

Specifically, approximately 552 tonnes of carbon dioxide are emitted during the training process of GPT-3 while the CO2 emitted from training the even larger model, GPT-4, is estimated to exceed 1,000 tonnes. Of particular concern is that these figures continue to go up. Under the sectoral consensus that “large models are the order of the day”, giant technology companies have been vying to develop even larger models, resulting in exponential surge in energy consumption. The AI sector’s carbon emissions are forecast to account for 3.5% of the world’s total carbon emissions by 2030.

 

Data centres: an energy-guzzling beast in the AI era

The energy consumption of large AI models has now reached an alarming level. Data of the Stanford AI Laboratory shows that one single training session of GPT-3 typically uses 1,287 megawatt-hours of electricity, equivalent to all the power consumption of 3,000 Tesla electric cars each travelling 200,000 miles, emitting a total of 552 tonnes of carbon dioxide.

In daily use, every response generated by ChatGPT requires 2.96 watt-hours of electricity, almost 10 times that (0.3 watt-hour) for a standard Google search. Each Google search powered by AI even utilizes 8.9 watt-hours. The water resource consumption level is also alarming. During its training, GPT-3 consumes close to 700 tonnes of water. For every 20 to 50 questions, 500 millilitres of water are required. For cooling of its data centres alone, Meta used over 2.6 million cubic metres of water in 2022.

 

Root causes of escalating energy consumption

The colossal energy consumption of large AI models can mainly be attributed to two core factors. First, the rapid iterations of AI technology have significantly stimulated the demand for chips, directly pushing up electricity consumption. The training and inference processes of modern AI models deploy enormous computational resources, which primarily rely on high-performance hardware, including graphics processing units and application-specific integrated circuits. This hardware is highly energy-intensive when running complex computations. As AI models keep expanding in size, their computational capabilities have seen exponential growth, resulting in an ever-increasing demand for high-performance chips and, consequently, mounting energy consumption.

Furthermore, substantial computational power is essential for supporting the AI model training process. The around-the-clock data centres generate excessive heat, necessitating cooling treatments. Energy consumption is an especially severe issue for data centres, which serve as the core infrastructure for AI computation. Servers and storage devices running at high loads release a vast amount of heat. If the heat is not dissipated in time, both the performance and lifespan of the devices will be seriously compromised. Hence, data centres are equipped with super-efficient cooling systems to ensure that the devices operate at optimal temperatures.

In the operating cost structure of a data centre, electricity tariffs account for 60% of the total cost, of which over 40% is spent on cooling systems. At an air-cooling data centre in particular, more than 60% of electricity is used for cooling while less than 40% is used for computation. As a result of this energy utilization imbalance, the energy consumption of data centres around the world is now almost 10 times more than it was a decade ago. Traditional air-cooling systems are less costly but also less efficient, making them incapable of meeting the requirements for high-efficiency cooling. In comparison, except for a large-scale investment at the initial stage, liquid-cooling systems are more efficient, thus sharply reducing energy consumption at data centres.

In addition, the site selection and design of data centres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energy consumption. Many data centres are located in areas with lower electricity costs but in hot climates, placing a heavier burden on the cooling systems. To enhance energy utilization efficiency, priority should be given to locations with cooler temperatures and a stable energy supply. Besides, a modular design should be adopted so that resource allocation can be flexibly adjusted according to needs.

Finally, the training and inference processes of AI models also involve huge amounts of data transmission and storage, which inevitably boost energy consumption. As more and more data is created, data centres need extra storage devices and greater bandwidth to cope, which further expands energy consumption. These facts demonstrate that companies should make use of data compression and transmission optimization technologies to cut down energy consumption by minimizing unnecessary procedures.

 

Corporate solutions and policy suggestions

In the face of the environmental challenges from AI technology, companies and policy-makers need to take a series of carbon-reduction measures. First, businesses should maximize the use of green energy and energy-saving technologies. Investments should be made in renewable energy sources such as solar energy and wind energy to minimize reliance on traditional fossil fuels. Second, enterprises should optimize AI model training algorithm to streamline computation, cutting down energy consumption at source. Third, they should enhance data centre management and upgrade technologies; use high-efficiency solutions such as liquid-cooling to promote energy utilization efficiency; and minimize waste of idle resources through smart dispatch and load balancing. Fourth, through virtualization technology, companies can integrate computational resources to lower energy consumption.

In terms of policy-making, the government should first set strict energy efficiency standards and promote green development of AI technology; and, through tax concessions and funding, encourage enterprises to adopt energy-saving technologies and renewable energy sources. Second, regulation of data centres should be strengthened and energy efficiency evaluation standards should be established to promote overall energy efficiency. Third, governments and industry should join hands to spread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among the public and businesses. The negative impact of AI technology on the environment can be minimized through such mechanisms as carbon trading and carbon offsets. Both education and publicity are indispensable, as only whe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I advancement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s widely known can a social consensus be reached and concerted efforts be made to address the problems.

 

Glimmers of hope amid crisis

The trend of AI technology may well be overwhelming, but we must ensure that the environment will not be harmed as a result. Through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orporate self-regulation, government guidance, and social oversight, environmental impact can be minimized while the convenience of AI can be enjoyed by all. The International Renewable Energy Agency predicts that, with proactive measures, the annual growth in carbon emissions by the AI industry can be controlled within 5% by 2030.

As witnesses and participants of this era, each and every one of us should be concerned about the environmental issues brought about by advancements in AI and take concrete actions to support its green development. Only through this approach can we ensure that the AI technology benefits mankind instead of becoming another burden on the Earth. In our quest for technological breakthrough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hould be the bottom line that must be upheld, not just a token gesture. Let all sectors of the community make concerted efforts to drive AI towards a greener and more sustainable future.

Through policy guidanc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public engagement, the path will be paved for Hong Kong to achieve the AI industry’s carbon-neutral goals by 2035 and contribute to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world.

Read More

While AI Knocking at the Door, What Will Music Industry Answer?

AI敲門 音樂產業命運何去何從?

今天當我們戴上耳機聆聽音樂時,會否意識到超過30%的音樂已經是由AI生成的?從去年一首AI生成歌曲Heart on My Sleeve在Spotify上一舉獲得逾2000萬的點擊,到今年年初,最大唱片公司環球唱片(Universal Music)因為AI音樂泛濫,而把旗下所有音樂從最大手機短視頻平台TikTok上撤銷,再到今年年中環球唱片和TikTok達成協議,後者同意在所有AI音樂視頻上加上「AI音樂」的標籤,AI技術對音樂產業的影響來勢洶洶。

是喜還是憂?

隨着AI技術的發展,各大科技公司的觸角已經深入到音樂行業。比如,Meta公司去年推出的MusicGen模型可以根據用戶輸入的文字生成音樂,而另一家公司Stability AI在今年推出的Stable Audio 2.0模型更允許用戶上傳現成的音樂,從而生成風格迥異的新音樂,音效甚至堪比黑膠唱片。

喜的是,AI讓非音樂專業出身的普通人不僅可以輕輕鬆鬆「創作」音樂,甚至還可以利用這些「創作」獲得額外的收入。美國一家初創公司Boomy允許用戶將其利用AI模型生成的音樂上載到Spotify等音樂串流平台,從而賺取佣金。

但憂的是,如果音樂可以被AI模型「創造」出來,那專業音樂人會否就此失業?從去年荷里活演員和劇作家對AI持續了5個月的抗議,不難看出這種憂慮已迫在眉睫。

事實上,這種憂慮也並非空穴來風。2017年Spotify上播放的音樂中,有87%是來自唱片公司的簽約歌手,但是到了2022年這個比率下降到了75%。截至2023年,AI已經生成了超過一億首樂曲,大概佔據了我們30%傾聽音樂的時間。業界人士預計,AI音樂的市場收益將會在2026年達到70億美元;到2030年,AI音樂將佔據50%的音樂市場份額。

數量抑或質素?

目前AI生成音樂的優勢在於速度和數量。美國初創公司Boomy聲稱,短短幾年AI生成樂曲已多達1800萬首;相比之下,Spotify上縱貫古今的曲目也只有一億首。可是,AI生成的音樂質素是否可以媲美專業音樂人的創作呢?目前AI的「創作」是基於過去的音樂,隨着數量的迅速增長,其質素會回歸平均(Regression to the mean);而當大眾對新技術的新鮮感退潮後,對AI生成的音樂會否感到厭煩,轉而追捧音樂人的創作?又或者,AI生成音樂和音樂人的原創音樂是否可以「科學分工」,比如AI生成音樂可以作為成本較低的背景音樂,而音樂人的創作則在演唱會舞台上熠熠生輝。

人們對於數量和質素的要求,從來都不是捨此棄彼,如何優勢互補,值得AI公司和音樂人共同探索。

對AI生成音樂感到頭痛的,不僅僅有音樂人,更有靠音樂版權為生的唱片公司。AI模型之所以可以「創造」音樂,依賴的原材料就是現有唱片公司旗下的音樂。模型學習了這些音樂的特點,從而「創造」新的音樂。但是AI公司是否需要為這些原材料付版權費?AI創造出來的音樂,是否也應該受版權保護?

近年來,對這些問題的挑戰層出不窮。比如去年,環球唱片指控一家由亞馬遜和谷歌投資的AI公司Anthropic非法使用旗下的音樂,來訓練AI模型。Anthropic公司則聲稱使用現有的音樂訓練AI模型,不屬於盜版侵權。

挑戰還是機會?

由於AI技術的發展速度遠遠超過了現行知識產權法例的進展,這些無法迅速解決的問題,就成為了灰色地帶,為唱片公司和AI科技公司既帶來挑戰,也提供機會。回顧歷史,這不是唱片公司第一次遇到科技對版權的挑戰。早在二十世紀末,當音樂從CD變成MP3電子檔案,加上Napster等共享檔案平台的興起,盜版音樂泛濫讓不少唱片公司幾近關門大吉。唱片業花了10年時間,才開發出比傳統售賣CD更加有利可圖的商業模式,並最終與音樂串流平台在音樂版權上達成協議。

以史為鑑,隨着AI音樂勢不可擋,唱片公司不再視其為洪水猛獸,而是努力尋找新的商業模式,讓音樂版權在AI時代可帶來更大收益。華納音樂集團CEO Robert Kyncl曾表示:「我們不會簡單粗暴地拒絕阻止AI。」在推動音樂版權的法律界定和保護措施的同時,積極利用AI,一方面協助專業音樂人以更低成本、更快速度創作音樂,比如運用AI將播客(Podcasts)內容轉換成不同語言,讓不同國度的聽眾一飽耳福,甚至利用機器學習模型將披頭四主唱John Lennon在1973年留下的一首模糊音樂demo提取出來,不僅在50年後的今天「復活」了這首Now and Then,還讓披頭四的經典歌曲重新火了一把;另一方面,也訓練AI模型來精準定位侵權音樂,在必要時提出法律訴訟。更有甚者,使出「蘿蔔加大棒」的策略,一邊抗議AI公司侵權,一邊推進與AI公司合作,利用其版權優勢搶佔市場先機。

兩百年前,一曲《命運交響曲》讓我們感受到雙耳失聰的貝多芬對命運的抗爭;兩百年後的今天,如果貝多芬復活,AI是否可以化為他的耳朵,促發他的靈感,為我們帶來更多傳世佳作?兩百年前,貝多芬用音符吶喊出:「聽!命運在敲門!」兩百年後的今天,希望AI敲開的是人類創造力之門!

本欄逢周三刊登

范亭亭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市場學首席講師

Read More

Navigating Hong Kong’s Trade Digitalization: Three Essential KPIs

Professor Heiwai Tang and Ms Shuyi Long

30 October 2024

 

In the 2024 Policy Address recently announced by the Chief Executive, mention is made of the Government’s plan to boost investment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particularly in the digitalization of trade. Concrete measures include expedit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Trade Single Window and forming a working group within the Hong Kong Monetary Authority to study the creation of a digital trade ecosystem with a focus on talent and infrastructure.

Soon after its release, the Policy Address sparked wide discussion in the community. Besides repeatedly writing about launching trade digitalization in Hong Kong time and again, we have also advocated for this issue publicly. Not only is digital trade an emerging trend in trade but it also presents a golden opportunity for the city’s growth. Hence, apart from the prerequisite hardware for building the Trade Single Window, it is crucial to concentrate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rade models and to be fully prepared for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services and cross-border e-commerce.

Paperless trade

One key aspect of digital trade is paperless trade, which involves digitalizing and automating all procedures during the trade process. This entails converting paper texts into digital files and changing from manual to electronic vetting processes so as to reduce costs in labour, resources, and time. The Trade Single Window  in the Policy Address is tantamount to digital customs administration. This platform streamlines the processing of imports and exports by integrating all procedures, covering customs clearances, declarations, document completion and submission, as well as fee payments into a unified digital interface.

Not a novel concept that emerged in recent years, the Trade Single Window has long been introduced in various countries and has already been widely used. According to the 2023 United Nations Global Survey on Digital and Sustainable Trade Facilitation, over 40 countries worldwide have fully implemented the Trade Single Window System, including developed nations in Europe, the US, and Japan as well as developing countries such as Peru, Thailand, and Brazil. Having launched the first two phases of the Trade Single Window, the Hong Kong SAR Government plans to complete the final phase by 2026.

In addition to customs, international trade encompasses many other aspects ranging from shipping and goods collection to loans and insurance, plenty of which still require paper documents. A 2022 report of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 estimates that each cross-border trade transaction involves at least 240 copies of 36 documents. Digitalizing the submission, vetting, and handling of all these documents will not only save paper and protect the environment but also streamline processes, saving much time and manpower. While establishing the Trade Single Window, Hong Kong should hasten the digitalization of other departments associated with trade, including updating regulations on the legal status of electronic documents and enhancing the digital infrastructure for processing them, thereby enabling Hong Kong to handle a larger trade volume.

Electronic commerce

Progress in paperless trade can be regarded as pivotal to digital trade and even the broader digital economy. However, digital trade does not merely change the flow of traditional goods trade to electronic mode. The WTO and the World Bank classify digital trade into digitally ordered trade and digitally deliverable trade. The former is characterized by e-commerce while the latter comprises the bulk of financial, legal, and consultation services. Both types of digital trade have enormous potential in the Hong Kong market. Although still in its infancy, e-commerce in the SAR has ample room for growth. Given that imports and exports of services are one of Hong Kong’s strengths, the digitalization of services trade is sure to usher in greater opportunities for this thriving sector.

E-commerce has become a massive market with a global income exceeding US$4 trillion and is expected to maintain rapid expansion for at least another decade. Hong Kong’s e-commerce market has also undergone dramatic development in recent years. Government statistics show that e-commerce sales were valued at over HK$30 billion in 2023, with clear signs of continued growth momentum ahead. Readers may be aware from their daily experiences that businesses like Hong Kong’s Yoho and HKTV Mall, the Mainland’s Taobao and Jingdong, and Amazon from overseas have become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part of our lives, whether through their online platforms or retail sales.

Yet the Hong Kong’s e-commerce market still offers tremendous opportunities for development. At present, this sector accounts for approximately 8% of the SAR’s total retail sales—a percentage that pales in comparison to developed e-commerce markets such as Mainland China, the UK, and South Korea (each standing above 25%) but is also lower compared to neighbouring countries such as Japan, Taiwan, and Singapore. This relatively low market share implies that consumption potential remains largely unexploited. Meanwhile, numerous enterprises and merchants will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get a slice of the e-commerce pie.

The local e-commerce market is now in urgent need of improvement in the following two areas. First, e-merchant facilities, e.g. logistics and internet platforms, are not up to par. Despite the availability of next-day delivery, same-day delivery, and even delivery by the hour in the Mainland, Japan, and South Korea, it can still take up to three days for orders to be delivered from Kowloon to Hong Kong Island. Consumers encountering problems with their purchases still have to undergo complicated procedures, ranging from after-sales service and communications to returns and refunds. These inconveniences only offset the biggest advantage of online platforms―efficient shopping. Ever in pursuit of efficiency, Hongkongers may find it more convenient to shop by going out to local stores or travelling north to Shenzhen.

Second, for businesses looking to develop e-commerce capabilities, the lack of the right skills is another problem. With an insufficient talent pool in e-commerce, hiring is difficult even for big companies, let alone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SMEs). A report released by FedEx in 2022 reveals that 60% of Hong Kong’s SMEs find it difficult to hire personnel with e-commerce skills. E-commerce differs from conventional retailing in terms of management, sales, operations, and promotion. Hence, to many merchants, e-commerce professionals are a prerequisite for developing this business. The Hong Kong SAR Government should drum up support for talent training programmes at local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and companies so as to quickly expand the talent reserve, thereby giving a boost to the e-commerce sector.

Trade in services

Services trade delivered through digital channels largely comprises professional services, including finance, law, education, healthcare,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2023, the world’s digital services exports amounted to over US$4 trillion, with the US, Mainland China, Japan, and India being the largest exporters.

Hong Kong being the world’s most services-oriented economy, the city’s services sector contributes to over 90% of its GDP, 60% of which is made up of services delivered through digital channels. Last year, the sector’s total production value exceeded HK$2.5 trillion, with the financial sector alone contributing more than HK$550 billion. With competitive advantages such as diverse services, a sound legal and judicial system, and an abundance of professionals, Hong Kong is second to none among the large services exporters mentioned above. Nevertheless, the digital services export figures simply do not do justice to these obvious advantages. In 2023, Hong Kong’s total services exports were valued at HK$700 billion, with digital services exports accounting for merely HK$300 billion (approximately US$45 billion). In comparison, Singapore’s digital services exports in the same year were valued at US$180 billion, nearly five times those of Hong Kong.

In the digital trade era, the challenges facing Hong Kong in leveraging the services sector’s distinct advantages can be attributed to the following reasons. First, digital services exports have been hindered by the incomplete progress in paperless trade. So long as required procedures of customs, banks, and the Government remain to be fully digitalized, digital services exports cannot be conducted on a large scale. In addition, unlike trade in goods, trade in services is also subject to various restrictions governing internet safety, cross-border data flow, and cross-border electronic payments. Since these issues cannot be resolved unilaterally, Hong Kong must negotiate with its trading partners to reach a consensus, making digital trade-related agreements indispensable. In this year’s Policy Address, the Government pledges to insert relevant provisions on digital trade and cross-border data flow into bilateral and multilateral trade agreements.

Last but not least, all sectors rely on platforms and opportunities to break into overseas markets, and the services sector is no exception. While sizeable companies in the services sector can probably explore export prospects on their own, SMEs are bound to stumble upon formidable challenges in following suit. They need the Government to provide them with information and connections, much like those offered for trade shows and exchange activities. The Government should consider taking similar measures to facilitate overseas visits and exchanges between companies in the services sector with foreign businesses. In addition, Government offices can be set up in Hong Kong’s major trading partner countries to help local enterprises to develop overseas markets. These initiatives would benefit the thriving services sector, propelling it to new heights.

Read M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