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lash of Great Powers in the Field of Generative AI

美國OpenAI 公司自2022 年推出ChatGPT以來,就一直雄踞生成式人工智能(Generative AI )市場領導地位。AI 創新領域早已成為兵家必爭之地,美國為了限制中國在此一領域的發展,禁止高端晶片出口中國,並限制中國用戶使用ChatGPT,香港用戶因而需透過虛擬專用網絡( VPN )才能使用。2024 年,中國一間初創公司推出了深度求索(DeepSeek)生成式AI模型,卻徹底扭轉局勢,劍指ChatGPT 的霸主寶座。

2025 年 1 月,DeepSeek 已超越 ChatGPT而成為美國iOS 應用商店下載次數最多的免費應用程式,導致輝達( Nvidia)股價下跌 18%。許多人不禁問:DeepSeek會就此取代ChatGPT 嗎?

AI新星  一鳴驚人

DeepSeek與ChatGPT雖非棋藝類AI,但國際象棋大師羅兹曼(Levy Rozman)上月加以測試,兩個AI模型在棋盤上博奕,結果DeepSeek使出《孫子兵法》的招數,以權謀反敗為勝,擊敗ChatGPT。

DeepSeek由杭州一家名為「幻方量化」的AI初創企業於2023年成立,本年1月20日發布採用開源模式的新模型 DeepSeek-R1 ,提供流動應用程式及桌面版免費服務,隨即在全球 AI 科技圈廣受關注。該模型資料庫使用截至2024年7月的訊息進行訓練,並可根據需要,整合來自網路的更新訊息;

R1具備AI助手功能,包括編寫歌詞、制定企業發展計劃,甚至按冰箱裡現有食材寫出一份餐單。R1又能以多種語言進行交流,在英語和漢語的水平尤為出色。此一模型在對答中詳細展示其思維鏈(chain of thought),將推理過程透明化,用戶可清晰了解AI的思考邏輯,甚至反向學習如何拆解複雜問題,產生實戰解難之效。從奧數題到八卦新聞,從量子物理到中國文學,用戶得以目睹機器的思路,由此引起的認知衝擊,不失為人類向AI學習思考的起步。

白菜成本  超高效益

DeepSeek不但以開源方式分享模型,而被譽為「真正的OpenAI」,其基礎模型V3的訓練時間只需兩個月,費用不過 558 萬美元。新浪財經曾報導,DeepSeek購買了1萬多塊英偉達圖像處理器(GPU),隨後增至5萬塊,成本遠低於動輒使用超過50萬塊GPU的OpenAI和谷歌等領先AI實驗室。

一直以來,美國在生產高性能晶片的能力以及阻止中國獲取相關技術的策略,被視為其在AI競賽領域的極大優勢。DeepSeek 的成功卻促使業界反思,改良高端晶片是否提升 AI 模型的唯一要素。DeepSeek 只使用 2000 粒輝達H800晶片,就實現了媲美 ChatGPT 的性能,訓練成本僅為其十分之一,顯示出優秀的算法設計和資源利用能力。

兩大模型  各擅勝場

ChatGPT 與 DeepSeek 的主要分別,在於前者主要針對對話應用程式而設計。ChatGPT專注於狹義人工智能中的特定任務智能,DeepSeek 的目標則是實現通用人工智能。語言支援是另一個重大分別。 DeepSeek是一家中國公司,注重中國語言和文化,這使其成為中國市場的競爭者。反觀ChatGPT 支援世界各地多種語言;作為當前的領導者,比 DeepSeek 較具優勢,獲全球專業人士廣泛使用。

OpenAI 圍繞着ChatGPT 建立了一個強大的生態系統,包括應用程式介面、外掛程式以及與科技巨頭如微軟的合作夥伴關係。這個人工智能界家喻戶曉的名字,擁有龐大活躍的開發者社區,支撐其不斷改進和創新的成果。

與此同時,DeepSeek作為後起之秀也有一定實力,這使其成為ChatGPT不可小覷的對手。ChatGPT 若不進行重大微調,可能無法在專門環境中提供相同程度的準確性。DeepSeek 專為更有效地處理特定資料集或領域而客製化。對於特定行業的數據,例如金融、醫療或法律文件或會更好。DeepSeek 實現通用人工智能的長期目標可能會在未來帶來適應性更強的人工智能系統。

迎面逆風  逆流動能

儘管 DeepSeek 技術領先,但其數據來源出現爭議,曾被用戶發現在回應中,透露可能在訓練過程中使用了 ChatGPT 的輸出數據,或有違OpenAI 的協議。此外,DeepSeek 在某些內容(如理財問題)所受審查較ChatGPT嚴格,以致部分用戶的體驗受限。中國對網路服務規定,人工智能需體現「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這意味著內地的聊天機器人,在政治敏感話題上往往受到規管。

本年1月,NewsGuard發表審核報告,分析多個聊天機械人有關新聞議題的準確度,DeepSeek僅獲 17% 準確率,與一個西方AI模型同列第 10位,排名榜前9位為西方AI模型。報告指出,DeepSeek 的錯誤率為 83%,較其他AI模型的平均錯誤率 62% 為高。微軟與 OpenAI 就開始調查是否有與DeepSeek關係密切者,以不誠實手段透過 OpenAI的應用程式介面竊取大量數據。儘管 DeepSeek 在 Apple App Store 中迅速成為最受歡迎的流動應用程式,其技術仍未免受到對手質疑,並加重了美國在 AI 領域的競爭壓力。

DeepSeek-R1 模型在年初面世,正值是美國加強對中國出口AI技術限制之時。OpenAI等企業已作出警告,中國的AI模型未來可能緊貼甚至超越美國。中國明言到2030年將成為人工智能技術的全球領導者,並計劃在未來幾年內投入數百億美元,以支持該行業。目前包括DeepSeek、阿里巴巴以及Moonshot AI在內的至少3家中國實驗室,已推出據稱可媲美OpenAI o1的模型。

事實上,DeepSeek的成功足證此等企業已經開始克服有關障礙,顯示開發團隊迅速接近前沿技術水準。R1模型可在個人電腦上操作,大大有助於推動AI應用的普及化。其卓越性能意味著強大的推理系統會迅速傳播,並能在本地硬體上運行,而避開任何美國的出口管制。

潛藏風險  不可不察

隨着DeepSeek橫空而出,人工智能在激發革命性改變之餘,既在法律、會計、醫療、教育、交通等領域提供前所未有的發展機會,也帶來了不容忽視的風險。

AI 系統因常從歷史數據中學習,而難免受其中的偏見影響。要是未能妥善處理,這些偏見可能導致歧視性結果,尤其是在招聘、貸款、醫療保健、執法方面,必須加以防範和矯正。在駭客猖獗的今天,AI 系統或遭對抗性樣本攻擊、數據污染或模型盜竊,而被輸入惡意數據,以致作出錯誤或有害的決策,在自動駕駛車輛或金融系統在自動駕駛車輛或金融系統等性命財產攸關的領域,後果不堪設想。

此外,AI 還可以用來創建具有說服力的假內容此外,例如日益流行的深偽(deepfake)或合成媒體更每每助長假資訊傳播。政治人物的深偽視頻更足以左右選舉或觸發社會動盪,嚴重破壞機構的可信性以至和社會的凝聚力。AI的武器化,若在自主無人機或網絡戰爭中應用,將進一步放大其被濫用的潛能,而會對全球安全構成莫大威脅。

無庸置疑,AI的效益與風險同樣深遠。正因如此,面對這些挑戰之際,務須在創新與責任之間取得平衡。只有基於倫理管治、國際社會通力合作與彼此警惕,才有望充分發揮AI的力量,造福社會和經濟,同時將其危險性盡量降低。

謝國生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金融學首席講師、新界鄉議局當然執行委員
何敏淙  香港大學附屬學院講師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五年三月十九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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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ump’s High Tariffs Backfire on the North American Automotive Industry

美國總統特朗普近期宣布對加拿大和墨西哥進口商品大幅加徵關稅,汽車及零部件稅率更高達25%。此舉據稱旨在促進美國製造業回流,同時減少貿易逆差,但實際上卻可能引發一連串深遠的負面影響。

下文將聚焦汽車業,分析這一政策如何破壞北美地區的經濟合作與生產效率。

北美汽車產業鏈的生態圈

北美汽車產業鏈是一個高度整合的跨國供應系統,充分利用了美國、加拿大和墨西哥三國的資源與勞動力優勢。我們以一款流行的福特 F-150 型號輕型貨車為例,說明汽車生產過程如何涉及大量的跨境零部件運輸,從中可見北美自由貿易體系下的產業協作。

生產引擎在美國、加拿大:部分型號(如 EcoBoost V6)在美國密歇根州的工廠製造,其他(如 V8)則由加拿大溫莎(Windsor)工廠生產。這些引擎隨後被運往美國進行組裝。

傳動系統在美國、墨西哥:F-150 的 10速自動變速器由美國密歇根州和墨西哥奇瓦瓦州的工廠共同製造。墨西哥提供低成本勞動力來生產部分零部件,然後進口美國以完成裝配。

車身零件在墨西哥:墨西哥的金屬加工成本低,且技術成熟。生產鋁合金車身面板完成後,亦運至美國進行最終組裝。

電子元件在加拿大、墨西哥:高科技電子控制單元來自加拿大,而人工密集型的電線束則在墨西哥生產。

最後組裝在美國:F-150 型號在密歇根州迪爾伯恩市和密蘇里州堪薩斯城兩大工廠完成組裝。

在整個生產過程中,零部件經多次跨越國界,例如在特殊情況下,墨西哥製造的零部件可能須運往加拿大進一步加工。這些跨境流動充分體現出北美汽車產業鏈的高度協作性。

這種跨境流動的生產特性,產生稅收累積效應,以致特朗普政府徵收的表面稅率雖為25%,但實際上生產者的負擔遠高於此。假設某汽車零部件最初在美國製造,價值為10美元,之後運往墨西哥加工,提升價值至20美元,最後折返美國進行最終裝配。按照25%稅率,需支付5美元關稅,由於在墨西哥的加工價值為10美元,稅款等同墨西哥加工價值的50%。顯而易見,稅率表面上是25%,但導致供應鏈中不同環節的成本負擔實際上沉重得多,特別是對勞動密集型的墨西哥供應商。

有關影響不僅增加總生產成本,還會對北美自由貿易協作體系構成挑戰,因企業被迫重新計劃供應鏈布局,而削弱整體經濟效率。

高關稅背後的經濟成本

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關稅政策推升生產成本,主要分為兩大類別。一、直接成本。關稅本身作為額外支出,直接提高了生產零部件的價格。例如墨西哥生產的電線束或傳動系統因關稅而變得更昂貴,這些成本最終將反映在汽車售價上。

二、間接成本。現代貿易理論(以克魯明為首所發展出來的新貿易理論)強調,國際貿易的優點之一是有利於企業充分發揮規模經濟效應。規模經濟(economies of scale)指隨着生產規模擴大,單位生產成本則會下降。然而,關稅政策令汽車產業的總體生產規模萎縮,因為零部件價格上漲會抑制需求,總產量自然下降。當生產規模縮小,企業的平均生產成本反而上升,進一步削弱競爭力。

上述福特汽車的例子,公司可能因負擔不起關稅,而無法從墨西哥低成本工廠進口足夠零部件,形成美國工廠的生產規模減少。這就意味著,福特將無法以低成本生產出F-150 的類似暢銷型號,難以維持在市場的價格競爭力。

生產回流 談何容易

特朗普的關稅政策有一個核心目標:將生產活動「帶回美國」。可惜這一目標既不切實際,也不符合經濟效率原則。

將大量製造業崗位帶回美國,一大挑戰在於勞動力供應不足。美國目前的失業率正處於歷史低位,許多製造業的技術性崗位也面臨技能短缺問題。試圖將跨國生產鏈全部移到美國,勢必會導致其他行業人力資源短缺,進一步推高工資水平和通脹率。

此外,美國的勞動成本遠高於墨西哥等國家。即使企業在美國開設工廠,也無法實現與墨西哥相同的低成本生產,這亦勢將嚴重打擊美國汽車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

國際生產分工的核心在於專業化和效率最大化。墨西哥專注於勞動密集型零部件生產,而加拿大和美國則集中於高附加值的研發和最終裝配。這種分工模式使得北美汽車產業具有全球競爭力。然而,若將所有生產活動集中於美國,企業將無法享受規模經濟帶來的優勢,生產效率也將大幅下降,最終損害的是整個北美地區的經濟協作。

畫虎不成 前車之鑑

特朗普的關稅政策讓人想到上世紀的《斯姆特-霍利關稅法案》(Smoot-Hawley Tariff Act)。該法案於1930年通過,對超過兩萬種進口商品徵收高額關稅,旨在保護美國農業和工業。實施後不單未能實現預期目標,反而引發了其他國家的報復性關稅,造成國際貿易量大幅下滑,進一步加劇經濟大蕭條。

此一關稅法案以失敗告終,卻提供了一個寶貴教訓:單方面提高關稅不僅損害本國經濟,也會破壞全球經濟體系的穩定性。特朗普的關稅政策可能重蹈覆轍,特別是加拿大和墨西哥採取報復措施時,北美自由貿易區的整體協作將備受衝擊。

特朗普對加拿大和墨西哥進口商品徵收關稅的政策,雖然旨在促進美國製造業回流,但實際上完全低估對生產者的累積負擔,更因直接成本和規模經濟損失引致生產成本上漲。《斯姆特-霍利關稅法案》的警示早已寫在牆上:關稅政策若未能充分考慮全球供應鏈的複雜性,將對本國經濟以至國際貿易體系造成難以彌補的損害。

在全球化已深入發展的今天,國際貿易的協作仍是提升生產效率和經濟增長的關鍵。美國應重新審視其貿易政策,避免一錯再錯,並通過深化區域合作來保持北美汽車產業的競爭力和韌性。

趙耀華
港大經管學院經濟學榮譽副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五年三月十二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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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aming of the Data: Shaping a World-Class Analytics Team

在大數據與人工智能深度融合的今天,數據已成為企業發展的核心資產。隨着人工智能技術的不斷突破與廣泛應用,數據的價值上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幾乎所有企業都致力於利用數據分析來獲取有價值的商業洞見。

據Fortune Business Insights的研究,2022年,數據分析市場規模估值為410.5億美元,預計到2030年將增長至2793.1億美元,2023至2030年期間的年均增長率為27.3%,足見數據分析團隊日益重要。

數據浪潮下挑戰不斷

一個優秀的數據分析團隊,能夠協助企業從海量的數據中提取關鍵資訊,大力支援企業的戰略決策,進而提高運營效率,增強在市場上的競爭優勢。通過對銷售數據的深入分析,企業可以精準把握市場需求,優化產品布局;通過對用戶行為數據的開採(data mining),企業能夠實現個性化營銷,加強用戶滿意度和忠誠度。

然而,當前數據分析團隊的管理卻面臨不少困難。許多公司雖在大數據、人工智能和機器學習方面投入了大量資源,卻未能從中持續獲得商業價值。研究機構Gartner的報告顯示,一半以上的市場總監對其公司營銷數據分析團隊的表現表示不滿。

究其原因,在於大數據分析是一個複雜的系統工程,其成功的要素不僅在於搜集、存儲和管理數據資產、適當的分析方法和工具,還有賴團隊成員之間高效的資訊交互模式與協同機制。數據、分析工具、團隊運作和公司環境等多項因素相互交織,要是任何一個環節出現問題,都可能導致數據分析項目以失敗告終。因此,企業應制訂有效的管理策略,以促進數據分析團隊的效能,並充分發揮數據的價值。

建設團隊的主軸綱領

事實上,面對大數據分析的重重阻障,企業並非束手無策。出路是打造卓越的數據分析團隊,從而釋放大數據的潛力,實現商業價值的最大化。以下勾勒其中七大重點。

一、夯實數據根基,保障分析質量【註1】。確保分析團隊的數據來源廣泛、準確,以及即時更新。數據分析涵蓋交易、用戶行為、市場動態等多維度,為後續的數據開採提供堅實的基礎。建立科學的數據分析流程和質量管控體系時,後者通過建立數據質量監控指標、定期評估數據質量等方式,以維持數據的準確性和一致性。

二、深度契合業務,精準錨定需求【註1】。數據分析團隊應與業務部門合作無間,深入了解業務需求,提供針對性的數據分析和解決方案。數據分析團隊在企業中的定位必須適當界定,使其成為業務部門的緊密夥伴。團隊通過搜集、整理、分析數據,可支援企業的日常運營;透過深入了解業務部門的工作流程和需求,就能提供量體裁衣的數據分析服務。

三、清晰溝通機制,優化管理架構【註2】。構建科學合理的團隊管理架構至關重要,其中完善的溝通機制不可或缺。成立專門的數據管理部門,負責統籌數據的搜集、整理與分析工作時,釐清各部門在數據管理流程中的職責,而部門之間的良好溝通能夠避免責任推諉和工序重疊,使工作效率提高。各部門只有通過有效的溝通,才能各展所長,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讓數據分析項目得以順利進行。

四、塑造交互記憶,強化團隊協作【註2】。團隊中每個成員都有其擅長的領域和知識,必須彼此了解各自的專長,以便在處理複雜的數據分析之際,深明誰在哪些方面較強,達至高效協作。若在一個綜合性數據分析項目中,負責數據搜集的成員知悉數據來源的優勢,負責分析的成員擅於運用各種方法,通過交互記憶系統妥善分工而完成項目,就能持續提高團隊整體表現。

五、實施創造性整合,賦能企業發展【註3】。憑藉來源多樣的數據、多元的分析方法以及業務知識,團隊就能進行創造性整合。以分析市場環境和競爭為例,不能單靠市場動態數據和有關對手的數據,還須連結企業自身的業務特點和戰略目標,創造性地將這些資訊整合起來,從而為企業制定出獨特的市場策略。

六、強化知識管理,促進協同創造【註4】。一個傑出的數據分析團隊,猶如一座知識寶庫,在長期實踐中積累了豐富的專業知識與數據分析技巧。搭建完善的知識管理系統,是開啟這座寶庫的鑰匙,讓團隊的知識得以高效整合與共創。將一系列項目中的數據分析經驗整理歸檔,成為寶貴的「智慧錦囊」,有利於團隊成員隨時從中獲取靈感,汲取養分,持續提升專業能力。對新成員來說,這無疑是融入團隊的「綠色通道」,可迅速認識其中工作模式和掌握必備知識,並盡快為團隊貢獻力量。

七、借助先進技術,強化協作效能【註3】。數據分析團隊需熟練運用各類項目管理工具,如甘特圖、看板管理系統等,來合理規劃項目進度、明確任務分配與監控項目進展,提升團隊協作效率與項目執行能力,助力企業的業務穩健推進與高效拓展。在團隊協作過程中,應利用即時通訊工具、在線文檔協作平台等協作技術,以打破溝通壁壘,達至資訊實時共享與高效協同。隨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的幾何級數發展,數據分析團隊應設法將其融入工作流程,促進人類與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協同合作,以提升效率和創造力。

知行合一  前景無限

展望未來,大數據分析技術將呈現出更加迅猛的發展態勢,並為企業帶來無窮無盡的機遇和可能。面對這場科技浪潮,各方攜手共進,優化數據分析團隊的管理協作機制,打造精銳卓越的團隊,定能充分開採大數據的價值,共同譜寫智能高效發展的新篇章。

 

註1:Zhang, X., Tian, F., Fang, Y., and Shen, H. “How to Promote Business Analytics Project Effectiveness: A Cross-disciplinary Bibliometric Analysis”. Industrial Management & Data Systems, under 1st round of revision.

註2:Fang, Y., Neufeld, D., and Zhang, X. 2022. “Knowledge coordination via digital artifacts in highly dispersed teams”. Information Systems Journal 32(3): pp. 520–43.

註3: Zhang, X., Fang, Y., Zhou, J. and Lim, KH. 2025. “How Collaboration Technology Use Affects IT Project Team Creativity: Integrating Team Knowledge and Creative Synthesis Perspectives”. MIS Quarterly, forthcoming.

註4:He, W., Hsieh, JJ., Schroeder, A., and Fang, Y. 2022. “Attaining Individual Creativity and Performance in Multi-Disciplinary and Geographically-Distributed IT Project Teams: The Role of Transactive Memory Systems”. MIS Quarterly 46(2): pp. 1035–72.

 

張曉潔
香港大學數字經濟和創新研究所研究員、中國海洋大學管理學院副教授
方鈺麟
香港大學數字經濟與創新研究所所長、港大經管學院創新及資訊管理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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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 Trump Revalue Gold Reserves to Launch a Sovereign Wealth Fund?

特朗普二度上台後,各種政策迅速登場,執行時大刀闊斧、雷厲風行。才一個多月,改變比任何新上任的國家元首所做的為多,令人目不暇給。在國內事務方面,大量驅逐境內的非法移民和裁減聯邦政府部門和僱員, 包括一夜間關閉了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在國際事務方面更為「革命性」,和俄羅斯冰釋前嫌的同時,對作為多年盟友的歐洲來個變臉,徹底地顛覆了80年來的國際秩序。

在眾多政策變化之中,一項較少受到注意的,是特朗普在23日所簽的一項行政命令,成立美國主權基金(sovereign wealth fund),並責成財政部長和商務部長在90天內提交有關方案,包括資金籌集機制、投資策略和管治模式等。財政部長貝森特積極回應,認為可在12個月內做好準備及開始運作。

簡單而言,主權基金是國家或政府擁有及管理、投資於國內及國外的資產。資金一般來自出售石油和礦產等天然資源, 如挪威和沙特阿拉伯的主權基金,也有來自多年累積的外貿盈餘,如中國和新加坡等。

至於設立主權基金的目的,主要是將資金用於國家發展目標、或用以穩定政府財政、又或提高管理國家資產的效率。如沙特阿拉伯要提高在國際體育事業上的知名度,便通過其名為「公共投資基金」(Public Investment Fund)的主權基金,收購了一些足球球會,高薪網羅了如C朗拿度等知名球員, 並贊助數月前國際女子網球協會(WTA)年終總決賽等項目。這是比較輕鬆的例子。一般的主權基金,多用於較為枯燥的基礎建設、產業政策、金融投資等。

特朗普簽署成立主權基金的行政命令上,說成立基金是要提高財政持續性、減輕美國家庭和小型企業的稅務負擔、及推動美國在國際上的經濟和戰略領導地位。這都是籠統的說法,詳細內容大概要等90天內出籠的方案才有交代。然而,主權基金如何提高美國政府的財政能力,帶來財政持續性和減輕稅務,值得參詳。這裏簡單地分兩種可能,一是在基金成立時,政府同時有新的資金注入基金,毋需改變已有的財政安排。這當然使政府財政更加充實,但這些新資金應否用來成立主權基金,還是有更好用途,如減輕當前政府的債務和將來的利息開支。另一種可能是政府沒有新資金注入主權基金,需要通過稅收或借貸從市場取得資金來投資。如果政府投資的回報率和市場相約,倒不如將資金留在市場,無需多此一舉,避免排擠效應。

無論哪種情況,主權基金可能起到的經濟效果,一是政府享有的資金或資源,通過主權基金來管理,不想或不合適轉移至市場。二是通過基金龐大的規模,可節約投資成本或提高回報率。三是投資在市場不會考慮但對社會有價值的方面,即個人回報低於社會回報,屬市場失靈。市場不投資,但主權基金可以考慮投資。這是一些論者贊成美國成立主權基金的原因,他們認為美國沒有抗衡中國一帶一路在外國投資基建的機制,因而降低了美國的國際影響力。目前美國政府的有關部門是美國國際開發金融公司(U.S.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Finance Corporation) ,但受到現有財政規則的限制,較難以提高美國的國際影響力作為投資決策的標準。新成立的主權基金, 或可擺脫有關的約束。

除了較少約束地在國際市場和中國抗衡,特朗普成立主權基金,可以說是另起爐灶,方便他在財政上擺脫一些制肘,減少國會的干預,同時也減少了增加美國財政赤字的指責。此外,也避免了目前常出現的,在接近聯邦政府債務上限時要面對共和民主兩黨爭持的不確定性。有關主權基金最終成立時的法例,國會大概沒什麼誘因主動免去自身的監管權力, 但當前特朗普強勢領導及共和黨控制兩院,結果仍會有利於特朗普未來數年的執政。

行政命令沒有提及計劃中的美國主權基金規模多大,但好些評論都提及到二萬億元(美元,下同)的數字。目前全球最大的三個主權基金,分別是挪威政府全球退休基金(1.74萬億元)、中國投資公司(1.33萬億元)和中國的國家外匯管理局投資公司(1.09萬億元)。相比之下,二萬億元是個不少的數目,這龐大的資金從何而來?特朗普在被追問時,說來自關稅收入及其他聰明的方法(from tariffs and other intelligent things)。什麼聰明方法,大抵要日後才揭曉。 但以關稅收入作為主權基金的主要資金來源,則曠日持久。2024年美國聯邦政府的財政收入為4.92萬億元,其中關稅約佔800億元。 特朗普在競選時誇誇其談大加關稅,但和他其他政策相比,到目前仍然是雷聲大雨點小。即使關稅收入增加至去年的5倍也只約4000億元,但這或許已帶來一定的通脹和衰退了。若增加其他稅率,則違反了他減稅的競選承諾和共和黨的經濟思維。至於發債,也不是理想的融資方式,一來美國政府已欠下36萬億元債務,全球金融市場已密切關注,二來發債的利息成本越來越高,收窄了美國政府將來的財政空間。

倒是財政部長貝森特說得比較清楚,指出會將美國資產負債表上的資產貨幣化(we are going to monetize the asset side of the US balance sheet)。白宮在有關場合提供的資料說明上,指出美國政府直接持有5.7萬億元資產。 不過也有論者指出,其中有流動性的,只有1.2萬億元的現金和黃金。

美國政府持有2.616億金衡盎司重量的黃金,但在財政部資產負債表上仍然是按70年代每金衡盎司42.22元的價格定價。在布雷頓森林制度下,黃金的價格原本是35元。19718月美國單方面將美元和黃金脫鈎後,國際間仍有將美元兌黃金貶值以挽救布雷頓森林制度的努力,但隨後努力失敗,美國的官方黃金價格就一直停留在42. 22元的價位。如今黃金價格已逼近3000元,若將美國政府的黃金儲備按市值計算,資產負債表上的資產隨即增加了7737億元。這或許是貝森特所指的將資產負債表上的資產貨幣化,作為主權基金的資金來源。

美國的黃金儲備價值重估,是美國可以動用的一筆無成本資金,可以注入主權基金,也可以作其他用途。如被提名當白宮經濟顧問的史提芬米蘭(Stephen Miran),就曾說過將黃金賣掉買入其他貨幣, 來達到美元貶值的目的,未知這是有多嚴肅的建議。無論如何,過去數年不少央行都大量買入黃金,美國政府對其黃金儲備的操作,都會導致黃金重入貨幣制度 的思考。

陸炎輝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榮譽副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五年二月二十六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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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lying Geese Paradigm 2.0 in the Era of Deglobalization

Professor Heiwai Tang, Ms Shuyi Long, and Beining Liu
19 February 2025

The “Flying Geese Paradigm” was first proposed by Japanese economist Kaname Akamatsu in the 1930s to describe the transition of labour-intensive manufacturing in Southeast countries towards industries that are more capital- and technology-intensive. The concept reveals that Japan, as the “lead goose”, led the way in completing industrialization, driving the development of other countries through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This created an interdependent and gradient-advancing system of division of labour in the East Asian economy, characterized by a structure similar to a formation of flying geese. The theory has been validated through economic practice in the decades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Japanese corporations, through their global expansion strategy, not only shaped the manufacturing landscape of East Asia but also set an example for the eventual globalization of enterprises in China, South Korea, and beyond.

Nowadays, more and more countries have come to realize the importance of industrial policy and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Fierce competition has kept nations vigilant against one another in the fields of business and technology. Apparently, the pivotal theory is no longer compatible with the current economic realities. As the world economy is once again at the crossroads of change: automati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eopolitical conflicts, and supply chain reorganization are redrawing the map of global manufacturing. Is the Flying Geese Paradigm, once the theory governing relocation of industries, still applicable? How useful is it as a reference for understanding China’s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today and its economic interactions with other countries?

In 1985, to address the interest rate hike and continued appreciation of the greenback, the US convened the Group of Five (the US, Japan, the UK, France, and West Germany) at the Plaza Hotel in New York to sign the Plaza Accord. This far-reaching agreement sought to achieve an orderly devaluation of the US dollar against the world’s major currencies. Japan was subjected to the greatest impact, with the Japanese yen appreciating by over 100% within two years. The price competitiveness of Japanese products declined as a result, dealing a serious blow to Japanese exports, particularly in the automobile and electronics industries.

In response to the impact of exchange rates and surging domestic costs, Japanese corporations embarked on an unprecedented wave of overseas production relocation: leading companies in automobile, electronics, and home appliances industries moved their production bases to other places in the region, primarily South Korea, Taiwan, Hong Kong, and Singapore, which are subsequently known as the “Four Asian Little Dragons”. This strategy not only aimed to mitigate exchange rate fluctuations but was also based on the logic of the Flying Geese Paradigm. After completing its industrial upgrading on home soil, these enterprises shifted low value-added manufacturing segments to lower-cost regions. Meanwhile, the latecomer economies were able to gradually advance their own industrialization process by hosting the Japanese enterprises. By the early 1990s, with the economic rise of the Four Little Dragons, the Japanes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further expanded towards Southeast Asia. Thanks to their proximity with supportive policies, Thailand, Malaysia, and Indonesia became new destinations for this expansion.

Take Toyota’s marketing strategy for North America, for example. The company integrated into the US industrial chain by establishing a production base and investing in loc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R&D). First launched in the US in the 1980s, the Toyota Camry saloon was not only popular in the North American market but was also the company’s first flagship model for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Toyota surpassed Ford and GM in the early 2000s and 2008 respectively to become the world’s best-selling vehicle manufacturer. This goes to show the high returns from focus on brand-building strategy.

Japanese corporate globalization mired in the “Lost Decade”

While Japanese enterprises gained new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through globalization, the Japanese economy paid a heavy price in the process. As a result of the massive relocation of production lines overseas, Japan’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was gradually hollowing out. Given limited employment prospects, stagnant investment in manufacturing, and a prolonged depression in gross domestic product growth, the Japanese economy entered the “Lost Decade”. Japanese companies responded by reflecting on the sustainability of their cost-driven globalization strategy. With the advent of the 21st century, the globalization strategy of Japanese enterprises began to change alongside the shifting global economic landscape. Particular attention was focused on brand building and technology acquisition, as evidenced by large-scale overseas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as well as R&D input.

Plagued by continued external suppression from the US and sluggish domestic market growth in recent years, Mainland Chinese companies find themselves at the crossroads of change, similar to the situation encountered by Japanese corporations four decades ago. However, with the world economy having undergone earth-shattering changes in the intervening years, is the Flying Geese theory still applicable today? Can Mainland companies likewise become the “lead goose” and create a breakthrough window for Asian countries?

It is noteworthy that the Flying Geese model in the 1980s arose from a truly unique historical period. The “gradient advancement” described by this theory was, first and foremost, dependent o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during the heyday of globalization over the past few decades. Not only did developed and emerging markets need to collaborate with each other, but they also had to set aside competition and animosity. Amid the escalating momentum of deglobalization in the current climate, protectionism and unstable geopolitics are likely to set a thorny path for industrial and technological transfer.

Automated production a hurdle to the “Flying Geese”

In the wake of the 2010s, faced with the pressures of protectionism, Japan, once the “lead goose”, initiated structural adjustments to its globalization strategy, sparking trends of industrial-chain reshoring and relocalization among major Japanese corporations. In 2022, Sony announced its partnership with Taiwan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Company Limited (TSMC) to build a chip manufacturing plant in Kyushu. Instead of allocating resources to the next development stage as originally planned, developed countries started to promote industrial-chain reshoring or near-shoring in order to manage the risk resilience of their industrial-chains. Meanwhile,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dire need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technology transfer are left with dwindl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The large-scale application of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s and automated production is another reason why the Flying Geese Paradigm is challenged. Automated production, which can drastically reduce the cost of labour-intensive products, eliminates a key element of this theory: the incentive for companies to shift production chains to lower-cost regions when robots can replace cheap labour. A study by the World Bank finds that once the number of industrial robots in a country exceeds a certain threshold, there is a negative correlation with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that country. In other words, the more well-developed automated production is in a country, the lower its motivation to invest in industrial transfer to other countries.

Although the China-US rivalry has posed multiple hurdles to international trade, it has also injected fresh vitality into the long-static global economic landscape. America’s attempt to control the rise of China through various policies has prompted businesses to adopt the “China + 1” strategy. Designed to diversify geopolitical risks by balancing a foothold in the Chinese market and maintaining a production base there while seeking suppliers in nearby countries, this strategy has enabled more and more small to medium economies to participate in global supply chains. The main beneficiaries include 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 members such as Vietnam, Thailand, and Indonesia, as well as Central and South American countries such as Mexico and Brazil. For instance, in the ASEAN region, China’s direct investment exceeded US$25 billion in 2023, representing a 34.7% year-on-year increase. The diversification of supply chains, which have long been dominated by a few major trading countries, is conducive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diverse international rules and systems.

Growth impetus for emerging markets from overseas expansion of Chinese companies
The global outreach of Chinese companies has also introduced a new business model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latest study by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ofessor Josh Lerner et al. (see Note) reveals that with the growth of Chinese enterprises in the past 20 years, their business model has gradually exerted a positive influence on emerging markets. Chinese venture capitalists not only play an increasingly significant role in global investment but have also considerably expanded their investments in emerging markets. In addition, since these investments are typically channelled into sectors dominated by Chinese companies, including educational technology, digital technology, and financial technology, these sectors in emerging markets worldwide experience notably faster development compared to other sectors.

More importantly, in sectors dominated by Chinese enterprises, local investors in emerging markets have also begun to adopt these companies’ investment and business models in making investments. This shift has strengthened their commitment to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The study by Lerner et al. concludes that China’s outward investments have a clearly positive impact on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comparison with the period when Japanese corporations relocated production abroad to peripheral countries, the changes in funding and business models brought to emerging markets by Chinese enterprises and investors represent a modern interpretation of the Flying Geese theory. Despite the changing times,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s still a core element of economic growth. The global economy is also bound to progress further towards diversification and technology. Countries, both large and small, along with businesses across various sectors, will have greater opportunities to join supply chains worldwide.

Diversification, nevertheless, cannot be taken for granted but requires concerted efforts by all nations to achieve. The Donald Trump administration’s high-tariff policy against US trading partners and even American allies in recent months is likely to trigger a global trade war. Once the global economy is embroiled in the trade war, the cost of multilateral trade will become even higher. To safeguard their own interests, different countries may be inclined to cut outward investments and cooperation. In the long run, this will only undermine their confidence in multinational cooperation, making development even harder for low- to middle-income countries.

Note: Josh Lerner, Junxi Liu, Jacob Moscona, and David Y. Yang. 2024. “Appropriate Entrepreneurship? 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Developing World”, Havard University Working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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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epSeek vs. OpenAI: Shaping a New Global AI Order

踏入2025年,中國人工智能(AI)領域取得標誌性突破。深度求索(DeepSeek)推出的R1模型,以557萬美元的超低訓練成本(僅為GPT-4的5%)媲美美國OpenAI o1模型的性能表現。

從「追趕」到「並跑」的轉折

R1模型這一成就的關鍵在於其獨創性的科技路徑:利用純強化學習技術擺脫對監督微調數據的依賴,藉助「群體相對策略優化」(Group Relative Policy Optimization)演算法實現推理能力的自主進化。與此同時,其動態精度調節技術有助華為旗下昇騰AI平台的算力成本降低70%,而性能損失則只低於5%。尤其觸目的是,R1的開源模式打破了算力壟斷,支持開發者將大模型能力蒸餾為1.5B參數的小型版本,因而在東南亞、中東等新興市場迅速滲透。

美國OpenAI對此迅速作出回應,上月緊急發布了o3-mini推理模型。該模型主打可調節推理強度,在高強度模式下對科學、科技、工程、數學(STEM)領域展現出無可匹敵的統治力——在AIME 2024數學測試中取得87.3%的準確率,勝過R1的79.8%。其物理類比能力也被開發者譽為「教科書級別」,例如在四維超立方體內反彈小球的程式設計中,o3-mini對幾何結構與運動軌跡的分析精度高達97%。然而,其輸入輸出成本仍是R1的8倍,凸顯出閉源模式的效率瓶頸。

生態構建與地緣滲透

中國市場的獨特優勢體現在場景驅動的生態整合上。透過開放應用程式介面與行業定製策略,國內企業已深度嵌入醫療、教育、金融等垂直領域。以教育界為例,作業幫的大型語言模型通過逐步分析,提升中學生數學解題的效率達37%。這種本土化適配能力預計將推動內地AI大模型市場在2026年突破700億元人民幣,使用者每周平均使用頻率達4.5次,遠超歐美市場的2.1次。

美國企業則試圖依靠多模態AI功能穩固霸主地位。GPT-4o通過文本、語音和視覺的融合能力,在微軟Office智能助手中自動生成會議紀要和簡報排版等功能,企業用戶續費率高達89%。另一方面,o3-mini在非英語市場的表現卻顯露不足,在中文理解一環的準確率只及百度文心一言的82%,拓展東南亞市場的計劃也就舉步維艱。更為嚴峻的是,OpenAI預計2023至2028年的累計虧損將高達440億美元;公司行政總裁阿爾特曼(Sam Altman)罕見地承認「閉源策略可能犯下歷史性錯誤」,並啟動o3-mini免費開放,以吸引開發者。

美國科技霸權重構

近年來,美國在AI大模型領域憑藉閉源商業模式和專有技術,一直維持國際領先地位;然而,中國 DeepSeek-R1冒起,馬上引發一場嶄新的科技變革。R1模型通過開放創新的方式,達至核心演算法和模型共用,有利於前沿技術迅速反覆運算,同時也大幅降低科技壁壘。這一舉措對美國長期以來依賴封閉體系構建的科技霸權造成直接衝擊。

DeepSeek-R1 的開源,使環球科研機構、企業和獨立開發者能夠在一個開放透明的平台上,不但共同改進和應用AI技術,而且逐漸重塑科技標準和行業規則。各方藉助這一開源平台進行研發合作,加速達至創新成果和構建自主智能知識產權,從而開創國際科技生態中多極互動的新局面。這種模式正在促使科技管治由單一壟斷轉向開放協同,並為國際社會建立科技公平競爭的規則樹立典範。

面對異軍突起,美國政府與科技巨頭不得不調整其基於閉源模式的科技霸權體制。為了維持競爭優勢,美國正在探索如何在保障商業機密的同時,更加積極地參與制定國際規則與拓展跨國合作,致力平衡開放創新與保障所有權之間的關係。DeepSeek-R1的成功實踐表明,開源能夠釋放創新活力,亦能加速全球科技生態的健康演進,進而對美國的科技主導地位產生實質性挑戰。

香港充當科技冷戰的安全地帶

顯而易見,AI的迅猛發展和大規模模型在各行各業的廣泛應用,催化中美之間的劇烈競爭,呈現科技冷戰的危機。在這一背景下,特區政府應聚焦其國際金融中心、獨立法治與開放市場的制度優勢,著力打造一個中立監管平台連接中美雙方,而成為緩衝調節的試點城市。事實上,為確保AI既能安全發展,又能保持公平競爭,香港金融管理局現正和科技企業、研究機構攜手推出生成式AI沙盒,構建一個涵蓋模型安全、數據隱私、倫理審查與風險預警的專屬平台,各類企業和監管機構可在受控、獨立的環境下對AI演算法、數據處理流程和應用場景進行全面測試,及時識別與化解潛在風險。此一項目可為中美兩國的科技對話提供實證支援。

此外,特區政府積極搭建國際對話平台,主動與歐美、東南亞及中國內地的監管機構建立常規化的合作機制,全力在中美科技冷戰中發揮避風港的作用。通過定期舉辦以AI倫理、數據管治與風險管理為主題的政策研討會、專題論壇及雙邊交流,各方圍繞AI應用規範、模型透明度及跨境數據流動等熱點議題,進一步展開溝通與協作。除了有助於平衡各國利益、推動科技與監管同步向前,這種開放協商模式也為國際統一AI監管標準提供寶貴的香港實踐藍圖,進一步鞏固特區在全球科技管治中的樞紐地位。

開源與閉源博弈下的展望

在全球AI領域風雲變幻、競爭白熱化的時代,中美大模型的爭鋒既展現了AI技術的無限創新潛力,亦暴露了開源與閉源兩種模式各自面臨的風險與機遇。中國依託開源協作、演算法優化和務實創新不斷突破,而美國則通過閉源策略、全能整合及高性能應用牢牢佔據部分關鍵市場。這種互為競爭且互補的格局,正驅動全球科技標準和監管制度迅速演變,挑戰傳統管治模式。
憑藉作為國際金融中心並具備健全法制與開放市場的強項,香港特區政府宜利用跨境監管沙盒、多邊對話和區域合作,構建全鏈條技術監管制度,為應對中美大模型競爭提供全新管治思路。唯有政府、業界與國際監管機構協同創新,在開源活力與閉源保障之間取得平衡,香港才更能用好其豐富經驗和前瞻探索,在環球多極競爭中搶佔先機,為未來數碼生態管治創立務實的範例。

章逸飛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經濟學高級講師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五年二月十二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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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ckling Fiscal Deficit: The Pros and Cons of Government Bonds

特區政府近6個財政年度中,有5個出現赤字,累計超過5千億元【圖】。面對此一難題,財政司司長將於本月底發表新一份《財政預算案》,有何妙策可以應付?

2024–2025年度首8個月的赤字為1,432億元(已包括發行債券收入);羅兵咸永道估算全年赤字為948億元,而財政儲備將下降至6,398億元,相當於約10個月政府開支,屬有記錄以來最低水平,最高峰曾達28個月水平。若公共財政繼續入不敷支,並無措施出台扭轉趨勢,估算未來4年赤字亦將居高不下。政府必須盡快全面檢討支出,同時在管理財政及其對公眾的影響之間小心取得平衡。

圖  香港特區政府的財政狀況

(億港元)

資料來源:香港特區政府庫務署

 

以公債挹注基建

政府近年推出銀色和綠色債券,並積極增幅以應對財赤。去年2月陳茂波發表預算案時,提出2024年度將發債1200億元,其中零售部分為700億元(500億元為銀色債券、200億元為綠色債券及基礎建設債券)。當時訊息非常清晰,500億元銀債與基建債計劃無關。

發售銀債旨在為本港長者提供回報穩定的投資產品,雖沒有二手市場,但投資者可以在債券到期前讓政府提前贖回。值得留意的是,2024年9月根據基礎建設債券框架發行的第九批銀色債券,首度將債券資金用於基建工程。政府認為可更好地管理大型基建所需現金流,令惠及經濟民生的項目早日落成。預計2028–29年度,債務對本地生產總值比率介乎9%至13%。

過去發行的銀色債券均由金融管理局(金管局)負責投資,如去年投資回報有5.5%,稍高於銀債息率,政府不能償還債券的機會極微,但本財政年度開始,卻直接將銀債的資金用於政府公務工程,投資回報變得複雜,風險比以前高。縱使目前政府違約的機會不大,然而隨着發行債券的金額倍數擴大,風險也會大增。無獨有偶,目前銀色債券的發行額度正與財赤增加而同步擴大。例如2020–21年度財政赤字2,325億元,銀債就從此前每年發行30億元躍升至240億元,以致表面上錄得盈餘294億元。

回溯政府在2016年首次發行銀債,目標之一是協助長者抵抗通脹,但近年本港通脹偏低,如2023年的通脹率只是1.7%。除了發行首年,銀債息率一直高於通脹率,尤其是2021年的通脹率僅為0.6%,銀債息率卻達3.5%;認購量又由最初5手大增至去年21手,難免有以公帑補貼長者投資回報之嫌。筆者認為,公帑理應集中支援最需要照顧的弱勢長者。銀債推出已近10年,究竟如何能達到當年推廣長者投資市場的本意,值得深思。

千億債券救近火

綠色債券是政府可持續債券計劃的重要組成部份,為應對氣候變化、轉型至低碳經濟體等理念的綠色項目融資,反映了香港與綠色債券市場的國際標準接軌。本年度預算案列出,綠色債券計劃與基礎建設債券計劃的合共借款上限為5千億元,全部撥入基本工程儲備基金。根據預算案的中期估算,政府2025–26年度可轉虧為盈,盈餘63.3億元,但若扣除發債收支,則至2027–28年度才會錄得盈餘約141億元。

銀債在2020年起發行規模由30億元增加至150億元,翌年更倍增至300億元;同一時間在特區政府帳目中來自債券發行的淨收益,由2019–20年度首次有63億元年收入,隨後兩年倍增至193億元及291億元,可見認購銀債金額全數撥入財政儲備。上年度銀債發行額達550億元新高,並同時發行綠色債券,以致債券淨收入高達716億元。顯而易見,沒有這筆龐大收入,就會錄得1,700億元財赤,而非只是1千億元。政府不應將各類債券所募集的資金視為收入,更不應在同年將債款花掉,公眾才得以了解財赤的嚴峻程度。

新一批銀債集資不再放在外滙基金投資,意味着政府潛在收入減少,財赤亦會比預期多,加上賣地收入減少,財政儲備恐怕更快耗盡,政府有必要及早設法開源節流。金管局稱,未來會繼續按基礎建設債券框架發行銀債,或就合適基建項目發行綠債,視乎屆時的公共項目而定。在財政儲備將要跌穿6千億元的情況下,發行基建債券融資不能單靠儲備作支持,發債成本應與基建項目回報掛勾,但基建投資屬長遠性質,北部都會區、交椅洲人工島發展談不上何時能提供收益,恐怕融資成本將遠高於發行銀債的息率。政府應詳加解說,以釋公眾疑慮。

經濟需另譜新章

結構性赤字其實有好有壞,例如美國列根時代減稅所引發的財政不平衡,在不同程度上有助於經濟結構提升和改革。相反,日本的結構性財赤更關乎經濟政策出現問題,特區政府應引以為鑑,設法推出減低支出、提升收入的政策,否則單靠發債度日,難免有債務危機。政府亦需考慮,持續性發債會否影響金融市場的穩健性及評級。香港一如新加坡和挪威,是世界上極少數擁有積累財政儲備的經濟體,然而透過開源節流來削減財赤,實在談何容易!經濟不景時開徵新稅,必然備受社會反對,甚至因被視為有違簡單稅制的優良傳統,結果得不償失。至於削減公共開支,則會遇到既得利益者的阻力。教育、醫療、社會福利開支,極其量只有望凍結增長。

另一燙手山芋是公務員薪酬。筆者不建議公務員全面減薪,因每每引致私人機構效法,亦會進一步受到打擊消費者和投資者信心,而影響疫後經濟復甦。當然,現時19萬名公務員的龐大架構中,可刪減部分職位以便節流。政府不妨帶頭推動人工智能,提升工作效率,此舉更能釋出正面訊息。發債以外,政府亦可考慮下調股票印花稅的稅率,吸引更多資金流入股市,並制定吸引高端消費遊客的政策,以收開源之效。

財政赤字令特區政府忽略或擱置長遠的策略,無疑是非常危險的傾向。政府的本能反應是削減開支、增加收入。歸根究柢,解決方案還需依賴經濟增長。本港經濟的核心問題,在於地產市道崩潰之後,缺乏新的火車頭和增長動力。這既屬地產泡沫的後遺症,也是外在環境(特別是中國因素)出現重大轉變使然。根據金管局的研究報告,香港的潛在本地生產總值增長率從1980年代初的8%,跌至1998至2000年的3.5% 至4%,反觀南韓、中國台灣及新加坡的增幅卻達4%至6%。

香港經濟因疫情低迷,疫後經濟復甦緩慢,並失去發展方向。國內城市冒起,更迅速動搖香港的自信。特區的生產性投資、效率及人力資源質素,整體難以令人樂觀,加上供求錯配,這座城市的潛在增長率正逐漸下降。這必然影響政府財政收入的穩健性(revenue buoyancy)。由於開支方面出現名義剛性(nominal rigidity),財政赤字便會惡化,單以削減開支、增加收入的傳統方法來平衡財赤,就難以奏效。除非能顯著地提高生產效率,否則財政赤字只會揮之不去,更可能引致惡性循環。如何令經濟發展有所創新,重拾增長動力,才是關鍵所在。

參考資料

Jiming Ha and Cynthia Leung. “Estimating Hong Kong’s Output Gap and Its Impact on Inflation.” HKMA Research Memorandum, November 2001.

 

謝國生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金融學首席講師、新界鄉議局當然執行委員
何敏淙  香港大學附屬學院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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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nema Seats vs. Home Couches: How Can Hong Kong Cinemas Win the Battle

院線大戰客廳沙發:香港戲院如何扳回一局

從新冠肺炎疫情至今,香港電影院經歷了一波關門大潮。截至2024年4月30日,累計16間戲院結業,其中包括UA連鎖影院在2021年3月全線結業。【註1】這波關門大潮似乎還遠未結束,上月12日MCL Cinema Plus+荷里活廣場戲院宣布結業,而以播放小眾電影知名的高先電影院,也傳出將於租約期滿後結束營業。【註2】

電影院紛紛倒閉並非香港的獨有現象,在作為電影大國的美國,同樣難逃厄運。根據英國一家研究機構統計,目前美國的影院銀幕總數為36,400,比2019年減少12%。世界最大的影院公司AMC娛樂,從2019年開始就陸續關閉了169家影院,雖然疫情之後又增加了60家,但是規模遠比疫情前要小。至於全球第二大連鎖影院巨頭Cineworld,也關閉了接近15%的影院。

影院頭號勁敵

衝着戲院而來的最大對手,無疑是Netflix、Disney+等串流媒體。比起動輒花上百元購買1張門票,同樣是大概100元的串流服務月費,卻可換來豐富的電影、電視節目選擇,對於消費者來說自然更加划算。加上用戶可以舒舒服服地躺在自家沙發上,隨時隨意暫停播放或重播,不難理解為什麼愈來愈多人選擇串流服務來看電影。

無庸置疑,新冠肺炎來襲令影院市道雪上加霜。疫情期間本港戲院共停業267日,市民被迫呆在家中,通過串流媒體觀看電影電視。3年多下來,消費習慣逐漸改變。據《華爾街日報》報導,疫情前有60%的美國消費者認為,看電影應去戲院,疫後降至只有35%;同期選擇在家看電影的美國人,則由40%增至65%。【註3】

作為影院的合作方,電影製作公司亦轉投串流媒體的懷抱。荷里活各大電影製作公司為了既在院線大銀幕上賺足戲票,又想在串流媒體上分一杯羹,通常會在新電影發行的首90天,授予電影院獨家放映權。【註4】消費者如果迫不及待先睹為快,就只能花錢進戲院。等到這個影院獨家檔期過去了,串流媒體才可加以播放。

在串流媒體盛行的今天,獨家檔期對於影院的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然而疫情令所有影院停運,電影製作公司只好將影片直接在串流媒體上發行。儘管獨家檔期在疫後恢復,但大幅減半至只有45天。盈利窗口大大縮短之際,經營成本又告上升,經營影院生意可謂舉步維艱。

力挽狂瀾之道

影院能否贏過客廳沙發?雖然串流媒體優勢明顯,影院卻可提供無法取代的觀影體驗。如何放大這一強項,是影院能否打贏家中沙發的核心關鍵。比方說,影院的超大銀幕和震撼音效能讓觀影體驗全面升級。在影院總體經營困難的情況下,大銀幕IMAX加杜比音效卻逆勢增長。2023年IMAX的年收益上漲25%,達到2億1400萬美元,其全球(除中國內地)票房收入的市場份額也從2019年的1.7%升至2.1%。【註5】為了強化這一優勢,美國德克薩斯州具百年歷史的連鎖電影院B&B,甚至安裝了一塊寬7層樓、高4層樓的超大銀幕以及一塊270度的環形銀幕,讓觀眾完全沉浸在電影特效之中。

即便是座椅,也有不少影院想勝過家裡的沙發。為了提高觀影體驗,一些影院不惜重金設置可調整溫度和傾斜度的座椅,甚至有服務員端上餐飲,觀眾們一享眼福之餘,還能一飽口福。阿聯酋的連鎖影院Vox更提供和牛豪華大餐,讓看電影變成奢華享受。另有創新者,如在亞洲擁有連鎖影院的韓國公司CGV,不僅在電影放映中為觀眾帶來風雨以及氣味的4D體驗,還在放映前提供音樂、遊戲、餐飲一條龍服務,把觀影塑造成獨特文化體驗。

影院與客廳沙發能否握手言和

電影分類眾多,一個很簡單的標準就是片長。《經濟學人》分析了從荷里活的黃金年代1930年至今10萬多部在全球放映的電影,發現平均片長的增幅為32%,從1930年代平均1小時21分鐘增至2022年的1小時47分鐘。這種趨勢在熱賣的電影中尤其顯著;2022年IMDB網站的評分排名中,十大電影平均片長為2個半小時,足足比1930年代的十大電影長了50%。【註6】

對於觀眾來說,這樣的長片很難集中精力盯着家中的小熒幕一口氣看完,而斷斷續續地看又讓觀影體驗大打折扣。反之,影院的大銀幕配合好音效,若再提供附加服務,就足以吸引消費者步出家門,走進影院,好好享受電影時光。電影製作公司的這種加時策略,在2019年漫威電影《復仇者聯盟:終局之戰》中取得豐厚回報。這部長達3小時的超級英雄電影成為2019年票房冠軍。近期北美電影票房排行榜就有不少這類長片,其中包括長達3小時的2024年奧斯卡最佳影片《奧本海默》。

這意味著電影院和串流媒體可以針對不同影片細分市場:影院專門放映長片或大製作,串流媒體則主攻其他類型的作品;各有側重,和氣收場。

影院應為跳出舒適圈另謀對策

上電影院和在家看戲還有一個很大的不同,就是在影院內和朋友或陌生人坐在一起,這就使得影院有可能成為社交娛樂的場所。影院不妨跳出電影的局限,另闢蹊徑。比如AMC影院正在考慮直播美國欖球聯賽;美國連鎖電影院B&B不僅貼心地為小朋友提供遊樂場地,還為大人提供保齡球、攀岩、匹克球、酒吧以及舉辦私人宴會的場所。其他影院為了鼓勵單身男女入場,甚至在放映前的等待時間組織配對約會活動,讓害怕一個人看電影的年輕人多了一個走進影院的理由。

電影院PK客廳沙發的大戰尚未結束。戲院如果不想舉手投降,只能變陣迎戰,由「觀影場所」打造成「升級體驗的休閒社交場所」,方能有望在這場沒有硝煙的戰役中收復失地。

 

註1:https://www.hk01.com/%E7%A4%BE%E6%9C%83%E6%96%B0%E8%81%9E/1015167/%E6%88%B2%E9%99%A2%E7%B5%90%E6%A5%AD-%E7%96%AB%E6%83%85%E8%87%B3%E4%BB%8A16%E9%96%93%E5%80%92%E9%96%89-ua%E5%85%A8%E7%B7%9A%E8%90%BD%E5%B9%95-%E5%8C%97%E4%B8%8A%E6%BD%AE%E6%AF%94%E9%98%B2%E7%96%AB%E6%8E%AA%E6%96%BD%E6%9B%B4%E5%85%87

註2:https://www.hk01.com/%E9%9B%BB%E5%BD%B1/1084551/%E9%AB%98%E5%85%88%E9%9B%BB%E5%BD%B1%E9%99%A2%E7%AA%81%E5%82%B3%E6%BB%BF%E7%B4%84%E5%BE%8C%E7%B5%90%E6%A5%AD-%E6%9C%89%E8%82%A1%E6%9D%B1%E6%9B%BE%E8%A1%A8%E7%A4%BA-%E7%94%9F%E6%84%8F%E5%94%94%E4%BF%82%E4%B8%8D%E5%A5%BD-%E8%80%8C%E4%BF%82%E5%B7%AE

註3:“How going to the movies is changing, in charts,”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August 6, 2024.

註4:“Movie-theater industry pain intensifies even as pandemic eases,”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April 4, 2023.

註5:“Cinemas may be dying. But IMAX and the high end are thriving,” The Economist, February 28, 2024.

註6:“Why films have become so ridiculously long,” The Economist, October 14, 2023.

范亭亭
港大經管學院市場學首席講師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五年一月二十二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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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rrival of the Trump 2.0 Era

特朗普2.0啟幕

 

還有五天,便是特朗普2.0時代的正式開始。8年前,特朗普以半冷門姿態在大選中贏了希拉莉,在缺乏政壇經驗下登上總統寶座。就職典禮後,他還在着意於出席人數的多少。然而,這次他卻有備而來,當選後迅即組成內閣,並高調地提出一些將要推出的政策,如高關稅和擴張領土等。

他同時又接見多位外國領導人及大企業總裁,海湖莊園一時冠蓋雲集,重要人物絡繹不絕,一番未就任已指點江山的氣象,無視現任總統拜登。特朗普的得力助手馬斯克亦不甘後人,公然稱德國總理肖爾茨為蠢才,並公開支持極右的另類選擇黨。他又和一些政客盤算如何在英國下次大選前促使現任首相工黨的施紀賢下台,似乎在幫助特朗普成功競選後,愛上了造王者(kingmaker)的角色。這些出位的言行,預告了未來數年的國際風雲變幻。

特朗普2.0的政策目的仍然是「讓美國再次偉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MAGA),做法是「美國優先」(America First),政策範圍則包羅甚廣。美國甚為保守的智庫傳統基金會(Heritage Foundation)在2023年出版了「2025計劃」(Project 2025)報告,詳細列出不同範疇的政策執行方向。這份長達900頁的報告,有100多個保守主義機構和一些前特朗普政府的官員參與,雖然特朗普口口聲聲說報告和他無關,但可說代表了保守派主流思想。2016年特朗普競選總統時傳統基金會也有類似報告,並認為特朗普首兩年任期內已跟隨該報告的64%建議。

在經濟領域上,特朗普2.0比較確實的政策範圍包括減稅、減少貿易逆差和減少進入美國的移民。特朗普於2017年成功在國會通過「減稅及職位法案」(Tax Cuts and Jobs Act),但其中多項條款只是臨時的,將於本年底失效。若沒有進一步的立法行動,稅率便會在年底回升至之前的水平。

特朗普一方面希望有關的低稅率可以持續,另方面亦想進一步減稅。上述的「2025計劃」的建議是將現有稅率推倒重來,新的個人所得稅分15%30%兩種,企業所得稅則減至18%。有批評指出,這會增加低收入人士和減少高收入人士的稅務負擔,增加了稅後收入分配的不均。由於共和黨掌控了參眾兩院的多數,成功減稅的機會比較大,會為美國經濟帶來正面的刺激作用,同時也會提高美國企業的競爭力。

 

大削政府開支勢添民怨

 

另一方面,特朗普2.0亦計劃削減聯邦政府的財政開支,提高政府部門的效率。馬斯克曾經稍為隨意地提到,會減少政府開支2萬億元(美元下同),但這難以實現。在去年9月結束的財政年度,美國政府開支為6.75萬億元,2萬億元即佔總開支的30%。再看看開支中必須支付的,包括社會保障、醫療和國債利息,已達4.13億萬億元。餘下的再減2萬億便只有0.62萬億,連該年度的國防開支也不足,更無經費用於教育、基礎建設、退伍軍人福利等多個社會民生項目。當然,若要節省2萬億,肯定會影響政府運作和引發民怨。

特朗普2.0的減稅規模和幅度有多大仍未清楚,但無論如何,都會進一步增加美國國債。即使包括多次提及的對外國產品增加徵收關稅所得的財政收入,亦難以抵消削減所得稅的財赤效果。基於美元的「囂張的特權」(exorbitant privileges),美國政府已習慣了對財赤和國債的持續上升視若無睹,只要去美元化還未認真地打擊到美元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的核心地位,美國兩黨仍會繼續透支未來。

特朗普及其顧問團隊常認為進口是給外國賺自己的錢,美國的貿易逆差是外國找美國的便宜。要減少貿易逆差,一是徵收關稅,另一是從匯率入手,迫使外國貨幣升值,兩者都會增加美國消費者購買外國產品的美元價格,減少他們的進口。但關稅可以選擇性地加於某些特定商品,因而也是制裁外國或保護本地產業的手段。

特朗普早前曾揚言要對中國產品加徵60%關稅和全球其他國家產品10%甚至20%的關稅,其後又以25%關稅威脅加拿大和墨西哥,要它們限制芬太尼和非法移民進入美國,最近又說以100%關稅對付那些要去美元化的金磚國家。要控制巴拿馬運河和格陵蘭島,也用關稅威脅巴拿馬和丹麥。

對眾多外地徵收大幅關稅,無異於減少外貿,趨向孤立主義,同時外國亦會還以顏色。全球分工已落實到零部件的層面,特朗普的多方面關稅容易誤中副車,亦會如迴力鏢般害人害己。到頭來美國的貿易或會趨向平衡,但那只是貿易收縮下的平衡,貿易帶來的增值皆付諸東流。首當其衝的美國企業或會進行多方面的游說,或以各種理由爭取豁免貿易限制,甚至因為競爭力不足而退出市場。估計美國會在特朗普2.0開始時對一些國家選擇性地加徵關稅,但稅率不會如傳聞般高。

在目前的環境下,美國難以迫使外國貨幣升值。一來面對美國的高關稅,正是需要讓貨幣貶值來抵消關稅,將貨幣升值就如送羊入虎口。二來目前全球眾多經濟體都處於增長疲弱情況,貨幣升值是倒行逆施。這情況和1985年的廣場協議時不同,當時的日本經濟如日中天,每每威脅着美國的領先地位,有條件讓日圓升值。當然,日本央行隨後的誤判和無效的政策,導致經濟呆滯多年,但那是後話。

 

加徵關稅將推高美國物價

 

反過來說,美國是否可以單方面讓美元貶值來促進出口?首先,直接影響美元匯價的是聯儲局的貨幣政策。在現有制度下,聯儲局毋須聽命於白宮。此外,美國的貨幣政策目標是2%的通脹率和最高就業的雙重使命,沒有匯率目標的考慮。換句話說,聯儲局實施貨幣政策,一貫以來都不是要調控美元匯率。若特朗普硬要更改貨幣制度的安排,自然會給美元及美元資產市場添上濃厚的不確定性和不透明性,美元亦會自然貶值,但此舉破壞性很大。

過去幾個月美國的通脹率似乎有很大黏性,雖然通脹率不很高,但遲遲未接近2%的目標,聯儲局減息的步伐也慢下來,似乎短期內改變不大,特別是特朗普2.0若真的加徵關稅,也會推高美國物價。

以特朗普唯我獨尊的性格,大概無論美國經濟如何如他所願,亦不會是他心目中的MAGA,因為世界上有一個足以與美國抗衡的中國,這也是他在2018年開始啟動貿易戰打擊中國的原因。然而美國並沒有贏得貿易戰,甚至在不同準則下都敗下陣來。隨後拜登政府對中國的多方面打壓都不成功。

如今特朗普再度上台,為了增加勝算,便巧取豪奪地增加美國的資源。主要是土地,和隨之而來的物資和戰略位置,於是有了特朗普2.0的啟幕,國際政治一下子回到二戰前的亂局。也許戰後的80年是歷史的偏差,規則制定者最終也是規則破壞者。

一個被法庭定罪的重犯(convicted felon),曾經在4年前挑動政變、兩次被國會彈劾、謊話連篇的政客,可以第二度登上全球最高權力的位置,應該是超乎政治學倫理和想像的異數,但特朗普2.0並非個人現象,在他後面有7700多萬投票給他的美國選民,以及眾多攀附的政客、資本家和科技巨頭。歷史不會終結。

 

陸炎輝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榮譽副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五年一月十五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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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rrival of the Trump 2.0 Era

特朗普2.0啟幕

 

還有五天,便是特朗普2.0時代的正式開始。8年前,特朗普以半冷門姿態在大選中贏了希拉莉,在缺乏政壇經驗下登上總統寶座。就職典禮後,他還在着意於出席人數的多少。然而,這次他卻有備而來,當選後迅即組成內閣,並高調地提出一些將要推出的政策,如高關稅和擴張領土等。

他同時又接見多位外國領導人及大企業總裁,海湖莊園一時冠蓋雲集,重要人物絡繹不絕,一番未就任已指點江山的氣象,無視現任總統拜登。特朗普的得力助手馬斯克亦不甘後人,公然稱德國總理肖爾茨為蠢才,並公開支持極右的另類選擇黨。他又和一些政客盤算如何在英國下次大選前促使現任首相工黨的施紀賢下台,似乎在幫助特朗普成功競選後,愛上了造王者(kingmaker)的角色。這些出位的言行,預告了未來數年的國際風雲變幻。

特朗普2.0的政策目的仍然是「讓美國再次偉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MAGA),做法是「美國優先」(America First),政策範圍則包羅甚廣。美國甚為保守的智庫傳統基金會(Heritage Foundation)在2023年出版了「2025計劃」(Project 2025)報告,詳細列出不同範疇的政策執行方向。這份長達900頁的報告,有100多個保守主義機構和一些前特朗普政府的官員參與,雖然特朗普口口聲聲說報告和他無關,但可說代表了保守派主流思想。2016年特朗普競選總統時傳統基金會也有類似報告,並認為特朗普首兩年任期內已跟隨該報告的64%建議。

在經濟領域上,特朗普2.0比較確實的政策範圍包括減稅、減少貿易逆差和減少進入美國的移民。特朗普於2017年成功在國會通過「減稅及職位法案」(Tax Cuts and Jobs Act),但其中多項條款只是臨時的,將於本年底失效。若沒有進一步的立法行動,稅率便會在年底回升至之前的水平。

特朗普一方面希望有關的低稅率可以持續,另方面亦想進一步減稅。上述的「2025計劃」的建議是將現有稅率推倒重來,新的個人所得稅分15%30%兩種,企業所得稅則減至18%。有批評指出,這會增加低收入人士和減少高收入人士的稅務負擔,增加了稅後收入分配的不均。由於共和黨掌控了參眾兩院的多數,成功減稅的機會比較大,會為美國經濟帶來正面的刺激作用,同時也會提高美國企業的競爭力。

 

大削政府開支勢添民怨

 

另一方面,特朗普2.0亦計劃削減聯邦政府的財政開支,提高政府部門的效率。馬斯克曾經稍為隨意地提到,會減少政府開支2萬億元(美元下同),但這難以實現。在去年9月結束的財政年度,美國政府開支為6.75萬億元,2萬億元即佔總開支的30%。再看看開支中必須支付的,包括社會保障、醫療和國債利息,已達4.13億萬億元。餘下的再減2萬億便只有0.62萬億,連該年度的國防開支也不足,更無經費用於教育、基礎建設、退伍軍人福利等多個社會民生項目。當然,若要節省2萬億,肯定會影響政府運作和引發民怨。

特朗普2.0的減稅規模和幅度有多大仍未清楚,但無論如何,都會進一步增加美國國債。即使包括多次提及的對外國產品增加徵收關稅所得的財政收入,亦難以抵消削減所得稅的財赤效果。基於美元的「囂張的特權」(exorbitant privileges),美國政府已習慣了對財赤和國債的持續上升視若無睹,只要去美元化還未認真地打擊到美元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的核心地位,美國兩黨仍會繼續透支未來。

特朗普及其顧問團隊常認為進口是給外國賺自己的錢,美國的貿易逆差是外國找美國的便宜。要減少貿易逆差,一是徵收關稅,另一是從匯率入手,迫使外國貨幣升值,兩者都會增加美國消費者購買外國產品的美元價格,減少他們的進口。但關稅可以選擇性地加於某些特定商品,因而也是制裁外國或保護本地產業的手段。

特朗普早前曾揚言要對中國產品加徵60%關稅和全球其他國家產品10%甚至20%的關稅,其後又以25%關稅威脅加拿大和墨西哥,要它們限制芬太尼和非法移民進入美國,最近又說以100%關稅對付那些要去美元化的金磚國家。要控制巴拿馬運河和格陵蘭島,也用關稅威脅巴拿馬和丹麥。

對眾多外地徵收大幅關稅,無異於減少外貿,趨向孤立主義,同時外國亦會還以顏色。全球分工已落實到零部件的層面,特朗普的多方面關稅容易誤中副車,亦會如迴力鏢般害人害己。到頭來美國的貿易或會趨向平衡,但那只是貿易收縮下的平衡,貿易帶來的增值皆付諸東流。首當其衝的美國企業或會進行多方面的游說,或以各種理由爭取豁免貿易限制,甚至因為競爭力不足而退出市場。估計美國會在特朗普2.0開始時對一些國家選擇性地加徵關稅,但稅率不會如傳聞般高。

在目前的環境下,美國難以迫使外國貨幣升值。一來面對美國的高關稅,正是需要讓貨幣貶值來抵消關稅,將貨幣升值就如送羊入虎口。二來目前全球眾多經濟體都處於增長疲弱情況,貨幣升值是倒行逆施。這情況和1985年的廣場協議時不同,當時的日本經濟如日中天,每每威脅着美國的領先地位,有條件讓日圓升值。當然,日本央行隨後的誤判和無效的政策,導致經濟呆滯多年,但那是後話。

 

加徵關稅將推高美國物價

 

反過來說,美國是否可以單方面讓美元貶值來促進出口?首先,直接影響美元匯價的是聯儲局的貨幣政策。在現有制度下,聯儲局毋須聽命於白宮。此外,美國的貨幣政策目標是2%的通脹率和最高就業的雙重使命,沒有匯率目標的考慮。換句話說,聯儲局實施貨幣政策,一貫以來都不是要調控美元匯率。若特朗普硬要更改貨幣制度的安排,自然會給美元及美元資產市場添上濃厚的不確定性和不透明性,美元亦會自然貶值,但此舉破壞性很大。

過去幾個月美國的通脹率似乎有很大黏性,雖然通脹率不很高,但遲遲未接近2%的目標,聯儲局減息的步伐也慢下來,似乎短期內改變不大,特別是特朗普2.0若真的加徵關稅,也會推高美國物價。

以特朗普唯我獨尊的性格,大概無論美國經濟如何如他所願,亦不會是他心目中的MAGA,因為世界上有一個足以與美國抗衡的中國,這也是他在2018年開始啟動貿易戰打擊中國的原因。然而美國並沒有贏得貿易戰,甚至在不同準則下都敗下陣來。隨後拜登政府對中國的多方面打壓都不成功。

如今特朗普再度上台,為了增加勝算,便巧取豪奪地增加美國的資源。主要是土地,和隨之而來的物資和戰略位置,於是有了特朗普2.0的啟幕,國際政治一下子回到二戰前的亂局。也許戰後的80年是歷史的偏差,規則制定者最終也是規則破壞者。

一個被法庭定罪的重犯(convicted felon),曾經在4年前挑動政變、兩次被國會彈劾、謊話連篇的政客,可以第二度登上全球最高權力的位置,應該是超乎政治學倫理和想像的異數,但特朗普2.0並非個人現象,在他後面有7700多萬投票給他的美國選民,以及眾多攀附的政客、資本家和科技巨頭。歷史不會終結。

 

陸炎輝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榮譽副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五年一月十五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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