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舟求劍？美國利率政策的反思

3月10日，作為美國在創科領域最重要的銀行，矽谷銀行在48小時內突然宣布破產，無疑是近年來震撼全球的金融事件。雖然因為美國聯邦再保險公司快速介入和美國政府托底，避免了危機向其他金融機構和實體經濟大規模蔓延，但已反映出聯邦儲備局（聯儲局）自2022年以來多輪加息對金融和經濟帶來的巨大衝擊。

事實上，聯儲局主席鮑威爾在3月7日國會聽證會上透露，將持續加息對抗通脹，無疑成為矽谷銀行爆雷的導火線。

無獨有偶，隨後第一共和銀行的股價在5天內暴跌超過70%，Signature Bank和Silvergate Bank宣布停業，都與聯儲局去年至今極為嚴厲的緊縮政策密切相關。其後，瑞士金融巨頭瑞士信貸集團也爆出危機，市場難免擔憂美國銀行業的危機甚至有向歐洲蔓延的趨勢。

舊瓶新酒無濟於事

聯儲局這一年來接二連三的加息措施，源於美國經濟從2021年以來面臨的持續高通脹。2020年初新冠疫情爆發，全球經濟面臨重創。為了穩定經濟、刺激發展，聯儲局於同年3月連續兩次大幅下調基準利率，使得利率區間接近零。然而，隨着疫情逐步趨穩，高通脹轉而成為美國經濟的主旋律。2022年，美國消費者價格指數同比漲幅最高達到9.1%，創下近40年內歷史新高。

在高通脹的壓力下，聯儲局於2022年年初開始連續8次上調基準利率。截至2023年2月，利率區間從接近零飆升至4.5%與4.75%之間。在一連串加息猛藥的作用下，通貨膨脹的增速雖然有所緩和，但整體水平仍然居高不下。截至2022年12月，美國消費者價格指數同比增加6.5%，仍然顯著高於聯儲局設定的2%長期通脹目標。本月中矽谷銀行等事件相繼出現，更突顯出暴力加息在應對此輪通脹方面已力不從心。

令人顧慮的是，在加息政策還未實現穩定市場的時候，其副作用已經悄然襲來。減息促增長，加息控通脹，這一傳統貨幣政策向來廣被世界各國採用，為何這次在美國卻看似不靈了？

產業鏈重構成本升 加息難奏效

筆者認為，箇中關鍵在於此次通脹的成因和以前有着本質的不同。除了能源價格暴漲這一誘因，此次通脹深受全球產業鏈重構的影響。中美貿易戰、俄烏戰爭，以及逆全球化導致產業鏈布局不再僅僅基於經濟成本，反而偏重於地緣政治等非經濟因素。這導致發達國家的進口產品生產成本提高，採購價格自然提高，相應推高通貨膨脹。由於很多生活用品是剛需產品，抑制需求的緊縮政策難以解決供應鏈調整帶來的成本問題，因此很難奏效。

首先，地緣政治因素以及新冠疫情的影響，加速了全球產業鏈重構，提高了生產成本。這在眾多產業報告中都有闡述。一方面部分發達國家呼籲製造業回流；另一方面，全球產業鏈的分布正從講究效率轉為重視政治安全，經濟效率不再是產業鏈布局、貿易和投資的唯一驅動力。

體現在進口上，從2018年中美貿易戰爆發至2020年新冠疫情爆發前夕，美國整體進口水平呈現下降趨勢，且進口來源國出現顯著轉移。World Integrated Trade Solution的資料顯示，從2018年1月至2020年1月，美國從中國進口總值下降18.83%，同期從越南、柬埔寨的進口總值則急升，升幅分別為62.28%和73.6%，其中機械和電子設備的增幅尤為顯著。此外，美國從上屆總統特朗普開始推展的本地生產計劃，由於美國人力成本較高，其生產成本必然大增；加上進口來源國的轉移，為美國價格飆升埋下伏筆。

第二，產業鏈調整和進口來源地的改變，提高了進口商品價格。根據美國勞工統計局資料，疫情肆虐以來，美國從中國進口的整體價格指數僅上漲5.8%，在全球範圍內屬低水平，但從東南亞國家聯盟進口的商品價格指數則上漲了7.2%。美國這一棄廉就貴的進口來源轉變，無疑推高了產品價格。

最後，在經歷2022年開始的8次加息之後，美國的能源價格上升趨勢得到顯著控制，從最高點的月增41.6%（2022年6月）下降到月增5.2%（2023年2月）。然而，食品、電力等必需品價格的升勢雖然得以緩和，但跌勢緩慢。電力價格月同比增長率由最高的15.8%（2022年8月）下降到12.9%（2023年2月）。同期食品價格月同比增幅由最高的11.4%微降至9.5%。上述8次加息對能源以外的必需品價格影響較小，主要原因有兩點：一方面，供應鏈轉移帶來的生產成本上升，自然推高價格；另一方面，這些必需品需求彈性較小，因此加息無法大幅降低對這些必需品的需求。

須從治本入手

筆者認為，美國自2021年開始的高通貨膨脹有別於從前，主要在於逆全球化及全球產業鏈因地緣政治的轉移推高了生產成本。全球化布局昔日以經濟因素為主要考量的供應鏈體系，向更多考慮地緣政治等非經濟因素的全新供應鏈體系轉化，過程中難免導致價格上升，低需求彈性的必需品尤其如此。這也能解釋為何此輪通脹如此迅猛，逼得聯儲局連番加息，但效果卻不如預期。

總體來看，聯儲局2022年以來重拳加息以遏抑通脹的政策，稍有刻舟求劍之嫌。不僅無法解決全球供應鏈轉移所引發的成本增加問題，反而可能製造諸如矽谷銀行之類的危機。

當局應頭痛醫頭，且須對症下藥，正本清源，從生產成本着手，設法解決因為全球產業鏈轉移帶來的成本上升問題，致力於在新的產業鏈降低成本，或尋求構建更具經濟效益的產業鏈體系。

李晶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工商管理學學士（國際商業及環球管理）課程副總監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三年三月二十二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刻舟求劍？美國利率政策的反思

3月10日，作為美國在創科領域最重要的銀行，矽谷銀行在48小時內突然宣布破產，無疑是近年來震撼全球的金融事件。雖然因為美國聯邦再保險公司快速介入和美國政府托底，避免了危機向其他金融機構和實體經濟大規模蔓延，但已反映出聯邦儲備局（聯儲局）自2022年以來多輪加息對金融和經濟帶來的巨大衝擊。

事實上，聯儲局主席鮑威爾在3月7日國會聽證會上透露，將持續加息對抗通脹，無疑成為矽谷銀行爆雷的導火線。

無獨有偶，隨後第一共和銀行的股價在5天內暴跌超過70%，Signature Bank和Silvergate Bank宣布停業，都與聯儲局去年至今極為嚴厲的緊縮政策密切相關。其後，瑞士金融巨頭瑞士信貸集團也爆出危機，市場難免擔憂美國銀行業的危機甚至有向歐洲蔓延的趨勢。

舊瓶新酒無濟於事

聯儲局這一年來接二連三的加息措施，源於美國經濟從2021年以來面臨的持續高通脹。2020年初新冠疫情爆發，全球經濟面臨重創。為了穩定經濟、刺激發展，聯儲局於同年3月連續兩次大幅下調基準利率，使得利率區間接近零。然而，隨着疫情逐步趨穩，高通脹轉而成為美國經濟的主旋律。2022年，美國消費者價格指數同比漲幅最高達到9.1%，創下近40年內歷史新高。

在高通脹的壓力下，聯儲局於2022年年初開始連續8次上調基準利率。截至2023年2月，利率區間從接近零飆升至4.5%與4.75%之間。在一連串加息猛藥的作用下，通貨膨脹的增速雖然有所緩和，但整體水平仍然居高不下。截至2022年12月，美國消費者價格指數同比增加6.5%，仍然顯著高於聯儲局設定的2%長期通脹目標。本月中矽谷銀行等事件相繼出現，更突顯出暴力加息在應對此輪通脹方面已力不從心。

令人顧慮的是，在加息政策還未實現穩定市場的時候，其副作用已經悄然襲來。減息促增長，加息控通脹，這一傳統貨幣政策向來廣被世界各國採用，為何這次在美國卻看似不靈了？

產業鏈重構成本升 加息難奏效

筆者認為，箇中關鍵在於此次通脹的成因和以前有着本質的不同。除了能源價格暴漲這一誘因，此次通脹深受全球產業鏈重構的影響。中美貿易戰、俄烏戰爭，以及逆全球化導致產業鏈布局不再僅僅基於經濟成本，反而偏重於地緣政治等非經濟因素。這導致發達國家的進口產品生產成本提高，採購價格自然提高，相應推高通貨膨脹。由於很多生活用品是剛需產品，抑制需求的緊縮政策難以解決供應鏈調整帶來的成本問題，因此很難奏效。

首先，地緣政治因素以及新冠疫情的影響，加速了全球產業鏈重構，提高了生產成本。這在眾多產業報告中都有闡述。一方面部分發達國家呼籲製造業回流；另一方面，全球產業鏈的分布正從講究效率轉為重視政治安全，經濟效率不再是產業鏈布局、貿易和投資的唯一驅動力。

體現在進口上，從2018年中美貿易戰爆發至2020年新冠疫情爆發前夕，美國整體進口水平呈現下降趨勢，且進口來源國出現顯著轉移。World Integrated Trade Solution的資料顯示，從2018年1月至2020年1月，美國從中國進口總值下降18.83%，同期從越南、柬埔寨的進口總值則急升，升幅分別為62.28%和73.6%，其中機械和電子設備的增幅尤為顯著。此外，美國從上屆總統特朗普開始推展的本地生產計劃，由於美國人力成本較高，其生產成本必然大增；加上進口來源國的轉移，為美國價格飆升埋下伏筆。

第二，產業鏈調整和進口來源地的改變，提高了進口商品價格。根據美國勞工統計局資料，疫情肆虐以來，美國從中國進口的整體價格指數僅上漲5.8%，在全球範圍內屬低水平，但從東南亞國家聯盟進口的商品價格指數則上漲了7.2%。美國這一棄廉就貴的進口來源轉變，無疑推高了產品價格。

最後，在經歷2022年開始的8次加息之後，美國的能源價格上升趨勢得到顯著控制，從最高點的月增41.6%（2022年6月）下降到月增5.2%（2023年2月）。然而，食品、電力等必需品價格的升勢雖然得以緩和，但跌勢緩慢。電力價格月同比增長率由最高的15.8%（2022年8月）下降到12.9%（2023年2月）。同期食品價格月同比增幅由最高的11.4%微降至9.5%。上述8次加息對能源以外的必需品價格影響較小，主要原因有兩點：一方面，供應鏈轉移帶來的生產成本上升，自然推高價格；另一方面，這些必需品需求彈性較小，因此加息無法大幅降低對這些必需品的需求。

須從治本入手

筆者認為，美國自2021年開始的高通貨膨脹有別於從前，主要在於逆全球化及全球產業鏈因地緣政治的轉移推高了生產成本。全球化布局昔日以經濟因素為主要考量的供應鏈體系，向更多考慮地緣政治等非經濟因素的全新供應鏈體系轉化，過程中難免導致價格上升，低需求彈性的必需品尤其如此。這也能解釋為何此輪通脹如此迅猛，逼得聯儲局連番加息，但效果卻不如預期。

總體來看，聯儲局2022年以來重拳加息以遏抑通脹的政策，稍有刻舟求劍之嫌。不僅無法解決全球供應鏈轉移所引發的成本增加問題，反而可能製造諸如矽谷銀行之類的危機。

當局應頭痛醫頭，且須對症下藥，正本清源，從生產成本着手，設法解決因為全球產業鏈轉移帶來的成本上升問題，致力於在新的產業鏈降低成本，或尋求構建更具經濟效益的產業鏈體系。

李晶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工商管理學學士（國際商業及環球管理）課程副總監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三年三月二十二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當ChatGPT開始聊天，當Louis Vuitton開始嘻哈

ChatGPT（即Chat Generative Pre-Trained Transformer）是什麼？會聊天的機械人！機械人怎麼聊天？你想讓它怎麼聊，它就怎麼聊。2022年11月，微軟公司旗下的人工智能（AI）開發公司OpenAI推出ChatGPT，自此與機械人聊天似乎比與人聊天更加有趣新潮。隨便輸入一個問題，上至天文，下至地理，遠至史前，近至當下，無所不知，無所不答。

ChatGPT不僅會通暢地組織語句，甚至還會模仿莎士比亞的口吻和你對話；節省用戶逐項搜尋的時間精力之餘，不失風趣幽默。2013年科幻電影《觸不到的她》（Her）裏面隨時隨地陪伴男主角貼心聊天的AI虛擬戀人，似乎已經悄然來到我們身邊。

AI來勢洶洶

一時之間，全世界沸騰了。ChatGPT對公眾開放後，短短5天就吸引了百萬的用戶使用，成為世界上最快被消費者接受的新產品之一。比爾蓋茨認為其重要性「比肩個人電腦……和互聯網」【註1】。不久前微軟將ChatGPT引入搜索引擎Bing，搜尋結果變得更為精準，日後新版或會兼備畫圖等具創作力的功能。

谷歌也不甘落後，其母公司Alphabet將投資20億美元開發Cohere，以抗衡OpenAI【註2】。

ChatGPT作為一種生成式人工智能（generative AI），運用深度學習技術，其價值遠超陪人聊天，除了包括記憶文本本身的知識，也涵蓋人類如何組織語言，如何表情達意，如何將複雜的資訊串連成有意義的對話。儘管很多高科技公司都在開發類似的技術，但ChatGPT是首個面向普羅大眾的AI介面，而廣大用家躍躍欲試的程度，可謂前所未有。

人不如機？

從新聞媒體到社交平台，從科技達人到在校學生，鋪天蓋地的話題都聚焦於ChatGPT。激動之餘，大家不禁開始擔憂，機器都能聊天了，還要人來做什麼？ChatGPT可以編寫程式，科技部門是不是要解散？ChatGPT可以寫文章，作家、編輯會否飯碗不保？ChatGPT看來無所不曉，那麼孩子還須上學麼？

事實上，類似ChatGPT的機器學習技術已經滲透到各行各業。谷歌在2023年1月聲稱其AI技術可以根據文本描述來創作音樂，Stability AI公司已經開發出可以將文本轉換成圖像的技術，DeepMind的模型已經可以預測蛋白結構。數據供應商PitchBook估計，僅在2022年，全球的創業資本家就已注資6.7萬億美元在與AI相關的產業。顧問公司麥肯錫發現，2017年只有20%的公司嘗試使用AI技術，至2022年則已跳升至50%【註2】。

反其道而行

當AI技術昂然進軍各個領域，當我們擔憂機器進一步取代人類時，時尚巨頭路易威登（Louis Vuitton）的一個出乎意料的決策，似乎帶來一點希望。上月該法國品牌委任美國知名的嘻哈（hip-hop）饒舌歌手兼音樂製作人威廉斯（Pharrell Williams）為男裝創意總監。消息一出，時尚圈、音樂界、投資者、消費者無不驚嘆連連。也許威廉斯這個名字並不廣為人知，但是如果提起卡通電影《壞蛋獎門人2》裏的小黃人，大家一定會想起電影主題曲Happy。這首琅琅上口的流行歌曲，就是由他創作和演唱的。

享譽環球的奢侈品牌居然讓一個饒舌歌手設計男裝？雖然威廉斯屢屢涉及時尚圈，也和香奈兒（Chanel）、adidas等不少品牌合作打造一系列服飾，但他畢竟不是設計科班出身，也沒有受過系統式的時尚訓練，如何能擔當起路易威登的創意總監呢？威廉斯有什麼過人之處，足以讓這家百年老店放棄一眾專業設計師而加以青睞？

人，才是主角

細想一下，路易威登真的需要威廉斯親手設計、剪裁時裝麼？其實設計概念可用電腦程式，以機器裁剪亦更為精準，選料搭配也可借助ChatGPT。話雖如此，再先進的AI技術都無法取代威廉斯，因為他別樹一幟的是高級時裝和街頭嘻哈的結合，是傳統優雅和潮流文化的碰撞，是年輕一代對未來奢侈品的新定義。

在AI技術逐漸取代人工的趨勢下，路易威登這個出乎意料的決定，恰恰證明了人的重要性。機器可以設計時裝，可以譜曲填詞，也可以寫書撰文，但是我們追求的是時裝體現的獨特個性，喜歡的是歌曲背後的人文關懷，感受的是字裏行間蘊含的溫度。

愛因斯坦說：「人的直覺是上天的恩賜，而人的理性是忠實的僕人。但我們的社會卻崇敬僕人，遺忘了恩賜。」當ChatGPT開始聊天，機器就開始學習做理性的僕人。當路易威登開始嘻哈，上天恩賜的直覺才成為舞台的主角。讓我們的理性教曉機器處事，讓我們的直覺引領文明進步。

註1：《經濟學人》，2023年2月11日

註2：《經濟學人》，2022年12月10日

范亭亭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市場學高級講師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三年三月十五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當ChatGPT開始聊天，當Louis Vuitton開始嘻哈

ChatGPT（即Chat Generative Pre-Trained Transformer）是什麼？會聊天的機械人！機械人怎麼聊天？你想讓它怎麼聊，它就怎麼聊。2022年11月，微軟公司旗下的人工智能（AI）開發公司OpenAI推出ChatGPT，自此與機械人聊天似乎比與人聊天更加有趣新潮。隨便輸入一個問題，上至天文，下至地理，遠至史前，近至當下，無所不知，無所不答。

ChatGPT不僅會通暢地組織語句，甚至還會模仿莎士比亞的口吻和你對話；節省用戶逐項搜尋的時間精力之餘，不失風趣幽默。2013年科幻電影《觸不到的她》（Her）裏面隨時隨地陪伴男主角貼心聊天的AI虛擬戀人，似乎已經悄然來到我們身邊。

AI來勢洶洶

一時之間，全世界沸騰了。ChatGPT對公眾開放後，短短5天就吸引了百萬的用戶使用，成為世界上最快被消費者接受的新產品之一。比爾蓋茨認為其重要性「比肩個人電腦……和互聯網」【註1】。不久前微軟將ChatGPT引入搜索引擎Bing，搜尋結果變得更為精準，日後新版或會兼備畫圖等具創作力的功能。

谷歌也不甘落後，其母公司Alphabet將投資20億美元開發Cohere，以抗衡OpenAI【註2】。

ChatGPT作為一種生成式人工智能（generative AI），運用深度學習技術，其價值遠超陪人聊天，除了包括記憶文本本身的知識，也涵蓋人類如何組織語言，如何表情達意，如何將複雜的資訊串連成有意義的對話。儘管很多高科技公司都在開發類似的技術，但ChatGPT是首個面向普羅大眾的AI介面，而廣大用家躍躍欲試的程度，可謂前所未有。

人不如機？

從新聞媒體到社交平台，從科技達人到在校學生，鋪天蓋地的話題都聚焦於ChatGPT。激動之餘，大家不禁開始擔憂，機器都能聊天了，還要人來做什麼？ChatGPT可以編寫程式，科技部門是不是要解散？ChatGPT可以寫文章，作家、編輯會否飯碗不保？ChatGPT看來無所不曉，那麼孩子還須上學麼？

事實上，類似ChatGPT的機器學習技術已經滲透到各行各業。谷歌在2023年1月聲稱其AI技術可以根據文本描述來創作音樂，Stability AI公司已經開發出可以將文本轉換成圖像的技術，DeepMind的模型已經可以預測蛋白結構。數據供應商PitchBook估計，僅在2022年，全球的創業資本家就已注資6.7萬億美元在與AI相關的產業。顧問公司麥肯錫發現，2017年只有20%的公司嘗試使用AI技術，至2022年則已跳升至50%【註2】。

反其道而行

當AI技術昂然進軍各個領域，當我們擔憂機器進一步取代人類時，時尚巨頭路易威登（Louis Vuitton）的一個出乎意料的決策，似乎帶來一點希望。上月該法國品牌委任美國知名的嘻哈（hip-hop）饒舌歌手兼音樂製作人威廉斯（Pharrell Williams）為男裝創意總監。消息一出，時尚圈、音樂界、投資者、消費者無不驚嘆連連。也許威廉斯這個名字並不廣為人知，但是如果提起卡通電影《壞蛋獎門人2》裏的小黃人，大家一定會想起電影主題曲Happy。這首琅琅上口的流行歌曲，就是由他創作和演唱的。

享譽環球的奢侈品牌居然讓一個饒舌歌手設計男裝？雖然威廉斯屢屢涉及時尚圈，也和香奈兒（Chanel）、adidas等不少品牌合作打造一系列服飾，但他畢竟不是設計科班出身，也沒有受過系統式的時尚訓練，如何能擔當起路易威登的創意總監呢？威廉斯有什麼過人之處，足以讓這家百年老店放棄一眾專業設計師而加以青睞？

人，才是主角

細想一下，路易威登真的需要威廉斯親手設計、剪裁時裝麼？其實設計概念可用電腦程式，以機器裁剪亦更為精準，選料搭配也可借助ChatGPT。話雖如此，再先進的AI技術都無法取代威廉斯，因為他別樹一幟的是高級時裝和街頭嘻哈的結合，是傳統優雅和潮流文化的碰撞，是年輕一代對未來奢侈品的新定義。

在AI技術逐漸取代人工的趨勢下，路易威登這個出乎意料的決定，恰恰證明了人的重要性。機器可以設計時裝，可以譜曲填詞，也可以寫書撰文，但是我們追求的是時裝體現的獨特個性，喜歡的是歌曲背後的人文關懷，感受的是字裏行間蘊含的溫度。

愛因斯坦說：「人的直覺是上天的恩賜，而人的理性是忠實的僕人。但我們的社會卻崇敬僕人，遺忘了恩賜。」當ChatGPT開始聊天，機器就開始學習做理性的僕人。當路易威登開始嘻哈，上天恩賜的直覺才成為舞台的主角。讓我們的理性教曉機器處事，讓我們的直覺引領文明進步。

註1：《經濟學人》，2023年2月11日

註2：《經濟學人》，2022年12月10日

范亭亭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市場學高級講師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三年三月十五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香江失健筆 本港缺奇才

上周末，幾位朋友談起文壇現狀，大嘆香港連失健筆，人才凋零。去年年中倪匡仙逝，年底走了西西，今年年初劉紹銘過身；加上老病的、封筆的、歸隱的、出走的，昔日風流，盡被雨打風吹去。筆者好文，聽了心有戚戚。然而在大多數人眼裏，文人畢竟只屬少數，縱使文壇花果飄零，在社會上也僅能泛起一點漣漪。

香港正當一片搶人才的熱潮，文化圈的損失看來無足輕重，至少不是當務之急。這種想法，似乎無可厚非，但其實不然。一個城市的文化底蘊和創造力，決定其氣質風貌，對吸引人才可謂舉足輕重。

投才所好 文化吸力

人力資本是經濟學的核心概念。經濟學家研究各種人力資本的載體，包括體力勞動者、技術工人、企業家、商人、職業經理人、科技工作者等等，唯獨欠缺文化人和藝術家。這主要是因為這個群體的投入產出方式難以衡量，無從客觀釐定，並非他們對經濟活動不重要。武俠小說一代宗師金庸以及粵語流行曲教父黃霑，為香港所創造的經濟價值並不亞於商業大亨或者金融巨擘。更重要的是，文藝領域的奇才足以影響其他領域的人才對一個城市的偏好。

每年年初是本地大學經濟院系向全球廣發英雄帖，大舉招聘教授的季節。來香港的應聘者，往往也是新加坡幾所大學的重點關注對象。獅城和本港的科研實力旗鼓相當，大學老師薪酬接近，在城市環境和生活質量上差別不大。決定勝負的，離不開與文化相關的軟環境。領略了香港的美食美景之後，應聘者難免會問，最近有哪些音樂名家前來演出，哪位本地作家的新著作面世，發生了什麼風雅的奇聞逸事？

一個城市的文化氛圍，不僅對大學招聘至關重要，對搶奪其他領域的人才也不容忽視。多倫多大學的佛羅里達（Richard Florida）教授曾經寫過一本頗有影響力的書，名為《創意階層的興起》（The Rise of the Creative Class）。他認為，以高科技和文藝工作者為中心的創意階層，是現代城市活力的源泉，也是經濟增長的引擎。然而，這個階層恰恰是飛來飛去的人群，正是「揀盡寒枝不肯棲」。要讓這些人棲居下來，一個城市必須富有創造性的精神特質（creative ethos），而這些人的積極參與，則又進一步鞏固城市的創意文化。當創意階層在社會上佔一定比例，這個城市就會脫胎換骨，一飛沖天。

創意文化 追本溯源

佛羅里達教授的想法跟所謂的快樂學習法一樣，自然極為誘人，也切中不少經濟高速增長城市的文化願景。近年來，內地主要城市的政府紛紛提出發展文化產業、興建創意園的綱領。特區政府在這方面算是先行一步，從2000年開始，就陸續推出創意智優計劃和文化發展基金等計劃，銳意把香港打造成亞洲的創意之都。時至2020年，創意產業的增加值約佔香港本地生產總值的2.3%。儘管這個比例不盡如人意，特區政府不減對創意產業的支持，但不得不審視的問題是，香港發展創意經濟的根基在哪裏？

由於高度的商業化和文化的獨特性，香港在許多內地人眼裏一直是文化的荒郊野嶺；就算有文化，也僅僅限於金庸、古龍、倪匡，以及眾多娛樂明星創造的通俗文化。20年前，筆者第一次來港，就是戴着這樣的有色眼鏡。在出差的最後一天，正準備到時代廣場買一支數碼錄音筆，剛好路過銅鑼灣的商務印書館，抱着開卷有益的心理進去閒逛。不料這一駐足竟讓筆者對香港文化界大為改觀。

記得當時在書店連站六七個小時，翻閱一本又一本張五常、林行止的大作，最後又意猶未盡地看了半本董橋，外加半本跟香港淵源頗深的陳之藩。離港之時，錄音筆沒買成，港產墨客騷人大大小小的著作倒是買了一堆。回到內地與文友特別舉行了一次閱讀會，大夥從此不再宣稱香港為文化荒漠。

此後的很長一段時間，每次來港，筆者總能驚喜地發現本地文化的耀眼之處，從文學到音樂影視，以至視覺藝術，都頗有獨到之處。難能可貴的是，香港文藝的創造力並非來自廟堂，而更多的是源於民間，為行走江湖之中的奇才所創。這樣的文化產品，根基更深，原創性更強，影響力也更廣。

另闢蹊徑 廣納人才

香港在文化方面的創造力，固然得益於百年來的中西交匯，更歸功於社會自由開放之風。過去數十年，香港一直是兩岸三地文化人的聚散地，南來北往中，碰撞出林林總總的新想法和新思維。

近幾年中西摩擦增多，交流減少，加上粵語文化萎縮，本港人才流失，文化的原創力也就減弱了許多。這也許是創意行業未能蓬勃發展的一個原因。事實上，業界所急需的不是政府的資金扶持，而是新的文化創造者。

為了應對各地搶人才的競爭，特區政府去年底推出「高端人才通行證（高才通）計劃」。儘管近日出現了有案底科技人員一度輕易獲批、內地人藉此來港生育等爭論，政府招賢納士的決心和舉措還是可圈可點。是項計劃的標準一看學歷，二看金錢，未免過於狹隘，有人甚至質疑，特區政府到底是愛才還是愛財。在筆者看來，「高才通」的標準適用於科技和財經人才，卻難以適用於其他範疇的人才，尤其是文化人才。

特區政府不妨另闢蹊徑，開通引進文化人才的特殊通道。當然，這是短期的權宜之計；長遠而言，理應努力營造自由多元、兼容並蓄的文化氛圍，以便培育本港和吸引外地的文化奇才。

吳延暉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經濟學、管理及商業策略副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三年三月八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制裁──美國的外交武器

俄烏戰爭已持續一整年。戰爭開始時，很多人預期俄羅斯可以在短期內達到其軍事目的，但這卻是高估了俄軍的戰鬥力和低估了烏軍的士氣。目前看來，雙方都沒有致勝的把握，亦無認真和談的意願，難以預測戰事還要維持多久。另一方面，西方國家對俄羅斯出兵烏克蘭的即時反應，是實施多種嚴苛的經濟和金融制裁。當時預期這些制裁會嚴重打擊俄羅斯經濟，使其一蹶不振。俄羅斯經濟雖然受到相當大的破壞，但沒有預期般崩潰。國際貨幣基金在2022年4月的《世界經濟展望》中預期俄羅斯GDP會在去年下跌8.5%，但在今年1月同樣的報告中則估計只會減少2.2%。

經濟金融制裁的效用備受爭議，亦視乎情況而定。有研究審視過往的案例【註1、註2】，概括出成功制裁的一些因素。

傷敵一千自損八百

首先是制裁必須快速果斷，使對方難以迴避；與這一點有關的是，制裁須在短時間內達致效果，不給予對方尋找解決辦法的機會。時間愈長，迴旋愈多，制裁的效果自然打了折扣。其二是目標要簡單，如不應期望制裁可以迫使對方作重大的政治或制度改革。第三是制裁與被制裁兩者要有一定的經濟聯繫，不然制裁措施無處着力。若雙方沒有什麼貿易往來，自然談不上限制對方的進出口。但反過來說，若雙方經貿往來頻繁，制裁對方同時會損人害己。

一個經濟制裁比較有效的例子是，2012年美國和歐盟及其他國家大力制裁伊朗，迫使其放棄發展核武器的計劃。具體的措施包括限制伊朗出口石油、凍結其海外資產、禁止企業與伊朗的商貿往來等等。伊朗隨後因龐大的經濟壓力，於2015年同意簽訂協議，拆除有關核設施，並開放予國際機構檢視，以換取制裁的紓緩。若以是否達到美國的目的來衡量，這次對伊朗的制裁是成功的。

這個例子也突顯了有效制裁的兩個因素：第一是美國需要與盟友合作才能把握勝算。參與對伊朗制裁的，除了美國和歐盟之外，還有加拿大、澳洲、挪威、瑞士、日本及南韓等，同時亦牽涉到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可以說是對伊朗的「大包圍」。

然而，特朗普在2018年總統任內，以有關協議未能嚴謹約束伊朗發展新型武器為理由而單方面退出，並對伊朗重施金融及石油制裁。這使歐盟及其他國家處於尷尬境地，她們仍留在協議中，其國內企業理應可繼續和伊朗商業往來，但這會否觸犯美國的長臂管轄，是個重要的考慮。法國的阿爾斯通公司（Alstom，《美國陷阱》一書的內容）和中國的華為（孟晚舟事件）都是前車之鑑。美國單方面退出協議後，伊朗也無視協議的約束而繼續其核計劃，美伊關係遂再次惡化。

第二是美國若要成功制裁，便須透過機制將制裁帶來的經濟壓力，轉化為接受美國條件的政治決定。在伊朗這個例子中，伊朗人民面對制裁導致的數年經濟負增長，選出了在競選時表示願意與美國談判的魯哈尼（Rouhani）為總統，才有日後的協議。不過，由於經濟制裁會傷敵一千但自損八百，受制裁者固然會因過度損傷而屈服，但實施制裁的，也或會因自己的損傷而放棄制裁。

自從美歐對俄羅斯實施制裁，歐洲經濟便首當其衝，一年下來，歐洲各地民眾的生活每況愈下，紛紛上街示威和罷工。由於歐洲經濟在短期內難有轉機，當地民眾的不滿情緒難以排解，或者會影響之後對俄羅斯的制裁。

美元主導跨境支付

制裁是強控其他國家、企業或個人的資源運用，以及限制其經濟活動，並非新鮮事物。然而，頻密地以制裁其他國家來達到個別國家的經濟和外交目的，則是最近幾十年的事情，而美國是最活躍和最有準備的制裁者。

經濟金融制裁已經成為美國慣用的外交武器，在利誘脅迫和軍事行動之間的一個慣性選擇。若將制裁分為金融和非金融的話，隨着金融全球化的演變，涉及金融制裁的案例佔所有制裁約60%。美國是使用金融制裁最多的國家，主要原因是她掌握了最有效的工具，就是美元霸權和全球的主要金融渠道，如跨境支付的訊息系統SWIFT（The Society for Worldwide Interbank Financial Telecommunication）。

美元在全球金融的支配地位眾所皆知。按國際清算銀行的數字【註3】，即使美國貿易只佔全球貿易的10%，卻有50%全球貿易以美元定價。在外匯市場的交易中，有90%涉及美元。此外，美元在全球央行的外匯儲備中佔60%，在跨境貸款中佔50%。如此種種，要避開美元不受美國制裁殊不容易。

跨境支付需要位於不同國家的付款人和收款人各自銀行都得到清晰準確和可確認的支付指示才可進行。

在上世紀中期，有關訊息主要通過電傳系統（Telex）發布。但由於電傳的內容沒有規格，每宗交易往往需要多次訊息交換來核證準確性和合法性，成本甚高。到七十年代各國相繼開放資本賬，增加了國際資金往來，SWIFT遂在1973年應運而生。SWIFT既非銀行亦非結算系統，它主要是傳遞支付訊息的機構，並發展標準化的語法規則（syntax）以降低交易成本。至去年11月，每天平均處理4480萬個訊息，是全球支付的主要環節。

SWIFT在比利時成立，原則上按比利時和歐盟法律辦事。上文提到美國在2012年制裁伊朗，當時美國立法授權美國總統制裁任何幫助伊朗銀行傳遞金融訊息的機構或個人，包括SWIFT。隨後歐盟也有類似法例，所以SWIFT便將有關伊朗銀行在系統中除名。

然而，2018年美國退出和伊朗的核協議後恢復對伊朗的制裁，即使歐盟仍在協議中，SWIFT也附和美國對伊朗的制裁。因為若SWIFT也受到美國制裁，將會對全球經濟造成重大影響。這個理由有些似是而非，按這個邏輯，美國可以隨時迫使SWIFT對付自己的競爭對手或敵人。

替代機制應運而生

俄烏戰爭後西方制裁俄羅斯的項目甚多，在金融領域上包括禁止俄羅斯銀行使用SWIFT、禁止本國銀行與俄羅斯作商業活動及凍結俄羅斯央行在海外的資產等，每招都有大殺傷力。可是，在其他國家眼裏，制裁措施愈嚴苛，愈要找出對策，避免將來可能被制裁時的困境。美國運用金融制裁的力度愈大，替代機制的產生愈快，到頭來削弱了金融制裁這件武器的威力。

事實上，在跨境支付方面，已出現好幾個新系統，包括俄羅斯的System for Transfer of Financial Messages（SPFS）和中國的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Cross-Border Interbank Payments System，CIPS）。雖然這些系統已在運作中，但是規模還不能與有50年歷史的SWIFT相比。

至於美元霸權，亦逐漸受到各方面的挑戰，如一些石油和大宗商品以非美元交易、金磚國家提出以商品為本位的儲備貨幣單位、各國央行電子貨幣的研發和試用、阿根廷和巴西推出共同貨幣促進貿易的想法等等，即使在短期內未能成事或考慮仍有不周，在在都反映出全球要淡化美元霸權的思考。

已故麻省理工學院著名經濟學教授魯迪·多恩布什（Rudiger Dornbusch）有一句名言：「在經濟領域中，事情比人們所想的較遲發生，但發生時的步伐比人們所想的更快。」

註1：Hufbauer, G., Schott, J. and Oegg, B. (2009) Economic Sanctions Reconsidered, 3rd edn. Washington, DC: Peter G.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註2：Demarais, A. (2022) Backfire: How Sanctions Reshape the World Against U.S. Interest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註3：https://www.bis.org/publ/qtrpdf/r_qt2212f.htm

陸炎輝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榮譽副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三年三月一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制裁──美國的外交武器

俄烏戰爭已持續一整年。戰爭開始時，很多人預期俄羅斯可以在短期內達到其軍事目的，但這卻是高估了俄軍的戰鬥力和低估了烏軍的士氣。目前看來，雙方都沒有致勝的把握，亦無認真和談的意願，難以預測戰事還要維持多久。另一方面，西方國家對俄羅斯出兵烏克蘭的即時反應，是實施多種嚴苛的經濟和金融制裁。當時預期這些制裁會嚴重打擊俄羅斯經濟，使其一蹶不振。俄羅斯經濟雖然受到相當大的破壞，但沒有預期般崩潰。國際貨幣基金在2022年4月的《世界經濟展望》中預期俄羅斯GDP會在去年下跌8.5%，但在今年1月同樣的報告中則估計只會減少2.2%。

經濟金融制裁的效用備受爭議，亦視乎情況而定。有研究審視過往的案例【註1、註2】，概括出成功制裁的一些因素。

傷敵一千自損八百

首先是制裁必須快速果斷，使對方難以迴避；與這一點有關的是，制裁須在短時間內達致效果，不給予對方尋找解決辦法的機會。時間愈長，迴旋愈多，制裁的效果自然打了折扣。其二是目標要簡單，如不應期望制裁可以迫使對方作重大的政治或制度改革。第三是制裁與被制裁兩者要有一定的經濟聯繫，不然制裁措施無處着力。若雙方沒有什麼貿易往來，自然談不上限制對方的進出口。但反過來說，若雙方經貿往來頻繁，制裁對方同時會損人害己。

一個經濟制裁比較有效的例子是，2012年美國和歐盟及其他國家大力制裁伊朗，迫使其放棄發展核武器的計劃。具體的措施包括限制伊朗出口石油、凍結其海外資產、禁止企業與伊朗的商貿往來等等。伊朗隨後因龐大的經濟壓力，於2015年同意簽訂協議，拆除有關核設施，並開放予國際機構檢視，以換取制裁的紓緩。若以是否達到美國的目的來衡量，這次對伊朗的制裁是成功的。

這個例子也突顯了有效制裁的兩個因素：第一是美國需要與盟友合作才能把握勝算。參與對伊朗制裁的，除了美國和歐盟之外，還有加拿大、澳洲、挪威、瑞士、日本及南韓等，同時亦牽涉到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可以說是對伊朗的「大包圍」。

然而，特朗普在2018年總統任內，以有關協議未能嚴謹約束伊朗發展新型武器為理由而單方面退出，並對伊朗重施金融及石油制裁。這使歐盟及其他國家處於尷尬境地，她們仍留在協議中，其國內企業理應可繼續和伊朗商業往來，但這會否觸犯美國的長臂管轄，是個重要的考慮。法國的阿爾斯通公司（Alstom，《美國陷阱》一書的內容）和中國的華為（孟晚舟事件）都是前車之鑑。美國單方面退出協議後，伊朗也無視協議的約束而繼續其核計劃，美伊關係遂再次惡化。

第二是美國若要成功制裁，便須透過機制將制裁帶來的經濟壓力，轉化為接受美國條件的政治決定。在伊朗這個例子中，伊朗人民面對制裁導致的數年經濟負增長，選出了在競選時表示願意與美國談判的魯哈尼（Rouhani）為總統，才有日後的協議。不過，由於經濟制裁會傷敵一千但自損八百，受制裁者固然會因過度損傷而屈服，但實施制裁的，也或會因自己的損傷而放棄制裁。

自從美歐對俄羅斯實施制裁，歐洲經濟便首當其衝，一年下來，歐洲各地民眾的生活每況愈下，紛紛上街示威和罷工。由於歐洲經濟在短期內難有轉機，當地民眾的不滿情緒難以排解，或者會影響之後對俄羅斯的制裁。

美元主導跨境支付

制裁是強控其他國家、企業或個人的資源運用，以及限制其經濟活動，並非新鮮事物。然而，頻密地以制裁其他國家來達到個別國家的經濟和外交目的，則是最近幾十年的事情，而美國是最活躍和最有準備的制裁者。

經濟金融制裁已經成為美國慣用的外交武器，在利誘脅迫和軍事行動之間的一個慣性選擇。若將制裁分為金融和非金融的話，隨着金融全球化的演變，涉及金融制裁的案例佔所有制裁約60%。美國是使用金融制裁最多的國家，主要原因是她掌握了最有效的工具，就是美元霸權和全球的主要金融渠道，如跨境支付的訊息系統SWIFT（The Society for Worldwide Interbank Financial Telecommunication）。

美元在全球金融的支配地位眾所皆知。按國際清算銀行的數字【註3】，即使美國貿易只佔全球貿易的10%，卻有50%全球貿易以美元定價。在外匯市場的交易中，有90%涉及美元。此外，美元在全球央行的外匯儲備中佔60%，在跨境貸款中佔50%。如此種種，要避開美元不受美國制裁殊不容易。

跨境支付需要位於不同國家的付款人和收款人各自銀行都得到清晰準確和可確認的支付指示才可進行。

在上世紀中期，有關訊息主要通過電傳系統（Telex）發布。但由於電傳的內容沒有規格，每宗交易往往需要多次訊息交換來核證準確性和合法性，成本甚高。到七十年代各國相繼開放資本賬，增加了國際資金往來，SWIFT遂在1973年應運而生。SWIFT既非銀行亦非結算系統，它主要是傳遞支付訊息的機構，並發展標準化的語法規則（syntax）以降低交易成本。至去年11月，每天平均處理4480萬個訊息，是全球支付的主要環節。

SWIFT在比利時成立，原則上按比利時和歐盟法律辦事。上文提到美國在2012年制裁伊朗，當時美國立法授權美國總統制裁任何幫助伊朗銀行傳遞金融訊息的機構或個人，包括SWIFT。隨後歐盟也有類似法例，所以SWIFT便將有關伊朗銀行在系統中除名。

然而，2018年美國退出和伊朗的核協議後恢復對伊朗的制裁，即使歐盟仍在協議中，SWIFT也附和美國對伊朗的制裁。因為若SWIFT也受到美國制裁，將會對全球經濟造成重大影響。這個理由有些似是而非，按這個邏輯，美國可以隨時迫使SWIFT對付自己的競爭對手或敵人。

替代機制應運而生

俄烏戰爭後西方制裁俄羅斯的項目甚多，在金融領域上包括禁止俄羅斯銀行使用SWIFT、禁止本國銀行與俄羅斯作商業活動及凍結俄羅斯央行在海外的資產等，每招都有大殺傷力。可是，在其他國家眼裏，制裁措施愈嚴苛，愈要找出對策，避免將來可能被制裁時的困境。美國運用金融制裁的力度愈大，替代機制的產生愈快，到頭來削弱了金融制裁這件武器的威力。

事實上，在跨境支付方面，已出現好幾個新系統，包括俄羅斯的System for Transfer of Financial Messages（SPFS）和中國的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Cross-Border Interbank Payments System，CIPS）。雖然這些系統已在運作中，但是規模還不能與有50年歷史的SWIFT相比。

至於美元霸權，亦逐漸受到各方面的挑戰，如一些石油和大宗商品以非美元交易、金磚國家提出以商品為本位的儲備貨幣單位、各國央行電子貨幣的研發和試用、阿根廷和巴西推出共同貨幣促進貿易的想法等等，即使在短期內未能成事或考慮仍有不周，在在都反映出全球要淡化美元霸權的思考。

已故麻省理工學院著名經濟學教授魯迪·多恩布什（Rudiger Dornbusch）有一句名言：「在經濟領域中，事情比人們所想的較遲發生，但發生時的步伐比人們所想的更快。」

註1：Hufbauer, G., Schott, J. and Oegg, B. (2009) Economic Sanctions Reconsidered, 3rd edn. Washington, DC: Peter G.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註2：Demarais, A. (2022) Backfire: How Sanctions Reshape the World Against U.S. Interest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註3：https://www.bis.org/publ/qtrpdf/r_qt2212f.htm

陸炎輝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榮譽副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三年三月一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慎防投資變「殺豬」

典型的加密貨幣騙局通常涉及網上情緣，稱為「殺豬盤」。這個內地網絡流行用語指騙徒利用社交平台尋找行騙對象（「豬」），然後與之建立網上關係（「養豬」），起初以少許回報作為甜頭，最終從受害人身上騙得巨額錢財（「殺豬」）後，就逃之夭夭。

網騙猖獗不止

香港警方於2022年首10個月接獲1309宗網戀騙案【表】，較2021年同期下跌4.6個百分點，但受害人損失款項的總額卻增加近1億元至5.78億元，升幅高達20個百分點。當中有近一半，即638宗同時涉及傳統的投資騙案，金額較2021年同期高出兩成，女性受騙比例由95%跌至80%，男性受害人比例則升。

類似情況亦出現在傳統網上投資騙案，2022年首10個月共錄得1503宗，較2021年同期飆升90%，亦是近4年最多；涉及款項高達7.7億元，較去年同期激增105個百分點，其中個案涉款最高達2000萬元，較情緣騙案多500萬元。

根據警方分析，騙徒犯案手法有所改變，現時有一半騙徒會假扮專業投資者，尤其是虛擬資產與加密貨幣的投資專家，與素未謀面的受害人在網上建立情侶關係，再以「低風險、高回報」的機會，誘使對方進入假冒的投資平台滙款，最終墮入騙局。騙案多屬集團式經營，透過冒充虛擬貨幣交易平台，進行網上情緣、投資、求職等多範疇詐騙，部分成員身處海外，在短期內將騙款滙走，增加警方調查難度。

警方在2023年2月首10天已偵破74宗騙案，涉款1.04億元。其中一宗網絡愛情兼投資騙案，損失高達2700萬元。女事主去年在社交平台認識騙徒並發展成為情侶，騙徒推薦「高回報投資機會」，協助她在虛假投資平台開設戶口，要求事主存款到不同收款戶口，訛稱作投資用，而平台的客服人員會以交稅、收取手續費等藉口，哄騙事主必須先繳額外費用，才可取回本金。

虛擬罪行溫床

有別於傳統網絡詐騙中涉及受到反洗黑錢相關法例嚴格監管的交易，加密貨幣及其託管平台及交易所的法規尚未健全，而世界各地執法機構的應對經驗有待加強，以致騙徒得以乘虛而入。

虛擬貨幣和加密貨幣都並非由中央銀行或政府機構發行的電子貨幣。常見的加密貨幣包括比特幣、以太坊（ETH）、泰達幣（USDT）、幣安幣（BNB）、艾達幣（ADA）等。

初創公司往往利用加密貨幣來賺取較豐厚的利潤。虛擬貨幣則透過區塊鏈技術、複雜的密碼學原理來控制交易，相關資料分散儲存於不同雲端，因此有去中心化的特色。然而，正因為其繁雜性，加密貨幣市場難以監管，一般投資者對虛擬貨幣所知有限，歹徒因而有機可乘。

騙術花樣百出

首次代幣發行（Initial Coin Offering，簡稱ICO）：類似股市的新股認購，是一種用於融資和推出新加密貨幣的眾籌方式。

透過發行虛擬貨幣來集資，可減少監管審核，簡化集資流程；但不少投資者為求「搵快錢」，忽略其中風險而受騙。

ICO目前仍不受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及各國金融機構監管，受騙者不易追討損失。況且一般人都可以發起ICO，投資者就更無保障。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的資料顯示，從2020年10月到2021年3月，加密貨幣騙案受害人數為約7000人，損失金額超過8000萬美元，比2019年同期的數字大幅增加。

加密貨幣詐騙手法層出不窮，維卡幣（OneCoin）創始人伊格納托娃（Ruja Ignatova）就以龐氏騙局伎倆得手而見稱。當局發現原來維卡幣並沒有具備相關的區塊鏈技術，資料庫內容可輕易修改；在全球吸金40多億美元後，這個自稱「加密幣女王」（Cryptoqueen）的主謀於2017年年底開始銷聲匿跡，2022年被美國聯邦調查局列入全球十大通緝犯。

場外交易（over the counter）：指買家與賣家私底下的交易。投資者可能因為貪小便宜而與對方進行場外交易，騙徒誘使買方到指定地點進行現金交易，其實搶劫其錢財。由於任何人都可以透過電腦直接與他人交易，買賣過程若使用虛擬貨幣兌換法定貨幣，也就缺乏監管。

撥開虛擬迷霧

虛假網站：不法之徒甚至會偽造一個與知名投資公司同名的應用程式，哄騙受害人以漸進式手法買入加密貨幣，假稱獲利後即誘使他們轉移加密貨幣到其錢包，以小利讓對方泥足深陷。當受害人要求從賬戶中提取利潤，則被要求投入更多資金，才可把賬戶「解凍」。

加密貨幣屬新興虛擬商品，部分投資者或對其前景有所憧憬，但卻不太了解箇中性質、風險、運作及交易方法，加上其匿名性質，難以追蹤資金。

騙徒藉加密貨幣進行勒索、詐騙、網戀騙案、虛假投資等犯罪行徑，更有利於其隱藏身份和洗黑錢。

加密貨幣在香港被視作虛擬商品，欠缺實物或發行人支持，有關投資既不受法律保障，投資者所持有的加密貨幣更有被黑客盜取之虞。由於大部分加密貨幣平台辦事處設於外地，因此不受本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監管。若加密貨幣平台破產、停止運作或被黑客入侵，投資者亦不受投資者賠償基金所提供的50萬元保障。即使投資者把加密貨幣存於加密貨幣錢包，仍然可能面對技術故障等風險而蒙受損失。一旦遺失私人密碼，就更無法證明其對有關加密貨幣的擁有權，而永遠無從追討一切損失。

一言以蔽之，投資者應只使用可靠、具規模的加密貨幣交易平台和加密貨幣錢包。切勿經非官方App Store的方式，如使用來歷不明的鏈結下載任何加密貨幣交易平台，以防有詐；投資者亦應避免投資於資料不詳或發行公司形跡可疑的加密貨幣。加密貨幣的估值透明度偏低，導致投資不熟悉的加密貨幣風險極高。俗諺有云：「便宜莫貪。」在虛擬世界投資是一門新學問，萬不能掉以輕心。

謝國生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金融學首席講師

何敏淙先生
香港大學附屬學院講師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三年二月二十二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慎防投資變「殺豬」

典型的加密貨幣騙局通常涉及網上情緣，稱為「殺豬盤」。這個內地網絡流行用語指騙徒利用社交平台尋找行騙對象（「豬」），然後與之建立網上關係（「養豬」），起初以少許回報作為甜頭，最終從受害人身上騙得巨額錢財（「殺豬」）後，就逃之夭夭。

網騙猖獗不止

香港警方於2022年首10個月接獲1309宗網戀騙案【表】，較2021年同期下跌4.6個百分點，但受害人損失款項的總額卻增加近1億元至5.78億元，升幅高達20個百分點。當中有近一半，即638宗同時涉及傳統的投資騙案，金額較2021年同期高出兩成，女性受騙比例由95%跌至80%，男性受害人比例則升。

類似情況亦出現在傳統網上投資騙案，2022年首10個月共錄得1503宗，較2021年同期飆升90%，亦是近4年最多；涉及款項高達7.7億元，較去年同期激增105個百分點，其中個案涉款最高達2000萬元，較情緣騙案多500萬元。

根據警方分析，騙徒犯案手法有所改變，現時有一半騙徒會假扮專業投資者，尤其是虛擬資產與加密貨幣的投資專家，與素未謀面的受害人在網上建立情侶關係，再以「低風險、高回報」的機會，誘使對方進入假冒的投資平台滙款，最終墮入騙局。騙案多屬集團式經營，透過冒充虛擬貨幣交易平台，進行網上情緣、投資、求職等多範疇詐騙，部分成員身處海外，在短期內將騙款滙走，增加警方調查難度。

警方在2023年2月首10天已偵破74宗騙案，涉款1.04億元。其中一宗網絡愛情兼投資騙案，損失高達2700萬元。女事主去年在社交平台認識騙徒並發展成為情侶，騙徒推薦「高回報投資機會」，協助她在虛假投資平台開設戶口，要求事主存款到不同收款戶口，訛稱作投資用，而平台的客服人員會以交稅、收取手續費等藉口，哄騙事主必須先繳額外費用，才可取回本金。

虛擬罪行溫床

有別於傳統網絡詐騙中涉及受到反洗黑錢相關法例嚴格監管的交易，加密貨幣及其託管平台及交易所的法規尚未健全，而世界各地執法機構的應對經驗有待加強，以致騙徒得以乘虛而入。

虛擬貨幣和加密貨幣都並非由中央銀行或政府機構發行的電子貨幣。常見的加密貨幣包括比特幣、以太坊（ETH）、泰達幣（USDT）、幣安幣（BNB）、艾達幣（ADA）等。

初創公司往往利用加密貨幣來賺取較豐厚的利潤。虛擬貨幣則透過區塊鏈技術、複雜的密碼學原理來控制交易，相關資料分散儲存於不同雲端，因此有去中心化的特色。然而，正因為其繁雜性，加密貨幣市場難以監管，一般投資者對虛擬貨幣所知有限，歹徒因而有機可乘。

騙術花樣百出

首次代幣發行（Initial Coin Offering，簡稱ICO）：類似股市的新股認購，是一種用於融資和推出新加密貨幣的眾籌方式。

透過發行虛擬貨幣來集資，可減少監管審核，簡化集資流程；但不少投資者為求「搵快錢」，忽略其中風險而受騙。

ICO目前仍不受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及各國金融機構監管，受騙者不易追討損失。況且一般人都可以發起ICO，投資者就更無保障。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的資料顯示，從2020年10月到2021年3月，加密貨幣騙案受害人數為約7000人，損失金額超過8000萬美元，比2019年同期的數字大幅增加。

加密貨幣詐騙手法層出不窮，維卡幣（OneCoin）創始人伊格納托娃（Ruja Ignatova）就以龐氏騙局伎倆得手而見稱。當局發現原來維卡幣並沒有具備相關的區塊鏈技術，資料庫內容可輕易修改；在全球吸金40多億美元後，這個自稱「加密幣女王」（Cryptoqueen）的主謀於2017年年底開始銷聲匿跡，2022年被美國聯邦調查局列入全球十大通緝犯。

場外交易（over the counter）：指買家與賣家私底下的交易。投資者可能因為貪小便宜而與對方進行場外交易，騙徒誘使買方到指定地點進行現金交易，其實搶劫其錢財。由於任何人都可以透過電腦直接與他人交易，買賣過程若使用虛擬貨幣兌換法定貨幣，也就缺乏監管。

撥開虛擬迷霧

虛假網站：不法之徒甚至會偽造一個與知名投資公司同名的應用程式，哄騙受害人以漸進式手法買入加密貨幣，假稱獲利後即誘使他們轉移加密貨幣到其錢包，以小利讓對方泥足深陷。當受害人要求從賬戶中提取利潤，則被要求投入更多資金，才可把賬戶「解凍」。

加密貨幣屬新興虛擬商品，部分投資者或對其前景有所憧憬，但卻不太了解箇中性質、風險、運作及交易方法，加上其匿名性質，難以追蹤資金。

騙徒藉加密貨幣進行勒索、詐騙、網戀騙案、虛假投資等犯罪行徑，更有利於其隱藏身份和洗黑錢。

加密貨幣在香港被視作虛擬商品，欠缺實物或發行人支持，有關投資既不受法律保障，投資者所持有的加密貨幣更有被黑客盜取之虞。由於大部分加密貨幣平台辦事處設於外地，因此不受本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監管。若加密貨幣平台破產、停止運作或被黑客入侵，投資者亦不受投資者賠償基金所提供的50萬元保障。即使投資者把加密貨幣存於加密貨幣錢包，仍然可能面對技術故障等風險而蒙受損失。一旦遺失私人密碼，就更無法證明其對有關加密貨幣的擁有權，而永遠無從追討一切損失。

一言以蔽之，投資者應只使用可靠、具規模的加密貨幣交易平台和加密貨幣錢包。切勿經非官方App Store的方式，如使用來歷不明的鏈結下載任何加密貨幣交易平台，以防有詐；投資者亦應避免投資於資料不詳或發行公司形跡可疑的加密貨幣。加密貨幣的估值透明度偏低，導致投資不熟悉的加密貨幣風險極高。俗諺有云：「便宜莫貪。」在虛擬世界投資是一門新學問，萬不能掉以輕心。

謝國生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金融學首席講師

何敏淙先生
香港大學附屬學院講師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三年二月二十二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